国际金融贸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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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贸易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从金融层面传导到实体经济层面，进而演变为金融危机，危机的国际传导效应增大了全球经济的风险，国际经济形势更趋复杂。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出口贸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文章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美国金融危机概述
自2007年下半年起，美国开始爆发次贷危机。继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濒临破产被摩根大通收购之后，2008年10月初，美国政府宣布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两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2008年10月中旬，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美国的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向美联储寻求短期融资支持。至此，在美国资本市场前五大投资银行当中，仅有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两家公司幸存下来，且也摇摇欲坠。美国出现的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增长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引发了全球经济全面衰退。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把这次危机称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也认为，世界正面临罕见的“全球金融危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实体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并向世界扩散，将不可避免地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从而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中美两国是交往甚密的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美两国间贸易发展迅速，发展势头良好。目前，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对象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市场，美国市场在我国的出口市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金融危机已经使得美国经济衰退，引起了美国消费疲软，消费的抑制不可避免要影响到我国对美的出口，从而影响我国整体的出口贸易情况。
1.美国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出口增长趋缓。我国是一个对外依存度较大的国家，对美国出口和对美国经济的依赖较大。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和对美出口贸易的依存程度都有所提高，其中出口依存度每年高于20％，对美出口贸易的依存度（2001－2007年）七年平均为6.72％，已经逐步形成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国民财富大幅缩水，信用规模急剧收缩，使得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减少。而美国个人消费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样由次贷危机演变而成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减速，产出和需求下降，由此引起的私人消费、公司开支以及产出的下降导致美国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外市场进口的消费品、资本货物、农矿产品以及其他原材料减少。金融危机还影响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从而减少当前消费。据测算，美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就会下降5％～6％。目前美国消费者对就业市场以及薪酬的预期都比较悲观，而信贷紧缩和就业市场的恶化使美国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感到担忧。据2008年3月25日美国经济咨询商会报告显示，2008年3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继续下降，从2008年2月份的76.4降低至64.5，远低于市场预期的73.3，是2003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预计未来就业机会减少的人数，由28％增至29％；而消费者对于收入水平的预测，同样并不乐观，认为收入会增长的人数，从18％下降到14.9％。而我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是消费品，美国政府的一些数据已经表明，美国消费者在购买必需品方面已经紧缩开支。消费和进口需求的下降，必然导致对我国产品需求增长速度放慢。据海关统计，2008年1－11月，我国对美出口2330.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增速回落了5.6个百分点，低于同期我国出口总体增速9.7个百分点。
以上是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直接影响。如果考虑到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我国出口贸易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
2.美国金融危机使得国外加大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力度。金融危机已经导致美国经济增长趋缓，失业率上升。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和美国贸易逆差高居不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更加频繁。虽然美国一直倡导自由贸易，但当其利益受损时，往往就会违反自由贸易的规则，以“公平贸易”代替“自由贸易”。这样各种名义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将纷纷出笼。同时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放缓，导致美国“需求内部化”的微观要求不断增强，这也使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持续抬头，对中国设立更多的贸易壁垒，这一切便构成我国食品、机电产品、纺织品和服装以及玩具鞋类对美出口的障碍。比如，前一段时间，美国不断炒作我国玩具、牙膏、水产品、轮胎、宠物食品等产品的安全问题，限制对我国有关产品的进口，严重损害我国产品的国际声誉和相关出口企业的利益。在对待我国输出的纺织品上，为了移植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美国除了压价之外，还通过抬高技术测试标准等非价格手段极力将市场风险转嫁给我国纺织出口企业，如故意提高产品测试标准，有些标准明显超出我国企业能力范围，从而制造出大量“不合格”产品，客户先“勉强”接受，一旦日后因产品品质问题而滞销、退货，就将全部责任推给我国出口企业，这种技术性软条款，给我国纺织业带来巨大的压力和订单风险。
这些便是美国加大贸易保护主义力度的很好的例证。另外，美参众两院还相继出台针对我国汇率问题的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对通过“汇率失调”而获取对美国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进行制裁。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壁垒有进一步政治化的趋势，对华经贸政策将更趋强硬。除了美国加大贸易保护主义力度以外，其他国家也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不稳，为转移国内经济和舆论的压力，也利用我国出口的个别产品的安全问题大做文章，借此打压中国的商品出口。
这些都显示，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已经让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针对我国商品的贸易壁垒或会层出不穷。在美国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外贸出口会遭遇到更多的艰险。3.美国金融危机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增长乏力，为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弱势美元的汇率政策，这样，美联储不断降低利率，美元不断走软。美联储的降息政策导致人民币和美元利率出现倒挂，使得人民币和美元息差进一步拉大，从而导致美元资本持续流入我国市场，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而推动人民币对美元加快升值。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我国商品的出口。由于人民币升值，我国企业出口的商品按美元计算的价格会上升，这样便降低了我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从而导致我国出口的下降。另外，在金融危机下，美元走软还影响了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价格，比如原油、铁矿石等，使得这些商品的价格都出现了大幅度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一些出口行业的生产成本。为了获得原先相同的利润水平，出口企业势必要提高价格，这样就减弱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的提高，也向其他国家包括我国输出了通货膨胀，加大了我国国内通胀的压力，促使我国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势必会影响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出口企业的融资，从而影响其出口。
三、化解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对策
面对美国金融危机给我国出口贸易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应该积极应对，采取一些措施来消除或减轻这种消极影响。
1.优化出口市场结构，积极开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场。我国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美国等贸易大国，一旦这些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我国的出口都会受到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调整出口市场，尽快优化出口市场结构，积极开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场，这是目前最主要的办法，而且，调整的步伐要在稳健中尽量加快。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同时，也要大力开拓新的市场。2008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对美国出口的下降，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市场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所消化了。
放眼全球，近年来，拉丁美洲、南亚、南非、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这些市场拥有巨大商机，进口需求也越来越大，值得我国外贸出口企业更加关注，把这些市场作为自己较好的出口市场加以考虑，适时调整自己的出口市场。因此，要缓解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造成的压力，就应该摆脱单一的贸易依赖，考虑更加广阔的出口渠道。只有通过优化出口市场结构、积极开拓多元化的出口市场来拓宽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空间，增加贸易渠道，才能分散我国出口过度集中少数发达国家的风险。
2.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美国需求萎缩等因素共同作用的背景下，外贸出口企业可以把低附加值的订单进行跨地区转移，从沿海发达地区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以进一步降低成本；还可以把订单向一些关税政策优惠的国家转移，享受与所在国企业同等市场待遇，以获得资源、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另外，出口企业还可以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平台，降低贸易成本，从而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在美国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外买家为了减少一些成本支出，势必会减少商务旅行和参加展会的数量，进而更依赖电子商务平台进行采购。这给我国的外贸出口企业提供了一次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的契机。通过电子商务直接与外商面对面交易，不仅可以减少交易环节、降低贸易成本，还增加了拼单的胜率。
3.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我国的出口产品必须围绕世界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加速升级换代，紧跟当今世界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潮流，力争在外贸增长途径上实现新跨越和新突破，彻底摆脱资源、技术的束缚，使产品结构往中高档方向调整，坚持不懈地推动企业加大创新和研发的投入与力度，由产业链中利润最低的加工环节向高端发展，向设计、研发、品牌、服务、营销等环节延伸，提高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赢利空间和整体竞争力。
4.继续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力度。我国应继续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力度，鼓励和支持国内企业以多种手段开拓国际市场，不要局限于单纯以贸易方式来扩大出口。毕竟单纯以贸易方式扩大出口的作用比较有限，并极易引起反倾销、反补贴等限制措施，增加贸易纠纷。目前，以投资带动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因此，我们要鼓励相关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以到国外投资等多种方式来扩大我国的出口。
综上所述，面对美国金融危机，我们既要清醒认识到它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严重性,又要进行理性的分析，积极采取对策。把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白明.次贷危机波及我国外贸发展[J].经贸观察，2008（3）
2.陈雨露，庞红，蒲延杰.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J].中国金融，2008（4）
国际金融贸易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元贬值，在各国经济都受到很大损失之时，中国的经济却没有受到很大影响，这些充分说明了人民币国际化是顺应国际潮流的，同时也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的。
关键词 金融危机 人民币自由兑换 人民币国际化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
（一）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人民币自由兑换是指人民币持有者可以自由将其兑换成另一种货币，政府不对这种兑换做任何限制，包括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目前，我国已完成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人民币国际化必须推动资本账户开放，但同时要考虑到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开放的条件已经成熟。
1．抵抗外部危机的能力大大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竞争力得到大大提高，这对我国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且，我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这些都使我国抗击外部冲击的能力得到提高。
2．以货币进行对等资本账户开放，不存在外部风险
货币进行对等资本账户开放的含义是两国允许对方使用本国货币进行结算、投资，双方银行可开立、接受对方货币的保函、信用证和对外担保，不必使用第三方货币。在国际上，如果允许货币在双方进行贸易结算、投资股票和债券，就可以避免美元的使用，这样就可以推动本币国际化，实现资本账户开放，而且，又没有风险。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视点
（一）创立离岸金融市场
离岸金融市场，又称欧洲货币市场，使非居民在筹措资金和运用资金方面不受所在国国内的外汇限制和金融法规的约束，从而进行自由交易的一种市场。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可以促进本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从而提高本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间接的推动了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目前，我国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条件已具备：
1．我国有明显的地理优势
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海陆空交通便利，融资环境良好，且我国是地处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大国，是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很大潜力。
2．经济实力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开放程度高，在国际金融市场获得了一席之地，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从而抵抗外部市场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强，降低了遭受风险的可能性。
3．我国金融制度和金融机构不断深化，国内聚集越来越多的有经验的金融人才，促使我国国内市场日臻完善
（二）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
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简单的说，就是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发生业务时以人民币结算，而无需采用国际储备货币进行结算。中国顺应这次危机的潮流，把握契机，为人民币国际化走出了重要的一步棋子―实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
1．以人民币周边化推动人民币区域化
中国首先在东盟邻国推行人民币的举动是很明智的，越南、柬埔寨等国的资本市场都欠发达，无论是美元、欧元还是人民币，对他们来说都很难对冲货币风险，况且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同时中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向来友好，这就使人民币在这些周边国家推广多了一个筹码。当前中国经济态势运行良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抵消人民币尚未完全自由兑换的劣势。
人民币周边化是人民币区域化的基础，我们以同心圆的方式扩大人民币的结算范围，加强同周边地区的金融贸易合作，以人民币周边化推动人民币区域化。
2．以人民币区域化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对中国来说，人民币区域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首先，中国虽是经济大国，但还没有成为像美国那样的经济强国，还不能实现一步到位，主观上要求区域化；其次，加强与区域里的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可以增强本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从而提高在国际市场中的经济地位和威望，客观上要求区域化；最后，人民币可以通过区域化对最终实现国际化进行探究，避免因盲目国际化而遭受外部冲击。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途径选择
（一）美元式路径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信用货币制度，美国在国际中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使其获得了霸权地位，美元凭借美国这一霸权地位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中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因此说，美元的国际化是由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二）欧元式路径
欧元是一种几乎与美元相提并论的国际货币，欧元是典型的按照由区域化向国际化演进这一过程发展而来的，是当时欧盟在欧共体范围内发行的一种共同货币，之后在国际范围被普遍接受。
（三）日元式路径
日元的国际化是相当曲折的，是通过货币可兑换的若干阶段实现其国际化进程的，是由日本国内的经济基础和地域经济所决定的，大部分新兴国家正在按照这一路径完成其货币的国际化。
以上这些国际货币的演进过程值得我们借鉴，任何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取决于一国经济国际化水平程度，虚拟经济最终还是依赖于实体经济，脱离经济国际化而谈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切实际的。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是漫长的，我们要不断为其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努力缩短这一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李长江.人民币迈向国际化的道路.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2]杨素芳.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
[3]毕颖娟.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与途径选择.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5(2).
国际金融贸易论文范文第3篇
一、课程设计
课程设计是金融学教学发展的基础，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课程设计。
(一)增加金融学微观方面的内容
在金融学教学中，注重对宏观金融学的研究，在微观金融学方面比较不受重视。这与我国金融体系管制有很大的关系，因此，金融运行的绩效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制度、政策等宏观因素，在金融学课程设置上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倾向于宏观理论方面忽视对微观层面的教学。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领域的不断扩展和延伸，微观层面的金融学理论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要求我们要转变教学理念，及时把金融学的微观内容加入到教学之中。在金融学课程设计时，加大微观理论的内容的同时，还要注意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的相结合，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宏观理论的地位。把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合理调节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
(二)强调课程内容国际化
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趋势，在金融领域更是如此。金融人才的培养不仅要适合国内的经济发展需要，更需要参与到全球经济发展中。只有这样才能经济发展中真正培养出人才。所以金融学课程设计要增加国际金融学的内容，比如基本的国际金融理论和业务知识，包括已有的国际金融、外汇业务、对外结算等课程。此外，在国际规则方面的知识，如国际经济法、国际惯例、主要国家的金融法律、国际性金融贸易组织及其运作等；国际交流方面，如主要国家金融业传统、文化传统、经济外交军事政策、国际交往礼仪、国际谈判学等等，这些都应该成为金融学的教学内容，扩大金融学教学的国际视野。
(三)实现金融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金融活动通常以数理模型为基础，这就需要金融学专业的学生掌握数理知识，否则在今后的工作中很难进行新型金融工具的设计和开发。除与数学关系较为紧密外，金融业务的信息化也是金融发展的趋势，这要求金融专业的学生要掌握信息管理和计算机技术。因此，课程设计时就要注意金融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促进金融理论的转化成为市场所需的技术，促进金融的发展。
二、教学手段的现代
教学现代化，尤其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已经成为学校教学的常规手段。在金融教学中要更好的利用多媒体等方式创新教学手段，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教学手段的现代化不仅是脱离原始的“黑板粉笔”教学，利用计算机制作课件，而是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发掘金融学教学的潜力。比如，建立金融实验室。利用计算机、多媒体设备及相关的软件配套设施，比如银行软件、证券软件等进行实践教学。金融实验室可以真实地模拟现实市场环境，给学生提供真实的股票、期货交易环境。金融实验室学生还可以通过互动式操作逐步熟悉现实保险公司的实际工作流程。这些都可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提高学生的金融业务技能。在现代化教学中要充分利用网络的便捷性和资源的丰富性，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满足学生对信息的需求，鼓励学生在利用网络资源，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此外，金融教学还应该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多形式的开展实践教学提高金融学微观理论的教学效果。实践性教学可以通过建立校外实训基地、与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等开展合作等实现。也可以开展金融模拟投资竞赛和金融热点问题辩论赛、组织专家讲座、创办自己的金融学术报刊。
三、教材建设
教材建设是教学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现行的金融学教材偏重与理论，对实践的部分重视不够。这不仅不利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而且还会降低实践教学的实施效果。所以在教材建设中要注重理论内容与实践内容之间的平衡关系。此外，在教材建设上要注意吸收国内外的先进理论成果，将其及时地补充进教材中去。此外，在教材建设中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教材建设应与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相结合
教材建设要与师资建设同步，这样才能保证教材建设能够确实起到作用，发挥出提高教学质量的效果。在师资力量建设中，要对教师进行评估，尤其是对教师的知识结构进行评价。通过评价，对教师的业务水平给予全面了解，从而制定有针对性对方案来提高教师水平。除此之外，学校还应针对教材就教师的不足之处及时发现，对教师进行培训、业务交流等来提高教师的素质，以便能够与教材同步。在教师队伍建设上，要根据学校的规划，也要根据教材的适应性，有针对性地发展。此外，教师队伍建设紧跟时展，金融学理论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快，要求教师具备较新的理论知识，同时具备合理的理论结构，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在教师培养上，要切实制定教师培养计划，通过进修、培训、参与课题等方式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通过科学的考核奖惩办法优化教师队伍。对教师的培养不仅是要从制度上安排，促进他们自身的提高，学校也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学环境为他们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教师队伍的良性发展。
(二)教材建设需与提升网络教学环境相适应
教材建设立体化才能有助于提高多媒体等网络技术的使用。所谓教材立体化就是在一整套教材建设中，包括核心教材、课程说明、课程大纲、学习指导、学习要点、重要概念、问题解答、活动建议、教学案例、教学图片、实验实训指导、在线课堂、复习题库、课程试卷、政策法规、参考文献、专业期刊、相关网站等在内的一体化设计、多种媒体有机结合的课程立体化教材。通过教材的立体化建设有效利用网络教学的先进条件。
(三)教材要注重实践内容与实践课的一致性
金融学人才培养的重点是应用型人才，需要他们能够对金融市场做出敏锐判断，对市场业务能够熟练操作。所以在金融学教材的建设中，需要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材的实践内容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最佳手段，是纯粹的实践教学的基础。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更好的进行实践课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在教材实践课程的设计上要注重与纯粹的实践课的衔接，保持二者的一致性。同时，在教材实践课的设计上要教材结构“模块化”，重点突出，层次分明。使用时可以将银行、证券、理财等内容进行模块式的剪裁，拼接成不同类型的知识模块，便于选择性组织教与学，使教材更加实用、适用，职业特点更加突出。此外，在金融学考核方式方面要多元化，根据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的特点，进行多元化实践教学的考核与评估，改变过去以笔试考试为主的考核方式。例如，对于课内实践，可以按照考查方式进行考核；对实践环节，比如商业银行业务实践、认识实习、专业实习之类，采取撰写实验报告、研究报告、论文写作、答辩等方式来考核。
四、结束语
国际金融贸易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国际合作原则;国际环境合作;途径;主权
一、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及有关规定
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是《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和《里约宣言》。
《联合国》的序言宣布各成员国为促成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要“力行宽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第一条死三款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为“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
《人类环境宣言》第7条规定:“种类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因为它们在范围上是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为它们影响共同的国际领域,将要求国与国之间广泛合作和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以谋求共同的利益。”此条款尤其强调为实现环境目的,需要共同的努力,即“为筹措资金以支援发展中国家完成它们这方面的责任所需要进行的国际合作”。第22、24、25条都有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
《里约宣言》中,有9项原则规定了加强磋商、合作的内容。其中有的是重申《人类环境宣言》的有关内容,是它的具体化。如原则24,关于战争破坏问题,规定各国“应遵守国际法关于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规定,并按必要情况合作”最后一项原则明确规定:“各国和人民应诚意地本着伙伴精神合作”,将这一基本原则概括升华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国际合作原则的必然性
首先,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包括全方位,全因子,整体问题与局部问题交叉和互相促进,既有当前症状又有滞后效应等。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解决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能单独胜任的。
其次,国际社会由于在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国家所组成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这些差异导致了各国之间存在很多利益冲突,尤其是经济和正式利益的冲突,这就反感了各国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协调行动。各国唯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克服这些利益上的冲突,共同致力于国际环境的保护。
最后,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要求各国进行合作。国际合作是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的必要条件。唯有通过国际合作,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制定表现为各国之间的协调意志的国际环境法规则。所有国际环境法律文件的形成过程都是国际合作或经过斗争达到合作的过程。在合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和政治、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有效的实施国际环境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关系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增强,加之危机意识的增强、安全概念的扩展,使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权利分配问题敏感而又复杂,体现出一种无法形成“合力”的“离心”倾向,各国均有意强化政府职能,扞卫主权独立;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增多,而由此引发的公共问题——无论是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瘟疫流行、环境问题,都使国界形同虚设。这些问题单凭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努力是不能解决的,无论他们有多么强的实力。为了生存,国家之间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这些问题,他们由此产生一种“合力”。
三、国际合作原则的实施现状
(一)在环境问题上采取自扫门前雪的态度许多国家和地区不关心其他区域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整治只关心自己领域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环境治理上来,这样就导致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缓和的同时,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尖锐。这样全球和地区性的环境问题与矛盾也就往往通过发达和不发达区域显示出来。
(二)南北双方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排放了大量污染物,最终酿成了当今世界的重大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等全球环境问题,都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发达国家利用地球资源的人均数量高出发展中国家几十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发达国家理应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提供资金和技术。然而,多数发达国家非但没有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反而回避和推卸责任,甚至利用环境保护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就形成了南北之间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要分歧。
(三)南北双方环境权益的斗争异常尖锐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一直是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一种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分工、国际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斗争,特别是关于环境权益的斗争非常激烈。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将环境与发展割裂开来;利用环境保护干涉别国内政,要求各自放弃一些主权,尤其是在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国际环境合作上缺乏诚意。发达国家在上述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观点是与发展中国家对立的,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对此,发展中国家从促进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有效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出发,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
四、推进国际合作原则实施的途径
(一)推动全球环境法制化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的影响正在逐步加深,环境问题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面对环境安全对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国际社会已认识到环境问题不能停留在各种论坛上的一般性讨论,必须寻求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确保各国加强合作,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国际立法是一种强制性手段,无论哪一国家加入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他就在法律上承担了相关的义务与责任;否则,就要在政治上外交上蒙受国际社会的压力,或在国际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新的全球性、区域性和双边环境保护条约不断出台,领域不断扩大。国际环境法的迅速发展增强了国际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强制性,同时也对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二)开展环境问题上的南北对话和东西协商我们共享同一个地球,任何一个局部地区的环境恶化都会对全球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不发达国家在改善环境时遭遇到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的障碍时,发达国家基于历史和未来的考虑,应给予大力帮助。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环境治理基点的不同,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投资的边际成本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可见,从全球来看,环境保护和投资的重点应放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应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的各种努力。尽管在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始终存在争议,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环境保护领域特有原则的最终确立,使国际环境合作具有了更加灵活的实现方式。这一原则号召各国积极应对环境危机,克服环境合作中的分歧与困难以达成共识。
国际金融贸易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票号；金融中介；分工；交易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0-0030-07
清季至民初，山西票号盛极一时，享誉全国，是“20世纪以前中国最富盛名的银行”，控制着当时中国金融的命脉，也对中国近代经济产生过重要影响。鼎盛时期，山西票号的分庄不仅遍及全国23个省，而且远涉重洋开到了日本、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尽管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的美誉名副其实，但其相对于市场何以存在的原因却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在主流经济学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范式中，没有票号的存在空间；金融学领域的金融中介理论也无法解释“票号为什么存在”这一问题。因此，需要从新的角度对票号的本质进行解释。
一、山西票号的银行属性
一些学者认为，山西票号并非银行。如曾康霖坚称票号不是银行；[1]赵焕焱只承认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2]张亚兰也将票号和新式银行对立起来，她指出“清朝末期新式银行和外资银行出现后，票号在面临生存压力的情况下没有听从一些改革倡导者的建议将票号改为新式银行，最终走上了衰亡的道路。[3]而本文认为，票号与现代银行并无二致，从其主营业务与“bank”的中国译名源考即可见一斑。因此，本文有关票号本质的分析同样适用于银行。
1票号业务与现代银行的一致性
根据主流观点的界定，银行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办理汇兑等业务的金融机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曾经以是否向个人和家庭提供贷款作为区分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主要标志。《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称：“银行的典型业务顾客既是借款者又是存款者，且往往是同时的。”[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撰写的《金融学》认为，银行发挥着两大功能：吸收存款、发放贷款。[5]《现代汉语词典》（2005）对银行的定义是：经营存款、贷款、汇兑等业务的金融机构。
山西票号主要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三大业务，这与现代银行没有区别。以乔家字号大德通票号为例，其营业范围有存款、放款、汇兑三项。存款分往来存款与定期存款二种：前者是商家浮存，随市面之变化，临时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较市面利率为小；；后者则有定期一年者，亦有定期一、二、三、四、五、六月者，存户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息，须立一借据。存款利息比较低，一般是二、三厘，最多四、五厘。放款分信用放款与抵押放款二种：前者于放款时须立字据，亦有随市面习惯办理者，其日利随市面而定，定期者较高，活期者较低；后者抵押货物，须订立合同，执其凭单，验明货物，押品如系不动产，则须执其红契，并立字据，由承还保人垫还。。汇兑则有六种情况：同业对交交，各凭各信，不立字据，汇水随市面松紧，临时酌定；、迟票、除以兑期另加汇水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递加；兑条，手续于定汇之后，立一对条，齐中剪为二纸，汇款者持上半页，承汇者将下半页寄往所汇之地验兑，交条付银，即不找保立收据也可、信汇，各凭各信，字号对字号，下付人堂名，须得保付给，汇水随行市、汇票，凭票给付，汇水随行市、电汇，如用明电，见电后讨殷实承保用款，错则退款，如系各家之密电，用款手续亦与明电同，电费皆由汇款者出。[5]可见，从主营业务上看，大德通票号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商业银行，几乎没有区别。所以，海外学术界目前一般也将山西票号视为银行。例如，美国学者费正清说：“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在最上层信贷的转让，是由钱庄经手，这些钱庄集中于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小镇。山西银行常常靠亲属关系在全国设立分号，把款子从一个地方转给其他地方的分号，为此收取一些汇水”。[6]
2“Bank”译名源考：银行即是票号
从“Bank”传入中国并被翻译为“银行”的历史过程看，现代意义的“Bank”（银行）与票号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名称不同。在中国，最早介绍海外银行的是魏源。1847 年魏源在《》中介绍了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和其他的商业银行，还介绍了英国的债券、银行券以及银行存放款和汇总等业务活动。但是，魏源未提及“银行”两字，他把英文中的“Bank”翻译成“银局”。最早把“Bank”翻译成“银行”的是洪仁。他在《》中明确地倡导“兴银行”。他设想：“倘有百万家财者先将家资契式禀报入库，然后准颁一百五十万银纸，刻以精细花草，盖以国印国章，或银货相易，或纸银相易，皆准每两取息三厘，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也。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出入便于携带，身在万金而人不觉，沉于江河则损于一己而益于银行，财宝仍在也。即遇贼劫，亦难骤然孥去也。”[7]此后，在1868年出版的《华英字典》中，邝其照也把“Bank”译成了“银行”。据解释，按照汉字的字义，“银”是历代使用的贵金属货币，“行”比局和店的规模要大，所以。字典把经营货币业务而且规模较大的机构称之为“银行”。日本人原来把英文“Bank”译成日文时称“金馆”，那时日本的财相伊藤博文正在筹拟新式金融机构，见汉译的“银行”比日译的“金馆”更加妥当，也就采用“银行”的中译法，于是“银行”的名称就日益被推广起来了。而在当时，山西票号在海外的注册名就是“银行”，如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日本、朝鲜挂牌名为“合盛元银行”。
二、现有理论无法圆满解释票号的存在性
主流经济学中没有票号的存在空间，而金融学领域的金融中介理论也无法解释“票号为什么存在”这一问题。因此，需要从新的角度对票号的本质进行解释。
（一）漠视货币的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票号的存在性
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阿罗―德布鲁范式。从《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92）对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的介绍可以看出，该模型没有货币，也没有银行或者票号。撰写该词条的经济学家约翰•简纳科普咯斯（John Geanakoplos）说：“阿罗、德布鲁实际上将价格充当货币，从而使得货币作用明显化无意义，因为它对实际的配置毫无影响。”这从下文将票号引入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假设条件如下：
（1）存在金融市场的三部门经济：厂商、家庭和票号，不存在公共部门（如政府和中央银行）。厂商用下标f表示，家庭用下标h表示，银行用下标b表示。
（2）家庭的消费剩余（即储蓄）通过金融市场和票号两种渠道向厂商的投资转换。
（3）有两个时期，t=1,2。
（4）只有一种实物产品，最初由消费者拥有。产品中的一部分在时期1被消费掉，其余在时期2由厂商投资于消费品生产。
（5）消费用C表示，投资用I表示，储蓄用S表示，证券用B表示，存款用D表示，贷款用L表示。上标符号“+”代表供给，符号“-”代表需求。
（6）所有的经济部门都采取竞争行为。
（7）本模型使用确定性结构，如图1。
图1表明了家庭储蓄向厂商投资进行转换的过程。家庭储蓄可以存入票号，也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购买证券；票号可以向家庭发放存款凭证，也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发行证券筹措资金，并将所筹措的资金用于向厂商发放贷款；厂商利用票号的贷款或者向金融市场发行证券来筹措资金，并将筹措的资金用于投资。
1消费者均衡
消费者选择其消费组合(C1,C2)，储蓄S在票号存款D+和证券Bh之间分配。消费者的目标函数是在预算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即max U(C1,C2)，满足条件：
C1+Bh+D+=w1
C2=Пf+Пb+(1+r)Bh+(1+rD)D+
上式中：w1代表其初始消费品禀赋，Пf和Пb分别代表厂商和票号的利润，r和rD分别为证券和存款支付的利率。
由于在本模型前提下，证券和票号存款是完全替代品，很明显，只有当利率相等（r=rD）的时候，消费组合才有内解内解指各个要素的使用是正数时的解。。[8]
2厂商均衡
厂商选择适当的投资规模I和融资（向票号贷款L和直接发行证券Bf）,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即maxПf，满足：
Пf =f(I)-(1+r) Bf-(1+ rL)L-
I= Bf + L-
上式中：f代表厂商的生产函数，rL是票号贷款利率。同样，证券和票号贷款是完全替代品，很明显，只有利率相等（r=rL）时，生产组合方程才有内解。
3票号均衡
票号选择其贷款供给为L+，存款发行Bb，使得利润最大化，即maxПb，满足：
Пb=rLL+-rBb-rDD-
L+=Bb+D-
4一般均衡
一般均衡特征转化为用利率向量(r,rL,rD)、三个需求和供给向量即消费者的（C1,C2,Bh,D+）、厂商的（I,Bf,L-）、票号的（L+，Bb，D-）向量表示。因此：
每一部门行为均为最优决策（即其决策值分别为Ph,Pf,Pb）。
当I=S（产品市场均衡）；
D+= D-（存款市场均衡）；
L+= L-（信贷市场均衡）；
Bh = Bf + Bb（金融市场均衡）时，每一市场都出清。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当所有利率都相等时，惟一的均衡才可能发生，即：
r=rL=rD
从前述票号的行为方程式（Пb=rLL+-rBb-rDD-）可知，均衡时，票号所获得的利润为0，并且，其决策对其他部门并没有什么影响，因此家庭在存款和证券上的选择并没有大的差别，同样，厂商对票号贷款和证券之间的选择也没有区别这说明了Modigliani-Miller定理（一般简称为M-M定理），即在完善和均衡的金融市场里，企业价值和融资方式(债务结构)无关。。
由此可见，从阿罗―德布鲁范式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票号是多余的机构。
（二）金融中介理论亦不能解释票号的存在性
迄至目前，专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银行的著作为数不多，有关银行的经济学分析，一般被纳入金融中介理论之中但是，在狭义的金融中介概念中，并不包括商业银行。参见［美］D格林沃尔德《现代经济词典》第178页的“金融中介”词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不过，即使在国外学术界，金融中介的理论研究也并不成熟。[10-12]下文的分析表明，现有的主流金融中介理论各有漏洞，并不能有效解释票号（银行）的存在性问题。
1主流金融中介理论各有漏洞
（1）戴尔蒙德和戴伯维格（Diamond and Dybvig）的流动性保险说，认为银行为家庭提供防范影响消费需求的意外流动性冲击的保险手段。[9]但是，第一，在D-D模型中，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投资者之间可直接签订合约，以获得与利用银行相同的投资结果。但是，由于道德风险的原因，这样的私人合约会最终走向解体。第二，正如伯特里克•博尔顿所指出的：D-D模型对银行的产生解释得不够充分，因为，企业也可以提供流动性调整服务。[10]
（2）本斯顿•乔治[11]和法马[12]、克莱因[13]、艾伦和桑特莫罗[14]等提出的交易成本说，认为银行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科斯论文《企业的本质》的翻版。但问题在于：第一，交易成本是事后的，在事前或者事中，我们无法核算一项交易或者行为或者制度的交易成本。只有一项交易完成了，才能知道其交易成本是多少。所以，是否选择银行这种组织，与交易成本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只有在银行这种组织产生之后，人们才能大致估计出其运行的成本。第二，同一个人的同一行为，既包含技术成本又包含交易成本，难以加以区分。
（3）利兰和派尔（Leland and Pyle）[15]、戴尔蒙德[16]等提出的信息不对称说。他们指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这两种情形都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使有良好前景的公司没有需求资金的积极性。这时，金融中介通过减少这种不对称信息而在经济中起到实际的作用。金融中介更重要的是对使用资金的一方加以监督和控制(Diamond)。同时戴尔蒙德认为，由于大数定律的存在，可较好地解决资金供给方与金融中介两者之间的问题。也就是说，金融中介并未因增加了一层关系而增加资金运作中的交易成本，相反，它积极参与监督和控制，降低了资金交易双方的不对称信息。但是，第一，信息不对称在解释银行的存在性上，被过于宽泛的滥用了。戴尔蒙德模型稍加修改，也可以用来解释厂商的存在性。第二，认为银行具有信息处理和监督管理的比较优势，能够有效地减少资金供求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如果依照这样的理论逻辑，那么随着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减少，投资者直接参与市场的比例应该有所上升，而银行的数量会减少直至消失。但现实并非如此。根据伯特和迪克（Bert and Dick）的研究,整个美国金融中介部门的资产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120 %上升到1995年的250%。具体到美国的银行,其资产占GDP 的比重也相应地从46%上升到63%。同一时期内，其他发达国家中，证券融资均不足1/3，而银行融资达55%―70%，只有加拿大的证券融资为50%。[21]第三，正如哈维尔•弗雷克斯所批评的:按照借款人报告的现金流量调整非罚款类处罚并不现实。现实世界中的非罚款处罚，如破产入狱或名声扫地等，更多是一次付清的。[17]
现行金融中介学说有将理论强加给银行（票号）现实的嫌疑。这些理论都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虽然后来尤其是在伯特•迪克和默顿（Merton）[23]那里已经开始注重演进与结构变化的所谓动态视角，但也只是一种十分有限的扩展，或者说只是把原来分割和静态的市场与银行的关系加以整合，从总体上讲，仍然是以市场体制作为背景和条件的，没有考虑到银行产生的历史因素，更不必说考虑中国明清时期不发达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了。因此，现行金融中介理论的适应性实际上十分狭窄，对银行或票号存在性的解释力很弱。
2票号并不是“金融中介”
本文认为，将银行或票号划归金融中介，这是传统货币银行理论的思维。票号的贷款创造货币的行为只受存款准备金的制约，而与票号持有的存款余额无关。信用创造的本质特性是债权交换。票号贷款是票号与客户之间的债权交换，也是信用交换。双方同时增加对对方的债权和债务，反映在双方的资产负债表上，即资产和负债的同时增加。同时，在信用货币时代，如果票号的资产只有贷款和存款准备金，那么社会的每一笔贷款的起源都是贷款，都是由票号贷款产生后，被非银行公众相互转手，中间或许还经过现金过渡而表现着。票号贷款产生存款，货币的创造就发生且仅发生在这一行为中。在票号发放贷款的瞬间，存款货币就被创造出来了，这就是货币的创造机制。存款货币的转移是票号创造货币之后的行为，是票号运行的问题。因此，票号不是资金的中介，票号为社会提供全部的货币资金。实际上，狭义的金融中介概念并不包括银行[24]。虽然广义的金融中介包括银行、储蓄机构等存款机构、保险公司、其他金融中介（包括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财务公司、共同基金和投资基金等），但这些不同类型的机构的作用和特征各异，本质并不相同，运用一个笼统的概念和解释是不适当的，应该有对不同形态机构的理论解释。因此，不能将金融中介理论简单地应用于票号分析。
三、票号的本质：模型分析
下面将运用分工理论[18]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对货币和票号的产生进行分析。
如果张三（C）不使用任何工具，赤手空拳地去捕鱼，他可以马上捕到鱼（即时生产），并吃掉（即时消费），但产量会很低。张三也可以回家织网再以此网（生产工具）捕鱼，这样鱼产量会大增，但织网要花时间，且织网时张三仍然要消费，却无鱼可吃。为此，张三可以与李四（B）和王五（A）分工，假如张三（A）打鱼，李四（B）织网，王五生产织网用的麻线，然后三人各以自己的产品（鱼、渔网、麻线）交换，这样则能增进各自的福祉，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是，更为理想的是，张三可以向别人借鱼和麻线来度过无鱼可吃的织网阶段，然后在织好网捕到很多鱼后再把当初借的鱼连本带息还清。由于织网捕鱼的产量非常高，在还掉织网时期借鱼度日的本息后，他还可以保留比原来赤手空拳捕鱼还多的盈余，因此这种先生产生产工具（麻线、鱼网），再生产消费品（鱼本身）的迂回的生产方式，效益要高于直接生产消费品的直接生产方式。下文具体分析。他们之间存在着如后文分析的三种生产模式。
（一）货币的出现这一分析图式受Borland-Yang模型的启示。[17]
假设一个社会中有n个无差别的人，他们选择三种模式进行生产。第一种如图2所示：每个人自己生产麻线（A），然后用麻线织成渔网（B），再用渔网来打鱼（C）供自己消费。这时，该社会既不需要交换（即不存在市场），也不需要货币。
第二种模式如图3 所示：所有的人都被卷入专业化分工之中，即每个人只生产一种产品，与其他人完全专业化的生产者交换他所需要的物品。但是，此时生产麻线的人与生产渔网的人之间不存在供求的“双重巧合”供求的“双重巧合”，最早由杰文斯（Jevons,1875）提出，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两个人偶然相遇，一个人不仅仅手中恰好要有另一个人所需要的，而且还必须恰好需要另一个人手里所有的。参见［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第94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渔网制造者需要麻线，却不捕捞麻线生产者需要的鱼。这两个人之间的交易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是单向的。同理，生产麻线的人与用网捕鱼的人（渔夫）之间的交易也是单向的，生产麻线的人需要捕鱼者（渔夫）所捕捞的鱼，但是他不能给捕鱼者提供渔夫所需要的渔网。
第三种模式如图4所示：所有的人都被卷入分工，且存在货币（产品C充当货币）。假设不存在一个中央出纳机构以促使所有生产者同时按照瓦尔拉斯价格和数量交易产品，则在完全分工的经济中需要货币的存在。假设生产麻线的人从渔网制作者那里交换渔网，然后用渔网与渔夫交换鱼，则所有的交易都满足供求的“双重巧合”。而渔网对于麻线制造者而言就是货币，因为麻线制造者既不消费它，也不用它来捕鱼。渔网对于麻线制造者而言，没有直接的生产和消费价值，其价值在于协调下一步的交易。可见，专业化和分工对于货币的出现是必要的，而当迂回生产的链条足够长、分工水平足够高的时候，货币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产品会充当货币呢？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有两个条件：产品在迂回生产链条中的位置；产品交易效率参数。如果所有产品的交易效率参数相同，则处于迂回生产链条中间的产品容易成为货币；如果产品的交易效率参数不同，则交易效率高的产品将成为货币。如果政府或法律使纸币及相关的信贷制度能够有效率的运作，则其交易效率高于任何产品的时候，纸币就会替代产品货币，反过来促进分工和经济的发展。
（二）票号的出现
货币出现之后，分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上所有的个体都可以根据其手中所持有货币的情况分为资金供应方（存款人或者贷方，如家庭，用H表示）和资金需求方（贷款人或者借方，如厂商，用F表示）由于文章主题所限，这里不对厂商的本质做出分析，厂商仅仅作为给定变量而存在。。不存在票号的时候，资金的供应方与需求方双方直接交易。这种状况可以用图5表示。
图5将问题简化为只有H和F两个人的情况。如果存在资金供求的“双重巧合”，那么，交易顺利，不需要进一步分析；如果不存在资金供求的“双重巧合”，譬如说H的资金不能够满足F的需要，则交易不可能实现。所以，一般情况下，图5这种经济社会是不存在的。
如果资金的供应方（H）和需求方（F）的数量扩展到n，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以Hi（i=1,2,…,n）表示资金供应方的向量空间，以Fi（i=1,2,…,n）表示资金需求方的向量空间。那么，资金供求双方的交易，可以用图6表示。
在图6中，假设金融市场属于完全竞争，资金的供应量恰好等于需求量，那么，金融市场出清。但是，这种资金交易方式的效率比较低。譬如说，在没有银行的情形下,众多的资金供应方（Hi）要分别进行客户搜寻、对潜在的客户（Fi）进行资信调查，与潜在的客户进行谈判、订立合同条款以及签订合同之后对资金需求方（Fi）进行监督等工作,因此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性的工作,导致高昂的成本。
进一步分析，假设金融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在图6的情况中，资金供应方（Hi）和资金需求方（Fi）所面临的具体成本约束是不同的：资金需求方（Fi）主要面对的是声誉损失（即声誉成本）和筹资成本的约束。
先看声誉成本。借款本身容易让他人对其生产能力产生怀疑，所以，只能筹借到一定数量的资金，如果要筹措更多资金，资金供应方（Hi）必然考虑风险问题而拒绝借款。此外，如果资金需求方（Fi）到期还不了款，会进一步增加声誉损失。再看筹资成本这里为了分析的方便，省略了很多变量。在现代经济中，筹资成本指的是各种筹资费用的总和，它可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是指以某种方式从某一筹资渠道中获取―定的资金所付出的费用，它包括：借款利息及有关的手续费、管理费、承诺费等各种附加费用；股票、债券的发行费用；外资的调汇、转汇和有关手续费；其它直接费用，如必要的印刷费、广告费、人工费、代办费、邮费和其它杂费。间接费用是以某种方式筹资时，间接发生的费用。如：筹资风险调整和风险保护费；由资金使用的某些限制性条件引起的费用；筹资后企业负债上升，资信下降，以至于下一次再度筹资时筹资成本上升；筹资的风险损失。详细参见刘正山，《新编固定资产投资学》第69页。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筹措资金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如搜寻资金供应方的成本、信誉显示所需要的成本和讨价还价（如确定利率和还款期限）的成本等。假设第k个资金需求者Fk（i≥k≥1）的资金需求量Dk比较大，第k个资金供应者Hk的资金供应量Sk＜Dk，那么，Hk可以放贷的资金不能满足Fk的需要，假设每个资金供应者可供应资金量相同且mSk≥Dk，那么，m个资金供应者可以满足第k个资金需求者的资金需求。假设与每个资金供应者签订资金供应合约的成本（可以认为其等价于筹资成本）为C，则第k个资金需求者Fk的总的筹资成本为mC。
资金供应方（Hi）贷出资金，除了面对比较大的放贷成本外，还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在广义上，道德风险包含了逆向选择的含义。参见［美］乔治•阿克洛夫，“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载《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论文精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放贷成本指的是，在没有票号的情形下,众多资金供应方（Hi）要分别进行客户（Fi）搜寻、对潜在的客户进行资信调查、与潜在的客户进行谈判、订立合同条款以及签订合同之后对借款人进行监督等工作,因此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性的工作,导致高昂的成本。所谓逆向选择，即由于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一般认为，逆向选择是由于事前的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参见汤敏、茅于轼，《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3集第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我认为，即使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也会存在逆向选择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买主和卖主都能够区分劣币和良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资金供应方知道资金需求方的情况，也可能因为其它原因而不给贷款。，资金供应方（Hi）发放贷款比较谨慎，一些厂商（Fi）为达到获取资金的目的，可能策划、编制假投资项目，虚造财务报表，操纵利润，欺骗资金供应方，资金供应方在无法了解厂商真实情况下，依据厂商所提供的信息发放贷款，导致失误，造成损失。所谓道德风险，即贷款发放后，由于利益驱动，厂商可能改变贷款的用途、投向等，欺骗和诱导资金供应方，而资金供应方（Hi）在获取厂商信息的质量、及时性及全面性等方面皆存在不对称，必然导致风险加大或损失加重。那么，不存在金融市场出清。
在这种状况下，票号的出现，一方面，可以解决资金供应方（Hi）的信息成本困境与筹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银行可以减少放贷成本，缓解或者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大大提高资金的交易效率。因为，通过分工，资金供应方（Hi）不必直接与资金需求方（Fi）交易，将资金委托给银行，可以节约搜寻资金需求者的各种成本，可以避免各种风险因素（如不还款风险）和追索资金的困难等产生的成本，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预期；对于资金需求方（Fi）而言，不必直接与资金供应方（Hi）交易，直接向票号筹资，可以减少资金筹措成本和筹资风险（如通过市场无法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声誉成本（因为筹资行为或者还款能力而造成的声誉损失）、其他成本（如资金信息搜寻、多头签约等带来的成本）等，筹资规模得到扩大、筹资来源相对稳定，从而大大提高了筹资效率。
存在票号的情况，如图7所示。其中，票号用B表示，金融市场用M表示。
票号专门从事信贷业务，随着其处理的业务越来越多，积累了相关专门知识，提高了业务技能，处理信贷业务的效率比那些偶尔进行放贷活动的单个资金供应者要高得多，因此由票号来专门处理信贷业务，成本会大大降低。例如，同样一笔信贷业务，由一个储户来处理的交易成本为C，而由票号来处理的交易成本为C/，其中的C/＜C。粗略看来，这种分工带来的效应类似亚当•斯密的制针案例，也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减少了交易次数；其二是扩大了每次交易的交易规模；其三是降低了每次交易的成本。这三者分别对应着避免重复性工作带来的成本节约、交易规模扩大带来的成本节约和业务技能提高带来的成本节约。
四、票号的本质：史实分析
笔者认为，探讨票号的本质，如果忽视货币和票号发展史，忽视经济现实，凭借空想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恐怕如同科斯所说的“黑板经济学”。鉴于此，下文从历史考证的角度，通过案例分析，以期与前述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相互印证。
（一）货币的产生
正如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所说，由于存在分工，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程度的加深，物物交换的成本迅速增大，交易效率让各方难以忍受，使得商品销售者愿意将所持有的特定商品转换成能够被广泛认同（不一定要所有的人都接受）的一种物品，即使该物品的真实价值略低于自己持有的物品的价值。
考证表明，在未开化社会（即游牧社会或者刚刚脱离游牧的农业社会），曾以牲畜作为商业上的通用媒介。中国最初曾使用过牧畜作为货币，如凉山彝族古籍中曾记载“四只羊换一头牛”的比值，它们表示货币概念的“则糜”，原义泛指牛羊，即牲畜的概称。周代青铜器铭文中还有“匹马束丝”以易奴隶的记载，即其明证。卡尔•门格尔的研究也发现，货币的观念与牲畜的观念常相结合，并表现在大部分国家的语言中。[20]
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随着职业的分化与由于职业分化所形成的都市的逐渐发展，牲畜日益难以继续充当货币。因为，保有甚至暂时性的保有牲畜，代价极大，且不方便交易。作为货币的牲畜逐渐被迫退出历史的舞台千家驹、希克斯和门格尔的考证，均证明了这一点。参见千家驹等,《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英］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5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奥］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第8章。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于是，出现了用贝作货币的现象。最早的贝币，是从装饰品演变而来。它分为天然贝和铜贝。从夏朝开始，人们使用天然贝作为货币。天然贝大小轻重接近，坚固耐用，耐贮藏，便于计数，便于携带和转让。商代用贝明显增加，如郑州白家庄一商墓出土贝达460 枚之多，殷墟妇女墓出土海贝达1700 枚。从中国汉字结构上看，凡与价值有关的字都从贝开始，如货、财、赋、贵、贱、赂等。
随着分工的深化，交换的日益扩大，到商代晚期，出现了象形的铜贝。它不仅在中国，而且也是人类最早使用金属的货币。在春秋战国时代，金属铸币开始流行。据《国语》记载，“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 年) 铸大钱”。秦统一中国后，货币统一于秦半两(铜钱) 。从此，方孔圆形成了中国铜钱的固定样式。汉代，由于秦钱沉重、难用、携带不便(重量为十二铢)，因此，改铸小钱。从汉高祖使人铸荚钱至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 年)，先后九次改铸，重量为二点四铢至八铢。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 铸五铢钱直到唐高祖五德四年(公元621 年) 止，历时七百余年，五铢钱成为主要货币。唐高祖五德四年(公元621年) 开始铸“开元通宝”钱，并规定每十文重一两，铸造精美，布文深峻，钱上字体讲究而多变化，有真草篆体等，背文常有月纹等文饰。北宋铸钱以宋徽宗政和、宣和钱为多。[21-22]
（二）票号的产生
从明朝中期开始，中国的货币制度过渡到银两货币与铜钱货币并行的制度。洪武八年(公元1375 年) 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它与铜钱并行通用，以钞为主。由于银两和铜钱两种货币使用范围不同，国内贸易与居民生活存在着两种货币兑换的需求，从而产生了钱庄，为商人和居民兑换货币，由商业资本的商品经营资本中分离出来成为货币经营资本。钱庄，最初被称为钱肆和钱桌。钱庄，从明崇祯年间（1628―1643年）出现，至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一直称其为钱桌，意在街上摆桌子兑换银钱的。嗣后，进入乾隆朝（1736―1795年），才被称为钱铺、钱庄、钱店。这种组织与海外早期的“银行”（“Bank”）的意思一样。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最早的一部经济学著作《财政四纲》（钱恂，1902）的“银行之原起沿革”一节，考证了银行的历史。书中指出银行产生于中世纪的意大利。“银行”，英、法、德语称之为“Bank”，意大利语称为Banco，意思是“靠椅”或者“货币兑换桌”。这其实是从语言学和词源学上分析的。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现代银行出现于14世纪的意大利[23]。当代学术界也同意“Bank”起源于意大利的说法。
钱庄是现代银行的雏形。在中国古代，钱庄是买入铜钱，收进银两，兑换铜钱，周而复始，赚取银钱比价差额谋取利润的。而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约翰•F乔恩的研究，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是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现代银行出现于14世纪的意大利。参见［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8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不过，当年的银行只是名字同现代银行相同，从业务上看，并不是现代的银行。因为其当时的业务并没有存贷款。其实，中国古代如宋代也出现了名为银行的组织，但其是典当行。但是，即使将意大利当时的银行当作现代银行，也不影响本文的分析和结论。[24]。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有关存款银行的题外话”对此进行了描述。他说，1609年以前，“阿姆斯特丹同欧洲其他所有的地方都进行着广泛的贸易，因而带来了大量缺损和磨损的外国铸币，其价值相对于新铸造的货币降低了大约9%……为了解决由此带来的不便，1609年在阿姆斯特丹市的担保下建立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该银行既接受外国硬币，也就受本国的较轻的、被磨损的硬币，但是要依照本国好的标准货币来决定其实际内在价值，同时扣除铸币所必需支付的费用和其他一些必须支付的管理费用。”阿姆斯特丹银行与中国古代的钱庄，业务类似。但它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它们都只是货币兑换机构，不具备银行的特性。
随着社会经济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现代意义上的银行产生了。按照现有的资料考证，中国最早具备银行特点的金融机构产生于1736年，山西人王廷荣在张家口开设的账局――“祥发永”。账局主要经营工商业存放款业务，也兼对候选官吏和官吏放账。不过，账局不经营埠际间汇兑业务。
到了清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标运银由于很不安全，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山西的西裕成颜料庄首先在京、晋间试行汇兑办法，结果效果很好，便开始兼营汇兑业。1823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后来，汇兑业务有票汇、信汇、电汇三种，与现代银行的汇兑业务没有什么区别）。接着，平遥蔚泰厚等“蔚字五联号”五家票号出现，形成“平帮”；祁县有合盛元等票号出现，形成“祁帮”；太谷县有协成乾票号问世，形成“谷帮”。世称山西票号“三大帮”。极盛时期，山西票号总数发展为28家，每家票号又有若干分店，分布在全国沿海、边远和内陆的八九十个城镇，形成了庞大的金融网络，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枢。
票号是账局的延续和发展。山西票号创立之后，经营业绩日益上升，便开始存款和放贷业务。具有存款、贷款、汇兑三大现代银行主营业务的票号，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商业银行，几乎没有区别。而今学术界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山西票号是20世纪以前中国最富盛名的银行”。
（三）票号与经济效率
前文的理论模型分析认为，不存在分工的直接融资，与存在分工时从票号进行间接的融资，效率差别很大，后者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从实证角度看，票号的出现的确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山西票号产生后，将汇兑业务推向民间，为商业活动中银钱的异地调拨服务。“一纸汇票甫到，百万现金立取”，使款项“汇通天下”，既安全可靠又省时省费。因此，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现出旺盛的活力――分号不断扩展，形成遍及全国的金融网络。中国埠际间的货币清算，开始走向以汇兑为主代替运现为主的时代，大大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进步。
票号的产生，也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山西票号是中国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把分支机构直接设在国外。这些分支机构向中外商人提供金融信用，对国际间的经济交流起了促进作用。据初步调查，山西商人把自己的金融机构设在国外，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机构有合盛元、恒隆光等票号，分号遍及日本、朝鲜、俄罗斯、南洋等内。分布有日本的神户、大阪、横滨，朝鲜的仁川，俄国的恰克图、莫斯科，印度的加尔各达、南洋的新加坡等等[32]。
山西票号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从史实资料来看，19世纪70年代，中国才有民族资本机器工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机器工业或多或少都同票号有联系，或汇划经费和资本或借款。例如：左宗棠设立马尾造船厂，向福州票号一次性挪借现银八万两（山西财经学院科研处，1982）[33]；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由办军事工业转向办民用工业、有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借款中有一大部分是借自票号的（孔祥毅，1998）。
五、结 论
本文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结果均显示，作为银行的山西票号，是分工乔治•施蒂格勒曾说：“劳动分工并不是18世纪那些零星用品制造商异想天开式的实践，而是经济组织的基本原则。”（参见《施蒂格勒论文精选》第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霍萨克（Houthakker，1956）也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分工视为一个外在的公共场所，但没有任一经济学分支不会因对专业化的深入研究而得益。”杨小凯（2000）、汪丁丁（2001）等学者认为，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发展理论的正宗就一直是劳动分工及其深化的演化研究。详细的讨论参见相关著作。本文大体赞同这些观点，但是本文的论证不同于上述学者，本文不是预设理论结论，然后设法证明。的产物。从理论模型的分析过程可见，分工经济需要货币的存在；货币出现之后，当不存在银行或票号时，资金的供求双方直接交易，效率很低；而票号的出现则极大地提高资金的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发展。从历史演化来看,分工和商品交换促使货币产生, 货币余缺的调剂产生了货币信用，货币信用走向集中产生票号，票号产生之后，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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