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建筑论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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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建筑论文论文范文第1篇
1数据的来源及分析方法
本研究统计文献数据来源于中文论文数据库。本次统计范围是2008-2014年期间辐照技术在环境保护领域中发表的论文情况。
本文以“辐照、废气”、“辐照、废水”、“辐照、污泥”、“辐照、固体废物”为检索关键词，根据检索出论文的关键词、摘要，将辐照技术在环境保护领域相关的论文进行筛选，并对辐照技术在环境保护领域论文的关键词、论文产量与变化趋势、发文总量、文章被引总数、论文作者等进行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
2国内辐照环保领域研究现状及技术应用情况
2.1研究现状及趋势
2.1.1论文数量及变化趋势
本文以“辐照、废气”、“辐照、废水”、“辐照、污泥”、“辐照、固体废物”为检索关键词在万方数据库的中文论文中进行搜索，统计出辐照技术在环境保护领域共计322篇(见图1)。
辐照技术在环保领域的发文量一直处于平稳的状态。通过图1对辐照技术在环保领域发文总量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2010年的发文量达到一个高产 期，共计发文63篇；从2011年开始，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递减趋势。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辐照技术在环保领域的发文量出现递减的趋势，很大程度上是文献网络在线刊载滞后因素所导致，但总体上与之前的发文量基本持平。
2.1.2关键词词频分析
2.1.3关键词变化分析
通过统计辐照技术在环保领域出现次数最多的前10个关键词词频(见表1)，在该领域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微波”，一共出现72次；其次为“废水处理”，出现44次;再次为“活性炭”，出现28次。通过表1可推断该领域的研究重点是：微波辐照技术在废水处理、污泥、有机污染物领域的应用。
将该领域论文按照时间排序’可见在一定的时间段内环保应用领域的研究重点是存在规律的。2008-2011年展开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微波辐照技术在废气、废水、污泥固体废物处理方面进行应用；2012-2014年则主要是面的应用研究(见表2)。
利用电子束辐照技术在废水处理、污泥、有机污染物领域开展应用。由于文献网络在线刊载滞后，所以导致高频关键词还是停留在早期研究的关注点上，但实际上近两年的发展趋势已经转移到电子束辐照技术在废水、污泥、有机污染物方从表3中可以看出，辐照技术在环保应用领域的研究分为两个时期，早期开展研究的科研人员有马春、王鹏、孙德栋、董晓丽、潘维倩。其中马春、孙德栋、董晓丽之后有淡出迹象；研究时间最长，且一直活跃在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主要是王鹏、潘维倩。2010年以后在该领域开展的研究越来越被科研人员所重视，研究开始受到关注，科研人员较为活跃，上升趋势明显。突出的有刘秀华、何仕均、梁霞、邓义、王建龙。
2.2.2高被引论文作者
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科研人员如表4所示。通过表4高被引论文可以看出，辐照技术在环保应用领域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废水、污泥方面。研究团队有5个，分别是王鹏、潘维倩、袁春燕；聂锦旭、刘力凡、刘汨；孙德栋、马春；陈芳艳；王同华。通过他们的研究，大致上可以看出研究的关注点主要是通过微波辐照技术诱导废水、污泥中吸附剂的变性，为污泥的资源化利用找到更加有效、环保的新途径。
通过对论文高产作者的相关单位信息进行统计，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科研机构的研究重点不同，使用的技术方法也不同。
最早在该领域开展相关研究的机构有大连工业大学化工与材料学院，随后有淡出的趋势；哈尔滨工业大学则是该领域开展研究时间最长的机构，前期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微波辐照技术处理污泥，后期开展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通过电子束辐照技术处理废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和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研究院近年来开始受到关注，活跃度呈上升趋势。
2.3.2论文高引用单位
在该领域学术论文中，哈尔滨工业大学王鹏、潘维倩、袁春燕的研究团队发表的《微波诱导热解污泥制备辐照技术在环保领域应用的研究论文中，《微波诱导热解污泥制备吸附剂的研究》是被引次数最多的论文。说明该篇论文论述辐照技术在环保领域应用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被引证次数最多的观点包括：袁春燕等采用微波诱导热解污泥制备污泥吸附剂，通过实验得到该法制备污泥吸附剂的最佳工艺参数，验证了微波诱导热解污泥制备污泥吸附剂技术的可行性。从被引次数较多的知识点可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的微波诱导热解污泥制备污泥吸附剂技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且该研究成果得到了广泛认可。
其次，广东工业大学聂锦旭、刘力凡、刘汨的研究团队发表的《微波强化铝改性膨润土对水中氨氮的吸附性能》被引证次数最多的观点包括：近年来，世界上膨润土的开发利用发展迅速，主要集中在深加工技术的改进，如微波法在膨润土加工中的应用等等，可推断广东工业大学微波法在膨润土深加工技术(对水中氨氮的吸附性能)中的应用具有创新性，在该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2.4技术应用情况
2.4.1辐照技术在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近些年我国对辐照技术开展了深人探索，并逐步将其应用于污水的处理中。比如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的边绍伟、上海大学射线应用研究所的顾建忠、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的刘宇、黑龙江省科学院技术物理研究所的张玉宝、南京大学的刘下国等对电子束辐照技术进行了实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于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基础相对较弱’利用辐照技术处理污水这一实际处理工艺还处于探索阶段，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还要做很多基础工作。
2.4.1辐照技术在废气处理中的应用
随着电子束辐照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应用已渗透到多个领域，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在环境保护中也显示出巨大的应用潜力。相较之前的常规废气处理技术，电子束辐照技术适用于常规废气处理技术难以处理的环境污染物，并且具有无二次污染、干净清洁、操作方法简单、处理效率高、费用低等特点。例如杭州协联热电电子束脱硫技术、北京京丰热电电子束辐照烟气脱硫脱硝技术在对于废气的处理上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
2.4.2辐照技术在污泥处理中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发的高能电子束技术使污泥的处置处理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电子束经由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自行研发的高能电子加速器提供，将处理不了、剩余的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这样，处理过的污泥一方面在农业上可以得到再生利用，另一方面还可以用于再生燃料的制造。2.4.4辐照技术在固体废物中的应用
高分子固体废物的回收再利用可以通过辐照技术与高分子材料相互作用的特点得以实现。其中上海大学生产的粘胶就是利用低辐照剂量浆粕经过辐照处理方法生产的。
橡胶的硫化和废旧橡胶的脱硫化也可以利用辐照技术。处理方法主要是利用橡胶对电子束辐照技术和7射线具有敏感性这一特点，改变橡胶的加工性能和耐用性，使废旧橡胶发生化学链解聚，从而提高废旧橡胶的再生利用。
3国外辐照环保领域研究现状及技术应用情况
3.1废水处理领域中辐照技术的应用
美国研制了大规模电子加速器处理废水装置并于1984年在迈阿密投人使用。俄罗斯辐照净化废水技术由Voronezh合成橡胶厂研发成功，并很快应用到工业领域。巴西自1996年开始致力于电子加速器处理饮用水、污水的研究，其原子能研究所开发建立的大规模电子加速器水处理示范装置，X对生活污水的消毒，工业污水中染料、苯酚、油和脂的分解及饮用水中三卤甲烷的去除都有明显效果。韩国的三星HeavyIndustries(SHI)公司与俄罗斯物化所联合开发建立的电子束处理废水装置，能够处理大丘染化工业公司的印染废水。与此同时，建立了造纸废水再循环的电子束处理商用示范装置。
3.2废气处理领域中辐照技术的应用
废气污染主要指烟道气污染，现已成为世界众多污染问题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它能形成酸雨和严重的温室效应。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极为重视对废气的辐照处理。
例如，美国Ebara公司已拥有电子束处理烟道气体的技术并投人应用。俄罗斯的Kurchatov原子能研究所、莫斯科州立大学俄罗斯科学院高温研究所、Tem-ploelekroprokt研究设计院等都陆续开展相关研究。
3.3污泥处理领域中辐照技术的应用
污泥辐照处理技术在早期工业革命发展较快的国家也得到重视，并已产生一定成果。如前联邦德国最早建立了试验工厂，该厂于1973年建造，在含有4%固体的污泥中，采用瞬时强7辐射杀死病菌，经辐照处理的污泥仍保有原养分，可用作肥料且性能远超过堆肥和巴氏消毒法处理过的污泥。
此外，日本原子能研究所已着手研究电子束灭菌后制成堆肥的处理污泥工艺；美国匹兹堡CarnegieMellon研究所环保研究中心研制了含油淤泥的脱油技术，其微波脱油处理系统比常规法快30倍，体积比常规的乳液分离系统小90%;泰国研发的3kGy射线辐照能将啤酒工业产生的污泥辐照处理并达到喂食鱼类的标准；越南射线辐照技术可让辐照后的污泥成为播种体的载体。
3.4固体废物处理领域中辐照技术的应用
固体废物处理领域中辐照技术的应用也逐渐得到重视，其中以美国CYCLEAN公司的辐照技术最为先进。该技术能够100%地回收利用建筑垃圾、再生旧沥青路面的材料，且生产质量与新拌沥青路面材料相同，成本是新拌沥青路面材料的l/3，因此费用和污染被大大降低。美国其他研究所也将辐照用于对纤维素的处理，从中得到葡萄糖，回收率最高达到56%。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技术，例如俄罗斯，其物理动力研究所可利用快中子反应堆处理生活和工业垃圾，该技术不仅可以用经过处理的垃圾提取金属、建筑材料、化工产品，还可将其转化为电力和热力；日本将辐照技术用于木屑、废纸、稻草等的处理，通过糖化进而发酵成为酒精。
4战略需求发展措施及建议
就目前我国加速器电子束辐照技术的发展及应用现状来看，今后的工作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研究：
4.1深入分析污染物的去除机理
由于我国辐照技术起步较晚，为了更好地发挥电子束辐照的作用，我们应继续深人分析污染物的去除机理，从而大大提高电子束辐照的利用率。
4.2提高电子束的强度，发展新型加速器
当前，现有的辐照技术已经满足不了高要求的污染物质的处理，因此需要新型辐照技术。为了达到相应的技术水平，就需要提高辐照剂量，提高电子束强度和能量，发展新型的辐照加速器，从而实现高质量的处理效果。
4.3电子束辐照技术与其他工艺技术的互补研究
电子束辐照技术通常与其他工艺联合使用，以达到降低能耗、节约成本、提高处理效率的效果，因此需要对相应对象进行充分了解，从而选用适合的联合技术，弥补彼此的不足。
4.4提高电子束辐照技术的研究水平，充分利用其优点
目前国外电子束辐照技术在各个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我国电子束辐照技术基础相对较弱，在应用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我们应拓宽电子束辐照技术应用领域，提高研究水平，充分利用辐照技术的优点，加快实现产业化。
4.5紧凑型辐照加速器的研发及其规模产业化应用
随着市场逐渐多样化，需求也更加多元化。电子束辐照技术需适应各种空间、环境，因此研发紧凑型辐照加速器才能满足市场需求。将该技术灵活化才有助于其进一步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只有产业化发展才能最大程度地将该技术推广并使其得到最大化利用。
4.6亟需出台政策法规规范市场
技术一旦应用于市场，就会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亟需相关部门出台政策、法规，一方面用于对技术的保护，另一方面用于对市场的监管、引导。此外，加大宣传力度，使该项技术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不仅能加强大众的认识、提高国民科学素质，更能吸引年轻一代致力于技术开发，从而使这一技术不断发展创新。
发表建筑论文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进化论；科学方法；汇通中西；体系评价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2-0078-06
21世纪的今天是一个文化多元发展的格局，立足于世纪之初总会生出文化向何处去的疑问，回眸百年前的民国文人在世纪之交中国文明面临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一个宏大的民族心理趋向，中国的学人在救亡图存的政治导向下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革命派和保守派的不同的文化态度，他们的争论都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可供分析参考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文化重建的宝贵财富。重新认识民国学人在“文学概论”上会通中西的理论探索也是寻求文化变化的轨迹的一种追源溯流的探求，不失为寻求文论现代化的可行方式。生逢乱世，学术就有了更大的担当和责任。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了，“《文学论》是刘永济先生年轻时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课的讲义，最早于1922年在长沙湘鄂印刷公司公开出版，并在1924年由太平洋印刷公司再次印行。后来在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成为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之一种。”[1]（214）刘先生凭借深厚古代文论的基础和扎实的西学功底，其融汇中西的努力正如其在自序中所说：“参稽外籍，比附旧说者，以见翰藻之事，时地虽囿，心理玄同，未可是彼非此也。”[1]（3） 不以今而非古，不以西而律中，借鉴国外的文学理论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古代文论。其用进化论眼光、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来重新架构中国文论的体系，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进化论文艺发展史观
中国古代文论受儒家思想的制约，信而好古、依经立义，强调述而不作，全力维护经学的正统地位。传统学术具有浓郁的复古色彩，存有以古为尊的文论价值取向，古代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书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在 “载道”的文学功能主义传统之下，后代的文学必须从前代的权威中获得许可，符合传统的要求，才能被认可。这里面涉及一个文论的发展观和权威性的问题，就古人的文论观来说是认为文学有恒在不变的稳定性，古人已经把文学发展的终极真理认识到了，所以后人只需按照它的要求来做即可。古人把文学当成一种不变的具有恒在价值的认识体系。而进化论的文论观不同以往，把文学当成一种不断进化演进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把文学的终究价值放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文学的演进之路和文化观念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刘永济《文学论》第一章之第一节“文化发展之概观”载：“因人类文化之发展，莫不由含糊而渐近明晰，由简略而渐进圆满，由武断而渐趋精确。今日之明晰圆满精确者，异日或更以为含糊简略武断，亦不可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安可以傲古人者而贻笑后人！故文化必求其发展无穷，未可画然自止也。”[1]（5） 刘先生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上，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的由“含糊、武断”而逐渐趋向精确、圆满。不必以为古代的一定比现在的好，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一语中的这里体现了很明显的进化论的眼光。“文学之先，亦包括于宗教之中，而为之服务。其时之人，于文学之观念未能明晰，文学之内容亦极简略，人之对于文学又多武断之论，故未能脱宗教之羁绊。且文学之于宗教，其关系之密切，较之他种学术尤甚，故为之服务亦最久。及至近世，始一洗其面目，崭然自见于世。”[1]（5）
文学和文化、文学和宗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刘先生在这里认为文学最开始时和宗教混合在一起，分不出彼此，“其时之人，于文学之观念未能明晰”，至于民初，文学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文学起源于宗教之说源自西方，刘永济先生所用的材料大部分却来自中国古代典籍，其取材和定优劣之准体现了其进化论的文论观。在第一章“何为文学”中的第七节“我国历来文学之观念”中，其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概况：“我国文学发源最早，周秦已称大盛。而研究文学至魏晋以后，始有专书。然皆浑含立论，无有条理，是非亦参半，不足以为定论。如魏文帝之《典论》，钟嵘之《诗品》，则近于批评。挚虞之《文章流别》，任P之《文章缘起》，则近于分类。荀勖之《文章叙录》，则近于文学史。而总论文体之源流，及古今文人之优劣，成一家之言者，则惟刘勰之《文心雕龙》最佳。”[1]（15） 以时间为经，以观点的进步为纬，勾勒文学演进脉络，展示其纯文学的眼光，这种眼光也在其选择材料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刘先生整体统摄中国文学观念：”统观我国历代文学之观念，不可谓于学识、感化之界，无知之者。然而名不立者义不彰，虽心知其意，而语焉不详，此所以终多混淆也。大抵六朝以前，言志之旨多；唐宋而来，明道之谊切。老庄谈玄而文多韵语，《春秋》记事而体用主观，此学识之文而非以感化之体为之者也。后世诗人，好质言道德，明议是非，忘比兴之旨，失讽谕之意，则又以感化之文为学识之文之用矣。此今日所当明辨者也。”[1]（19） 字里行间，充斥着一副发展的眼光。刘永济先生在文中明确指出其观点所依的进化论的线性的时间价值观：“又今日之供少数人用者，异日可渐及于多数之人。人类之教育日普及，文字之功用愈广大。群众之知识日发展，文学之功用亦将愈普遍。揆之进化之理，固应如是也。故今日的之文学，一方面必求其真义愈明，一方面又必求其真用愈广。真义愈明，则表现之方法愈精妙；真用愈广，则人类之幸福愈增进。然则文学之义，虽至难确定，要不出此二点之外。亦如科学之发达，虽不可限，要不外实验之法日精，与物质文明之福日广而已。”[1]（20） 于此凸显了进化论的文论观。
刘先生在“主善之文学所短”一节中说中国古代文学的两个缺点：不随时变、情趣缺乏。其论证也很详细：“后儒拘泥，故守旧复古之心甚深，而因时制宜之效不显，大失时中之义矣。至其影响文学之处，则尤彰著，以扬子之才，乃不过一摹古专家；以昌黎之杰，亦不过学古能化。以我国文化之早兴，历史之悠久，而进步不及欧洲之速。若以近世欧洲文学变化之率推之，不应有今日之现象甚明，凡此何一非守旧复古有以致之也？复古之文，间接摹仿古人之处多，直接摹仿自然之处少。少则自然之奥秘，终古不宣，而材料亦陈而不鲜，此后人所以有‘天然好语，被古人道尽’之叹也。”[1]（109）这里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古代文论的关键问题是，好古、尊古、摹古、复古，被古人所限，不能用进化的观点看待文论。其解释孔子“述而不作”是为了“以示作礼之本义”，是为了正本清源，而非为古所限，不敢超越前人也。尽然儒家之说并非全为古所限、死于句下，在一定程度上也积极诠释和发展了六经的要旨，可以说刘先生分析不失为一种洞见，又张目后世，寄希望于未来，彰显了“向前看”的进化论文论思想。
二、借镜西方科学实证方法，
观照古代文论概念范型
西学东来，传统文论获得现代转换的外在动力，“20 世纪初叶文学理论以凸显文学观念的独立姿态为根本的学理追求，缘于传统观念的自新和异域他者的观照，晚清以来的经学中心主义式微，儒学的影响力日渐衰歇，传统朴学内孕的科学因子糅合西学的实证主义，儒学便逐渐退居为一种学术资源，逐渐丧失它的主流文化地位。‘文学革命’所积储的强大势能牵引国人去探寻允符现代境遇的学术研究路径，对传统的重新体认便成为民国学术改弦更张的逻辑起点。”[2] 身处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口，对传统的体认态度便成为新旧文人的一个重要尺码。刘永济先生“生于1887年12月25日，正值晚清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前夜。曾祖父刘长佑，晚清朝廷重臣，历任云贵总督、直隶总督等职。祖父刘思谦，曾在广东、云南担任知县。受到家风的熏陶，父亲自幼喜爱文学，先后就读于湖南长沙明德学校、上海复旦公学、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531） 刘先生接受的是正规的中西结合式的新式教育，既有良好的西学功底又具备扎实的以训诂、考证、音韵为基础的传统的国学功底，刘先生在龙学、词学方面的独到造诣即为注脚。
西方的科学方法在每门学科的具体运用都是不同的，对于古代文论来说，西方的科学方法又是怎样的，具有怎样的特点呢，民国学人均有各自独特的见解。 叶维廉先生《中国诗学》谈到：“或许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美感视境一开始就是超脱分析性、演绎性的缘故（见拙文《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或许是因为是一个抒情诗（lyric）的传统而非史诗或叙事诗传统的缘故，我们最早的美学提供者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主张未封前的境界（庄子），而要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认为诗‘不涉理路’（严羽），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洋文学批评那样认为文学有一个有迹可循的逻辑的结构，而开出了非常之诡辩的以因果律为据，以‘陈述――证明’为干的批评。在一般的西方批评中，不管它采用哪一个角度，都起码有下列的要求：
一、由阅读至认定作者的用意或要旨。
二、抽出例证加以组织然后阐明。
三、延伸及加深所得结论。
他们依循颇为严谨的修辞法则，exordium，narratio argumentatio或probatio rebutatio，peroratio或epilogue（始、叙、证、辩、结）不管用的是归纳还是演绎――而两者都是分析的，都是要把具体的经验解释为抽象的意念的程序。”[3]（3） 叶先生在这里总结了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具体做法，也就是经过阅读文本之后所得的文本的要旨，在文本抽出例证，最后得出结论。也就是以抽象的观念为中心，运用逻辑的方法加以分析的方法。刘先生在《文学论》中也运用了以概念的界定、功能等为中心的西学研究的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观念以期建立新的文学概论理论文本。体现在《文学论》的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以文学的概念为中心建立起分析的逻辑起点。从目录上看，其章节设置分别为：第一章“何为文学”、第二章“文学之分类”、第三章“文学的工具”、第四章“文学与艺术”、第五章“文学与人生”，第六章“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全书以文学的定义为中心，在明确文学定义之后分析了文学的分类，比较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最后分析文学研究者存在的困难和今后的希望之所在。明显借鉴西方的系统分析方法，并援引美国芝加哥大学毛尔登（Moulton）的文学理论来尝试建构新的文学概论体系。第二，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相结合的方法。刘先生先站在人类文化进化发展的高度来谈文学，来认识文学和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起源于宗教之说，是因为人类有五种特性：起疑、求真、感乐、慰苦、解纷。而文学的产生是由于人类有感乐与慰苦的需要。具体来看刘先生的论证，首先明确什么是“感乐”：“人生有情，莫不知感。天时人事、水态山容、花飞鸟语，融和畅适之时，即感而愉快。愉快之至，即莫不思有以表现。故刻画之事，上古已有粗型。讴歌\舞，尤为文学之初步。宗教之雕塑神像、赞美神祗，即由于此。他如宏壮之建筑、优美之音乐，其始无不以为庄严宗教之用。在古已然，而后世尤甚。”[1]（6） “慰苦”指的是“草昧之民，饮食艰难，危险尤多。鸷禽猛兽、恶虫巨蛇，以及异族之残杀、病痛之侵害，无在不足以生其苦情。哭不能胜，则呼吁以求解脱。宗教遂设物外有神，可以拯苦救灾，而安慰不幸之人，于是祈祷之事以兴。”[1]（6）作者认为人的主观感情和客观外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外物顺应人的心情时人就感到高兴愉快，感到高兴就要表现出来，或者唱歌或者跳舞，文学最初是人在大自然中感受到的情绪的宣泄，是人的本能的激发，它绘制了文学的雏形生态。
文学是情感流淌的产物，《尚书・尧典》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钟嵘《诗品序》亦云：“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4]（30）这种文学发生说认为文学是人在面对大自然四时的变化，而在内心产生的感觉情感的变化而有了文学抒发。钱中文先生认为：“意大利学者维科探讨了这种思维特征。他说原始初民的本性，还类似动物的本性，即‘个人感官是他们认识事物的唯一渠道’。他们没有推理力，浑身都是旺盛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同时，‘这种想象力完全是肉体方面的，他们就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所以他们的宗教、神话、语言等等，都通过想象力来形成的。例如由于无知，他们对一切自然现象都感到好奇，于是‘他们想象到使他们感觉到和对之惊奇的那些事物的原因都在天神’。‘同时，他们还按照自己的观念，使自己感到惊奇的事物各有一种实体存在，正像儿童们把无生命的东西拿在手里跟他们游戏交谈，仿佛它们就是些活人。’ 他们看到大自然雷电交作，以为冥冥之中有威力无比的神灵存在，按照的东西，把整个自然界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生物。于是维科把原始初民的思维比作儿童的思维加以研究，提出了原始思维混沌性、具体性的特征，即原始初民的思维的产物，诗、神话、伦理、政治、经济观念，都是混合在一起的。”[5]（9）刘先生认为“感乐”与“慰苦”是人的两大特性，构成文学发生的条件。其“讴歌\舞，尤为文学之初步”之论凸显了文学蕴育于原始的人的神话思维，文学是人面对自然的本能产物，有效对接中国远古文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学生态。参以西方的“模仿说”、“巫术发生说”、“宗教发生说”、“游戏说”、“劳动说”等文学起源观，刘氏此论侧重文学发生于人自身所拥有的感乐与慰苦特性，彰显了文学为人的本性自然流露的文化取向，其充分体现了初民的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衡以民国时期的理论语境，其无疑是对传统文论的一次继承与超越。《文学论》中随处可见因果分析的话语，展现其援引西方的逻辑分析，寻波讨源的文学实践。其盘点艺术之根本，就论：“艺术者，应人类精神上一种要求而成立者也。人类有求真之要求，于是有哲学；有求善之要求，于是有伦理；有求美之要求，于是有艺术。故哲学以求智为根本，伦理以合理为根本，艺术以善感为根本。哲学属于智识，伦理属于行为，艺术属于情感。智识、行为、情感，为人类精神上之作用，其施于思考方面，则名智识，施于动作方面，则名行为，施于感应方面，则名情感，智识正确则真，行为适当则善，情感高尚则美，三者实异用而同体，未可强为区分也。[1]（61）作者以丰富的学养，秉持现代学术分科的视野，明确区分哲学、伦理、艺术诸学术。执因索果、追源溯流，逻辑分析推论贯穿行文始终，体现拥有西方现代学术背景的学者，力求全面而准确客观地探求真理的文化取向，也体现了其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
三、会通中西以创新说，
建构民国文学概论新体系的尝试
中国文论演进是一个不断拥抱世界文论的过程，外来资源和本土资源的的碰撞和交流铸造了中国文论的民族品格。“大凡一种民族生存于世界既久，又不甚与他民族相接触，则其文化自具一种特性。及其与他民族接触之时，其固有之文化必与新来之文化始而彼此抵牾，继而各有消长，终而互相影响而融合为一……但当两种文化接触之时，此两种文化仅有异同而无优劣，则其消长之间有一定之理，即能适宜与否而已。适宜者必安而日长，不宜者必危而日消。若一民族为学术荒落、政治紊乱之时，其固有之文化衰弱，而特性亦隐晦，则当其与新来之文化接触之际，必呈惊疑懊丧之状。于是不尽弃其所有以从人，必保守残缺而不变，卒至皇皇然无所适从。若两民族之文化相差甚远，亦不易收良好之结果，而消长之时必失其平。失其平则非融合而为强占。强占者，新文化挟其势而来，未必与固有之特性相安，且尝抑屈之，驯至丧失而不能自见。如此，则新来之文化亦无新质料之吸收，但保持其故态而已，是为文化之大损失也。”[1]（96）刘先生开辟专章来讨论“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在该章第一节中“研究我国文化之重要及其困难”中极富洞见地阐明了两种异质文化在交流碰撞中所呈现的不同的影响和结果，其所取的态度是：“究之文化未可托之空言，必当见诸实事，如国家之政治，社会之习尚，君子之行动，艺术之作品，皆文化所表见者，我居其实，则人有以观瞻，我实果美，则人自知采纳，不必呶呶费辞也”。[1]（99） 又认为：“年来虽国粹、国故之说尝闻于耳，而其所谓‘国粹’，究未必便粹；其所谓‘国故’，又故而不粹，故亦无甚影响。此则时会未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也。假以岁月，或有可观耳。”[1]（97） 学无新旧之分、无中西之别，脚踏实地便有可能登堂入室，这就彰显了他求真务实的治学观。
刘先生以文学观念为中心建构了文学理论的体系脉络，个中关键就是如何体认文学一词。其梳理了中国历来文学观念，从而归纳整理，为“文学”下一清晰的定义：“概括言之，则文学者，乃作者具先觉之才，慨然于人类之幸福有所贡献，而以精妙之法表现之，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之事也。”[1]（20）于此从文学的功能来界定文学的概念，借助作家的学识和技巧来实现文学“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的功能，此一论调虽未脱出传统的儒家诗教观的笼盖，确也切合了“W衡”派的“文化价值中心”的立场，引领后人侧重文化功能的角度来定义文学概念的文化实践。就此而论，从传统出发，并在梳理传统之后结合新人文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学定义模式标举了新的学术范式。刘先生引用狄昆西（De Quincey）的文学分类观，厘定文学为学识之文和感化之文，并借鉴芝加哥大学教授毛尔登（Moulton）的“描写（description）、表演（presentation）、反射（reflection）”的文学三原质说，对中国的文学重新作了分类并列表图示，兹引如表所示（见下页）。
从上表我们不难发现刘先生会通中西的学术实绩，援引西方文学理论之成说来重新梳理中国古代的文体论，希冀建构一种新的文论体系，如此实践仍值得我们大书称颂。在借鉴毛尔登（Moulton）的文学原质说之时，刘先生用了一个简单的图表分析了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其路径大体以作者为中心，类似艾布拉姆斯《镜与灯》的文学四要素说：作家、作品、读者、世界，虽其言不详，但考虑到民国草创时代的文论场域，这种分类实践已经引领后世的《文学概论》书写。在综合了两种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其分类还是有针对性的，若例以现在的文学分类之法亦可见出其合理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各种艺术形式、文学体裁依据其摹仿媒介、模仿方式以及摹仿对象等的不同分为叙事类、抒情类、喜剧类三种。”“这种源于古希腊的文体‘三分法’，在西方文学批评实践中广泛而长期流行，从而被欧洲各个时期的文艺批评家所采用和发展。”[6]（173-174）若简单地搬用外国的成说来剪裁我国固有的文体类型，难免会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在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视野里，小说既可作为学识之文也可视为感化之文，小说还具有反射和描写的双重原质。刘先生融汇西方旧说以创中国本土新说，彰显了其建构新的文论体系的实绩。刘先生还一一勾勒了中国文学体裁分类的历史、构成之源、变迁的轨迹、文体变迁和文章形式的关系，在这些命题的论述中体现了其“文献考证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治学特色”。即以该著第五章“文学与人生”为例，刘先生秉持现代科学视野，分别考察了文学与道德、文学表现的内容、浪漫派和写实派的关系，突出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这已具备了作者中心论的现代特质。要而言之，无论是刘先生的文学界定，还是文学功能的实现，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论述，大都建立根基于作者“有了悟与判断之力，而后有乐可感，有苦可慰”、“理性之培养，乃文学家应有之工夫，亦即文学家当先具之条件”[1]（9）。这里具备初步的“作者中心”的现代文论范式。刘永济以科学分科的眼光、进化论的视角、文化研究路径建立起了具有民国特色的文学概论体系，其虽未脱传统文论的窠臼，已蕴育现代文论雏形。
四、《文学论》体系建构的综合评价
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融汇中西，用逻辑分析法等西方科学研究方法改写了中国古代文论体验式的直觉式的文论评价模式，在继承古代文论的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利用外国的文学理论来重新认识中国固有的文论，其“参稽外籍，比附旧说”之用心在《文学论》讲义的行文中随处可见，可谓用心良苦。正如刘先生在其自序中所云：“以期引申哲诰，黜其曲解，免夫士衡之讥，而远师彦和之意云尔”，[1]（3） 撰著的目的是为了把古代文论进行现代性的转化，使其符合学科教学的需要。其用力很深，多有创见，对于碰撞交流中的中西文化采取积极应对的方法，既不盲目排外而固步自封，也不全盘西化而失掉了传统。主张采取务实的态度做好学术该做的事情，以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其积极吸收西方逻辑实证的研究方法，尝试完成古代文论现代性的转化。虽然在理论的运用上还存在“以西律中”的倾向。但是其用西方科学方法，把“逻辑推论与诗性体悟”结合起来探究古代文论存在问题的源头，正本清源的做法，给后学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以什么是文学为逻辑起点，全部的六个章节都是围绕文学而展开，用文献考证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古代文学中的关键概念。如文学是怎么发生的，历代文学的定义，历代修正文字的轨迹，文学与艺术的关系，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程千帆先生在《刘永济先生传略》一文中评价了《文学论》：“《文学论》是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的讲义，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此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重印多次。”[7]（284） 程先生用“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来评价《文学论》，允称确评。毋庸讳言，《文学论》的体系书写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其既沿袭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载道功能至上的文艺观，分析了文学的价值，感乐和慰苦，又说审美是文学的中心，二者就存在矛盾，毕竟审美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文论观还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融合两者还需要更多的理论言说，但作为一部草创时期的“文学概论”，其能够运用西方的文论框架来建构“文学概论”的理论体系，已体现出理论的先导色彩。《文学论》以实事求是的理论态度、进化论的眼光，参稽外籍，汇通中西，独立尝试建构文学概论的体系，引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自台湾的林毓生先生的专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发表，1990年代曹顺庆先生提出古代文论“失语”论以来，有关“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转换）”的大讨论已成为学界的聚焦，它也带来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契机。历史是现在的过去，让我们把目光重回民国，刘永济先生会通中创文学概论的新体系，以冷静的态度，不像新儒家的那样发出“未来的世界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界”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也不像主张全盘西化的人那样激进，主张脚踏实地的做学问来应对文化的危机，是值得今天的学人学习和借鉴的。其深厚的学养，极有见地的识见给后学树立了时代的精神坐标，标举了一个时代的学者气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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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贺根民. 文心雕龙札记：古代文论研究现代转型的一个典型文本[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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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钱中文. 文学发展论[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发表建筑论文论文范文第3篇
最初孟德尔•摩尔根发现遗传过程中，因为含有显性基因的成分不同，决定后代的遗传性状，这些遗传性状的概率符合多项式定律。后来发现一些与遗传有关的病如高血压病，它的遗传规律要更复杂。象这类病即使已携带了致病基因，如果没有一定的后天条件，致病基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表达，也就是说不一定会患这种病。象这类病还有如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等等。另外象癌症这一类与遗传有关的疾病现在认为是多基因控制的病。先天携带的只是其中数个致病基因，余下的需要在后天一定环境中都突变成致病基因时，正常细胞才会变成癌细胞。所以说很多与遗传有关的疾病必须要一定条件才能得到遗传表达。身上携带了致病基因只要控制好不让机体有致病基因表达条件，就可以避免这种遗传病的发生。进一步说，如果已经患有遗传性疾病，只要去除疾病的表达条件，就能使症状消失，还能治愈这种遗传病。这是我用“减法工程”疗法治疗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以及以及癌症后得出的体会。
遗传学发展到分子生物学领域后，人们破译了DNA、RNA的遗传密码和蛋白质合成过程的各种细节。尽管遗传学已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但是还有很多谜。我采用“减法工程”疗法十多年来遇到很多遗传学问题，令人思考。
（1）生物体的外形和内脏结构形态是由遗传决定的，现在遗传学已解决了蛋白质等物质合成原理。但仅仅是解决了原料的问题，好比建筑上解决了砖的问题，但建筑物的外形和内部结构还要依照图纸按一定工艺才能建成。生物体在生长过程中图纸在哪里？它的本质是什么？在生命进程中，器官组织乃至细胞的形态，功能发生了改变，它又是依据什么遗传信息？原先的图纸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现在都知道每一个细胞内都携带有机体全部遗传信息，但是细胞在分化过程中只启动部分信息，以至于形成形态、功能各异的形形的细胞和器官。这叫做分化，在分化过程中启动某种遗传信息的的指令来自何方？
（3）有些遗传病一出生即具有症状，如白化病、色盲等等。但另外一些象高血压、糖尿病这类与遗传有关的病为何要到一定年龄才出现症状？
（4）有没有可能采用后天的方法不但能控制或治愈象高血压、糖尿病这类与遗传有关的疾病。以至可以影响改变基因，封闭致病基因使之不能表达，甚至修改致病基因，彻底治愈遗传病。
现在普遍有一种误解，认为遗传病的基因是无法改变的，所以一旦有了这样的病终生不能治愈。因此高血压、糖尿病需要终生用药。我认为这种观点未必正确，以高血压病为例来讨论。
首先讨论一个问题：高血压病的基因从何而来？我觉得人类在猿猴时代没有高血压病，甚至在亚马逊流域的原始部落中也没有高血压病。但是原始部落的后代走出丛林进入文明社会，特别是进食盐后，开始有人患高血压病。动物也一样，国外有人作过实验，用高盐饲料喂养白鼠使之患有高血压病。它们第二代再用高盐培养出高血压病，第三代白鼠一出生便患有高血压病。可见原先没有高血压基因的白鼠，因后天的生活影响使基因改变获得了致病基因。
反过来，已有了致病基因能否使之改变呢？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首先高血压病要到一定年龄才发病，也就是说致病基因不是一出生便得到表达，要在后天一定的内环境中才能表达出来。如果体内环境终生保持的象新生儿一样，或者虽已出现了症状，只要体内环境重新恢复到新生儿那样的状态，致病基因就会被封闭，症状便不再出现。我本人便是一例，83年患有高血压病后就不能离药，随着时间、药量逐步加大，血脂不断升高。自91年自我实行“减法工程”疗法后至今未服过一粒药，血压、血脂已正常。
后天条件改变遗传基因或遗传性状是很普遍的，米丘林用嫁接方法培养出的梨苹果就是一个例证。实际上所有的生物进化都是后天影响遗传的结果。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进化只是自然选择淘汰的结果。自然界的各种因素使基因发生突变，产生出各种种群。有的种群经变异后更能适应环境，取得生物优势，物种得到保存延续。有些种群变异后，不能适应环境而消亡。从这个理论看起来，生物体在进化过程中完全是处于被动地位，没有一点主观能动性。
近年来，韩锋、刘粤生与我（都是广西河池学院兼职教授）分别从物理、哲学、生物医学角度共同提出了“观控相对论”这论点主要观点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是互动的相互影响的。［1、2］
按照我们的观点推论，生物进化过程中，生物体自主的主观意识也能起积极作用。纵观生物进化过程，鱼进化为爬行动物再进化为鸟或哺乳动物甚至灵长动物都包含一定的主观因素。而人类大脑智力的进化更是主动越来越多用脑的结果。
那么，主观能动作用能否改变基因的表达，甚至改变基因本身呢？这正是利用生物技术治疗遗传和与遗传相关病的科研工作者的追求目标。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已取得很多很多好的成果。我实施“减法工程”疗法后治愈了很多与遗传相关的疾病，同时获得了不少后天影响基因的证据。现在我试图解释其原理。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经络在遗传表达过程中的作用
1992年我提出经络是非物质的，它是一种时空结构。［3］当遗传基因指导形成机体成分物质的合成时，这种时空框架结构或者是它形成的生物场为生物体的生长发育提供图纸。在这种生物场的决定下，DNA哪部分基因被启动哪部分被关闭。这就是决定细胞的分化，这种分化被在时空框架的具置决定。
同时，机体按着框架决定的空间形态生长发育，当物质的躯体或脏器生长到与时空框架吻合后，生长发育就停止。比如说丢失尾巴的蜥蜴，再生的尾巴就是按着方式进行的。
顺便说一下，至于经络的时空框架是什么决定的，我认为是DNA。DNA不但在物质世界决定物质的合成，在非物质世界也有决定性作用。当然，其中原理、细节还要花上几代人的努力可能才会有答案。
2 经络运行与遗传表达的关系
祖国医学认为经络有输送气血、灌溉内脏的功能。内脏、机体要正常运行必须要从血中获得物质营养。还必须获得信息等非物质的营养、神经、激素可提供非物质营养。比如神经损伤后，尽管血液照常供应，但所支配的肌肉仍会萎缩。而经络之气是提供另一类信息营养。如果经络不畅通或者阻塞，就会使内脏或机体得病。经络不通，会在体表出现电学及组织学和机能学反应。利用这原理，我创立一种经络诊断法。根据此法，不但可以诊断出现有的病，还可以了解既往曾得过的病，甚至可以预报将来可能会出现的病。很多患者觉得经络诊断法“神”得不可思议。其实说明白了一点不神秘。经络不但是一套灌溉系统，而且是一个记忆系统。曾经得过的病都会在经络上留下记痕。另外，经络不畅通也会产生痕迹，当经络线上出现经气不畅的痕迹后，说明脏腑得不到正常的“经络气”的营养，到一定时间肯定会出现病症。
3 遗传病与经络缺陷
上面谈过：经络是由DNA决定的，那么遗传病会在经络上表现出来。我曾做过一些粗略的调查。一些高血压病、糖尿病患者的子女，相应的经络已出现不畅通，并存在记痕。这种记痕，可以在很年幼时即带有，随着年龄增大，这种记痕越来越明显，经络不畅通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变化在有遗传倾向的人群中出现率越来越高。这现象证明了我的以上推论。既然遗传病的表达与经络缺陷有关，将来利用后天的方法例如针灸治疗，能否治疗经络的缺陷。从而治疗、预防遗传病本身，甚至影响有缺陷的DNA。
针灸疗法能治疗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遗传相关性疾病。这里毫无疑问的。在发病前预防这样的病。目前尚无人研究，但是预计也是可行的。从而使人类克服这样的疾病。
4 内环境与经络功能乃至遗传表达
体内环境与健康密切相关［4］。我曾阐述国内环境的构成既有物质性的，又有非物质性的。非物质性因素，长期来人们不重视，甚至否认其存在。近年来信息的概念被广泛重视，尤其是电脑的普及。电脑的物质部分与非物质部分（软件）的配合才能使其正常运行的事实，使人们认识到非物质因素的重要性。
内环境的恶化能损害健康，会不会同时影响经络功能？我认为应当是肯定的。
在上世纪60到80年代有很多经络理论工作者，对循经感传作了大量研究，所谓循经感传是刺激经络或穴位，使其产生酸胀等针感，其中有一部分敏感者这种针感会沿着经络传导。
研究发现，经络感传易发生在病人及其有病脏腑的相关经络上，即张缙教授提出的“循经感传的趋病性”。［5］研究还发现那些没有发生循经感传的人和经络中，有部分实际上已产生了循经感传而自身没有感觉到。所以将这样的感传定名为“隐性感传”。
我也对循经感传做了较长时间研究［6、7］。也证实了经络感传趋病性和隐性感传这些现象的存在。
我研究还发现，不发生循经感传的人和经络，有2种情况，一种是经络完全阻塞，因此经络之气不能流动，因此不可能发生循经感传，这现象发生在不治之症的重病人身上。而另一种是发生在健康人身上，经络畅通经气在其中流动很顺畅，所以自身不察觉实际上已发生的循经感传。这正好像血流在平滑的血管内或通过没有缺陷的心脏时，听不到血流声音，而用血压计袖带施压，使所加压在收缩压、舒张压之间，血流随之时断时通，在此情况下，可以听到血压击拍声。或者心脏瓣膜狭窄，或关闭不全，血流通过时产生涡流，这时可以听到心脏杂音。当血压计袖带压力超过收缩压，血流完全中断后，又不能听到血管击拍音。比照这个道理，就会明白，为什么循经感传现象病人多见，病经多见。因为在病人、病经、经络有缺陷或被阻塞。在没有完全被阻断时，刺激穴位或经络，促进经络气在其中流动，经气与经络会发生较强烈的反应，因此自身可察觉到循经感传。
引起经络不畅通的原因有先天性的，也有后天性的。先天性的原因是以上所述的遗传的原因，使经络结构产生缺陷，而使经气运行不畅通，最后产生疾病。后天的原因有病、伤等各种原因，中医将它们称之为“七情”、“六”。出生后得过较严重的病，可损伤经络，在经络上留下印记。后天的致病和损伤经络的原因，我仍将它们划分为物质与非物质两类。因为经络是非物质性的，而阻塞经络的不良因素也常为非物质的。我在针灸治疗中，发现病人经络及体内常存在一种非物质的“病气”，体内“病气”存在越多，病越难治。而针刺时施加疏通经络和排“病气”手法［8］后，可使“病气”排出，令病人和周围人感觉到有“凉风”吹出。治疗一阶段以后，随着病气的排出，体内经络内存有量减少。原先的显性感传者会转为隐性感传，而经络完全阻塞没有感传的难治病人，会出现循经感传。经过这样的变化，病情会明显好转。这现象为上述论点提供证据。
中医和祖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可分为阴阳两部分。我将“阳”界定为物质，“阴”界定为非物质。经络是非物质结构，一般来说阻塞或改变经络结构的因素可能也是非物质的，我认为可能是紊乱的信息或者是紊乱的时空顺序。但是按传统的阴阳伴随相生的概念。不良的物质因素必定会伴有不良的非物质因素。如DNA上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必定产生错误的血红蛋白而治病。同样我观察到经过化疗的癌症患者身上携带的“病气”要明显增多。
最后要讨论：经络功能的改变会不会影响遗传性状？前面论述的是经络是DNA各种遗传基因表达的中介。那么，经络功能的改变也将改变基因的表达。我收集到很多证据。比如说：骨质增生，按理说生物体外形和器官形态、功能都由遗传性状严格规定，为什么到了一定年龄，很多人在颈椎、腰椎等处长出骨刺，改变了器官的形状。针刺相关经络穴位，可以从针上放出很多“病气”，而“病气”放完，不但症状消失，而且骨刺也可吸收。我认为这种“病气”不但壅积在相关经络上，还堆积在生长骨刺的位置。这样扰乱了那里时空框架结构，于是就按改变的框架结构生出骨刺。当通过针刺排出“病气”，清理了骨刺部位的生物场信息，现露出正确的框架结构，于是机体就按正确的图纸吸收骨刺，椎骨就恢复到正常形态了。
顺便说一下，骨质虽坚硬，但是骨质的代谢很频繁。骨中不断新生出破骨细胞。它不断溶解破坏周围的成骨细胞及其他组织,从而长成成骨细胞，当它衰老后又被新的破骨细胞溶解破坏。
用这样的方法治疗像子宫肌瘤，乳腺增生也非常有效。特别是用“减法工程”疗法治愈神经纤维瘤病，甚至癌症。1999年拙作“减法工程疗法”［9］发表后，有些医务工作者用该法治疗癌症取得很好成绩。2003年张掖一名乡村医生找到我，告诉我用本法治疗了80多位晚期癌症，取得良效。其中不少已生存3年以上。这些例子说明经络功能恢复正常后,错误的结构形态也可恢复正常。［10］
另外我治愈了一例晚期细胞癌,这名两性人切除了男性器官后,患有本病而且已扩散,当时血清激素超标了36倍，经用“减法工程”疗法治愈后,雄性激素降至原来的40分之一,至今三年来激素水平一直正常。这例子可以推想,经络功能正常后,细胞的分化甚至DNA基因也发生了改变。
5 小 结
本论文论述了三个问题
5.1经络作为DNA遗传基因表达的中介，基因的变化也会引起经络结构的变化。
5.2后天环境因素也可作用于经络，改变其功能甚至结构从而影响遗传表达。
5.3人为的治疗干预可修正经络的功能与结构从而使遗传表达朝良性方向发展。
本文主要从经络与非物质的角度讨论。事实上还有很多因素参与，限于篇幅将另文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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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彭印高.氟砷中毒地区居民中的手针感传率观察.上海针灸杂志.1989，2
8彭印高.针刺泻法新论.国际针灸讨论会及论文集.1994，哈尔滨
9彭印高.减法工程疗法.中国人体科学.1999，2
发表建筑论文论文范文第4篇
本论文主要探究针对现代首饰设计中趋于概念性设计材料多元化的几种形式，为能给现代首饰设计的发展带来一些启迪。每一位创造性的艺术设计者自己使用的表现手法（即形式）都是最好的，因为它能够最为适当地表达出这位艺术设计者所强烈希望表达的东西。用何种艺术表现手段，同样成为现代首饰设计师创作的探究主题。设计师们需要确定设计的表现形式，这其中“设计材料”的运用成为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此创造一种首饰材料探究方式，从宏观的概念性设计中得到启发，以便在实践性设计中设计出富有未来意识或超前意识的跨界首饰。
1、概念性首饰设计
从现代装饰艺术设计说起，我们知道是19世纪20-30年代的欧美设计革新运动。在大工业迅速发展、商业日益繁荣的形势推动下，欧美的工业设计逐渐走向成熟。仍然经常留恋手工业生产的新艺术设计运动，已不能适应普遍的机械化生产的要求。以法国为首的各国设计师，纷纷站在新的高度肯定机械生产，对采用新材料、新技术的现代建筑和各种工业产品的形式美和装饰美进行新的探索，其涉及的范围主要包括对建筑、家具、陶瓷、玻璃、纺织、服装等方面的设计，对于首饰的设计当然也不例外。设计师们力求在维护机械化生产的前提下，使工业产品更加美化。巴黎是装饰艺术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1925年在巴黎举办了装饰艺术展，装饰艺术运动因此得名并在欧美各国掀起热潮。装饰艺术运动使法国的服饰与首饰设计获得很大发展。在美国，装饰艺术运动受到百老汇歌舞、爵士音乐、好莱坞电影等大众文化的影响，同时受到蓬勃发展的汽车工业和浓厚的商业氛围的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美国装饰风格和追求形式表现的商业设计风格。它们从纽约开始，逐渐从东海岸扩展到西海岸，并衍生出好莱坞风格。美国装饰风格20世纪30年代传至欧洲，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设计师的重视。后现代主义设计（Post-Modernism Design）是当代西方设计思潮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一个新流派，它形成于美国，欧洲和日本也相继出现了这种设计倾向。在将近30年的发展演变中，它由建筑艺术方面的兴起和壮大、扩展和影响其他设计领域。这种设计思潮是从西方工业文明中产生的，是工业社会发展到后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在首饰设计领域，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师们，如矶崎新、霍莱因、格雷夫斯、泰格曼和埃托.索得萨斯（Ettore Sottsass，意大利“孟菲斯”设计组核心人物）于1985年-1986年为Cleto Munarl公司设计了一些造型独特、色彩艳丽、用材大胆的首饰。20世纪60年代始发于意大利的一种设计形态———概念设计，又称为观念设计，是以形象设计进行设计描述。它与造型艺术中的概念艺术同步。其设计构思不拘泥于具体的设计形式，它企图凭借新观念和新构思，进行一种理想化的设计描述，以求在其中诞生新的设计类型。这是从宏观角度看待设计和设计对象的一种设计思维方法。从某种角度而言，概念设计是实施全新设计之前的理论思考或称理论设计。设计者并非在纯粹空想中进行理想化描述，而是对未来的科技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合理预测，打破旧有的传统思维模式，使科学性与艺术想象紧密结合，在设计思维中排除现代科技水平及市场等方面的实际条件限制，从宏观的、多元的角度思考，为未来的设计寻求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的更加丰富、全面的内涵。但有时设计师也作历史性的回顾或对当前某事物展开平行想象，设计师可从宏观的概念性设计中得到启发，以便在实践性设计中设计出富有未来意识或超前意识的全新产品。
后现代设计师甚至把装饰艺术和概念设计有机地结合，最终发展使用多种化的设计材料探究，为探索出一种新思维的创新型设计方式。
2、设计材料多元化
近年来，人们对首饰有了新的认识，金属首饰长期与皮肤接触对人体有害，而且其用于标榜富贵的传统作用已在一些西方人眼中地位下降。所以购买金银首饰可以保值的观念也日渐陈旧，因而首饰的作用主要用来和服装搭配，协调装饰美化人体己日渐被年青者接受，而这些年青者现已发展为人类社会的中坚力量，从而推动了首饰设计材料多元化的发展。
因此，设计材料的发展，使艺术首饰设计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至20世纪末，材料科学的发展对人类文化至少产生了三方面影响：
1、人类文化由“重文化”向“轻文化”转变，社会基本结构的厚重感和体量感正在消失；
2、自然材料与非自然材料的外观差别正在模糊；
3、从一次性使用的材料向可重复使用的材料转变。
这三个转变将极大地影响设计，首饰设计也将有可能从传统形式即“包装”式外观设计，转向建立人与高技术之间的协调关系的设计。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材料科学和信息技术创造了一种新文化———丰富多彩的世俗文化，世界的外观变得越来越虚实难辩、琢磨不定，使人们对事物的经验变得越来越难以持久和固定了。在首饰设计中，可提供制作首饰的材料，往往决定设计的构思、方向甚至影响设计的优劣。设计师对材料固有特性和表现力的理解正确与否，极大影响其造型设计的品质。尤其是现代设计和现代材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学术课题，设计师必须对材料进行广泛的认识、理解和掌握。从首饰设计艺术的角度看，材料特性使相应的加工技术和技艺得以产生和发展，同时又形成了相应的“符合材料特性”的种种首饰造型语言。不同时代的首饰设计产品所使用的不同材料，表现了不同时代的经济和文化差异。原始时代多使用自然材料（如：象牙、皮草等）。工业革命后，工业材料即人工材料因其特性，使看来体积巨大的物体实际质量极轻，感觉柔软的物体却有极高的强度等等（如：贵金属、青铜等）。随着基因材料、克隆材料和碳纳米管超级纤维材料的出现和运用，人们对设计材料的认识又从宏观和表面达到一种微观和深入的理解，并使设计的可行性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高度。如1纳米是1米的十亿分之一，而一个基本的碳纳米管的只有1.4纳米，科学家和设计师正在试图用碳纳米管设计太空升降机、微型探头等。就此发展了多种首饰材料，起决定作用的是造型、色彩、材料与配套材料等因素。可以看出在装饰艺术设计和概念设计中所谈到的工艺技术的发展形式，致使有时设计创新推动工艺的发明，促进技术的改良。
首饰的成型是设计的一个重要程序，一件首饰设计水平的优劣，其中很大一部分因素取决于设计者对材料的理解掌握程度，以及驾驭材料能力的高低。设计者若不熟悉自己所用材料的特性，那么在进行艺术创造时，势必无法运用自如。从材料本身探求首饰设计的艺术效果，也是概念性首饰设计的一个重要法则，充分巧妙地利用各种材料所特有的美，也是设计者的智慧所在。有了好的材料，好的设想，还要通过一定的成型工艺才能构成一件完美的造型。不同的材料，不同的造型，决定用不同的成型工艺。工艺方法的选择，首先应明确材料性能和造型特点，取得工艺、材料和造型的高度统一。
3、首饰材料多元化的趋势
首饰材料多元化的发展也推进了艺术首饰概念的步伐，艺术首饰设计的外衣是装饰效果的表现，人们感知首饰时，首先视觉上是首饰的装饰效果，其次触觉上是首饰材料的感受。首饰追求艺术美，艺术美是首饰里飘逸出来的设计者所巧妙寄托的精神内在寓意，是设计者思想感情，审美情趣与客观物体的贯通交融；也追求材料美，材料美是设计师对时展的掌握和运用，是时代感带给设计师和佩戴者的体验。追求艺术美不仅要借鉴绘画、雕塑和真它姊妹艺术的经验，而且要打破时空限制，突破原有的艺术形式。当前已经有很多各国艺术家在对材料多元化的首饰设计上进行尝试和发展。此文试图探究虚实变化的首饰材料形式，从而确定首饰设计领域表现出材料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视觉上充满装饰美感和自由想象空间的效果，在触觉上追求设计者和佩戴者追求对于不同材料的体验，以此对首饰材料的形式能作一些创新大胆的尝试。通过确定设计的表现形式，认识到“设计材料”的运用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以此创造一种首饰材料探究方式，从装饰艺术和概念性设计中得到启发，以便在实践性设计中设计出富有未来意识或超前意识的跨界首饰。
参考文献：
《设计辞典》相关设计术语的名字解释（具有权威性）
《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创新》（部分理论性）
《康定斯基-文论与作品》（部分理论性）
发表建筑论文论文范文第5篇
唯美倾向和对“纯艺术”的追求,早在古希腊“希腊化时期”卡利马科斯所创造的“亚里山大里亚诗体”和古罗马晚期文学的诗歌中,已初现端倪。近代以降,西班牙的贡戈拉派和意大利的马里诺派,在其创作中也以雕琢词藻、追求华美的艺术形式为旨趣。18世纪,康德提出了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无功利感的观点。到了19世纪,唯美思想才得以形成明确的理论形态,作为唯美主义文学观念的核心,“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口号,是由法国哲学家库辛于1818年首次提出的,但真正使这一概念得以确立的则是法国诗人和小说家戈蒂耶。
中国现代文坛对唯美主义的引进是与新文学的产生同时进行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为众多中国现代诗学观念创始者所持有,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命题在他们的文论中随处可见,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艺术的本身无所谓目的”、“这没功利心便是艺术的精神”(郭沫若);“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郁达夫);“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梁实秋);“美术是帮助我们超脱现实而求安慰于理想境界的”(朱光潜)等。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唯美主义是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广泛影响的产物,同时也不能低估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先在结构”的作用和历史语境的制约。
下文试分几个方面来分析之:
一、早期创造社所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新月派所倡导的新诗格律运动,和其他文学社团对纯真纯美的追求,都可以说是唯美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足迹。
对西方唯美主义诗学的全面介绍和借鉴主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代表可推创造社的郭沫若和郁达夫。作为对传统的“载道”文学观的反拨,前期创造社作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创造社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艺术的目的、艺术的功利等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对唯美主义的衍生和借用。他首先批评了艺术上的功利主义,“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从事创作,上之想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精神太远了。他进而提出文学的无目的论,“艺术的本身无所谓目的,……文艺如春日之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此外,郭沫若还有其他唯美的观点偶尔一现,“毒草的彩色也有美的价值存在,何况不是毒草。”川赞美毒草的美艳,这可谓绝对的对艺术美的追求。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郭沫若在否定艺术的目的和功利时,其言辞之明确、语气之肯定都与西方唯美主义者极为相似。
创造社其他成员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的观点虽然比郭沫若缓和得多,但他们的唯美主义倾向也非常明显。郁达夫认为,“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我虽不同唯美主义者那么持论的偏激,但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成仿吾则主张:“文学上的创作,本来只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困追求文学的全,实现文学的美,自由创造,抒发内心的情感,不计功利,这便是早期创造社理论的核心。以情感为核心的文学本体论,不仅是郭沫若、成仿吾等前期创造社作家的理论主张,而且也制约和影响着他们的创作。郭沫若的《残春》、郁达夫的《沉沦》等便是这种情感本体论催生的成果。
创造社在倡导以情感为核心的本体论的同时,也显然存在着忽视文学形式的局限。纠正创造社创作上这种偏颇倾向的,是20年代中期成立的新月社。该派主要成员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等人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他们的文学观念深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梁实秋曾撰文介绍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并表示,“艺术—尤其是文学—实在是超越善恶性而存在的。艺术没有善恶,只有美丑,……我以为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他的目的只是美,不晓得什么叫善恶;他的效用只是供人们的安慰与娱乐。”川闻一多在《戏剧的岐途》中宣称自己相信“纯艺术主义”,并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极富创见的“三美”说,“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简单地说,所谓新诗的格律,就是除了内容而外,一首诗必须听起来和看起来都要美。听起来铿锵,看起来均齐、协调、舒服,赏心悦目,新月派诗人强调的是艺术美。这种由情感向形式的“转折”.是文学对其本体地位与内部构成逐步思考与实践的产物,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唯美主义思潮的真正确立,也提高了中国新文学的艺术水平和审美品格。
客观地说,大多数新月派诗人在艺术超功利的问题上并不完全赞同王尔德艺才独立于时代和艺术无关乎现实的绝对化观点,他们所主张的只是文艺与时代和时代精神的疏离。换句话说,新月派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一种修正的或者改良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也许正因为如此,大多新月派诗人的唯美追求似乎只是诉诸于诗歌形式美的雕琢,而较少涉及唯美主义对于内容的限制和约束。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唯美主义思潮进人了它的鼎盛期。这期间,政治黑暗,现实腐败,使许多迷惘而又仿徨的文人纷纷涌人文学艺术的象牙之塔。浅草社成员希望在文学创作中摄取唯美主义等异域的营养,认为“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Wilde),尼采(F.W.Nietzsehe),波德莱尔(Ch.Baudelaire),安特莱夫(L.Andrew)们所安排的”。必须指出的是,浅草社成员在摄取异域营养时是做出了一些取舍的,他们吸收了唯美主义的世纪末情绪,着力于形式美的追求.但他们同时也舍弃了唯美主义“艺术超功利”和“艺术不表现真实”的思想。因为他们主张,“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图弥洒社成员坚持“无目的”的艺术观,把《弥洒》规定为“无目的、无评论、不讨论、不批评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他们所强调的是“舍文艺外,可以说再没有别的东西了”[11〕的主张,与王尔德“艺术除了表现它自己以外,不表现任何其他东西”的观点是相似的。
京派文人以周作人为中心,聚集在他周围的大部分是他的学生或朋友,如俞平伯、朱自清、废名等.他们更多地吸纳了西方唯美主义者纪德、法朗士重视精神美的思想,又融人中国道家的“自然”、“虚静”和佛教的“境界说”,追求一种自由、超脱、闲适的人生和艺术境界。海派文人则主要包括狮吼社、绿社等社团的作家。代表人物有《狮吼》、《金屋月刊》的邵询美、滕固、章克标,绿社的朱维基、芳信、林徽因等。狮吼社成员的唯美主义观点是较为彻底的,“我们决不承认艺术可以被别的东西来利用”,“我们要打倒浅薄,我们要打倒顽固,我们要打倒有时代观念的工具的文艺,我们要示人以真正的艺术”,“我们要用人的力的极点来表现艺术。海派文人更多地与法国唯美主义者戈蒂耶的思想相一致,重视感官享受,追求人生欢乐,是他们创作中呈现的共同趋向。以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等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则既具有中国中晚唐文人超然的唯美情趣,又染有西方波德莱尔式的颓废气息。
进人40年代,中国文坛虽然出现了以无名氏等为代表的新浪漫派和九叶诗派等具有一定唯美主义倾向的文学力量,但是,在暴风骤雨的大时代背景映衬下和声势浩荡的现实主义大潮的挤压下,结合着文学创作而推举文学审美论的唯美主义思潮已渐趋退隐,朱光潜、宗白华、梁宗岱等一些美学家则以唯美主义为理论基础,对文学审美理论进行了更为深人系统的开掘。他们除了介绍和研究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等,还借西方现代美学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艺术,开中国文艺美学之先河。这种文艺美学相当集中地体现了文学审美论的思想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在现代中国已经被语境化的唯美主义。
二、中国现代文学审美理论之共鸣于唯美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其“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基本诗学观念的接受上;而在美与自然这两个支柱性概念的理解上,二者是有差距的。
从20世纪初西方唯美主义被引人中国,经历了思想观念的接受、文学创作批评上的提倡和应用、理论形态的建构,到朱光潜已基本形成中国化和体系化的文学审美理论。总体上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文学审美理论虽也深受西方唯美主义的影响,“但在强调文学自律,处理文学的有用与无用、审美与道德、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并不那么极端。我们认为,这既是对西方唯美主义文艺观念的“误读”,又是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和新文学的发展需要出发而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悟读”。这种“误读”和“悟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