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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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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哲学论文

艺术与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术后为进一步防止发生感染,给予常规抗生素5~7d。不需要使用石膏进行外固定,鼓励患者主动进行积极有效的肌肉舒缩锻炼:拆线后在床上进行关节活动;在4~4周后扶双拐不负重床下活动;2个月经X线检查骨折部位有骨痂生长,则轻度负重,直至完全负重。3个月后查X线,有骨再生或足够的皮质,骨折愈合效果不理想,骨痂生长仅有一些,则需要将近端或远端锁钉取出,重新做动力型固定。

2结果

本组54例患者,进行6~24个月的随访,平均12个月,骨折全部愈合,时间为2~4个月,平均时间为3个月,其中术后9~14个月取出髓内钉的有46例,将恢复情况按Klemm分级:46例优,6例良,陈旧性骨折骨不连全部愈合的有2例,时间为3~8个月,其中1例髓内钉在术后1年拔除,功能恢复情况较满意。

3讨论

3.1股骨干骨折内固定术后不愈合原因分析

如果医生对于内固定的基本原则没有严格遵循,不当操作,则可造成骨折部愈合的发生。没有彻底将开放性骨折伤口清创,在伤口内或骨折端遗留着被挫灭的组织及污染物,导致骨折局部炎性反应性水肿长期存在,金属固定物在炎性渗出物中长期浸泡而致使电解反应发生,造成骨折端的破坏吸收而出现间隙。没有正确复位或遗弃粉碎性骨折的碎块,使骨折端出现缺损或间隙,从而致使成骨细胞难以成骨桥接。钢板长度应当是骨折部骨干直径的4~6倍,置于骨干的张力侧,螺钉将骨折线两侧固定平衡,在侧骨皮质穿出1~2个螺纹。若没有严格操作则不能有效的加压和控制断端剪力,将造成螺钉在患者进行功能锻炼时松动或者退出,由此引发骨折不愈合或骨折端成角畸形。医生应当具备内固定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及技术,并要严格操作。

3.2股骨干骨折术后不愈合的治疗

虽然股骨干骨折术后出现不愈合的原因有折端轻度成角及螺钉、钢板等内固定物松动退出等,但大部分通过处理成功复位或保持折端的功能复位。这句话不恰当,我改一下供参考;股骨干骨折术后不愈合可导致内固定物松动、折断,再次出现错位、成角畸形,但通过恰当的手术处理绝大部分还是能够重新复位、固定进而达到愈合恢复功能的目的。我首先对骨折端进行彻底清理,而后选用合适的髓内针固定,而后使用微型磨钻对折端进行修整并植骨,由此治疗效果更理想。远端锁钉定位装置需要注意的是:

①在行股股外侧小切口,骨膜要少剥离或不剥离,骨折块血运要细心保护,使骨折愈合率增高,减少感染机会。

艺术与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Creative Achievement of Aesthetic Culture Study

―Introduction and Criticism to Aesthetic Existence

ZHONG Cheng-xiang

傅守祥博士的新著《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了,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审美文化研究领域很有实力的一项创新性成果。

这部专著起始于他的博士论文《欢乐诗学》,是他师从浙江大学T岱先生攻读文艺美学博士学位,凝聚四年心血铸就的,论文在盲审以及答辩时颇受好评;之后,他又进入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把形而上的学理思辩与形而下的现实审美文化思潮的演进紧密结合,潜心深钻细研,再费两载功夫,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了题为《审美文化与审美范式研究》的博士后工作报告。守祥博士也因这项连续性研究而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立项资助,出版时定名为《审美化生存》。

我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有幸先睹为快,不仅深受启发,而且感慨万端。在物欲横流、世风浮躁,学术规范也受到猛烈冲击的当下,能如守祥者一方面以学子之孜孜求学态度,排除干扰,甘于清贫,坐冷板凳,做真学问,另一方面又怀赤子之满腔热忱,忧患天下,关注人类圣洁的精神家园的坚守,真是难能可贵,令吾辈肃然起敬。我衷心地祝愿他终生坚守住党和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神圣职责、人格良知和学术操守,再接再厉,奋进不止,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添砖加瓦、贡献微力。

守祥的这篇学理性、现实性极强的研究著作,我最称道的是有思想、有见解,其思维的锐敏和见地的独到,构成它基本的学术品格。面对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强势,尤其是现代化电子技术普及引发的信息革命,人类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人文生态环境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多少专家学者和志士仁人都对此密切关注甚至忧虑重重。守祥作为知识分子的后起之秀,直面这种严峻现实,以深邃的理论眼光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受制于市场逻辑的大众审美文化“加剧了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价值与审美意识的传统影响”。他主张进行一场“审美观念的探险”,目标是建设“新的美学范式与审美理念”――

研究资本与技术对大众文化发展的深层影响,透析“艺术终结”与“哲学终结”的内在背景,确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意义与普遍价值尤其是对当代文化生态平衡的长远影响,调整视角从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转入新型的社会行为学范式、从哲学纵向超越的思维转入重视横向超越的想象、从封闭的本质论诗学走向开放的体验论诗学,剖析大众文化审美理念的文化美学、身体美学表现及其欢乐诗学构造,辨析审美泛化的形而下之轻与审美现代性的人性解放之重,以天人相通的感性想象和灌注价值理性的审美批判制衡技术理性与市场逻辑引导的轻薄与狂嚣。

这段话,概念叠加,内蕴厚重,可以看作是守祥从事“大众文化审美研究与哲学批判”的宗旨。其间的思想锋芒和学理色彩,令我想起了前辈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生前与熊十力先生对话的一句名言,十力先生深沉叹曰:“我想今后人们都不会思想了。”此语力透万钧,启人深思,在某种程度上已为今之现实证实,不幸而言中。但,有守祥们在,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之思便能代代相传,足可告慰前辈哲人的在天之灵!

守祥之所以能在这部论著中出思想、出创见,在我看来,是以他的哲学修养和思维品格为坚实基础的。时下艺术学学界,空前活跃,成就斐然,问题也不少。而诸多问题,追本寻源,恐怕根子都出在艺术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的片面性上。同志当年就曾精辟指出过我们民族存在的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痼疾:“形而上学猖獗。”在对日趋多样化、世俗化的艺术创作实践和艺术现象的抽象概括、分析研究中,那种缺乏艺术哲学层面的宏观审美价值的准确判断的大智慧、却津津乐道于形式层面细枝末节的小聪明的论著,时有所见。理性思维的失之毫厘,往往导致艺术创作实践的谬以千里。此类教训,极为深刻。守祥在他的同辈青年学者中,颇具哲学思维优势。这当然与他先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后研究艺术学审美文化的特殊的学术经历有关,与他师从哲学家、美学家叶秀山、徐岱先生有关。他分析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和审美范式,在思维方法上既注重一分为二,执其两端,又辨证权衡,分析利弊,取法乎中,最终做出入理入情的和谐判断。譬如,一方面,他大胆肯定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在“从传统的神性体悟到现代的世俗消费、从经典的艺术美到当下的体验的变迁过程中”具有的积极因素(一是“克服大众的认同焦虑、充实大众的文化生活、带来现代社会可能的审美解放尤其是感性的视觉革命”,二是“结束文化的长期禁锢及颠覆大一统的文化格局、实现政治祛魅、转向市场逻辑为核心理念的世俗化”,三是“为哲学的‘横向’转向――从重思维转向重想象、从纵向超越到横向超越――提供了新的文本佐证和文化实验场”);另一方面,他又尖锐批判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已经出现的低俗化倾向等消极因素,认为“成熟的大众文化文本应该是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情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纬度的意义追求,既渴望审美愉悦的欢乐解放又不舍弃神性纬度的精神提升”,“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权利是可怕的,文化陷入经济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必须靠“在对当代人的生存活动的解读中强化美学介入现实的力量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来防止可能产生的“非人化与物化”倾向。这见地,即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靠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靠艺术把人的境界“养”高。靠高素质、高境界的人去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此乃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

艺术与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游牧文化;乌桓;鲜卑;研究索引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鲜卑文化改革沉思》,《网络财富》2009年01期。

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张景明,《鲜卑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边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

艺术与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王达敏的家乡安庆枞阳,是人文勃兴、代起人豪的“诗人之窟、文章之府、气节之乡”,灵秀所钟,扶舆郁积。王达敏的人品学问颇受桐城派影响,著述中自有一股沉潜之气,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十多年来,王达敏一直致力于从哲学、文化和思想史的视角来思考文学,坚持从文学的本体意义出发研究文学,这本《论文学是文学》即是明证。王达敏曾沉浸于西方哲学的浩瀚烟海中,痴迷于科学哲学,写出了他的第一本著作《稳态学》。这本书阐述了现代稳态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强调了积极性稳态的重要作用。可以说,稳态理论对当下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有着独特的贡献。随后,《新时期小说论》《理论与批评一体化》等著作,又从文学的领域进一步丰富了稳态理论,从科学统一化理论到文学批评理论视域,阐明了20世纪科学统一趋势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以及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等问题,并将自己的理论思考付诸于新时期小说的宏观研究、小说批评与理论建构及作家作品评论等一系列研究实践中。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评论家的学养和良知,关系到文学评论的品质。《论文学是文学》是一部关乎人性、关乎灵魂、关乎真理的书,读者随时可以窥见评论家那颗滚烫的心。我们看到评论家的文字中心怀悲悯,敢于担当,尊重生命,热爱文学,敬惜文字,不卑不亢,每次写作,必有发现。这种贴近灵魂的研究和写作,使阅读者和评论家本人一同得到精神的拔擢和人格的升华。文学评论,显然是对文学的二度创作,评论应努力“将‘我’涵化进去进行创造,以达到第一级创作的品格”,因而文学评论既在做别人,更是在做自己。基于自身的曲折经历,使得王达敏对其研究对象,比如余华及笔下的人物许三观、福贵们,均掺入了评论家自己独特的个人生命经验。2006年,王达敏曾推出《余华论》,引起学界较大反响。《余华论》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鲜明的“问题意识”,“质疑”和“追问”是王达敏惯常的学术姿态。《余华论》一书还原了余华作品的人性色彩,针对当时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对余华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批评倾向提出质疑,进而对余华小说艺术的独特性和超越性作出了独到的阐述,是余华研究的一份重要学术成果。而《论文学是文学》秉承了这一治学思路及学术随笔式的写作方式。这种学中有文、文中有学、外松内紧、收放自如的写法,以安静的语言叙述为表,温和中暗敛内力,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批评家的学术自信和从容。如《岂止遗憾――批评》《执著的守护者与尖锐的质疑者――李建军及其文学批评》《半部好小说――读长篇小说》《一个犬儒主义者的手册》等文章,读起来非常过瘾。

随着文学批评的失范以及文学批评的功能意义、价值意义走向淡化,文学批评几乎也渐渐脱离了“文学”和“批评”的原意。批评精神的渐失,造成了批评与创作的隔膜、批评对创作失语等状况。王达敏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始终坚持文学批评的品格。例如他对杜光辉长篇小说《西部马帮》的批评,尖锐真诚,促使作者猛醒和思考,并对作品进行了二次创作,将一部艺术和内容上产生严重割裂的小说改成了两部作品,最后还给评论家打来电话致谢,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批评与文学创作如何相互促进,批评的功用如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中实现良性循环,《论文学是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我家门外长江水,江水之南山万重”,这是乡贤刘大的一句诗。王达敏治学为文,始终灌注着灵动的生命意识和一以贯之的人文情怀,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大概说的就是这种学术境界吧?一如那浩渺江水之外的巍巍青山,你看得见,却很难穷尽。

艺术与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中国书法是使用毛笔书写汉字并使其保持丰富表现力的艺术。这门艺术在几千年的演变史中积累了大量典范之作,在驾驭线条和结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技巧。但是,当前书法教育中体现文化的意识比较淡漠,文化精神的缺失问题在书法创作和教育领域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符合书法对人的文化性发展的总体要求。本文将从技法实践和审美认识两大层面对高校书法教育中文化精神培养机制的构建进行初探,为高校艺术教育的文化性培养提供某些参考。  

 

书法是从日用书写与传统语言观中孕育出来的文化现象、艺术现象,对它的研究可以揭示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中许多不为人知的隐秘机制,对书法才能、形式感受机制的研究可以为当代艺术教育、艺术创作提供不竭的灵感。这些,都是当代书法必须牢牢抓住的东西。[1]根据书法教育中对学生进行的技法训练和人文修养两大方面的运行关系,将当前高校书法教育中存在的不当培养机制简要区分为:过度偏重于书法技法、只注重技法训练而文素养缺乏的“技术派”;有着深厚的人文素养,但技法薄弱、无实际动手能力的“理论派”;技法薄弱而又缺乏人文素养的“江湖派”;较高层次的书法教育教学领域里忽视文化精神培养的“偏激派”。 进而以区分其分属文化精神和书法家的不同层次。 

根据以上所列四大类存在的不良现象,从重视书法文化精神的规定性出发,深入研究书法艺术相关的各项能力构成和人文素质构成及其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关系,构建和施行书法艺术文化精神培养的全面发展机制。 

一、进行较高哲学思维和理性思考能力的训练机制 

中国书法艺术与中国传统哲学有其深切的内在联系,书法的形式和审美构成一直都在深刻思考和力图体现人的心灵、精神与大自然的同构关系,并施行在人的自我修养和生活实践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书法创作和审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中国书法审美理想最终要统一到中国的哲学的审美观赏上来,哲学思想和思维集中地体现着人的智慧层次,书法创作和审美活动离不开某些智慧的参与,也时刻反映着智慧的含量。在高校书法教育中应注重学生较高哲学思维和理性思考能力的训练,具体实践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 

(1)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学习研究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孕育着深邃的哲学思想,满含着智慧的生发和滋养。中国书法的形成和产生就在于书法本身所必然反映的东方哲学思想,这是其之所以成为艺术并超越艺术的根本原因之一。书法的线条变化规律、空间聚合法则、气韵自动特性无不时时反映着书法对于天地万物总则和时空转换的本质特征。因此,在高校书法教育中开设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学习研究课程使书法学习者对书法的思考升华到高度的哲学思想的探究,从而获得东方文化精神的充分滋养。 

(2)对书法艺术美学的学习研究 

书法艺术美学是书法艺术教育中的重要学科,是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书法艺术美基本要素、美的基本特征、美的产生因素和美的创作原理的重要课程。建国后中国艺术界对于书法艺术美的研究和探讨实际上是建立在运用西方美学分析法则对中国传统书法研究理论进行现代与古代审美思维想结合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因此,相对于单纯的传统美学阐述和西方美学理解而言更为完善而科学合理。因此,在高校书法教育中应开设书法美学的学习研究,指导学生从美学的高度审视书法技法理论和审美理论,从而获得对书法艺术美的内在规律的深刻认识。 

(3)“因形象义”、从图形到表述迁延和理解能力的培养 

视觉艺术美的阐述原理认为,视觉形象作用于人的大脑可以产生种种具体而生动的感觉和可供进一步思考的理性意识,成为人的精神领域里不可或缺的审美 材料。这实际上阐述的是中国传统艺术理念“因形象义”的现象。书法是集中反映这种理念和现象的典型艺术门类,对书法“因形象义”特性的反复体会和感悟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从图形视觉形象到义理表述迁延的能力,从而有效培养其对书法艺术内在规律的理解把握能力。 

二、人文素养培养机制 

近代书法家陆维钊曾深刻地指出,古往今来从无没有学问的大书家,……学书者必须把主要精力与时间用在钻研学问、提高素养上。当代书法研究学者邱振中认为,作为书法家应该具备的“修养”,在大多数人心中还是特指与传统文化有关的部分。[2]人文素养是一个大概念,几乎涵盖关于人的所有修养。 

1.德品精神培养:从本质而言,书法是表情达性的艺术,如果书法家性情淡泊、心境清虚、情操高尚,在艺术实践上必易于达到较高的境界。虽然二者之间并非必然的一致,但道德情操对书法家艺术风格的形成有必然的影响,因此,书法与道德品行相关。对人的德品的要求是文化精神培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高校书法教育中不可缺少相关德品教育的课程相链接。 

2.学识精神培养:书法与学识相关,学识对于书法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勤学善学者学识渊博,有独见卓识,在技法娴熟的基础上下笔自然不落俗套、不同凡响。因此,对于学识的追求是文化精神培养的重要内容之一,高校书法教育应重视学生综合学识的提高,开设相关课程指导学生逐步体悟到学识之于书法艺术水平提高的重要性,具有重视和提高学识的精神。 

3.阅历精神培养:书法家除了读书博学之外,必须拥有深厚的人生阅历。 “饱览前代奇迹”,潜心研习历代名家名迹,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提高鉴赏能力,博采众家之长,才能自然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此外,书法艺术不仅是技法问题,重要的是学书者在掌握了书法的基本功之后应不断向他人学习,向自然学习,向社会学习,经受种种磨炼,在繁复人生历练中洞晓天下之理,才能在书写时得心应手、笔随意转,使主客观融为一体,从书法技巧进入到艺术的最高境界——道,这时的书法将神妙莫测、笔墨神采焕发出自然万象之美,这是无数书法家毕生苦心孤诣追求的理想境地。 

4.著述精神培养:文字著述对于任何出色的艺术家都是一项重要的人文素养。书法家有必要将自身的艺术见解和收获诉诸文字以供探讨与交流,或者出于书法艺术自身表达的需要而利用诗词歌赋等文学形式进行创作,这就需要具有较高层次的文字处理能力和语言功夫的修养。高校书法教育中应该加强有关书面表述能力的训练,教育学生将写作作为自身艺术思考和总结的必要方式而加以重视,培养学生较高的文字著述能力,切实推行文化精神诉求能力的教育机制。 

三、技法实践能力培养机制 

众所周知,世界上任何一门艺术,首先必须建立在相应的技术基础之上。从本质上说,技法是属于物质的,是艺术审美产生的基础。技法实践能力的训练方式和理念满含着书法作为特殊艺术形式所具有的文化精神,是物质表现形式,也是表现精神的必然形式。 

针对当前高校书法教育中存在着有着深厚的人文素养,但技法薄弱、无实际动手能力的“理论派”、和技法薄弱而又缺乏人文素养的“江湖派”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技法低劣徘徊不前的现象,应极力倡导技法训练意识,将其重新放到书法艺术修养的基础性重要位置。 

在课程设置上体现集中训练、长期训练和强化训练的特点,并将三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具体来说,或者可以按照书体演变史的发展进程来安排技法训练,或者可以按照风格特征的需要来安排技法训练,或者将这两者参插交织在一起进行训练。这样才可能切实实践对书法基本技法的总体训练,从根本上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笔法、字法和章法能力,为达到更高的体现个人风格和情调、神韵和气息的审美追求奠定坚实的技法基础。 

四、与相关专业领域的有效结合机制 

随着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书法被放在和文学、美术、音乐等艺术门类同等的位置上。在目前中国高校专业设置里也有相当数量的高校根据具体办学条件设立了书法专业,进行专门书法人才的培养。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教学目标与教学思想问题,如仅仅是从弘扬传统艺术的立场强调书法的重要性,没有施行对书法与当代艺术、学术、教育等关系的思考,在培养人才上目标不明确,也难以找到 切实有效的机制,更谈不到建立一个科学而严谨的教学体系。[3]在当前高校教育中书法已经被作为一门专业而成为较为独立的专业教育领域,书法的文化性决定了与其他诸多相关专业领域进行有效结合的必然性。 

根据书法文化的规定性特征,我们可以找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与之想通的文化精神联系,开设相应课程与之链接,相互参照、相互砥砺、相互促进。内容包括如上所述的共同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思考、基本的美学原理和图式表意规律的思考、共同蕴含的各种人文素养的培养和提高,以及分别在具体的技法运行和形式表现诸多方面的某些想通之处的对比训练和思考等等。如“书画的密切联系,乃发生在书法自身有了美的自觉、成为美的对象的时代,这依然是开始于东汉之末,而确立于魏晋时代”。[4]在具体教学中,坚持先理论后实践再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坚持以书法文化精神的培养为主要内容,坚持以高校学生人文素养和文化精神的综和培养为总体目标,切实把书法艺术精神的深入挖掘融入对整个华夏文化精神的研究探索中,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文化精神培养机制。 

综上所述,高校书法教育中文化精神的培养机制是一个较为长期的系统建设工程,需要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将某些相关专业课程在共同的文化表现和精神诉求的层面进行有效连接,坚持技法训练和理论研究并重,指导学生完成从物质层面的技术完善到精神层面的文化审美的认识飞跃,同时又将认识投入到具体的实践中进行检验和完善,从而真正有利于高校艺术教育中文化精神的切实培养。 

 

注释: 

[1]邱振中•神居何所〔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186 

[2]邱振中•书法〔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