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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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论文范文第1篇

物理实验是物理教学的重要部分，是基础教学不可或缺的环节，物理实验既能帮学生认知正确的物理概念，增强问题的分析能力，又能培养学生的验证和探索能力。例如惯性实验，将几枚棋子整齐地叠放在水平桌面上，再用一把刻度尺迅速将最底端的棋子击出，上面的棋子却不会随被击出的棋子移动。实验虽然简单，演示却很成功，吸引了学生，收到了很好的课堂效果，远比通过老师的讲述，用语言形式来呈现收到更好的效果。再如，在讲压力和压强时，可以设计这样的实验：在一个较为结实的无底无盖的盒子上蒙一张纸(纸面要紧)，将一块砖轻轻地平放在白纸面上，观察到纸面下凹了些，但纸未破，然后小心地将砖竖立放置，白纸破了，就会自然地引入压强的概念压强和受力面积成反比的关系理解更清楚。因此，看似容易理解，无需实验的地方，恰恰是应当加强实验的地方。

2改进演示实验

演示实验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对物理现象有清晰的了解，启发思维活动，以便更好地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2.1改进演示实验，提高演示实验的可见度、收看率、成功率

只有清楚明显，可见度高的物理现象，才容易触动学生视觉，激发学习兴趣，启发思维活动，同时加强演示前的精心准备，使演示实验既然做了就必须成功，这样也有利于提高收视率，有利于提高课堂效果。磁现象演示实验“同名磁极相排斥，异名磁极相吸引”，课本中实验简单但效果不明显，学生也不易观察，成功率不高。我们可以把它改为将两磁铁分别固定在两小车上，小车置于光滑的水平面上静止，且两车保持一定的距离，撤去外力后，可以看到两车的运动方向，改变磁极重新演示。这样显然提高了实验的可见度、收看率、成功率。

2.2将一些演示实验改进为学生分组实验

这样做能为学生创造多动手实验的机会，还可以提高实验的可见度，活跃课堂气氛。例如在进行“电流磁场”这一课题教学时，把教材中演示奥斯特实验安排给学生分组做，实验器材简单：一节干电池，一根导线，一个小磁针，实验时用导线将电池的正负极联通（要立即断路），而将小磁针置于导线某一段的附近，可看到小磁针偏转，在导线周围的不同位置或改变电流方向时，小磁针的偏转方向也随着改变，这个实验现象明显，学生易于接受。比起由教师演示效果要好的多，通过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对电流周围存在着磁场以及磁场方向和电流方向有关的知识也确信无疑了。

3将验证性实验改为探索性实验

探索性实验有两大特点:一是以探究物理规律并培养实验能力为目标；二是可以充分体现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原则。对好动脑的学生来说更能引起他们的求知欲，同时可以培养学生观察、探索、研究、独立获取知识的本领。例如在做决定导体电阻大小因素的实验时，可以让学生去探索导体的电阻在温度不变或变化不大时，导体的电阻可能会和哪些因素（比如长度、横截面积、材料等）有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学生可以探索去保持其中两个量而改变另外一个量，在探索中最后得出结论，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成就感。

4充实学生分组实验内容

中国历史论文范文第2篇

一、CAPM的理论意义及作用

（一）CAPM的前提假设

任何经济模型都是对复杂经济问题的有意简化，CAPM也不例外，它的核心假设是将证券市场中所有投资人视为看出初始偏好外都相同的个人，并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在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还继承了证券组合理论的假设。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证券市场是有效的，即信息完全对称；无风险证券存在，投资者可以自由地按无风险利率借入或贷出资本；投资总风险可以用方差或标准差表示，系统风险可用β系数表示。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他们均依据马科威茨证券组合模型进行均值方差分析，作出投资决策；证券加以不征税，也没有交易成本，证券市场是无摩擦的，而现实中往往根据收入的来源（利息、股息和收入等）和金额按政府税率缴税。证券交易要依据交易量的大小和客户的自信交纳手续费、佣金等费用；除了上述这些明确的假设之外。还有如下隐含性假设：每种证券的收益率分布均服从正态分布；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每项资产都是无限可分的，这意味着在投资组合中，投资者可持有某种证券的任何一部分。

（二）CAPM理论的内容：

1.CAPM模型的形式。E（Rp）=Rf+β（[（RM）-Rf]其中

β=Cov（Ri，Rm）/Var（Rm）

E（Rp）表示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Rf为无风险报酬率，E（RM）表示市场组合期望收益率，β为某一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CAPM模型主要表示单个证券或投资组合同系统风险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也即是单个投资组合的收益率等于无风险收益率与风险溢价的和。

2.理论意义。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认为，一项投资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无风险报酬率，即将国债投资（或银行存款）视为无风险投资；（2）市场平均报酬率，即整个市场的平均报酬率，如果一项投资所承担的风险与市场平均风险程度相同，该项报酬率与整个市场平均报酬率相同；（3）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即β系数，是某一投资组合的风险程度与市场证券组合的风险程度之比。CAPM模型说明了单个证券投资组合的期望受益率与相对风险程度间的关系，即任何资产的期望报酬一定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一个风险调整后者相对整个市场组合的风险程度越高，需要得到的额外补偿也就越高。这也是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主要结果。

3.CAPM理论的主要作用。CAPM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他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预测证券的期望收益率和标准差的定量关系来考虑已经上市的不同证券价格的“合理性”；可以帮助确定准备上市证券的价格；能够估计各种宏观和宏观经济变化对证券价格的影响。

由于CAPM从理论上说明在有效率资产组合中，β描述了任一项资产的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已经在分化中相互抵消掉了），任何其他因素所描述的风险尽为β所包容。并且模型本身要求存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所以CAPM模型存在理论上的抽象和对现实经济的简化，与一些实证经验不完全符合，但它仍被推崇为抓住了证券市场本质的经典经济模型。鉴于CAPM的这些优势，虽然我国股市和CAPM的假设条件有相当的差距，但没有必要等到市场发展到某种程度再来研究CAPM在我国的实际应用问题，相反，充分利用CAPM较强的逻辑性、实用性，通过对市场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有利于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

二、CAPM在我国市场的实证研究结论

CAPM理论存在着较为严格的假设前提，并且它将证券市场假设为一个理想的简化的抽象的市场。首先CAPM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例如市场的有效性，信息的获取时原成本的，每个投资者都是理性的，都按照Markowiz的均值方差模型进行投资决策进行资本配置，不存在资本的介入和贷出限制；再者，CAPM理论将所有的系统风险系数都归于一个（相对风险）因素之中，忽略了其他因素对单个证券受益率的影响；再者，CAPM理论假设市场证券组合中有足够多的证券从而将证券的非系统风险完全抵消掉。面对这些假设和条件，即使是在较为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也不可能满足这些条件。因此，在前提条件不能严格满足的条件下，CAPM在各个证券市场的就有适用效果的区别，也即是CAPM的理论指同现实市场的符合程度。同样，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相对较晚的情况下，我国的证券市场还不成熟，不能满足市场完全有效性的假定，市场上断线投机的目的大于投资的目的，大多数投资者并非理想的理性投资者，投资决策存在盲目性，尤其是断线投资盲目的跟庄。所以CAPM在我国的应用效果将会同实证结果存在更大的差距。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是否有效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从1990年开始。许多国内学者就对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

在施东辉（1996）所作的实证分析中，发现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非系统性风险对股票收益有着重要的影响。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陈小悦、孙爱军（2000）检验CAPM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结果表明β对中国股市的平均收益不具有解释能力，从而否定了其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假设。杨朝军、邢靖（1998）对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进行了研究。目的是检验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是否符合CAPM理论。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股票市场风险和收益关系并不如CAPM理论所预期的那样，系统风险并非是决定收益的惟一因素；并且尚有其他因素影响股票收益率，这些因素是：股本规模、可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净资产收益率和成交量。各因素对收益影响的重要性随时间而变化。靳云汇、刘霖（2001）中国股票市场CAPM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否存在无风险资产，都不能否定用以代表市场组合的市场综合指数的“均值一方差”有效性。但是，股票收益率不仅与β之外的因子有关，而且与β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线性的。

诸多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股市，主要原因是股票受益率的解释变量不只限于β还有其他因素。由此，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系统性风险偏大的问题，使得CAPM所强调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消除非系统性风险来降低风险，无法发挥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股票的定价与CAPM描述的机制有一定的偏离。我们只能说CAPM目前还不太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

所有关于CAPM模型在我国股市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还不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β还不能包含所有影响股票收益率的因素，股票收益率与β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三、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应用有效性的因素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应用CAPM究竟存在哪些方面的限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首先，在取得合适的、准确的股票收益率和市场收益率这些数据上有难度，降低了CAPM的可操作性；其次，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不长，市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对于应用CAPM市场条件不够成熟。

（一）我国证券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

1.非有效市场。CAPM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如要求证券市场必须是有效市场便是其中很关键的一项假设。所谓有效市场，指资本市场不存在资本与信息流动的障碍，即没有任何摩擦阻碍投资。潜在的阻碍有税收、交易成本、无风险借入和贷出的利率差等，但这些都在后来的CAPM修正模型中被逐步考虑到，如RenotdF.singer的模型，侧重于讨论存在个人收入税的情况，描述不能以无风险利率借贷时的CAPM的零贝塔模式等。我们在这里针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可以将目光转到信息公开化程度、股市规模这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2.信息公开化程度大低。有效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完全公开化，每一位投资者均可以免费得到所有有价值的信息，且市场信息一旦公开，将立即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并很快通过证券价格反映出来，只有这样证券价格才是其价值的真正反映，定价机制不至于被扭曲。在我国，信息披露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一方面法规不健全，信息披露的条项，内容、时间等技术性缺陷致使信息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全面公开；另一方面，一些信息披露责任者对各市场主体弄虚作假，特别是目前一些上市公司为了使本公司股票能顺利上市发行，竟然串通中介机构，过份包装本公司形象，甚至内外串谋炒作本公司股票，误导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投资者并不是公平的获得真实的信息，而那些虚假的信息更是起了误导市场的作用，证券价格发生严重偏离，少数的信息操纵者通过操纵股价来获取超额利润，即信息垄断导致市场垄断。诸多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弱势有效市场，信息公开程度太低。

3.证券流通比例较低。根据CAPM的假设，每一个投资者都具有完全相同的预期且按照马克威茨方法来选择一种组合，那么当市场达到均衡时，市场组合应是一个马克威茨有效组合。因此我们所选取的代表市场收益率的股票价格指数应符合这样两个特征：所包含的股票占有市场价值相当大的份额，并要按照股票市场价格的价值平均加权法编制。现在普遍采用的上证和深证综合指数都是依据在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价格按加权平均法编制的，表面上似乎较好地反映了市场证券组合的特征。但问题在于，股票发行量中的国家股和法人股约占总股本的70％—80％，却不能上市流通，将它们计入权数范围内，所编制的指数只能反映潜在的流通市场，而不能反映流通现实市场股价的真实状况。将之作为市场组合收益率的代表，显然存在不合理性，而这将有待于国家股，法人股成为真正上市流通的股票后，才能得到对CAPM更具适用性的市场指数。

4.投资者结构畸形，投资观念不成熟。CAPM假定所有投资者都运用马克威茨投资组合理论分析、处理信息，从而采取同样的投资态度在此基础上再考察证券的定价机制。因此，投资者的决策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是CAPM对现实市场有较强适用性的一项前提。首先分析一下我国投资者的构成情况。1998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在上海证券登记公司开户的1988.64万个投资者中，个人投资者多达1982.48万个，而属于机构开户的投资者仅有6016万个，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之比为322：1.2.可以说，中国股市实际上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的股市，且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素质普遍较低，经验不足，尤其缺少专业方面的知识。从全国所有证券交易网公布的信息和行情所揭示的市场情况也可以体现出他们入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多数做短线炒作投机。那么要求这些投资者对预期收益率、标准差、证券之间的协方差有相同的理解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即使是机构投资者，名副其实的也为数极少。这些所谓的机构大户只能在股市上凭借其资金充足、信息灵通等优势进行短线投机，并不是凭借专业投资家的素质来实施理性的、科学的操作。

（二）CAPM的假设在我国证券市场不能成立

1.证券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基本不成立。多数统计数据表明：各种证券收益率并不一定服从正态分布。但是，由于投资的计划期一般比较短（如一个月），在此期间股票价格波动有限，因此短期内股票收益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计划期为一年或更长时间，这时股票收益分布确实可能出现偏移。幸好我们使用模型的正态分布假设是关于股票组合的。而不是单个股票，由于多种股票的收益的分布偏移会彼此抵消，根据中心极限定理，组合收益的概率分布还是接近于正态分布的。这时就要求我们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时，所选股票的数目应尽可能地多，并尽可能选相关程度低的股票，以在统计上符合中心极限定理的要求。

2.无证券交易成本的假设在我国根本不成立。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买进卖出一次高达1.5％，相当于一年银行的定期存款利息。费用是成熟证券市场（如香港、美国）的3—4倍。这也要求我们的管理层能从长期发展考虑，降低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以便达到活跃市场、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目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CAPM的这些前提假设都不能完全满足，这就造成了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使用环境受到限制：再者我国的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过大无法使非系统风险通过资产组合多元化来完全分散风险；此外模型在使用过程中样本数据的选取难以满足模型的要求。从而得出变量的值同理论要求有所偏差，进一步加大了模型的误差，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应用效果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排斥CAPM理论的逻辑性、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变量取值的误差和应用CAPM在各种限制条件下的各种修正模型。

四、改进的措施和改进模型的应用

CAPM模型的提出是对现实证券市场的一种简单的抽象，但它是研究问题的基础。在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许多条件都不能满足其严格的假设前提的条件下，必须对CAPM的应用做出相应的改进，实际上自CAPM模型问世以来，许多金融学家都致力于对它的发展和修正，以使其更加符合现实的需要。一般来说，有两种扩展模型的方向，一是放松模型所设定的一些假设。二是考虑证券投资者面临的除不确定收益以外的其他风险。这里只讨论前一种情况，也即是BMelt的零β模型，考虑有借入限制的CAPM模型。在没有元风险借贷假设之下，提出更加普遍的CAPM形式，即Black版本：

中国历史论文范文第3篇

傅元峰:汪政提出的种种重估中,民族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的一些事实也提醒我们,在上个世纪初的文化变革中,先行者们在破坏的同时所进行的建设行为,恰恰就是从这个方面着手的。北大民俗学派的创始人中,有很多人同时参与了文学革命。周作人对民俗学、民间文学和地域特色的推重,对儿童文学和文化的倡导,都显示出他的文学建设热情。综观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很少有人能够重视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研究。在五四那个狂飙突进的文化环境中,他们能够进行非常扎实的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倡导和研究,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现在的当代文学史写作者中,也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这个领域的文学状貌。在一九五年代上演的儿童歌舞剧《马兰花》,以及当时排演的很多儿童戏剧,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都存留有很多的文学本质。为什么像李扬这样的人能够孜孜不倦地从《红岩》当中发掘本不存在的现代叙事伦理,而忽略这些在天然文学庇护下的虚弱的诗性生长?这是个悲剧。民间文学现实并不仅仅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它有丰富的内容:民刊、民谣、潜在写作、民间故事。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不是一回事,它也并不天然排斥严肃文学。而它被忽视,只能说明研究者还处在前现代性意味的控制性文学观中,或者,还没有足够的耐心去梳理汉语写作的民族文化肌理。

贺仲明:曾经有一个提问“我们的文学是为什么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不像他当初设定的那么简单,但这个问题其实在任何时候都存在,对任何作家都是一个警醒。确实,你为什么而写作,为自己,为社会,为现在还是为将来。每个人都逃不开这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着作家的文学态度和文学方向。汪政刚才谈的问题都和这个问题直接相关。像大众化问题,其要点就是关注现实,不关注现实会有大众化吗?这种关注在任何时候都是有价值的,当然,不同时代情况不一样,也不能简单地模仿前人。但是逃避现实是难以有真正出路的。其实,每一个优秀作家都有对现实对人类博大的爱,这种爱是他创作成功的前提。

何平:我最近在观察二十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极端“政治化”的问题,依我看,就像中国人的现代化的梦想和焦虑。这种日常生活的极端“政治化”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经验。日本政治学家加藤节认为:“对现代人而言,非政治的存在领域已经变成了一种乌托邦,即‘哪里也找不到的地方’,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特征。”回过头来看20世纪的中国,一个世纪的时间,有大半个世纪,如加藤节所揭示的,战争与革命的政治极端状态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从世纪初的到世纪中后期的“”,政治,而且是极端状态的政治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受制于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需求,尤其是包括战争、党争和党内斗争在内的政治原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来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性的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对那些所谓“纯艺术”的文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对那些与政治紧密相关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则多少有所怠慢。这是对过去那种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式的一种反拨。但作为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应该更冷静一些,应努力避免情绪对其科学评判带来的干扰。因此,当我们面对阎连科的《受活》、毕飞宇的《平原》这样的作品,“政治”恐怕是作家和批评家所无法回避的中国经验吧。

贺仲明:毕飞宇和阎连科的这种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强烈的本土经验之上的,这也是他们两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当然,本土经验的内涵很丰富,不是简单的题材或语言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年的《钟山》第一期的对话上已经谈过——需要总结的地方很多。我习惯从作家主体方面来思考问题,我觉得作家精神方面的本土化也许是最关键的。

何平:鲁迅在一百年前指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我以为这应该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家写作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经验完全有可能是世界性、人类性的。

张光芒: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再动辄用“××化”的方式表达见解,或者动辄用一种“××化”反对另一种“××化”,已经显的不无浅显和幼稚的色彩了,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加强“××问题”的意识,通过创作加强对中国经验的挖掘能力和对中国问题解决的能力。

傅元峰:对,可以说,二十世纪至今的很多珍贵的中国经验还没有被叙述出来。比如“苦难”。中国苦难是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的。早期乡土文学、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民族经验、对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十年变迁的历史重叙、当下面对底层的写作,都不断触及到苦难的主题,但是,我仍然觉得,中国苦难没有真正进入叙事。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没有进入叙事的中国经验是动态的,它很有可能流逝,并正在不断被后续经验涂改。中国当写作作的处境艰难,文学生态堪忧。但是,其间存有的独特的中国经验是不应该被遗落的。在中国经验的衍生中,现在正是“东隅已逝,桑榆非晚”的叙述关节点。可惜,当代作家普遍没有这种拾荒的紧迫感。

王晖:在“苦难”之外,我觉得“忧患意识”、“颂歌情结”和“泛政治化”等也是值得我们总结的“中国经验”,如果说有什么“中国经验”的话,我也把这个词认定为褒贬倾向并不明显的中性。当然,实际上这里的所谓“经验”,我觉得还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它应该包括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中“正”和“负”,或者中间状态的那些具有共同性的事物。所以,对于“中国经验”,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认真地发掘、批判地审视和充分地扬弃。

何言宏:我们都在讨论中国经验的问题,我刚才也说到了中国经验的表层经验和深层经验。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在强调书写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时,千万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对个体经验的忽略。我以为,中国经验的书写,还是应该以个体经验作为基础。现在有很多书写底层的文学作品,我们往往肯定了它们对中国经验的书写,但在同时,我们可能也不满足,其原因,就是个体经验的缺乏。这些作品对中国经验的书写,不仅很多是表层的,而且也是没有个体经验作为基础的。我这里所说的个体经验,并不是说你是民工,或者说你深入了民工的生活,就一定具有。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想概括一下,中国文学或者说我所期待的现代民族叙事伦理对于中国经验的书写,应该是充分“辨证”的。当然这种“辨证”,还应该体现在美学的层面。

中国历史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古代舞蹈不同的时期的形态都或多或少的对戏曲舞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戏曲艺术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借助于舞蹈，而且使舞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之所以称戏曲艺术是中国古典舞的终结形态，也正是因为它融合了中国古代舞蹈从上古巫乐到宫廷舞蹈再到民间歌舞表演形式的精华，并能集中体现我们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的舞蹈形态。“圆流周转”的运动时空观。从戏曲舞蹈运动方式来看，包含着“欲左先右”“圆弧轨迹”的运行，并且还包含有“反复其道”“极则复反”的宇宙时空运行规律。比如：“拉山膀”“云手”“圆场步”等一系列的画圆动势。这样的动作形态正好与道家的“阴阳转化”不谋而合。可以说戏曲舞蹈的动作是糅合了中国古代思想发展而来的，这种“圆流周转”的运动时空观是戏曲艺术沉积的历史文化精神之一。“得意忘形”的人体审美观。由于这种独有的“圆”的运动方式是寄附于人体之上的，在戏曲舞蹈形态中还会沉积我们民族的人体审美观。中国古典舞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通过对人体的限制来体现“行云流水”的审美意象。所谓“得意忘形”，是不注重人的外观体态而重人的内在品行，这就与西方崇尚自然美、爱好人体艺术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差异。然而这种对文化审美的限制也导致了在服饰上对人体的限制，演变到最后则成为了对女性身心有极度破坏的“缠足”。

二、中国古代舞蹈表演形式对当今古典舞发展的利与弊

中国古代舞蹈在从民间向宫廷和古典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把歌舞乐完全的分离，而是更好的吸收了这一经典的结合方式，有了更高层次的观赏价值。不仅是中国，亚洲舞蹈的表演形式也在发展中趋向于三位一体的传承，如中国的戏曲，日本的歌舞伎，朝鲜宫廷的“唐乐呈才”。从古到今“歌舞”两个字从来分不开，人们不管是在节庆活动时，表达爱情时，表达丰收的喜悦时，还是在祭祀、仪式活动中，都会出现舞者边跳边唱的场景，不少活动中舞者还会拿着民族乐器，边奏边舞蹈，或是众人在旁边边唱边奏乐，舞者在中央舞蹈，这样充分调动了群众的情绪，让每个人把自己的喜悦和情感宣泄出来，自娱性强。在中国古典舞蹈音乐向戏曲转化的过程中，这种歌舞乐三者结合的表演形式被逐渐认可和确定下来，京剧和各地的地方戏曲也被当做一种完整的艺术形式被后人传承和表演着。

与中国对比，在同一时空发展的西方艺术则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起初的芭蕾舞只能是在歌剧和一场表演的席间休息时段表演，后来才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艺术。舞蹈和歌曲表演也完全的被分开。我们不能说那种艺术形式更胜一筹，但是对比芭蕾的继承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对经典的戏曲文化了解的太少，继承下来的传统剧目也太少。相比西方人对芭蕾的热衷程度，我们对戏曲的热衷就远不如人。虽然歌舞乐的结合，让我们的艺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度统一的局面，可是明清前的很多经典古代舞蹈并没有被我们继承和发展，这也许就是文化高度结合的一个弊端。然而，芭蕾艺术在众多艺术家的努力之下，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表演，我们不会看到芭蕾舞者在舞台上又唱又跳，他们表达情绪的方式只有肢体语言。中西对比来看，并不能简单的说那种形式更胜一筹，可以肯定的是单一的表演形式和完全歌舞乐的结合都不能满足我们对于古典舞蹈继承和发展的需要。西方的艺术家们也在反思自己的艺术发展之路，在很多人厌倦了芭蕾的单调后，他们也在向歌舞乐结合的形式努力，比如新型的艺术形式——音乐剧。而中国的艺术家同样也该反思，我们的优秀传统艺术不仅是各种戏曲表演，还有汉代的百戏、唐代的宫廷燕舞，宋代的纯舞等，既然在戏曲之前有如此多优秀的古典舞蹈，我们就应该学习和继承它，而担此重任的中国古典舞系在这条路上还需要走的更远。

三、当代中国古典舞建构的反思

建国以来，北京舞蹈学院建立了自己的中国古典舞领域，开始发展当代的中国古典舞。但是由于多年的战乱局面，艺术文化已经被长期的忽视而发展缓慢，所以在建国初期，中国的舞蹈事业刚刚起步，中国古典舞的发展也几乎是大多借鉴了戏曲的动作语汇，而学生的训练体系也只是选择芭蕾的教学方法，并没有很大的突破。直到80年代“身韵”课的创建和施行才逐渐改善了中国古典舞的教学和创作，然而这并没有从根本改变已形成的芭蕾训练体系和风格化古典舞的矛盾关系。直至现在，中国古典舞系仍旧存在这样的矛盾。就现在的古典舞而言，借鉴戏曲舞蹈的精髓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戏曲舞蹈是从中国古代舞蹈发展而来，并且秉承着中国古典的历史文化精神和审美意向。然而上面也说过，中西方的审美差异导致了两者的审美感受截然不同，既然如此用芭蕾集训作为古典舞系学生的基本训练体系当然不太合适，这也就是当代古典舞功能与风格的冲突。特定的训练体系对应特定的身体功能，这样才能使这个学科逐渐完善。从编创角度讲，目前很多古典舞的作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古典舞，这也就使很多舞蹈在参赛或者演出时难以定义舞蹈类别，既然这样，与其“挂羊头卖狗肉”还不如直接改变方向叫“中国现当代舞”。其实，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没有什么不好，西方现代舞给中国的舞蹈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东西方的融合也是多元文化的产物，“中国舞蹈”有这样的创新一定程度上是有利的，然而在这个创新下面我们仍然不能丢掉的是“中国古代舞蹈”的这块牌子。

近几年汉唐体系的建立可以说是古典舞的一大发展，汉唐舞蹈具有中国古代舞蹈文化的相当代表性，发展汉唐舞也能体现出古典舞系建构的多元探索，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孙颖老师的不懈努力。提到孙颖老师就不得不提《踏歌》《楚腰》等经典舞蹈，这些舞蹈的背后是多少年的潜心研究所造就的，然而现在还有多少人愿意如此的“十年磨一剑”，现代社会的“短、平、快”让很多学者心浮气躁，这也就是我们担心，前人在恢复古典舞经典的同时，一些人又开始破坏它。纵观这次桃李杯舞蹈比赛，我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觉得现在的节目都经不起仔细的推敲。仅仅穿上古典的服饰，再套上个赋有诗意的名字就是古典舞了吗？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人们都很难静心潜修的去研究和学习一下东西，所以作品中出除了“炫技”之外，没有什么推敲的价值。如果是炫技，舞蹈又如何能及艺术体操呢。文化内涵、历史背景、情感表达、艺术价值，这些都是舞蹈区别于体操的重要因素。因此，从舞蹈本体入手，深挖、细磨，最后完成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有学习意义和观赏意义的剧作。

四、结语

中国历史论文范文第5篇

一、中国历史建筑哲学———和谐之美

“天人合一”的哲学定理是中国建筑哲学中最基本的定律之一，对我国建筑营造观念的各个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和”这一观念一直指导着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形制。传统的古代师徒制度将建筑工匠们的经验以及技术口口相传，加之灵活使用和思维的拓展，古代设计、规划与施工等营造活动则显得更为丰富多变，表现出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智慧形态。如战国时代的《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叙述了有关城市建设的完整规划思想；在建筑规划的选址、布局、规划等方面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特征、地形地貌、水土质量等因素的影响，如“辨方正位”、“相土尝水”等理论的流传，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独立建筑中，我国特有木架结构将建筑本身的结构相互“锁住”。使整个框架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并利用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独有结构特性，达到“墙倒屋不塌”的建筑水平，可谓独树一帜。在整体的建筑中，中国建筑多以组合而有序的排列为多数，讲究各个独立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廊柱等结构联系起来；而在建筑色彩、建筑方位以及建筑形式及空间等结构方式中，也常常杂糅“天干”、“地支”、“八卦”、“五行”、“阴阳”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充分显示出华夏子民对整体构思的重视，而并不是注重条分缕析的思维特点，将人与自然、建筑等构成有机的和谐整体。难怪李约瑟在游览和研究清代皇陵后由衷地赞叹道：“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整个图案的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在门楼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山谷的景色。在有机的平面上深思其庄严的景象，其间所有的建筑都和风景融会在一起，一种人民的智慧由建筑师和建筑者的技巧很好地表达出来。”

二、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历史建筑美学之和谐

中国建筑的和谐美，同时体现在建筑形制的和谐上。儒家学派的思维特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浸透于生活中的每个领域，也必然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发展与精神面貌的重要体现，尤其体现在宫殿、坛庙、陵寝等皇室建筑形态之中，这也变相地表明中国古代建筑用自己的“身躯”与“血液”写下了当时帝王社会的“政治伦理学”，并通过建筑形式的尺度、均衡、对称等形式美学原则以及色彩、线条、体块等手段将本是抽象的伦理道德符号的演绎，变为具象化的“礼乐和鸣”。

（一）“中正无邪”的布局构造

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对称形体的构成体现了尊严和重要的特性。从结构与功能上区分，大致分为正堂区、休寝区、苑囿区三个功能区域。根据传统儒家哲学“中庸之道”的价值观，在建筑领域里也能看到强烈的“尚中”情结，表现了我国建筑领域的设计者们清醒的世界理性精神，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传统理念之一。集中体现在中轴对称的运用和强化以及中心对称的以攒尖式屋顶来强调的建筑形式。正如《乐记•乐论篇》所言：“中正无邪礼之质也”［4］。在周代时期，中国院落空间布局已经呈现出对称的建筑形态，重要的建筑空间处于中轴线或中心点上。这种以方正的院落空间为基础，于其中营造各式对称秩序园林建筑形态的方法，已然成为城市、宫殿、坛庙、庭院建筑布局的主要模式。中轴线南北贯穿，建筑物左右对称，秩序井然，设计以前后中轴线为主干，而左右交轴线则往往被忽略。西方著名美学家乔治•桑塔耶那曾从人的视觉角度说明对称对人的心理机制所造成的影响，认为“对称所以投合我们的心意，是由于认识和节奏的吸引力。当眼睛浏览一个建筑物的正面，每隔相等的距离就发现引人注目的东西之时，一种期望，像预料一个难免的音符或者一个必需的字眼那样，便油然涌上心头”［5］。

（二）“高大为贵”的审美态势

中国传统建筑中，功用不同的建筑具有不同的体量。在王权建筑中，常常通过巨大的体量感来突出王权的尊贵和震慑力。所以建筑物本身的体量感便成为华夏传统建筑艺术的又一个和谐美的重要品质。只有通过强大的体量感，才能彰显王权的秩序性和人与当时社会的礼制的“和”。作为古建筑中重要类型的宫殿、都城、陵寝等建筑形式多是通过“高大为贵”的艺术手法来体现建筑本身的恢弘气势。《周易•彖传》说：“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者，阳刚、威壮、雄大、壮美之谓也。就是传统建筑“高大为贵”之观念的深刻反映。建筑的尚“大”之风，在建筑史上一直保持着一脉相承态势。如秦始皇时期的阿房宫，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前殿阿房，东西四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这一描述将阿房宫的体量之大、气势之恢弘、面积之广泛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再如唐都长安，据考古工作者的初步实测，唐长安都城的外郭城东西宽9　500米，南北长8　470米，周长35．5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垣之一。其总面积达到84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西安城的10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万里长城的建造无疑是中国建筑的卓越表现，它蜿蜒盘旋的身姿如同飞舞磅礴的巨龙，盘卧在中华大地上，在沙漠戈壁的广袤无垠和千古岁月的时空交错中舞动着，向人们传颂着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故事。

（三）打破绝对对称的“均衡之美”与“礼乐韵律”之美的呈现

传统建筑中的均衡之美是与中轴线或中心点建筑形式相关的建筑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建筑形式的又一基本美学特征。“中国艺术最大的一个特质是均齐，而这个特质在其建筑与诗中尤为显著。中国的这两种艺术的美可说是均齐底美———即中国式的美”［2］12。均衡感从建筑形象上来讲，具有安慰、灵境、坦然、持重之感。但是，建筑布局的整体效益还受制于很多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人文因素等等，如具体的场地、交通、地形、山势等因素。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我国劳动人民具有卓越的艺术成就，他们往往通过多变的艺术处理形式，将建筑在绝对对称形式被打破的情况下使设计依旧保持良好的均衡性，使建筑仍然具有良好的均衡审美效果。如我国著名传统帝王建筑十三陵，其中长陵是整个陵区的中心，本在神道的设计中用纵深笔直的道路铺设才能合于中轴观念，但由于神道两侧远山布局体量变化所致，便将神道走向做了偏东北方向的艺术处理，使神道在略有弯曲的基础上靠近东部形态较小的山峦，远离西部形态较大的山峦，这样便在视觉上使人感到更符合均衡之美的建筑构图。“礼乐韵律”之美是中国建筑美学中的重要语汇，是塑造意境美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大自然中，韵律美随处可见，起伏的山峦、荡漾的波纹、绵绵的细雨都是韵律美的体现。而建筑艺术中的韵律美则是通过相同或相似的构件装饰等按照一定规律规则排列成的。整齐的韵律美将建筑的外在或内部在布局或形态上获得完美统一，进而达到和谐的境界。“韵律是使任何一系列大体上并不相连贯的感受获得规律化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比方说，一些散乱的点，我们要想记住它，虽说不是不可能，那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些点所仅有的效果，是混乱或单调，别无其他。如果把同样数量的点分成组，这样一来，整体效果就是可以认识的一种重复了，这些系列马上就变得有了连贯性，我们说它已经图案化了。眼睛常常会本能地把自己的感受归类成为一个有韵律的系统，所以在看星星时，人们常常趋向于把那些距离大致相等、光辉大致相当的星星看成一体，从而建立起一种星座图案，一种美学上的满足就会应运而生。”［6］在传统建筑布局中，中国建筑韵律是通过建筑群落以横向铺排布局而在平面上展开的。如故宫的部分房屋设计，用统一的柱子等距离排放，柱后窗门样式相同或相近，每隔一段距离便是一间屋室。屋室多为左右对称，或是在柱边放置大小齐一、数量齐一的台基。有序不乱的固定模式定期重复，宛如音乐的不同声符的和谐交织，既显示出了王权的壮观景象，又不失庄严中的韵律感与节拍感，在心理上使人得到统一排序的震撼效果。

三、道家思想与中国园林的和谐之美

中国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意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必然对中国建筑哲学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其所表现的美学意义依附于“礼”的特点十分明显。而中国哲学中的另一个重要学派———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建筑美学中为儒家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对中国建筑艺术也具有深远的美学意义。在哲学范式中，儒家与道家学派都讲求“天人合一”。但究其侧重点，却各有不同。如果说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思想与情理统一的审美理想被宫殿、陵寝、庙宇所呈现，那么道家的心物相通、追求自然和谐的审美之道便在我国古典园林景观中淋漓地体现了出来，更在文人士大夫中获得了自由的升华。在古典园林中，建筑是被赋予其中的，构成园林所必要的条件就是建筑。山水中的亭台楼阁，小河边的拱桥轻跨，百花中庭院点饰的美学意境随处可见，它们都是园林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园林的每个角落都闪烁着建筑美的光辉。道家将“无为”作为“天人合一”的道法，人只要以“无为”的态度回归自然，便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强调自然与返朴归真的情怀，也正是这种情怀奠定了中国建筑美学的深厚的哲学基础。园林是人们亲近自然，从“内”向“外”的重要媒介，是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之所。它把建筑变相地运用于现实的自然环境，是建筑向室外空间的有机延伸和拓展。中国园林美学讲求意境之美，意境之美是中国园林建筑的灵魂。古代文人士大夫追求和谐为美的审美意境，意境为中国园林美学之灵魂，是中国园林追求的对美的事物的审美的创造，其和谐是由多元化和不同差异杂糅而成的优美。在园中，只要角度稍作变化，就能将庭院的景色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进入“人动景变”的情景中去，产生一种虚实相生、回味无穷的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也是中国园林艺术追求的审美意境，在有限的空间之内，将无限的景致囊收其中。在传统园林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造园者通过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将空间组织调整，圆满地解决了“无限于有限之中”的矛盾，将美的感受不断丰富完善，创造出园林艺术的意境之美。在传统园林中，造园者以景观为物质基础，以“天人之际”为表现形式，以“心与境契”为理想境界，从有限到无限，创造出了无穷的以“和”为美的审美意境。

四、历史传统建筑中“和谐之美”的精神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