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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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模式制度制度变迁制度再生

中国的改革已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改革。然而，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不是按图索骥或事前诸葛亮式设计的改革，而是一个不断“试错”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在这种边改革边探索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形成了许多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凭借这些模式，温州、苏南、珠江三角洲等地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这些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国内的其它地区却“水土不服”。很多不发达地区的干部到发达地区参观学习，回来之后却找不到感觉，从他处学来的经验在本地区难于生根。经济发展模式为什么不具有普遍性？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与该区域的制度变迁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不同区域的制度变迁有其特有的方式，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以下通过对模式形成的制度性分析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一、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性解释

什么是制度？青木昌彦将制度定义为是在经济社会中被广泛认可的一定的规则[1]。其具体形式有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以及自发形成的结构，包括组织、风俗、约定、习惯做法等。制度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非正式的，如社会规范、惯例、风俗、文化等；二是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规则（法律、政府管制）、经济规则和契约。正式制度是从非正式制度演化而来，而非正式制度来自民间的创造。

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演化过程。制度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域。域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参与人集合，二是每个参与人所面临的技术和意识上可行的行动集合。每个参与人基于个人经验，对博弈在本域进行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大致的认识，即参与人无法甚至不需要推断出别人行动决策规则的全部细节，但知道有关参与人在行动决策时可能采取的规则的一些显著特征。参与人依靠这些浓缩的信息得出自己在域的各状态下的行动规则，即策略。所有参与人根据他们对别人行动规则的主观认知形成自己的行动决策规则。当关于他人行动规则的浓缩认知稳定下来的时候，参与人自己的行动规则才能稳定，成为参与博弈的有用指南。当参与人的理念和行动规则形成一致时，称这种状态为纳什均衡。所谓纳什均衡是指有n个人参与博弈，每个人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从而组成最优策略组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单个参与人有积极性选择其他策略，从而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打破这种均衡。当所以参与人在博弈中形成共享的理念，制度就产生了。

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各地根据自己的习俗、习惯形成的一种发展经济的非正式制度。它是在规范、惯例、风俗、文化等不断的变迁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当一个区域的所有参与人在经济发展的博弈中形成了共享的理念时，达到纳什均衡，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产生了。因此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制度的形成过程。

二、制度变迁与模式形成

当现存制度安排的社会净效益小于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也就是出现一个新的赢利机会，这时就会产生新的潜在的制度需求，并造成潜在制度需求大于实际制度的供给，于是形成了制度非均衡。对于原先的制度安排，由于对它的需求减少而造成了实际的需求小于实际的供给的非均衡状态，社会博弈各方为了捕捉这种新的赢利机会，就会力图改变原有的制度安排，选择一种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一项制度安排如果出现了制度非均衡，就存在了制度变迁的可能，但这种潜在的制度变迁能否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变迁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博弈过程，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

从外部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因为整体文化氛围之网具有巨大的刚性，不是容易冲破和克服的。如果制度只形同一部法律的话，那它就应该很容易通过立法或政府指令加以改变。但当我们把制度概括为参与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方式的共有信念系统，它作为共有信念面对环境而连续的变化是固定和耐久的。由于个体参与人的匿名性和大数定理②的作用，制度化一旦实现，个人认知以及相关策略决策的边际和随机变化对参与人总体的预期只会发生一些微乎其微的影响；其次，制度化和参与人能力发展之间的反馈机制也将强化制度的耐久性。制度以特定的方式根据参与人的物质和人力资产的情况而赋予他们不同的内在价值。作为反应，参与人沿着增加其价值的方向积累资产和发展其潜能，反过来又支持了制度的扩大再生产；第三，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初始的制度选择会提供强化现存制度的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化路径和既定方向往前面走，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

正因为制度面对外部环境所具有的固定性和耐久性，导致制度变迁的因素主要还是取决于内部的因素，这样引发参与人开始重新定位主观博弈模型。

经济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人对这个系统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进化博弈论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即博弈参与人作只有有限理性的假定。按此假定，关于博弈结构的每个参与人只拥有有限的主观认知，这些认知来自过去的经验，只有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认知出现内部危机时才被修改。按照每个参与人对博弈结构的主观认知，青木昌彦构造了一个主观博弈模型[1]。

主观博弈模型的构造由四部分组成：

（1）参与人i的“技术可行”策略决策的客观集合。

(2)关于博弈的内生性规则，参与人共享一个公共信念系统，即制度。除此之外，当博弈的策略组合是,参与人还形成私人剩余信息。

私人剩余信息指的是各参与人所具有的区别于他人的自我维系系统，包括社会规范、惯例、风俗、文化等。从制度的形成过程来看，博弈参与人所面临的有多个时期序列和技术上和意识上多个可行的行动集合。在博弈过程的每个时期，每个参与人只能选择一种行动。在一定时期所有参与人选择的行动加在一起，称为行动组合。每个参与人都试图选择能实现自己最佳结果的行动，但最终结果不能由单个参与人的行动决定。每个参与人的行动决策取决于别人的决策。所有参与人根据他们对别人行动规则的主观认知所形成的行动决策规则就是参与人的自我维系系统。这种自我维系系统是以一种浓缩的形式形成的，也即它不是将参与人所有行动决策规则的详细内容都包含在内，而是概要地描述了参与人的行动决策规则，根据这些概要描述不会影响参与人作出正确决策，所以自我维系系统又称为概要表征。模型中的就是参与人i的概要表征。

当所有参与人在博弈中形成了共享的理念时，就产生了制度。即制度是所有参与人的中自我维系系统的共同元素。私人剩余信息就是各参与人的自我维系系统剔除制度后的剩余部分。由于在博弈过程中，各参与人对别人行动规则的主观认知的不同，造成各自的自我维系系统各异，从而各参与人的私人剩余信息也各具特色。从概要性私人剩余信息中能反映出各参与人在博弈中的所具有的特点。

（3）给定被认知的制度，每个参与人拥有一个主观后果函数,¢是行动组合的技术可行集到博弈后果集合的函数。e为域的环境，如技术、外部制度等。

根据这个函数，对参与人i的每一项决策,都被分配到一个定义在后果空间上的物质结果即后果函数。后果函数是关于参与人i的私人剩余信息的函数，这个信息还包含参与人对域环境e的主观解释。

（4）给定制度现象，私人剩余信息和主观后果函数¢i，参与人根据策略集合选择策略，使其效用最大化。即参与人i在中选择,使得最大化，其中是参与人i报酬的预测函数。称由此得出的策略选择为最佳反应决策规则。

如果参与人反复运用同样的规则推断环境、预测报酬和选择最佳反应决策，同时对制度现象的认知也总是一样，这时，我们说参与人的主观博弈是再生的。

为说明制度的再生，先引用一点博弈论的知识。

用A-i代表除参与人以外所有其他参与人决策集合的乘积,代表参与人i对其他人决策的预期（i∈N）。

假定参与人每期对其他人行动的预期和后者实际的决策是一致的，而且每个参与人该期所做决策是对本人预期的最佳反映，也就是存在,使得对所有的i，

按照纳什均衡的定义，这时说行动组合a*是纳什均衡。

对上述定义的主观博弈模型，如果对所有的i∈N，有

此时策略组合是纳什均衡。也就是说，如果上述（Δ）条件满足，我们就说参与人的主观博弈模型处于一般均衡认知均衡，制度是再生的。而从上面的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到，是否具有充分的私人剩余信息是（Δ）条件得到满足的必要条件。

从制度的变迁可以分析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原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该地区有满足（Δ）条件的私人剩余信息，导致博弈参与人的主观博弈的再生，使该地区制度产生变迁。而促使主观博弈再生的私人剩余信息，来自不同于其它地区的社会规范、惯例、风俗、文化等。从以下所介绍的温州、苏南、珠江三角洲的情况来看，这些私人剩余信息虽然不能完全概括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貌，但具备上述所说的概要表征的特点。

形成温州模式的私人剩余信息是温州人的高度的市场主体意识。温州人的私人剩余信息既来自于温州“永嘉学派”中提倡的农商并举、义利并重的观点，和“以利和义”，讲究功利实用的主张，又来自于温州人敢冒风险、敢为人先、吃苦耐劳和善于应变的精神，以及较强的“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自主意识，以及改革开放前温州所面临的状况。温州模式形成前，温州面临的情况是：1、贫乏的资源禀赋。温州地少人多，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更没有可供开采的富矿资源；2、由于温州地处对台海防前线，建国后国家对温州投资很少。建国后的30年中，国家对温州的投资总额只有5.95亿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3、温州地区远离大中型工业城市和全国性市场中心，改革开放之前交通环境恶劣，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较高，发展现代工业客观上存在着巨大的障碍。

形成苏南模式的私人剩余信息是苏南地区的各类企业对乡、村行政机构的依赖性。这种私人剩余信息来自苏南历史上的“副业大省”，草根工业、市场网络、能工巧匠、务工经商的良好基础。改革开放前，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已有一定的发展，地方政府与社队企业的关系亦十分密切，这构成了苏南地区随后进行的制度变迁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国民经济明显具有短缺经济的特征，巨大的市场需求“诱惑”着社队企业迅速扩大生产规模，而这极需资金、政策等方面的大力支撑。因此，地方政府在为本地企业争取政策支持上便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在计划经济的金融体制下，地方政府能够更有力地为本地企业争取到更多的银行贷款。这些构成了苏南地区制度变迁最重要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同时也酝酿着一项能带来巨大收益的制度安排的产生。

而形成珠江模式的私人剩余信息则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与外界的“依附性”发展的区域互动关系。作为珠三角中心的广州早在清朝时代，就以“十三洋行”而闻名于世，英国人甚至将中国把外贸活动限制在广州一地进行的做法称为“广州体制”。即使到了计划经济时代，广州依然保持着自己作为中国“外贸首都”的地位不变，一年一度的“广交会”几乎是外国人与中国做生意的唯一机会。

然而，当私人剩余信息的作用不满足（Δ）条件时，制度的整体性安排是耐久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到底是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其原因是西部地区不具有能导致制度变迁的私人剩余信息，从而使西部地区长期形成的“非正式制度”由具有耐久性、稳定性，邹东涛把此称为由“思想观念和旧习的超稳定结构”而引起的“贫穷的超稳定结构”[6]。在西部经济落后地区，长期形成了一种比较保守、守旧的观念和文化氛围。这种保守和守旧的倾向，不是个别人、个别单位、个别阶层、个别团体的现象，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因而形成了一种整体性和群体性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似乎像一张无形的网，网罩着人们的思想，束缚住人们的手脚。

三、不同模式间的相互影响

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相互交叉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不同的组织信息结构和各自的主观博弈模型，使得各地区之间在相互进行博弈时的初始路径是不一样的。在博弈中，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并不是将每个博弈作为一个孤立的博弈来实行，而是可能将它作为多种博弈的一个来实施的，多种多样的博弈用概率进行加权平均后反映了一种初始状态。从这种观点出发，构造一个博弈模型如下：

上面矩阵（a）称为收益矩阵，它是将这些多种多样的博弈用概率进行加权平均后所得到的。将具有这样历史初始条件的社会称为J-社会。

矩阵（a）的博弈成为一种囚徒的困境，其中R是支配战略。所以该社会中的人们通过随机组合实施此博弈时要保持均衡的条件是所有的人都要R战略。在该社会的历史初期条件中，采取R行动成为习惯、规范。

由于采取R战略和采取L战略的博弈参与人之间的博弈，用来为战略状况加权的概率发生了变化，平均收益矩阵也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其右上角与左下角的数字3单调递减为0，最终形成具有（R，R）和（L，L）这样两个纳什均衡的调整博弈。当发生这样的环境变化时，在J-社会中受到的历史初期条件制约的人们是处在采取R行动的状态之中。在此状态下，即使收益上发生变化，如果将其他所有人都采取R行动作为给定条件的话，最佳反应只能是R，所以即使环境发生变化，最佳反应动力的结果仍然是所有人均采取R行动这一结果。这就是社会体制进化的路径依赖性。

当一个社会遇到其他文化影响的时候，这时经济机制就处在开放系统之中。按照上面构造收益矩阵的思路，构造以下收益矩阵（c）,(d)。

称收益矩阵（c）所表示的社会为A-社会。A-中所形成的习惯就是全体成员均服从L。

当A-社会中的博弈因为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为矩阵（d）那样变化时，由于在当时的习惯下，L为唯一的最佳反应，故而社会习惯仍为L。

现在当处于同样环境中却因历史初期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不同习惯的J-社会A-社会相互接触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假定J-社会与A-社会的人口总数中，J-社会人口所占的比率为n，并将该两社会接触、交流的状况进行如下格式化，当n小时则表示J-社会相对小一些，当n大时则表示J-社会相对大一些。若两社会相互遭遇的概率为β，当β=0时，两社会处于封闭状态；当β=1时，两社会处于完全一体化的状态。两社会遭遇时的情况可用以下矩阵表示：

通过参数（n,β）值的变化而能够成立的均衡是有限的。在J-社会中或A-社会中即使同样存在着采取L的人口和采取R的人口，也有可能形成纳什均衡。如果将J-社会的全体成员全部按照L，A-社会中的全体成员按照R行动的均衡表示为（L，R），那么均衡的形式仅有（L，L）、（R，R）、（L，R）、（R，L）4种。从对称性的角度将（L，R）与（R，L）视为同一均衡的话，应该考察的均衡有3个。在J-社会与A-社会的当初习惯分别为R、L的情况下，两个社会开始相互接触，从（R，L）作为初始条件来考察。首先要注意（L，L）和（R，R）对于参数（n,β）的任何一个值都存在。如果将（R，L）作为初期状态，对于J-社会的人来说，R成为最佳反应的条件是[2]：

n≥2β(1-n)β≤n/2(1-n)

该式左边表示J-社会采取R的期望值，右边则表示在J-社会中采取L时的期望收益。同样对于A-社会的人来说，L成为最佳反应的条件是[2]：

2(1-n)≥βnβ≤2(1-n)/n

函数y=x/2(1-x)与函数y=2(1-x)/x在x=2/3相交，当x=2/3时，y=1。满足y≤x/2(1-x)和满足y≤2(1-x)/x的部分区域是在由曲线y=x/2(1-x)、y=2(1-x)/x及y=0所围成的区域。当x≤2/3时，y≤x/2(1-x)，当x≥2/3时，y≤2(1-x)/x。

由此，当n<2/3时，这时两个社会的交流程度从0开始逐渐增大并接近1时，在J-社会中使R成为最佳反应的条件已不成立，J-社会中采取L的人口漫漫增加，R与L同时存在。与此相对在A-社会中L仍为最佳反应，故在A-社会中的传统没有变化。其结果是最终两个社会向服从L的均衡过渡。即当比较小的社会J-社会在与比较大的社会交流时，J-社会的习惯发生变化。而当n>2/3时，则两社会均服从向R的过渡均衡。因此，在两个社会互相接触时，要使J-社会的策略R能成为A-社会的策略，J-社会要足够大，即J-社会人口所占比例达到两社会总人口的2/3以上。

在我国的诸多经济发展模式中，为什么苏南是苏南、浙南是浙南？典型的加工贸易为什么会出现在广东珠三角？对急需发展的中西部地区来说，经济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的经验为什么学不了？温铁军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各自的特殊情况回答了为什么地方经济增长模式无法克隆的问题[8]。本文通过对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制度性分析，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回答：一是西部地区原有制度的稳定性，阻碍了制度的变迁；二是中西部地区不具有东部的能导致主观博弈再生的私人剩余信息；三是从上述J-社会与A-社会相互接触的原理分析，要使一种较优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被其他地区所采用，除了自然因素以外，较优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在区域的人口应超过另一种模式所在区域人口的两倍以上。而事实上，我国现在较优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如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山东模式、浙江横店模式等所在地区的人口远远低于中西部地区的人口。

参考文献

[1]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12月

[2]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1月

[3]张仁德等《新比较经济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4]余映丽李进杰《模式中国》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

[5]史晋川金祥荣等《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

[6]邹东涛《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2001年

[7]陈明乾《论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动因与特点》人民网2002年11月05日

[8]温铁军《地方经济增长模式无法克隆》《中华工商时报》2002，8，29

[9]李雪松《博弈论与经济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1999年5月

注释：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鱼需解决的主要议题。为此,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

1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这是索洛针对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过度地追求一般均衡和数学形式主义的抱怨。19 世纪初，托马斯马尔萨斯也有过同样的批评性论述: 对我来说，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错误和分歧的主要原因是近乎鲁莽地简化和概括。这是马尔萨斯针对亚当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等人在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追求公理性的演绎主义方法，并试图从少数一般性命题中得出一般性结论的批评。

另一方面，大卫休谟认识到，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因果解释，而一系列事实本身不可以验证事件之间的任何因果关系。这表明了一种观点，任何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解释，解释包含了对于因果关系的理解。而任何经验性的探索不可能自己建立因果关系，原因是不可以被察觉到的，数据不可能为我们表明原因和结果。一系列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必然是原因和结果的指示，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需要事先假设，经验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释。卡尔门格尔的观点是，经济学发展的初始或者全部过程都不能仅仅依靠事实。描述必须依赖于先前的理论概念，而且描述本身不能对经济现实进行解释。

一、历史史实的重要性

亚当斯密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导致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财富增加。劳动分工起源于交换能力，交换能力的发展源自市场范围的扩大。亚当斯密的这些观点是从历史的考察中得出的，从对学徒制的细微观察到扣针工厂作业的经典分析，以及对货币制度起源的论述，都反映了亚当斯密对现实和历史过程的关注。吴承明说: 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是结合历史实际来提出他们的经济理论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三篇就是讲经济史。

马歇尔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公认先驱之一，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经济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对于许多经济学家而言，马歇尔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但人们忽视了马歇尔对历史现实问题的关注。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马歇尔说:经济学的职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用从现象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去决定各种原因的眼前和最终的结果。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教科书《经济学原理( 第4 版) 》前言致学生的信中引用马歇尔的话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物的学问。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 包括当前) 的经济现象，他说，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创新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弗里曼说到，熊彼特认为理论、统计、历史和社会学应该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在《商业周期》中，熊彼特开宗明义说到，历史对于理解我们面临的问题具有最重要的贡献，他在《经济分析史》中指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然后是统计，接着是理论。张培刚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译本序言中说到: 熊彼特的著作强调并采用历史的方法，强调追根溯源，查明来龙去脉，重考据和历史事实，治学严谨，注解详明。对于书中涉及的某人、某事、某种著述、某种学说、某种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熊彼特无不力求对其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旁征博引，阐述清楚。有时在正文里不能尽其详，则辅之以详细的注解，务求把事实弄明白，或把问题搞彻底。

熊彼特之后的创新经济学者、制度主义学者、演化经济学者以及主流经济学的部分学者针对新古典主义一般均衡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表达了对历史过程和现实问题的关注。演化经济学家，欧洲老制度学派学者杰弗里霍奇逊说过，由于摒弃了以前的历史研究倾向，经济学在整体上变形了。它不再将重点放在对于真实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上，而是追求对于个体选择进行演绎主义的探讨。

在谈到新制度主义经济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后期研究思想的转变时，弗里曼说到，诺斯长期致力于研究人类历史核心之谜，解释不同的历史变迁路径，他特别注重研究制度的形成与演化。诺斯的研究主题与老一代历史学家接近，由此使他怀疑新古典假设的适用性，并最终得出结论: 新古典假设实际上是理解制度存在、形成和演化的绊脚石。对制度的考量要求放弃过于简化的理性原则，需要探讨环境的复杂性。诺斯后期放弃了将制度视为有效经济单位的早期观点，也不再用简单的交易成本模式表示制度，这样他更接近老历史学派。将制度纳入历史可以使我们讲述的故事更为精彩，围绕制度建立起来的经济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制度存续与变迁的图画，也就是一个演化的故事。

另外，弗里曼在他的《光阴似箭》中还部分总结了演化经济学处理史实的问题。演化经济学家对整合历史和经济学的必要性做出了响应，经济学演化不能脱离历史，必须将经济学涉及的因果关系理解为复杂的决定过程而不是决定论。人为推理必须让位于对分析和决策具体、翔实的研究和推敲，以恢复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弗里曼呼吁要回归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回归经济学本质，回归古典经济学的目的，回到历史和统计方法的共同发源地。他强调经济学不能脱离历史，只有这样，经济学才能够探究其本来目标，即处于不断演化，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的现实经济。

弗里曼直言: 历史就是过渡，经济学是研究过渡的科学，经济学一开始就是并且仍将是一门历史科学，因为只有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经济主题，还因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相得益彰。

二、经济理论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史学者吴承明说: 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绩效。这就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李剑鸣指出，现代史家大多重视理论对治史的意义。傅斯年、顾颉刚等学者强调史料的核心地位，但他们并不否认理论的意义。吕思勉敏锐地看到了社会科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20 世纪40 年代初就强调要学习这些理论。李剑鸣强调了吸取不同学科理论知识对于治史的重要性，他说: 考据与义理并重，即在掌握翔实可靠的历史史料的前提下，参照一定的理论和概念来阐释史实的意义，以求得史识。史识的获得需要理论介入，需要用理论在史实中考察，才能发现史识。他说，史学自身的理论资源并不丰富，需要从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言学中汲取理论的滋养，以烛照史实，分析具体问题，建立解释框架。其中，社会学理论之于社会史，经济学理论之于经济史等，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因而，要提高理论修养，在其他学科中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包括理论知识，以求得史识。

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评论说，历史学家们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实证主义纲领的第一部分，从事研究他们所能确定的一切事实。结果是详尽的历史知识大量地增加起来，根据对证据的精确的和批判的考订而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历史学的良心把自己认同于每一桩孤立的事实都出之以一种无限谨慎的态度。单纯为了事实而确定事实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它的合理性的证明是远在它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之中，那是这些已经被确定的事实所能够做到或者是应该做到的。实证主义在它那工作的这一方面所留给近代历史编纂学的遗产，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而且不能对这种或那种政策是一种明智的政策吗? 这种或那种经济体系是健全的吗?进行判断。

西方经济学家在强调要重视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并没有否认理论的作用。亚当斯密明智地试图将归纳与演绎进行结合。在重视经验研究的前提下，马歇尔认识到，获取知识还需要额外的、理论上的努力。他说: 虽然经济学家一定要对事实充满渴望，但是一定不能仅仅满足于事实。他一定要对过去能对现代问题直接做出解释这样的念头表示怀疑。对于马歇尔来说，历史事实是基本的，但是它们本身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单纯了解一系列的事实并不能解释任何问题。事实本身是静默的。观察本身并不能直接揭示事物的原因，它只能发现一系列事物。在经济或社会问题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另外一件事情的绝对先例。人类的生活环境是如此多变，每一个事情都是众多原因的复杂结果，这些原因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过去绝不会为未来提供简单的、直接的参考。

马歇尔认为事实不能自我解释，经济学不能仅仅靠事实前进，他承认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会利用一些普遍的原理和概念。同时，马歇尔把经济理论中心的、普遍的内核看为不是具体事实本身，而是发现具体事实的工具。

三、经济理论和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重要作用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论述了理论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科学的经济学家在于掌握三类技术: 历史、统计和理论。当他在讲到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时，他在其后的注释中明确解释说: 这样说并不会使下面将要解释的理论成为不可能的东西或无用的东西经济史本身就需要理论的帮助。但熊彼特给理论打上了引号，意指有别于其他人的先验性假设的理论概念。对于熊彼特，经济理论是所有的概念( 例如: 边际替代率边际生产力乘数，加速因素) 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是这些零星用具的总和( 包括关键性有用的假定在内) ，是一个工具箱，用以解释和阐发历史史实。

这种观点类似于约翰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有关历史和理论的论述，许多人说理论和历史是对立的，情况最好也不能兼而有之;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顶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相连贯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仅此而已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应用于历史，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

霍奇逊在《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 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一书中指出，任何事实陈述的建立都需要概念和理论，任何科学解释都包含关于因果关系的假设，而这是在经验数据中找不到的，它们必须被事先假设，经验数据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释。他在总结自己的论点时提出，科学不能仅仅是对经验细节的描述，描述自身，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总是要运用理论和概念。科学不可能在没有一些一般性或者普遍性陈述和原理的情况下前进。解释真实因果机制的解释性统一是进行科学研究的目标。这里，霍奇逊的观点强调了理论知识作为对史实进行阐发的逻辑框架作用以及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离开某些较为一般性的概念，我们就无法讨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在任何涉及延绵的历史研究中，使用一些非历史的理论概念是不可避免的。针对德国旧历史学派的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仅关注经验现实的方法，霍奇逊评论说: 由于偏好对于特定现象做简单描述而拒绝理论，这种生硬地诉诸历史事实的方法，典型地出现在许多旧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他们认为单纯描述具有可行性，似乎事实本身就能够自我解释一样。但是，如果之前没有概念框架和理论知识基础，做出这种描述也是不可能的。

在总结旧历史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失败中，霍奇逊总结性地指出，所有对事实的描述都是充满理论的，所有的描述都要运用先前的理论和概念框架，如果没有一些先前存在的概念框架，就不能确定任何事实，就不能进行识别和分类，也不能赋予它们任何意义。而且，如果没有因果关系假设，那么对任何现象都不会有足够的科学解释。

卡尔门格尔指出，在经验现象能够被描述或理解之前，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是必要的; 庞巴维克谈到: 如果不稍微谈到一般性的理论和概念前提，我几乎不可能就一个经济问题做出报告，更不要说讨论它了。

四、经济史中的史论结合

吴承明指出，史料考证过程中，综合观察在于判断吾人可认识事实间之关系，以及其与演化上之整个及一般间之关系，免致忽视极有价值之史料或误采不良之史料。侯外庐于其书自序中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有三个步骤: 第一是花费精力研究理论，得出答案; 第二是谨守考据辨伪方法，订正史料; 第三是将史料与社会发展规律统一成文。吴承明指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实况，史料考证和文本诠释都十分重要。

但历史学不是史料学，理解历史还需要理论，须借助于抽象思维和理性判断，用科学方法分析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他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经济学说，在历史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说，史无定法，要根据时空条件，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选用适当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方法。针对如何运用理论，他说: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是不变的或者略去，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因而，应用时必须用历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间、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

马克斯韦伯倡导为了研究经济现象，有必要吸收借鉴大量学科和分支学科，用理论概念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张培刚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文版序言中还提到，在熊彼特的其它几本最有代表性的围绕创新理论而建立他自己的学说体系的著作，即《经济发展理论》《商业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三本著作里，熊彼特都明显地采用了历史分析方法，并始终意图把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二者结合起来。这种意图和作法，在《经济分析史》里以及在传记著作《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里，也是有明显的体现的。熊彼特总是试图把不同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不同分析工具的产生和运用，与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联系起来。总之，熊彼特无时无刻不是试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探究二者融合在一起。

李剑鸣指出，如何处理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以史实俯就原理，不是历史研究的正途，理论只是史家用来关照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运用某种理论，其目的在于寻找最佳的切入点，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史实的意义，建构叙事的框架。因此，理论必须服从于历史解释的需要，而不能让历史来迁就理论。他总结说: 在处理论和史的关系时，最好是史论结合，切忌生搬硬套，堆砌概念。归根结底，在史论关系中，史是基本的和核心的，而论则依附于或服务于史，论必须与史实密切结合在一起。

五、结语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一、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简称，它描述的是一种复杂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及消费之上的经济。仔细思索一下我们正在进人的这种新型经济形态与会计电算化这一企业财务信息系统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二者有着与生俱来的溯源。

首先，在这种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的经济中，信息科学技术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管理科学技术(软科学)也将产生革命，那么这都为企业的会计电算化的未来发展，从硬件和软件上提供了新的更先进的条件，会计电算化处理财务信息的手段将更迅速与高效，知识经济的到来务必将带来软件业的繁荣与硬件业的进步，同时预示着新的会计电算化发展时代的来临。

其次，知识经济是以信息传递的快捷、开放为特殊条件，是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那么对于加工与输出财务信息的会计电算化就在加工信息与输出信息上，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企业财务信息系统要提供更为标准、及时和相关的信息，以利于知识经济下的企业及投资者的决策，产生所需财务信息的会计电算化的普及将是确定无疑的，也只有如此才能满足知识经济对于财务信息的需要。

再次，知识经济中新的产业将蓬勃发展，它们以知识为核心生产要素，是知识、信息依赖型的，这区别于传统的经营模式，对于现行的传统企业管理尤其像现行会计工作是一个很大挑战，随着新会计模式的出现及运用的普及，则会计电算化便获得了新的内容，并在新的业务处理中得到革新。

最后，在知识经济环境的形成中，新的环境带来新的问题。必然涉及到会计软件市扬的规范化问题，会计电算化行为的规范化管理问题，以及相应的电算化人才的培养问题，这些问题都会被提到议事日程，它们的解决都要寻求经常性的保障，并最终融合到日常的管理运行机制中去。

二、在知识经济下，会计电算化会成为企业财务信息系统运作的最基本的形式，通过会计电算化这一企业财务信息加工系统，提供企业内外部的信息需求者所要求的财务信息。由上文的考察我们可知，正在到来的新的经济形态将对现行的财务信息加工系统产生很大的冲击，并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识经济是我们的发展趋势，那未来会计电算化的发展又将如何呢?只有在知识经济的大环境下我们才能揣测出未来会计电算化大概的模样，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做些什么?以下笔者将谈谈知识经济下所遭遇的会计电算化问题，以及我们现在所要采取的相应措施。

(一)实现时务信息网络化

可以预测，知识经济将是会计电算化极其普及与繁荣的时代，企业的会计只有实现高质量的财务信息的处理与输出，才能满足知识经济下对于财务信息的高要求。财务信息的处理与输出不但要求迅捷、高效，即业务处理及报表输出时间短，准确性、安全性高，而且要求信息输出的覆盖面很广，对于一个跨国公司而言，甚至是全球领域的信息共享。财务信息的处理与输出实现网络化，是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信息的有力手段。网络化将是未来企业会计输人、加工以及输出其财务信息的主要作业形式，企业内部的业务都采用网络处理，对外都是网络输出，如每个公司都有相应的网址，企业对外公布的财务信息都可以被投资者上网浏览到。这种网上处理、传载信息方式以及上网使用的方式是知识经济下的最为普通的财务信息的生产与消费方式。绝大多数的公司对外提供财务信息都是通过网上的在线服务方式，财务信息不上网的公司会处于筹资劣势，将缺乏竞争力。将来，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也许会通过具体会计准则来确认这种网上披露财务信息的通用形式。知识经济的时代是电脑加工绝大多数信息的时代，是信息网络化的时代，也是需要高质量财务信息的时代，正是财务信息网络化的时代，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新的经济形态的需要，这既是知识经济下会计电算化的特点，也是知识经济对于会计电算化的基本要求。(二)开发新一代的会计软件

知识经济，将是人力资源会计等新模式的会计方法流行和发挥作用的时候。新的会计模式必然要求新型的电算化软件来完成新的业务处理方法，在具体的业务处理及信息的输出形式上，都会采用与现有模式不同的思路。另外，新一代操作系统的产生与流行，也会推动以其为平台的会计软件的发展。这些都是可以预见到的，软件开发商应尽早着手这项工作，如把一些经过一定实践检验的优秀理论成果软件化，探索新一代的会计软件。

(三)形成规范的会计软件市场

知识经济下会计软件的生产与消费应是规范化的，它既包括软件本身的规范化管理，如会计软件的标准化等，也包括软件市场的规范化管理。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分配与使用之上的经济，在资源配置上以无形资产、人力资本为第一要素，其软件的版权问题将得到极高的重视，电算化软件的交易将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企业从规范化的软件市场获得多样化的规范的电算化商品，以满足其管理的需要。电算化软件市场的规范化还包括另一重要的内涵，市场存在着众多的会计软件的需求者，会计软件是每个企业的基本需要，构成企业新型的固定资产，笔者称之为“软固定资产”，企业都希望获得好的会计软件；同时，市场上存在众多的会计软件的制作商与销售商，满足企业的软件需求，以会计软件产品为其经营的对象。这个有行有市的市场其竞争有软件品牌的竞争，有市场份额的争夺等等，都在规范化的模式下进行。这一切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会计软件市场，规范化的市场的形成是个较漫长的过程，我们在制度上的完善性与预见性的工作，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这一进程。

(四)规范化管理电算化行为

一国的会计的规范化管理，主要是通过会计准则来进行，通过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根据现实需要所颁布制定的具体会计准则，来指导会计业务处理，达到规范会计行为的目的。在会计电算化还处于试行阶段时，通过一些条例规定来管理是可行的，当会计电算化已经普及时，通过会计电算化相关的具体会计准则来规范企业的电算化行为，就显得很必要了。相关的具体会计准则要对于会计电算化的软件采用的标准、软件的安全性、具体的业务处理方法、会计电算化文档的保管以及会计电算化人员的责任作出指导和说明。现在是着手规划这一准则的时候了。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市营销策略;城市竞争力

城市营销的概念最早来源于现代营销之父菲利普•科特勒的《国家营销》,在书中菲利普•科特勒认为一个国家也可以像一个企业那样用心经营,因此国家营销应当突出自己的特点,发现自己的优势所在,提高自己的竞争力[1]。目前理论界沿用最多、最被认可的是他在城市营销的系列论著中逐渐发展和形成的城市营销定义:“城市营销是指为满足城市目标市场的需求而进行的规划和设计,成功的城市营销应使市民、企业对其所在的社区感到满意,游客和投资者对城市的期望得到满足”[2]。国外“城市营销”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美国南部各州城市开始陆续关注“营销城市”。20世纪70-80年代,城市之间竞争加剧,企业在选择地点时有了更多的议价能力,城市营销目标开始体系化,并通过竞争分析和市场分析架构城市发展战略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开始寻找对自己而言最具竞争优势的利基市场,更注重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营销。

在中国,“城市营销”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城市主要通过宣传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以及优惠的财税政策来吸引投资,“城市营销”是潜意识的。90年代中后期以后,城市之间竞争的焦点由争夺政策和资金转向市场争夺“顾客”。“城市营销”作为一种全新的城市经营理念,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的重视。城市理论界普遍认为,一个以提升城市形象及其竞争力的城市营销时代已经来临。目前泉州正面临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良好的发展机遇。推行泉州城市营销,是提升泉州城市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需要;也推动城市品牌化、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的需要;更是促进城市化发展、建设海峡西岸核心城市的需要[3]。通过实行一系列的城市品牌推广策略来建立自己的城市品牌,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人才、旅游者等,达到提高城市竞争力的目的。因此,推进泉州城市营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泉州城市营销SWOT分析

(一)优势(Strength)

泉州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区,是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北承省会,南接厦门,东望台湾,区位优势明显。民营经济发达,产业集聚状况良好,拥有安踏、七匹狼、特步等原产地知名品牌。与港澳台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侨乡优势明显,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资源丰富。

(二)劣势(Weakness)

泉州境内山地、丘陵占土地总面积的4/5,可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有限,不利于大型工业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亟待进一步改善,产业结构化不高,民营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城市高等教育不够发达,融经济技术于一身的高级复合型人才紧缺,科研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政府推销能力较低,城市关注度低,厦门的城市关注度排名在第10位,而泉州排在第38位[4]。

(三)机遇(Opportunity)

党的十七大首次将“海峡西岸经济区”写入“十一五”规划中,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热点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作为地处环海峡西岸经济区三大核心城市之一的泉州是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日前通过的《海峡西岸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中,整个海峡西岸的交通要道将进行全面优化,泉州将成为海西重要交通枢纽。2006年泉州第一个台商投资基地建立以2008年11月4日两岸全面实现三通,这些都将有利于两岸形成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泉州应把握好这难得的发展机遇。

(四)威胁(Threat)

近几年来,同属于沿海城市的厦门、福州等与泉州的城市定位存在相似之处,并且凭借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在招商引资、旅游、人才等方面对泉州产生了一定的威胁;省外温州、东莞等地都在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以期在城市日趋加剧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削弱了泉州的对外吸引力。纵观全局,泉州目前正处于前有标兵,后有逐者的境况。加上泉州国际化进程缓慢,较少大型跨国企业在泉州设立区域营运中心,产业国际化发展促进作用小,不利于泉州城市形象的提高,也阻碍了泉州品牌的打造和推广。

二、泉州城市营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大泉州品牌城市战略规划

从城市营销的角度看,泉州城市品牌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缺乏大泉州城市品牌战略规划。品牌资源虽然十分丰富,各个县域有自己的区域品牌,也拥有七匹狼、安踏?、特步等知名企业品牌,先后也赢得了“最佳中国魅力城市”“中国品牌经济城市”等一系列殊荣,但缺乏整合,对城市品牌建设缺乏统一领导和系统规划,品牌营销活动较零散。一方面使得城市总体品牌不够突出,品牌形象较模糊,出现县域品牌、原产地知名品牌高于城市品牌的局面,没有与知名企业达成企业品牌和城市品牌联合的战略共识,各个县域品牌也未充分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城市品牌的认知度和美誉度并不高,大多数泉州的城市顾客仅仅把泉州定位为一个生产制造型城市。城市营销实践仍然是停留在“城市推销”的阶段,还没有真正把“通过满足城市顾客需求,进而提高城市竞争力”实际上在软硬件的建设以及城市服务方面与同水平的城市有一定的差距[5]。

(二)资本人才流失严重

泉州作为沿海开放较早的地区,泉州市市场经济发育早,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晋江、石狮等地,经过20余年的高速增长,已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起飞。但近几年,泉州出现了不少民营企业外迁的现象。泉州资本和品牌双翼齐备的企业(如安踏、七匹狼)纷纷将总部迁往厦门、上海等大型城市,恒安集团、达利集团、石狮金苑服饰等企业纷纷将自己劳动加工环节迁往江西、湖南等内地,使泉州区域产业经济初步呈现外迁的潜在风险。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对民间资金的一次调查显示,目前泉州可用投资民间资金至少在1000亿元以上[6]。但是泉州民间投资扩张的动力不足,其雄厚的民间资本的能量仍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大多数企业选择投奔具有区位优势的京浙沪等地投资兴业。目前泉州不少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才流失的现象,据专家测算,企业的人才流动率约为15%左右。其中民营企业的人才流失尤为严重,人才的流失,给企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极大地制约了企业的发展[7]。

(三)高新技术孵化基地品牌营销意识较薄弱

在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泉州市产业升级已迫在眉睫。用现代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其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提高泉州市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必由之路,而科技企业孵化器在这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泉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是泉州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源泉,是泉州市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泉州高新技术产业的摇篮。然而,泉州高新技术孵化基地的创业、创新的文化氛围营造力度不够,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社会认知度低,孵化器品牌经营意识较薄弱。

(四)旅游资源优势开发不足

泉州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定址泉州。泉州无论从它的山海资源、文化资源来讲都比较具有竞争力。旅游资源丰富,有巨大潜在客源市场。不过泉州旅游资源开发力度不够,大多数旅游者不了解泉州丰富的旅游资源,泉州旅游产业集群尚未形成,旅游市场没有形成规模效应;旅游者的满意度较差,来泉旅游者普遍反应,泉州旅游交通系统混乱,旅游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三、泉州城市营销目标市场的营销重点分析

(一)投资者

属于动态流动市场。所有的城市都在追逐投资者,泉州也不例外。这种投资群体可以分为:一是现有产业部门的资产所有者,需要区分其中的优势产业,促其稳定发展并为其扩张提供支持,尤其在税收、投资政策、用地供给和人才需求方面。二是新的产业部门的开发商,可分为创新产业和迁移企业。创新企业一般为中小企业,需要政府提供一些平台和扶持政策。迁移企业主要指实力厚、业务广的大型公司,对泉州来讲,需要泉州政府提供高效的政务、有利的税收、迅捷的信息咨询、更对象化的配套服务,并能随着企业经营目标的转移及时调整[10]。

(二)居民(人才)

属于弱流动性市场。城市发展需要动态地保证城市居民的数量平衡,并吸引具有较高能力的素质型居民。对居民居住环境的满意度进行调研,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此营销的重点是:要构筑适宜的居住环境,并根据不同阶段、阶层的消费群体特征,完善相应的内容建设。

(三)旅游者

属于强流动性的市场。进一步可以分为休闲旅游者和商务旅游者。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市场的扩大对城市价值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商务旅游对城市的作用更具特殊性,它属于利润较丰的高端市场(“80-20”现象:80%利润来自20%的高端市场)。在会议和参加展览的闲暇去观光旅游,还会产生吸引投资者的效果。根据调研的数据显示来泉的旅游群体收入水平普遍集中在中低水平500-2000元之间占了87%,在中高收入这一群体上的游客很少,拓展不足。这一部分人可作为泉州城市营销的重点,努力做到:一是有较为发达的商务、会展条件,能够提供良好的发展商机;二是能为商务活动相关人员提供优质服务,有完善的住宿、娱乐、会所等服务设施。

四、泉州城市营销的基本策略

城市品牌传播的受众一种是城市市民;另一种是城市的投资者、游客、政府官员。对市民的传播目标主要是通过充分传播,明晰城市定位,增强市民的认同感,提升市民的自豪感,促使市民与政府共同为建设城市品牌体验而做出贡献。对外传播的则主要是促使人才、投资者、旅游者、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对城市形成从知名到完整的认知,造就期望的联想,促进品牌偏好,形成品牌拉力,提升原有的品牌体验,进而达到城市发展战略以及城市营销的目标[10]。

(一)正确形象定位

目前泉州面临第二次创业阶段,根据泉州市规划提出的基本定位,政府可以进行大泉州战略规划,整合县域品牌和企业品牌资源,明确战略定位,统一口径,对外传播品牌定位和形象。泉州曾经是“海丝起点”,“东方第一大港”,海丝文化传播的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现象,亦是一种包容、鼓励创业、创新的海洋文化精神;泉州又是海峡西岸中心城市,侨乡优势凸显,因此可以将泉州城市品牌形象定位为海丝古港•海峡泉州-闽南创业新城。

(二)重视企业营销

城市的核心价值是城市品牌,泉州要重视塑造城市统一的总品牌、各分类的子品牌。开展城市品牌营销,建立城市品牌战略与企业品牌形象识别系统。整合城市优势的“产品资源”,建立城市形象视觉识别系统,如建设独具特色的城市标志性建筑物,完善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设泉州全民行为识别系统,提高城市营销意识,提高软硬件方面的服务水平,做好“服务产品”营销。

(三)积极利用广告

泉州应该制定整体的宣传推广计划,加强城市形象宣传。结合泉州自身的特色制作系列城市形象广告,在央视的“魅力中国”等节目中宣传“魅力泉州”,提高泉州知名度和美誉度。强化“中国•泉州”的宣传力度。举办以城市为主题的文艺创作大赛,创作反映泉州城市形象的文学、影视、艺术作品,深化城市文化内涵,积极塑造创业创新城市文化品牌,打造泉州创业之城、品牌之都的形象。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出台优惠措施,与知名企业达成企业品牌和城市品牌联合的战略共识,鼓励本地知名企业在广告中表明“中国•泉州”字样,把泉州城市品牌与企业品牌进行并行宣传;与企业合作,在纸巾、扑克牌等上面印制有关泉州城市品牌、企业品牌介绍及旅游景点介绍;发挥高校大学生的辐射作用,如可以在大学新生录取通知书邮寄包中附上关于泉州城市的简介,重点包括城市名片、城市特色,城市旅游景点等。

(四)加大网络营销

首先,建立城市形象网络名片。整合网站资源,注册有权威性的网络名片,建立泉州城市网络名片。将泉州政府、企业等各种网站整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各网站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统一口径,统一服务于海丝古港•海峡泉州-闽南创业新城的城市品牌;通过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建立链接,加强对外传播泉州城市品牌。其次,注重城市网络营销。围绕城市营销主题主办相关论坛,可以开通虚拟社区群,创建城市营销主题论坛,以促进城市居民交流;设置大众论坛,城市博客,企业博客等,以使城市居民发表对城市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开展电子邮件营销,提供免费邮箱服务,宣传城市建设成就等,提高城市居民的满意度。利用网络传播迅速、便捷的优势进行全方位的城市网络营销,传播城泉州市品牌。另外,面向泉州城市营销对象的营销策略。要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确定目标受众,建设反映目标市场需求的城市产品,采取针对性的策略。

(五)加强组织保障

首先,坚持政府主导,发挥政府引领作用。政府作为城市营销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城市营销的过程中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在打造泉州城市品牌的过程中,泉州市政府要加强城市规划管理,进一步完善大泉州城市格局,通过对城市资源的统一规划和管理,整合各县区分散的品牌,准确定位,统一口径,加强战略协同,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特色鲜明、实力雄厚的大泉州品牌形象[14]。

其次,成立专门从事城市营销的非营利组织或部门,该组织或部门属于事业编制,可以不受政府换届的影响。由于城市行政系统的划分和区隔,以及政府官员任期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政府行政体系中营销职能的制度性缺乏,这些都是城市营销组织确定上的难题[15]。所以,泉州市应建立了统一领导、多元协调的城市营销组织网络和领导机制,对泉州城市营销进行项目管理。通过“扁平化”的组织结构,高效率地处理需要跨部门解决方的复杂问题,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好的营销效果。

第三,加大资金投入。政府应将城市营销作为一项持续性的工作,在政府的经费规划中做出安排,为营销提供一个稳定的财务支持。引进商界等社会力量,吸收更多的企业运作方式,通过自身的宣传服务成果来争取更多的合作伙伴和资金的募集[8]。要对掌握的经费进行精打细算,按照整合营销的理念实施城市的最大化营销[12],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化的效益。

五、面向泉州城市营销对象的具体建议

(一)针对居民(人才)的营销策略

首先,调动市民参与城市营销。城市营销可以增进市民的自豪感和对生活的满意度,从而增强市民的爱乡主义观念,提高城市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鼓舞市民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家乡的建设中去[11]。市民是城市的核心和灵魂,市民作为城市的主体,是城市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地居民在本地接触外来人员或当地居民外出接触其他地方的人员中,当地居民是信息的重要传播者[12]。泉州的城市营销策划、规划和实施应吸收市民参与,以体现市民的意志,使市民在主观上把城市营销当成自己的事情,如让市民充分了解泉州城市未来的城市规划建设、经济文化发展的成果、在城区主干道投放巨幅的城市公益广告等。

其次,改善居住生活环境营造良好氛围广纳人才。在吸引人才方面,要突出泉州发展对技术、管理等各种人才的巨大需求,努力营造一种广罗人才、人尽其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创业创新的社会环境氛围。在我们一份《关于泉州就业环境与城市发展的问卷调查》中为吸引人才留泉工作的分析,泉州要加强完善人才制度和政策,改善居住生活环境,加强城市精神文化建设和人文关怀,增加对泉州城市的满意度。在营销渠道上要注重网络营销,据我们问卷统计发现39%的求职者通过网络招聘的途径了解泉州的人才需求信息,占最大比例,说明网络就业信息宣传这方面是人才供求的一个重要渠道。要重视泉州城市品牌的网络传播,使求职者充分了解泉州的人才需求信息,了解泉州在吸引人才方面的优惠政策。

(二)针对投资者的营销策略

1.注重投资软环境建设。做好城市各种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规划,实施城市重点项目建设,撑大城市骨架,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充分发挥城市建设对吸引外地资本在泉投资创业的先导作用。尽力营造低成本、高效率的投资创业发展环境,提高服务水平,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完善为投资商服务的机制.提升产业层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高新技术孵化基地的建设力度,尤其是软件方面的建设,加强产学研合作,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落实名牌企业奖励措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5]。发挥会展业集约效应,发展壮大行业协会的力量,充分发挥其在招商引资的作用。办好投资洽谈会、投资环境说明会、项目推介等活动,扩大泉州的影响力。同时要重视网络招商,网络传播迅速、便捷的优势。在吸引外来资本和资源要素方面,要突出泉州在海峡西岸经济圈的地位,悠久的历史文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巨大的商机潜力和加工制造业产业集群的优势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2.特别要注重对外营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投资环境。科技企业孵化器在用现代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提高泉州市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这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对投资者来说,要着重营销产业政策和投资环境。一要积极对外营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投资环境和优惠的投资政策,吸引风险投资和社会民间资本引进,帮助企业寻求合作伙伴,以达到“多方出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目标[13]。二要积极学习国内外先进的高新科技孵化器管理经营经验和运作的模式。如深圳积极培育科技服务体系,建立了完善的风险融资担保体系;如天津开发区,革新管理思维,积极营销投资环境,这些管理和营销经验都值得泉州城市营销者借鉴。

(三)针对旅游者的营销策略

1.明确泉州旅游品牌形象定位,提升旅游配套功能,提高旅游服务水平。泉州是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文化积淀深厚,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泉州要准确定位,发挥优势,打造品牌指引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将泉州城市旅游形象定位为魅力泉州-闽南文化之都。塑造城市旅游品牌,总品牌(魅力泉州-闽南文化之都)和五个旅游子品牌(宗教文化圣地、海丝文化、滨海旅游、特色民俗文化、探亲访友闽台缘)。为此,泉州应当大力提升旅游功能,完善旅游交通系统,建设相关配套设施,构建旅游服务评价系统,提高旅游区的服务水平。延伸产业链,带动相关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如旅游纪念品,可以通过提供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纪念品来满足旅游者“求新、求知、求乐”的愿望和需求,积极发挥多元文化宝库优势,进一步拉动旅游产业的发展。

2.进行主题创意策划,注重旅游体验营销和网络营销。现在旅游活动体验化趋势明显,泉州要在整合现有的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创意,注重旅游的体验营销。如可以充分挖掘海丝文化的内涵,如举办海丝航行国际大赛,建设海丝主题公园,举行海丝文化节期间,组成海丝体验团,按照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行程重游故地,让旅客真正体验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之旅。同时,注重旅游网络营销,通过拍摄优质的视频来体现旅游景点美感,把这些精美的视频到网站上,通过论坛发帖、博客营销、邮件营销、搜索引擎广告、交换链接等网络渠道,向旅客营销泉州旅游资源,宣传泉州城市的旅游资源。

六、结语

在全球经济日益开放的趋势下,城市之间的竞争使得传统上的被动城市经营日渐变得主动,泉州市应尽可能的利用城市自身特有的资源、产业、形象等区域条件上的优势来吸引企业、居民或游客,通过城市营销的开展与实践,在营销的互动中深入理解其所处的竞争环境,了解自身的优势与劣势,选择科学合理的营销战略,凸现城市特色、获得城市竞争优势,确定更适合城市发展的产业与政策,提高政府管理能力、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并注入新的活力,达到全面提高泉州市竞争力的发展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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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园园.济南市城市营销战略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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