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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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发展理念评价机制循环体系
从资源流程和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影响的角度考察，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是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载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创新观念，奠定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基础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更新发展观念，理清发展思路，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在发展思路上要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发展、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切实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1.树立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要减少物料的使用，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标；建立生态工业网络，把不同的工厂联结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和再利用。
2.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彻底转变单纯追求GDP增长的狭隘观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对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逐步建立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树立新的经济增长观。要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摘要]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转变观念、建立完善评价机制和循环体系。
[关键词]循环经济发展理念评价机制循环体系
从资源流程和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影响的角度考察，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是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载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创新观念，奠定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基础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更新发展观念，理清发展思路，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在发展思路上要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发展、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切实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1.树立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要减少物料的使用，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标；建立生态工业网络，把不同的工厂联结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和再利用。
经济问题论文范文第2篇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
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经济问题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虚拟企业;虚拟经济
一、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主要循环依托的直接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复杂性、介稳性、高风险性、依附性、周期性、增长性、无形性等。这样，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依托的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1.聚集资本功能。虚拟经济通过各种存款凭证和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形式，经由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分散在个人和单位手中的资金聚集起来，以进行较大规模、收益较高的经济活动。据统计，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已达实体经济的5倍。
2.循环流通功能。所谓的虚拟经济，是指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总而言之，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经济活动。由此可知，虚拟经济的实质就是循环流通。倘若一旦停止了其循环流通活动，就无所谓虚拟经济了。据统计，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
3.引导资金功能。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前期存在形态是生息资本，而当生息资本一旦社会化以后，就可以引导资金从不能用于生产、流通等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转移到能将其用于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当各种有价证券进一步市场化以后，不仅能使人和单位手中的有价证券可以随时变现，而且大大提高了引导资金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的目的性和速度，从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4.扩张经济功能。国民经济要发展，各类企业要扩大，其基本前提就是必须要有资金，而资金的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间接融资。另一个则是通过发行各类有价证券直接融资。企业通过各类有价证券直接筹措到的资金，除了用于原有的技术改造之外，其余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都是用于扩大其生产经营规模方面。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了，整个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张也就由此得到了实现。从现实和发展的趋势看，这一点将会越来越突出。
5.增值价值功能。一般而言，就价值增值来谈，有下面两种情况。其一是：某甲急需从事一项经营活动，但他本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某乙手头正好有一笔钱闲置未用，于是某甲便向某乙借一定数量的钱，许诺在一定时期内还本付息。某乙手中的借据就是虚拟资本的一种雏形，它通过借款与还款的循环活动而取得增值。这时，某乙并未从事实际的经济活动，只是通过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来赚钱。另一种情况是：某甲将借来的钱投资于一项具体的经营活动从事经营，当该项经营活动结束之后，他获得了比原来投资时大若干数量的收益。这时，某甲从事了实际的经济活动，其前提仍然是虚拟经济的作用。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会复杂得多，但基本原理却是相通的。
二、实体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传统的观点认为，实体经济就是指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或行业，最典型的有机械制造、纺织加工、建筑安装、石化冶炼、种养采掘、交通运输等。实体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有形性、主导性、载体性、下降性。那么，以物质资料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内容的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其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提供基本生活资料功能。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总要吃饭、穿衣、行动、居住、看病、休闲等，而保证这些活动得以继续进行的基础，则是各式各样的生活资料。那么，这些生活资料是由各式各样的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各式各样的消费活动也就得不到保障。
2.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的功能。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存，而且更要发展，亦即人们不仅要生活，而且还要生活得更好。保证人们生活得更好的物质条件，是由各式各样的更高水平的实体经济创造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更高级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3.增强人的综合素质的功能。再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活得更好，而且还要使自己的素质得到全面的增强，亦即人们不仅要有高层次的物质生活，而且还要有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保证人们高层次精神生活的物质前提同样是由各式各样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如果实体经济的一些特殊活动形式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也同样会从根本上失去增强综合素质的根基。
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下面分别论述。
1.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这表现为三点：第一，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实体经济要生存、要发展，除了其内部经营环境外，还必须有良好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这个外部宏观经营环境中，就包括全社会的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资金循环状况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而这一切都与虚拟经济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第二，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实体经济要运行、尤其是要发展，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那么，各类实体经济用于发展的资金从哪里来呢？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条是向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贷款；另一条则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各类有价证券筹措资金。从发展的趋势看，相比较而言，通过第二条途径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资金问题，会更加现实，也会更加方便、快捷。这样，虚拟经济就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后劲。第三，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五个阶段，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等。事实证明，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亦即虚拟经济发展的高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总比虚拟经济发展的低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要大一些。反之，则会小一些。
2.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这也表现为三点：第一，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虚拟经济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因此，它不是吊在天上，而是立足于地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无论是它的产生，还是它的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物质条件。否则，它就成了既不着天也不着地的空中楼阁。第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整体经济的进步，实体经济也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否则，它将“消失”得更快。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的新要求，主要表现在对有价证券的市场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所以才使得它能够产生、特别是使得它能够发展。否则，虚拟经济就将会成为无根之本。第三，实体经济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体经济，即发展虚拟经济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而最终的结果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本身就表明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样，实体经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
综合上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谁也离不开谁，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会是这样的。
四、正确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原则
经济问题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出发，指出我国收入分配体系存在的问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资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续上升。随后，本文分析了这一问题带来的后果及其对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国内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调、外贸顺差居高不下。最后，本文得出结论：收入分配体系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当前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收入分配通货膨胀贸易顺差宏观经济
一、从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看我国收入分配体系
国民经济核算的收入法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以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份额以及应向政府支付的份额为出发点计算最终产出。按照这种核算方法，GDP的计算公式为：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IH+营业盈余。其中：劳动者报酬反映了劳动力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生产税净额反映了政府在总产出中取走的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反映了资本所得。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反映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对一定时期国民产出的占有状况，对整个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而收入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民经济中的消费、投资、税收行为。
图1反映了1996年至2006年我国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从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在此期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而资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这一趋势可以通过影响劳动者的消费行为、政府的税收行为、企业的投资行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同时，我国资本回报率自1993年以来处于上升趋势①，也影响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由图1可知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占GDP比重较小且稳定，因此本文只考虑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所得占GDP的比重及其变化趋势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
二、收入分配体系与宏观经济内部均衡
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指的是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状态。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最突出的问题是物价指数高企，经济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公报显示：自2007年3月CPI涨幅超过3％以后便一路走高，2008年4月达到8．5％。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引领的结构性上涨，如国家发改委曾在国新办新闻会上表示“现在物价上涨是一种结构性的上涨，在结构性上涨的因素消失之后，国内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在平衡的基础之上，可以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本文认为，自2007年3月开始启动的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领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拉动的新一轮物价整体上涨过程。食品供需失衡导致的短期物价结构性上涨是此轮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失衡的收入分配体系造成的高投资率和低劳动报酬。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高投资率导致银行信贷扩张、流动性过剩并对物价稳定造成压力。如图1所示，由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份额，企业部门有了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基础。同时本文第一部指出我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上升，使得以逐利为目标的企业有了投资激励。因此出现了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投资冲动。在中国目前的融资体系下，固定资产投资激增与信贷扩张有着密切联系。而信贷扩张又导致流动性过剩，成为通货膨胀的一个诱因。如图2所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通胀率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
其次，长期被压低的劳动力价格的回调要求使得劳动力成本有上升的压力。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2005年占GDP比重为41．4％，而同期美国这一数值为56．4％@。以第二产业为例，有研究报告指出③：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1／16，但雇员工资仅为其1／27；相当于美国的1／18，但工资水平为其12／1；相当于日本的1／15，但工资水平为其1／22。较之于新兴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韩国的1厂7，而工资水平为其1／13。较之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马来西亚的1／3，而工资水平为其1／4；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印度的3倍，而工资水平大约是其2倍多一些。因此从长期来看，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自身回调的力量、劳动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增大的可能，劳动力成本也会逐渐上升。这几年频繁出现的“民工荒”，以及一再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表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从供给方面对物价造成上升压力。
因此，此次物价上涨过程既包括已经显露的压力——部分产品供需失衡，也有尚未充分显露的使物价长期上涨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所以，此轮．：勺价上涨过程有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在物价稳定后仍在高位徘徊，而难以出现随食品供给增加而使物价指数下降的情况。
除上文讨论的通货膨胀之外，国内许多宏观经济热点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屡禁不止、重复建设等问题，也与分配体系中资本处于强势、劳动处于弱势有关。也就是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丰厚的资本回报使得企业热衷于投资，没有动力进行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本文结尾处的图4描述了这些问题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三、收入分配体系与经济外部均衡
外部均衡指的是国际收支平衡。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着外部失衡的问题：经常项目维持巨额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外汇储备已经由2000年初的1561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初的15898亿美元，八年增长了约1O倍。外部失衡的加剧，对经济的内部均衡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最突出的表现为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
关于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失衡的原因，有两派主要观点：首先，外资类金融机构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例如高盛高华在其研究报告中认为“汇率重估是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④。其次，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则从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出发，如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认为汇率不是造成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单单依靠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巨额贸易顺差问题。
本文认为，除去尚存争议的人民币汇率估值问题，收入分配体系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资本回报占GDP比重上升，即“弱劳动、强资本”现象也是造成我国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经济外部失衡的一个原因。具体的分析思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快于工资率增长速度，从而造成资本所得在产出中比重增大，企业部门利润空间增大。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企业的收益减少，但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利润来保持出口，所以会出现在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对美元)的情况下贸易顺差还在增长的现象。例如，2005年7月汇改时外汇储备为7327亿美元，而截止今年3月已增长至16821亿美元。转贴中国-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表述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的变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假定：①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且只有家户与企业两个部门；②生产要素有劳动和资本两种；③产品的资本成本不变；④产品的售价与成本分别为P、C，社会总产品为Q，n为工资占总产出的比重。注意到完全竞争条件下P=C，则全社会工资总额为：
W=aCQ(1)
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LnW=Lna+LnC+LnQ(2)
对(21式两边微分，得到：
一：+
C。0
将(3)式改写为：
C=W-Q(4)
其中e表示劳动成本变动率，表示工资率变动率，O表示劳动生产率变动率。由(4)式分析可得：时，即劳动生产率增速大于工资率增速时，产品的劳动成本会呈现出下降趋势。由于假定资本成本不变，这一变化将会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增强，贸易盈余扩大，部分抵消本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
下面以1992年为基期，1992年至2006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增长率数据为依据，计算各年劳动生产率指数与工资率指数，作图3。由图3可以观察到：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指数高于工资率指数，且二者差值持续增大。考虑到制造业占我国外贸出口的比重很大，至2005年已达91．2％(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北京，2005年)，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之间的差距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使得贸易顺差即使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还是持续扩大，因为出口企业有相对大的利润空间消化本币升值对出口收益造成的影响。
四、结论
本文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体系中初次分配存在的问题，指出这一问题通过影响居民部门、企业部门的消费、投资行为，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本文的结论为：劳动报酬和资本回报的失衡，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巨额贸易顺差等宏观经济内外部失衡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为扭转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本文认为可行的对策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an强人力资本投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第一，改善收入分配体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劳动报酬的上升并不必然的降低利润、削弱企业竞争力。因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成本两个因素。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使在工资增长的情况下，企业部门也可以保证利润不变甚至增长。而且，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可以促进国内消费，避免我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与出口所带来的危害。
第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造成不同国家之间产出与国民收入悬殊的主要原因，较低的绝对工资水平往往伴随着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资本投资的贡献率已经远远小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问题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开采资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环境信息披露问题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的焦点。
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实务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生产过程是一个消耗过程，任何企业一旦投入运营必将消耗资源同时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它应把恢复和治理环境作为自己的义务，应积极对外披露环境信息。然而环境会计虽然在近30年的发展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理论和实务尚不成熟，尤其是我国环境会计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没有形成自己的环境信息披露理论和特色。在企业层面、系统地披露其环境会计信息实务操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环境会计计量理论研究的不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机制也正在形成“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企业使用环境资源，就必须对所耗用的自然资源和破坏了的生态环境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不仅需要采用一定的计量手段量化在财务报表中，还必须确定一个合理的分配标准，将环境成本在使用同一环境资源的不同企业、单位和部门之间予以分配，以充分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但是，由于环境会计计量理论研究的不完善，实务上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合理的分配标准，使得企业很难反映和控制其环境资源及耗费和补偿情况。
2．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缺乏科学的定量方法。传统会计核算只考虑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很少考虑环境因素，现行的财务报表中提供的货币信息局限于能够按以货币计量的业务和事项使其提供的信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综合性。信息使用者无法了解企业的具体情况，由于缺乏科学的定量方法及切实可行的指标体系，使得需用货币计量的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等信息的披露缺乏可操作性，这将直接影响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
3．会计准则的制定未充分考虑环境责任和环境风险。传统会计理论对产品生产中环境成本未加考虑，在宏观层面上虚增国家财富，为此，建立一套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对经济发展中环境资源的耗费和补偿进行反映非常必要。但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对环境会计要素没有给子确认，由于缺乏环境会计行为规范标准，也无法统一环境会计核算的对象及披露模式，给环境信息的披露带来一些困难，现行的会计制度中，仅在企业“管理费用”会计科目中设置了“排污费”，和“绿化费”，项目，缺乏相应的核算体系。因此，应尽快制定有关环境会计准则，建立与我国环保要求相适应的会计核算体系，让企业如实记录和反映环境管理活动，充分披露其现实和潜在的环境责任及其面临的环境风险。
4．环境法规体系不健全不利于运用环境会计披露。在特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济利益与社会要求的可持续发展发生矛盾时，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制度的强制性要求，多数企业不会主动牺牲自身经济利益，也不会自觉地增加环境支出，即使增加了相关环保支出，企业也因怕损害其环保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仍不愿意主动向社会披露其环境信息，近年来，我国虽相继了一些与环境要素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环境法规体系仍不健全，内容笼统，与实务操作之间有很大的距离，立法的深度与广度以及执法的力度都需进一步明确和加强，这些因素不利于在实务中运用环境会计披露环境信息，传统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上述缺陷，无法完全适应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
二、现代会计应考虑环境信息的披露
在传统会计核算中，资产负债表对部分环境负债未作确认，利润表中同样未确认企业采取环境治理措施发生的支出，最终导致信息使用者不能客观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此，现代会计应增加环境信息的披露内容:
1．环境信息应纳入会计报表范畴。大量的环境信息，如环保经常性支出，环保研究开发费用，环保治理费用等可以采用一定的计量手段量化反映在财务报表中。负债的确认，以及利润表中成本与费用的确认，应充分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尽管环境成本如环境污染补偿成本、环境损失成本、环境治理成本等被认为是社会成本部分，而非个别企业生产成本部分，但不久的将来人们会接受环境成本是企业总成本的构成，企业应对所耗用的自然资源和破坏了的生态环境付出一定的代价，其目的是考虑可持续发展，这一观念的转变将使环境信息被纳入会计报表范畴。
2．会计的作用在于提供企业经济和财务信息，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家环境管理部门需要了解企业执行了环保法律法规的情况，评价企业的环境业绩。二是由于环境问题预示着未来的受益和风险，联系着未来的负债和费用，因而，许多投资者愿意将传统财务报表中的收益能力与环境信息联系起来进行各项财务指标的分析。而且，近来有些国家的投资者出现了将收益与环境并重地看待而不能只看中收益，投资对象的“绿色投资”趋向。三是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有的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重要的信贷决策依据，甚至有的还成立专门的“绿色银行”了，把环境问题作为首要的方面考察。四是消费者与社会公众随着环保教育水平的提高，日益注重企业的环保形象。会计为了能使提供的信息符合上述各方的需要，势必被要求向国家各职能部门提供所需的环境信息。若会计消极对待环境信息的报告，与那些注重环境并在环境改善方面有所支出的企业相比，在对外报告中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不很理想，但无疑破坏了企业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将不利于环境保护。
三、构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目前，会计学界提出的绿色会计、生态会计或可持续发展会计，其目标就是解决会计如何向外界提供企业环境信息问题。由于环境会计起步较晚，环境会计准则尚未出台，因此环境会计报告体系尚无统一的要求。笔者认为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应采用独立报告披露和专题报告分析两种模式。
1.采用独立报告披露模式。选择一些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对国民经济影响比较大的国家重点建设行业或上市公司作为试点，在传统财务会计报告中，可以在文字说明、补充资料、附注等形式，揭示一些基本的环境会计信息。重污染企业一般可以按照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如某地区污染企业数量，总量比重法、万元产值平均法等方法进行判断。中国证监会应要求企业在上市时将企业是否属于重污染企业重点披露。在会计核算上，环境会计的核算内容可以暂不纳入日常的会计核算体系，可从现有的会计资料中取得与环境会计有关的资料，直接形成基本的环境会计信息。如果这些信息可用一些准确的数据指标或货币指标予以披露，并可辅之以文字说明;如果在日前状况下，不能获取相对准确的数量信息，则可用文字加以叙述。独立报告披露模式的内容应包括企业简介与环保方针、政策，环境标准如废弃物、产品包装、产品污染排放、循环使用等信息、环境会计信息包括环境资产，环境支出、环境负债、环境治理准备金、环境收入等以及环境业绩信息如环境治理与投资、奖励和环境审计报告。
2.采用专题报告分析模式。在现有财务报告的基础上，可以增加会计科目会计报表和报告内容的方式报告企业环境信息。并通过报表分析如大气污染指标；水质污染指标；噪音污染指标；资源破坏程度指标等评价环境污染程度。通过报表分析如主要用于描述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水最终排放量减少的程度，资源产出率；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水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率；城市生活污水再生率；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率；废钢铁回收利用率；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降低率等指标反映通过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从源头上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降低废物最终排放量、减轻环境污染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完善的环保法规，并充分发挥其环境执法的效力;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使资源产品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反映消耗的自然资源价值;形成比较完整的环境会计理论与方法，逐步消除实务操作中的主要障碍，如环境信息计量障碍、环境成本分配障碍等;制定出完善的环境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使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统一的标准，实现实务的可操作性与统一性;制定出统一的环境审计标准，实现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督。
参考文献：
[1]高雅军信小娟试论建立我国环境会计的必要性林业科技情报2004.3
[2]林光侨环境成本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煤炭经济研究2004.6
[3]安庆钊环境信息披露模式探析经济师20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