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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制度的优点机关事业单位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所以,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要比一般企业的社会保险呈现出一定的优越性,为了能够使机关事业单位招纳到更加优秀的人力资源,在机关事业单位采取较为优越的社会保险制度。我国企业的社会保险制度一般遵循保险的待遇与员工缴纳的保险金额是呈正相关的,由于企业的性质不同,因此,企业的员工享受到的社会保险的福利也是不同的。在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中,还为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制定了医疗补助,体现出巨大的优势。
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改革实践与法制建设探索
(一)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与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社会保险的基本构成,指的是国家的社会保险统一遵照一定的规定制定,使社会保险实现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的稳定,将不同层面的结构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社会保险的横向结构一般指的是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的纵向结构一般指的是由于各企业经营状况的不同,根据企业的经济效益形成的不同保险的组合,运用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制定的相关的保险规章制度。我国社会保险与法律体系一般是由三个不同的制度构成的,一是我国的宪法,起到对社会保险制度的总体约束,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法》,三是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不同的规章制度。
(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改革与法制建设的措施
机关事业单位要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稳妥的社会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的改革要根据自身的财政情况,因为在社会保险的改革中会遇到各种突发的状况,机关事业单位的财政状况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而且,不同的机关事业单位的财政情况也是不同的,所以,在制定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和法制制度时,应该灵活地考虑实际问题,对于那些财政状况不是特别好的机关事业单位,可以采用统筹基金账户空账的方法。
三、结束语
[关键词]社会保险商业保险
一、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
1.共性
(1)两者都是分摊损失的一种财务安排,同以概率论与大数法则作为制定费率的数理基础,同以建立保险基金作为提供经济保障的物质基础。(2)两者同属于社会保障机制,具有稳定器的作用。(3)两者都是处理风险的方法,能起到分散风险、消化损失的作用。
2.区别
(1)保障水平不同。社会保险仅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商业保险则根据投保人的能力,以更高层次的保障来实现他们的需求。(2)经营机制不同。社会保险由政府或指定的机构经营,具有行政性和垄断性,不以盈利为目的;商业保险是在市场条件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行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3)缴费方式不同。社会保险的保费由个人、企业和政府共同负担,由国家负总责;商业保险的保费由投保人负担,保费中包括公司的营业和管理费用;(4)业务范围不同。社会保险仅是对人的保障;商业保险不仅保障人而且还保障财产与相关利益的损失,就是对人的保障也具有选择性,只保障符合投保条件的人。
3.互补
从双方的关系看,两者具备了互补的基础。
(1)社会保险对商业保险的补充。商业保险保障具备投保能力且符合投保条件的企业或个人,而社会保险对保险标的不具有选择性。被商业保险排除在外的人群可以通过社会保险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通过社会保险使更多的人得到了保障。
(2)商业保险对社会保险的补充。有些劳动者收入较高,而社会保险的保障水平又十分有限,他们只有通过参加商业保险保障其养老、疾病、意外、财产等方面的需要。
二、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对商业保险的影响
由于两者存在联系,社会保险的改革就会对商业保险的发展产生影响。
1.有利影响
(1)社会保险理论方面。我国的社会保险改革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个人也要缴费,强调权利义务对等,使受益与个人缴费相关。在效率优先原则的指导下,鼓励劳动者通过合法途径增加收入,提高生活的质量,这样人们将不满足于较低水平的保障,而更多地转向保障更高的商业保险品种。
(2)社会保险体系方面。我国实行三支柱的保障体系。第一支柱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社会保险;第二支柱是政府指导,企业实行的企业补充保险;第三支柱是自愿性投保的个人储蓄保险。其中企业补充(养老、医疗)保险的基金,可以委托社会保险部门管理,也可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这就给商业保险的发展注入了大量资金,而个人储蓄保险更是商业保险的一块大市场。
2.不利影响
(1)社会保险拓展方面。社会保险的覆盖面由国企向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拓展,在既定的保障需求条件下,由于社会保险满足了一部分保障需求,对商业保险的需求也就减少了,而且保障水平越高,对商业保险的替代作用就越大。两者客观上形成了“基本”和“补充”的竞争关系。
(2)企业效益方面。我国企业普遍效益较差,许多企业无力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更无力举办企业补充保险,也就谈不上将保险基金投保商业保险,并提供发展资金了。即使效益好的企业开办了补充保险,也由于政府和劳动部门关系密切等原因,将这部分保险基金交给社会保险部门经营,保险公司在竞争中还处于劣势。
三、商业保险的发展方向
1.企业补充保险领域
商业保险要积极参与这一领域。各企业购买保险公司的团体年金或医疗保险后,保险公司要为企业提供方案设计、账户管理、投资管理、待遇发放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2.个人储蓄保险领域
在传统的生存、死亡、两全、意外伤害保险的基础上,从规避通货膨胀的风险和适应人们理财多元化的需要出发,积极开拓分红保险、投资连接保险、万能寿险等新型保险产品或家庭综合保障计划。另外,发展分红、储蓄、返还相结合的家庭财产保险,让财产保险更多地融入社会保障体系。
3.健康保险领域
国务院规定,超过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额的费用,可以通过商业医疗保险等途径解决,这就为商业保险提供了机会,公司应根据不同的需求,开办形式多样、方便客户选择的新型健康保险,如手术保险、住院保险、大病保险、意外医疗保险等,满足不同层次群众的需要。
关键词: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对策
社会工作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所谓社会工作职业化,一般是指在满足人类特定需要基础上的社会工作活动被社会认定为是一种专门的职业领域并获得专业化发展的过程。社会工作和民政工作有着明显的不同:从服务理念看,民政工作代表党和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服务;社会工作则遵循“助人自助”平等”“尊重‘接纳”“案主自决”等专业伦理,更强调和服务对象地位的平等使服务对象能够自立自强。从服务方式看,现阶段的民政工作主要是救济型救助和服务型救助;而社会工作主要是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福利行政等专业方法进行服务型助人。从服务功能看,现在我国民政工作多侧重于救济性、保障,而国际流行的社会工作更多侧重于福利性、服务。
职业化的社会工作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在,西方国家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在我国,社会工作起步较晚,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社会工作职业体系,职业化水平不高,面临着很多问题和挑战。如何破解这些问题、迎接挑战,需要政府机关、事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关注和努力。
一、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现实意义
社会工作职业化是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现代社区管理的运行中,社会工作者起着策划、组织、协调、控制的重要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的实践表明,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发展程度和社会工作者的能力、素质成正相关的关系。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区服务工作的效率,进而影响到一个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认识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有利于应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工业化与城市化速度加快,同时,也伴随着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困、青少年犯罪等问题,因此,运用专门的理论与方法为人们提供有效的服务成为迫切需要。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社会工作后,由于制度结构中没有专门的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大部分活动是由政府行政体系(民政、劳动、教育等政府部门)和“准”行政体系(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来承担。然而,这些行政型社会工作人员大都未接受过系统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学习,缺乏专业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仅凭热情的“粗放型”工作方式。不难发现,这种“粗放型”工作方式,面对需要专业性社会工作方法介入的心理疏导、矫正工作等问题难免束手无策,这就客观上向社会工作提出了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迫切要求。
(二)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
涵盖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在内的社会治理,无疑是现代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管理和服务都由政府直接来提供,并不意味着政府是这些管理和服务的唯一主体,政府的职能和功能事实上是有限的。对于社会管理创新来说,“政社分开”是前提,分工合作与共同治理是结果,而关键则在于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成熟。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就不可能建立起“政社分开”的体制。同时,离开了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则失去了可以托付的对象和载体。政府从包揽的或不该直接从事的社会服务职能及部分社会管理事务剥离出去以后需要各类社会公共组织来承接,而这些组织的主体则是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机构。不难看出,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可以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把微观社会管理交给社会工作机构承接,以改善政府管理模式,使政府专注于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
(三)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有利于提高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
美国社会学家法利指出:社区服务“需要最优秀的人来从事这一工作,他们需要正直、有成熟的人格并接受专门的专业训练”。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推行社会工作者职业化、专业化以来,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结构不尽合理,高学历的人才偏少;社会工作人员知识结构陈旧,缺乏现代社区服务管理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水平偏低,对现代社区组织工作缺乏必要的理解和把握,能力素质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尚存在一定的差距等。因此,只有依据形势与发展的需要,加快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步伐,切实提高社会工作者的整体素质,才能造就一支能出色履行国家和人民赋予任务的高素质、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二、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的实践来看,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明确的社会工作职业领域,社会认同度较高;二是要有系统健全的社会工作运行机制;三是要有相关法律、规章对社会工作职业道德规范、职业标准和职业能力等做出详细的规定。对照这三个条件,可以看出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程度还比较低,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职业领域尚未明确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已成为一种大众熟悉的专门职业,社会工作者与律师、医生并称为三大热门职业,被誉为“社会工程师”或“社会医生”。现在我国主要的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包括:学校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医疗社会工作、老人社会工作、矫治社会工作、社会行政、社区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等。由于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角色具有“多重性”,我国理论界对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领域界定一直存在争议,从未得到清晰的界定。从实践角度看,由于我国的职业社会工作刚刚起步,与政府机构的关系定位仍未确定,造成了社会工作者身份的尴尬局面:一是把社会工作看成是民政工作的延伸,从而把社会工作“泛民政工作化”;二是把社会工作视为自发的志愿帮困济贫行为。由此可见,职业领域定位不清不仅会造成社会工作者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社会工作的职能与其他部门重叠或工作覆盖面不到位、产生工作冲突等情况,既影响工作效率、浪费人力资源,又损害社会工作职业的权威性。
(二)工作模式单一、工作机制不健全
受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社会工作机构长期将其内部的人事管理工作视作一种准行政工作,缺乏科学管理意识,缺少对人力资源工作的全局性和战略性把握。具体表现在:一是人才战略决策机制不健全。不少社区和社会工作机构不能准确把握人才战略的理论实质和实现机制,无法适时依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做出科学的人才决策;二是人事管理制度不健全。“按需设岗、以岗定薪、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的新型用人制度,在实践上还未能在社会工作人事管理中真正建立;三是考评价机制不健全。社会工作者考核中,难以准确把握量与质的关系,既重数量又重质量的双重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尚未完善;四是薪酬管理机制不健全。社会工作者整体薪酬水平缺乏市场竞争力,无法通过薪酬竞争优势引进优秀人才为社会工作服务,更难以维系现有社会工作者队伍的稳定;五是社会工作者培养培训机制不健全。社会工作业务量繁杂,社会工作机构不能及时安排员工参加继续教育等方式的培训;六是激励机制不健全。重视物质激励、工资激励的多,而对精神激励、社区组织文化建设和人才环境的优化重视不够。
(三)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尚未完善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重要保证,他不仅关系到社会工作发展水平的高低,而且对其能否持之以恒深人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劳动保障部于2004年6月15日颁布了《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并在上海首先试点,但这些关于社会工作岗位要求的技术标准仅限于部门规章,还未上升到国家法律法规地位,其权威性可想而知。同时,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的实施缺乏相关部门的共识和配合。由于没有相关部门共同签署文件来推动社会工作职业化,导致执行《国家职业标准》变成了一场没有对象的“宣战”。
近年来,出于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形势的迫切要求,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社会工作方面的政策。但是,由于没有及时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导致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另有部分政策法规虽然较为明晰但缺乏权威性,存在执行不到位的问题。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所必需的各项具体规章制度,如社会工作者的权利及义务、任职资格、考核评价等制度都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制度规范的缺位,导致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过程中经常处于无章可循的境地。因此,社会工作立法问题是制约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应采取的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对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因此,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建设应依据社会的需求,加强特色塑造和专业宣传,增强人们对社会工作的认识,寻求政府与社会的广泛支持,使其得到更大的发展。有鉴于此,对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问题谨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一)明确社会工作的职业领域
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首要的任务是要明确社会工作的职业领域。现在这个任务应由政府、专业协会以及社会工作机构三个层次的管理体系共同承担。首先,政府是社会工作职业领域合法地位的确认者。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法律、政策来确定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领域、职业地位和职业标准,为这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权威性的基础。同时在相关法律基础之上,有关部门还要依据具体情况制定出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其次,社会工作专业协会是社会工作职业领域界定的指导者。专业协会除了有义务和责任保障社会工作者享有相应的权利之外,还要担负起制定职业守则、职业操行、颁发职业证照等职责,把社会工作的职业领域界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再次,社会工作机构是提高社会工作职业领域认同度的践行者。社会工作机构要做好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工作,要把所需要的优秀人才吸引并保留到机构中来,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社会工作机构应通过各种管理手段使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相互关系达到最佳状态,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工作者潜在的能力,使其产生职业成就感,更加积极地投人工作,以提高民众对社会工作的重视和职业认同度。
(二)健全社会工作机构的管理体制
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工作机构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在人事管理方面,要大力推进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制度,把优秀人才推选到合适的岗位上;在考核评价方面,改革现有的政绩评价制度,以工作业绩、工作能力、专业知识、工作态度、合作精神等方面为主要考核内容,建立科学的社会工作者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实施绩效管理,从而激励社会工作者发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薪酬方面,制定从事社会工作类专业技术人员政府指导标准价位下的协议薪酬制。参照香港经验,从事社会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薪酬待遇不低于同等条件的国家公务员;在培训方面,着力发展社工教育,通过优化教材、选派优秀教师,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在岗的社会工作者及管理者进行系统的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和专业水平;在激励方面,除采取物质激励的之外,还应采用职位轮调(jobrotation)、工作扩大化(jobenlargement)、工作丰富化(jobenrichment)、提供参与决策过程的机会、完善考核升迁制度、为社会工作者提供培训发展机会以及组织文化娱乐活动等方式增加他们的职业满意度,使其安心积极地工作。
(三)完善社会工作的法律制度体系
法律制度建设应是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重点。具体来说,一是为适应当前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制定一部类似《教师法》的《社会工作者法》,从法律上确定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社会工作立法,不仅是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要求,也是人事部在社会工作行业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重要条件。民政部及其有关部门要在今后的相关立法中增加有关社会工作的内容,引导社会福利机构、社会事务机构和民间组织团体开展社会工作,逐步从法律上规范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二是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制定职业资格标准,以及能力要素条件和行业准人资格制度,建立岗位技能考试实施办法和考核认定制度。可选择若干地区先行试点,由地方政府制定条例或相关政策对社会工作进行职业定位,比如核定编制、划分职称等级、明确待遇等,以促进社会工作职业定位工作的全面开展。:
(四)整合社会资源以扩大社会工作的辐射面
整合社会资源,意味着社会工作者并非单兵作战,而是和其他的社会机构与专业人员结成联盟共同来帮助案主。社会工作者有时承担的不仅是直接提供辅导或治疗,还需要扮演个案管理者的角色。个案管理就是协调和管理与案主相关的各种社会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一种联盟共同帮助案主解决问题。现实中,弱势群体一般需要全面的服务与资源,如医疗、教育、住宿、就业等等。由于案主多方面的需求,社会工作者很难靠一己之力来完成工作任务,需要联系各种资源,才能把最好的服务传递给案主。由社会工作者来承担个案管理的角色,协调各种社会资源之间的关系,共同讨论个案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不仅可以有效地协助案主获得所需的资源,避免服务的缺失和反复而且可以培养社会工作者协调社会资源的能力,使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职业辐射面得到相应的扩展。我们应该认识到,整合现有社会资源对案主提供帮助可以有效弘扬社会工作宗旨,对提高社会工作职业的认同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尹保华.试论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社会主义研究,2008(1):116—1l8.
关键词:农村;现代民间绘画;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5-0184-01
一、现代民间绘画的诞生进程
现代民间绘画由农民画演进而成,诞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盛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对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视以及农村经济的增长为现代民间绘画发展营就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财力、物力投入,基层文化设施得以巩固,农村文艺队伍充实壮大;各级政府文化部门加强对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和指导,群众文化生活日益增长,农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广大农民走上了致富道路,在实践中增强了主体意识,拓展了审美视野,萌发了审美理想,激发了参与文化创作的积极性。社会环境的好转促使农民画活动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复苏。
与此同时,政府文化部门明确地把开展农民画活动作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承发扬民间优秀文化传统,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全国各地农民画活动在政府行为的扶持推动和文化部门的组织指导下迅速兴起,并借鉴上海金山农民画的实践经验进行创作,使农民画向现代民间绘画演进,在农村文化建设进程中平稳发展。
二、现代民间绘画的持续发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民间绘画活动的开展,文化部社图司(原社会局、群文司)于1988年至1993年先后命名60多个县(市、区)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把现代民间绘画活动作为一项群众文化工程纳入了政府社会文化事业的范畴。这一决策极大地鼓舞了各地政府和文化部门的积极性,把发展现代民间绘画写进当地政府工作报告,列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实施项目。
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全国各地(各级)现代民间绘画活动持续不断,如浙江嘉兴秀洲区、上海金山区、山东日照市、陕西户县、山东胶南市等画乡在政府行动的推动下,相继承办全国性的绘画作品展赛,举办农民画艺术节,召开专业理论研讨会,带动了全国现代民间绘画活动的全面开展。各地画乡在当地政府的重视扶持下,积极弘扬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抓基本阵地、作者队伍、创作活动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艺术人才,涌现出一大批地域特色强、乡土气息浓、艺术水准高的现代民间绘画作品,有力地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典型。
三、现代民间绘画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此后,浙江各地如嘉兴秀洲区的现代民间绘画活动红红火火,如日中天。当地党委和政府在浙江建设文化大省的举动下,高度重视基层文化建设,重视文化品牌铸造,把现代民间绘画发展纳入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中,对画乡工作确定了“建好一个基地、抓好一只队伍、抓住一批作品、打响农民画品牌”的目标,并由文化馆直接负责民间绘画活动的业务工作。2009年至2012年,先后承办了3次全国性的民间绘画大展和理论研讨会,组织全国现代民间绘画大聚会、大交流,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民间绘画创作群体的建设与发展。
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对农民宣传的有效载体。民间绘画的作者以农民为主体,具有较为广泛的群众性;反映农村实际、表现农民生活、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作为群众文化的一种艺术形态,人们在参与其创作、展示农村活动过程中必然产生陶冶情操、振奋精神、启迪民智、普及文化、传递信息、进一步提高觉悟、规范道德、优化环境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其活动开展对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发掘农村艺术人才、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促进民间艺术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民间绘画: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
*《思想战线》2001年第三期
社会工作研究中方法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①
——以金碧社区的研究为例
张和清 (2000年8月15日 北京)
摘要:由于方法论的支撑,社会工作研究的趋势可能偏重解释与理解,对范式的选择自然更多地使用另类范式。在研究方法上也较多地采用质的研究方法。但我们绝不能排斥量化研究,各种范式和方法应该是互补的。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我们落后于自然科学,应该给予客观的说明。从技术控制的角度我们还很落后,应该注重社会事实范式。对于社会工作领域欲解决的实际问题(如下岗、吸毒等)实证研究很难处理,可以用社会定义范式甚至是行动研究,包括批判诠释方法。社会工作研究在社会福利思想、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的制度分析等层面应该用计量方法,但在大部分介入层面的研究则采用非实证的质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社会工作研究 方法论 范式 研究方法 选择
作者:张和清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社会工作研究所副所长
社会学试图借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把社会看作一个客观存在的,有规律的实体。“对于创建者孔德来说,社会学将成为各学科的皇后,是一门具有实证主义性质的整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家们开始培养一种实证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与他们所秉持的现时取向结合在一起,便把他们推倒了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阵营里。”②到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发表,他采取了主客二元论和价值中立的态度,将实证研究发展到非常精细的程度,证实了许多先前的假设。③“在二十世纪,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最终将残存于它们内部的早期普遍化传统彻底地边缘化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构成了一个以国家为中轴的三一体,从而巩固了它们作为核心社会科学(以研究普遍规律为主旨)的地位。”④因此,直到今天主流的社会学研究仍以实证研究为主。
社会工作研究是指“为了发展社会工作而进行的研究。”⑤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研究与社会学的研究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两门学科的渊源和发展方向不同 。社会工作源于社会慈善事业和睦邻运动,它从一开始就关注弱势群体,注重解决社会问题,是一门以价值观和实践为基础的助人自助的专业活动,通俗地说社会工作是“先有实务,后有理论”,理论的目的是指导实务。因此,“对人和社会不能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只能以人文学科的主观方法对具体的个人和事件进行解释和说明。科学家不能通过寻找真理和本质、而是通过获得知识来理解自身和人类社会。”⑥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侧重在实践中助人自助,试图通过帮助受助者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恢复其社会功能。社会工作研究从主流的方法论而言,由于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助人方法,所以近年来许多研究集中关注各种非实证范式的一些观念——“投入理解”(韦伯)、“共识真理观”(哈贝马斯)、批判诠释(哈贝马斯、阮新邦)、“视域融合”(伽达默尔)、地方性知识(吉尔茨)、“强烈的价值介入”(韦伯、哈贝马斯、阮新邦等)、建构和女性主义等后现代的视角(这些概念参看后面的具体阐释)。
由于方法论的支撑,社会工作研究的趋势可能偏重解释与理解,对范式的选择也就自然更多地使用另类范式(后实证主义、社会定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等范式)。
在研究方法上自然较多地采用质的研究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虽然应该侧重非实证研究和质的研究方法,但我们绝不能排斥量化研究(虽然笔者认为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和客观)。我非常同意林斌先生的观点:各种范式和方法应该是互补的。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我们落后于自然科学,应该给予客观的说明。从技术控制的角度我们还很落后,应该注重社会事实范式。对于社会工作领域欲解决的实际问题(如下岗、吸毒等)实证研究很难解决,可以用社会定义范式甚至可以用行动研究,包括批判诠释方法。①
社会工作研究在社会福利思想、社会政策研究、社会工作的制度分析等层面应该用计量方法,但在大部分介入层面的研究则采用非实证的质的研究方法。
下面笔者以金碧社区(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的一个居委会)的研究为例,具体阐明方法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
一、方法论的选择
方法论是根据本体论和认识论而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它是思维层次上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规则、程序等问题,它是指导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学。”②
我们对金碧社区的研究首先必须澄清价值和研究目的,以使社区介入工作更有效,同时能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所以,不可能用一个中立的态度和旁观者的姿态去参与工作,而应该投入理解,深入到社区中做“深度访谈”,通过沟通达成共识。这样形成的认识最终才能有利地指导当地人的实践。比如我们发现金碧模式的核心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五心工程”(真心、爱心、信心、耐心、心换心)。这个“五心”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性知识和共识真理观,它不一定适合其它的文化处境,但一定适合金碧社区的实际情况。
这些认识的获得是因为我们采取了非实证方法论,我们坚信在金碧社区不可能找到一个普遍适用于其它地区的真理,也不可能探寻一种永恒的规律,但只要我们愿意理解和沟通就会达成共识。
在这里的“五心”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我们可以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从当地经验中提升理论,“用一种动态的方法去建构理论”③这样我们的介入就会更有效。
取得政府的认可和支持,需要我们有整体的说明和量化的数据,我们不能用个别的案例来回答政府的评估,否则政府很难下决心支持我们的项目。
例如,我们对金碧社区的戒毒工作进行评估时,用大样本调查的方法评估“治疗效果”和“戒断巩固率”:
四年来,社区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社会公益事业有所加强,社区14名戒吸学员中戒断巩固3年以上者3人,2年以上者3人,戒断1年以上者4人,1年以下者4人,两年以上戒断巩固率42.9%,因复吸送劳教的2人,占14.3%。金碧社区成为第一个自1996年至今无新染毒的社区,并于1997年9月通过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评估。④
以上结论和数据增强了政府支持的信心,颇具说服力。
非实证定性研究和实证定量研究是互补和互相支持的。在社会工作研究中如果是探索规律,评估结果可能较多地运用实证的方法;如果是干预研究则较多地采取非实证的定性研究;即便在同一个研究中也可以两种方法并用。
另外,在方法论的选择中后现代的“女权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也是非常有效的。
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60年代以后流行至今的社会思潮。女权主义“对解构主义、语言和话语权力的问题的重点研究,使我们对叙述的威力更敏感,也更加认识到权力的地理——政治关系是第三世界妇女建构成‘她者’的根本原因。后现代女权主义因对普遍认识持怀疑态度,它对不同观点及解释较宽容,受到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热烈欢迎。”①女权主义方法论对我们的启示:在知识的建构中应该有女性的声音;用女性的视角看问题可以令我们得到许多完全不同的结论;这种视角可以令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复杂的社会现实;可以增强女性的权力。②在金碧社区的戒毒学员中我们非常注意倾听女性、少数民族的声音,注意“贴近”他们,“与他们一起”叙述,使他们成为戒断过程的参与者而不是简单的接受者。
后现代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持相对主义——现实具有地方性的特点,是具体地被建构出来的;在认识论上持交往的、主观的认识论——研究结果是创造出来的;在方法论上持阐释的辨证的方法论。③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我们运用扎根理论试图建构一个新理论模式,然后再用这一模式指导实践。(参见具体研究方法部分)
二、范式的选择
社会工作研究是一个多元范式的并存,但应该侧重另类范式(主要是指后实证主义、社会定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
实证范式认为世界是真实的,可以被证实。社会是主客二元的,具有普遍规律。可以采用实验的、操纵的方法论对假设进行证实;主要采用计量的方法(也可以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实证范式在社会工作研究中可能主要涉及宏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层面的问题的研究。
各类非实证范式(另类范式)使社会工作的研究显得丰富多彩。
各种非实证范式都强调解释中的理解。后实证范式强调知者对被知者可以进行“客观的”了解;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提出“投入理解”的概念“即研究者站到被研究者的立场,设身处地地理解行为者的内在动机,主观地判断影响社会行为的内在原因。”④到了社会定义范式、批判范式和建构范式更强调“投入理解”,互为主体,理解是一个交往互动的过程⑤。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阐释人类学大师克利福德.吉尔兹强调“在解释之上的理解”“吉尔兹认为在阐释中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人的经历,而只能通过别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⑥ 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我们非常注重对“地方性知识”(当地人的知识)的创造性阐释和双向理解,非常注重本地人的话语和感受。
金碧社区一名戒吸学员曾真诚地对笔者说:
从第一期活动起我就参加了,今天是第100期活动我还是坐在这里。说实话我曾经也有不想来的念头,为什么坚持下去了呢?因为这里给了我一个期盼,我们来这 里能够真正 找到自己,因为在这里能够找到我做人的尊严,从这里走出去我们可以昂起头、挺起胸,走在人群中我们不需要躲躲闪闪,贼头贼脑,我们可以很得体、很体面的站在别人面前,有一种人的尊严的回归。在吸毒的那段日子里,自己真的像魔鬼一样,一天就会昏昏欲睡,觉得自己和行尸走肉没有区别,每天只是挖空心思吸一口。我来到这里感到比在自己家里都心胸开阔。很多人是和父母一起来这里的,但他们的真心话是不愿意对自己父母讲的,在这里我们就愿意对陈大姐、李伯伯说。我觉得人一旦遇到困难不说出来太难受了,得不到信任,我就受不了,像我自尊心特别强,只要别人信任我,哪怕一点点,我都会很欣慰的。所以我喜欢到这里来,我来到这个“家里”可以从李伯伯他们那里找到自我,找到我的兄弟姐妹。这个“家”的含义在我的想象中太深刻了。我自己的家就似乎只是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而在这个“家”里自己身心舒畅、人格得到尊重。这就是我心灵深处的感受,所以,我把这里称为“家”。①
通过批判阐释建立共识真理论(哈贝马斯语)这也是非实证范式的一个显著特点。社会科学没有永恒的真理,所谓的真理都是有条件的、地方性的。哈贝马斯“共识真理论和相应真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前者认为语句的真假值并非建基于人对外在世界的纯感官触觉的客观性上,也不存在不同演绎的基本现象。任何对外在世界的了解都必然涉及了解者的演绎,而语句的真假值是由参与讨论者在没有内外制约之下而达的共识(consensus)来决定。”③我们通过在金碧社区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理解,在批判阐释的基础上形成了大家共同遵守的共识真理观——金碧模式实质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家族式的至爱亲情的“仁爱”精神。”
价值介入是非实证范式讨论的核心问题。
人们对于“价值在社会研究中的作用”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实证主义者主张在社会研究中仿效自然科学的“价值中立”原则,认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判断好坏与善恶,而只在于判断真假或是否,因此研究者必须采取客观的态度,排除个人的价值观和主观偏好。而人文主义者则反对“价值中立”的原则,认为社会研究应当像人文学科那样为人类提供行为规范和价值观。④
非实证论关于“价值介入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建基于韦伯的‘价值相关性’原则……价值相关所涉及的价值系统,通常不是指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判断,而是指所属社群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阮新邦《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韦伯认为研究者在选题时应该“价值介入”而研究过程则“价值无涉”。
20世纪的诠释学者,特别是伽达默尔(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的哲学阐释学提出了“双向理解”和“视域融合”的思想支持了哈贝马斯(本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哲学、社会学家)“批判理论所倡议的强烈价值介入论”——“研究者必然会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加入自己的价值判断。”(阮新邦《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这相对韦伯的价值介入已经完全不同了。
作为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工作专业,在具体的实务工作中必然涉及“应当如何”的主观愿望,而服务对象也会有自己的态度,所以工作者面对服务对象时,必然有两种价值判断:一是试图把自己的判断强加给案主,这很可能引起价值冲突;二是先处境化地“双向理解”,然后通过沟通达成共识,这是最理想的价值介入状态。
价值的介入必然涉及到特定的文化背景。我们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发现在“家庭般温暖”的社区环境中,有时也存在工作者对学员的价值操纵(家长作风),缺乏平等意识、学员自决和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我们试图在社区的特定文化背景中反思价值观的整合。
因此,对价值观和文化的警惕是我们每一个社会工作者(也是研究者)的首要责任。
三、研究方法的选择
实证研究与非实证研究、实证范式与另类范式从总体而言有两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是量的研究方法,二是质的研究方法。关于这两种方法的关系笔者非常同意陈向明先生的观点:“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与其说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方法,不如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们相互之间有许多相辅相成之处”①。在实证范式中主要是计量研究方法,但并不排除质的方法;在另类范式中主要是质的研究方法,但并不排除计量方法的使用。根据本文前两部分的论述,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研究中除宏观政策研究和回应政府方面可能采取实证的计量研究方法外,实务层面的研究大多采用质的研究方法。
在众多质的研究具体方法中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的“深层描述”、过程中“扎根理论”方法和后现代思潮下的“行动研究”对社会工作研究最有深远意义。
民族志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情地、情境化描述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特定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Peacock,1986)。我们对金碧社区的研究通过处境化的深层理解,详细描述戒吸学员的感受、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等(参见前一部分学员的话语和感受),以便掌握当地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最终找到适合金碧社区实际的情况的矫治方法。
在质的研究中,一个十分著名的建构理论的方法是1967年格拉斯和斯特劳斯提出的“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作质的研究的风格,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然后上升到理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形成理论。②
金碧社区研究中“扎根理论”的具体运用:
第一步:一个真实的金碧社区—— 居委会、戒吸班、吸毒学员、政府官员、规章制度等。
第二步:多样的观察方式——与学员和工作人员交谈、观察和个案记录、录音等,对工作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
第三步:形成低层理论——被称为社区“禁吸帮教五心”工程的金碧模式。
第四步:提升的理论——把爱心、真心变成对学员的尊重;把耐心、信心变成对学员价值的肯定;把心换心变成双方的一种平等意识,一种同理的态度。
最后,让我们关注行动研究。行动研究是20世纪30、40年代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等首先提出的,70年代后逐步流行。行动研究在今天对社会活动具有极为独特的价值,因为行动研究目的是改进行动的质量;强调研究过程与行动过程的结合,注重研究者与行动者的合作;注重参与和对实际行动的反思。
当前,中国的社会工作应该积极参与到中国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去,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所以社会工作研究应该关注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社区行动等。行动研究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