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标语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会议标语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会议标语范文第1篇

    一、两委会联席会议由村党支部、村委会全体成员组成,会议由村党支部召集,党支部书记主持。

    二、两委会定期召开,一般一月一次,遇到重大问题或特殊情况时随时召开。

    三、两委会召开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参加,经到会成员过半数通过形成意见。

    四、两委会议题般由党支部选定,村委会十分之一以上村民

    联名也可以提出议题,单村委会或十分之一上的村民联名提出的问题,在两委会召开前都要书面提交党支部,党支部在接到议题的15日内必须召开会议。

    五、两委会的主要内容:

    1、总结前一阶段村里工作,安排近期或下阶段工作。

    2、研究落实上级党委政府有关精神和工作部署的方案。

    3、讨论党支部提出或受理的议题,并形成决策意见。

    4、研究确定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有关事项。

    5、研究议题所涉及的重大事务及有关准备工作。

    6、研究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实施过程中的有关问题。

    六、两委会对重大问题(如宅基地划拨;计划生育指标的安排;

    征用土地补偿费使用方案;财物分配方案;村上的公共项目建设)

    提出意见,交全体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由村委会负责实施。

    七、两委会人员半年或全年的评议要扩大到村组以上干部。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一 、村民代表会议由支村两委成员和村民代表组成,村民代表总数不得少于村民代表会议成员总数三分之二,村民代表会议实行例会制度,由村委会主任召集和主持,一般一季度召开一次,必要时可随时召开,出席会议人员不得少于应到会议人数的三分之二,它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所作决定应当由到会人数半数以上通过。表决结果要在村务公开栏或村里显要的位置公布。

    二、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10户左右推选1人组成,其中必须有妇女代表,多民族的村应当有各民族的代表,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三 、村民代表会议的议事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党支部和村委会根据上级的要求和本村实际确定;二是五分之一的村民提出的问题。

    四、村民代表会议的职责:

    1、讨论决定村委会年度工作计划和村级财务预决算,以及村委会提出涉及村政村务方面的重要问题。

    2、监督村委会工作。

    3、向群众宣传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并带领群众执行。

    4、广泛搜集群众意见,及时向村委会提出工作建议。

会议标语范文第2篇

简而言之，公立医院的发展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满足区域内公众的医疗服务需求、承担公卫保健和灾害救助等社会责任；其二是购置先进医疗设备、培养优秀人才、扩大医院规模、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实现医院自身发展。

而医疗服务领域的社会目标主要有三个。其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实现三大医疗保险间和地区间的整合统一；其二是让成本效益最好的诊疗手段进入基本医疗保障包，即建立无疾病歧视、具备完整治疗方案的服务包；其三是建立以维护人民健康为最终目标的连续医疗服务体系。

不过，由于目前各方职责不清，公立医院的制度政策与社会目标之间产生了矛盾。

中国的公立医疗机构按照政府规划设置。其资源配置取决于主管部门的财力。由于部分地区财力有限，所以医疗机构难以将医疗服务以连续的方式提供给患者。在缺乏整体规划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出于生存的考虑，在医疗服务市场中相互竞争。这就造成实力强大的公立三级医院占据垄断地位，且越来越强。为了提升医务人员收入和保证医院发展，医疗机构在竞争过程中并未完全遵守成本效益原则。在此种环境中，政府若想引导公立医院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维持自身发展，将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

矛盾还不止于此。从近期出台的医改政策而言，虽然各种单项服务结余在下降，但医院却面临着两难境地。在实行了药品零差率后，医疗机构若想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获得医院发展必需的经济收入，就必须扩大医院服务量。但与此同时，卫生行政部门又要求医疗机构调整服务结构。若调整服务结构与扩大服务量同时发生，无疑将导致医疗费用的持续上升。

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背景下，近期财政投入的增加并未与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和薪酬管理体系改革相配套。如果缺乏相应的管制，公立医院的发展方向则不可能趋向成本效益最佳的社会理想目标。

在对全国30家较优秀的三级医院分析后发现，所有样本医院的发展几乎都呈现出“不得不”增长的状态，即便是成本控制较好的医院也出现了增长。这更说明了目前改革的效果不佳。

会议标语范文第3篇

关键词：村民代表会议 村级治理 制度

Abstract: The system of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meeting is the core of the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in village‘s governance. By the study of the general and excep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and the villager and the village cad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fficiency of the system of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meeting bears not only on the institution of system, but also on the particular elements of village, which are just formed by the ability of the representative; Only by the institution of system, which provides with a higher profit than the cost for the villager and the village cadre, can the system of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meeting gain a healthful development and a high efficiency.

Key words: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Meeting; Village‘s Governance; System

一、引论

1998年修定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较试行法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增补了第21条：“人数较多或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据民政部参与修定《村组法》的有关人员讲，增补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内容是新《村组法》重要改进之一，可见实践部门认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对于村民自治是十分重要的。在学术界，徐勇认为，“相对村民而言，村民代表一般素质较高或社会影响较大。在农民的政治、文化素质普通较低的背景下，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自治中的实际影响和作用较大。”[1]张静将村民自治划分为代表性自治和权威性自治两种类型。她认为在当前农村存在行政“吸纳”政治的情况下，形成了乡村干部事实上的利益网络，而“如果选出来的乡村权威仍然依据原有的方式治理乡村，选举就只是增加了新权威的合法性，但并没有促进选举之后基层政权和村民权利关系的制度性改变，它产生的是权威性‘自治‘”。权威性自治和乡村干部网络互为联系，阻挡了来自村民及国家两方面对基层干部配置的参与。它排斥了社会力量的制衡权利，使选举后的乡村治理问题仍然局限在少数人参与并控制的范围内。张静因此认为，村民自治仅仅选举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由权威性自治向代表性自治转化，不仅在村委会选举阶段，而且在整个村民自治的过程中，赋予村民代表会议足够的权利并将这种权利制度化。郎友兴和何包钢也认为，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村民代表会议的实际影响力与作用比村民会议大，这不仅是因为村民代表在村中具有高的威望和素质，而且他们更易具有荣誉感、成就感和责任感。

的确，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对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十分重要，它往往成为村务“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核心部分。正因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如此重要，具体考察村民代表和村民的关系及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中，笔者希望以农村调查中发现的一些关于村民代表的片段，来讨论村民代表这一中心词及其组成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的村庄基础，而不是抽象地讨论村民代表会议的功能。

二、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一般图景

考察村民代表在村级治理中的作用，核心就是考察村民代表与村民的关系和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从理论上讲，村民代表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代表一般都是村庄中声誉较高、素质较好的村民，村民理应信任村民代表，村民代表具有在村民中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从我们的调查和有关资料来看，1998年《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以后，全国农村不仅普遍推选村民代表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而且推选村民代表的方式十分民主，大多采取10—15户村民共推一位村民代表的办法。因为村民之间相互熟悉，推选出来的代表大多是素质较好的村民。这是村民代表会议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

由村民推选产生的村民代表，不仅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而且具有参与村务的能力。因此，在村务管理、村务决策和村务监督中，村民代表应该对村干部有着强大的约束能力，村民代表会议不仅成为决策村务的主要场合，而且成为与村干部形成对话的场合。高素质、重声誉，也懂得村务的村民代表，可以为村务决策和管理提供智慧。他们也可以判断村干部提出的村务财务报告中的疑点问题，从而判定村干部工作的好坏。村民代表因此成为村干部的智囊、监督者、合作者和评价人。

进一步说，因为村民代表是由村民选举出来，受村民信任，素质较高且声誉较好的，村民代表自然会在村民中拥有影响力和动员能力，而村民代表因为具有参与村务决策、监督和管理的足够机会，而具有与村干部全力合作协商的机会，这就可能导致如下一种结果：对于一些于村民有益、于村庄秩序有益的重大村务，村干部可以通过与村民代表的协商，形成决议，然后将此决议由村民代表宣传动员到村民中去，从而办成办好仅仅凭借村干部难以办好的事情。换句话说，村民代表充分参与村务管理、监督和决策，将大大提高村民集体的一致行动能力。经济的协作因此容易达成，比如修路建桥；违反村规民约的行动将受到比过去更为严厉的村庄压力；外来的地痞和上级不合理的摊派更可能被村民集体拒之门外。通过村民代表和代表会议这一制度设施，村庄的合作能力提高了，村民的团结程度提高了，过去办不成的事情现在有了办成的希望。 其实，这个推断正是过去实践部门和学术界共同拥有的信念，这种信念不仅来自于理论推断，也为大量的实践所证实。这个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的一般图景也为笔者的调查所证实。笔者的调查还证实，从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不由村民选举而由村干部任命的村民代表所组成的村民议事会，也往往具有村民代表会议所具有的这种效能。

但是，以上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的一般图景往往受到一些例外因素的影响，而使其发生作用的能力蒙有一些阴影，并造成不是因为制度安排不到位，而是因为村庄基础不充分，所产生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的弱化。讨论这些构成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例外情况的村庄基础，对于深化对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认识、理解现实生活中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施程度与效能的不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下通过一些调查实例来作这种讨论。

三、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片段

近年的农村调查中，笔者发现了大量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有趣片段，本节试图通过描写这些片段，得到一个与学术界所理解的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一般图景略有不同的实践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是源自制度安排不到位，而是因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发生作用的村庄基础不充分所致。

先讲二个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关系的片段。第一个片段是1999年7月的事情。1999年7月荆门市在孙村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试点，笔者参加了这次试点。应该说，这次选举试点是严格依法进行的：在试点之初，按照每10户推选一个村民代表的办法推选了40多位村民代表。然后，以海选的方式确定候选人。因为获较多主任提名票的候选人对于能否竞争当上村委会主任实际情况的考虑，在依预选提名票确定两名村委会主任正式候选人时，出现了主任预选得票居第2位至第4位者均不愿与最高得票者竞选，而退为村委会副主任或委员竞选的情况。这一点从选举程序上并没无问题，村民代表也参与过确定正式候选人的讨论，知道这样并无不妥。但问题在正式选举投票前一天发生了。一个村民小组的3个村民代表告诉参与选举试点的负责人说，他们村民小组的村民认为在确定正式候选人时做了假，即不应让居主任候选人第5位者与第1位者竞选村委会主任，而应让第2高票与第1高票竞选。他们因此决定不参加选举，除非市里参与试点的领导当天晚上可以到组里解释清楚此事。我们问村民代表，为什么他们不向村民讲清楚此事？一个村民代表倍感委屈地说，你哪里讲得清？虽然我是他们选的代表，但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前几天我被他们选为代表，参加村里召开的村民会议之后，顺便买了一个西瓜回去，就有村民说我这个西瓜是村里分给我们代表的，我一再解释，没有人相信。以前关系一直很好，被他们选为代表没几天，关系就变得怪怪的了。也因此，我们向他们解释确定正式候选人的程序，他们根本不听，说只相信市里的领导。第二天正式选举时，这个村民小组的一些村民仍然被动员参加了投票。选举后的第三天，我们去做个别访谈，村民相信我们的解释，但他们不相信镇村干部，也不相信村民代表。的确，问题的关键是村民并不相信他们刚刚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没有人能够代表村民，村民不相信任何人。 第二个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关系的片段发生在向村。2000年5月笔者到向村做关于村委会选举的补充调查，刚好向村3组和4组为山界发生纠纷，村干部决定调解这场纠纷。因此让3组长和4组长召集各自村民小组的代表进行现场处理。4组长去找1999年由村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结果，没有一个村民代表愿意为组里的事情耗费这个时间，4组长只好找了几个原来当过村干部的老党员参与与3组的山权谈判。山权谈判不成，但年轻的4组长因为全组竟没有一个代表愿意为组里的事情花费一点时间而气得不行，他要求村支书当天晚上到4组召开小组会议，现场改选村民代表。支书说，村民代表也是一选三年的，你怎么可以说改选就改选？

再讲两个村民代表与村组干部的片段。第一个片段是关于村民选代表清理村民小组财务的事情。2000年夏粮征收时，童村8组村民要求清理本村民小组的帐目，否则就不交夏粮。童村8组村民一直怀疑本村民小组财务帐目有问题，多次向镇村两级提出清帐要求，一直未能成功。这次拒交夏粮让镇政府下决心彻底清理童村8组的财务，因此，一方面镇里抽调会计人员进驻童村8组，一方面让童村8组村民选若干村民代表会同清理人员一并清帐。在清理过程中，逐张核实开支条据，结果，参与清帐的村民代表因为或多或少得到过原村民小组的或请客或免提留或减积累的好处，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第二个片段也是关于村民选代表清理财务的事情，这一次发生在村一级，地点是迪村。因为迪村复杂的权力斗争和村民普遍对村财务的怀疑，而在1995年形成了一个每年都由村民代表清理村财务一次，每次清理一个星期的制度。这个事情也颇有趣。清理财务的村民代表是由村民在各自村民小组选出的，他们既具备清理财务所必须的基本财会知识，又是本村民小组有一定影响的人。但这些代表在清理财务期间，很快便关心起自己花费一周时间清理村级财务的合理性来。村干部当然是敏锐的，他们与村民代表商议，干脆买一头猪来杀掉做生活，另外决定每个清帐代表每天补贴25元现金。这样，每年一次的村财务清理便形成了一个清帐一周杀猪一头，每顿饭都喝酒，且每个清帐代表可以有100多元补贴的惯例。当清帐代表是很合算了，他们当然也不可能再清理出村干部的经济问题来。

四、对以上片段的讨论

以上讲的四个片段，并非四个特例，在农村调查中，我们经常听到如此的颇为矛盾的故事。以下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些片段的讨论，理清支持它的村庄基础，从理论上构造关于村级治理中村民代表会议效能有别于一般图景的可能图景。

首先，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的关系，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是村民虽然选举了自己的代表，但并不信任自己的代表。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一是选举本身的不规范，村民对选举出来的代表不满意；二是选举代表的次数太少，村民还不习惯于选举及建立在选举基础上的委托关系。这是两种一般性解释。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村民之间的传统联系已经解体，现代民主理念又未建立起来，村民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处于传统社会网络中的农民，又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是原子化的村民，因此，没有人可以代表其他的人，也没有人愿意代表其他的人。这样，按照现代民主理念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只是在形式上具有代表选举自己的那些村民的权力，村民内心里却并未打算因为选举了自己的代表而将权力委托于代表，也并不因此就信任代表。而代表既然感受不到这种信任和权力，他便仍然只是代表着个人的利益，因此，作为代表的村民，其行为理性不是来自于委托—关系而是来自于实际好处。

若是后者而不是前两者构成了村民代表与村民之间的分裂关系，那就不仅需要从制度上寻找原因，而且需要从村庄基础上寻找原因。传统的关系网络通过塑造出来的村庄社会中的面子声望观和长期共处的信任关系，使得村庄社会分层及建立在这种分层基础上的事实上的代表能力强劲有力。在一些宗族势力较大的村庄，宗族代表人物具有对本族成员的权力，他可以代表宗族，宗族成员也信任他，他因此具有与其他人的谈判能力，达成的协议，他也有能力将之在本宗族范围落实。这种意义上，在传统乡土社会，代表从来都是存在的，如村社委员会的存在等等。但这些代表一般都不是选举产生而是在长期共同生活中自然中形成的。在现代公民社会中，选举代表的涵义则有着让每个人都清楚的权力授受关系。因此，选举者和被选者的权力义务边界清晰。但当前中国农村村民代表的选举，有些是在传统关系解体，现念未建立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本身往往是培育村民公民意识和训练农民政治权力和义务感的一种办法。 村民代表与村民之间的这种互不信任和互相不能代表的关系，与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相互形构和强化，进一步消减了村民代表可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如前一节引叙的关于村民代表与村组干部关系的两个片段，村民代表显然不大认为当代表可以在精神上和面子上为自己带来多少满足，他们也缺乏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政治责任感和义务感，因此，他们的行为充满了物质利益的考虑，甚至在他们的不当得利己引起村民的普遍不满之时，他们依然如此。

当村民代表过多考虑物质得利而全然不将村民的评价放在眼中时，村民对代表充满失望，而村干部恰恰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来收买这些一个一个的精英。得到物质利益的村民代表不愿意得罪自小就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相互熟识的村组干部。村干部与村民代表很快便相互庇护起来。 综合以上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讨论，可以看到，相互形构和强化的村民与村民代表的关系和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源自于村庄社会缺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又缺乏现代的政治责任感，原子化的村民无力给村民代表和村干部的正当行为以强有力的激励，也无力给他们的不良行为以强有力的约束，与当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所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与可能得到的物质好处相比，依照善行准则行事，成为一件颇不合算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村民已经原子化或说村庄社会关联度较低的村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本身存有发挥效能的陷阱，这种陷阱造成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对一般图景的偏离，这种偏离构成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的困境：村民不信任代表，代表缺乏说服村民的能力，村干部期望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来增加村庄资源动员能力、形成扬善抑恶决议的期待大多落空，而村干部的不良行为却可能在村民代表达成的某种默契得以蔓延。如此一来，村民对选举村民代表愈发丧失兴趣，对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愈发不放在眼里，村组干部愈发发现试图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来实现自己宏大抱负并无益处，而村民代表所具有的制度上的监督作用，愈发可能通过物质利诱和私人交往得以消解。村民代表也因此愈发失去对村务管理和监督的兴趣，而愈发专注于自己实际上可能得到的点滴好处。一个良好的制度设计，因为村庄基础的不具备，而存有效能逐步衰减的可能。

一个具有效能的制度必须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创造出收益，其中一些人或所有人可以从这个运作的制度中受益。当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在一些村庄运作时，没有人可以从中受益，这一制度便很难真正有效地运作下去。从一般图景上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当前村级治理中最容易获得收益的制度安排，这种收益可以让村民、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三方受益，即让村庄利益和秩序得到好处。但是，在村民为原子化的状态时，没有人可以约束他人，也没有人有能力代表他人，这时候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安排能找到足够自己有效运作下去的受益者吗？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运作的成本和村庄受益者所得到的好处相比较能否降得足够低吗？这些显然是在实际的村级治理中需要进行考证的。 真正原子化的村民是没有的，村民代表的有些行为只是农村特定场合的特殊行为。以上构造出一幅在原子化村民基础上可能的村民代表会议效能衰减的理论可能性，是希望提醒村级治理的研究者，必须考察村级治理制度的村庄基础。因为村民原子化程度的不同，或说村庄社会关联度的不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运作的效能不同，同一制度的实施成本也不同。明确了这种不同，有助于我们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评论一种治理制度的生长状况，进而来讨论一种治理制度在不同社会基础的不同运作条件，然后制定出有一定差别和弹性的制度来。

五、结语

村民代表的关键是代表能力的问题。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须有能力代表村民参与村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须有能力将讨论通过的村务决定贯彻实施到他所代表的村民之中，让村民相信遵守这个决定对自己有好处。通过村民代表，每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所形成的民主化机制常规化了，村民多了监督村干部的渠道，村干部多了智囊和动员村民的能力。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所组成的村民代表会议，真是村级治理的福音。 不仅如此，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因为与村民之间稳定可信的关系，而可以代表自己所在群体的村民与代表其他村民的代表们，协商关于维护村庄秩序和村民利益的诸种好事。村干部宏大的可能一时还无法为村民所接受的治村抱负，也可以通过他与具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的协商，而为村民代表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变成村民所可以接受的治村方案。不同群体村民在治村过程中，实现利益的多少、先后会有不同，具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们可以通过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协商，达成妥协。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不因为一时半会的利益不一致而受到影响，那些对农民“善分不善合”的担心，真有些“杞人忧天”了。 但正是在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上，不同的村庄具有相当不同的可能性。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不是指村民代表的个人能力，而是他是否具有代表村民的意愿及村民是否给他实现这个意愿的机会。构成村民代表代表村民意愿的因素，不仅是村民代表和选举产生他的那10—15户村民群体之间的制度结构相联系，而且与产生村民代表的这个村民内部的联系程度及充当代表的村民对利益的感受状况有关。村民代表或因为面子与声望，或因为经济上的好处，而愿意作为代表来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智慧。他所产生的这个村民群体则因为传统的好的关系或代表本人负责任的友好言行，使村民愿意相信自己代表的代表行为。传统村庄中的人际关系，往往使村民愿意为代表村民的利益而耗费精力，村民小群体也愿意相信这个传统道义上一直可靠的邻里。在现代公民社会，村民代表与他所代表的村民之间规范的权利授受关系，也使得村民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村民，愿意相互遵照既有的权力义务边界行为。 显然，构成村民代表代表能力的以上条件，在当前就业相当不充分、经济处境十分恶劣的处于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来讲，可能是有些苛刻了。本文前叙列举的一些调查片段，在那些传统的人际联系开始被割断，现代的稳定联系又未建立起来村庄，可以说是相当常见。这种情况下，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便大成问题，而理论上村民代表会议的诸多功效便因此大打折扣。在一些情况严重的地区，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太弱，以至于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安排的成本太高，从村民代表会议中得到收益的群体却很少，而可能造成由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不是因为制度措施不得力，而是村庄基础不具备所存在的形式化的问题。 当然，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正如农民的民主能力一样，是一个只有通过实践才可以可靠得到的东西。在相同的村庄基础下，好的制度可以催熟那些不成熟的基础，在有了好的基础却没有好的制度安排的村庄，村级治理便会损失许多好的机会。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一件可以为村民带来利益，从而可以为自己找到动力的良好制度。只是在评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时，我们不应该因为它是好制度就忽视了它的村庄基础和它在实践中可能具有的不同表现。同时也不应该因为它在一些村庄效果不佳就对它失去信心。

[1] 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郎友兴、何包钢：“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村级民主完善之尝试”，《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参见王振耀等：《中国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会议标语范文第4篇

关键词：性别差异；性别角色；商标命名与翻译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4-0204-02

引言

现代商品生产都具有明确的消费者定位。事实上，试图面向所有消费者的商品，很可能因为没有明确的消费对象反而备受冷落。在消费者定位过程中，性别因素的考虑尤为重要。万物归类，男女有别。几乎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性别都是区别人们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文化形成了男女两性各自的社会行为规范。每个人都隶属于由自身生理结构所决定了的那个性别集团，并须受这个集团的行为标准约束，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如果有人经常违背自己性别身份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他（她）就会被看做是不正常的，并因此而受到同性或异某种程度的歧视或排斥[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早已从强调“经久耐用’的实惠型转向“体现个性”的个性化消费型[2]。作为商品的一个部分，商标名称所体现出来的性别角色特征将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事实表明，当商标名称所构拟的性别角色与商品适用对象的性别一致时，容易引起潜在消费者的心理共鸣，使其形成“这就是我们的品牌”的思维定式。因此，许多企业在为自己的商标命名时（当产品只适合于某一性别集团时）都十分注意商标名称所体现的性别角色。

一、性别角色

性别角色是指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模仿学习获得的一套与自己性别相应的行为规范 [3]，反映着社会文化对男性和女的适当期待[4]。性别差异心理学的研究证明，两性在智力的倾向性、情绪的表征性以及兴趣的指向性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性别角色则是在生理性别特征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变量，它与生理意义上的性别差异所不同的是，它是社会文化所造就或赋予个体的一套行为规范和性别认同，是社会文化、社会环境对个体意识、个体行为的要求。“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既是一种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也是一种传统的性别角色意识。作为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它规定了男女主要活动的两个不同领域，同时也规定了男女两性责任和权利分配的方式：女性主要对家庭负责，其主要责任是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男性的主要责任体现在社会中，有一份体面的职业、事业，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和社会尊重。

二、商标语言创意的性别角色观照

商标是某一工业或商业企业精心挑选或创造出来的，用于区别其他企业的商品或劳务的一种专用符号。这种专用符号不仅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而且还隐含着生产商用心良苦的商业动机，因此它是一种高度浓缩的语言符号。早期的商标只起到区分商品的作用，但随着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商标逐渐与商品的使用价值脱节，成为广告宣传，推销产品，进行竞争，争夺市场的重要工具。因此现代商标早已从初始时期的纯标记型使用转而服务于商品竞争的需要，成了一种以其区别为基础的多种创意手段错综运用的综合体[5]。这些创意手段涵盖语言学、文化学、市场营销学、社会心理学、广告学、美学等诸多学科。其中，消费者的性别差异及其相应的性别角色差异是商标语言创意所关注的重要方面。

商标语言是指商标的文字部分，一般由数字或/和语词构成，例如“555”（香烟）、7-Up（七喜饮料）、康佳（彩电）、（洗衣机）等等。商标语言创意既包括商标命名，也包括商标翻译。

如前所述，男性的社会角色集中体现在体面的职业、事业和家庭经济收入的主创者，因而商家在给男性产品进行商标语言设计时就突出了男性的这一社会角色。香港著名男性服装品牌“金利来”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的英文商标是“Goldlion”，它最初采用的译名是“金狮”，结果，产品的销售业绩非常平淡。后来对译名进行了重新设计，将Gold和Lion分译，前者采用意译法，取“金”字，后者用音译（谐音兼义）取“利来”，二者结合组成“金利来”。“金利来”因此敲开了市场的大门，创造了销售奇迹，打造成了著名品牌。改换译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新译名所蕴涵的性别角色定位更为准确。旧译名“金狮”所突出的是男性的生理性别特征，即强壮、勇猛；而新译名“金利来”所强调的是男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即男子汉不但要强壮、勇猛，更要有一份体面的职业、事业，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和社会尊重。“金利来”很好地诠释了当代男性的性别角色内涵。其销售口号“金利来，男人的世界！”也进一步锁定了消费对象，为渴望成功的男性构拟了一个理想的蓝图。这样，上乘的产品质量、准确的消费者定位、成功的商标语言创意以及催人奋进的销售口号，共同打造了一个著名的男性服装品牌。“金利来”也成了成功男士的象征和男人们憧憬的世界！

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是洗衣做饭，做贤妻良母。国产洗衣机品牌“爱妻”正是基于这一性别角色创意的。“爱妻”既暗示了女性的家庭责任（洗衣），又表达了男性对女性这一性别角色的关爱与尊重。爱意浓浓的商标名字倡导是传统的性别角色意识，营造的是和谐美满的现代家庭氛围！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种名叫“变形金刚”的儿童玩具风靡中国儿童玩具市场。其源语商标名是“Transfer”。译者在保留源语商标名“变换器”、“变形器”、“促使变化的人或物”等语义内容的前提下，又根据中国潜在消费者的心理巧妙地添加了“金刚”二字。“金刚”为汉民族文化所特有，是佛的侍卫的名字，因其手拿金刚（一种印度兵器）而得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金刚”力大无比、武艺超群、勇斗妖魔、百战百胜，是无坚不摧的勇士的化身。“金刚”成了中国少年儿童心中的偶像，也成了家长们教导孩子多些阳刚之气的最佳教具。因此以“变形金刚”为译名的玩具备受中国儿童喜爱自在情理之中[6]。“变形金刚”饱含了家长们对小男童的性别角色期待，也体现了商家在商标语言创意方面的良苦用心！

女性服装品牌“淑女屋”是运用传统性别角色进行商标语言创意的又一成功的典范。“淑女”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一个“屋”字更增添了一种古朴、宁静、自然、淡雅的意境和往事如烟的复古情怀，使我们仿佛看见邻家小妹身穿粉红色上衣和白色摆裙、头上打着紫色丝带缠绕的黑黝黝的辫子，给人以那种特有的俏皮、亮丽、清新的感觉。“淑女屋”撒满了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温馨期待[7]！每一个女人都幻想自己是灰姑娘，当王子到来时，穿上“淑女屋”，就变成了白雪公主。

结语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变化，商品既要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更要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现代商品的竞争既是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竞争，更是品牌的竞争。任何品牌的创立都离不开商标语言创意。消费者在接受一个品牌产品时，实际是在接受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初识某品牌时，是从品牌名称的立意，品牌形象的风格，品牌的性别角色定位以及品牌所蕴涵的文化中找寻认同感的。性别角色定位蕴涵于品牌产品之中，赋予产品以感性与灵魂，从而超越了产品本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静，赵伟.社会性别角色获得与民族文化系统[J].西北师大学报，2004，(1):114-117.

[2] 侯瑞隆.商标命名与性别色彩[J].修辞学习，1997，(3):7-8.

[3] Pleck，J.H.The Theory of Male Role Identity: It’s Rise and Fall，1936 to the Present [A].In:Lewn ed.In the Shadow of the Past: Psychology

Portrays the Sexes[C].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205-225.

[4] Shaffer，D.R.Soci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M].Brook/Cole，1994.

[5] 朱亚军.商标命名的符号学阐释[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1):35-37.

[6] 朱亚军.商标名的翻译原则与策略[J].外语研究，2003，(6):29-34.

[7] 张蓓蓓.注重品牌文化的延续――“淑女屋”品牌文化内涵与CI战略[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3):28-29.

Gender Roles and Trademark Language Creativity

TANG Zhong-shun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China）

会议标语范文第5篇

1. 这一届高中生在使用牛津高中英语后与以前未使用课改教材的词汇量变化，一级与英语成绩的关系？

2. 学生在学习了牛津高中英语M1-M8后，即高二结束升高三时词汇量能够达到多少？

3.高三一整年学生的词汇量又发生怎样的变化，有什么规律？

本人正巧赶上了江苏省课改的设计，又参加了几次徐州市所举办的课改研讨会，观摩了课改示范课，以及参加了几次高三毕业班的英语教学研讨会，从这些经历中，我对新课改的精神有了更深的认识。从新高一开始，我就注重学生词汇的学习，学生经常反映说单词难记，所以我就跟踪调研了这一届全体学生的词汇量变化状况。

统计显示，对于新课标3500个单词来说，高二学生平均认识2630个，高三毕业时为2935个，一年平均增长词汇约300 个，但从高二结束至高三10个月复习期间，学生词汇增长102个，而高考前两个月学生词汇增长迅速，达到203个。

总的来说，学生在使用新课改的译林牛津版《牛津高中英语》以来，学生在高二结束的时候的词汇量就大大的超过了以前用旧版教材的高二学生，而且成倍的增长，几乎与以前大学生的词汇量差不多，我们在词汇表中经常会看到一些单词是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高频词汇。学生在高二结束高三的前10个月词汇仅增长了102个，增长缓慢，与高二词汇量没有明显差异，但高考前2个月内学生的词汇量高达203个，词汇量增长差异如此显著。

我们知道，大学生的英语学习(非英语专业)的词汇量前两年快，后两年大幅度下滑，这与课程设置有关，一般大一大二开设英语课，而且要考英语四级、英语六级，大三大四就没有英语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