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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是个小国,但这个国度的竞争力排名在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中一度名列第二。在芬兰经济成就的背后,是它充满活力的高等教育体系。
教人子弟是崇高的职业
据《赫尔辛基邮报》调查,芬兰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是教师;社会上最受尊重的职业是教师;企业最受欢迎的人才也是教师。原因很简单,芬兰中小学教师是最好学的一群人、是学历很高的一群人、是最有成长潜力的一群人。
尽管芬兰重视教育,但教师的工资并不高。一个有着20多年教龄的中学数学教师的每月收入,税后也就2000多欧元,折合人民币1.6万元左右。
教师并不算高收入行业,却是高门槛行业,在芬兰,大学的教育专业相当于中国的师范专业。但芬兰教育专业的录取率仅约10%。门槛这么高,为什么芬兰年轻人还争先恐后地报考师范、乐于从教呢?他们是这样回答的:当老师不是为了名利,而是因为这份工作对芬兰无比重要,对个人深具价值。他们深信师资就是国力,教师素质越高,国家就越强大。
芬兰的教师们参考国家课程框架来教育不同阶段的学生。但国家课程框架仅仅是指导性的,更多地需要教师发挥自主能动性,通过自己的设计、创意、激情去按照自己的方式教育学生。
高度的教育自使教师在芬兰成为一个有魅力的、受尊敬、受欢迎的职业。
后进生更受关注
芬兰中小学教育的宗旨是提携后进为主,齐头并进为目的。他们认为,每一个中小学生在不久的将来都是国家非常宝贵的人力资源,不愿意看到有人掉队。
在学校,教师们关注最多的是那些后进生、反应慢的学生,甚至是一些家庭有问题的学生。对那些学习拔尖、一点就透的学生却甚少关注,甚至压根儿就不鼓励冒尖激进。
对于那些“吃不饱”的学生,教师会不动声色地让他们超进度学习,离开班级,默默地在走廊上或电脑后自学。只有当所有的同学都掌握了、学会了,老师才会继续往下进行新的课程。
对于那些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学校有专人负责额外帮助,还有政府出资免费参加的课外辅导。实在不行,就会被转到特殊学校,那里有具备多年特殊教学经验的资深教师。政府唯一严管严卡的,就是分片儿安排教育大臣,视察监督是否有逃学不上学的孩子,不称职的家长和学校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关键词] 培养目标;专业型;复合化;理工特色
[基金项目] 天津市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课题(125q164)。
【中图分类号】 H3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6-281-2
一、我国高校日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
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专业始终被当作是具有基础学科性质的专业教育,外语则一直被定位于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外国语言文学类”,而外语类专业肩负的使命则是“教授外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等课程,培养从事翻译、教学、研究、管理工作的外语高级专门人才”,这样的学科分类和专业界定明显将外语独立于其它学科之外,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单科教育模式。日语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是如此,也是单一的教育模式。近年来,信息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日语人才需求急速递增。日本中小企业教学公库2006年12月1日发表的调查结果表明,57%的在华企业的良好发展促使日语人才需求持续增长。从用人单位反馈的情况来看,无论什么行业、哪类职位,对日语人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日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上。社会对日语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日语人才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势必要对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改革,主动适应社会的需要,明确日语人才培养目标,即培养复合型、专业化日语人才。
二、中国高校的日语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中国高校的日语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全国各高校日语专业的招生规模随着社会实际需求在不断扩大,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也随之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各高校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也从单一的语言文化型向科技型、经贸型转变。尽管如此,由于近95%的学生是从进入大学以后才开始学习日语(中国的中学生义务教育95%学校是英语)。学生们从“あいうえお”零起点开始,且在大学4年学习里,同时完成相关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以及专业方向模块等的学习。因此大部分学生只是求得课程通过,很少有同学将今后的就业与自己个性特长的发挥联系起来,学习缺乏主动性,缺少动力。平时的教学过于强调理论层面,忽视了第二课堂的社会实践环节,所以学生缺乏具有针对性的语言实训的机会。日语专业的学生对其他管理、经贸等专业的学习也都停留在表面肤浅的了解层面上而已。而其他工科专业的学生,又因为日语本身能力不够过硬等,无法胜任日资企业需求的专业+日语类人才的职位。这种状况下培养的学生与日资企业实际需求的人才类型之间存在着以下两个缺陷:一是日语专业学生缺特长;二是专业型人才日语不过硬,即通常所说的复合型、专业化人才塑造不到位的现象。
(二)人才培养与日企实际需求相脱节的原因
1.学生方面:目前求职于日资企业的绝大部分是各高校日语专业学生,生源类型决定了生源种类的单一性。况且各高校的人才培养是建立在专业平台基础之上。就拿天津理工大学来说,我校共有二十多个学院,五十几个专业,学生人数近2万人。各专业学生学习主要是以本专业课程为主,就业也主要以各自所学专业对口为前提进行考虑。因此,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工科学生,缺乏外语能力;而掌握外语的日语专业学生,又不懂专业知识这一现象成为普遍。
2.师资方面:培养日资企业所需复合型、专业化人才,要求我们的教师必须精通外语,且具备至少一门或多门专业知识技能。而目前国内的师资结构以及高校的管理体制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各二级学院只关注自己学科的发展未来,教学工作的重点放在如何提高本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上,即使引进新的师资人才,也只考虑对方的专业水平等条件,对复合型、专业化的师资要求考虑比较少。近年来在这方面,天津理工大学领导积极开动脑筋、不断开拓进取,为培养出适于天津经济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开办了双辅修专业。但由于对辅修专业学生资格审查门槛高,师资等问题使得学生对第二学位的选择受到一定限制。
三、具有理工特色的培养目标的思考
作为理工科院校的外语专业,如何能突显出其理工类大学的特色。如何进一步利用理工类大学的优势,笔者认为应从人才培养模式和师资力量两方面着手。
(一)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对日语人才也提出的迫切要求。结合本校的理工类院校优势,提出了“培养复合型、专业化日语人才”这一培养目标。以往的教育模式往往把日语人才的培养目标设定在日语专业本身,注重具有扎实的日语语言基础,以培养学生掌握语言学、文学或语言文学相结合的知识为培养目标,在教学中,不注重日语专业与其他理工学科的结合、交叉和渗透,培养的人才是单纯的语言文学和基础技能型的日语人才。然而理工院校应依据自身的学科和专业优势特点,重视文理交叉和融合,培养既具有扎实的日语语言基础和人文文化素质,又具有突出的理工科背景的日语高级专业人才。
(二)师资力量
教师在教学过程的中的角色是无可替代的,无论是专业的设置、教材的修改,还是教学方法的改革,哪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广大外语教师的积极参与。为了实现“培养复合型人才”这一目标,当前的日语专业的师资队伍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技能结构上都难以胜任日语以外的教学任务,所以更应该发挥理工类院校的优势,引进其它学院的有留学日本背景专业教师为日语专业学生讲解专业知识。或者和其它学院联合开办选修课,既可以让日语专业的学生选修更多具有专业化较强的理工课程,也可以让更多的理工专业学生选修日语课程或日本文化等相关课程。
(三)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21世纪,世界进入信息时代,日语教学方法也应适应时展,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校园网、互联网、多媒体技术的优势,使教学更加便利、更加趣味化。
在日常教学中,应充分利用好各类资源,以多媒体手段提高教学质量与课堂效率。多媒体教学不仅能充分发掘同学们听、说、读、写的日语综合能力,还能以丰富的文化背景(如日本的风土人情、饮食生活习惯等)都能激发学生热爱日语的兴趣,增长同学们的见识,大大提高教学效率。多媒体教学中,可以使用图片、影像、音乐等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率,而不能受限于课本,进行填鸭式的灌输。要善于结合多媒体手段,化抽象为具体、化难为易、化繁为简,引导学生摆脱思维定势,学会举一反三,从而充分调动学生眼耳口鼻等感官,从而锻炼听说读写的综合日语能力。此外,随着互联网的日渐普及,我们除了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参与教学外,还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的优势,使日语教学从传统的封闭模式转变为半开放模式或开放模式。由此一来,不仅能有效提高课堂上有效时间内的信息容量,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并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以及理解力,为其成为复合型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2]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3]天津理工大学.日语专业培养方案(2009版),
[4]陈潇.日语人才培养对专业的要求[J].飞天,2012,(06).
近年来,为了使我院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确定能趋向科学化,参照了国外教学目标研究的成果,从我院实际出发,也提出了一些设想,进行了可贵的尝试。而本文作者根据布鲁姆认知领域教育目标分类的理论,结合我院大学英语教学的实际,对各个领域中的亚领域进行了调整,并对各个部分所达到的结果做出了具体的阐述。
1.布鲁姆在认知领域教育目标分类法
在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可分成:知道(知识),领会(理解),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
1.1知道(知识)(knowledge)
是指认识并记忆。这一层次所涉及的是具体知识或抽象知识的辨认,用一种非常接近于学生当初遇到的某种观念和现象时的形式,回想起这种观念或现象。
(特定知识:术语和事实;处理特殊问题的方法或途径的知识:序列、分类、标准、方法等;一般或抽象的知识:原理、理论、知识框架等。)
提示:回忆,记忆,识别,列表,定义,陈述,呈现。
1.2领会(comprehension)
是指对事物的理解,但不要求深刻的领会,而是初步的,可能是肤浅的、低水平的。
(能把握材料的意义。转换:用自己的话或用与原先的表达方式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解释:对一项信息加以说明或概述;推断:估计将来的趋势或后果。)
提示:说明,识别,描述,解释,区别,重述,归纳,比较。
1.3应用(application)
是指对所学习的概念、法则、原理的运用。它要求在没有说明问题解决模式的情况下,学会正确地把抽象概念运用于适当的情况。这里所说的应用是初步的直接应用,而不是全面地、通过分析、综合地运用知识。
(高水平的理解。能将习得的材料应用于新的具体情境。概念、规则、方法、规律和理论的应用。)
提示:应用,论证,操作,实践,分类,举例说明,解决。
1.4分析(analysis)
是指把材料分解成它的组成要素部分,从而使各概念间的相互关系更加明确,材料的组织结构更为清晰,详细地阐明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
提示:分析,检查,实验,组织,对比,比较,辨别,区别。
1.5综合(synthesis)
是以分析为基础,全面加工已分解的各要素,并再次把它们按要求重新地组合成整体,以便综合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它涉及具有特色的表达,制定合理的计划和可实施的步骤,根据基本材料推出某种规律等活动。它强调特性与首创性,是高层次的要求。
提示: 组成,建立,设计,开发,计划,支持,系统化。
1.6评价(evaluation)
这是认知领域里教育目标的最高层次。这个层次的要求不是凭借直观的感受或观察的现象作出评判,而是理性的深刻的对事物本质的价值作出有说服力的判断,它综合内在与外在的资料、信息,作出符合客观事实的推断。
提示:评价,估计,评论,鉴定,辩明,辩护,证明,预测,预言,支持。
2.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类法在大学英语的教学中对设计问题的启发
所提问题可以从简单逐渐发展到复杂。
可以按学习目标的要求,分层次提出问题。
2.1认知性问题:它是对知识的回忆和确认。
如:“老师的工作职责是什么?”(definition),“上次的英语考试,你及格了吗?” (Yes or No)
2.2理解性问题:它主要考察学生对概念、规律的理解,让学生进行知识的总结、比较和证明某个观点。
如“微笑(smile)和大笑(laugh)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你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转述被动语态(passive voice)吗?”
2.3应用性问题:它主要是指对所学习的概念、法则、原理的运用。
如“怎么用公式来体现(if引导的真实条件状语从句)的‘主将从现’这种现象? ”,“英语中有哪些词体现了‘名前动后’这个规律?”
2.4分析性问题:它主要让学生透彻地分析和理解,并能利用这些知识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
如“在英语学习中为什么会发生用错关系代词的情况?”,“为什么说大学英语的学习逐步偏向实际应用?”
2.5综合性问题:它能使学生系统地分析和解决某些有联系的知识点集合。
如“什么情况下that 不能代替which?”,“如果全世界普及汉语,英语的学习将会怎样?”
2.6评价性问题:理性地、深刻地对事物本质的价值作出有说服力的判断。
如“大学英语四级成绩成为用人单位衡量英语水平的标准,好还是不好?为什么?”,“大学英语的学习对未来所从事的职业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
这六种类型的问题中,前三类是属于初级层次的认知问题,它一般有直接的、明确的、无歧义的答案,而后三类问题属于高级认知问题,通常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回答。
在问题设计中,提倡课堂教学不能仅仅局限于初级认知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机,高级认知问题更能够激发学生的思维,从而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观念和自我评价体系。
3.布鲁姆认知领域教育目标分类法在大学英语实践教学中的运用
设想这样一个情景:你看到马路上围着一群人(a crowd of people),其中还有警察 (policemen)。
用“布鲁姆目标分类法”的六个层次,结合该情景,说说什么是“知道”、“领会”、“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
4.总结
关键词:增殖放流;鱼类;标记技术;大规模标记
中图分类号:S931.5;S9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07-1206-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07.002
Advances in Fish Labeling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rtificial Proliferation and Release
ZHOU Hui-xia1,GAN Wei-xiong2
(1.Animal Husbandry Food Stuff Bureau of Sheho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Shehong 629200, Sichuan,China;
2.Yalong River Hydropower Development Company, Ltd., Chengdu 610051, China)
Abstract: Marking-replenishment floating fry is a common method for assessing the effect of proliferation and release. The key to successful marker release is the choice of marker technology. Small-scale markings are focused on marker mortality, marker retention times, and so on. In addition, in the large-scale marking need to consider the marked labor intensity, cost and other facto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listed, passive integrated radar, otolith and molecular standard, and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large-scale marking technology in artificial proliferation and release at home and abroad,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discharge marking technology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 conditions.
Key words: proliferation and release; fish; marking technology; mass-marking
~类人工增殖放流是主动增殖水域鱼类资源的活动,是国内外通用的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修护水域生态和促进渔业增效的有效手段[1]。近年来,中国各地政府在不同水域都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增殖放流活动,国内大中型水电站也将人工增殖放流作为保护工程河段鱼类的一种重要措施。对放流鱼类进行标记,可跟踪其在野外环境的扩散和存活情况,以及与野外种群的遗传关系和生态关系,可科学评估增殖放流效果,对渔业资源管理具有较强的指导性。本文介绍了当前几种常用的鱼类标记技术,比较各标记技术的优缺点,并对适合人工增殖放流的大规模标记技术进行了综述,旨在为不同背景下的放流标记技术的选择提供参考。
1 常用鱼类标记技术
1.1 挂牌标记
挂牌标志是将写有标志鱼信息的挂牌用专门材料(不锈钢丝、聚酯纤维等)固定在鱼体上,依据固着方式不同,可分为3类:穿体标、箭形标和内锚标,前2类标常常固着在鱼体背部肌肉,后者则固着在鱼体腹部[2]。挂牌标志操作方法较简单,成本低,且肉眼可识别,因此被广泛应用,但一般用于个体较大的鱼,如体长在15 cm以上的[3],因为小型鱼类可能难以忍受固着时的操纵压力,难以承受额外的代谢负担[4]。但国内学者成功应用标志牌标记全长7 cm以上的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5]和褐牙鲆[6],对全长10 cm以上的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也可用T型标志牌标记[7]。在利用标志牌对放流鱼进行标记时,不可避免地在鱼体标志部位形成伤口,若标记后不经处理直接放入野外环境中,标志鱼的标志部位容易恶化,形成坏死,直接导致实验鱼的死亡或生长抑制[8]。黄国光等[9]研究发现标志部位对黄鳍鲷(Acanthopagrus latus)幼鱼的存活有显著影响,以背鳍棘基部肌肉标志的存活率最高,而背鳍条基部肌肉标志的存活率最低。
1.2 被动整合式雷达标
被动整合式雷达标(Passive integrated transponder,PIT)在鱼类上的应用始于20世纪80年代,该标志系统包括标、励磁系统和信号接收与处理单元[10]。每个PIT标都对应一个惟一的由字母数字组成的编码,通过专门注射器将其注入鱼体肌肉或腹腔而实现标记,可直接用便携式检测器扫描确认,应用范畴极为广泛[11]。探讨PIT标记鱼类的存活生长情况和标志保留率是评价该标记方法是否适用于被标记对象的重要指标。研究表明PIT标记死亡主要发生在标记后10 d内[12,13],一般标记死亡的鱼类都规格偏小的,如体重小于3 g的金头鲷(Sparus aurata)[14]和尼罗罗非鱼(Tilapia nilotica)[12]标记后都有极高的死亡率。标记后一段时间内的生长抑制现象在几种鲑科鱼类上明显存在[15],但随后的补偿生长能弥补前期不足[10]。PIT标志保持率与标记鱼类大小密切相关,Acolas等[15]对叉长57~63 mm的褐鳟(Salmo trutta)PIT腹腔标记,脱标率超过20%,而Prentice等[10]和Matthew[13]发现叉长56~190 mm的大鳞大马哈鱼(Oncorhynchus tshawytscha)PIT标志保持率可达99%~100%。
1.3 耳石标记
1.3.1 耳石化学标记 耳石化学标记主要是使用与钙具有亲和性的荧光化合物作用于标记对象,使其沉积在耳石上以形成在荧光显微镜下可识别的荧光标志[16]。自Douglas等[17]发现盐酸四环素(TC)可沉积在鱼类骨骼和鳞片上,便开始了鱼类耳石化学标记的系统研究,化学标记可在鱼类任何生活史包括受精卵阶段开展,且耳石标志永久保存[18],常用于大规模标记[19]。至今已筛选出可用于标记的常用物质有土霉素(OTC)、盐酸四环素、茜素络合物(ALC)、茜素红S(ARS)、钙黄绿素等[19],四环素类是使用时间最长的标记物质,但标记效果却稍逊于ALC和ARS[20,21],钙黄绿素能较好地标记很多鱼类,但其使用的安全浓度较小,作用时间不易掌握[22]。
标记途径有注射、浸泡或投喂含有标记物的饲料,研究表明茜素投喂或注射的标记效果都不理想[23],而浸泡标记效果明显[24],而钙黄绿素通过注射的标记效果优于浸泡[25]。选用何种标记物及标记手段一般主要根据标记鱼的大小、生活史阶段、标记数量及资金预算等综合考虑[26]。
1.3.2 耳石热标记 鱼类耳石能准确记录生活史中的经历事件,如温度波动、摄食及饥饿、光周期等,通过阅读耳石轮纹生成的周期性、宽度及光密度等信息即可推断历史背景[27]。耳石热标记是通过人为短期地对水温进行调控以改变耳石上的一个或多个生长轮纹的特征,形成终身可识别的标记[28]。Brothers[29]首先发现红点鲑耳石生长纹特征与水温变化密切相关,形成的特殊轮纹可被永久识别,Bergstedt等[30]对此进行了印证。随后,耳石热标记在大西洋鲑(Salmo salar)[31]、太平洋q(Oncorhynchus)[32]、胭脂鱼(Myxocyprinus asiaticus)[33]等鱼类上成功应用。仅仅通过人工调控温度波动就能对胚胎、仔鱼耳石进行有效地大规模标记,方法简单,且费用低廉。该标记技术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推广使用[27]。
1.4 微卫星DNA标记
微卫星DNA又称简单重复序列,是由1~6个碱基组成的短串联重复序列,其座位高度丰富,变异率高并且散布于整个真核生物基因组[34]。微卫星技术是近年来广泛应用的DNA标记技术,利用它制备的DNA指纹图谱也具有极高的个体特异性,这些特点使得它尤其适合于亲子鉴定和血缘关系分析方面的应用[35]。筛选出多态性高的微卫星位点,并根据它们的序列设计出合适的PCR引物,就可对物种身份进行精准的无损鉴定分析。国内学者已对鳙(Aristichthys nobilis)[36]、长薄鳅(Leptobotia elongata)[37]、鲈鲤(Percocypris pingi)[38]、胭脂鱼[39]等鱼类的微卫星位点进行了筛选,为应用微卫星标记评估增殖放流效果奠定了基础[40]。目前的微卫星亲子鉴定方法主要来源于对人类的研究,分析软件对常规二倍体的物种支持率很高,而对鲈鲤等这样的四倍体或其他多倍体物种的支持率较低。需要探索新的方法,而且需要降低成本。
2 常用鱼类标记技术的比较
标记效果是衡量一种标记技术的重要指标,通常选取标记对象的存活率、生长情况及标志保持率等参数。不同鱼类规格大小对标记效果影响甚大,因此,选择合适的标记规格是某种标记技术成功应用的前提。相比耳石标记和微卫星标记,挂牌和PIT标记主要针对大规格鱼种,若对规格偏小的鱼类,其存活率、标志保持率都将降低,且生长受抑制[15],因需要对标记对象逐尾进行标记,劳动强度大,不宜大规模标记;但二者标记检测相对简单,都可做到无损、快速检测。耳石标记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大规模批量处理标记样本,劳动强度低且标记效果好[19],但标记检测需要取出耳石,利用荧光显微镜或光学显微镜逐一识别,工作量大。而对于微卫星标记,无需进行任何形式的物理标志,对鱼体没有伤害,并且终生存在而不影响鱼类生活史[40],但亲本和子代遗传信息提取耗时费钱,专业门槛高。表1对常用标记技术做了一简单比较,为标记技术的选择提供参考。
3 大规模标记技术研究及应用
本文主要以耳石标记为例,综述当前大规模标记研究现况。
3.1 标记方法的建立
药品浓度与浸泡时间是耳石化学标记方法建立的关键参数,与标记效果成正比[24],通常是以最低死亡率和最好标记效果为依据[22]。研究表明不同鱼类对药品的敏感性不一致,药品使用浓度差异较大,虹鳟(Oncorhynchus mykiss)仔鱼ALC的使用浓度超过20 mg/L就会有较高的死亡率[24],而日本牙鲆ALC使用浓度可达到300 mg/L[41]。已有研究表明,对于不同种类的鱼ALC使用浓度范围为25~800 mg/L[20,42],一般具体到某种鱼类都需做预实验。
热标记可以通过降温或升温而实现耳石标记。一般水温突然降低2 ℃,持续4~24 h就能在耳石上产生明显的暗纹[32,43],暗纹密度与降温幅度和低温持续时间高度相关,温差变化越大,或低温持续时间越长,耳石上暗纹的光密度就越大[44]。通过加热使水温高于环境水温,期间形成一宽带低光密度的耳石轮纹,与低环境水温下产生的窄带高光密度的轮纹差异明显[45]。升温2.5 ℃即可产生较好的标记效果[27],Bergstedt等[46]报道12 h热周期下可形成标记,但Volk等[27]认为小于24 h热周期的标记效果都不好,延长热周期至48 h能产生非常清楚的亮带。
3.2 在人工增殖放流中的应用
耳石标记能一次性大规模标记仔稚鱼及受精卵,在人工增殖放流中的应用前景广阔。但不管是耳石化学标记或是热标记,在放流标记前,都需要在实验室建立标记方法,明确关键标记参数。Baer等[47]用150 mg/L的ARS成功标记放流褐鳟1万尾,Caraguel等[48]也用150 mg/L的ARS标记放流欧洲鳗鲡(Anguilla anguilla)36万尾,7个月后成功回捕检验了放流效果。相比耳石化学标记,热标记在国外增殖放流中应用较多,Munk等[49]报道在1988~1998年期间,北太平洋沿岸国家热标记放流大量鲑鳟鱼苗,俄罗斯热标记放流约880万尾,加拿大标记约1.2亿尾,而美国标记超过60亿尾。杨君兴等[1]报道在2007~2009年间,中国在近海海域和内陆重要江河湖泊放流各类重要水生生苗种636.6亿尾(粒),2010年共放流苗种289.4亿尾,但标志放流个体比例少。
近些年,国内科研院所在实验室内也探索建立了大规模标记技术,但推广应用至大型增殖放流实践中的力度不够,2012年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四川大学在锦屏・官地水电站鱼类增殖放流站开展标记放流技术研究及应用,2013~2014年间应用热标记技术成功标记出膜15 d后的短须裂腹鱼(Schizothorax wangchiachii)仔鱼约21万尾,占当年放流鱼苗总量的1/4;2015年使用20~40 mg/L的茜素红S溶液先后分7批,成功浸泡标记短须裂腹鱼苗约60万尾,占放流鱼苗总量的50%。
4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鱼类标记技术发展至今已有几十种,有简单的物理标记,也有复杂的分子标记。一种理想的标记技术至少应具备以下特点:①标记后鱼苗死亡率低;②标记保留时间长;③标记易识别;④能大规模标记且劳动强度低;⑤标记费用低。但目前所有的标记技术在使用中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挂牌、切鳍等传统标记技术最大的缺陷就是对鱼造成机械性损伤,劳动强度大,不宜大规模标记;而耳石标记或分子标记等大规模标记手段的标志又不易直接识别;分子标记价格较为昂贵,通常需要专业的科研人员才能实施,不利于大规模的推广。寻找一种能够从外观上快速识别标记个体,又能够包含丰富信息的标记技术,同时花费低廉,是鱼类标记技术研究的目标,但事实上却困难重重。因而,利用现有标记手段,针对不同的放流种类和研究目的,选择合适的标记技术才是切实可行的。
对于繁殖亲本或中华鲟等国家级珍稀鱼类时,可以使用PIT标签,便于追踪和R别,能对个体进行精细化管理。而标记数十万的放流个体,则应重点考虑适合大规模标记的方法。短期研究较大规格放流鱼苗的生长情况,则可以在鱼体皮下注射荧光染料,直接肉眼辨识即可。
参考文献:
[1] 杨君兴,潘晓赋,陈小勇,等.中国淡水鱼类人工增殖放流现状[J].动物学研究,2013,34(4):267-280.
[2] 张堂林,李钟杰,舒少武.鱼类标志技术的研究进展[J].中国水产科学,2003,10(3):246-253.
[3] JOHN R W,DENNIS J D,MARK T M. Notes:A morphological explanation for size-dependent anchor tag loss from striped bass[J].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Fisheries Society,1990, 119(119):920-923.
[4] NIELSEN L A.Methods of Marking Fish and Shellfish[M].New York:American Fisheries Society,1992.
[5] 刘芝亮,徐永江,柳学周.T型标志牌标记牙鲆苗种[J].渔业科学进展,2013,34(6):80-86.
[6] 刘 奇.褐牙鲆标志技术与增殖放流试验研究[D].山东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9.
[7] 柳学周,徐永江,陈学周,等.半滑舌鳎苗种体外挂牌标志技术研究[J].海洋科学进展,2013,31(2):273-280.
[8] OTTER? H,KRISTIANSEN T S,SV? SAND T. Evaluation of anchor tags used in sea-ranching experiments with atlantic cod (Gadus morhua L.)[J].Fisheries Research,1998,35(3):237-246.
[9] 黄国光,梁伟峰,王云新.穿体标志对黄鳍鲷幼鱼的生存、存活及脱标的影响[J].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09,29(1):31-35.
[10] PRENTICE E F,FLAGG T A,MCCUTCHEON C S. Feasibility of using implantable passive integrated transponder(PIT) tags in salmonids[A].Fish-Marking Techniques[C].Bethesda,Maryland:American Fisheries Society Symposium,1990,7:317-322.
[11] CUCHEROUSSET J,PAILLISSON J M,ROUSSEL J M. Using PIT technology to study the fate of hatchery-reared YOY northern pike released into shallow vegetated areas[J].Fisheries Research,2007,85(1/2):159-164.
[12] BARAS E,WESTERLOPPE L,M?LARD C,et al. Evaluation of implantation procedures for PIT tagging juvenile Nile tilapia[J].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Aquaculture,1999,61(3):246-251.
[13] MATTHEW R D. Mortality and long-term retention of passive integrated transponder tags by spring chinook salmon[J].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Fisheries Management,2003,23(3):1015-1019.
[14] NAVARRO A A,AFONSO J M,OLIVA V,et al. Evaluation of PIT system as method to tag fingerling of gilthead seabream (Sparus auratus L.):Effects on growth,mortality and tag loss[J].Aquaculture,2007,257(1/4):309-315.
[15] ACOLAS M L,ROUSSEL J M,LEBEL J M,et al. Laboratory experiment on survival,growth and tag retention following PIT injection into the body cavity of juvenile brown trout (Salmo trutta)[J].Fisheries Research,2007,86(2):280-284.
[16] MONTGOMERY S S,BRETT P A. Tagging eastern rock lobsters Jasus verreauxi:Effectiveness of several types of tag[J].Fisheries Research,1996,27(4):141-152.
[17] DOUGLAS D W,GEORGE J R. The deposition of tetracycline drugs in bones and scales of fish and its possible use for marking[J].The Progressive Fish-Culturist,1962,24(4):150-155.
[18] BROTHERS E B. Otolith marking[J].American Fisheries Society Symposium,1990,7:183-202.
[19] TAYLOR M D,FIELDER D S,SUTHERS I M.Batch marking of otoliths and fin spines to assess the stock enhancement of Argyrosomus japonicus[J].Journal of Fish Biology,2005,66(4):1149-1162.
[20] TSUKAMOTO K.Otolith tagging of ayu embryo with fluorescent substances[J].Nihon-Suisan-Gakkai-Shi,1988,54(8):1289-1295.
[21] SZEDLMAYER S T,HOWE J C. An evaluation of six marking methods for age-0 red drum,Sciaenops ocellatus[J].Fishery Bulletin,1995,93(1):191-195.
[22] RONALD C B,ROY C H,CHRISTOPHER C K.Mass-marking otoliths of larval and juvenile walleyes by immersion in oxytetracycline,calcein,or calcein blue[J].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Fisheries Management,1994,14:143-150.
[23] THOMAS L M,HOLT S A,ARNOLD C R. Chemical marking techniques in larval and juvenile red drum(Sciaenops ocellatus) otoliths using different fiuorescent markers[A].Recent Developments in Fish Otolith Research[C].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5.703-717.
[24] BRYAN V D W,ROBERT A F.Otolith marking of rainbow trout fry by immersion in low concentrations of alizarin Complexone[J].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Fisheries Management,2003,23(1):141-148.
[25] JR J P M.NOTES:Comparison of calcein and tetracycline as chemical markers in summer flounder[J].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Fisheries Society,1993,122(2):298-301.
[26] ERIC G U,MICHAEL L B,KEVIN L. Oxytetracycline marking efficacy for yellow perch fingerlings and temporal assays of tissue residues[J].The Progressive Fish-Culturist,1997,59(4):280-284.
[27] VOLK E C,SCHRODER S L,GRIMM J J. Otolith thermal marking[J].Fisheries Research,1999,43(1-3):205-219.
[28] VOLK E C,HAGEN P. An overview of otolith thermal marking[C].North Pacific Anadromous Fish Commission Technical Report 3:workshop on salmonid otolith marking,Seattle. 2001.1-2.
[29] BROTHERS E B. Otolith marking techniques for the early life history stages of lake trout. great lakes fishery commission,research completion report[J].Ann Arbor,Michigan,1985.
[30] BERGSTEDT R A,ESHENRODER R L,BOWEN C,et al. Mass-marking of otoliths of lake trout sac fry by temperature manipulation[A].Fish-Marking Techniques[C].Bethesda,Maryland:American Fisheries Society Symposium,1990,7:216-223.
[31] MOSEGAARD H,STEFFNER N G,RAGNARSSON B.Manipulation of otolith microstructures as a means of mass-marking salmonid yolk sac fry[A].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Congress of European Ichthyologists[C].Stockholm,Sweden,1987:213-220.
[32] VOLK E C,SCHRODER S L,FRESH K L. Inducement of unique otolith banding patterns as a practical means to mass-mark juvenile Pacific salmon[A].Fish-Marking Techniques[C].Bethesda,Maryland:American Fisheries Society Symposium,1990,7:203-215.
[33] SONG Z,HE C,FU Z,et al. Otolith thermal marking in larval Chinese sucker,Myxocyprinus asiaticus[J].Environmental Biology of Fishes,2008,82(1):1-7.
[34] TAUTZ D,RENZ M. Simple sequences are ubiquitous repetitive components of eukaryotic genomes[J].Nucleic acids research,1984,12(10):4127-4138.
[35] 朱 斌,常Σ.微卫星DNA及其在鱼类中的应用[J].水生生物学报,1999,23(6):721-728.
[36] 鲁翠云,孙效文,梁利群.鳙鱼微卫星分子标记的筛选[J].中国水产科学,2005,12(2):192-196.
[37] LIU D,WU J,DENG L,et al. Development of microsatellite markers for Leptobotia elongata(Cypriniformes:Cobitidae) using 454 sequencing and cross-species Amplification[J].Pakistan Journal of Zoology,2014,46(4):1147-1151.
[38] DENG Y,YANG K,GAN W,et al. Development of 12 tetranucleotide microsatellite markers for the tetraploidy fish Percocypris pingi,(Tchang)[J].Conservation Genetics Resources,2014,7(1):99-101.
[39] 杨 忠,史 方,阙延福,等.胭脂鱼微卫星富集文库的构建及其应用前景展望[J].水生态学杂志,2009,2(2):107-111.
[40] 成为为,汪登强,危起伟,等.基于微卫星标记对长江中上游胭脂鱼增殖放流效果的评估[J].中国水产科学,2014,21(3):574-580.
[41] LIU Q,ZHANG X M,ZHANG P D,et al. The use of alizarin red S and alizarin complexone for immersion marking Japanese flounder Paralichthys olivaceus(T.).[J].Fisheries Research,2009,98(1-3):67-74.
[42] SECOR D H. Larval mark-release experiments: potential for research on dynamics and recruitment in fish stocks[A].Recent Developments in Fish Otolith Research[C]. 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5:423-444.
[43] VOLK E C,SCHRODER S L,GRIMM J J,et al. Use of a bar code symbology to produce multiple thermally induced otolith marks[J].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Fisheries Society,1994, 123(5):811-816.
[44] NEGUS M T. Thermal marking of otoliths in lake trout sac fry[J].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Fisheries Management,1999, 19(1):127-140.
[45] HAGEN P,MUNK K,VAN ALEN B,et al. Thermal mark technology for inseason fisheries management:a case study[J]. Alaska Fishery Research Bulletin,1995,2(2):143-155.
[46] BERGSTEDT R A,ESHENRODER R L,BOWEN C,et al. Mass-marking of otoliths of lake trout sac fry by temperature manipulation[A].Fish-Marking Techniques[C].Bethesda,Maryland:American Fisheries Society Symposium,1990,7:216-223.
[47] BAER J,R?SCH R. Mass-marking of brown trout (Salmo trutta L.) larvae by alizarin: method and evaluation of stocking[J].Journal of Applied Ichthyology,2008,24(1):44-49.
【关键词】 白细胞介素6;髓样细胞白血病1;宫颈癌;凋亡
The correlat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interleukin6 and myeloid cell leukelia1 expression in human cervical cancer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and correlation of interleukin6 (IL6), myeloid cell leukelia1 (MCL1) protein and MCL1mRNA in cervical cancer,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CIN) and normal cervix.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str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IL6 and MCL1 protein in 30 samples of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10 samples of CIN and 10 samples of normal cervix, and RT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MCL1mRNA. Results The protein levels of IL6 and MCL1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ervical cancer tissues than in normal cervix and CIN tissues (P
KEY WORDS: interleukin6; myeloid cell leukelia1; cervical cancer; apoptosis
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是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的多能细胞因子,同时也是女性生殖道感染中重要的促炎症因子,其对宫颈癌细胞的增殖和血管生成有重要影响[1]。体外研究表明,IL6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抗凋亡作用,即通过改变BCL2家族蛋白的水平来调节凋亡[2]。髓样细胞白血病1(myeloid cell leukelia1)在人类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是BCL2家族抗凋亡蛋白中最丰富的[3]。目前国内关于宫颈癌细胞中IL6与MCL1的相关性尚未见报道。本研究通过测定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患者宫颈组织中IL6和MCL1蛋白及MCL1mRNA水平,探讨IL6在宫颈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与细胞凋亡的关系。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05年10月至2006年3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手术治疗的宫颈鳞癌患者30例,术前均无化疗、放疗及其他治疗史,不合并其他炎症性疾病。患者年龄为32-72岁,中位数年龄44岁。选择同期宫颈上皮内瘤变(CIN)及正常宫颈组织各10例作为对照。CIN患者年龄37-50岁,中位数年龄46.5岁;正常对照患者年龄29-53岁,中位数年龄47.5岁。所有病例均经病理检查确诊。所有标本取材两份,一份福尔马林固定行免疫组化分析,一份-80℃保存待测。
1.2 方法
1.2.1 免疫组化SABC法检测IL6和MCL1蛋白表达 10%(体积分数)甲醛溶液固定标本,石蜡包埋后制成7μm连续切片,采用免疫组化染色。鼠抗人IL6单克隆抗体购自德国AppliChem公司,鼠抗人MCL1单克隆抗体购自福建迈新生物技术开发公司,操作严格按说明书进行。以PBS代替一抗做阴性对照组,用已知阳性组织作阳性对照。
结果判断:瘤细胞内出现棕黄色颗粒判断为阳性。运用灰度分析系统将阳性细胞染色强弱转化为灰度值,灰度值的大小与染色强弱成反比。
1.2.2 RTPCR法检测MCL1mRNA的表达 取-80℃保存标本,Trizol抽提总RNA,15μL逆转录体系中加入2.0μg总RNA,用cDNA合成试剂盒逆转录。 以获得的cDNA为模板,在25μL体系中行PCR。MCL1上游引物为5′CACGAGA CGGTCTTCCAAGGCATGCT3′,下游引物为5′CTAGGTTGC TAGGGTGCAACTCTAGA3′。内参对照βactin上游引物为5′AGCGGGAAATTGTGCATG3′,下游引物为5′CAGGGTACCTGGTGGTGC3′。PCR反应条件为95℃预变性3min,95℃变性30s57.4℃退火30s72℃延伸30s,共30个循环72℃延长10min4℃静置30min。
结果判断:电泳条带用BioRad凝胶成像系统拍照,并用Dophin1D凝胶分析软件分析。结果用特异基因和βactin电泳带吸光度的比值表示。
1.2.3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s表示,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一维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与显著性检验,以P
2 结果
2.1 宫颈组织中IL6、MCL1蛋白的表达 宫颈癌组织中,IL6蛋白主要表达于癌细胞的细胞膜和(或)细胞质(图1A),MCL1蛋白呈弥漫性、片状、灶状分布,主要表达于细胞质及细胞核(图1B);CIN组织中IL6蛋白、MCL1蛋白均表达于邻近基底层的上皮细胞;正常宫颈组织中,IL6蛋白主要表达于上皮基底层细胞和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和(或)细胞质;MCL1蛋白在正常鳞状上皮的基底层、棘细胞层呈散在性分布。IL6蛋白在鳞癌组的表达高于CIN组(F=8.68, P
表1 宫颈癌、CIN和正常宫颈组织中IL6、MCL1蛋白表达的比较(略)
Table 1 Expression of IL6 and MCL1 protein in cervical cancer, CIN and normal cervix
CIN: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P
图1 IL6(A)、MCL1(B)在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略)
Fig.1 Expression of IL6(A) and MCL1(B) in cervical cancer (SABC×100)
2.2 宫颈组织中MCL1mRNA的表达 MCL1 mRNA在宫颈癌组中的表达(2.02±0.72)高于正常组(0.73±0.02)(F=20.34, P
2.3 IL6、MCL1蛋白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IL6蛋白的表达在宫颈癌病理学1级与2级和1级与3级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
2.4 宫颈组织中IL6与MCL1蛋白及MCL1蛋白与MCL1mRNA表达水平的相关性 直线相关分析发现,随着IL6蛋白水平的增高,MCL1蛋白水平也逐渐增高,呈正相关 (r=0.566, P
图2 RTPCR检测MCL1及βactin mRNA的表达(略)
Fig.2 Expression of MCL1 and βactin mRNA by RTPCR
1, 4, 5, 6, 7, 9, 11: cervical cancer; 2, 3: CIN; 8, 10,12: normal cervix
表2 临床病理参数与宫颈癌组织中IL6及MCL1水平的比较(略)
Fig.2 Comparison of IL6 and MCL1 protein expression in different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parameters in cervical cancer
*P
图3 IL6与MCL1蛋白表达相关性的散点图(略)
Fig.3 Correlation of IL6 and MCL1 protein expression
3 讨论
宫颈癌的发生大多归因于致瘤型人瘤病毒(HPV)的感染,慢性抗原暴露可能引起一个连续性的循环,即诱导前炎症细胞因子及Th1细胞因子上调COX2,从而导致慢性Th2细胞因子的产生和前炎症反应中细胞免疫应答的下调,最终导致一个体液免疫应答占优势的环境[46]。然而,病毒的清除却依靠细胞免疫应答,这就造成肿瘤逃逸免疫监视而生长,并向其他组织部位转移及种植。因此,提示我们在慢性炎症向宫颈癌发展的过程中免疫逃逸可能是必要的诱发因素。
IL6是Th2细胞因子,是女性生殖道感染中重要的促炎症因子,可由多种淋巴细胞及非淋巴细胞产生。在感染后引发的宿主防御反应中,这些细胞通过自分泌及旁分泌机制产生IL6,在局部发挥作用[78]。目前已明确IL6在宫颈癌中可以通过促增殖和血管生成而表现为促生长的特性[1]。Tartour等[9]用PCR技术证实了正常宫颈、CIN和宫颈癌组织中都有IL6基因的表达。
MCL1基因是在研究人髓样白血病细胞系ML1用佛波酯诱导后,沿单核/巨噬细胞途径分化过程中,作为早期诱导基因被首次发现的。MCL1在防止细胞凋亡方面的作用首先在中国田鼠的卵巢细胞中得以证实。Crawford等[3,10]在对人类宫颈癌组织中所含的抗凋亡蛋白的分析中得出,MCL1是在人类宫颈癌组织中数量最丰富的抗凋亡蛋白,其水平显著高于其他BCL2家族成员,在57%的原发宫颈癌和75%的复发宫颈癌中表达阳性。
Kawano和Nakashima等[1112]的研究发现,IL6可作为凋亡诱导物或抑制剂,具体作用依赖于细胞类型。例如在临床多发性骨髓瘤组织和细胞系中都发现IL6能够诱导抗凋亡基因BCLxL和MCL1上调;在非吸烟女性的肺癌组织中发现IL6和MCL1呈现共表达,且它们的表达与是否存在HPV 16/18感染密切相关。Wei等[2]在6个宫颈癌组织中和5个独立的宫颈癌细胞系中分析IL6与BCL2家族蛋白水平,结果显示,无论是在临床的肿瘤标本中还是在体外细胞系中都观察到IL6和MCL1呈现高度的协同表达,但在正常宫颈组织中却并非如此。
本研究应用免疫组化法检测宫颈鳞癌组织中IL6与MCL1蛋白的表达,并与CIN及正常宫颈组织进行对照研究,发现3组中均有IL6与MCL1蛋白的表达。宫颈癌和CIN中IL6与MCL1蛋白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宫颈,且MCL1蛋白在宫颈癌中的表达高于CIN。这与Tartour、Crawford等[910]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提示IL6与MCL1蛋白的异常表达与CIN的进展及早期浸润癌的形成有关,为IL6促进宫颈癌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证据。MCL1蛋白在由正常组织向宫颈癌过渡中所表现出的显著递增表达,也进一步提示了其抗凋亡及促生长的作用。研究还发现,IL6蛋白在宫颈癌血管周围呈集中分布,这可能是因为肿瘤的低氧环境诱发IL6在血管内皮细胞的表达并促进肿瘤血管的生成,这与Wei等[1,1314]的研究相符。在IL6、MCL1蛋白表达与宫颈癌临床病理特征关系的研究中显示:IL6在低分化鳞癌中的表达明显高于高分化鳞癌,检测这一指标可能对预测转移潜能及评估预后具有一定的意义。
联合分析IL6与MCL1的表达,发现在宫颈癌、CIN及正常宫颈组织中,随着癌细胞、基底层细胞及上皮细胞中IL6水平的增高,MCL1水平逐渐增高,呈显著正相关,提示宫颈癌及CIN组织中IL6的过表达使凋亡受到抑制。用RTPCR法检测MCL1mRNA后发现,随着MCL1蛋白水平的增高,MCL1mRNA水平也逐渐增高,呈显著正相关,提示MCL1基因可能从mRNA水平就已经受到了IL6的调控。随着IL6的增加,细胞抗凋亡能力增强,抵抗免疫细胞攻击的能力增强,从而使肿瘤发生前的细胞或肿瘤细胞能够继续生长。因此,IL6介导的MCL1依赖的抗凋亡效应可能是人类宫颈致癌作用的一个重要机制。Wei等[2]的研究表明,在宫颈癌C33A细胞系中,IL6介导的MCL1上调所依赖的途径是PI3K/Akt,这与人类肝癌和前列腺癌中IL6介导的MCL1上调所依赖的途径是一致的。这一途径能够影响多重细胞的进程,包括增加细胞增殖、抑制凋亡,并且最终利于肿瘤发生。
综合研究结果可以得出:IL6在宫颈癌发生、发展过程中不仅可以促增殖和血管生成,还能调节细胞的凋亡。这一发现有助于对早期癌前病变的筛查,并为宫颈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Wei LH, Kuo ML, Chen CA, et al. Interleukin6 promotes cervical tumor growth by VEGFdependent angiogenesis via a STAT3 pathway [J]. Oncogene, 2003, 22:15171527.
[2]Wei LH, Kuo ML, Chen CA, et al. The antiapoptotic role of interleukin6 in human cervical cancer is mediated by upregulation of MCL1 through a PI3K/Akt pathway [J]. Oncogene, 2001, 20:57995809.
[3]Krajewski S, Bodrug S, Krajewska M, et al.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of MCL1 protein in human tissues [J]. Am J Pathol, 1995, 146(6):13091319.
[4]Nguyen HH, Broker TR, Chow LT, et al. Immune responses to human papillomavirus in genital tract of women with cervical cancer [J]. Gynecolo Oncol, 2005, 96:452461.
[5]OByrne KJ, Dalgleish AG. Chronic immune activation and inflammation as the cause of malignancy [J]. B J Cancer, 2001, 85(4):473483.
[6]张越林,邱曙东,刘瑄,等. 脑胶质细胞瘤患者IL6的表达及细胞免疫功能的变化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2004, 25(6):581583.
[7]刘艳波,蔡莲莲. IL6与宫颈癌 [J]. 国外医学计划生育分册, 2004, 23(3):164168.
[8]付迎辉,阎嘉茵,杜晓光. 乳癌患者血清TNF,IL2, IL6检测 [J]. 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 2002, 37(2):215216.
[9]Tartour E, Gey A, SastreGarau X, et al. Analysis of interleukin 6 gene expression in cervical neoplasia using a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ssay: evidence for enhanced interleukin 6 gene expression in invasive carcinoma [J]. Cancer Res, 1994, 54(23):62436248.
[10]Crawford RAF, Caldwell C, Iles RK, et al.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Bcl2 apoptotic family of proteins in primary and recurrent cervical cancer [J]. Br Cancer, 1998, 78:210214.
[11]Kawano M, Hirano T, Matsuda T, et al. Autocrine generation and requirement of BSF2/IL6 for human multiple myelomas [J]. Nature, 1988, 332:8385.
[12]Nakashima K, Wiese S, Yanagisawa M, et al. Developmental requirement of gp130 signaling in neuronal survival and astrocyte differentiation [J]. J Neurosci, 1999, 19(13):54295434.
[13]Wei LH, Kuo ML, Chen CA, et al. Interleukin6 in cervical cancer: The relationship with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J]. Gynecologic Oncology, 2001, 82(1):4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