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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新浪网、凤凰网等制作了大量的访谈节目和传记片。中央电视台的“人物”、“艺术人生”、“见证”、“子午书简”等节目颇具影响。如“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往事”系列节目就把鲁迅、郭沫若、沈从文、丁玲、徐志摩、萧红、郁达夫等的情爱故事搬上荧屏,对了解作家性情与创作观念,是难得的资料。互联网的便利使我们不必走进电影院,甚至无需耐心等待电视台的节目播出,这为我们带来了资料的丰富和读取时间上的便利。就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而言,借助新媒体和互联网,可以大量利用相关影像进行辅助教学。多媒体教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可以把以前单纯的教师讲解的平面化教学变为视频、声音、图像的立体化课堂,大大增加了课堂教学中的信息量和直观性,使课堂教学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在今天,通过影像来集约作家作品信息,不失为教学与时俱进的需要。二影像资料在给现当代文学教学带来内容的丰富与形式多样的同时,影像阅读也可能给大学文学教育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一是影像与文字在表意方式上存在差异,影像作品对文学作品的诠释可能存在大量意义贬损或者附赘情况,有可能干扰甚至扭曲受众对文学作品的认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属于“冷”媒介,“冷媒介清晰度低,需要人深度卷入、积极参与、填补信息”,因此文学阅读需要想象力与语言难度的双重克服。而影视依靠的主要是表演、台词、音响、氛围烘托和蒙太奇等剪辑手段,是技术化和群体创意的产物,依托的是导演、明星的人气效应。影视作为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其与文学表现在“语言”和方式上存在差异,这会带来二者在内涵诠释深度上的区别。文学的本体是语言以及对语言的创造,而影像主要依赖的是对技术的运用。文学的语言内部张力更丰富,读者二度创造的空间更大;影像的直观性,在调动读者想象力方面比之文学来说有所欠缺。所以,文学作品常常在影视改编中造成意义的流失,甚至为了迎合观众而进行情节演绎和附赘。特别是今天的很多影视作品,走明星路线,对文学作品意义的阐释往往迎合世俗和时尚趣味。如电视剧《京华烟云》、《啼笑因缘》,与小说相比,都存在过分煽情的倾向。而对小说《白鹿原》的电影改编,导演所重的是小说中的纠葛,白灵等重要人物都未出场,很难见出深刻的社会文化批判内涵。当然,也不乏《芙蓉镇》那样改编成功的案例,其丰富的人文和人性内涵,似乎比原作的意义更为丰富,但这样的作品需要高超的导演和出色的演员,类似的影视作品凤毛麟角。就整体而言,文学作品的影像改编,基于影视受众的大众化和表现方式的具象化,大多都很难企及文学文本意义和内涵的丰富性。王安忆就批评说:“很多名著被拍成了电影,使我们对这些名著的印象被电影留下来的印象所替代,而电影告诉我们的通常是一个最通俗、最平庸的故事。”
二、是影像的直观容易导致人们感觉的迟钝与心灵的粗鄙化
这与文学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文学是探讨人类可能性的艺术,是伟大心灵在不同时空中的幽思感叹,文学可以抵达镜头无法触及的地方,抵达人的精神高处和内心深处。读者通过和伟大心灵的交流,从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影像主要依赖于视觉印象的直观,故是人类童年期的最爱。读图较少深度情感的掺和,尤其缺乏心灵的共振与摇荡,容易造成心灵的惰性和情感上的从众,使人沉迷于世俗趣味。人自由敏锐的心灵往往容易被影像的平面化直观性所俘获。心理学研究证实,长期置身图像环境的人对世界的感受能力会有所下降,而且图像往往带着物的痕迹,容易造成人的诗性感悟力的衰退,从而影响到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欲望。“影视表现手法的逼真性、假定性、故事性和大众化要求,造成了文学文本想象空间被挤压,掏空了文学的诗性和美感,使文学本性中的崇高越发不能承受影视化接受之轻。”现代人喜欢影像直观带来的视觉,常常忽略了对思想和心灵的深度开掘,从而造成对世界诗意把握能力的退化,这是需要加倍警惕的。三是影像的时尚追求与文学的精神性之间存在矛盾。影像以吸引人的注意力为第一要旨,往往追慕时尚,打着时代的烙印和追逐商业利润的痕迹。即使是改编于上世纪的影视作品,时代印痕也非常明显。当今的电视媒体,被称为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受众的宽泛,他们必须尽量调和满足多数人的口味,追求审美的社会平均数。影视的大众文化特征,其对世俗欲望的渲染、炒作,煽情就成为惯用的招数;媒体的行为往往带着明显的商业目的,那些用“文化”或者“艺术”精心包装的东西,其背后多为利益所限,往往与艺术无关。如 2004 年北京电视台播出的 28 集电视剧《林海雪原》,就给杨子荣、少剑波增加了许多三角感情戏,以至于被网络戏称为“林海情缘”。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借王琦瑶与几个男性间的情感纠葛,重点是对城市与人生命运的思考,表现上海的市民化和对日常生活的偏爱。而被关锦鹏改编成电影,则变成了“一女四男”的情爱戏,小说被置换成了一个旧上海的故事。文学追求的主要是精神价值,是尽量远离现实的理想高蹈。虽然受消费文化滥觞的影响,文坛也出现了大量的时尚化读物,但文学的世界主流还是其对高贵精神的捍卫和对人性丰富可能的透视,尤其是对人类诗性的坚持。作为文学教育者,我们不排斥影像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但我们更应坚守文学的精神矿藏,尤其是不能通过影像读图来替代文学文本的阅读体验。四是文学作品在影像改编中容易出现时代性的误读现象。影像比之文学而言,具有更强的社会文化特征,这也造成一些影像对文学作品意义的理解带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阿 Q 正传》经过 1958年和 1981 年两次电影改编,前者明显是在附和政治革命,后者又过分夸大人物的喜剧元素,尤其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启蒙意识的迎合,体现为另一种形式的教化。而到 1999 年改编成《阿 Q 的故事》电视剧的时候,后现代的戏说背离了原著的精神,恶搞与戏谑一起上阵,阿 Q 被打扮成一个后现代的“英雄”。一些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更是被大众趣味或者社会潮流牵着鼻子走。电影《白鹿原》走的是感情戏的路线,而电影《高兴》把农民离乡进城的艰难与悲情打上时代的亮色,把悲剧演成了正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影视剧改编,比较重视悲剧情愫与启蒙情怀,而当下则过于强调欲望叙事与迎合社会主旋律。如果仅仅通过影像资料来理解文学作品,或者把影像等同文学作品,势必导致对文学作品的误读。影像对文学作品的故事性诠释较为容易,但对文学的美感和更深层次的内涵,尤其是诗性韵味的表现,却有相当难度。面对影像质量的参差不齐,我们应披沙拣金,发现那些好的作品,但绝不可以把影像读图视为一条代替文字阅读的捷径。
三、如何利用新媒介时代影像资源获取的便利
1.发挥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性价值功能
当代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主要集中在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这样三个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第一,就起大学美术教育的教育功能来说,“它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艺术教育承担着开启人的感知力、理解力、想象力、创造力,使人的内心情感和谐发展的重任。”换一种方式说,美术教育必须要做到“以人为本”,即:以人的实际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实现人之“主体性价值”。按照鲁迅所说:“美术可以辅以道德,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总之,美术教育功能是陶冶人之情操,净化人之心灵,让人们的主体性价值得到积极地发展,从而努力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席勒语)”。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的主体性包括了两个方面:首先人是实践主题,其次人又是精神主体。所谓实践主体,指的是人在实践过程中,与实践对象建立主客体的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这时人是实践的主体;所谓精神主体,指的是人在认识过程中与认识对象建立主客体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去认识的,这时人是精神主体。第二,就大学美术教育的认识功能来说,主要是指通过以艺术鉴赏为前提,去了解自然、认识历史、把握现实、体悟人生、扩大人生视野,以便获得智慧的启迪和指导生活的价值,不断向着新的意义攀升。第三,就大学美术教育的审美功能来说,它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获取知识,也不是为了接受教育的思想,而是为了人之身心愉悦,或者换一种方式说,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心身得到积极的休息,暂时摆脱外在社会的牵连,不与外在社会发生任何的功利瓜葛。因此,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总是一个不与现实社会发生任何利害瓜葛的世界,可以使人摆脱生活的千疮百孔,体验不能经历的冒险、不能得到慰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艺术的最初动机都莫过于此,当然,这也无疑构成了大学美术教育中主体性的作用和重要性。
2.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创造性品格
当代美术教育对于创造性品格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急功近利的情况,从这个立场出发,大学美术教育的创造性品格其主要体现在主体性的不断超越,即:超越前人、超越同代人和超越自己。超越前人是大学美术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整体所面对的任务,在他们的身后,是长长的过去,前人固然在教育方面有自己的创造,但过后却成为了过去、成为了传统。后起的美术教育工作者有权从传统中吸取养料,但却无法原本的模仿。所以,如果没有对前人的观点、理念和思想的创新,又何来进步,主体性的价值功能何以得到彰显呢?超越同代人是要求我们加强教育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彼此之间相互学习,并借以启发灵感,激发主体意识的创造品格。所以,超越自己的是实现大学美术教育中主体性发挥的必要条件,也只有充分发挥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性价值功能,才能使大学美术教育的创造性价值和意义得到实现。
二、结论
[关键词] 汉学家 中国现当代文学 翻译出版 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3-0114-05
Overseas Sinologists and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Foreign Countries
Cao Weng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235000)
[Abstract]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promote going-abroad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paper stresses approaches, channels, perspectives,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sinologists is beneficial supplement.
[Key words] Sinologis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y
1 引 言
中现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研究主要依靠世界各地的汉学家,比如,英国的卜立德、蓝诗玲等,美国的葛浩文、白睿文、金介甫、沙博理、金婉婷、梅仪慈、夏济安、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叶维廉等,法国的杜特莱、安妮、居里安等,德国的顾彬、马汉茂等,捷克的高利克、普实克等,加拿大的杜迈克、梁丽芳等,瑞典的陈安娜、马悦然等,澳大利亚的杜博妮、雷金庆等,荷兰的佛克马、柯雷等,俄罗斯的李福清、谢曼诺夫、费德林等,日本的吉田富夫、青野繁治,等等。本文仅从发生学的视角探讨如下一些问题:他们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有什么重要渠道?相关影响因素有哪些?有怎样的视角与维度?特点与意义是什么?
2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方式
汉学家群体中既有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也有致力于其他方面研究的,后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也不容忽视。比如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他的《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涉及萧军等中国现代作家,同样是美国历史学教授的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也论及萧军;美国神学家陶普义,在《论老舍对中国基督教会和“三自”原则的贡献》中,从神学的角度研究老舍,他还出版了专著《老舍,中国讲故事大师》。这些海外非文学专业的汉学家大大扩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空间,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远非简单的中文与外文之间的语码转换,它涉及目的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传统、文学观念以及读者的审美趣味、接受心理与思维习惯等传统翻译学之外各种复杂因素。因此,应该从文学社会学、文化翻译、译介学、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等多种视角加以考察。由此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是传统翻译学很难解决的难题,其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使得汉学家除了独自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外,还采取种种合作互动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学家与汉学家之间的合作。汉学家组织合作团队来翻译重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比如,铃木择郎等日本汉学家集体翻译《四世同堂》,在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刮起了一阵“老舍旋风”。 《四世同堂》之所以在日本成为畅销书,是因为这部以为背景的小说,“触动人们心灵的隐痛,加深了人们的忏悔”[1]。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与他的波兰学生斯乌普什基合作翻译《老舍短篇小说集》。
第二,汉学家与中国学者或海外华人合作。早在1940年代,罗伯特与白英和袁嘉华及中国学者杨周翰等编译《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录鲁迅、老舍、沈从文、杨振声、张天翼、施蛰存、端木蕻良、卞之琳和姚雪垠的短篇小说[2]。中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杨宪益成就卓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在翻译中的合作。他们一起创办外文版《中国文学》,向海外推出《熊猫丛书》,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英国汉学家詹纳尔翻译《西游记》时,每完成一章,都由中国学者汤伯文核定。美国汉学家沙博理也是在汤伯文的配合下,才完成《水浒传》的翻译出版。美国汉学家罗穆士对《三国演义》的翻译也得到中国学者任家桢的帮助。有“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3]之称的葛浩文与他的中国妻子林丽君合作翻译毕飞宇的小说《玉米》,使该作获得2010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
第三,汉学家与中国作家合作。如以研究萧红著称的葛浩文,对萧军也颇多关注,两人多次互访、通信。葛浩文还从萧军处获得了一些原始文献,在著述中多次谈到萧军的创作。他翻译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这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王际真曾写信向沈从文讨教,以便更好地翻译他的作品。 《四世同堂》的英译本是老舍与浦爱德(Miss.Ida Pruitt)共同完成的。在翻译过程中,老舍亲自念给不懂中文的浦爱德听[4]。杜博妮在翻译阿城的小说时,征求了阿城本人的意见,甚至还到小说中描写的西双版纳进行实地考察。德国汉学家顾彬与北岛、欧阳江河、杨炼、西川、王家新、张枣等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过从甚密,他们的诗很多是由顾彬译成德语,传播到德语国家。除了与被翻译的中国作家合作外,汉学家还请中国作家推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1932年日本汉学家田增涉为编译《世界幽默全集》的中国文学部分,请鲁迅推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鲁迅向他推荐了张天翼的《稀松的爱情故事》和《皮带》。1933年,朝鲜的金湛然想编译一部“世界文学”,请鲁迅推荐张天翼的作品。1930年代,鲁迅和茅盾与美国汉学家伊罗生共同编选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角》推荐具体的选目。
第四,汉学家、中国作家与海外出版机构合作。如赛珍珠夫妇在美国创办的公司出版了林语堂和老舍的很多作品,他们之间的合作为这两位中国作家在英语世界声名远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老舍与浦爱德合作翻译的《四世同堂》英译本以Yellow Storm之名1951年由美国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海外主流的出版机构通常会选择合适的汉学家来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葛浩文是英语世界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最成功的翻译家。他为英国企鹅出版集团翻译的中国当代作家姜戎的《狼图腾》,荣获曼氏亚洲文学奖,成为欧美主流图书市场的畅销书,引起西方主流媒体关注。当前,在海外产生较大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海外出版机构策划发行、由汉学家进行翻译的。在英语世界,除葛浩文外,白睿文、杜博妮、蓝诗玲等汉学家也积极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5]。一些在法国取得较大反响的中国作家大多与法国汉学家及出版机构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例如,池莉、余华与何碧玉以及南方书编出版社合作,莫言与尚德兰、杜特莱以及瑟伊出版社合作,王蒙与傅玉霜以及中国蓝出版社合作。
第五,汉学家与中国有关机构合作。苏州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著名大学经常邀请海外知名汉学家来中国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探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相关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合作出版《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近年来,中国作家协会实施“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翻译工程”,向海外汉学家提供资助。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也面向海外汉学家。
3 汉学家推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介质和渠道
汉学家推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要介质和渠道有外文网站、期刊、专集、图书馆、高校等公共空间。外文网站有港书网、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资源中心等。外文期刊有中国的《中国文学》《天下》,美国的《东西方评论》《亚洲》《今日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当代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散文、文章与评论》《哈佛亚洲学报》《东西方文学》和《20世纪中国》,日本的《北斗》《热风》《中国文学》《鲁迅研究》《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野草》《未名》《飚风》和《猫头鹰》,英国的《生活与文学》,法国的《欧罗巴》等。英文专辑有斯诺1936年编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王际真1944年编译的《当代中国小说选》,袁家骅、白英1946年合编的《当代中国小说选》,赵景深1946年编译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米尔顿、克里夫德1961年合编的《亚洲现代小说宝库》,翟楚、翟文伯1965年合编的《中国文学宝库:新散文文集,包括小说和戏剧》,夏志清1971年编选的《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白之1972年编译的《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芒如1979年编译的《革命的起源: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杜博妮、罗宾逊1979年编译的《遗腹子》,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1979年合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伊布雷1981年编译的《中国文明与社会》,刘绍铭、葛浩文1995年合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沙博理2002年编译的《中国现代名家短篇小说选》以及王德威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的《中国文学翻译系列》等。海外图书馆有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图书馆等。国外很多高校设立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圣母大学等,日本和韩国也有些大学设有研究中国文学的专门机构。汉学家还经常邀请中国当代作家到国外去讲学、朗诵,进行文学交流。充分利用教堂、城堡、会馆和图书馆等艺术氛围浓厚的公共空间,向国外传播中国文学。
4 汉学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制约性因素
汉学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选题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左右汉学家选择的因素是什么?汉学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制约性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接近性。文化接近性是J.斯特劳哈尔于1991年提出的一种理论,是指接受者倾向于接受与本地文化接近的传播内容,外来媒体内容若要被本地受众接受,就应该贴近或符合当地的文化。“文化接近性已经成为文化传播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6]在历史上很长时期,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国家就是儒家文化圈成员,长期共享汉文化成果。中国与这些国家同文同种,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文化根基相同,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这些国家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翻译较多。近代以来,中国的东北与韩国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产生了相似的文学现象,韩国汉学家倾向于翻译“东北作家群”的作品。陆文夫的《美食家》之所以被翻译到法国并成为畅销书,是因为法国有着十分深厚的美食文化传统,法国人同中国人一样崇尚美食文化。
二是政治。政治色彩浓厚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特色,也是海外读者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惯常视角。在二战后“冷战”思维影响下,西方与东方长期思想对立,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也必然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这些无疑都形成汉学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鲜明的政治视角。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要符合他所属国家的政治需要。《狼图腾》在海外出版时,出版商为了迎合某些西方读者的政治口味,刻意强化意识形态色彩,着力渲染作者经历与中国当代历史里敏感“时间节点”之间的联系。有这样一种文学现象,凡是在中国大陆有争议或被禁止出版的文学作品,都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比如,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李晓的《门规》等,诚如葛浩文所说:“美国人对讽刺的、批评政府的、唱反调的作品特别感兴趣。”[7]另一方面,应该承认意识形态差异性的存在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法和思路。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西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标志性著作,作者自述其写作动机竟然是“”。这部书以政治敌对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像茅盾、郭沫若、丁玲、赵树理这样的解放区或左翼作家大加攻击,充满了政治的偏见。李欧梵、王德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充满了政治视角。这种政治化的文学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文学补救的作用。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的被重新发现及其在文学史上应有地位的确立,正是夏志清的功劳。但同时这西方世界与中国政治对立在文学上的表现。
三是审美习惯。西方读者偏爱某些中国作家作品,这与他们的审美习惯有关。他们喜欢苏童的小说。在苏童题材多样的小说中,法国读者青睐其女性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如《红粉》《米》《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而且,译者考虑到法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对小说的叙述方式和结构都进行了改写:将原著中没有加引号的对话都加上引号;用感叹号来代替对话结束处的句号;将一些长段改成短段。为了照顾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葛浩文在翻译《狼图腾》时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他对原著进行了大量删改,删去了小说中的按语和议论部分,对小说进行了改写,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使译本更接近英语小说的结构,便于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葛浩文深知西方读者爱看连贯的故事,这种改写式的翻译,更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习惯。
5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视角
因立场、观点、学术背景和客观现实等方面的不同,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维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维度。海外汉学家把本体论、公共空间、主体性、民族国家等哲学思想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促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研究向纵深掘进。如,普实克研究了鲁迅小说的史诗性与抒情性,认为主体性与抒情性的结合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贡献[8]。韩国汉学家李福熙从哲学层面探讨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认为萧红的悲剧精神极具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越封建礼教、社会不公、阶级压迫、红尘之类的层次,表现为一种生命意识,这使她的小说跨越了人与动物、生与死的界限。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都主张用“日常生活叙事”解构左翼叙事和五四叙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德威、胡志德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省思,打通了晚清与五四,把中国现代文学向前延伸到晚清乃至晚明,正如王德威所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9]。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阐发,重新厘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格局,革新了述史范式,形成了晚清叙事、新左派叙事和启蒙主义叙事鼎足而立的三种文学史书写路向。
二是美学维度。美国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美学判断,显示出独特的审美取向和复杂流变。夏志清历来主张发现优美的文学作品,擅长用新批评的方法挖掘作品的审美意蕴。他肯定沈从文在小说中对优美情境的表现,赞赏张爱玲小说中自然意象的美学价值,如月亮这一意象在她的作品中被赋予朦胧、伤感、寒冷、仁慈、同情、光明等多种含义。夏志清褒奖钱钟书善用象征事物,能够将审美剖析与道德批评有机结合起来。李欧梵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早期,着力探求中国作家的浪漫质素。他的专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研究了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如苏曼殊、林纾、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萧军、蒋光慈等。后来,他的美学观转向了颓废美学。在他看来,上海促使施蛰存这类作家生成“怪诞”体验,颓废美构成了上海现代小说的审美特质,“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穆时英和叶灵风的小说表现了都市中的浮纨颓废,张爱玲把人生、历史和艺术对立,其小说被视为“颓废艺术”。王德威的美学视域则表现为抒情美学与怪诞美学的融合,他不仅着力挖掘小说中的怪诞美,还将怪诞美学的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结合起来。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他们的小说美学观自探求优美美学伊始,经数次转变后回归于追求抒情美学,与之相对应的审美批评也相应表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然后又回归传统的发展轨迹。
三是传记维度。如葛浩文在印第安纳大学师从教授传记文学的柳无忌,以《萧红评传》为题撰写博士论文。1976年,这篇论文在美国出版。这是海外第一部用英文出版的从传记角度研究萧红的著作。此后,美国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记研究成果丰硕,如胡志德的《钱钟书》、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记》、梅仪慈的《丁玲的小说》等。
四是跨文化维度。有的属于性别文化研究。如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探究革命与情爱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一经典主题是不断变化着的,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在文学中得以再现。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从大众文化、电影等多个视角,对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心理分析、广义左翼思潮兼容并蓄,考察了女性主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构建。有的属于地域文化研究。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从文化研究和现代性视角对“海派文学”和“上海文化”进行观照。史美书的《现代的诱惑》研究了中国“半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将京派与海派置于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双重视野之中,检讨出中国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联。
6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点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题对象的经典性。汉学家一般选择中国现当代经典作家作品来进行翻译与研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萧红、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丁玲、赵树理、老舍、王蒙、张洁、莫言、北岛、苏童、残雪、余华等。二是研究视角的多样性。除了前面讲到的思想视角、美学视角、传记视角和跨文化视角外,还有其他视角,如哲学视角、史学视角、文本视角等。三是研究的学理性和系统性。有的汉学家专门研究一个对象,如竹内好长期研究鲁迅,葛浩文是萧红研究专家,梅仪慈以研究沈从文见长。有的汉学家对某一命题有深入研究,如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的阐发,刘剑梅对革命与情爱这一经典主题的创见,张英进对文学与电影关系的研究等。四是研究成果的代表性。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高利克的《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普实克的《抒情与史诗》、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奚密的《现代汉诗》等。这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典性著作深刻地影响了内地文学史的研究方法、观念和视野,使重写文学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7 结 语
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有利于中外文学交流和中国文学在世界影响力的增强,还使中国文学研究在内地遭遇挫折的情况下,在海外却能继续下去。此外,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能够对国内的研究起到补救与纠偏的作用,可以为国内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启迪,与国内研究形成良好的互动,有力推动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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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全国的独立学院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起来,它们在扩大高等教育资源和高校办学规模方面贡献卓著。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独立学院无论是在办学理念、培养目标,还是生源群体上都和一、二本学校存在差别,而这种差别必然体现在课程的设置以及教学环节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中文系的基础课程,在独立学院如何发展,如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就成为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
要谈教学改革首本文由收集整理先要对学科的教学环境有个清醒的认识。以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海南大学三亚学院为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环境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首先,从学生生源和办学规模上看。独立学院俗称三本,分数线相对较低,学生基础薄弱。在海南大学三亚学院下设的9个分院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人文与传播分院规模较小,汉语言文学专业亦不属热门专业。在汉语言文学或是公关文秘专业学习的学生,不再是出于对文学的热衷而选择本专业,更多的是一种对专业不了解的状态。还有一部分则是被调剂过来,在一种不情愿的情况下开始学习中文,这样势必会影响今后的学习效果。以笔者两年来从事教学的经验发现,入校第一学期,学生都是一种懵懵懂懂的状态,还不能摆脱高中时的语文教学模式,这种状况在第二学期才能有所好转。
第二,从人才培养模式和课时情况看。独立学院紧抓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契机和社会转型时期细分市场对于人才的需求,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更多的从实用性人才入手,强调课程的实践性,这样势必给传统的基础性课程带来冲击。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课时量进行了重新调整,实践课时增加,理论课时减少。以海南大学三亚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为例,2008级共112学时,历时3个学期,2009级缩减到96学时,2个学期完成,2010级以后改为80学时。课时量远远小于非独立院校。
第三,从教学资源上看。独立学院由于创建时间较短,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一般比较齐备。以三亚学院为例,目前所有教室已配备多媒体。在现代化教学环境中,如何让传统基础性课程更进一步,就成为摆在任课教师面前的一个问题。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学院的历史较短,加之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在图书馆的建设方面还存在某些不足。很多作家、作品或是经典的版本缺失,这样都给教学或是研究包括学生课下阅读带来一定的困难。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应该从授课内容、教学方法、考评标准等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独立学院的发展需要。
一、教学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要讲授基本的文学史知识,培养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审美感悟能力,整个教学应该体现出知识性、文学性、人文性和学术性的统一。而由于课时的限制,也由于学生基础的制约,独立学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更应该注重对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还原到文本,注重文学感受和分析能力的培养,淡化“史”的线索。当然,淡化不是彻底的抛弃,而应该以“史”为线索,将文学现象以及作家、作品串联起来,点面结合,让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个整体的认知。同时,在教材的选择上也应该注意两点原则,理论性较强、研究性的教材尽量不选;过老的版本不选。既要符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又要借鉴一些新的理论资源。
二、教学方法
在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中,应打破原有的以教师讲授
为主的教学方式,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还原学生的学习中心位置,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在开学之初,就应该对教学过程作出周密部署,安排好老师和学生各自讲授内容,让学生分头准备,老师给予适当指导。这种方法,笔者曾在讲授80年代小说时在0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公关文秘专业做过对比性实验。汉语言班,提前布置,在老师讲完80年代小说概况后,学生登台介绍王蒙、张贤亮、贾平凹等重要作家及作品。由于学生课下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并自己动手制作了精美的课件,准备充分,所以学生反响热烈,教学效果明显。既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培养了动手制作能力,同时还锻炼了学生的课堂表达能力,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而公关文秘班采用了传统的授课方式,以老师讲授为主,整节课学生除了在忙于记笔记外,很难有个人独立思考和实践锻炼的机会。
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还应当增加讨论的机会,这对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性思维都大有帮助。讨论课也必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精心设置问题,在确保学生阅读过作品后才可以开始。讨论课也应以学生讨论为主,教师适时点拨和总结。我们还可以借鉴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如在个别学校,每次课前拿出5分钟,交给学生,让他们轮流介绍最新读过的作家、作品,在扩大了学生阅读面的同时,也培养了一个班级浓厚的学习氛围。
进行教学模式改革,现代化教学条件也应当充分利用。在有多媒体的条件下,应尽量用课件上课,一方面提高效率,线索性的标题和重要的内容可以在课件上展示,一目了然;另一方面,适当的加入一些与课堂内容相关的图片、资料、乃至音乐都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笔者在讲述郭沫若的诗歌时,在课件中穿插了一段《凤凰涅槃》的朗读资料。学生被其中激昂的情绪所感染,整堂课都精神饱满,学习、接受的效果都非常好。再有,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有针对性的指导学生访问一些文学网站、文学研究或评论网站。比如百家讲坛就是一块非常好的阵地,其中曾就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老舍、张恨水、张爱玲、钱钟书作过系列节目。还有世说新语栏目也同样是一档人文气息浓厚的节目。这些对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自主学习,启发思维都是有帮助的。再者,还可以建立现当代文学名著影视资料库,组织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观看,既可以丰富学生对现当代文学名著的感性认识,开阔视野,还可以比较文学原著与改编的影像资料的不同,从而深刻认识文学作品作为语言艺术的重要特征。甚至,部分学生可以以此为契机,作为突破口,做一种更深入的思考。笔者就有学生针对王安忆小说及影视改编进行比较写作毕业论文。
课外实践活动的倡导也是不容忽视的,可以组织学生排演现当代文学话剧,举办经典作品阅读报告会,开展现当代诗歌散文名篇朗诵会等。这些课外实践活动可以使学生焕发自身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打下良好的人文基础,培养健康人格,真正地愉快学习、自主成长,更好地走上社会。
三、考评标准
考评直接影响着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所以考核方式和考核内容的改革至关重要。目前现当代文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一般都是以闭卷考试的方式结课,形式相对单一。而考试内容的设置,笔者从这两年来出试题的经验看,也存在一个两难的尴尬境况。需要学生独立思考的题目,往往因书中缺少固定答案,所以学生普遍感觉较难,考核成绩不理想;而学生感觉相对容易的题目,多是记忆性的内容,对培养学生的独立判断、自我见解没有太大帮助。由此可见,考评内容的设定也和平常的教学方式息息相关。如果学生从大一开始平时就注重培养他的独立思考能力,这种两难的境况也许就能有所好转。
同时,我们也主张不能以一次考卷定结论,而应适当的加以平时成绩。这一点三亚学院做的很好,考试成绩占70%,平时成绩占30%,合在一起才是最终的总评成绩。作为平时的考核,也可以适当加入一些小论文的写作,这样既可以加深他们对平时学习内容的了解,也可以为最终毕业论文的写作奠定基础。
(一)师资较弱,难以胜任本科教学
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课程建设的灵魂所在。在成为本科院校之前,很多专科学校的老师多为本科学历。大多数学校升本之后,都会实施一些提高教师学历学位的措施,这对于提高师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教师们大都通过各种形式取得了硕士学位,但绝大部分是通过在职形式取得的。由于学历欠缺,又缺乏严格的学术训练,导致教师在知识结构、教学方式、能力素质等方面难以有质的提升,也就很难胜任本科阶段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工作。部分新升本科院校由于地理位置较偏僻,办学条件较差,办学经费较为紧张,在引进高学历教师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也就难以形成一支年龄、学历、职称等方面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缺乏有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
(二)教师的教育理念不能适应本科教学
教育理念就是人们追求教育的理想。升本之后,学校虽然会采取多种形式对教师进行培训,但在短期内很难搞清本科与专科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教学目标等方面的区别,甚至有不少教师认为本科就是比专科多一个学期的课程而已。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不少老师仍旧固守专科阶段的教学模式,只是多讲一部分文学史和作品,教学缺乏广度和深度,不能满足本科教学工作的需要,也就难以发挥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提升本科学生素养能力方面的作用。
(三)教学内容更新慢,教学手段落后
由于科研能力的限制,很多教师不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也就无法把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甚至有一些教师把多年前写的教案反复使用而不做任何更新,采用与中学语文类似的教学方法,认为讲文学史就是了解作家生平和分析作品总结其中心思想,根本没有自己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见解。在教学手段方面,即使采用了多媒体教学手段,也只是把教学内容一字不落地复制到课件上,板书变成了念课件。教师对知识体系的勾勒、课堂结构的设计和教材知识的整合等方面做的很不到位。
(四)生源整体质量偏低
新升本科院校的声誉往往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考生报考积极性不高,生源质量远不如老牌本科院校。再加上当今社会就业压力大,很多学生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将来的工作没有直接的作用,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英语、计算机等实用课程的学习上。
二、存在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以文本为根基,加大阅读原著经典
当下的现当代文学史以史德方式注重对整个文学发展脉络的梳理,对发展轨迹的描述,对重点作家作品的点拨,而相对忽略和轻视了文本阅读。老师和同学们热衷的是各学术期刊、论文专著所撰写或者转发的各类文学评论与文学批判,各类考核也以文学史的现象为主体,而忽略了对第一手文本作品的研究描述。更加奇怪的是师生对随手一个作品、随意一个作家都能评论的头头是道,对原本原典却没有完整、系统、深入地品读过。简单化和程式化的表达首先违背了文学教学的根本目的,它很难做到让学生在阅读思考中提升自己的审美分析能力、激荡自身的人文情怀,进而最直接地去感悟文学的魅力,而限于背诵熟记一些万能回答模式的条条框框。将教材、论文当中的给定结论作为定论来规范答案,严重限制了学生自由思考的空间。而在文学的四要素(作者、读者、世界、作品)中,作品才是根本,离开了作品,文学史、文学思潮、文学学派也就失去了依附的基础,再多分析也是纸上谈兵式地夸夸其谈。因此尤其在学生基础薄弱、师资力量较弱的新型本科更应该提倡、鼓励、支持、要求学生大力阅读原著。在课前教师可以告诉整个文学史的教学进度和大致规划,告知学生什么时间段大致应该阅读完哪些经典代表性篇章,保证自身阅读进度与教学进度跟进,有可能的话阅读整本的原著;课堂上课前可以抽查几名学生复述小说情节、畅谈散文感悟、背诵优美诗歌,真正能够鲜活地感受到文学作品的熏陶;课下也可以以小组形式让同学书写读书笔记、撰写课程小论文。
(二)改变传统教学方法,增强互动模式
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繁杂、各类流派交错层叠,原本传统式的课堂讲授方式往往让学生应接不暇,在上一节课的课程还没有理解消化吸收的同时下一节的内容又出现。因此教师可以适当调整教学方法,改革教学内容和模式。要寻求师生之间的“共振”和协调,既要学生跟上老师,也要老师服务学生,尽可能在与教学大纲等硬性规定不冲突的情况下,多一些软性的活动。因为教学过程不仅仅是忠实地执行教学课程计划的过程,更应该是一个师生共同熟悉课程、填充课程的过程。分成小组有代表的在课堂进行讨论演讲,在最大程度上增加了文学教学课堂的丰富性,扩大了信息量,提高了教学效益,同时触类旁通、融会贯通,真正使教学成为创造性的活动。
(三)改革原有考核方式,多以“大作业”形式
如今的现当代文学考核方式仍多以书面为主,而且题型基本稳固在名词解释、简答、论述、作品赏析的老态模式。学生也只需要将可能考试试题进行整合,考前突击硬背一下就可以应付。这种单一的书面考试确实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生知识的识记与掌握,但是在相当程度上也滋生了学生懒惰心态,以为考前刻苦背书就能够过关。因此教师在考核上要尽可能使用“大作业”的方式,由一元到多元让学生开动脑筋。比如制作关于现当代某位著名作家的年谱,让大家知晓分享作家一生的起伏事迹;排练优秀话剧,在彼此协作当中增强自身的团队意识、角色意识,培养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分享作家的照片、手稿、作品原版封面设计等图片;抑或者让大家分享介绍自己获取文献、查找文献的经历,为将来撰写专业的学术论文打下基础。总之尽可能多种考核综合考察,减少单一方式的简单命题,只有老师想尽办法、出尽点子,才能防止学生懒惰,应付考试。
(四)依托地方文化资源,学以致用显成效
绝大部分的新生本科院校都是地方院校,更多的是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因此依托地方资源,在地方文化热土当中吸取营养、感悟文化是水到渠成,也是必然要求。现当代文学教学时一方面可以“走出去”,尽可能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作家故乡实地考察,研究特定时代的人文环境和特有底蕴。这种将原先传统的“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体系当中加上“实践育人”更易凸显实效。以我校所在地新乡市为例,以刘震云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家已经进入了文学史教材。在课堂讲授的同时,就可以组织学生去探寻作家足迹、参观博物馆与展览馆、做社会调查,这样就可以建立文化底蕴,提高其在社会实践中融会贯通文学知识的能力和素质。另一种就是“请进来”,邀请本地作家、诗人代表来学校和学生面对面做直接的沟通交流,让大家真正近距离了解作家的生活状态、喜怒哀乐,分享作家们的创作经历、展示其创作成绩、更直接地去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