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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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今年60岁的赵久富瘦高，精干，健谈，一口郧县乡音。五年前，他带头搬迁。如今，在黄冈这片红土地上，他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致富路。“领头羊”的抉择

2009年秋天，余咀村被确定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移民试点村，村民们炸开了锅：“搬到平原地方，洪水来了怎么办？”

赵久富是该村连任26年的老村支书。其年迈的父母不愿离开故土，妻子严重晕车，患有类风湿病，更是“淡迁色变”。

按南水北调移民政策，在水库172米水线以上的赵久富一家可选择内安，可他清楚：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他若不带头，搬迁工作很难开展。当过干部的父亲赵守德关键时候推儿子一把：“娃子你去吧，都不想走，南水北调调不成了！”

做通了妻子的思想工作，赵久富第一个在外迁协议上签了字。

他和其他村干部走进每家每户，耐心地解释政策。为了使移民户都信服，他5次到团风县安置地考察，每次都要拍许多照片、录几段视频，回来后形成考察报告，组织移民观看、讨论。终于，家家户户都签了字。

搬迁的时间定在了2010年4月30日清晨。头天夜里，家当都搬上了卡车，一家人遮风挡雨、生息繁衍的屋子空了。赵久富拆下自家四扇门板当饭桌，拿出自酿的黄酒，将40多位乡亲请到家里，喝下临行前的最后一碗酒。

第二天。客车载着赵久富等271名余咀村移民驶向黄冈。他们是郧县第一批外迁移民，掀开了南水北调工程几十万移民浩荡外迁的历史一页。

游子的眼泪

搬迁那天，军旅出身的硬汉赵久富偷偷流了两场泪。

赵久富担心临走的时候老父母一哭令他迈不动步子，提前把两位老人送去了妹妹家。可第二天一大早，母亲拄着拐棍，步行5公里赶到了移民现场，拉着儿子的手，老泪纵横。赵久富硬着心肠上了车，直到客车拐过村口，他见不着母亲那瘦弱的身影、银白的头发，泪水瞬间决堤。

车队走到武当山的时候。一位村干部给他打电话说，他家的房子已经拆了。听到这个消息，赵久富两行眼泪夺眶而出。回忆起建这房子时，通村公路还没修，砖瓦只能用船运到汉江边，然后靠人力往上搬，100多米远，一砖一瓦都是赵久富和妻子用肩膀扛上去的。

房子拆了可以新建，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园扎根在记忆里。而对父母双亲的亏欠是心中永远的痛。赵久富说：“父亲是在我搬迁之后第三个年头去世的。他老人家走的时候，我千里迢迢赶回去，喊破了嗓子。他都没有知觉了。这个事情，一想起来，心里就特别难过。”

党旗下的承诺

五年前，赵久富在鲜艳的党旗面前郑重地说：“我是一名移民党员，即将离开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在走之前庄重地向党旗宣誓，一定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带领所有移民党员搞好移民工作，请党放心，我们的移民党员一定能够在新的家园团风县搞好生产。”

为了实现党旗下的承诺，赵久富付出不少心血。搬来团风的时候，他还是一头黑发，如今已头发花白。

刚搬来团风，时值盛夏。赵久富与镇里干部夜晚开会，制定方案，白天冒着炎热行走在田间地头，全村6000多亩耕地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就顺利地分给了村民。为脑瘫患者申请低保、为五保户找工作、推荐年轻人参加“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官”培训……说起赵书记为大家办的实事，村民无不竖起大拇指。

赵久富积极奔走，与党委、政府、移民局等有关部门以及企业沟通联络，为移民争取到800多个“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引进武汉中兴公司，打造黄湖现代农业园，投产后将每年带动农民增收1000万元以上；倡导成立各种专业合作社，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社会管理，成立服务队和治安巡逻队，全方位服务移民。

如今，黄湖新村已是全国最大的移民安置点，现有移民874户，3723人。在各级政府和全村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为全国、全省移民工作提供了优良的示范参观点。

村干部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我们赴江苏省宿迁市挂职学习小组，在市委组织部统一领导和宿迁市委组织部、沭阳县委、县政府及有关乡镇（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实地挂职、主动参与、调查了解、展开座谈、走访部门等多种形式，对沭阳县近年来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不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进行了考察学习，并对了解的情况有了初浅认识和体会。

一、基本情况

沭阳县位于江苏省北部，南北55公里，东西60公里，地形西高东低，平均海拔5米左右（全县最高峰海拔70米）。全县国土面积229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204万亩，水面45.28万亩，荒滩 13.5万亩，为江苏省陆域面积第一大县。该县属暖温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均气温14.2℃，年均降水量910毫米，年均日照总时数2291.6小时。沭阳县交通便利，京沪高速公路、新长铁路、205国道、324、326、245省道穿境而过，全县乡乡通柏油路，总里程约450公里。

沭阳县现辖37个乡镇、1个农场，总人口174万人，非农人口46.98人，为全国人口第一大县，城镇化率27%。该县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和全国优质商品猪生产基地县，是有名的“杨树产业之乡”，先后三次被授予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2000年被评为全国绿化百佳县。这里是闻名全国的“花木之乡”，拥有花卉品种3000余种，颜集镇2001年被中国花木协会评为“中国花卉之乡”，新河镇2000年被省花木协会评为“花木之乡”。

到2002年底，沭阳县国内生产总值77.02亿元，其中第一产业28.14亿元，第二产业26.53亿元，第三产业22.35亿元。工业总产值27.1亿元，实现财政收入3061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344元。该县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三分之一。204万亩耕地面积，复种指数为2。2002年粮食播种面积229.1万亩，总产量84.7万吨；棉花面积9.46万亩，总产0.76万吨；油料总产量5.97万吨；蔬菜、瓜果面积59.9万亩，花卉面积22.5万亩，食用菌面积0.5亿平方尺。生猪饲养量156万头，家禽1513.7万只，水产养殖面积15万亩，特种养殖6万亩，水产品产量2.9万吨，实现渔业产值2.15亿元。以木材、蔬菜、禽肉类等为主的大中型农副产品加工企业近20个，各类专业批发市场26个，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各类专业协会80多个，农民经济人达到了3万余人；全县共有市、县级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区5个。全县成活林面积累计59万亩，农田林网达200万亩，四旁植树3000余万株；活立木总蓄积量380万立方米，木材林覆盖率达27.9% ；绿化苗木面积近16万亩，年产值近6亿元，销售收入5亿多元。全县木材加工企业和大户发展到2300余户。

二、主要经验与做法

沭阳县把农业结构调整放在了全县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衡量一个乡镇农业结构调整是否调出成效,就看这个乡镇在结构调整中是否形成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为此，全县上下对主导产业优势明显的乡镇，实行做大规模，扩大影响，促大效益的办法；对尚无优势项目或优势不明显的乡镇，一方面在本地寻找农业结构调整中的增收亮点，加以放大。另一方面尽快组织乡村干部和种养大户走出去，学习借鉴先进乡镇和外地经验，筛选项目，把规模抓上去，把主导产业抓出来，真正地使当地农业主导产业明晰，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他们的主要经验与作法是:

1、坚持科学规划，不断扩大产业规模。沭阳县的许多乡镇在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特别注重区域种植和规模养殖，从计划到落实，再到督促检查验收，每个环节都少不了对照规划抓落实。在这个县的许多乡镇，单从农业结构调整规划意见就可以看到， 种植什么，养殖什么，都做了具体规定。对未按规划实施的包村干部、村支书、村主任要追究责任，以约束干部的从政行为。花木产业是该县潜力巨大的特色产业,种植花木的效益与种植粮食等作物相比，一般在10：1左右甚至更高，扩大花木种植面积，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为此，他们采取的办法首先是大力巩固老区，花木生产老区新河、颜集两镇，按照“走花路、念花经、发花财、奔小康”的指导思想，不断扩大种植规模，面积达到8万多亩，占全县花木总面积的35.6%，形成了盆景制作、常青类苗木、草坪、月季、花果立体种植等五大生产基地。其次是积极拓展新区。按照“统一规划、形成规模、发展精品、提高效益”的总体思路，在四个乡镇扩大花卉苗木面积近4万亩，新建苗木生产基地10多家。第三是建立花木生产带。按照“发挥交通区位优势，展示花木大县形象”的发展思路，在205国道、京沪高速公路建立花木生产基地9个，使交通要道成为展示沭阳花木形象的“窗口”。

2、立足区位优势，发展特色主导产业。他们把发展特色主导产业作为大力调整农业结构的关键措施来抓，用发展主导产业带动农业结构调整。 到目前，全县已形成了四大特色主导产业。一是花卉产业。全县花卉苗木总面积达到22.5万亩，品种3000余种，盆景80余万盆，花卉专业市场10余个，花木协会8家，花木企业20余家，花木经济人1万余人，年销售花木收入10亿元。年内花木将实现25万亩，明年30万亩的目标。花卉产业基地重点分布在颜集、新河、扎下、庙头和潼阳五个镇。二是蔬菜产业。全县瓜菜面积近60多万亩，其中反季节蔬菜25万亩，西甜瓜10万亩，总产值达6亿元。到2004年，瓜菜复种面积发展到80万亩，其中设施栽培达到30万亩，产业基地重点分布在潼阳、茆圩、庙头、华冲、吴集、万匹等乡镇。三是林木产业。全县成片林面积达到59万亩，活立木总蓄积量380万立方米，木材加工企业2000余家，从业人员5.4万人，总产值33多亿元。林木产业覆盖了全县37个乡镇、1个农场，林木覆盖率达到27.9%。四是食用菌产业。该产业由2001年的不足300万平方尺，发展到今年的1亿平方尺，耿圩、北丁集、陇集、悦来、七雄、沂涛等乡镇的面积都突破了700万平方尺。主要品种为蘑菇、平菇、草菇，同时又积极发展了具有出口创汇潜力的香菇、茶树菇、竹荪、猴头菇等。

3、活化机制创新，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结构调了，伴随着农副产品数量和质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为此，只有通过产业化经营才能参与大市场竞争，着重在壮大龙头企业、搞活市场流通上下功夫。在壮大龙头企业上，重点扶持了一批产业关联度大、科技含量高、辐射力强、市场占有率高、规模效益好的农业龙头企业。如先后成立了苏北花木盆景公司、花卉林果总公司、绿化花木集团公司等集园艺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化花木实业公司，这些公司年产值均在千万元以上，其中二级资质企业3家。为了提高沭阳花木、西瓜等农产品的知名度，促进农产品销售，他们实施了“品牌战略”。全县共有九大类农产品申报了44个品牌，品牌农产品的种植面积达5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申报注册的“虞姬”牌花木、“蜜蜜”牌西瓜、“高墟”牌大米等闻名遐尔。在投资100万元资金改扩建的新河镇周圈花卉盆景长廊和大营中心花园，带动花木生产的农户达2800余户，户均收入4万元，拉动了全镇4万亩花木业的发展，使新河镇成为沭阳首家无粮镇，被誉为“花卉第一乡”。在搞活市场流通上，由过去单一抓生产为既抓生产又抓流通。为了加快信息传播渠道，市、县两级分别在《宿迁日报》、《沭阳资讯》、《沭阳通讯》等报纸刊物上刊登农产品有关信息，帮助农民通过了解掌握农产品价格行情指导生产经营。不断加快专业特色市场建设，注重培育和发展与花卉、木材、蔬菜、食用菌主导产业相接的农村市场。全县37个乡镇、1个农场，乡乡都有2——3个专业特色市场。如潼阳镇有花生专卖市场、粮油营销市场，十字镇有水产品专卖市场，贤官镇有木材市场和大葱蔬菜批发市场等。

4、实施科教兴农，增强发展后劲。一是信息服务。各乡镇各相关单位建立农业信息服务机构，进行市场调查、分析。建立相应的网站网面，定期、交流有关生产、技术、销售信息。收集国内国际全局性的中长期市场信息，进行整理，准确预测、预报， 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二是技术服务。建立健全农业服务体系，提高农技服务水平。大力推广诸如耕地净化技术、投入品无害化技术、轻型栽培技术、秸杆返田技术、精准施肥技术、人工授精技术、胚胎移植技术、高效养殖技术等一批适用新技术。积极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加大新技术的普及力度，通过举办各类科技培训班、专业技术讲座，全面提高农业经营者的素质。 三是流通服务。进一步深化粮食、供销、外贸等涉农流通部门的改革，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营观念、经营模式、经营手段，为农产品物畅其流创造条件。新建改建一批特色明显，功能齐全的专业市场，开拓大中城市的外埠市场。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社和其他农业经营服务组织，培育和壮大农村经济人队伍，使之成为现阶段开拓农村市场、搞活农产品流通的生力军、 主力军。四是政策服务。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使土地向种养大户手中集中，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在税收、资金、土地、供电等方面制定并采取优惠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的宽松环境。通过加大对调整的资金扶持力度，增加信贷额度，同时增加项目投资，缓解农业结构调整资金不足的矛盾。

三、几点体会

赴沭阳挂职学习，时间虽短，但体会较多，感触颇深：

体会之一，坚持科学规划是实施农业结构调整的基础。规划是有序做好多项工作的前提。只有科学的规划，才能使工作有循可遵、有的放矢。而科学的规划、认真的落实，必然会带来良好的效应。农业结构调整是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必须科学规划、统筹兼顾，实事求是地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发展模式，并要进一步强化落实，将有关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基层和田间地块。对于农业内部的各业也要坚持分类指导的原则，切忌“一刀切”，但总的都应坚持“效益优先”的原则，并充分发挥地区特色和区位优势，发展适合本地生产，又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品种和产业。

体会之二，强化技术服务是实施农业结构调整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哪里的科学技术运用的好、运用的多，哪里的生产力就发展迅速。不断强化农业技术服务是有效提高农业科技含量最直接的方式，是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的助推器，也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要多渠道、多形式地对农民进行栽培技术、养殖技术、管理技术、营销技术等方面的培训。要采取请专家学者举办培训班、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巡回讲解、利用新闻媒体宣传报道、组织村干部、种养殖大户现场观摩先进典型等多种形式，为农民传授技术，解决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体会之三，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施农业结构调整“卖出去”战略的根本。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外联市场、内联基地（农户），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方式。通过“公司加农户”、“市场带农户”等多种形式，引导农户按照市场经济准则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合同化销售，最终实现农产品递次增值。要制定、落实好各项优惠政策，加大对现有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提升农产品质量档次，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要积极发展和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村经纪人队伍，充分发挥其在生产和流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使之成为开拓市场、搞活流通的主力军。要培育品牌、创新品牌，通过全面实施品牌战略，进一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要提高和完善现有各类批发交易市场建设，促其上规模、上档次，并新建一批特色明显、功能齐全的专业市场，重点在完善市场软环境建设、健全市场体系上下功夫。

村干部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占总人口约70％的人民目前或将来的生活质量，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是其中的关键内容之一。随着老龄化浪潮汹涌而来，农村养老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和紧迫。为了寻找合适的解决途径，我国政府从8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性地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有10多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6—1992年，为试点阶段。1986年，民政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在江苏沙洲县召开了“全国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会议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决定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成为首批试点地区。

第二阶段：1992年—1998年，为推广阶段。1991年6月，原民政部农村养老办公室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下简称《基本方案》），确定了以县为基本单位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则，决定1992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公布实施。此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各地推广开来，参保人数不断上升，到1997年底，已有8200万农民投保。

第三阶段：1998年以后进入衰退阶段。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门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这个阶段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入停顿状态。官方对这项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1999年7月，国务院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决定对已有的业务实行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有条件的地区应逐步向商业保险过渡。

从以上几个发展阶段来看，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上是并不成功的。在理论上，这一制度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批评。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直是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全面地反映了各地各时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在目前这一政策面临转折时，对这些研究进行综合分析，能使我们全面地总结这项工作的经验教训，为今后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工作提供参考。本文在大量查阅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来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发现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现有文献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宏观必要性基本上没有异议。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对保障老年农民的利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进步都有积极意义。另外，它还有助于减轻农民“养儿防老”的思想，从而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何承金等人的研究认为，中国西部农村人口控制的主要障碍在于社会保障体系残缺不全，农民养老难以落实。

更多的研究从微观经济个体的养老需求与供给出发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农村家庭的小型化，大量青壮年农民流向城市，老年农民社会地位下降等原因造成了近年来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逐步淡化、弱化。而土地、家庭储蓄和农民自身的养老能力都难以担负起老年农民的生活保障。

尽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必要建立，可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能否建立起真正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呢？一些文献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约束性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我国资金有限，而城市又处于经济改革的中心，在资金的竞争性使用中具有优势；而且福利国家的困境对政府的警示作用使国家不敢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投入太多，因此现阶段我国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区的社区保障作为替代。杨翠迎、张晖等人分析了我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可行性，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从世界经验来看，马利敏认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大比例的农村人口决定了现在不宜把农业家庭人口纳入帐户养老保险体系。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诸多问题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这些问题中，有的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有的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前者主要包括：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基本方案》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资金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这样，由于大多数集体无力或不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予补助，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得不到任何补贴，在这种资金筹集方式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或鼓励性储蓄，也正因为这一点导致了不可能强制要求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如果要使这项工作开展下去，常常需要采取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这又违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自愿性原则。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制度设计时就使其执行陷入了两难境地。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制度上的不稳定性。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在民政部颁布的《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形成的，这些办法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因此各地对这一政策的建立、撤消，保险金的筹集、运用以及养老金的发放都只是按照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某些长官的意愿执行的，不是农民与政府的一种持久性契约，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实际上，我国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态度也时常发生动摇，导致了本来就心存疑虑的农民更加不愿投保。这也是缺乏法律保障的结果。

3）基金保值增值困难。《基本方案》规定，“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主要以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实现保值增值。”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缺乏投资人才，有关部门一般都采取存入银行的方式。但是1996年下半年以来，银行利率不断下调，再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要保值已经相当困难，更不用说增值。这一方面造成政府的包袱加重，现已出现参保的人越多，国家赔得越多的局面。另一方面，为了使资金能够平衡运行，国家原先承诺的养老保险帐户的利率只好下调，造成投保人实际收益明显低于按过去高利率计算出的养老金，使人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信心更是大打折扣。D·盖尔·约翰逊指出，由于中国1993—1997年的投资收益率为负，对于从1993—1997年每年投入了同等数量保金的个人来说，他们积累的基金实际价值低于他们支付出的保费（D.盖尔·约翰逊1999）。

4）保障水平过低。《基本方案》规定，农民交纳保险费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2元、4元、6元、8元……20元等10个档次缴费。但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信心等原因，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档次。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可以领取4.7元，15年后每月可以领取9.9元（王国军2000），这点钱对农民养老来说，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每月投保4元、6元甚至是10元，也仍然难以起到养老保障的作用。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包括：

1）基金的管理不够规范与完善。1998年以前全国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集、保管、运营和发放全是由民政部门一家负责，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一地的民政部门又直接受制于当地的政府。因此当政府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或有什么建设项目缺少资金时，有时就会要求动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对这样的要求，民政部门往往难以拒绝。因此各地挤占、挪用和非法占用基金的情况时有发生，基金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给今后的发放工作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2）机构管理费用入不敷出。按照《基本方案》的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的经费可以按所收取基金的3％来支取。但是按规定提取的管理费难以满足开展业务的需要。有的市（县）提取的管理费连给职工发工资也不够，加上会议费、宣传费等，空缺更大。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机构的管理费都已明确规定不从保险基金中支取了（何承金等2000），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却仍然要靠这一渠道来解决工作经费。

3）干部群众在享受集体补贴方面差距过大。《基本方案》规定：“同一投保单位，投保对象平等享受集体补助。”但在全国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执行过程中，同一个行政村的干部和群众却不平等享受集体补助。参加投保的绝大多数村和乡镇是补干部，不补群众；少数村都补的，也是干部补得多，群众补得少。群众一般一年仅补助3-5元，而干部补助少则几百元，多则数千元，上万元（彭希哲等1996）。这样大的差距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农村社会不公平，强化了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抵触情绪。

4）多种形式的保险并存，形成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吴云高1998）。在苏南地区，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开展得较早，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养老保险形式：有民政部门组织实施的，有乡镇合作经济组织办理的，有社会保障局办理的，等等。它们各自为政，操作方法各不相同，导致了原本就“稀薄”的资金更加分散，缺乏规模效应。在其他地区，由民政部门组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保险也产生竞争，虽然竞争本身可以给投保农民带来实惠，但由于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商业保险往往受到排挤，打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尽管存在着以上这些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失为一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解决农村老年经济保障的重要方式。应当在现有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不应全盘否定其积极作用。但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这一制度持否定态度。有人认为，“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平衡”（田凯2000）；有人认为，“当前试点中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是一个能够担负起农村跨世纪社会养老责任的制度，需要更有效的制度来取而代之”（马利敏1999）；有的人甚至认为，这项举措“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王国军2000）。

三、农村社会化养老的区域研究

从实践情况来看，我国农村养老仍主要依赖于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范围还十分有限。在众多的相关研究中，有相当部分的文献研究不同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情况。文献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域差异。王海江对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农民所在省份对其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有显著的解释性（王海江，1998）。薛兴利等的调查也表明集体经济越发达、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村领导越强的乡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情况越好（薛兴利等1998）。从全国来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情况是东部沿海地区显著地好于中西部地区，上海、江苏、山东等地区已达到较高的覆盖率，而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推行这一政策十分困难。

但几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其对老年农民的保障并非完全依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相反，他们往往是在《基本方案》的做法之外，发展了不同方式、各有特色的社会化养老。

1.苏南模式。苏南农村目前的老年保障模式是一种多形式并存的局面，其基本特征是“以家庭保障为基础，社区保障为核心，商业性保险为补充”（彭希哲等1996），上海市农村也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社区保障是社区范围内统筹的制度，社区成员一般都享有类似的保障福利而不受其就业的那个企业的经营状况的直接影响。它在资金上主要依赖于社区公共资金的投入，而社区公共资金又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的盈利。苏南是我国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因此集体有能力对社区成员的养老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彭希哲等1996）。民政部门组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这里也有较高的覆盖面，但在资金筹集上，苏南模式有其独特之处：一是集体补助所占比例较高；二是基金筹集标准不是按照《基本方案》中的10个等级，而是被大大提高了，以适应当地的生活水平，确实保障老年农民的基本生活。比如上海嘉定区的实际操作中，个人年缴费标准分为3档：240元、180元和120元。企业缴费则按企业不同性质区分不同的缴费标准。农村“三资”企业，按上月农方职工工资总额的25.5％缴费；农村私营企业按上年度计税工资标准的25.5％缴费；农村个体工商户，户主按上年度计税工资标准的10％，为本人和农民帮工缴费。

2.山东模式。整个山东省的农村养老保障仍以家庭保障为主，但它是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几个试点地区之一，也是全国投保绝对人数最多的省区。在资金筹集方面，该地区基本是按照（基本方案）的规定来实行，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的比例很小，只占已交纳保险基金的约15％。而且其中的绝大部分补助给村干部、乡镇企业职工等“特殊职业”的人口。山东省农民的投保标准普遍很低，一般都是2—4元／月的水平（彭希哲等1996），因此未来的养老保障能力也很低。

3.广东模式。确切地说，这也是一种社区保障模式。它通过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中的年龄股和集体股来实现对农村老年人口的经济保障“”。所谓年龄股就是个人所拥有的股份数额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因此老人总能拥有较多的股份。集体股是属集体经济组织或企业所有者所有，集体股的主要用途之一是作为公益金，老年福利支出是公益金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针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在执行中出现的上述问题，许多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村养老保障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应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扶持。不少研究者注意到缺少政府扶持是农民缺乏投保热情的根本原因，因此针对目前集体补助比重过小，国家扶持微乎其微的状况，均提出应适当提高集体补助的比重，加大政府扶持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真正具有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福利性”，才能调动起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2.应当确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地位，使其具有制度上的稳定性。国家关于农村养老保险的方针政策变化无常，不利于这项工作的开展。全国各地在这方面也没有规范统一的业务、财务及档案管理的规章制度，这都导致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稳定性。而通过立法是达到稳定政策的最好途径。

3.应提高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以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支付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投资本身就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问，我国这方面的人才非常稀缺；而且目前我国风险较小、回报较高的投资渠道很少，但是许多文献仍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和改革的方向。比如，①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推行投资制，将部分养老保险基金交由专业投资公司进行投资，以提高积累资金的增值率。②由于农村养老保险以县为覆盖范围，因此基金大多集中在县级保障部门，其保值增值受到人才、信息、投资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可以规定，不能保证适当增值率的投资主体，要在一定期限内放弃投资权，将养老保险基金全部或部分上缴，由省级部门负责保值增值并承担责任。省级部门不能实现保值增值的，可以将基金交由全国有关机构管理。福建省就是采用的这种办法，效果比较好。

另外，王国军主张完全放弃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另起炉灶，建立“从城乡‘二元’保障到基本保障、补充保障和附加保障的城乡有机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基本保障中，农业劳动者通过税收的方式，向全国统一社会养老保障机构交纳社会养老保障税，社会养老保障税率应按各地农民的收入水平、物价指数和人口预期寿命而分别制定；在补充保险中，如果农民受雇于人，超过一段时间后，雇主和雇工必须按雇工工资的法定比率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交纳社会补充保障费；在附加保障中，农民可以参加商业保险或个人储蓄的方式获得保障（刘书鹤等1998）。

五、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尽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进行了10多年，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文献，但由于为农民这类非雇佣的独立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障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而且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实力还不够发达，农村的社会生产力总体而言还比较落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到目前为止，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然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其中比较关键的是以下几个：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筹资方式

许多研究者都提出应当在农村养老基金筹集时增加政府扶持的力度。但是这个“力度”应当有多大比较合适，即既能充分调动农民投保的积极性，政府又能承担得起？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如何？对于这些问题，都缺乏明确的定量分析，甚至连定量分析的框架也没有，这样“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便缺乏科学的指导，难以落实。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机构设置

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管理和发放应当遵循三权分立的原则。但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1998年以前基本上完全由民政部门独立管理，1998年以后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也是一家说了算。权利缺乏监督是基金安全难以保障的关键，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机构设置应当进行改革。但怎样改，怎样体现权利的监督与制衡是目前已有的文献中研究得较少的问题。

3.城乡养老保险的衔接问题

我国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两套体系，两者不存在可换算的基础，根本无法衔接。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城市化的步伐将会加快，有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流向城市，两种不相衔接的养老保险体系将成为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因此，王国军提出了“‘三维’的城乡有机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非常有益的尝试，但其中有一些关键问题仍无法解决。比如在基本保障中，国家是否给予补贴？如果给，给多少比较合适？如果不给，较富裕的农民是否会感觉“吃亏”而不愿参加？因此关于这个方案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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