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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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法治论文范文第1篇
1.1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新世纪以来，国务院先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新形势下，提出，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税务部门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管理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必须有效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部署要求，健全监督体系，加强执法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维护政府公信和群众利益。
1.2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规范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深入推进过程中，政府履行职责，无论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还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都必须依法进行。税收是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税务部门履行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神圣使命，发挥税收调控作用，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完善执法监督体系，促进对各类市场主体依法落实税收政策、依法提供纳税服务、依法实施税收管理。
1.3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有力保障发挥税收筹集收入和调控经济、调节分配职能作用的过程，就是科学制定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过程，也是健全监督体系、加强执法监督的全过程。只有依法科学开展税收立法和制度建设，切实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才能为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奠定坚实的法制基础。只有不折不扣地监督执行税收法律法规，依法组织税收收入，严格落实税收政策和纳税服务措施，才能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保证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财力保障和有效的政策支持。
2当前税收执法监督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税收执法监督机构体制不够完善目前税务系统县级及以下基层单位未设立专门的执法监督机构，部分监督职能归并政策法规部门，基层法制机构充当了执法监督“裁判员”和行政执法“运动员”双重角色，既要全力开展执法监督，又要从事诸如减免税调查审核、税收综合管理、企业所得税等税种的管理及报表总结等工作，往往使法制机构陷入职责交叉、角色错位、疲于日常应付的尴尬境地。法制机构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既是执法考核追究的实施者，又是执法考核追究的对象。由于职责交叉和大量的事务性工作，耗费了法制机构开展执法监督这个核心工作的时间和精力，也使执法监督工作产生了双重矛盾。
2.2税收执法监督工作机制不尽合理
（1）缺乏税务执法监督工作长效机制。实践中，开展税收执法督察是税收执法监督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式，而税收执法督察客观上难以做到实时常态进行，很容易造成对不规范执法行为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
（2）缺乏税收执法监督工作外部衔接机制。现在主要是开展内部执法监督，没有很好地与来自外部权力机关、监督部门的工作衔接，忽视了外部监督作用的发挥。
（3）缺乏税收执法监督工作问责机制。只有监督，而欠缺相配套的考核、奖惩措施，对监督发现的问题没有严格和稳固的责任追究机制，使得监督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4）缺乏对监督人员的保护机制。执法监督是挑“自己人”的毛病，敢于监督、敢于问责的人往往容易得罪人，群众评议会受影响，这就使监督人员有后顾之忧而不敢放手工作。
2.3税收执法监督制度体系还需健全目前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办法》、《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税收执法督察规则》等制度，还没有涵盖所有的执法及监督环节。同时，监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操作性还不强，监督内容的细化和量化还不够等。最根本的是缺乏一个统领这些办法的税收执法监督制度规定，应当以规范性文件对税收执法监督工作的主体、原则、对象、方式、程序、问责及有关方面进行全面规范，并据此建立一系列配套制度办法，从而提高税收执法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和规范性。
2.4执法监督还未完全覆盖全部执法行为和全过程在目前的税收执法监督工作中，注重事后监督较多，而对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重视不够。对具体行政行为和实体行政行为的监督比较重视，而对抽象行政行为和程序性行政行为的监督则相对不足。强调对基层税务机关及税务人员的监督，对税务决策机关（主要是市级以上）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相对淡化。如部分税务机关把执法监督工作定位于事后纠错，侧重于对税收执法行为完成后的监督，以查出多少问题、查补多少税款、追究多少过错为执法监督工作成绩的主要衡量标准，而对于事前防范做得如何、制度管权管得如何、信息化监控控制得如何、岗位职责是否明确，工作流程是否严密等问题以及如何加以改进则关注不够。
3构建和完善税收执法监督体系的思路和措施建议
构建和完善税收执法监督体系，基本思路应以服务税户、服务基层、服务大局为出发点，以规范税收执法、防控执法风险为目标，以依法监督、公平公正为原则，以税收信息化为依托，完善监督体制，更新监督理念，优化监督机制，创新监督方式，用好监督成果，强化监督保障，努力构建和完善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上级监督与本级监督、横向监督与纵向监督相结合的“大监督”格局和体系。
3.1完善执法监督体制，建立健全执法监督组织体系明确税收执法监督主体，建立健全专门的税收执法监督机构。把监督机构对税收执法的监督职能和其他职能严格区分开来，实行机构相对独立。并充实高素质、专业化税收执法监督人员，赋予机构独立的税收执法监督权和对违法行为的处理建议权，使监督行为更加专门化和专业化。为了使监督主体真正做到公正、高效监督，应采取措施切断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的利益联系，同时对监督主体的合法合规行为给予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打击报复。在目前税务机构设置格局下，建议税务高层加强顶层设计，本着科学合理、精简高效、减轻负担、提高效率的原则，制定指导意见，统筹整合和优化监督资源，在省、市税务机关设置专门、独立的综合监督机构，实施综合监督和专业监督，强化执法监督的独立性、统筹性和客观性。
3.2形成全程监督机制，建立健全执法监督制度体系
（1）把好入口关，强化事前预防。对抽象行政行为加强监督，强化源头控制，确保执法依据合法，严格执行好税收规范性文件的会签制度、地方性税收法规、规章的备查备案制度和执法程序、执法文书的归口管理制度。
（2）找准风险点，强化事中控制。对权力比较集中的执法环节进行适当权力分解，重在强化过程控制，防止权力的滥用和执法随意性，认真执行重大税务案件集体审理、大额减免缓税的集体审核等制度，严格遵守审批权限。运行和完善税收执法预警防控系统、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等，实行信息化控制、痕迹化管理，及时提醒和控制执法风险。
（3）注重实效性，强化事后检查。突出执法监督日常化，大力开展税收执法督察，随时发现问题，随时纠错整改、问责问效。严格执行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加强执法案卷评析，对执法监督结果进行定期通报、分析反馈。
税收法治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当前我国税案频发,而打击乏力。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税收执法体系特别是狭义上的税案行政执法和税收司法体系在衔接上存在脱节。必须从制度改革出发,在根本上改变当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建立一个完善、统一和高效的税收执司法体系。
【关键字】税收执法;税收司法;检查权;税务稽查局;税务法庭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越来越多地反映为税收上的矛盾。从近几年来看,我国涉税犯罪在总量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手段上日趋复杂化、隐蔽化;在规模上向着集团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现行的涉税案件执、司法制度难以满足震慑犯罪、保障国家税收的需要。
一、当前税收执司法存在的问题
(一)税务检查权设计不科学,造成涉税案件检查的先天不足,直接影响到后续的税收司法效力。
1.国地税两套稽查机构的存在,造成税案检查的口径不一,使税案检查缺乏严肃性。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九条,我国的狭义税收执法主体可界定为稽查局,由于税收征管体系的特点,稽查局相应地划分为国税稽查局、地税稽查局,这两套机构各自独立,行使对应税种的执法权。在实践中,双方很少相互合作、资源共享,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由于双方人员的知识构成、地方利益的掣肘、掌握的资料等原因,可能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事实做出不同认定,甚至相互矛盾,从而使后续的税收司法活动陷于两难地步。且双方各查各税,而在司法上要求所有税种合并计算,往往出现部分构成犯罪的税案在执法中认定过轻,未能及时追究刑事责任,降低了法律的刚性。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偷税案中的偷税比例计算为纳税年度的偷税总额除以应纳税总额,但如果一项偷税行为涉及多个税种,在应纳税总额的认定上是相当困难的。如纳税人采用账外销售的手段偷税,至少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两个税种,而这两个税种分属国地税,如果各查各账,可能会出现分子过小、比例偏低的情况。且如果账外销售年度亏损,其所偷税款可能是下一盈利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即同一偷税行为,其所偷税款却分属两个纳税年度,如何认定其偷税总额和应纳税总额便成为一个难题。另外,国地税全部查处完毕,移送公安机关后才能合并进入司法程序,在时间上则会造成税案查处的迟滞。
2.税务检查权过窄,层次过低。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情况不断出现,致使《征管法》第54条税务检查权的列举过窄、层次过低,已无法适应新形式下打击涉税犯罪的需要。如电子商务、网络购销转让交易或网上提供有偿服务业务日益普及,而这种电子商务、电子邮件或经营软件是否可以检查在54条里却没有列举。此外,当前的大量检查归结为找账和找人两大关键:(1)对企业账外经营或设内外两本账的案件,关键在于找账,即找到账外的相关资料和暗设真账的内容。有时,举报人指明了这些资料的所在位置或大致范围,但在检查中,如遇到纳税人不予配合,将藏有内账的柜子或房间上锁,检查人员则只能望洋兴叹。因为《征管法》只赋予税务检查人员“经营场所检查权”和“责令提供资料权”,而未赋予经营场所搜查权。即税务人员在纳税人的经营场所只能检查纳税人提供的事项,对于纳税人拒绝检查或加以隐匿的经营资料或账册,税务人员无权强行取得。虽然征管法也规定了拒绝检查的处罚事宜,但与可能被查出几百万元账外经营的大案或涉嫌犯罪相比,纳税人宁可被以拒绝检查的名义处以数万元的行政处罚。这就使上述两项检查权形同虚设。(2)对于大量的假发票案件关键在于找人,若不能获取相关知情人员的配合和及时羁押犯罪嫌疑人,案件线索一断就成了悬案、死案。但现实的情况是除了公安部门协查的发票案件和事先提请公安部门介入,对于突发的假发票案件,税务人员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相关嫌疑人从容逃脱。
3.税务检查随意性过强,无统一科学的账务检查程序和工作底稿留档备查。这主要是指在检查过程中,究竟查些什么内容,往往由检查人员的主观经验判断,无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税务检查随意性过强,不仅使税务人员执法权有了寻租的空间,造成一些应查处的涉税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查处,或在查处过程中避重就轻,改变涉税违法行为的性质,直接影响到涉税案件的查处。
(二)涉税犯罪日趋普遍和地方利益的掣肘,造成税务司法力度相对不足。
从最近3年的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数据来看,每年被查纳税人中的56%左右存在各种涉税违法行为,其中40%以上立案查处,每年百万元以上的大案在3000宗左右。涉税违法行为的主体涉及各地区各行业。
按照《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对于涉税案件的检查由省以下各级税务局的稽查局负责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199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撤销税务检察机构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公安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严厉打击涉税犯罪的通知》,规定涉税犯罪案件应由税务部门移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依《刑事诉讼法》规定行使侦查权。公安机关不向税务机关派驻办案机构,不建立联合办案队伍,不以各种形式介入或干预税务机关的活动。上述决定在保持了税务机关独立行使税收执法权的同时,也造成了其与司法环节的脱节。
公安机关将税案检查归入经济案件侦查部门。由于公安经侦部门同时涉及对税务、金融、假冒、诈骗等各种经济案件的侦查,往往缺乏相应的专业化税案检查人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税案检查在专业上往往涉及企业管理、会计、商贸、法律、计算机和税收等多方面相关知识。而目前公安机关的人员构成则基本上为公安专业或转业军人,极少有经济、法律背景的人员,其直接结果就是公安机关难以独立行使税收侦查权,对涉税犯罪予以有效打击。为弥补此缺陷,公安机关往往邀请税务机关检查人员配合,共同办案。但这种配合是临时性的,双方各有所属,意见难以统一,效率不高;或干脆只当“二传手”,将税务稽查局查处完毕后移送的案件进行整理,移送检察院,根本无法发挥税务侦查权的作用。
另外,部分金额较大,如偷税额在百万元以上的大案往往发生在当地的龙头企业中,这些企业与各级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公安机关的设置对应于各级政府,分别接受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因此,在对上述大案的查处上,往往受地方利益掣肘,造成应查不查,或无限制拖延。甚至还出现被检查人在税务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案卷完毕后,邀请公安机关重新取证,提供与原案卷相矛盾的证人证言,而公安机关予以全部认可,以案件出现新证据为由,将案件退回税务机关的现象。
(三)涉税违法犯罪的隐蔽化、团伙化、高智能化、高科技化和产业化发展,进一步凸现了税务司法专业人员的缺乏。
从当前查处的涉税案件来看,行为人已不限于单纯的隐匿销售,而是通过复杂的业务流程设计,规避税务部门的检查,采用少列收入、多计支出、转移定价、虚造单据、转变业务交易性质等多种方式实现偷税行为的隐蔽化。甚至在一些会计、税收、法律等专业人员的帮助下,仔细分析当前税法的空白点,结合高科技的手段进行。这就决定了涉税案件的大量争论集中在收入、成本的确认,业务流程的合法合理性等方面。尤其是在涉及判断纳税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的案件中,庭辩的焦点往往是纳税人在设计相关业务流程时,是一时疏忽还是故意为之。对于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对相关证据进行推导,区分正常业务和非常业务,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就要求检察人员、法官具备相当的企业管理、生产经营、会计方面的专业知识,但现今检察院、法院的人员往往偏重于法学专业,缺乏相应的经济专业素养,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难以把握准确的尺度。
二、构建完善的税收执司法体系
只在管理层面的修修补补,显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税务执司法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税案频发的现状。笔者认为,必须从制度改革出发,在根本上改变当前的各自为政局面,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统一和高效的税收执司法体系。
(一)合并国地税稽查局,成立税务稽查局,独立于税务局的征收、管理之外,实施对涉税案件的执法工作。
国地税分家的最初设想在于分清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征管,在划分收入财权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作为涉税案件的执法来说,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收入,而在于维护国家税法的严肃性,维护正常的税收征管秩序。将稽查局分为国、地税不仅无助于税收执法工作,反而产生前文所述的种种弊端。因此,要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应该合并国地税稽查局,成立税务稽查局。且税务稽查局的设置不必一一对应于同级税务局。可根据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效法中国人民银行的做法,在国家税务总局之下设置若干大区税务稽查局,在大区税务稽查局下设二至三级税务稽查局,全面负责对应区域内的涉税案件执法工作。
(二)在税务稽查局下设税侦处,赋予侦查权,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归并、衔接税收执司法程序。
目前我国税警设立的最大障碍在于管理上双重领导制的脱节和对滥用警察权的顾虑。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税警设立形式,即将有限的侦查权赋于税务稽查局的特定部门。该部门在管理上从属于税务稽查局,在行使检查权时比普通的稽查人员额外拥有营业场所搜查权、传讯权、逮捕权、移送检察权(上述权力的行使程序同公安机关)等,但没有使用暴力工具(警械、枪支等)的权力。同时,借鉴以往税务机关和检察机关合署办公的税检室经验,将有经济学(会计、税务)背景的人才充实到税案的公诉环节。将税务稽查局执法完毕的税案直接移送税检室,进行审查,提起公诉。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将税收执司法程序进行一定程度的归并,即税务稽查局在普通检查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的,直接在内部移交税侦处;侦查完毕后,确认涉嫌犯罪的,直接移送检察院税检室,进入公诉程序。
(三)加强税收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必要时按大区成立税务法庭。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税收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的培养大致分为三种情况:对税务专业人员进行司法培训、对法律专业人员进行税务培训或由税务、法律人员分工合作、组成团队。鉴于税案的特殊性,可以成立由注册会计师、法官组成的税务法庭合议庭。税务法庭的设立不应对应于行政规划,以免地方的掣肘和机构的涣散、臃肿。而应根据地域、经济特征,设立综合性的法庭,一个法庭可以对应于多个税务稽查局所移送的案件。这不仅有助于对税务案件审判的把握,而且可以避免出现滥用自由裁量权,使相似性质的案件判决结果悬殊过大。
[参考文献]
[1]张小平.日本的税务警察制度[J].税务研究,2001,(6).
税收法治论文范文第3篇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体存在争议与疑难的是，有权出售增值税发票的单位和工作人员能否成为本罪的主体。
1.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发售发票中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向不合格的纳税人或其他人发售发票的行为是否是本罪主体，能否成立本罪关于这一主体构罪问题，理论上有不同见解。有人认为，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论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非法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达到法定标准均应以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同一观点者认为，本罪的主体，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合法拥有增值税专用发票者，非法拥有增值税专用发票者以及负责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三种。又有人认为本条所说的“非法出售”行为人，既包括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出售的行为，也包括其他任何人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又有人把本罪主体具体分类为四类人或单位：一是有权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机关或其工作人员；二是合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位或个人；三是非法取得发票的单位或个人；四是以其他方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位或个人。而持歧义见解的学者认为，在实践中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主要是指无权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位或者个人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笔者以为，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体原则上包括有权出售的单位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也包括无权出售主体的单位或自然人，即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包括在其中。但是，在具体构罪中，这种犯罪主体未必均在非法发售增值税发票活动中均成立本罪。因为在我国刑法规范的税收犯罪中，除了一般规定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外，还特别对税务机关人员另行设置了税收职务犯罪，即刑法第405条规定的徇私舞弊罪。这一规定属于税收职务犯罪的特别法，因此，在刑法第207条与405条竞合的情况下，必然优先于普通法，故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未必均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是要注意刑法是否对某种特殊身份主体作了单独定罪的规定。上述第一种观点把本罪的主体所应构成的犯罪绝对化是错误的。上述第一种观点把税务机关滥用职权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拘任何动机和目的，均一律认为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看法，是把税收犯罪职务主体的履行发售发票行为的构罪绝对化，是不顾立法的实际规范的一种错误认识倾向。而第二至第四种观点虽然不像第一种观点那样把税收职务犯罪主体的非法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绝对地定为本罪，但是，其把税务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非法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也认定为成立本罪，即把税务工作人员亦视为本罪的犯罪主体，这是欠妥的。而上述第五种观点把有权出售的税务机关排除在本罪的主体之外也是不妥的。首先，即第五种观点看，其把税务机关摒弃于本罪主体之外，则税务机关为自身利益或地方利益而非法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完全不受到刑法的管制，是不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的。从近几年来发生的上百亿元的重大税案看，无一不是由税务机关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的。如果不是税务机关的滥用职权行为，上百亿、数百亿的国家税收损失就不可能如此频频出现。因为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售是有严格规定的，作为职能机关应依照该类发票的管理规定，合法发售发票，以有效地发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功能。有的税务机关由于受地方保护主义的恶习作怪，随意降低发票领购资格，任意滥售发票，造成极大危害。如“金华税案”中的金华县国税局，为了引税，获取地方非法利益，对增值税专用发票领购的一般纳税人，不经审查，实行“先上车，后买票”的作法，放宽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条件，使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领购泛滥成灾。“南宫税案”和2001年发生的更大的“潮阳税案”更是一个个滥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这些行为均出自有权出售发票的国家税务机关，如果不对这些滥用职权的机关追究非法出售发票的责任，则不能有效地制止这类犯罪的发生，故税务机关在此种情况下应成为本罪的主体。
也许有人会以为，将国家税务机关作为犯罪主体缺乏法律依据。笔者以为，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国家机关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只要有法律规定其实施的行为为单位犯罪，则任意国家机关成为单位犯罪主体是不为怪。既然刑法分则已规定单位犯罪刑法第207条之罪的，就以罪治之，那么，税务机关实施了上述行为就可以无条件地承担刑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任意一个税务局的犯罪行为代表的只是税务机关的一小部分，代表不了国家税务机关整体形象，因此，不存在不可追究的问题。实践中国家检察机关可以成为单位受贿罪的主体，为什么税务机关不可以成为税收犯罪的主体呢因此，所谓税务机关作为单位犯罪主体缺乏法律依据的担心是多余的。
然而，税务机关能否适用特别法定罪处罚呢﹖即适用刑法第405条之“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定罪处罚呢﹖按照第五种观点持有者的主张是应加以适用的。该论者认为，刑法第405条所指的“办理发售发票工作”显然包括而且可以说主要是指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向不符合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位或个人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有部分是错误的。因为该法条所指的办理发售发票工作是由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来修饰的，而不是由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修饰的，因此，本条规定的只是税收职务自然人主体的非法出售发票行为，不包括单位主体。故如果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有权出售的税务机关所为的，则只能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不能适用特别法的规定以徇私舞弊出售发票罪定罪处罚。关于这一点，我们再考察税收渎职罪的本质就可以得到印证。渎职罪是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专有职务犯罪，其管制的是公务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和忠实性，是对严重不负责任，亵渎国家机关尊严和威信的行为的惩治，国家机关本身不能成为渎职罪的主体，故单位犯罪行为，即税务机关实施徇私舞发售发票的行为只能由个别种类犯罪来加以规范，刑法第405条是无法管制的。同理，税务机关作为税收滥用职权罪的主体也是不能成立的。故税务机关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给国家税收造成重大损失的，也只能以本罪定罪科刑。
值得注意的是，是否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在办理发售发票工作中随意向不合格增值税发票领购主体发售发票就必然以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定罪处罚呢﹖笔者以为，回答应当是否定的。既然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办理发售发票中，可以成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体，也可以成为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的主体，那么，我们在适用刑法惩治这一发售发票工作中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时，就要注意考虑其行为符合哪一个犯罪的主观特征，如果行为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发售发票的行为是基于徇私舞弊的主观动机的，则行为人的发售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应成立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如果行为人故意发售发票的行为动机是基于对自己工作的不满意，或者对税务机关领导的不满而为的，则行为也直接适用个别法的规定，成立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另外，如果出售行为人是与领购非法人相串通而发售的，则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罪的共犯。但是，这种有特殊身份主体的共犯，尽管是实行犯，只要行为的实施是利用了职务之便的，则亦不能与不法发票领购人一起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是发票领购人随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一起成立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或者应当分别定罪，即税务机关人员成立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而发票领购人成立非法购买发票罪。关于这种定罪的根据，本文第2个问题将专门论述，此处不赘。
二、共犯的构成争议问题判辨
1.行为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明知购买人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用于虚开的，仍然向其出售的行为的定性。
行为人明知他人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故意非法出售的情况，在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上可能有两种故意形式。一种是直接故意出售，另一种是间接故意出售。对于这两种故意心理状态，是否均认定其成立共同犯罪呢﹖这是需要认真判辨的。
笔者以为，行为人在直接故意状态下成立片面帮助犯，应认定其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犯，而不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由是：（1）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主观上只有一个故意，客观上只有一个非法出售发票的实行行为，而上述行为人除了具有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外，更重要的还有故意帮助购买人，为其虚开发票的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心理状态。因而，该行为人不仅存在了非法出售发票的故意，而且同时还具备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和客观上为虚开发票的行为人提供了犯罪的帮助。这符合了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人成立共同犯罪的条件。（2）片面帮助犯作为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首先必须是共同犯罪者之间没有共同的犯罪协议；其次，只限于一个共犯知道另一个共犯者的故意和行为的犯罪性质而协力于该犯罪。而上述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人明知购买人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用于虚开，如果此时行为人对购买人的虚开行为存在希望态度，即希望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能赚到更多的钱，而对其非法出售十分有利，于是，有意便宜出售，暗中帮助购买人，促使其多虚开而多购买，形成恶性循环。但是，这些心理态度却不为购买人所得悉，不知其有意从中帮助，故行为人的这一行为及其所赖于存在的心理状态，符合了片面帮助犯的构罪主观要件。（3）行为人的非法向购买人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并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只是为虚开发票的行为的提供便利、加速虚开行为完成的帮助行为，不与实行犯共同直接实施犯罪，因而，符合缺乏共同犯罪故意并协力于他人的犯罪的片面帮助犯的客观特征。
理论上有人不承认“片面共犯”的存在，并对承认片面共犯者的主张视为“客观归罪”。我们认为，否认“片面共犯”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否认片面共犯理论，则很难把片面帮助犯与犯罪联系起来，也很难得出片面帮助者构成犯罪的结论。
对于持第二种心理状态的人，即明知他人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用于虚开，但对此放任不管，仍然非法将增值税发票出售的，是否成立片面帮助犯﹖笔者以为，成立共同犯罪一般是希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发生，只有十分特殊的情况下，才可由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构成。因为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是很少见的，它们不过是共同犯罪的特殊情况，故司法实践一般不认为放任形式的故意罪过成立片面帮助犯。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这里对间接故意不成立片面共犯只是一般的，不排除特殊情况下由这种故意罪过成立共同犯罪的情形。刑法理论上对故意罪过形式不同不成立共犯的情况的认识，只是对故意和过失的不同罪过性质而言，同一罪过形式，仅是意志因素的些许差异，不是排斥共犯成立的必要条件。有的论者认为，从主观方面看，出售人对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是间接故意；购买人对犯罪结果持希望态度，是直接故意，两种不同的罪过形式是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的。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对刑法理论关于共同犯罪的误解。因为构成帮助犯，从主观上看，希望或放任实行犯所实施的犯罪结果发生，均是成立的。帮助犯与实行犯之间有无互相的意思联络，并非成立帮助犯的必要条件，只要帮助犯与实行犯有共同的故意罪过，即使是故意的内容有差别，也无碍于共同犯罪的成立。
当然，在这里，肯定间接故意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并不是说承认了行为人明知购买人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用于虚开而仍然将增值税发票非法向其出售的行为成立片面帮助犯，而只是特殊构罪情况而言的。因为司法实践中犯罪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不从实际出发，统统把明知实行犯要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仍然向其出售增值税发票的行为认定成立片面共犯，就有可能滥用片面帮助犯的理论，随意扩大了片面帮助犯的范围，使得一些本来不符合片面帮助犯的行为，以片面帮助犯对待，这于司法实践是有害无益的。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人明知他人购买增值税发票是用于虚开，仍然向其出售，放任其危害税收发票管理的结果发生的行为，不宜以成立片面帮助犯而认定其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同犯罪，只能以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
2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与不法增值税专用发票领购人共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的罪质判辨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与外部不法分子共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不法人串通以了售牟利为目的而故意违反法律规定为不合格主体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另一种是为帮助他人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有人认为，上述两种情况的行为人应以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犯论处。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笔者对此观点持有人认为其行为成立共犯关系是不反对的。但是，对这种共犯关系主张按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却持异议。首先，上述两种行为不管是以出售牟利为目的而非法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好，还是帮助他人也好，行为人在主观心理态度上均是徇私的。因为上述两种情况行为人以牟利而非法出售发票是为私利的主观动因，而第二种情况以帮助他人而非法出售则是为私情。根据1999年8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规定，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为徇私情、私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不应发售的发票予以发售，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1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可见，上述种种行为应按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立案追究刑事责任，因而均符合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的特征。
其次，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由特殊主体构成。而税务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发售发票是利用其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进行的，因而是职务主体之犯罪。按照前面的论述，职务主体实施的利用职务的犯罪，成立的应当是职务犯罪，而非其他普通主体所成立的犯罪。因此，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勾结出售牟利或以帮助他人为目的而非法出售发票的行为只能成立职务犯罪。在判辨其罪质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正视税务人员正是利用了发售发票的职务便利这一点，而只依其行为的客观表现手法与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客观形式的同一性，而忽视其重要差别。特别是由此而得出以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犯论处的结论。
再次，在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不必然在同一定罪论处。依一般原理，共同犯罪是应同罪同罚的，但是，居于法律的特别规定，某种由特定主体实施的共同犯罪，只能按身份犯的罪质定罪，而不能按非身份犯的犯罪性质定罪。这一点是有司法解释所能证实的。如2000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可见，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实施的犯罪不能按非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性质定罪。从上述税务人员与他人共谋以出售牟利为目的或以帮助他人为目的而非法发售发票的行为看，是利用了税务人员的发售发票之便利条件，因而，依刑法和司法解释最多只能以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的共犯论述。
第四，如果税务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以出售牟利为目的的，而分工合作，各自实行犯罪行为的，则也不能按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犯论处。即双方共谋后，外部人员以虚假材料申报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而税务人员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发售发票，利用了税务人员的特殊身份便利，各自实行了犯罪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税务人员基于特殊身份而不能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且外部人员的实行行为亦非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是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故两者与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沾不上边的，更何谈依此罪的共犯论处呢。
税收法治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对组织税收收入与依法治税之间的现实矛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两者矛质的方法，指出依法治悦是组织收入的基础和保障，只有坚持依法治枕才能阅满地完成收入任务，促进经济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依法治税成为我国当前税收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指令性税收计划对税收行政执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的矛盾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而日益显现。如何严格坚持和推进依法治税、如何处理好组织税收收人与依法治税两者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深人研究、努力实践的重大课题。
组织收入与依法治税之间的现实矛盾
(1)“收人中心说”带来的治税观念的误区。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我国对税收收人实行计划管理，强调以组织收人为中心，以税收计划任务的完成情况来考核工作绩效，在税务部门形成了“唯收人论英雄、唯收人论成就”的观念。税务部门任务观念很强，将主要精力放在平衡、调剂税收收人，确保收人计划完成上，相对而言，法制意识较为淡薄，不太注重自身征管质量的提高和执法水平的规范。
(2)税收计划制定的不科学性成为依法治税的重要障碍。从理论上讲，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对经济有调控作用，所以两者的内在发展趋势应是一致的。由于经济的发展呈波浪型的规律，税收收人计划应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编制，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编制税收计划的主要方法是“以支定收”“基数增长法”，其公式为:税收计划二基数x系数+特殊因紊，即每年国家下达税收计划任务是以国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为基础，以上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确定一定的增长比例作为当年的税收计划任务分配数。这种方法具有明白直观、简便易行、连续性强、较为稳定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各地的客观经济状况，对保证国家财政收人的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种计划分配方法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第一，基数对计划的影响程度较大，基数越大，税收收人任务越重。即上年度完成收人越多，意味着下一年度的收人任务越重，实际上是一种“鞭打快牛”的做法。一些地方的税务部门为减轻以后年度的任务压力.出现了有税不收等现象。第二，基数与依照税法有可能取得的税收收人不完全吻合，不利于公平税负和宏观调控。在税撅充裕的地方容易造成“藏富于民”，在税撅不足的地方容易助长收“过头税”，导致“寅吃卯粮”。第三，系数的人为操作性大，不是建立在对税源全面、科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而是通过财政预算反推出来的，可依据性较差，只考虑财政支出的增长需求，而没有充分考虑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变化，从而容易导致税收什划的增长偏离实际税撅、税收任务崎轻畸重等悄况，会给执行税收政策带来一定的负面影晌。
（3)过度强调组织收人导致了对征管质量的忽视。组织收人固然是税务部门应尽的基本职能之一，但过度强调收人任务导致了税务部门对征管质量的忽视，有悖依法治税的原则和规范征管的要求。在个别经济发达地区，税撅充足，税务部门完成当年度税收收人任务后，放松了对漏征漏管户的清理，企业欠税大幅度地增加，压欠措施不到位，查处案件过程中随意性较大，甚至个别地方政府常以发展地方经济为借口，超越权限要求税务部门特别是地税部门违法实施税收减免和制定片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做法一方面助长了企业的欠税、偷税的风气.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蔓延，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税务部门征管水平和征管质量的提高。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脱离税源实际，片面迫求政绩和地方收人规模的最大化，税务部门在地方政府和收人计划的双重压力下出现了征“过头税”“空转税”“以票引税”等税收违法现象，有的地方为完成“屠宰税”“农业税”等收入任务强行拉牛拉羊、甚至按人头来计征屠宰税，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更不用提征管质量的提高和执法水平的规范了。
（1）正确处理好组织收入与依法治税的关系
依法治税是组织收人的基础和保障，组织收人是衡量依法治税水平和力度的重要结果，依法治税贯穿于组织收入始终。只有坚持依法治税才能圆满地完成收人任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要正确处理好组织收人与依法治税两者的关系，缓解、解决两者矛盾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强化税收法定原则，克服单纯追求收人的观点。在“依法治国”已成为宪法基本原则的今天，应重新对“依法治税”与“税收收人计划”进行定位。从理论上讲，税收计划是由财政机关和税务部门制定的，是税务部门内部的工作计划，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而税法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及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的法律约束力，违反税法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孰轻孰重显而易见。再者，从当前形势上讲，虽说组织收人是税收的基本职能，却不是唯一职能，特别是我国加人WTO后，税收更注重的是体现一种“公平”和“中性”的原则，与国际接轨，“依法治税”显得尤为重要。这里的“法”就是“税法”，“税法”才是全部税收工作的依据，而不是“税收收人计划”。组织收人应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应退尽退。而所谓依法治税，其内涵就是“应收尽收”，就是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通过规范的税收行政执法行为对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税款解缴人库，实现税款从纳税人到国家的财产利益转移，既不能有税不收，也不能因盲目追求完成税收收人任务收“过头税”。由此可见，“依法治税”与“税收收人计划”两者的定位是:在遵循依法治税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来完成税收收人计划。
(2)改变现行不尽科学合理的税收计划制定方法。税收与经济是木与本、水与源的关系，不能脱离经济去追求税收增长，更不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侈谈什么税收增长。所以，税收计划的制定应逐步改变现行的“基数增长法”，要以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原则，以经济发展状况为依据，特别是根据税收收入的增长与CDP增长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可以考虑运用GDP来编制税收收人，主要有弹性系数法(税收弹性系数是指税收收人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和税收负担率法(税收负担率是指税收收人占GDP的比重)两种方法。
(3)改变税收工作考核办法。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和新的征管格局形势下，各级地方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对税务部门工作业绩的考核标准应多样化，税收收人计划任务完成情况不应当成为考察和评价税收工作的唯一标准。能否完成税收计划任务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情况，所以在税收计划执行阶段，应当将税收计划作为预侧性、规划性、指导性计划，而不是强制性、必须完成的指令性计划，对税收工作的评价应该既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质的要求。没有质的量是没有意义的，应当适当弱化税收计划任务的考核，强化依法治税工作的考核，由税收计划的数量考核逐步转变为税收征管质量的考核，将重点放在考核税收管理的有效性上，具体包括税务登记率、纳税申报率、申报真实率、催报催缴率、税款人库率、滞纳金加收率、违法行为处罚率、涉税复议变更撤销率等指标。衡量税收工作的优劣，不应单纯看收人总童的多少，关键是看是否坚持依法治税，依率计征，缩小应征与实征的差额。
(4)切实改革政府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税收计划是财政预算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要改革现行的税收计划，在财政预算上必须坚持“量人为出”的原则，彻底改变当前财政支出制约税收收人的做法。如果财政预算与税收计划差别较大，由此产生的财政支出缺口，应通过紧缩支出、发行国债或者其他途径解决，而不是将组织收人任务强加于税务部门，这样可以避免因支出需要而迫加税收计划产生的负面效应，保证税务部门依法治税的独立性，做到依法行政、依率计征。
税收法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税法学；中国税法；税收制度；税收管理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2-0157-04
税法学是研究税收分配规范活动的一门科学，是税收学和法学有机结合的学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税收法制建设的强化，中国的税法学体系如何建立与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建立税法学的必要性
第一，研究税法学是规范税收制度的客观要求。长期以来，我国对税收研究基本停留在经济学的视野中，未从法理上对其进行深入的论证。多数著述和论文一般只看重要素的具体含义，而没有充分认识其内在的结构性，更未从法律运行机制对要素予以归整。税法学则从法律角度着眼于税收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定位，从宪法学国家权力来源的角度设计出纳税人的实现过程，以体现对征税权的制衡和对纳税人权益的保护。因此，建立税法学从法律角度去梳理税收法律制度，并总结出规范系统的逻辑结构。这是规范税收制度的客观要求，是税收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税收学与法学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研究税法学是完善税法体系的客观要求。在我国现行有关税收的法律体系中，宪法学主要研究国家政治经济制度，较少顾及税收行为的合宪性；经济法学主要致力于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不能深入税法的具体设计；行政法学只注意最一般的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而难以触及税法的特质。而税法中既有涉及国家根本关系的宪法性规范，又有深深浸透宏观调控精神的经济法内涵，更包括规范管理关系的行政法则。此外，税收犯罪方面的定罪量刑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税收保护措施还须借鉴民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将所有与税收相关的法律规范集合起来进行研究，博采众长，形成税法学研究尤为重要。
第三，研究税法学是实现依法治税的客观要求。加强税法学研究，建立健全税法学体系，对税收法治的建立与完善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形成指导税收管理的法治思想。在税法学上研究依法治税的意义，主要在于一种观念的启迪和更新，特别是当税收领域无法可依、人们税法意识残缺不全时尤其如此。时代在前进，税法要发展，必须将依法治税的理念与具体的法制建设紧密结合，积极深入地进行税法学研究，真正为税收法治的实现起到助推器的作用。因此，税法学的建立和完善，是税收法治化的重要基础和标志，有利于增强税收法治观念，提高税收法律意识。
第四，研究税法学是加强税收管理的客观要求。我国从事税收和税法方面研究的学者中，经济学者往往只重视税收制度中对效率有重大影响的内容，而法学学者只满足于对现存规则就事论事的诠释，税法学在法学体系中基本处于被遗忘的角落。随着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深入，依法治税越来越成为人民日益关心的现实问题，人们不仅关心税收行为的经济效果，更关心如何通过周密细致的法律措施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税法学是以法律的形式对相关主体的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使其在既定的框架中运转，不至于侵犯公民的应有权益，因此，建立和加强税法学研究，对规范税收管理活动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税法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税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上层建筑早已存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有了税和税法的萌芽，但对税法研究的税法学并没有自然产生。将税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只有几十年的历史。
(一)西方学者对税法学的研究
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市场经济，税收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发达国家又普遍实行法治，税收法律制度比较成熟完善，税法学也较为丰富。税法学体系的建立大体上可追溯到20世纪初期，其中，德国的研究最为透彻，日本次之。
德国早期的税法学是作为行政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著名的行政法学家奥托．梅耶撰写的行政法著作中就包括税法的内容。随着德国1918年设立帝国财务法院，特别是1919年颁布(德国税收通则)，德国的税法开始从行政法中独立出来。1926年在明斯特召开德国法学家大会时，德国税法学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兴起。对税收法律关系的研究有权力关系说和债务关系说两种观点：《德国租税通则》颁布前，奥托・梅耶将税收法律关系界定为一种权力关系，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从关系；《德国租税通则》颁布后，德国学者对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著名的税法学家阿尔伯特。亨泽尔提出了税收债务关系说，认为税收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该学说对税收法律关系作了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法治理论的解析。
日本在接受夏普建议之前，只是将税法学作为行政法学的一个分支。与德国早期一样，税收法律关系在传统行政法学中，被理解为一种命令与服从的权力关系，并不研究如何维护纳税人的权益。二战后，日本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领域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呈现出税负重、人性化等特点，并且纳税者逐渐成为税收法律关系的主角，税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成为必要。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的税法学研究正式起步，至今已形成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日本学者北野弘久的《税法学原论》是税法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对日本税法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北野教授把税法学视为对税法现象的研究，视为与行政法学、民法学等相并列的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统一、和谐的税法学理论体系，被称为“北野税法学”。2001年，陈刚、杨建广等译，北野弘久的第4版《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在中国发行，对中国税法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我国学者对税法学的研究
中国法学研究自20世纪30―40年代起步后，遭受50―60年代的挫折，在80年代初期进入复兴和发展时期。我国台湾法学界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重视税法学的研究，并迅速在税法基础理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等领域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研究偏重于理论概括和逻辑统一，深受税收法定主义思潮的影响。
我国80年代中期逐步重视税法学的研究与发展，最初中国税法学的研究方向不够明确，研究力量分散，学术底蕴不足，理论深度欠缺，基本是散见的一些文章，但经过20多年的税制改革与完善，以及专家、学者们的探索，现代中国税法学体系已初步形成并逐步走向科学、完善的发展方向。大
体上看，我国第一本专门的税法学著作是1985年北京大学刘隆亨教授编著的《国际税法》(时事出版社)。但一般认为，1986年刘隆亨著的《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税法学的初步形成。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对税收和税法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税法学研究方面产生了诸多高水平的论著。包括1993年高尔森主编的《国际税法》(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刘隆亨著的《中国税法概论》(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刘剑文主编的《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涂龙力主编的《税收基本法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严振生编著的(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徐孟洲主编的《税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2001年王曙光主编的《税法》(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廖益新主编的《国际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刘剑文主编的《税法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刘剑文主编的《国际税法学》(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徐孟洲主编的《税法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五”规划教材)，等等。这些专著或著述的问世，对加强税法理论与实践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法学体系都起到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在税法学蓬勃发展的同时，有关税法学研究的组织也逐渐组建起来。1998年3月28日中国税法学研究会成立，它是全国税法学界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者自愿参加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和学术团体；在此基础上，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中国财税法学教育研究会等学术团体成立，为税法学研究做出了积极、有益的努力，使税法基础理论与实践有了更广、更深、更高的研究。但税法学目前的研究现状仍不能令人满意，基础理论研究尚没有大的突破与发展，具体制度研究则暴露出理论深度不足、学术视野狭窄和研究方法单一的缺点。税法学研究的现状不仅与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实践不相适应，而且也不能满足纳税人权益意识逐渐增强的现实需要。因此，加快税法学研究的步伐、增强税法学研究的理论深度、拓宽税法学研究的领域、挖掘税法学研究的方法，成为中国税法学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三、税法学的学科属性
(一)税法学的学科性质
税法学是一门以法学等原理去研究税收活动规范性问题的法学分支学科。我们认为，税法学基本性质可概括为：
1．税法学是研究税法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法学学科。税法学以税收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和可行性为基础，要对税收法律关系、税法地位、税法原则、税法要素和税收立法等税法基础理论，以及税收基本法、实体法和程序法等法律内容作出解释并阐明法理依据。它是与经济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等相并列的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2．税法学是涉及多方面学科知识的一门边缘性学科。税法学是在吸收有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完善与发展起来的，是与经济学、财政学、税收学、会计学、法理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的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边缘性学科。也可以说，税法学是一门年轻、需要完善与发展的新学科。
3．税法学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一门应用性学科。税法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体现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税法学在研究基础理论的同时，应结合税务工作中的实际业务研究，从实践中发现新情况和新问题，拓展税法学研究的领域，探索出研究问题的新方法与新视角，进而可以更好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二)税法学的研究对象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一门学科都以客观世界的某一类事物、现象及其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由于税法学发展时间尚短，还没有真正确立其科学的界限，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税法学有其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领域。
日本学者北野弘久在《税法学原论》中对税法基础理论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都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包括税收的概念、税法学的出发点、基本研究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并主张结合判例进行研究，以拓展税法学研究对象的领域。
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税法学应当成为以税收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也有学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税权是整个税法研究的核心。我们认为，税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税法及其相关的一切社会现象。主要包括税法基本理论及其要素设计两个部分，即研究税收基础理论及税法地位、税法作用、税法原则、税法要素、税收立法和税收法律关系等理论，以及税收基本法、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等法律内容。随着税法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其研究对象也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
(三)税法学的基本特征
税法学的基本特征是税法学性质的具体体现。税法学性质是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而税法学的基本特征则是外在的、形式的反映。我们认为，税法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
1．研究内容的规范性。税法学作为法学学科，与经济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等学科一样，其内容体系应主要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学理阐释，不排除必要的理论探讨，但所阐明的规范必须符合现行的税收法律规定，也不能用理论探讨来代替现行的税收法律规定。
2．专业基础的广泛性。税法学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具备一定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如会计学、经济学、税收学等。如果税法学研究就税论税、就税法论税法，而没有将其放到与其他学科的广泛联系中，所得出来的结论必定有失允当，难以成为国家科学的法律体系的有机整体。
3．理论知识的实践性。税法学主要包括税法理论和税法规定两部分，税法理论部分突出其学科的“法性”，而税法规定部分则将税法理论与税收实务结合起来。税法学只有经过长时期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才可能逐步走向科学与成熟。
(四)税法学的学科体系
刘剑文教授认为，税法学体系应当包括国内税法学、国际税法学、外国税法学和比较税法学。其中，国内税法学指以国内税法特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税法学分支学科；国际税法学指以国际税法特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税法学分支学科；外国税法学是站在本国角度研究以某国或多国税法特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税法学分支学科；比较税法学是指研究以世界各国税法共同性、差异性及其发展趋势为研究对象的税法学分支学科。本文主要讨论国内税法学的学科体系，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1．税法学基本理论。主要包括税法学的研究历程、学科属性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税收与税法基础理论，税收法律关系和税法历史沿革等。
2．税收实体法研究。主要包括流转税法、所得税法、财产税法、行为目的税法等基本规定、税额计算及其征收管理。
3．税收程序法研究。主要包括税收征管法、税务行政管理法和税务信息管理法等法律制度规定。
四、税法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税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
经济法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法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侧重于经济法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内容的研究。总体上说，税法学是经济法学重要的分支学科，它与企业法学、公司法学、合同法学、商标法学等共同构成经济法学体系。税收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经济法学的宏观调控内容中应有涉及，但税法学与经济法学在阐述税收与税法的内容上应各有侧重。经济法学应围绕税收和税法的宏观调控手段进行研究，主要应阐明税收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运用；而税法学则应围绕税法的基础理论和税收法律规定进行研究，主要应阐述税法的具体法律内容，并明确各税应纳税额的计算及其征收管理。
(二)税法学与财政学的关系
财政学是一门研究财政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应用理论学科，主要包括对财政理论、财政活动和财政政策的研究。其中财政活动包括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而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财政学收入理论的核心必然是税收。因此，财政学为税收立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即财政学在税法的立、改、废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财政学中的宏观财政政策、分税制财政体制、税款缴库和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内容，都与税法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财政学是从宏观角度来分析财政现象，更多地关心税收资金的运动过程，研究如何提高税收经济活动的效率，减少税收的负面影响；而税法学是对财政学研究领域的税收问题侧重法学角度进行分析，更多地着眼于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考虑纳税人基本权责的实现过程，以体现对征税权的制衡和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三)税法学与税收学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税法学与税收学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因为税收法律关系与税收关系从来就是合二为一的整体。税法学是研究如何对税收关系进行法律规范的学科，是从宪法出发确定权利与义务，并使这些权利与义务得以实现作为研究目标的；税收学是研究如何对经济活动进行分配的学科，探索税制各要素与经济变动之间的函数关系，不断优化税制结构，达到税收的最佳调控目标。二者研究对象重叠，研究视角各异，研究内容各有侧重。税收学更多地关注作为财政收入的税收资金的运动过程，而税法学则应该更多地着眼于税收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定位，从宪法学国家权力来源的角度设计出纳税人的实现过程。如果将二者完全混同，就等于取消了税收学与税法学的学科界限以及税法学的存在价值。
(四)税法学与会计学的关系
会计学是一门研究会计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侧重于会计理论和资本运营的研究，并构成税法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研究对象上，会计学主要研究企业资本运营状况和效益最大化措施，而税法学研究包括企业纳税人和自然纳税人以纳税义务为核心的经济活动。会计学研究讲求会计核算的真实性和效益性，真实性即为经济业务发生的真实与可靠程度，效益性即要求不断降低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税法学研究讲求经济运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合理性即讲求核算的相对平均社会成本及税收分配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合法性即在依照税法的基础上不考虑征税成本而做到应收尽收。此外，当两者研究的法律内容不协调、不一致时，则应按税法计算调整企业纳税数额的规定进行研究。
总之，税法学已具有综合社会科学的典型特点。在对税法现象进行全方位研究时，应当综合政治学、行政学、财政学、经济学、会计学等一切社会科学加以分析。这种综合分析方法是研究现代法学的共同方法。当然，它们彼此之间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共性。
五、税法学的研究方法
税法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应采用交叉学科研究方法，该方法在研究方法的层次上多方引进来自原属其他学科范畴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新颖的、重要的、多元的、开放的税法学研究方法。
(一)经济分析法与价值分析法
经济分析法是指以经济学的假设和方法来分析制度、揭示制度的经济性成因，并以此来指导制度的确立。税法学的经济分析即是对税收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相关经济后果进行经济分析，核心在于税收法律制度的效率，基本方法是成本效益的比较。如果制定的税法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则说明税法具备实施的可行性；反之则需要及时调整，暂缓实施或停止实施该项税收法律制度。
价值分析法是法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通常用它来论证某一原则、规则、制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或者批判某一制度或现象的非正义性。在税法学领域，价值分析法是指对各种形式上合法的税收法律制度进行分析，提升税法在道德、社会等方面的合理性。价值分析法在税收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是从道义和理念层面促进税收法律制度的正当与合理。
(二)历史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
历史分析法是指不仅要对不同时期的税收法律制度进行制度对比，比较其异同，还要联系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背景，找出变化的原因和规律。税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税法学也应该放在历史的背景中去研究，总结税收法律制度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动态规律。不仅重视社会发展的一般必然性，更要重视存在的偶然因素，使制定的税法更加符合税收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比较分析法是经济学和法学等学科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种。税法学中运用比较分析是指对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税收法律制度所进行的比较。通过税法的比较分析，在国家税收历史文化和制度发展的基础上，制定适宜于一国国情或区域性的税收法律制度，这样才能为税收法治建设作出科学性、创新性的贡献。
(三)实证分析法与案例分析法
实证分析法包括逻辑实证分析和经验实证分析两个基本层面。通常所说的实证分析法一般只是指后者，也就是“社会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法是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属于描述性方法的范畴。在税法学领域应用实证分析法，它是对现实存在的税法现象和税法制度内容作出经验性的表述和说明，注重的是税法的逻辑分析和内容的解释，即通过分析回答税法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
案例分析法由来已久，特别在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应用最多，也最有成效。税法学是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的一门学科，将税法理论与税收实务有机结合，运用案例分析来理解税法理论是必要的。通过剖析税法个案，研究税收实务内容，抽象分析和逻辑演绎，从各个方面进行观察和描述，探寻其发展变化的条件和途径，从而制定和完善现行税收法律制度。
(四)定性分析法与定量分析法
定性分析法是一种最根本、最重要的分析研究过程，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分析，主要是解决研究对象“有没有”或“是不是”的问题。研究税法学就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税法学的各种现象进行思维加工，从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以揭示税法学的本质特征及各税种的具体含义和特征。
定量分析法是研究如何利用数据信息进行分析的一门学科，是对研究对象进行“量”的分析，主要解决研究对象“是多大”或“有多少”的问题。如在税收弹性、税收负担、税率设计等基础理论研究中有数学模型或涉及数据分析，以利于确定最优税制结构；在税额计算和定量处罚等税法实际处理分析中是用数据来体现的，因此计算分析在税法学中显得尤为重要。
从科学认识的过程看，任何研究或分析一般都是从研究事物的质的差别开始，然后再去研究它们的量的规定，在量的分析基础上再作最后的定性分析，得出更加可靠的分析。因此，在税法学的研究中，更应该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