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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范价值
人们的一切活动都会带有自觉的目的性,意识支配下的行为取向也都会朝着符合自己利益和目的的方向发展,这样彼此之间就难以避免的产生摩擦和矛盾。任何人不是独居的,都是生存在一定的共同体之中的,共同体为了避免成员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就必须通过一定的伦理规范、道德标准,来防止、缓和和化解矛盾。人口伦理同政治、法律一样,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人口伦理不像法律具有强制性,但是它依靠伦理行为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起着一定的约束作用,进而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关系的调节,达到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效果。在婚约伦理中的族内婚制、家支外婚就规范了氏族成员的婚配关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不可违抗性,同时也是人们开始自觉控制自身行为,增强行为自我控制能力的表现。因为这种自制行为的表现是受到了明确的规范意识的支配。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伦理规范具有加强内部团结,扩大与家支之外联系的功能,而且有效控制了近亲结婚的发生,间接提了人口素质。
(二)教育价值
人口伦理的教育价值,是指人口伦理的实施与践行对社会中人的各种行为所发生的规范影响。这种规范影响通常是一种内在影响,即人口伦理是一种内化的规范,只有以人们真心实意地接受为前提,并逐渐转化为人们自己的情感、意志、信念时,才能得以真正实施,因为“内化的规范也称作良心,良心是人们思想、言行的标准、尺度和检察官,良心形成特定的动机、意图、目的,良心促使人去遵守社会规范。”所以人口伦理的教育价值是通过两种途径展开的:一种是积极肯定的价值。是对社会成员合乎人口伦理的行为的接受、肯定和鼓励,为行为的实施指明正确合理的方向,对其他社会成员起到示范的作用。这里表现在为明显的便是孝道存续伦理,其“其死者如事生”的核心观念及各种丧葬仪式风俗首先肯定敬老孝老的传统伦理道德,其次鼓励要将这种伦理道德延续,甚至被敬孝者离世后仍要继续,以告慰亡灵并求得良心上的安慰,最后通过丧葬仪式进一步加强了对晚辈后代人的训示和教诲,不仅对自己的家族成员也对参加丧葬仪式的其他社会成员起到示范作用。第二种是消极否定的价值。就是通过对社会成员违背人口伦理的行为的批评、否定和压制,并教育违背当事人,进而对其他社会成员起到警示的作用。人口环境伦理中尤其是涉及到对自然的保护伦理方面,多表现为民族习惯法中禁止性的条款。侗款中将到塘水和田水,规定道:“水共一条沟,田共一眼井。……下边只能让上边有谁下边干,不能让下边有水上边干。若哪家孩子偷水截流、破塘埂、毁沟堤,私自开沟过山坳,私下引水过山梁,害得上边吵、下边闹。……要让他的父亲出来修平田埂,要让他的母亲出来赔礼道歉。……如有私自引水翻坡牵水翻坳,……要他父赔工,要他母出钱。”明确的惩罚赔偿规定,起到警示和震慑的作用。
(三)评价价值
人口伦理不仅规范、指引人们行为,也制约和调整各方之间的利益。也就是说,人口伦理制约、规范、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故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是指人口伦理作为人们行为的准则,具有评判、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或违背道德的功能。评价价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价值准则的直观表现。通俗来将就是,哪种行为或利益应该禁止并受到抵制,哪种应该受到褒奖和推崇;哪种是非正当的、非正义的,哪种又是正当的、正义的。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是通过评价标准来实现的。故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具备三个特点:其一,明显的客观性。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并非由任意人制定,或因人而异,它是贯穿在整个社会各个群体、每个社会组织和所有社会成员社会活动的全过程中,而且通常是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普通的生产生活。人口生育伦理中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价值观念,在以小农经济为背景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生育伦理的这种价值观念,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对于哪个民族,抑或哪种社会组织,如侗族“款组织”,都是客观存在的,并非有谁制定,合乎利益需求。其二,普遍的有效性。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作为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主流价值判断,是在其所能及的领域普遍适用的,不会受到信仰、观念、人际、地域等一些条件的限制。如贯穿整个人口伦理的孝道伦理,无论是婚姻伦理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哭婚伴嫁,生育伦理中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还是老龄伦理的老年养老、健康长寿,死亡与丧葬伦理的念祖怀亲、孝道存续,无一不体现、不倡导传统的孝道伦理,即便是在当下社会,孝道伦理仍然发挥具有评价。其三,动态性。评价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必然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发生变化的。因此,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也具有动态性,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逐渐淘汰那些与社会发展进步脱节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反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婚俗中的姑舅表婚是一种近亲结婚的婚配方式,当时人们不仅认为这种联姻的方式是“亲上加亲”,而且认为这样可以使本族的财产不会外流。这样一来不仅导致了舅权至上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婚姻负担,更严重的后果是导致人口素质的降低,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因此,这种方式必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淘汰。在清乾隆年间,侗族人民便自觉进行了反对姑舅表婚、禁止近亲结婚等一系列的婚俗改革。锦屏县文斗村的婚俗改革碑就是很好历史见证。
(四)预测价值
人口伦理的预测价值,是人们通过对人口伦理规范的了解、把握和认知,来安排和实施其行为并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认知功能。即人们根据人口伦理规范,事先预计自己的行为或他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规范要求,该行为实施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口伦理的预测价值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认知功能,就是人们遵循或违背某种伦理规范时所出现的结果。其次,是选择功能,即人们根据认知的结果来决定是否行动或怎么样行动,已达到预期的目的。传统生育伦理中,人与社会都有普遍的重男轻女价值观念,如果哪家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就会受到他人歧视,受人欺侮,而且自己也会认为没有人可以为之养老送终,基于这样的认知,人们就会自觉的做出选择———多生,必须生到有儿子才行,最终达到不受歧视、子嗣繁盛,不再担心死后无人送终等一系列目的。
二、启示
(一)为人口学的研究开拓新领域、新视野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以及社会的进步,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加强,因此,人口学科的研究范围与视域也随之开拓,对人口问题的伦理思考和价值判断也是在新时期,面对新的人口问题时,时代赋予本学科新的研究使命。将人口伦理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活态文化下研究,冲破了不同学科概念之间的屏障,细化了人口文化研究,进一步提高了科学体系中的系统综合程度,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同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人口伦理研究,必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不同学科间的相关性、相似性和统一性。运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拓展学科之间渗透、融汇的具体途径,促进各学科研究方法的沟通,从而更加科学严谨地指导跨学科研究工作的开展。当代最有创造性的科学思维方式,正是孕育并出现在不同学科概念的交叉点上。注重知识的横向扩展,开阔视野,探新求新,以适应当今大科学时代科学知识整体化和综合发展规律的时代特征。
(二)拓展“非遗”认知,促进“非遗”传承保护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除了对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更高要求外,人们对丰富精彩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日显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1世纪初期进入人们的视野,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人们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单纯的继承保护到开发利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的认知逐步加深。但是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大环境生了改变,对于那些处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文化遗产,采取简单的“维持性静态保护”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必须采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动态价值开发策略。从本研究看,只对文化遗产依附存在的实体进行保护开发利用,对其蕴含的核心精神继承和弘扬是远远不够的:时代在变迁,那些无文字记载,依靠口传心授的文化遗产终会濒临消失的处境;科技在进步,那些传统技艺,例如刺绣剪纸、医药制作技术与疗法等也会受到冲击;生活在改善,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在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外出打拼,那些传统礼仪、仪式、习俗,更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逐渐淡漠。“非遗”是由“人”创造的,是通过“人”代代传承的,无论是传承弘扬还是灭绝失传,更是与“人”密切关联的,所以必须拓展对“非遗”的认知,尤其是从“人”、“人口”的视角挖掘更深层次的价值,从而升华出高层次的理论存在,以此更好地指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展开。
(三)弘扬“非遗”人口伦理中的和谐理念促进人口文化建设
同志曾经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清水江各民族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具民族性、最有地方性、最具历史性、多元化的资源和财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人口伦理及其体现的价值,我们不难看出其中透露出的传统文化理念,例如人与自然关系上,尊重自然规律,注重休养生息;人与人的关系上,以和为重注重家庭和睦,在村寨之间,和睦友好,民族大家庭。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我们和谐人口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其伦理价值仍是当下衡量人们道德尺度的重要标杆。只有深刻认识传统人口伦理中的现代价值,继承和弘扬传统人口伦理中合理理念,才能够站在前人创造的历史高点上创造创新出适合现代社会统筹发展的更高层次的和谐人口文化,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利于存进和谐人口文化建设的内容,汲取合理的思想精华,使优秀的人口伦理内容得以传承,更优秀的内容得以被发现,使和谐的人口伦理得以升华和新生。
三、结语
【关键词】阿拉伯语 文化 特点 贡献
文化主要是社会上的一种现象,不仅包括生活习惯、风俗,同时还包括社会组织、行为准则等多种内容。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现象或者是一种历史的沉淀物,具有较强的民族性,淋漓尽致的展现着属于自己的民族特色。阿拉伯语文化是目前值得研究的最广泛的课题。
一、阿拉伯语的文化的分析
(1)阿拉伯语文化,也可以称为伊斯兰文化,主要是指阿拉伯各个国家以及各个民族间共同创造出带有伊斯兰精神且以阿拉伯文字撰写的一种文化。显而易见,伊斯兰是阿拉伯文化的主要核心,对阿拉伯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社会风俗等多种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还可以说成是伊斯兰教是阿拉伯语文化的孕育之母等。
此外,阿拉伯语文化也是人类文明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同时也是在社会经济、生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集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以及创造发明等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体系。
(2)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的思想以及教育体系均是密切相连的,也可以说是阿拉伯文化不仅仅是局限于阿拉伯文化,同时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全世界穆斯林文化的巨大成就,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另外,阿拉伯文化在我国已有多年历史、具有丰富的内容,同时高度展现出国家以及民族的开放胸怀等。
二、关于阿拉伯文化的形成
(1)阿拉伯文化主要形成于7世纪,并且随着伊斯兰教思想及文化传播,逐渐萌生出阿拉伯文化。另外,7世纪时兴起的伊斯兰教,其是在最短时间内与阿拉伯人进行融合,并给予其神奇的力量,帮助他们逐渐走出阿拉伯半岛,去到一个新的疆域建立属于自己的阿拉伯帝国等。另外,阿拉伯人在想新疆拓展的过程中,由原来的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迅速的成长为整个世纪中高举文明的火炬人物。同时光荣的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桥梁,除此之外,还涌现出大量的思想家、语言家以及科学家等人才,并为世人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古迹。
(2)阿拉伯国家为了保证国家的繁荣与基础文化巩固,逐步加强对先进文化的管理和摄取,并提出“人最美的装饰品其实就是知识”的人生格言。此外,巴格达、开罗以及西班牙等著名城市均成为著名的阿拉伯文化城市等。而且,在这里国家中很多地方均是文明的象征,继承属于各个城市的文化成果,经过长期的发展,综合多个民族综合性的创新精神,保存并广泛的传播着阿拉伯的文化。
三、阿拉伯文化的特点
(1)阿拉伯文化的多民族性。阿拉伯帝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集合体,不仅有阿拉伯人外、埃及人,同时还有印度人、西班牙人以及叙利亚人等。民族间通过互相接触和影响,逐渐进行融合与渗透,并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创造了阿拉伯文化。
(2)阿拉伯文化注意把学习和创新结合起来。世界文化最早发达地区有埃及、叙利亚以及波斯等地,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地区之后,不仅接受了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并且积极吸收希腊与印度的优秀文化,创造出新的阿拉伯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
四、阿拉伯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
(1)保存并传播了西方古典文化。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长期动乱过程中,很多希腊、罗马古典作品被毁坏,其中一部分通过拜占庭流传到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学者们认真研究它们,并将这些古代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曾经在公元9世纪至11世纪期间,阿拉伯掀起一场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翻译运动——“阿拉伯翻译运动”。
(2)阿拉伯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阿拉伯人将古代印度与中国文化的成就积极介绍到西方国家,例如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四项重大发明带到了欧洲;同时又把阿拉伯的天文学医学知识与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国等东方国家。阿拉伯人还将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比如《物理学》、《工具论》等著作,此外,还翻译了柏拉图著作《理想国》等。
另外,阿拉伯人在数学方面也做出许多重要的贡献,并将数学论文带到巴格达等地,不仅包括从0—9等十个数字,还将这些论文翻译成阿拉伯文传播到世界各国。也就是我们使用的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的传播,对数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变异维度创设学习空间,使预想的学习内容顺利转化为实践的学习内容和经验的学习内容。”这种承认并尊重学生在教学实践中核心地位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把学生看做有独立思考和沟通能力的课堂主体,在强化知识内在关联性意识的基础上,重视学生经验方式和前知识对于目标新知识学习的潜在影响,最终引导学生建构更加客观和完善的知识结构体系。当前西方文化教学中往往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并没有经过对事物差异性的辨析,排除非本质因素影响,真正掌握本质特征,而是通过简单的重复强化来建立概念。”变异理论明确指出知识的建构要以学习者的经验心理结构和已掌握的信息为基础,充分体现了学习的关联性,主动性和社会性。“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只是向学生介绍概念的定义,而没有呈现这个概念的正反例,学生往往只学会了死记硬背,而无法真正掌握概念的关键属性。”因此,教师能够有效列举正反例是建立在对学生已有知识结构的深入考察和全面掌握的基础上的。
2以学生前知识为出发点的教学安排
变异教学理论强调,“为了领会事物的本质特征,就必须注意它与其他事物有何差异。要注意到该事物在哪个方面与其他事物不同,在差异的比较过程中,逐渐掌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在教学策略上,变异理论指出,‘分离-变异-对比’的教学操作模式正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理解事物的关键。”这种以变异、对比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明确目标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对于学生已有的相关知识结构进行细致考察,然后客观筛选和提取学生前知识中,能够有效构成目标学习内容正反例的知识信息,以便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关键属性的差异对比,深入理解和掌握目标教学内容的本质内涵。基于教学实践并结合对于这一科学教学理念的反思,笔者对于如何将上述操作模式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操作步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总结如下。
2.1分离基督教文化的关键属性
首先,基督教文化知识体系是庞大而繁杂的,有效分离出这一文化知识体系中的关键属性能够“化解知识难度,揭示知识的内在道理,使庞大数量的知识呈现出清晰而严密的内在联系结构,又能使结构复杂的知识体系清晰化,简约化。”基督教文化中的关键属性主要包括神论,人论,救赎论和末世论,而基督教对于人性的观点即是这四个基本教义的基础也是其联系纽带。“作为一种善恶两重的人性思想,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西方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今天的人类生活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学习和掌握基督教的人性论是把握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精髓的一把钥匙。由此可见,在基督教文化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与其它次要属性区别并分离开来,并将其作为基督教文化教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
2.2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
其次,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即在学生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中寻求能够区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的相关信息。“在变异理论看来,不经历可替换的事例就不可能掌握任何一样东西。”显然,“人性”是一个具有理解难度的抽象概念,但是对于熟悉儒家思想的中国学生而言,他们对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也并不陌生。“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一般认同传统的儒家伦理意识模式并加以承继。”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主导价值观。“著名的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曾在《中国思想史论》中阐明‘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风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而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如所周知,至少可以归结为四种: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三字经》开篇即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妇孺皆知的经典。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相反,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又被称为“原罪”的观点,指的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堕落随着生殖行为传给子孙后代,成为人类各种罪恶的根源,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它与“人之初,性本善”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迥然不同又互为变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所熟悉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一观点为引子,循序渐进地引出基督教文化中“人之初,性本恶”的论点,这既能在对立观点的碰撞中激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迅速开启学生对于“人性”这一概念的记忆与思考,启发学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重新审视自身已有的对“人性”的理解和判断。
2.3运用变异的反例展开对比
最后,将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从理论基础和社会意义以及理论局限性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入的比较,以引导学生形成对于不同文化知识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并构建自身更加完善的文化知识系统。具体来说,在提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的同时,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探索和发掘这两种论断产生的不同理论前提和基础。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论的理论前提是人作为特殊动物群体的本质,它是从社会伦理角度出发做出的判断;而基督教人性恶的观点是以人作为上帝创造物的本质为前提,从宗教历史渊源角度得出的结论。这种承认并畏惧“原罪”的观点也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于法律的推崇、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政府权利的制衡。与此相反,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观反映了对人性和人生积极的态度,它塑造了以‘善养浩然之气’的圣人贤人为代表的理想人格也维护了人的尊严。但是性善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它往往只是强调贤人政治和道德意识培养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社会法制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对于两种文化不同人性观进行对比是学生深化“人性”概念的理解、拓宽文化视野、完善文化知识结构体系的过程。“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系统运用变异理论的课堂在帮助学生学习上更为有效。”
3结语
关键词:文化;课程;隐性课程;学校
中国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2-0107-05
收稿日期:2012-2-6
作者简介:张楚廷(1937-),男,湖北天门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名誉校长,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
明德中学曾请我讲“文化立校”。我想,这个讲话本身就应当有文化含量。讲话有一个特殊的开场白,我提到了香港大学的校训:明德惟志,格物惟勤。做人、做事都说了,又恰与明德中学的校名完全吻合。这样,我自然地靠近明德中学,并由衷赞扬“文化立校”的思想有深度,有广度。这对于大学亦必是很有意义的。
我首先对“文化”一词释义。
对“文化”可作浅层的理解。如父母送子女上学,就是让他们去学文化。文化被等同于知识。
也可做深层的广义的理解。源于拉丁文的文化即cultura,现代英语则是culture,有耕耘、栽培之意。
一、再细说那个“文”字
在我们说天时,雅称天文;说水时,称水文;说人时,有人文之说。人文一词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为何要一个“文”字呢?不完全是雅的问题,不完全是修辞问题。文是着重于精神、思想、观念一类无形的内容。天文既是指天,尤指与天相关的情意、意蕴等。水文亦如此。人文更是指人的精神、情感、情操、学识。文是一个很高雅的字眼。
“文”字作为修饰词时,构词十分丰富,文采,文笔,文章,文雅,文静,文物,文明,文人……文身即在人体身上绘图案。从现代汉语词典上看,由“文”字构成的词即达96种,显示出极强的构词力。文含有美丽、雅致、珍贵之类的众多含义。
坟,右旁是“文”字。它不只是坟墓的坟,它还是指水边的高地、平原上的高地,古代则指大著作,三文五典。墓被说成坟墓时,也包含了对人逝后安放之地的纪念之意。
“咬文嚼字”通常是作为一个贬义词使用。我这里,对“文”这个字也在咬和嚼。不过,它确实很有味道,很有嚼头。文人,文人聚集的学校,能不对“文”字仔细咀嚼吗?所以,在力主文化立校的明德中学这样的学校里也咬文嚼字了一番。
接着,我从多角度对文化分类,并通过分类进一步了解文化一词的丰富内容。
按大的类别分,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问题立即来了,文化不是主要指精神面、思想面吗?物质也谈得上文化?有物质文化吗?事实上,当我们说物质文化时,着重是指附着于物质上的观念、意蕴、思想及其所体现的精神。一座建筑物,它是物质,但建筑物可体现或反映许多精神的东西,通过它甚至可看到民族风格、时代特征等。一座桥梁、一辆汽车、一个门楼……都不只是纯物质的东西了。对于一块普通的石头,一坨泥巴,人们不会使用文化这样的大字眼。
按地域分,有湖湘文化、湘楚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以及中国文化、欧洲文化、南美文化、北美文化……全世界现存语言还有6 000多种,每种语言都负载着文化。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汉文化、藏文化……50多个民族,又有相应的50多种文化。
按内容分,有观念文化、思想文化、科学文化、艺术文化……它们又各自包含许多种文化。
按性质分,还有儒家文化、法家文化、道家文化……甚至,还有法西斯文化、武士道文化。文化中,有精华,有糟粕;有古典,有现代;有民间,有上层。
还有一种分法,从有形和无形来分,或从显性和隐性来分,这就是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
上课时,老师所讲的、所写的,这是显性的。但他在讲课中体现的态度、热忱、认真以及对学生的关爱是隐性的。课堂上那唰唰作响的粉笔书写声,是显性的。那一片责任心、事业心是隐性的。无论好与差,都包含着两个方面而又形成一个整体的课堂文化。这是校园文化里最重要的一块,校园文化还包含着更广泛的内容。
这种更广泛的内容需要学生更丰富的心理活动才能习得。听讲、看书,靠认知心理;而对学校隐性文化的习得,则主要靠非认知心理,靠学生的直觉、感悟、体验,靠“第六感官”,不只是靠听觉、视觉、触觉、嗅觉和味觉之类。因而,这也就需要学生更积极更主动的心理活动。一方面,学校努力去创造丰富的显性和隐性文化;另一方面,学校的各种条件也应能让学生更有效地展开自由而全面的活动。
在学校里,文化就是课程;课程是文化,但文化就只是课程吗?这就有一个对课程的理解问题。
关于什么是课程,有数十种说法。其中,有一种更具代表性的说法是:课程乃学生在学校里习得的文化之总和。这种说法或理解就把课程归结为文化了。这种文化就既含显性文化,又含隐性文化。在这种理解下,学校隐性文化也纳入课程了。于是,学校课程也可分为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这种观点之下,显然扩大了课程的视野。
这样,学校文化建设也可归结为课程建设。而文化立校,也就是课程立校了。
华中科技大学要把自己办成有国际水平的大学。校方认为,国际水平的大学就应当有国际水平的课程来体现。这是很先进的大学教育思想,他们就明白课程的地位。于是,校方就要求下属的各二级学院都要开出国际水平的课程来。国际水平的课程是由本校教授还是外校教授开,是由本国教授还是外国教授开,这无关紧要。
华中科技大学下属的教育科学研究院也要开出国际水平的课程来。于是请了我去,共计十讲组成这一课程,每一讲的内容都很充实。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教授刘献君、沈红、周光礼等来听了讲座,周光礼还是该讲座的主持人。行间,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也有人来听了。
像这样重视课程地位的大学,在中国并不多见。在中学,也许课程的门类并不是一个特别的问题,但课程建设的其他方向依然有很丰富的内容。而像明德这样重视文化与课程的中学,也不多见。
比较自觉地重视学校隐性文化或隐性课程建设的大学校长更不多见。有一些,可能无意地做过,有一些可能还做得相当有成效,还有少数的人是有意地自觉地去做的。
这一建设的重要性从这样一个事实可以看出:两所同样的大学,所开设的显性课程在名目上可能是一样的。但隐性的东西就可大不一样了。剑桥大学开设《微积分》,长沙大学也开设《微积分》,就因为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开设的,从而作为不同的文化存在,其效果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它们的区别主要在隐性文化上。也可以说,学校与学校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观念文化、精神文化上及相应的课程上,尤其是隐性课程上。
校长应是学校课程建设的主导者、亲历者。他对课程建设负有最大的责任。如果一位校长的工作没有做到课程上来,这位校长真是白当了的。凡著名的校长,大都在课程上有特别的建树,有先进的理念并影响至深。、博克、赫钦斯即是。
校长对隐性课程或隐性文化的建设负有更大的责任。学校能否让自己的建筑物也成为教师?能否让墙壁也成为教师?让校园里的花草树木、校园里的羊肠小道也成为教师?校园能否让学生更亲近自然、热爱生活?这都是校长需要作为的方面。
隐性文化可以简单地用一个“风”字来描述。学校里的学风、教风、校风怎样?这个校园所刮的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风”是无形的旗帜,因而,换句话说,就要看学校里是否飘扬着那种无形的旗帜?飘扬着怎样的旗帜?而所谓旗帜,即无形的引路者、照耀者。它引导学生去崇敬什么、鄙视什么,指引学生去追求什么、拒绝什么。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更珍贵的呢?还有什么是更值得校长去关注的呢?
二、具体地讲讲文化建设
学校的一切本已是文化,为何还要建设呢?所谓建设,就是要使之更充实、更丰富,有更大的发展。
学科建设就是文化建设,课程建设是文化建设,这是非物质文化建设。实验室建设,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和博物馆的建设又何尝不是文化建设呢?虽然与物有关,但可谓物质文化建设。当然,一个更根本的建设是师资建设。
以上,大体上是有形的。还有无形的文化,如观念文化,精神文化,相关的是无形文化的建设。电脑分硬件和软件,大智大慧更表现在软件建设方面。我们可以把学校里无形文化的建设比喻为电脑的软件建设。当然软件常常与某种硬件相关联。无形文化有时也附着于一定的有形之物上。
图书馆、天象馆、天文馆的建设当然在有形之列。既然它们都是文化,所以我在其建设之中也增加了许多考虑。湖南师范大学(下称师大)图书馆的土木工程设计是由湖南大学的黄善言教授主持的。我不可能去直接参与土木结构设计,但我参与了结构理念、布局设计、风格设计的讨论。黄教授也十分愿意跟我一起讨论。这种讨论一直持续到施工过程之中。无疑,我们这座图书馆与众不同的极其丰富的文化含量是与我当年的构思有关的。
在图书馆的正前方道路两侧的四座雕像是我提议修建的。纪念的是四位中国古代文人,屈原、孔子、司马迁、祖冲之,雕像基座上分别刻有这些人的一段名言,而这些名言又分别由我校的四位名教授书写,他们是刘筠、李盛华、马积高、尹世杰。这就是文化。中国的文化史在我们校园中,在我们心中。
在文学院大楼前方,我们修建了杨树达先生的雕像,他是我们学校历史上最有学问的人。雕像上的文字是请李维琦教授书写的。
显然,我们崇敬的是学人、文化人、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而无任何政治家。真正推动了社会进步的政治家也是值得纪念的。但这不是学校的事,我们依据自身对“大学是什么”的理解纪念相关的人物。大学研究政治学,但不从政;大学与政治学有关,与政治无关。就像大学研究商学却并不从商那样,就像大学也可能研究军事学却并不从军那样。
这些雕像的制作,用了优质的石料,它们将永久耸立于我们的校园。
我还有修建几位外国的,世界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的雕像的计划,如亚里士多德、笛卡儿、牛顿等人的雕像。但是,这随着我卸任而再没能实现。也怪我见事迟,为什么没在18年的任期中的早些时候去做呢?
我想,所附着于这些建筑物、这些雕像上的文化将永在,所体现的精神将永在。
我还提出了四维绿化的概念,让校园成为学生贴近自然、亲近自然并由此而更热爱生活的佳境。首先是全覆盖地面的绿草,再是由灌木自然生成的篱笆,第三、四层就是两种不同高度的树木了。我还提出了整个校园除必要的水泥路面外,不要有任何的地面。
此外,我还希望校园里有百种花卉,四季皆有。最终究竟有多少种,我没再仔细过问了。
事实上,我和刘志辉、戴海以及后来的学校负责人罗维治、陈钧、龚维忠等,都很重视学校的“风”。戴海还写过专门的文章来论述“风”及其建设的意义。
学校的“风”,不只是包括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更特别更宝贵的是学风、教风和由此而生成的校风。
1992年春,大学刮起创收潮、下海潮、经商潮。那时,我们在校园最核心地带挂出了两条巨幅标语:学术是学者的生命,学习是学生的天职。很震撼,很闻名。这就是当时师大的特立独行。
邻近的大学,外地来参观的大学,都能看到,师大的学生竟不为潮流所动而那样专注地学习。
我们是师范大学,学生未来大都是教中学的,教教中学,还需要那么多知识吗?还需要高深学问吗?还需要讲究学术水平吗?但所有这些,对于我们这所师范大学都不是问题。我们有着无止境的追求。
“风”,实际上是无形的旗帜。在师大,飘扬着两面无形的旗帜:真理至上,民族至上。
真理至上是第一位的。真理常常是超民族的,然而,一个民族需要意识到保障真理的至上地位才是在根本上有利于民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民族至上是相对于社会政治的,民族的利益是超政治的,并且,只有当政治不损害民族根本利益时,政治才获得应有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是从属的。
谁拥有真理,这与“谁”的性别、种族、权位、钱财等等毫无关系。
有一次,一个关于文学评论的国际学术会议在我们学校举行。这个会议有一个简短的开幕式,由我致欢迎词。因是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我想用英语讲。我的英语很差很差,写了一个稿子,还预念过几次。我担心发音不准,请来白解红,让她听听我发音有什么毛病。她听后很高兴,说“太好了”。我说:“不会没有毛病吧?”她说只要注意一下两处需有一点停顿。
平时,我是决不会用英语跟外国友人谈话的,一则,我没有这个能力;二则,就说那么一两句,让别人还真以为你懂英语,这样反而更尴尬了。从根本上说,我在学问面前,是决不会装模作样的。真理至上,首先是我自己在真理面前无条件的虔诚。
在学校里,我本人对待真理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在一般人看来,我是学校里有权有势的人。故而,我对真理的虔诚与尊重格外重要,比权势重要得多。
罗××是那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为此请来了一位副省长。事先,我对他说:“有必要吗?”他答:“有,这体现了会议的档次。”我实在不能不说了:“这与档次有关吗?”虽然说过了,但无济于事。由此,我深知,“官本位”已深入学校,已感染到了年轻一代学者身上。罗××当时40岁才刚出头啊。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加重了我的使命感,我得为改变这种现状而不懈努力。大学需要官员有投资的自觉,但决不希望他们来捧场。他们是从政的,我们是从教的,两回事。况且,学术,学问,靠捧场也是毫无意义的。
这种观念上的问题,与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是相关联的。所以,我在校内不仅从观念上“去行政化”,而且还必须从制度上“去行政化”。唯有如此,真理至上的旗帜才可能在我们这里高高飘扬。
为什么省府多次想帮我们建一个像样的办公楼而我始终未予采纳?这座办公楼既小又旧,小到不足千平米,旧到在所有建筑物中它年岁最大。然而,不是说要“小政府,大社会”吗?学校里,为何不可以是“小行政,大学校”呢?大学应当比社会更有觉悟,难道它需要一座雄伟的办公楼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吗?
真理至上,就是我们不仅崇尚真理,还要探求真理,发展真理,维护真理,让真理成为我们心中最宏伟的大厦。如果真理至上的旗帜在大学里还飘扬不起来,在哪里还可能飘扬起来?
为什么在我们学校,在教职员工中地位最高的,最受尊敬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教授呢?原因还不简单吗?他们可以最好地体现真理的含义,他们以探求真理为己任。
我任职时的师大,教授拥有令人羡慕的地位,比别的学校更有地位,更受尊敬。对此,有的学校不以为然,有的学校将信将疑。山东大学的一位校领导(党委负责人,女性)专程就此来考察。考察前,她心中的问题是:“真这样吗?”考察后,她得出结论:“真这样。”显然,她是认真的。我相信,她决不会只是看看的。
车队长辉常为刘筠院士开车。有一次,我乘他的车时对他说:“给院士开车你是特别小心的吧?”他答:“当然。”我进一步说:“给我开车问题不大。校长乘车撞死了,今天死,明天就可再任命一个。院士出事了,多少年出不了一个啊。”他听后,觉得我讲得不对,于是回应道:“像你这样的校长,多少年也出不了一个啊!”我很欣慰――我们学校的工人也懂得教授的价值和教授的地位。
始终让真理至上的旗帜飘扬在师生员工心中,这就是极珍贵的学校文化。建设这种文化,需要真正的本领。
On School Established by Culture
ZHANG Chu-ting
(一)教学理论本土化是教学实践的客观需要
随着国际教育交流的不断扩展,各国教育平面化地进入了大家的视野,本土教学实践发展水平的落后促使我们迫切地学习其他国家的教育实践。而在向发达国家学习、改革教学实践的同时,又促使我们学习他们的教学理论。本世纪初引入的大量教育理论主要包括建构主义、人本主义、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些理论大多来自生产力高度发达、文化价值多元、教育基础优越的美国。而由于认识理解不足,不能把借鉴的理论结合自己的情况很好的运用,于是这些理论在我国运用的过程中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以至于面临着教学理论看似丰满而教学实践实在骨感的窘境。因此,我国教学实践的改革与深化发展迫切需要符合我国教学实际的、能够很好的指导我国教学实践的理论,即本土化的教学理论。
(二)教学理论本土化是教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需要
一方面,近代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教育水平明显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我国便急切的引入了从古希腊到日、美、苏等国的教学思想。我国现代的教学理论基本上就是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绝大多数理论观点都是从国外借鉴、移植或者“生搬硬套”而来,有明显的拼凑痕迹,缺乏本土特色。另一方面,我国教学论学科倾向于文本研究而忽视对教学实际的研究,很多研究者热衷于“本本”的演绎研究,而不愿从事投身教育实践活动的归纳研究,致使教学理论缺乏有生命力的原创性的研究。而纵使是文本演绎研究,也有着对国外教学理论生硬解读的倾向,对我国历史和教学现实关照不足,导致我国的教学理论逐渐丧失了自信心与国际话语权。这种状况不仅与我国教学理论发展要求不相称,也辜负了我国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中的丰富的教育思想。因此,本土教学理论的建设亦是教学论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三)教学理论的本土化是应对国际化教学论思想挑战的需要
长久以来,我国的教育思想一直面临着如何应对外来教育思想的冲击的问题和如何走向并融入国际教育思想发展的问题。毫无疑问的是,国际化并不意味着完全西化,更需体现特色化和平等化。我们一直以来仰视着西方的教学理论,不顾实际情况的生搬硬套和失去自我的削足适履的自欺欺人的做法,使我们的教学理论失去了本土的文化根脉和自身特色。然而,后现代呼吁的反对文化的霸权和殖民、保护本土知识的思想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促进了教学理论“本土化”研究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对全球教学理论的发展应当并有能力做出属于自己的贡献。建立具有传统文化根脉的教学理论,并关照当下的教学生活,从而使其发挥“指挥棒”的功能,是建设当下教学理论无法回避的课题。
二、教学理论如何本土化
教学理论的本土化可以尝试从投身文化和立足实践这两个维度来解决。
(一)立足文化,构建教学理论的本土化
在推进教学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教学理论有很强的文化个性。当教学理论在其本土化的过程中缺乏对本土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时,就会出现困境。因此,教学理论的本土化要正视文化的价值。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王策三先生指出:“我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有灿烂的古代文化,教学论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先秦诸子百家之言,《学记》和“朱子读书法”等等之中所蕴藏的教学论思想,有许多是非常精辟的,至今仍放射出智慧的光辉,我们发掘、整理、研究工作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还很不够。”古人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我们还远没有充分利用,西方的永恒主义主张“回到古人那里去,像古人那样去思考”或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我们今天的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把握中国传统的东西,对其做深入的研究。不仅需要看中国教育史著作,更需要看古典教育原著以及广泛涉猎诸子古贤之书。如此,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有属于自己的感悟,获得启示,从而建构原汁原味的本土化教学理论。其次,需要借鉴外国文化和教育。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导致与他国的来往和交流日益增多。中国教育也加入到国际交流的热潮中,教学论研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与世界接轨并借鉴他国的优秀理论“。与世界接轨”,是指将本国的教学论研究融入世界教学论体系中,使之可以自信的、平等的与国际学术研究进行对话与沟通,各国分享、借鉴彼此的教学理论。“借鉴”是指借鉴其他国家优秀的可以给我们以启示的教学理论的合理部分。我国近代的教育家晏阳初、陶行知先生等教学理论的形成就是这种借鉴的先例。正如《学会生存》所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只有把科学吸收到他们的传统文化中去,把世界思潮吸收到他们的民族生活中去,才能更新他们自己而又保持他们民族的特点”。最后,需要在上述的基础上,对时代中国有所把握。现在的中国文化已极其明显的异于传统文化,近代中西文化所呈现的差异正在渐渐模糊,而人们还没有很好的反思并总结新时期中国文化的特质。因此,我们亟待反思并总结眼下的中国文化,使之成为教学理论本土化的生长土壤。因此,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关照古今中外。钻研历史、借鉴国外,把握时代,立足社会现实和教育实践,去构建本土话的教学理论。
(二)投身实践,构建教学理论的本土化
实践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基础和源泉,教学论的特质和生命就在于它面向实践。教学实践是教学理论的原生土壤,是教学理论的原始生长点、新的生长点和推动教学理论发展的动力源泉,只有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教学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应从两个方面开展实践工作。
1.积极开展教学实验
教育实验作为一种有效改善教育的研究方法,一直受到各国教育人士的青睐,大部分经典教育理论的提出和教育实践的改善都伴随着教育实验。如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孤儿院”实验,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的教育实验。教育实验没有失败一说在教育界已基本达成共识,每一次教育实验都是教育的一份珍贵财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教育理论界就已明确指出教育科学的生命在于教育实验。之后,教育实验不断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言:“非实行试验不为功,盖能试验则能树立,则能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所以,教育实验是教育理论的重要源泉,本土化教育理论的产生离不开在中国本土进行教育实验这一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了许多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教学改革实践,为建设我国本土化的教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如改革开放之初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先生主持的教育实验以及本世纪初的轰轰烈烈的基础课程改革实践,这些教学改革实践为建设本土教学理论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此同时,这些教育实验与教学改革实践是推进本土教学论建设的强大动力,将对中国教学论的建设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裴娣娜老师指出:“实验是超前的,体现着未来,不仅从实践角度深化了理论,沟通了理论与实践,而且捕捉了21世纪教学论发展的基本趋势。”
2.倡导田野研究和教育行动研究,建立研究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