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专业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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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专业可论文范文第1篇

一、音乐学研究论文

音乐学研究论文是我国在此学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体现，也是音乐学学科构建的主体。2012年，我国较为优秀的音乐学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国内音乐专业和艺术类学术刊物上，内容涵盖音乐学子学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领域。2012年，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多样。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调查与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代表论文包括：张伯瑜《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袁静芳《走近藏哇寺》、赵塔里木《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分析模式》、黄婉《在“挪用”中饰变与创造――文化生态视野下的2012基诺族“特懋克”节》、李明月《“堂名”忆旧：苏州地区十番锣鼓生存现象探微――以常熟辛庄“春和堂”为个例》、杨和平《民间礼俗的音声表达――以蒲城丧葬仪式音乐活态现状调查为例》等。有关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意义、研究架构及其问题思考》、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宋瑾《从“音乐”到“音声”――音乐人类学学科边界问题》等。此类论文凸显作者群体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维度的思考，以及鲜明的跨学科倾向。此外，还有部分文章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教学入手展开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华《熟、背、析、研――教学体会》、张应华、谢嘉幸《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沈洽《以人为本的多元―本位音乐教育――基于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视角的思考》、叶松荣《学科发展的瓶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局限性探讨》等。

2012年，西方音乐史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巴罗克时期以前的早期音乐上，代表论文包括余志刚《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姚亚平《欧洲早期音乐传统与20 世纪现代作曲观念》、伍维曦《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弥撒套曲的体裁特性》、周耀群《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两部断代史的比较》等。这些论文从各位学者的独立研究角度出发，对西方音乐早期历史的不同细节开展研究和思考，试图在理论阐述中深化对音乐史局部细节和音乐历史观念形成的认知，进一步唤起人们对古今历史比较和创作、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纪念，瓦格纳研究论文亦成为2012年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点，代表论文包括：刘经树《“清楚变化了的音乐创造”――瓦格纳的“音乐戏剧”构想》和杨九华《“”的阐释 ――再论瓦格纳乐剧中的婚姻伦理观》。另外，对于经典音乐的审美阐释和音乐流派研究的代表论文可举邹彦《贝多芬（Op.31-2）的标题性内涵》和刘瑾《审美困境与现性重建：对新浪漫主义音乐产生及意义的美学思考》。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学者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与境外音乐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陈应时《唐传日本调名曲名考》、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叶键、黄敏学《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学术史影响》，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论文《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范畴集中于音乐考古，代表论文有：方建军《钟离国编钟编研究》、《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王子初《我们的编钟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画“杂悬”图及其实验心理学解释》。在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对近现代音乐家的学术纪念，论文包括：杨和平《论李凌的音乐美学思想》、俞玉姿《略谈老志诚先生的音乐思想――纪念老志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居其宏《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等。中央音乐学院发起的“国家音乐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集中发表的论文包括：吕钰秀《他者对于一个国家音乐想象的建构蓝本》、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蒲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等。

2012年，我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首先以评述于润洋教授美学研究贡献为主导，代表文章包括叶松荣《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何宽钊《论于润洋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柯扬《承先贤之法，启后生之思――论于润洋对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其他论文则是不同学者对音乐美学理论、趋势与应用问题的独立阐发，例如韩锺恩《判断力批判：置疑音乐美学学科语言并及音乐学写作范式》、刘研《审美经验的复兴――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观与通俗音乐》、张晶晶《对阿多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与解读》等。

二、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

2012年，我国的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向着精英化、集约化和实力化的方向努力迈进。在专业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系的主导下，音乐学专业教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发展体系。在不同层次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各个院校和科研机构结合音乐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招生数量略有紧缩，考试难度相对增加。如此举措，不仅维护了音乐学专业精英化教育的传统，同时也对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基础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层次的学术人才培养上，各个院校特别重视理论培养和艺术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将研究重心立足当代、返观历史，积极参与音乐田野调查和音乐表演活动，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各个院校给予学生相对宽松的课程安排，不但要求学生学好音乐理论知识，还不断启发学生对其他艺术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产生兴趣，获得更为广博的文化见识，充分增强学生的学术实力。音乐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过论文评比、音乐论坛、大师讲座、理论访谈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增长自身的学术本领。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活动日益规范，答辩通过标准相对严格，有效防止学生论文品质和学术素质的整体下滑。

除了各个音乐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日常教学工作外，音乐学界在2012年还积极开展音乐学教学研讨、论文评奖和专题讲座活动，有力推动音乐学专业教学工作，促进院校间交流合作，增加校园学术氛围。2012年2月，第四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征文活动正式展开。活动向海内外华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发表的音乐评论参选，并在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召开之际集中评审。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术交流系列专题1：国家音乐史”活动。斯洛伐克音乐学者奥斯卡・艾谢克应邀参加活动，共同探讨“国家音乐史”写作的方法手段和内容选择。2012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先后组织了“第九届（2012）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和“音乐学学术论坛”，以此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邀请资深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三、音乐学学术会议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各类学术会议相继举办，有力推动了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专业学术会议向着常态化、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民族音乐学领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办的“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以音乐同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为主题，着重讨论当代语境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与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提交论文摘要240余篇，内容涉及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等研究领域，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学科发展趋势。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三个方面议题展开探讨，充分展示了我国近年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暨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泰山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音乐学家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之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构建适合于亚太地区各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等议题做主题发言。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2・上海音乐学院・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 论坛聚合国内最优秀的瓦格纳研究学者同国际瓦格纳研究实现对话，提升我国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增进与西方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于9月21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 会议由九位西方音乐史专家对11名青年学子的课题发言进行交流点评，旨在促进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培养理论新秀。在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9月24至26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七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徐小平奖”颁奖大会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会议对“契丹音乐史”、“音乐上海学研究”等新课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对中国音乐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乐美学领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与对话――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论坛邀请全国50名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参会，论题涉及多个学科，促进音乐学学科间的相互对话和启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笔会”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笔会围绕 “音乐美学学科资源考掘” 和 “身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两大主题进行研讨。

四、音乐学纪念与交流活动

2012年，中国音乐学界举行了多项学术纪念和交流活动，对于音乐学院系建设和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的学术贡献加以总结，并对中国音乐学的对外推介与交流做出贡献。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迎来了建系30周年纪念。系列纪念活动由学术研讨会、纪念座谈会、学术讲堂系列、学术成果展、学生音乐会等活动组成。全系教师还集体出版了学术研究文集，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其中的学术研讨会对马思聪的学术造诣、音乐创作、教育教学和学术精神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春雨润物 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同事学生围绕他的学术品格、理论特色和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12年，恰逢中央音乐学院资深音乐学教授张洪岛先生百年寿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对张洪岛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进行重点回顾。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对王光祈作为中国音乐学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进行回顾、梳理和阐释。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陈应时、方建军、李玫等中国学者应邀参加第七届东亚律学大会并宣读论文。此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引起东亚音乐研究机构对中国律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密切关注。

五、音乐学理论出版

音乐学专业可论文范文第2篇

以举办全国会议为契机，认真准备，努力实践，切实提高武汉音乐学院的视唱练耳教学水平，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视唱练耳教研室全体教师共同编写并公开出版了音乐院系作曲技术理论共同课系列教程（总主编：钱仁平）之《多声部视唱――根据经典名作改编》（主编：张燕，副主编：李金华、韩燕玲、梁红），提交给全国视唱练耳教学研讨会，并已先期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推行，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和艺术效果。该教程包括早期音乐、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印象主义时期以及现代音乐六大部分47首完整的作品或乐章。对于加强视唱教学的“音乐性”、“艺术性”，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是国内视唱练耳教学领域富有创建的教程之一。

简短的开幕式之后，中央音乐学院教务处长、作曲系视唱练耳教研室主任赵易山教授举行了题为《视唱练耳学科的生存环境与可持续性发展》的专题讲座。讲座认为：视唱练耳课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首先应该承担音乐“技术元素”的训练与概念整合，培养音乐技术元素的感受能力和创造能力。在此基础上，它还更应该是一门音乐（作曲）技术类型的“应用”课程，它不单培养学生的音乐思维、音乐素质，更要使学生以技术为手段，在音乐实践中解决问题。赵易山教授指出，综观音乐学习的全过程，视唱练耳的使命无处不在：拓展并深入国民音乐教育领域，承担培养音乐素质的责任；巩固专业基础教育，赶上专业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发展的步伐。也正因此，本学科要加强自身研究与建设，推动学科发展。他还指出：视唱练耳学科应该在专业科研的基础上，积极开展针对业余教育层面的教学研究――考级、素养、音乐化、娱乐化等方面研究。赵教授最后特别强调视唱练耳学科要拓展学科的内涵，用多素材、多种类的技术，服务于应用，将技术应用的成果，回归音乐本身。

随后，2007武汉全国视唱练耳教学研讨会举行了论文报告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钱仁平教授向大会提交了《源于音乐回到音乐感知音乐创造音乐》，从宏观上探讨了如何切实提高包括视唱练耳在内的作曲技术理论共同课教学质量的问题。论文认为，从作曲技术理论共同课的角度来说，音乐各专业方向课程貌似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性的，就是都离不开“音乐作品”；包括音乐在内的一切艺术活动，其最高目的之一就是围绕着艺术作品而展开的共享；要实现音乐艺术的共享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要把作曲家创作的作品实现音响；而准确实现音乐作品的必要前提之一就是音乐表演艺术家对音乐作品的全面了解、准确理解和创造性表现。

武汉音乐学院韩燕玲的《近现代音乐节奏的基本形态及其训练方法》，针对目前视唱练耳教学中近现代音乐节奏训练相对薄弱的状况，结合大量现代音乐作品实例，对近现代音乐节奏的基本形态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关于近现代音乐节奏训练方法的若干建议。上海音乐学院张晖也结合实际音乐作品，讨论了“复杂节奏节拍教学中的若干问题”。西安音乐学院冯敏娜的《传统听写与实际音乐作品听写之比较――从音乐和乐感能力的培养谈起》，将传统听写与实际音乐作品听写在教学中的应用做了比较，认为实际音乐作品听写的运用，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音乐感，提高审美意识。武汉音乐学院李丽娜从“特点”、“原则”、“意义”、“方式”、“方法”等五个方面“浅谈结合实际音乐作品训练的视唱练耳教学法”。西安音乐学院张晓燕的《音乐作品与视唱练耳教学》，从“如何将音乐作品引入视唱练耳教学中”、“根据不同的专业系别进行选材，做到因材施教”、“音乐作品的引入是促进视唱练耳教学发展的最有效途径”等三个方面讨论了相关问题。

在视唱练耳本体研究方面，上海音乐学院刘畅的《视唱练耳教学中技术性训练和音乐性训练有机融合之我见》认为：在视唱练耳教学中，我们应该把技术性（理性）训练与音乐性（感性）训练视为一对相互依存的共同体，要使学生在接受技术性训练的同时感受音乐（音响）本身带给他们的那些技术性之外的诸多因素，从而体现出学好视唱练耳对于从事音乐教育、创作、表演和研究者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以及无可替代的作用。星海音乐学院黎冰冰的《如何通过基本练习提高乐感》认为：在视唱练耳的教学中，通过在基本练习的各项训练中融入作曲技法的部分旋律知识，提高学生对乐曲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同时还进行相应的发声基本训练，达到能有乐感地视唱的目的。相关论文还有武汉音乐学院李金华的《音程向位模块在视唱教学中的运用》、王方明的《“相对固定”与“绝对固定”――论“音程”》，以及张继农的《论三声部开放排列和弦连接在和声听觉中作用》等。视唱练耳教学中的节奏训练问题也引起不少代表注意。除了前述结合实际作品进行训练的论题外，武汉音乐学院陈明的《节奏的定性记谱和定量记谱》、南京艺术学院滕缔弦的《视唱教学中体态律动的应用》、武汉音乐学院李露、李金华《符号训练法在节奏教学中的运用》、广西艺术学院林作红《实用、开拓、创新――节奏训练在高师视唱练耳教学中的拓展》等论文，也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随着专业音乐教育领域对视唱练耳师资数量与素质要求的进一步加大与加强，作曲技术理论专业视唱练耳方向本科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引起各音乐学院的重视。本次全国视唱练耳教学研讨会不少代表的论文也涉及到这一领域。上海音乐学院蒋维民教授的《〈视唱教程伴奏编配〉与〈练耳教材写作〉课程概要》介绍了上海音乐学院视唱练耳专业本科生在高年级开设的这两门必修课程的基本情况。武汉音乐学院梁红的《本科视唱练耳主科教学策划》以教学内容为主线，构架了主科教学计划方案。沈阳音乐学院颜锐的《关于视唱练耳专业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提出了在强化专业课的同时扩充选修课而且要增加提高学生的逻辑思辨、专业理论表述能力的音乐论文写作基础课程，以期能够培养既具有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同时又符合音乐院校视唱练耳教师所具备的教师资格标准的视唱练耳专门人才。

与研讨会丰富深入的理论研究交相辉映，10月17日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视唱练耳教研室在编钟音乐厅为2007武汉全国视唱练耳教学研讨会奉献了“与音乐最亲密的接触――根据经典音乐名作改编的视唱练耳作品音乐会”。

参与本场音乐会演出的各专业方向本科与附中学生达500多人次。音乐会演出的曲目，全部从前述《多声部视唱――根据经典名作改编》中选出。女声三声部视唱《C大调前奏曲》、无伴奏四声部视唱《圣母颂》、四声部视唱《安魂曲》等众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的精彩多声合唱，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压轴曲目是由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钱仁平教授改编自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一百多人的多声部合唱将音乐会推向，2007武汉全国视唱练耳教学研讨会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音乐学专业可论文范文第3篇

一、评奖活动

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和“人音社杯”书评奖与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同根并蒂产生，一直以来都是学会工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此次“人音社杯”书评奖共有28篇获奖文章，分别为本科组一、二等奖各7名。“学会奖”共15篇文章，一等奖3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4名。

戴嘉枋代表评委会进行点评来稿问题：1.文章多为书评，对鲜活的音乐生活关注度不够。其症结在于“听音乐太少”，他用“纸上得来终觉浅”来形容此类文章，倡导关注社会音乐生活才是音乐评论得以发展的长久之计；2.获奖文章集中在几所院校中，～方面反映出这些院校的参与带有明显组织性，应该鼓励和提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文章内容雷同”的缺陷，尤其是“书评”类文章多以几个专家的某几本书为主。对此他建议“书评的写作要打开眼界、拓宽思路，在书目范围上更丰富，这样才能有利于整个学术视野开拓。”3.文风、结构太相似，在立意和文风上缺乏新意，究其原因是“学院式”教育模式的结果。他指出“评论写作是在对评论对象有广泛涉猎的基础之上，对其优、劣有所见地的评价，不是说套话”。笔者认为，指导教师应该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多反省自己的教学，思考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最后他呼吁“音乐批评的从业者们应投身到社会音乐生活中去”。明言结合往届“学会奖”的情况指出：本届评奖文章在以下几点有所提高：1.研究深度有所深入、文化视野有所开阔；2.涉及音乐活动更为广泛；3.作者来源广泛。虽然仍以高校为主，但也有社会上的音乐爱好者参加。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两个问题：1.评论文章以出版物学术评论为主，书目选择过于狭窄；2.文章内容对社会音乐生活关注度还不够全面。两位老师的点评集中了评委会的意见：“音乐批评应该全面地关注社会音乐生活、反映社会音乐生活，真正成为社会音乐文化传播、交流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音乐批评对社会音乐文化生活的引领作用。”

二、学术研讨

学会研讨主要围绕着音乐评论的学风和文风问题展开。

学会会长王次熠发言认为：一、音乐评论写作要加强学术自觉性，表现在三个方面：1.选题自觉性；2.评论态度自觉性；3.评价内容自觉性。他以《纽约时报>中音乐评论的例子作为范本，指出音乐评论不是一味的阿谀奉承或者挖苦讽刺，而是能够发现音乐生活中的硬伤，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使其在学术高度上有所提升。二、呼吁音乐评论关注社会音乐生活。这一点与评奖环节的呼吁一致，他认为“长期以来集中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音乐评论，习惯以一种学院式（“四大件”技术模式）的眼光来评价音乐，显然这对于丰富的社会音乐生活来说是单一的。”解决此问题的第一要务，是吸收社会乐评人，“用多种眼光去评价音乐”。另外他还提出“专业音乐评论的意义是运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帮助、促进社会音乐生活进步，真正推动社会音乐生活发展。”三，强调批评意识在各个专业研究领域的重要作用。他说：“所有的音乐研究领域都应该重视批评意识，它是使研究取得学术提升，推动其深入的重要因素。”他还倡导音乐评论界要成为学术民主的领地，老一辈的专家学者不以“学霸”、“权威”的姿态对待莘莘学子，年轻学生更不能妄自尊大、一味批评前辈思想僵化，而是要客观公正的评价学术问题。最后他对学会寄语：“多产生高质量的音乐评论，使音乐评论真正地推动社会音乐生活进步。”王次熠的讲话触及到了音乐评论写作、社会作用、学风建设等多方面的问题。“三个学术自觉性论题”对音乐评论写作具有启示意义，关注社会音乐生活的提议开阔了音乐批评活动视野，强调批评意识建立和对学术民主的呼吁更是体现了音乐批评对社会文化所承担的职责。

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以《论音乐评论写作的文字表述>为题发言。作为活跃在当代的专业乐评人，数十年来他不仅积极投身评论写作，发表了多篇音乐评论文章，还对音乐评论写作的方法论和教学有深入研究。他以自己多年的写作经验告诉大家：音乐评论的写作首先要好看、耐读，其次要清楚自己的读者是谁，这是音乐评论文风的核心问题。对于文风问题他提出两个反对：警惕学院“八股”和避免业余“八卦”。一语中的直指当下音乐评论的通病，如何在两者之间取舍，他讲到音乐评论的最佳状态是文字表达与技术分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由于音乐无主题性、情感文字一般性以及评论出版篇幅限制等原因，写作中很难达到这种状态。面对挑战我们应该何去何从？答案是：“首先要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其次应积极地寻找方法解决。”随后他开列了三个方法：1.借鉴相关发达学科评论文章（如台湾文学评论家王德威）；2.学习同行业优秀乐评家的范文，如约瑟夫·克尔曼（Joseph Kerman）、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科恩（Edward T.Cone）等人。3.不牺牲音乐本质技术分析前提下，充分发挥文字的修辞功底（当然这需要长时间的磨练）。笔者在奋笔疾书做笔记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依靠文字与音乐本体说话的音乐评论中，大量的阅读和广泛的倾听无疑是开启评论者写作灵感的不二法宝。

上海音乐学院韩锺恩教授发言《描写、表述与评价一兼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批评教学与实践》。他认为：1.“学院式”批评教育应以艺术音乐为主要对象，尤其是正在上演的音乐会。音乐会评论写作要善于从作品入手去把握演出，作品整体结构、历史背景、文化历史价值等都是考量演出的标准；2.音乐批评的两种极端文风（纯粹感性语言描述或干冷技术分析）与音乐批评学科没有建立自己的学科语言有直接的关系。音乐评论亟待建立属于自己的学科语言，这种语言应该以音乐批评对象为基础，在描写时切中其特点，在表述时凸显个人语言风格，在评价时深入到文化价值高度；3.关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批评专业学生的培养，他谈到前不久学校举办的音乐评论评奖活动及与《文汇报》合作的音乐评论活动，提出音乐评论人才应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学习经历术有专攻去培养，凸显个人特色；4.音乐批评学科建设，音乐批评意识应该逐渐渗透到各个音乐学学科研究中，“批评音乐学”是未来发展的新方向。他对音乐批评教育和学科建设所做的思考表现出了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超前的学科意识，对音乐批评的教育者们具有启示意义，对学科发展更具有指向作用。

《人民音乐》原主编张弦老师发言《热爱音乐、尊重音乐、解读音乐——关于音乐评论学风、文风的一些感触》。她指出当前一些评论文章之所以不好看或者比较干涩，主要原因是评论者写作时对评论对象没有付出热情，应付工作和出于功利目的写作都是不可取的。她认为，评论者首先要对对象付出热情，这是保证文章有血有肉、有生命气息的基础；其次要尊重批评对象，这体现着乐评人的职业操守。另外，她还谈到音乐评论中一味充斥溢美之词的现象，认为这是牵涉多方面利益的结果，也是音乐评论面临的一个雷区。呼吁乐评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尚的职业道德，以音乐艺术的品质为准则衡量作品，尽量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这是社会赋予批评家的责任。张弦的发言切实反应了读者的心声，指出现实问题同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何做一个真正热爱音乐、尊重音乐、理解音乐的乐评人？是我们每个从业者都应该思索的问题。《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高拂晓发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审稿谈音乐学论文写作问题》。来自学报的大量的投稿是他发言的材料基础，他把审阅稿件分为综述、作品分析、学位论文、音乐表演评论、书评几大类，就这些论文中的问题进行细致分析总结，并结合个人经验一一提供了解决方案，同时提出文章写作者应注重培养“道德、问题、语言、自省”四种意识。他的发言直面每一个投稿人，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期刊、出版社等平面媒体对文章的投稿要求，对写作和投稿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性。

甘肃音协彭根发老师发言《音乐评论要求真务实——谈音乐评论的文风问题》。他提出：音乐评论应该是音乐文化的“出入口”和“传播平台”，我们如何将这个平台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这取决于音乐评论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而这两种力来源于评论文风的求真务实。“求真务实”现在看来似乎有些过时，但恰是音乐评论文风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们碍于各种原因不敢“说真话”、“说实话”，实则是对“求真”思想的亵渎。试想：如果所有的演出和作品都被叫好包围，音乐评论还有何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呢？天津师范大学孙光军教授以《科研评价体系与艺术学科规律的矛盾问题我见》为题发言。他从师范院校中科研评价体系与艺术学科规律的矛盾出发展开批评，认为：一方面艺术学科教师在学科专业上术有专攻，另一方面不同专业的教师在授课安排上有所不同，但管理者对他们的科研活动评价标准却毫无区别。这种矛盾引发了科研文章写作质量、可信度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与不科学的教育管理体制有直接关系。与此同时笔者还认为：这也反映出一些表演专业教师文字功底薄弱的现实，身为艺术文化的传播者，各个专业的教师都需要有扎实的文化基础，只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教师文字水平提高双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这些问题。

音乐学专业可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武汉音乐学院；周畅；方妙英；孟文涛；恩师；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J60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4.037

作者简介：田可文（1955～），男，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武汉 430060）。

收稿日期：2013-09-19

一

1984年的秋季，我作为安徽艺术学校的一名青年教师，在上海音乐学院参加了好像是名为“全国中国音乐史教学会议”的会议。

忘记了我在会议上发了些什么“谬论”，会后，周畅教授特意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报考他的研究生。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准备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夏野教授的研究生，故而便去征询夏先生的意见。夏先生表示周畅教授是其好友，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既然他看重你，今年就报考他的学生，如不行的话，明年再回来考“上音”。这是我与周畅教授的第一次邂逅。

就在那年的冬季，我第一次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武汉。时过境迁，整个考研过程已记不大清了，只是感受到周先生热情公正地对待着每位考生。关于那场考试的试题什么的，完全没有了印象，只是对面试过程有深刻的印象：作为安徽艺校中提琴教师的我，考试演奏的是古琴。由于没有专门的琴桌，琴放在课桌上，桌高而椅子矮，无法演奏，于是，周畅教授热心地摘下其围巾，拿来让我坐在上面演奏。他的举动使我倍受感动，也体会到老师对学生浓浓的关爱之情。

然而，进校读书的过程却不顺利：当我拿到入学通知书后，周畅教授给我去信，说他已调厦门大学工作，问我愿否前行。作为他的研究生，理所应当随他去“厦大”学习。当时，武汉音乐学院要求我暂时不报到，等与“厦大”关系办好再去那里学习。在经历一个多月的焦急等待之后，最终因学籍跨省无法转移，周畅老师非常体谅地主动提出让我留“武音”读书。最终，没有能随周畅教授完成学业，但周先生的热心帮助至今铭刻在心。我始终认为，我是周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

二

与方妙英教授的第一次相遇也是在1984年冬季的那场考研之中。面试中她提问了我多少问题，也不记得了，懵懵懂懂地依稀觉得在我弹了两首古琴曲之后，方先生让我再弹一曲，于是我唱奏了琴歌《秋风辞》，再之后，她又要求我演奏钢琴，把我吓了一大跳，说实在的，我的钢琴水平只能用“无地自容”来形容。这时，方先生和颜悦色地鼓励我：弹一个音阶吧。我战战兢兢地弹了C大调音阶，不料，竟得到方先生的赞许。在她的鼓励下，我又弹了《加沃特舞曲》。方先生这种行为使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激励教育”的重要意义，也使我在后来的教学工作中，学习并多使用她的这种工作方式与方法。

与方先生的第二次接触，是在1996年我们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十周年的庆典之际。那时，我担任音乐学系主任，自然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方先生作为特邀嘉宾特意自费赠送给“系办”一个挂钟，她一再强调这是一台“计时器”，以促使音乐学系师生永远记住时间的重要性，继续将音乐学系办得红红火火。方先生的这些举动与话语，使我再次感受到方先生的热情和对音乐学系的深情厚意。她的话语与神情，至今历历在目。

而后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原因，每次与方先生通电话，她总是亲热地称呼我“可文”，这话语使我感到母亲般的亲切。

她就是这么个热心、热情与和蔼的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三

在学院决定我留在“武音”读研时，院领导任命孟文涛教授①担任我的导师。时任音乐研究所②主持工作的副所长汪申申老师带我去见孟文涛教授。孟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他是位谦谦学者、气度非凡。不记得当时他具体对我谈了些什么，只记得大意是说研究生要有充分的自学能力，要有自己的思想与观点，绝不要盲从。他的这种观点深深地植根于我的脑海，对我一生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我把这种观点一次又一次地告诫我的学生们。

在随孟文涛教授学习期间，似乎并没有正经八百地坐下来进行说教似地上课，而多是坐在那里互相谈论对一些学术问题的看法，有时甚至是海阔天空地瞎聊。在我的记忆中，更多的时候是在孟老师家吃饭时谈到的许多治学方法的问题：由于那时学校食堂的饭菜极其地差，而师母做的菜又特别地好吃，而且，孟老师与师母经常热情地邀我去他们家里吃饭。我每每对那些饭菜抱有殷切地盼望，也就对席间所论及的学术事情特别愿意接受，且记忆犹新。

我的学习不仅在孟文涛教授那里得到很好的启迪，而且孟老师还在1986年主动地与他的好友——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郭乃安研究员联系，推荐我去北京师从郭先生学习，体现出一位学者博大的胸怀。

四

当年，为了准备报考周畅教授的研究生，我特意找到部分周先生的论文来学习。由于当时不如现在“中国知网”上搜寻学者的论文这般容易，周教授特意赠送了我他的部分著作与论文。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感到周先生在中国音乐史学术领域视野非常广阔。在后来的学习生涯中，我又陆续学习了他的部分著作和论文，从而认识到其知识的广博、其对音乐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刻：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写出一部比较完备、比较全面的音乐史是需要的，它可以包括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理论、音乐教育、社会的音乐生活、音乐交流等方面。我们也需要专史，写作家和作品史、音乐表演艺术史、音乐理论史、音乐教育史、音乐出版史、音乐期刊史、音乐交流史等等[1]。

此外，他还阐述到：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作家与作品。因此，如果有人写音乐史，只写作家与作品，想集中精力把这方面的问题谈得深一些、透一些，我觉得应该允许和鼓励 [2]。

周先生认为：“从史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要广些、深些、精些”[3]。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深刻认识，他撰写的著作《中国现当代音乐家与作品》[4]，是以全新的视野和角度，作多层次的历史考察，以达到全方位地观察历史和分析历史，还原作曲家与作品的历史面目。这部著作可说是周畅先生研究中国近代、当代音乐家的集大成者，其特征是从个体的作曲家及创作，透视整个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展历程，这些人物从我们熟知的萧友梅、赵元任、聂耳、冼星海、施光南，到不大为人熟知的周淑安、杜失甲、张昊、章枚、王义平等等人物，为我们认识这些重要音乐家的作品及其对中国音乐的贡献，有着重要的指南作用。同时，周先生也从这些作曲家创作的不同类型的作品——各种风格的歌曲、各种类型的器乐曲、歌剧等等，为我国近现代这些音乐体裁的发展，提供了较为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也从音乐史以至艺术史的角度，对我国近现代、当代音乐作品作比较完整的展示，而且还使用音乐史学与音乐美学的学科交叉的手法，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音乐史画卷。

除了对以上现代与当代作曲家与作品的研究外，周畅教授的研究还涉足于古代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批评、音乐教育等等领域。在我平时学习周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后，受益匪浅，也使自己的学术眼光随着周先生的视野而动。

五

我与方妙英先生的研究领域不同，她是我国著名的音乐民族学家，而我主要从事音乐史学的学习。然而，由于担任《黄钟》副主编工作的原因，促使我对音乐的各个领域要有一定的认识与了解，于是，在学习国内音乐民族学家的研究论文时，自然也包括方妙英先生的论著，从中也感受到方先生学术视野的广阔。

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她，在武汉音乐学院（湖北艺术学院）执教30年，出于对湖北民间音乐的热爱，她潜心研究了湖北的民歌，尤其是对湖北民歌的曲体结构、湖北民歌的三声腔、土家族的哭嫁歌有深刻的研究，并取得重要的成就。

湖北民歌中有特色的是“五句子”、“赶句子”、“穿号子”，方先生在深入民间采风的基础上，对这些民歌的结构进行深入地探讨，写出《楚声赶句子音乐结构》[5]、《华夏楚声穿号子结构艺术》[6]等一系列论文，从而找到这些民歌体裁的结构变化特征、调式转换、演唱方法等一系列具有特色的典型特征。

湖北民歌“三声腔”理论是由杨匡民教授提出，方先生则按此理论，深入进行个案与共性特征的深入研究，将湖北民歌归为楚宫、楚徵、楚羽三种体系，曾发表《论楚宫体系民歌的音乐思维》[7]、《论楚徵体系民歌的音乐思维》[8]、《论楚羽体系民歌的音乐思维》[9]等。她的这些研究使人们对湖北民歌的调式体系有了本质上的认识，也从形态的研究中支持着“三声腔”的理论构架。

土家族的哭嫁歌是全国较独特的生活风俗和音乐形式，方先生对这种具有独特价值的音乐形式异常重视，从音乐形态、民族属性、社会风俗等方面进行研究，撰写出《论鄂西土家族哭嫁歌》[10]等文章，对这一命题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与重要研究成果。

除了以上对湖北民间音乐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外，她的研究还涉足音乐民族学的其他领域，涉足音乐评论、音乐教育以及她的老本行——音乐创作。在我学习方妙英教授的这些论文与音乐作品时，感到先生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音乐教育经验，以及突出的作曲才能，她的这些成果不仅对我的音乐史研究有巨大的帮助，更为我主持《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时，在把握学术成果时有潜移默化的理论支撑作用。

六

我在1985至1988年师从孟文涛教授学习期间，曾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和译著，原本以为对他的音乐理论研究是很熟悉的，但当我仔细阅读了在2001年面世的他的《成败集——孟文涛音乐文选》[11]，尤其是最近两天看了不久前出版的《成败集（续集）——孟文涛音乐文选》[12]之后，才猛然发觉，其实我对先生知之甚少。

《成败集》可谓是孟教授一生音乐理论研究的缩影，它容纳了孟先生主要的思想观点。按孟教授自嘲的说法，其从业音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故而其文集取名为《成败集》。其中的文章体现出他“成”之一面，然而，我感觉其最大的学术成就还是体现在“败”（与他人进行学术商榷）字上。他对学术问题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严肃态度，导致他难容学术研究中的疏忽大意、浮夸虚言。不管是哪位权威，不管来自何方，无分国内国外，只要有所感触，凡认为有可商榷、可探讨，甚至有所谬误的问题时，他必为文畅述自己的见解。

《成败集》中有很多有分量、充满着对理论执着求真态度的作曲技术理论的文章，大多数皆是由“败”中所得以之“成”，例如《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末乐章的形式与内容新探——间评克列姆辽夫的分析文》及《关于（合唱交响曲）末乐章分析上的几个问题》。以上两文，前者对回旋曲式建立了明确的图式；后者对《欢乐颂》之前的整个器乐部分解释为是合唱前的大型引子类型之音乐，且对该大段器乐曲作有关形象及内容所作的具体分析与理论解释。此类文章，在《成败集》集中颇不少见。

不仅在作曲理论方面，在音乐学其他领域的文章中同样贯穿着孟教授“成、败”的原则，如《一个被研究者忽视了的迹象——也辩“郑声”》文，孟老师创新地提出孔子在《论语》中只有两处提及“郑声”，实应合为前后呼应，“合二为一”作统一论解；在《以今鉴古，慎待史料》一文，对琵琶（枇杷）按古人刘熙所言，通解为“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认为是《释名》的作者这一古人不知有“外来语音译”概念，确具有一定说服力；《读书记感四题》中之一的《乐理教科书中一个普见的逻辑失误》一文，在人们习以为常，从未发现有何欠妥处时，经孟先生提出后，对基本乐理教学也不无意义，并有其思维启发作用。

针对音乐界学术风气、音乐家的行为风格诸类问题，孟教授也提出中肯意见与匡正建议：《要提倡批评中的实事求是之风》、《“怪胎”及其他——读刊随录有感兼与赵沨同志商榷》、《一首为通俗音乐做说客的“引子与随想曲”——听通俗演唱会》、《给“西部民歌之王”准确定位》、《民歌岂容出卖——社会关注“王洛宾公案”》、《王洛宾卖的是谁的歌》、《再为作曲家鸣不平》等等这些杂文，对音乐界的理论研究及对音乐社会现象中的关注，都反映了他认真、求实的严肃态度。孟文涛教授大多的文论写作是不写则以，写则必然为深有所感、不吐不快。

读孟文涛教授的学术文章，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其为严肃的学术论说，但其文笔之通雅，令人读来感到酣畅淋漓的愉悦。

七

周畅教授、方妙英教授和孟文涛教授都是我的恩师。虽然由于学籍的原因，最终没能亲从周畅教授、方妙英教授面命授听，但是，在后来的每次学术会议、生活交往中与两位先生有很多的接触，接受周畅教授、方妙英教授的很多教诲。孟文涛教授则直接给了我学习上很多的教诲。在师从他学习的时候，我更多地在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上得到了启迪，从他的言传身教中得到启发，也在学习老师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得到非常多的收益。

回顾与三位先生接触与学习的时光，不仅使我在学术上受益，而且，在接触中深深感触到三位先生的人格魅力。三位先生大大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增进了我的学术研究能力，使我自1988年在武汉音乐学院从教，以及自2002年以来从事学报《黄钟》副编辑的工作中，受用多多。可以说，他（她）们是我毕生应该感激的恩师 ，他（她）们的教诲使我终身受益。

注释：

①孟文涛（1921-2005 ） ，男，江西萍乡人。1942年以前在湖南大学工学院读书。1942年就读于重庆国立音乐院，1947年毕业于南京，习理论作曲。1947年起，先后在南京国立礼乐馆乐典组（杨荫浏主持）、台湾师院附中、香港中华音乐院、广州军管会、四野部队艺术学院、中南音专、武汉音乐学院工作。1955—57年曾任中南音专作曲系代系主任、副系主任。20世纪80年代，曾任湖北省翻译家协会理事、美学学会理事、社会学学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编委及器乐分支学科主编、武汉音乐学院教授。50年代初起编辑出版有《管乐及其应用》（上海文光书店）、《民间音乐研究》（上海万叶书店）、《复对位与卡龙》及《管弦乐法教程》（上下册，皆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等书。1937年起有散文、杂文及小说数十篇在上海《大公报》及《湖南大学学报》等报刊上发表。写有专业论文数十篇，散见于各种音乐杂志及其报刊，多数收入《成败集——孟文涛音乐文选》（2001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建国前后出版发表有歌曲10余首。近年来又发表有《〈大地之歌〉疑云未尽散》、《一本必须批判的外国曲式学》、《江（定仙）先生和他二位师兄的音乐风格比议》等论文（以上自武汉音乐学院网站“历任教授”）。他曾是2004年第四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②1985年“武音”尚未成立音乐学系，我属于音乐研究所的研究生。

[参 考 文 献]

[1]周畅.不拘一格，广些、深些、精些[J].音乐研究，1982（1）.

[2]同上.

[3]同上.

[4]周畅.中国现当代音乐家与作品[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5]方妙英.楚声赶句子音乐结构[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4）.

[6]方妙英.华夏楚声穿号子结构艺术[C].亚太地区民族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1999（4）.

[7]方妙英.论楚宫体系民歌的音乐思维[J].中国音乐，1982年增刊.

[8]方妙英.论楚徵体系民歌的音乐思维[M].民族音乐学论文选，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1988年.

[9]方妙英.论楚羽体系民歌的音乐思维[J].黄钟，2007（2）.

[10] 方妙英.论鄂西土家族哭嫁歌[J].黄钟，1987（4）.

[11]孟文涛.成败集——孟文涛音乐文选[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12]孟文涛.成败集（续集）——孟文涛音乐文选[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My Initial Three Teachers in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TIAN Ke-wen

音乐学专业可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武汉音乐学院；科研成果；成果数量、成果分类、作者群、科研项目；统计；回眸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4.013

执笔者简介：陈 明（1969～），男，文学硕士，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科研处处长（武汉 430060）。

收稿日期：2013-08-24

据不完全统计，我院自1953来以来，共取得各类科研成果2600余项。从数量来看，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1997年前后至今约15年的时间段内。以下对我院“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的科研统计数据进行抽样分析。

一、关于成果数量

近十年来，我院取得各类科研成果1300余项。具体每年度的成果量如下图所示：

图表1 2001-2010年，每年度的成果数量示意图

上图清晰地显示科研发展的几个阶段：

第一、01年至04年，走势平稳。每年度的科研产出保持平均值130件左右。

第二，04年至06年呈下降趋势。04年和06年是我院两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2004年，我院接受教育部首轮本科教学评估，全院教职工全力投入到“迎评”工作；2006年，老校区向新校区搬迁。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了两年来科研持续走低。

第三，07年急剧反弹，飙升至峰值。07年是历年出版文集最多的年份，共出版10册。其中最大的契机是学院应申博之需而出版的“学科建设丛书”系列。该系列共6册，由遴选出的彭志敏教授、蔡际洲教授和田可文教授等三位学科带头人的个人文集和主编文集构成，包括代表作曲技术理论方向的《20世纪音乐分析文集》（彭志敏）和《作曲技术理论研究文集》（彭志敏）；代表民族音乐学方向的《音乐理论与音乐学科理论》（蔡际洲）和《民族音乐学文集》（蔡际洲）；代表音乐史学方向的《中国音乐史学文集》（田可文）和《音乐历史观与研究模式的求证》（田可文）。同年，作曲系还编撰出版了《电子音乐创作与研究文集》，收录了大量该领域的文章。各种文集的集结出版使本年度科研成果总量急剧走高。

第四，08年之后又趋于稳定，但总体均低于前四年稳定期的平均值。07年前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社会上泛滥一批“职称刊物”乃至非法刊物，这种学术失范现象也波及到了我院相当一部分年青教师。虽然科研管理部门及时公告提醒了广大教师，但“中枪”的仍不在少数。此类“成果”一律不在统计之列，但老师们却失去了一次正常发稿的机会，因而影响到全院的成果量。

二、关于成果分类

我院科研成果的形式主要是论文和教材（包括曲集），其次是专著和文集。在1300余件科研成果中，论文达1027项，占比78%；教材或曲集达134件，占比10%。具体见下图所示。

在所有论文成果中，发表在学术性或非学术性期刊上的文章有899篇，其它128篇为各类文集或学术会议发表。在期刊中，涉及的刊物达188种；在文集中，涉及的出版社有28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京大学对学术期刊的评价指标来看，我院论文类成果在权威核心期刊和一般性期刊的文章分别为469篇和430篇，二者基本上平分秋色。

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之一的我院学报《黄钟》，在10年内共计刊载我院教师文章322篇（平均每期有8篇左右），占比69%。由此，《黄钟》为我院学术生产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可以略见一斑。除此之外，我院成果在国内其它音乐类权威核心期刊的发文量比照如下。

从宽泛的学科属性看，所有成果大致可以分属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学理论（含教育）、表演理论以及社科等“大四类”。它们分别所占有的成果量为288项（总比23%）、575项（总比46%）、310项（总比25%）、70项（总比6%）。

三、关于作者群

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最积极的因素莫过于“人”。同样，在我院办学历程中，也不乏学养深厚、著述等身的一代代学人。但由于时处上世纪50年代前后，百废待兴，出版业、期刊业均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以至于那个阶段真正公开发表的成果并不多，多以油印本或内部资料留存。60至70年代，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使很多本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无奈辍笔，形成了人生学术历程中一段空档期。如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现已80高龄的刘正维教授，自1962年在《音乐研究》上发表《楚剧的迓腔》以来，迄今为止共取得各项成果166项。但遗憾的是老先生在1962年至1981年之间却有一段将近20年的科研空档（当然也有较为丰富的创作成果）。又如史新民老教授目前为止共取得各项成果74项，。但自1963年在湖北艺术学院学报上发表《刘天华先生的生平与作品》以来，直到1983年才有《扩大知识领域 培养创造能力》面世。中间形成20年学术空档。

1953年秋，值全国音乐院系大调整，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简称“华南文艺学院”）音乐部合并到武昌，成立“中南音专”。杨匡民老先生“随军迁徙”。除了教授民歌外，还要筹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室。当时，学校抽出几个专科生同民歌手一起合组一个“民研班”，由杨匡民先生负责个别培养，将来成为“教学科研两不误”的教师。为了带好这批学生，鼓励他们经常下乡采风，老先生1953年撰写了《怎样记录民歌》在《长江歌声》连载发表。后又在小型会议上发表《关于民歌填词的问题》以及又油印内部教材《湖北民歌介绍》与《湖北民歌的结构》。杨匡民老先生的这批成果均是于1953年面世，与“中南音专”同岁。

作为音乐学理论领域承前启后的学术传人，今天的音乐学系已逐步形成了各专业方向的学术群体。当然，从该群体的年龄结构来看，多为中青年或中年以上，而青年一代似乎仍需格外努力。

图1 音乐学学科教师部分成果

在作曲技术理论研究领域，有一批独步千古的老人。如孟文涛教授、童忠良教授等等。孟先生以1937年为起点（见《成败集》）开始“投笔从文”（目前可查的是1944年发表于《时事新报》的《观舞蹈会》），一生共发表各类文章182篇。上世纪90年代是孟老的学术鼎盛期，共有109篇文章面世，占到终身成果的60%以上。孟老的这种学术奇迹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千禧年后，孟老又陆续发表29篇力作。孟先生在文艺批评和音乐评论方面可谓目光犀利，其《一本必须评判的外国曲式学教程》——初评[匈]魏纳莱奥《器乐曲式学》获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奖（论文类）三等奖（我院同时获奖的还有谢功成、马国华教授《论同宫场》；丁承运教授《古瑟调弦与旋宫法钩沉》）。童忠良教授的研究视野则横跨作曲技术理论和乐律学等其它领域。童先生非常潜心于研究音乐的“数论”逻辑，首次提出和建立和声功能网的理论体系。2004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对称乐学论集》，并获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奖（著作类）二等奖（我院同时获奖的还有刘正维教授《20世纪戏曲音乐多角度研究》；郑英烈教授《序列音乐写作基础》）最近，刘永平教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上海音乐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视唱练耳》入选教育部第一批“十二五”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这是我院科研成果转化为教育内容的重要标志。

图2 作曲学科教师部分成果

同样，今天的作曲系也形成了各学科的学术团队。从年龄结构看，这个以70后为主的年青的群体正在成长，正在显示出勃勃生机。

四、关于科研项目

近年来，我院共取得各级纵向科研项目86项。其中国家级项目8项（教师们所承担的子项目尚未列入）。包括彭志敏教授《20世纪作曲技术发展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刘永平教授《西方现当代音乐复调技术理论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刘正维教授《20世纪戏曲音乐发展的多视角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戏曲作曲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孙晓辉教授的《隋唐五代礼乐制度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等；省部级或省厅级项目76项。包括刘正维教授《湖北民间音乐研究》、汪申申教授《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文献综录》、孙晓辉教授《唐宋词调研究》（教育部首批后期资助项目）等；湖北省优秀中青年团队项目2项。包括李幼平教授《长江领域音乐文物研究与开发-湖北音乐文物研究与开发》和刘健教授《新媒体艺术——人机交互、音画互动的艺术语言》。此外，获准建立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长江流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

以上科研项目共获得科研资助经费约130万元。

在所承担的科研项目中，理论方向、表演方向与社科类在立项数量方面的比例分别为43项、18项、25项，获得经费资助分别为99.3万元、11.6万元、18.5万元。从数据来看，理论方向在科研方面凸显强势和优势。当然同时也显示出表演方向在科研领域的“先天不足”。为扶持表演和社科方向的科学研究，促进各学科的科研生产齐头并进，科研处以院级课题的形式对这两个方向进行培育。10年间共四批院级科研项目（根据全院教师总体科研状态的现实考虑，平均每两年征集一批），投入经费40万元，重点向表演和社科方向倾斜。具体比例见下表。

表1：院级课题中各学科方向所占比例

通过院级课题的补充，有效地激活了表演、社科领域教师的科研积极性。

五、结语

60年光景，于人生而言，曰花甲之年。于办学兴教，却依旧年轻。当我们怀着敬畏之心整理和汇编60年来所有的科研成果时，犹如打开了一个60年记忆的函封。我们怎么也不能忘记那些曾经在音乐理论研究领域筚路蓝缕、独步千古的故人和老人。没有他们的艰难跋涉，就没有今天的一马平川；没有昔日的邦家之光，就没有今天的繁星满天。同时，毫无疑问的是，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会浸润历史的印迹，都受时代的局限，对音乐艺术理论的探讨也概莫能外。而惟一亘古不变的是顺应时代的求索精神，是一往情深的学术追求，是薪火相传的学人之道。所以，我们景仰拓荒者，是为了激励后来人；我们点燃过去，是为了照亮未来。

祝愿我院的科研事业更上层楼！

Review on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in Recent Ten Years

CHEN 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