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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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第1篇

1、历史朝代顺序（顺口溜）：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沿；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2、中国历史朝代顺序：

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商（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西周（前1046年—前256年）、东周（春秋、战国）、秦（前221年—前207年）、汉（公元前202年—公220年）（西汉、东汉）、三国时期（220年－280年）（魏、蜀、吴）、晋（西晋、东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420年—589年）南朝（刘宋、萧齐、萧梁、南陈）、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581年—619年）、唐（618年—907年）、五代十国（907年—979年）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前蜀、后蜀、杨吴、南唐、吴越、闽、马楚、南汉、南平、北汉）、宋（960—1279年）（北宋、南宋）、辽（916年—1125年）、西夏、金（1115年—1234年）、元（1271年-1368年）、明（1368年—1644年）、清（1636年—1912年）。

（来源：文章屋网 ）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生态；伦理；生态伦理

一、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命题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不难看出，“生态”一词强调对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的关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伦理”与道德相关，指关于一切社会的道德及道德的普遍性。布洛克（H.Gene Blocker）认为：“伦理试图发现能够确证人类所有行为和最终说明使行为正当或不正当至最高层次、最一般的原因。”

[1]将“生态”与“伦理”结合起来理解，则是指将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延展到生命和自然界。由此产生了两种学说即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一般来说，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道德价值是针对人来说的，人对自然的义务是人与人之间义务的间接形式，生态伦理就是指与生态环境有关的人际伦理。非人类中心者则认为，各种非人生物同样具有道德地位，人类对它们应当负有直接义务，生态伦理就是强调自然的价值及人对自然的责任或义务。[2]可见，无论是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学说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说，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则发端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面对着困扰当今人类的一大难题――生态破坏，古老的中国哲学中早已蕴含着富有启发性的智慧成果，或者说其中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的思想原则，这就是“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的智慧。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关系不仅是西方哲学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哲学所关注的。

（一）儒家生态伦理命题：参赞化育

“天人合一”在儒家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不是一种疏离以至于对立的关系，而是息息相关、相互依存、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关系。[3]“天人合一”的理论核心在于其主张人源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人必须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而不可违背自然规律为所欲为。《管子》最先指出人之来源：“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为人。”

[4]儒家主要是从“天人一体”、“性天相同”的角度来论证天人合一的。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儒家《中庸》的“天人合一”说突出了人文教化的作用.“天人合一”说并不是消极地提倡人道合乎天道，以此证明自然界的伟大及其目的性。自然界的伟大说到底是由人类来完成的；自然界是有目的的，其目的是由人来实现的。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界的功臣。所以，人在自然界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殊作用。其作用之特殊性就体现在“参赞化育”。

从生命存在之意义上看，人类不仅要认识自然界，首先要感谢自然界，理解自然界，尊重自然界。这种理解和尊敬本身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是从人类自身的生命实践中体悟到的，也需要人类的智慧取得的。这是对自然界生命价值的最富有敬意的肯定。正是这种肯定使我们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进行“参赞化育”？儒家《中庸》对此进行了回答。

《中庸》认为：“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因此，人性不同于物性，人性具有特殊性。但是，人与万物皆为天地所生，因为人与物又具有普遍性。一般来说，特殊性高于普遍性，但是《中庸》所表达的则是通过特殊性来达到普遍性。实际上，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相互转化是两种相辅相成的过程。

由此而知，参赞化育作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价值精炼是唤起人们对自然的道德意识，敬畏自然，以自然为友。这种伦理思想打破了人类因恐惧遭受自然惩罚而被迫顺应自然的思维，是根本意义上的，体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生态伦理观。

（二）道家生态伦理命题：道法自然

道家思想中包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已经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学者们认为道家关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强烈热爱自然的倾向。就道家的环境保护观而言，它所包含的珍视生灵、关爱自然的思想都是以人为本位，因此，它注定带有人本主义的色彩。道法自然是道家中充分体现环境保护的思想之一。张继禹在其《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一书中指出，在人类社会中，各种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人类因科技的强大和自我意识的膨胀，忽略了大自然本身固有的规律，背离了老子所说的大道，对自然无止境的掠夺，到头来只是为自己挖下一座座难以跨越的陷阱。现代人只有改变观念，采取新的发展模式，才能真正地避免走向毁灭。”[6]

作为道家思想和教义的“道法自然”原则，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共生关系是其应有之义。“道”作为道家思想的核心，其内涵十分丰富。首先，老子之“道”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阐述的，老子认为是道产生天地万物，道是宇宙本原、万物之始。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7]其次，老子之道是万物存在的根据。老子曰：“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8]因此，老子之道是万物归宿之道，他将宇宙看作一个庞大的生命体，它的统一性在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能创万物。这个生命体即时道。在道论之基础上，老子又提出了天道和人道。天道自然无为，人道顺其自然。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人，作为四域之一，源于道。既然是道所产生，就应当遵守自然法则，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即道法自然。由此观之，人类作为改造自然的能动主体，为了谋生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同时，必须法天则地，与自然共融。

（三）佛家生态伦理命题：众生平等

众生平等确立了佛教生态伦理的重要思想和原则。佛教认为世界是无量无边；众生是无量无边的；生命不但是无量无边而且是永恒的。今天，人类对大自然无止尽的掠夺也引起了地球的反扑，环境污染吞噬着人们的健康，其他如种族、政党、宗教等之间的歧见、冲突与日俱增。长期以来，人类往往忘记了其他生命的存在，为满足一时的私欲而滥杀无辜。《金刚经》中说：所有一切生物，积极的戒杀应该是护育化导，防止疾言厉色的伤害。生命既是天地万物自然所共有，所以任何形式的自杀和他杀都是逆天行事，违反自然。广义而言，即使一草一木都是宇宙万物的力量所成，任意伤害，减少寿命，也是杀生的行为。如森林滥发、滥垦坡地，结果均导致山川大地受到伤害并予以还击。

说到“自然”，自然，则和；不自然，则乱。古德云：违顺相争，是为心病。贪欲搅动心湖，人就会烦恼，乃至误入歧途，千古遗恨。生活上的应事接物也是如此，不顾自然，不顺自然就不会天长地久；财富若是巧取豪夺，不顺自然，必有败坏之虞等。自然，则顺。过与不及，终将带来弊患。像久卧不起，久立不坐，久劳不息等等，都会引起生理上的四大不调，人就开始患病。自然也是一样。近几年来，人类因生产消费过多的物质，远远超过大自然可以自我修复的速度和程度，而且严重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导致目前生态系统问题重重。凡此都确证了一旦忽视自然法则，就会恶果自食。

二、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指导和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必须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古代生态伦理观念，同时吸收外来先进的生态理念，共筑中国的生态蓝天。

（一） 传承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加强绿色道德建设

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以儒、道、佛三家为代表，向我们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并非相互独立的存在实体。继承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融关系的必要举措。必须继承和发展儒家“参赞化育”的生态传统、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原则以及佛家“众生平等”的生态旨归，努力提升我国构建生态文明的文化软实力。指出，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0]参赞化育的思想，道法自然的观念不仅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能促进生态文明、绿色道德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为实现中国的生态梦提供抓手。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内化于每一位国人的心中，融入到伟大中国生态梦的实践中。弘扬以自然为友，万物平等的观念，使“绿色道德”成为社会的主题文化，履行对生命与自然的道德义务与责任，使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化，实现国家的永续发展。

（二） 西学东鉴，博采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精华

西方工业文明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主体能动性增强，激发了人类的控制自然的欲望。在此背景下，西方涌现出许多生态伦理思潮，如卢梭的浪漫主义自然观、缪尔的国家公园理论以及史怀泽的生态伦理学等。在这些生态伦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逐渐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走更加合理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通过对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学习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经验和教训，广泛采纳其中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成分，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因此，合理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的优秀文化成果，根据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进展情况，不断推动生态伦理思想的创新，使生态文明的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三）结合农业现代化，深化理解古代生态伦理思想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传统农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机器化的农业生产代替了手工播种，大面积的家庭农场取代了小面积的散户种植。但是，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皆来自于传统的农耕时代。党的十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实现此目标，必须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再不以GDP 增长率论英雄”。坚持“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发展原则，牢记“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现实警示，不断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逐步形成实现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以及低碳经济的产业模式，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换取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促进经济与环境相协调，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同时在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展示大国形象，构建国际话语权。确保生态伦理思想符合中国实际、引领时展，实现中国农业的永续发展，实现中国永续的生态蓝。

[参考文献]

[1]H.Gene Blocker.Ethics：An Introduction，Haven Publications，1988，p.10.

[2]林红梅： 《生态伦理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3]方克立：《“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载《当代思潮》，2003年第4期

[4]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12月，第78页

[5]张艳婴，《论语・阳货》，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10月，第24页

[6]张继禹等著：《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7]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章，第154页

[8]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1章，第327页

[9]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章，第154页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第3篇

走进大理，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节日还是平常日子，只要有心，你会常常听到一阵阵古意斑斓的音乐，从一座座古朴典雅的白族本主庙、文昌宫，甚至是白族庭院、节日舞台上飘然而来。那音乐时而庄严，时而静肃，时而激越，时而飘逸，时而柔婉，时而轻曼，时而悠扬，时而舒缓。渐渐地，你的心灵深处一种飘飘欲仙的超脱感，神秘感，净化感便油然而生。那感觉仿佛就象置身于遥远的古代，沐浴在唐风宋雨之中，让人久久回不过神来。这种音乐其实就是具有一千多年历史、至今仍在大理盛传的、被音乐界称为“世纪末元音”、“广陵绝响”的中华民族音乐瑰宝――大理洞经古乐。

据考证，大理洞经古乐，肇始于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故又称南诏古乐），产生、形成于元末明初。历史上最早的洞经会是元大德至至大年间（公元1297――1311年）成立于大理苍山中和峰玉皇阁的道源社和段府的华云社。到了明嘉靖年间，四川新都状元杨慎与白族文学家李元阳、赵雪屏等又分别在大理、下关成立了叶榆社和三元社两个洞经音乐组织。从而使大理洞经音乐真正走向了民间，并广泛流传到了周边地区。丽江的“纳西古乐”就是在这一时期从大理传播过去并与当地民族民间音乐融合演变而成的。故学术界一直认为大理洞经古乐是“纳西古乐”真正的本源。就连丽江大研古乐会会长宣科先生，在1999年大理南诏古乐学会成立大会上也坦言，“纳西古乐”是明朝时期从大理传到丽江的。

大理洞经古乐保存完整，音乐内容丰富，音乐形式多样。就内容来说，主要吸纳了道教音乐、儒教音乐、唐宋音乐、南诏大理国宫廷音乐、龟兹乐、佛教音乐、南北曲、江南丝竹及各种大理文人雅乐和民族民间音乐等十多种音乐成分。就其形式上来说，又主要分为声乐和器乐两部分，声乐部分有领唱和伴唱两种，演唱时有两种乐队伴奏，一种是丝竹乐，一种是吹打乐；器乐部分则分为大乐曲牌、细乐曲牌和锣鼓曲牌三类。而且大理洞经古乐的曲牌十分丰富。据统计，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独立成套的各类曲牌多达1000余首，其中有表示开经威仪的《三通鼓》；有虔诚请圣的《诗章》、《南洋洲》等唐宋宫廷音乐；有来自唐宋诗词、江南丝竹的《小桃红》、《浪淘沙》、《越调》、《朝天子》、《甘州歌》等；有见于南北曲的《十样锦》、《清和颂》、《一江风》、《山坡羊》等，有来自域外的《龟兹乐》；有见于南诏时期的《南诏奉圣乐》、《诏王操戈》等，也有歌颂孔子、元始天尊的《孔子歌》、《元皇赞》；有道教音乐中的《十供养》、《玉皇赞》；有大理文人雅乐《五华晓钟》、《点苍叠翠》和大理民族民间音乐《蜜蜂过江》、《酸辣子》等等。这些曲牌在长期的演奏中有机结合，既形成了大理洞经古乐古朴典雅、庄严崇高、礼乐兴邦、教化育人的独特主题，又形成了柔美清正、飘逸悠扬、超凡脱俗、若空谷之风、天外之响的艺术风格。是一种既有道教音乐的飘逸，宫廷音乐的典雅，江南丝竹的柔美，儒教音乐的浑厚，又有各种民族民间音乐风韵的独特民族民间音乐品种。堪称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2002年，作为洞经古乐的发源地，大理市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洞经古乐民间艺术之乡”。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史料教学；历史教学；中国古代史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8-0242-03

史料教学是指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对相关史料进行处理，使学生自主地从材料中获取历史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完成对历史探究的一种教学模式。[1]史料教学首先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是英国为应对学校的历史教育危机而采取的改革措施。此后，史料教学这一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也陆续被世界其他国家，包括我国所采纳。

史料教学在高校历史课的教学中具有必要性和重要作用。简而言之，史料教学能更好地体现历史学科特色，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历史素养和人文精神等。现在，我们就以中国古代史为例，结合笔者的教学经历，探讨一下史料教学的实际应用。

一、关于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如王莽及王莽改制的评价问题

材料一：（王）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

――班固《汉书・王莽传下》

材料二：王翁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至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

――桓谭《新论・言体篇》

材料三：前后汉之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变。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看了社会还是可用人力控制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该用人力去改变，此即所谓“拨乱世，反之正”。……自王莽举行这样的大改革而失败后，政治家的眼光亦为之一变。根本之计，再也没有人敢提及，社会渐被视为不可以人力控制之物，只能听其迁流所至。

――吕思勉《中国通史》

通过师生共同解读以上三则史料可以知道：材料一中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对王莽及其改制持否定态度，而且用词极为激烈，骂王莽是乱臣贼子，批评其改制措施一无是处，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材料二中东汉思想家桓谭也对王莽及其改制的持否定意见，但言辞比班固和缓，主要从王莽不识大体、是古非今致其改制措施不合时宜而遭到失败这一角度予以批判。材料三是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王莽改制的肯定，即肯定了王莽“拨乱世，反之正”的改革动机，并惋惜于王莽改制的失败，认为王莽改制的失败对后世古代政治家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使他们趋向保守。

在师生共同解读史料后，教师趁机提出两个问题：（1）为什么以上三人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评价截然不同？（2）结合课本内容[2]谈谈你对王莽及其改制有何看法？

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老师予以总结：（1）班固是儒家学者，所作《汉书》又是正史之一，他对王莽和王莽改制的评价乃是儒家学者和官方的标准看法。而桓谭的生活年代虽然与班固接近，但桓谭平生喜毁俗儒，反对谶纬，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所以他对王莽无意作道德上的批判，而更侧重其改制失败的深层原因。吕思勉作为一位现代史学家，成长于中西文化交融以及中国传统史学观念受到猛烈冲击的时代，以建立新史学为己任，他对王莽改制的评价是依据进化史观作出的。（2）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我们自然不能认定王莽是乱臣贼子，也应该肯定他的改制源自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是西汉末年改革呼声的一个巨大反响，而对于其改革的得失成败则需要具体分析，除了统一度量衡的措施为后世所承外，其他改制措施大都以失败而告终，不仅没有挽救社会危机，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学生分析以上三则史料，回答问题的过程，其实也是他们进行历史思维活动以及培养历史思维能力的过程。所谓历史思维能力“是人们用以再认和再现历史事实，解释和理解历史现象，把握历史发展进程，分析和评价历史客体的一种素养。”[3]在上述探讨过程中，学生能够了解前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及其评价标准，从而提高自己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历史问题，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能力，即历史思维能力。此外，学生还可以藉此开拓视野，不人云亦云，敢于结合自身知识进行历史评价，培养其创新能力。

二、运用相关史料，对党锢之祸的历史问题予以探讨

材料四：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直之风，于斯行矣。

……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范）滂等。……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滂父）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唯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

材料五：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

――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

材料六：东汉……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盖其时轻生尚气，以成习俗，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

――赵翼《廿二史札记・东汉尚名节》

教师对以上三则史料予以解读，提出问题：（1）以上三则材料对东汉末年党锢之祸的原因分别有哪些解释？（2）怎样评价范滂等党人？

之后，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给予说明：（1）材料四说明东汉末年士人不满宦官专权，所以起来抗争，这是党锢之祸的表面原因；材料五从儒学发展的角度，剖析出儒家思想的盛行是党人出现以及党锢之祸的深层原因；材料六则从察举制度的发展这一角度揭示了另一深层原因，即东汉士人结党反对宦官专权、激扬名声有其现实功利的考虑。（2）尽管东汉士人反对宦官专权有功利方面的原因，但他们面对宦官专权造成的黑暗统治，敢于挺身而出，扬清激浊，不计生死，其勇气、气节令人景仰；而党人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应该给予肯定。

史料教学的重要作用之一即在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以史料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学习问题更具有挑战性和探索性，研习史料可以使他们增强对历史的真实感受，直接参与对历史问题的解决活动，使他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得到多方面的训练，有助于他们对历史的认识。”[4]以上三则史料的运用，就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深化他们对党锢之祸这一历史问题的认识，培养他们的历史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尤其是材料四叙事生动，感人至深，充分表现了中国古代士人不畏、勇于牺牲的精神，还能够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他们升华情感、激扬精神、提升历史素养和人文精神。

需要说明的是，史料教学涉及多个方面，上述史料教学的活动只是笔者结合教学经历略加叙述，并非面面俱到，在史料教学中教师也要注意指导学生开展搜集、整理史料的学习活动。此外，在史料教学中教师还应注意选择可信、精简的史料，并尽量选择学生容易读懂的史料，对难度较大的史料，教师应注意加以解读。

综上所述，史料教学在历史教学中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我们应该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有效运用史料教学，焕发高校历史课堂的活力，培养更多适应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

参考文献：

[1]张桂平.史料教学――不可或缺的历史教学方式[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10-11.

[2]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226-232.

[3]赵恒烈.历史思维能力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5.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第5篇

首先，生态环境的变迁使我国一些著名的文明中心逐渐衰落甚至消失。黄河中游地区曾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和汉唐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所在地，也曾是森林茂密的地区，但人为的过度垦殖，滥伐森林使山峦变得光秃、水土流失加重、土地日益贫瘠，气候日趋干燥，自然灾害频繁。这一地区逐渐衰落，失去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中游的黄土地区成为贫困地区的象征。

其次，中国古代环境的变迁在某些方面导致了政治中心的转移。商代盘庚迁殷便与自然生态环境变迁有关，商代的都城“毫”位于黄河两岸。汛季一到水害严重，大水冲毁良田，人民无所收获。盘庚将都城迁到殷，当时这一带生长着大片的树林，气候温和、潮湿属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很适合农业生产。再如，魏孝文帝的迁都除社会因素以外，气候的变化也是―个重要原因。而宜牧区南移和草荒，正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三，历史上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除了社会因素外，与历史气候变迁及生态环境恶化也有密切关系。南北朝时期气候比较寒冷，研究表明北方地区气温下降了1℃―2℃，等于把北方宜农区南移了200-300公里，使我国历史上宜农区与宜牧区线由长城推到黄河以南，所以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第-+重要时期。到五代十国时期，经济重心再次南移，这一局面到宋代基本定型，南方的经济实力超过了北方，以后定都北方的王朝，主要仰赖于江浙和四川的粮食来维持北方生计及国家政权。所以历史上有这样的名言“苏湖熟，天下足”，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历史现象。

第四，生态环境的变迁促进了少数民族的不断内迁，从而促进了我国的民族融合。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1000年第一个寒冷期(西周后期)，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逐渐南迁与南方的少数民族“南夷”在冲突中不断融合。中国史上有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春秋首霸齐桓公率领诸侯抗击狄人的南侵)和“狄人灭卫”两件大事可作为明证；公元400年第二次寒冷期(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南下建立了一系列国家，中国史上称为“五胡内迁”，这一时期是民族融合的高峰期；公元1200年第三次寒冷期(辽金元时期)，与辽金元南下最后统一了中国：公元1700第四个寒冷期(明清时期)清军^关。生态环境变坏伴着战乱不断，这恐怕没法用巧合来解释。

最后，环境的变迁导致人的自然观的变化。原始社会后期――商代，农业、畜牧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都与农业、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开始产生一种自然意识，朦胧中感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有密切联系。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对自然规律没有充分认识，对自然力无法进行有效地控制，因此人们只能通过对自然的崇拜来表达其最初的自然意识。随着环境的变化，人们在与自然作斗争的教程中逐渐加深对环境的认识。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上，第一次把人提到了首位。人不再是自然的奴仆，而成为自然的主人，人类社会从对自然的依附中摆脱出来，实现了解放。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莫过于荀子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但是人对自然的一次次征服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因此到唐代刘禹锡第一次提出了“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指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发展。

中学历史教学必须重视生态环境教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告诉人们，生态环境变迁直接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影响今天的人类社会，在中国历史教学中增加生态教学内容、注重生态意识分析是十分可能、也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确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征服自然，强调的是“人定胜天”。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人口急剧膨胀，土地大量垦殖，围湖造田，过去我们过多地给予了肯定。现在，中国历史教学不应再对昔日垦殖拓荒不加分析地一味褒扬，不要让学生形成一种中国历史经济发展就是不断垦殖和掠夺大自然的过程的观念，而要告诉他们，人类与自然应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我们应该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地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