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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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第1篇
1、历史朝代顺序（顺口溜）：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沿；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2、中国历史朝代顺序：
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商（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西周（前1046年—前256年）、东周（春秋、战国）、秦（前221年—前207年）、汉（公元前202年—公220年）（西汉、东汉）、三国时期（220年－280年）（魏、蜀、吴）、晋（西晋、东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420年—589年）南朝（刘宋、萧齐、萧梁、南陈）、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581年—619年）、唐（618年—907年）、五代十国（907年—979年）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前蜀、后蜀、杨吴、南唐、吴越、闽、马楚、南汉、南平、北汉）、宋（960—1279年）（北宋、南宋）、辽（916年—1125年）、西夏、金（1115年—1234年）、元（1271年-1368年）、明（1368年—1644年）、清（1636年—1912年）。
（来源：文章屋网 ）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生态；伦理；生态伦理
一、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命题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不难看出，“生态”一词强调对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的关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伦理”与道德相关，指关于一切社会的道德及道德的普遍性。布洛克（H.Gene Blocker）认为：“伦理试图发现能够确证人类所有行为和最终说明使行为正当或不正当至最高层次、最一般的原因。”
[1]将“生态”与“伦理”结合起来理解，则是指将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延展到生命和自然界。由此产生了两种学说即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一般来说，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道德价值是针对人来说的，人对自然的义务是人与人之间义务的间接形式，生态伦理就是指与生态环境有关的人际伦理。非人类中心者则认为，各种非人生物同样具有道德地位，人类对它们应当负有直接义务，生态伦理就是强调自然的价值及人对自然的责任或义务。[2]可见，无论是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学说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说，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则发端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面对着困扰当今人类的一大难题――生态破坏，古老的中国哲学中早已蕴含着富有启发性的智慧成果，或者说其中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的思想原则，这就是“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的智慧。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关系不仅是西方哲学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哲学所关注的。
（一）儒家生态伦理命题：参赞化育
“天人合一”在儒家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不是一种疏离以至于对立的关系，而是息息相关、相互依存、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关系。[3]“天人合一”的理论核心在于其主张人源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人必须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而不可违背自然规律为所欲为。《管子》最先指出人之来源：“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为人。”
[4]儒家主要是从“天人一体”、“性天相同”的角度来论证天人合一的。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儒家《中庸》的“天人合一”说突出了人文教化的作用.“天人合一”说并不是消极地提倡人道合乎天道，以此证明自然界的伟大及其目的性。自然界的伟大说到底是由人类来完成的；自然界是有目的的，其目的是由人来实现的。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界的功臣。所以，人在自然界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殊作用。其作用之特殊性就体现在“参赞化育”。
从生命存在之意义上看，人类不仅要认识自然界，首先要感谢自然界，理解自然界，尊重自然界。这种理解和尊敬本身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是从人类自身的生命实践中体悟到的，也需要人类的智慧取得的。这是对自然界生命价值的最富有敬意的肯定。正是这种肯定使我们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进行“参赞化育”？儒家《中庸》对此进行了回答。
《中庸》认为：“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因此，人性不同于物性，人性具有特殊性。但是，人与万物皆为天地所生，因为人与物又具有普遍性。一般来说，特殊性高于普遍性，但是《中庸》所表达的则是通过特殊性来达到普遍性。实际上，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相互转化是两种相辅相成的过程。
由此而知，参赞化育作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价值精炼是唤起人们对自然的道德意识，敬畏自然，以自然为友。这种伦理思想打破了人类因恐惧遭受自然惩罚而被迫顺应自然的思维，是根本意义上的，体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生态伦理观。
（二）道家生态伦理命题：道法自然
道家思想中包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已经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学者们认为道家关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强烈热爱自然的倾向。就道家的环境保护观而言，它所包含的珍视生灵、关爱自然的思想都是以人为本位，因此，它注定带有人本主义的色彩。道法自然是道家中充分体现环境保护的思想之一。张继禹在其《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一书中指出，在人类社会中，各种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人类因科技的强大和自我意识的膨胀，忽略了大自然本身固有的规律，背离了老子所说的大道，对自然无止境的掠夺，到头来只是为自己挖下一座座难以跨越的陷阱。现代人只有改变观念，采取新的发展模式，才能真正地避免走向毁灭。”[6]
作为道家思想和教义的“道法自然”原则，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共生关系是其应有之义。“道”作为道家思想的核心，其内涵十分丰富。首先，老子之“道”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阐述的，老子认为是道产生天地万物，道是宇宙本原、万物之始。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7]其次，老子之道是万物存在的根据。老子曰：“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8]因此，老子之道是万物归宿之道，他将宇宙看作一个庞大的生命体，它的统一性在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能创万物。这个生命体即时道。在道论之基础上，老子又提出了天道和人道。天道自然无为，人道顺其自然。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人，作为四域之一，源于道。既然是道所产生，就应当遵守自然法则，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即道法自然。由此观之，人类作为改造自然的能动主体，为了谋生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同时，必须法天则地，与自然共融。
（三）佛家生态伦理命题：众生平等
众生平等确立了佛教生态伦理的重要思想和原则。佛教认为世界是无量无边；众生是无量无边的；生命不但是无量无边而且是永恒的。今天，人类对大自然无止尽的掠夺也引起了地球的反扑，环境污染吞噬着人们的健康，其他如种族、政党、宗教等之间的歧见、冲突与日俱增。长期以来，人类往往忘记了其他生命的存在，为满足一时的私欲而滥杀无辜。《金刚经》中说：所有一切生物，积极的戒杀应该是护育化导，防止疾言厉色的伤害。生命既是天地万物自然所共有，所以任何形式的自杀和他杀都是逆天行事，违反自然。广义而言，即使一草一木都是宇宙万物的力量所成，任意伤害，减少寿命，也是杀生的行为。如森林滥发、滥垦坡地，结果均导致山川大地受到伤害并予以还击。
说到“自然”，自然，则和；不自然，则乱。古德云：违顺相争，是为心病。贪欲搅动心湖，人就会烦恼，乃至误入歧途，千古遗恨。生活上的应事接物也是如此，不顾自然，不顺自然就不会天长地久；财富若是巧取豪夺，不顺自然，必有败坏之虞等。自然，则顺。过与不及，终将带来弊患。像久卧不起，久立不坐，久劳不息等等，都会引起生理上的四大不调，人就开始患病。自然也是一样。近几年来，人类因生产消费过多的物质，远远超过大自然可以自我修复的速度和程度，而且严重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导致目前生态系统问题重重。凡此都确证了一旦忽视自然法则，就会恶果自食。
二、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指导和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必须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古代生态伦理观念，同时吸收外来先进的生态理念，共筑中国的生态蓝天。
（一） 传承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加强绿色道德建设
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以儒、道、佛三家为代表，向我们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并非相互独立的存在实体。继承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融关系的必要举措。必须继承和发展儒家“参赞化育”的生态传统、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原则以及佛家“众生平等”的生态旨归，努力提升我国构建生态文明的文化软实力。指出，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0]参赞化育的思想，道法自然的观念不仅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能促进生态文明、绿色道德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为实现中国的生态梦提供抓手。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内化于每一位国人的心中，融入到伟大中国生态梦的实践中。弘扬以自然为友，万物平等的观念，使“绿色道德”成为社会的主题文化，履行对生命与自然的道德义务与责任，使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化，实现国家的永续发展。
（二） 西学东鉴，博采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精华
西方工业文明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主体能动性增强，激发了人类的控制自然的欲望。在此背景下，西方涌现出许多生态伦理思潮，如卢梭的浪漫主义自然观、缪尔的国家公园理论以及史怀泽的生态伦理学等。在这些生态伦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逐渐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走更加合理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通过对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学习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经验和教训，广泛采纳其中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成分，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因此，合理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的优秀文化成果，根据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进展情况，不断推动生态伦理思想的创新，使生态文明的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三）结合农业现代化，深化理解古代生态伦理思想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传统农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机器化的农业生产代替了手工播种，大面积的家庭农场取代了小面积的散户种植。但是，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皆来自于传统的农耕时代。党的十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实现此目标，必须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再不以GDP 增长率论英雄”。坚持“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发展原则，牢记“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现实警示，不断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逐步形成实现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以及低碳经济的产业模式，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换取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促进经济与环境相协调，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同时在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展示大国形象，构建国际话语权。确保生态伦理思想符合中国实际、引领时展，实现中国农业的永续发展，实现中国永续的生态蓝。
[参考文献]
[1]H.Gene Blocker.Ethics：An Introduction，Haven Publications，1988，p.10.
[2]林红梅： 《生态伦理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3]方克立：《“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载《当代思潮》，2003年第4期
[4]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12月，第78页
[5]张艳婴，《论语・阳货》，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10月，第24页
[6]张继禹等著：《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7]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章，第154页
[8]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1章，第327页
[9]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章，第154页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第3篇
走进大理，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节日还是平常日子，只要有心，你会常常听到一阵阵古意斑斓的音乐，从一座座古朴典雅的白族本主庙、文昌宫，甚至是白族庭院、节日舞台上飘然而来。那音乐时而庄严，时而静肃，时而激越，时而飘逸，时而柔婉，时而轻曼，时而悠扬，时而舒缓。渐渐地，你的心灵深处一种飘飘欲仙的超脱感，神秘感，净化感便油然而生。那感觉仿佛就象置身于遥远的古代，沐浴在唐风宋雨之中，让人久久回不过神来。这种音乐其实就是具有一千多年历史、至今仍在大理盛传的、被音乐界称为“世纪末元音”、“广陵绝响”的中华民族音乐瑰宝――大理洞经古乐。
据考证，大理洞经古乐，肇始于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故又称南诏古乐），产生、形成于元末明初。历史上最早的洞经会是元大德至至大年间（公元1297――1311年）成立于大理苍山中和峰玉皇阁的道源社和段府的华云社。到了明嘉靖年间，四川新都状元杨慎与白族文学家李元阳、赵雪屏等又分别在大理、下关成立了叶榆社和三元社两个洞经音乐组织。从而使大理洞经音乐真正走向了民间，并广泛流传到了周边地区。丽江的“纳西古乐”就是在这一时期从大理传播过去并与当地民族民间音乐融合演变而成的。故学术界一直认为大理洞经古乐是“纳西古乐”真正的本源。就连丽江大研古乐会会长宣科先生，在1999年大理南诏古乐学会成立大会上也坦言，“纳西古乐”是明朝时期从大理传到丽江的。
大理洞经古乐保存完整，音乐内容丰富，音乐形式多样。就内容来说，主要吸纳了道教音乐、儒教音乐、唐宋音乐、南诏大理国宫廷音乐、龟兹乐、佛教音乐、南北曲、江南丝竹及各种大理文人雅乐和民族民间音乐等十多种音乐成分。就其形式上来说，又主要分为声乐和器乐两部分，声乐部分有领唱和伴唱两种，演唱时有两种乐队伴奏，一种是丝竹乐，一种是吹打乐；器乐部分则分为大乐曲牌、细乐曲牌和锣鼓曲牌三类。而且大理洞经古乐的曲牌十分丰富。据统计，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独立成套的各类曲牌多达1000余首，其中有表示开经威仪的《三通鼓》；有虔诚请圣的《诗章》、《南洋洲》等唐宋宫廷音乐；有来自唐宋诗词、江南丝竹的《小桃红》、《浪淘沙》、《越调》、《朝天子》、《甘州歌》等；有见于南北曲的《十样锦》、《清和颂》、《一江风》、《山坡羊》等，有来自域外的《龟兹乐》；有见于南诏时期的《南诏奉圣乐》、《诏王操戈》等，也有歌颂孔子、元始天尊的《孔子歌》、《元皇赞》；有道教音乐中的《十供养》、《玉皇赞》；有大理文人雅乐《五华晓钟》、《点苍叠翠》和大理民族民间音乐《蜜蜂过江》、《酸辣子》等等。这些曲牌在长期的演奏中有机结合，既形成了大理洞经古乐古朴典雅、庄严崇高、礼乐兴邦、教化育人的独特主题，又形成了柔美清正、飘逸悠扬、超凡脱俗、若空谷之风、天外之响的艺术风格。是一种既有道教音乐的飘逸，宫廷音乐的典雅，江南丝竹的柔美，儒教音乐的浑厚，又有各种民族民间音乐风韵的独特民族民间音乐品种。堪称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2002年，作为洞经古乐的发源地，大理市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洞经古乐民间艺术之乡”。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史料教学；历史教学；中国古代史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8-0242-03
史料教学是指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对相关史料进行处理，使学生自主地从材料中获取历史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完成对历史探究的一种教学模式。[1]史料教学首先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是英国为应对学校的历史教育危机而采取的改革措施。此后，史料教学这一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也陆续被世界其他国家，包括我国所采纳。
史料教学在高校历史课的教学中具有必要性和重要作用。简而言之，史料教学能更好地体现历史学科特色，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历史素养和人文精神等。现在，我们就以中国古代史为例，结合笔者的教学经历，探讨一下史料教学的实际应用。
一、关于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如王莽及王莽改制的评价问题
材料一：（王）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
――班固《汉书・王莽传下》
材料二：王翁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至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
――桓谭《新论・言体篇》
材料三：前后汉之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变。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看了社会还是可用人力控制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该用人力去改变，此即所谓“拨乱世，反之正”。……自王莽举行这样的大改革而失败后，政治家的眼光亦为之一变。根本之计，再也没有人敢提及，社会渐被视为不可以人力控制之物，只能听其迁流所至。
――吕思勉《中国通史》
通过师生共同解读以上三则史料可以知道：材料一中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对王莽及其改制持否定态度，而且用词极为激烈，骂王莽是乱臣贼子，批评其改制措施一无是处，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材料二中东汉思想家桓谭也对王莽及其改制的持否定意见，但言辞比班固和缓，主要从王莽不识大体、是古非今致其改制措施不合时宜而遭到失败这一角度予以批判。材料三是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王莽改制的肯定，即肯定了王莽“拨乱世，反之正”的改革动机，并惋惜于王莽改制的失败，认为王莽改制的失败对后世古代政治家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使他们趋向保守。
在师生共同解读史料后，教师趁机提出两个问题：（1）为什么以上三人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评价截然不同？（2）结合课本内容[2]谈谈你对王莽及其改制有何看法？
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老师予以总结：（1）班固是儒家学者，所作《汉书》又是正史之一，他对王莽和王莽改制的评价乃是儒家学者和官方的标准看法。而桓谭的生活年代虽然与班固接近，但桓谭平生喜毁俗儒，反对谶纬，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所以他对王莽无意作道德上的批判，而更侧重其改制失败的深层原因。吕思勉作为一位现代史学家，成长于中西文化交融以及中国传统史学观念受到猛烈冲击的时代，以建立新史学为己任，他对王莽改制的评价是依据进化史观作出的。（2）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我们自然不能认定王莽是乱臣贼子，也应该肯定他的改制源自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是西汉末年改革呼声的一个巨大反响，而对于其改革的得失成败则需要具体分析，除了统一度量衡的措施为后世所承外，其他改制措施大都以失败而告终，不仅没有挽救社会危机，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学生分析以上三则史料，回答问题的过程，其实也是他们进行历史思维活动以及培养历史思维能力的过程。所谓历史思维能力“是人们用以再认和再现历史事实，解释和理解历史现象，把握历史发展进程，分析和评价历史客体的一种素养。”[3]在上述探讨过程中，学生能够了解前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及其评价标准，从而提高自己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历史问题，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能力，即历史思维能力。此外，学生还可以藉此开拓视野，不人云亦云，敢于结合自身知识进行历史评价，培养其创新能力。
二、运用相关史料，对党锢之祸的历史问题予以探讨
材料四：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直之风，于斯行矣。
……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范）滂等。……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滂父）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唯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
材料五：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
――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
材料六：东汉……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盖其时轻生尚气，以成习俗，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
――赵翼《廿二史札记・东汉尚名节》
教师对以上三则史料予以解读，提出问题：（1）以上三则材料对东汉末年党锢之祸的原因分别有哪些解释？（2）怎样评价范滂等党人？
之后，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给予说明：（1）材料四说明东汉末年士人不满宦官专权，所以起来抗争，这是党锢之祸的表面原因；材料五从儒学发展的角度，剖析出儒家思想的盛行是党人出现以及党锢之祸的深层原因；材料六则从察举制度的发展这一角度揭示了另一深层原因，即东汉士人结党反对宦官专权、激扬名声有其现实功利的考虑。（2）尽管东汉士人反对宦官专权有功利方面的原因，但他们面对宦官专权造成的黑暗统治，敢于挺身而出，扬清激浊，不计生死，其勇气、气节令人景仰；而党人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应该给予肯定。
史料教学的重要作用之一即在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以史料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学习问题更具有挑战性和探索性，研习史料可以使他们增强对历史的真实感受，直接参与对历史问题的解决活动，使他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得到多方面的训练，有助于他们对历史的认识。”[4]以上三则史料的运用，就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深化他们对党锢之祸这一历史问题的认识，培养他们的历史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尤其是材料四叙事生动，感人至深，充分表现了中国古代士人不畏、勇于牺牲的精神，还能够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他们升华情感、激扬精神、提升历史素养和人文精神。
需要说明的是，史料教学涉及多个方面，上述史料教学的活动只是笔者结合教学经历略加叙述，并非面面俱到，在史料教学中教师也要注意指导学生开展搜集、整理史料的学习活动。此外，在史料教学中教师还应注意选择可信、精简的史料，并尽量选择学生容易读懂的史料，对难度较大的史料，教师应注意加以解读。
综上所述，史料教学在历史教学中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我们应该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有效运用史料教学，焕发高校历史课堂的活力，培养更多适应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
参考文献：
[1]张桂平.史料教学――不可或缺的历史教学方式[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10-11.
[2]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226-232.
[3]赵恒烈.历史思维能力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5.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中国伦理思想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艺术等许多方面，传统山水画艺术的发展也与其有着密切联系。本文根据中国古代山水画论、风水理论及山水画作品等相关资料分析论证古代伦理思想对中国传统山水画图式的构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对古代山水画形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听起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主体是儒家伦理思想，它强调上下尊卑的有序及各安其位的思想观念。儒家经典《易经、系辞》就开宗明义指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尊地卑”的 自然之道即为“贵贱位矣”的根据。《序卦》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惟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它认为人类生活的社会之序即源于天地运行之序，人伦道德原则也同自然规律相一致，尊卑贵贱的纲常伦理的道德秩序，即天道，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以及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都是遵循天道而产生的。这就使君贵臣贱、父尊子卑、男尊女卑等纲常伦理的道德体系，有了天经地义的原则。
天道、人道相通，天人合一为世界整体运动中的一部分的观念，使儒家认为人的生死、以及夫妻、父子、君臣、仁义道德等各种关系与行为，无不与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相关联对应，具有可与自然事物类比的属性、作用及序列关系。人类生活的社会秩序，即源自于天地运行的秩序，人之德即源自于天之德，人道与天道密切相关。儒家的人生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关照着形而上学的哲学目的:追求与天道自然谐调与合同的完善生活结构与精神准则。而这种人生追求引向了审美，则社会性伦理道德美，也无不被赋予了道德意志和情感内容的天地自然相关联，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山水”之说就将人世间的伦理追求在山水审美中反映出来，以自然山水比附于人，通过自然山水寄托其人格精神，这些比附体现出儒家在对待和评价自然物方面的伦理化思维特征。这种以伦理观念对自然的取譬、亲附的态度和表达形式，深刻影响了古代山水画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我们从大量的中国古代山水画论和山水画作品中，即可看出这种深刻影响。这方面的论述可谓不胜枚举:
“观者先看气象，后辩清浊，定宾主之朝揖，列群峰之威仪;”(唐·王维《山水论》)。
“凡画山水:先立宾主之位，次定远近之形，然后穿凿景物，摆布高低。”(北宋·李成《山水诀》)。
“大山堂堂、为众山主，所以分布以岗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其气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无僵蓦背却之势也。”(北宋·郭熙《林泉高致》)。
“先察君臣呼应之位，或山为君而树辅，或树为君而山为佐。”(明·沈灏在他的《画座·位置》)。
“章法者，以一幅之大势而言。幅无大小，必分宾主。”(清、邹一桂《小山画谱》)。
以上山水画论中，关于章法构成的论述，如:大小、尊卑、远近、主次、上下、呼应(顾盼)等关系，都是以伦理秩序的思想观念为指导的。这种观念是山水画家们自觉遵守的原则，他们之所以遵守这样的原则，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形式安排，是符合尊卑有序的自然之道的，因而是和谐的、美的。我们从传世的山水画作品中可以看到李成的《晴峦萧寺图》、范宽的《雪景寒林图》、郭熙的《早春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等等大量的山水画作品的章法处理都呈现出宾主分明，众山拱伏主峰的景观，都十分注重山峰的主客、宾主之位置经营，以及相互朝拱环抱、顾盼有情的画面形象。从而将人世间的伦理追求在山水形式美中反映出来。事实上，大小、尊卑、远近、主次、上下、呼应(顾盼)等秩序关系，与绘画的形式语言恰恰是相通的，大小就包含有对比和变化，如有长短变化，粗细变化，有面积变化等。远近与前后、空白、空间、强弱、虚实、浓淡、层次有关，层次可以形成秩序。上下与开合有关，开合既有天地的概念，也是章法构图具体安排。上有天、下有地，天地之分一上一下，一开一合、上下合一、开中有合、合中有开。开合中有呼应、有动静之变，呼应使开合融会贯通，于变化中求得统一、和谐。天地之分有尊卑、有主次、有阴阳，主次与秩序有关。秩序的层次迭加，产生空间、节奏和韵律美感等等。因此，宇宙的大美、形式美等都源于秩序。
另外，从南宋“一角半边”式的山水画开始，明显的伦理形式已趋淡化，山水画的图式在发展和演变中渐趋多样，形式语言更加丰富。但伦理因素在中国山水画形式中或隐或显，或多或少依然存在。
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和独特图式的形成与风水理论也有一定联系，它们无论在哲学思想的渊源上，还是在选择和构建理想环境景观的价值标准和景物构成模式上，都有不少相同之处。并与风水理论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相互融会，使山水画的美学思想更加丰富，对山水景物构成和山水画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什么山水景物构成的观念和形式与风水理论有关联呢?这是因为以山水自然为观照对象，择吉而经营宅居环境的风水地理的“山水之术”的起源与盛行，也与儒家伦理思想有关。孝敬父母，这本是天下人都应遵从的准则之一。但是，儒家特别重视丧葬之礼，以厚葬为孝道。父母死了，要举行隆重的丧事，甚至要守孝三年。并且相信墓地选择的好坏，关系到子孙的繁衍。风水术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风水的核心内容就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学问。
儒家伦理思想的精髓在风水理论上都有体现，儒家的三纲五常是封建时代所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风水也讲究三纲五常。风水理论中的三纲是气脉、明堂、水口。五常是龙、穴、砂、水、向。
风水讲究中庸。建造房屋，在空间上要适中。自己的房屋不要高出，也不要低出;不要前出，也不要后出，更不要与众人的房屋相背。忌讳屋角对人，也忌讳别人的房屋角对自己的大门，也不许别人的房屋比自家的房屋过高或过前。这些都是不偏不倚的中庸观念。
风水讲究积德。要求好风水，当以积德为本。阴德既厚，自有神鬼归向。若德之不修，纵使觅得好风水，后人也不蒙福，反见凶祸。因为，好风水是留待有德者用的。无德者得了风水宝地，不受用，吉地也会变成凶地。不修德而求好风水，譬之不耕种而求收获，怎么可能得到?
风水讲究等级秩序。《青囊海角经》谓:“龙为君道，砂为臣道，君必位乎上，臣必伏乎下;垂头俯伏，行行无乖庚之心，……”所以，风水先生认为的最佳地理位置，很像皇帝在朝廷上接见群臣的仪式。皇帝坐在大殿上，两边有侍从。皇帝面朝南方(南面之治)，后面有威严的屏障。大臣们肃然而立，头部稍稍向内倾斜。皇帝面前近有案几，远有朝臣。葬地应模仿这种形式，以山石喻人，穴要处于中间偏高处，前有案山朝山，左右有龙虎山，后有屏障山，呈现出簇拥之势。
风水讲究宗法观念。看龙脉时要由远及近，要按照太祖山、太宗山、少祖山、少宗山、父母山的次序相地，就像一个家族一样，五代才出服，追本寻源，一定要从太祖的恩德算起，不能忘了老祖宗。祖宗山是山脉之源，父母山是山脉入首之处，只要不忘祖父辈，才能交上好运。
风水讲究人的感情。风水中“朝案”观念就是封建儒家伦理思想的典型反映。朝拱之山不能有逆反之象，应当弯曲俯伏。来朝之水不得直奔而去，应当环抱围绕。就像儿女对待父母一样，顺从长辈，依依不肯离开长辈，紧紧团抱长辈，时刻尽忠尽孝。在排列上，长子在前，庶子在后;男子在前，女子在后。相互尊重，没有反心，共同拥戴中间之穴。上述风水术的种种讲究，其形式和内涵都体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
在中国山水画史中，较早将风水理论引入山水画论的是北宋的郭熙。以后，历代画家论山水画多有涉及风水意象的言论。至清代以风水理论阐释山水画理的现象较为突出。如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林泉高致·画诀》“店舍依溪不依水冲，依溪以近水，不依水冲以为害。或有依水冲者，水虽冲之，必无水害处也。村落依陆不依山，依陆以便耕，不依山以为耕远。或有依山者，山之间必有可耕处也。”等等，都明显引入了风水之说。历史上的许多山水画作品题为山居图、渔村小雪图、水村图、田庄图、隐居图等等，所描绘的古代聚落和及其环境(包括建筑组合、空间布局、自然生态)，都表现为住宅与庭园的融合，在屋宇选址时，多喜欢与山水林木相接近，十分符合风水理论中所说的“山为骨架，水为血脉”的要求，与自然山水景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符合依山傍水、负阴抱阳、坐北朝南、藏风聚气、适应自然、融入自然的价值标准。这些都说明山水画理论和山水画创作对风水理论的引入与借鉴，同时也说明正是由于伦理思想统摄和浸润使山水画理论和风水理论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相互融会。
正是认为“天尊地卑、贵贱有序”是规律、是秩序、是天道，因而“和天人、序人伦”的道德伦理观念深深渗入中国人头脑中，遵从尊卑贵贱的纲常伦理的道德秩序，并以具体的形式一一伦理形式，来体现这种普遍规律、逻辑和秩序。表现在自然中是天尊地卑;表现在朝廷是君君臣臣、君贵臣贱;表现在家庭中是父父子子、父尊子卑，父慈子孝，男尊女卑，夫唱妇随;表现在国统中，是嫡长子继承制;表现在官吏中，是论资排辈;表现在文人中，是行必法祖;表现在人事中，是逆来顺受、谦恭礼让;表现在风水中是山为君，水为臣，山为主，水为宾，龙为君道，砂为臣道;表现在山水画章法布局上，山峰、树木等必有主客、大小、尊卑、远近、上下、呼应(顾盼)等关系。因此，认为自然的美，艺术的美及社会的和谐等都源于和体现在这种伦理秩序之中。
中国伦理思想中的大小、尊卑、远近、主客、上下、呼应(顾盼)等关系，作为一种普遍规律、逻辑和秩序，和绘画的形式语言都是相通的。中国传统山水画无论是在整体章法布局上，还是对物象的观察、分析提炼和概括，多以象征、比附、取譬的方法，都追求这种普遍规律、逻辑和秩序，它不关心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也不关心什么动点透视和散点透视，(古人本无此说，是后人强加的，)这些不符合也无法表现中国伦理思想中的大小、尊卑、远近、主客、上下、呼应的伦理秩序，不符合天道，也不研究表面光色瞬间的丰富变化。认为这些只是事物的表面，而非本质。而是重视知觉经验，重普遍规律，重常理、常形、常象;重物体之固有结构，重整体的和谐，以伦理的观念、人文情怀和符号化的语言来构象和组织画面，“以通天地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使之符合天道。事实上在整个传统中国画中无论人物画、山水画还是花鸟画，包括书法，从局部到整体都始终注意大小、尊卑、远近、主客、上下、迎让、呼应(顾盼)等关系。如树的画法，宋仲仁(释)在他的《华光梅谱》中就有这样论说:“梅有高下尊卑之别，有大小贵贱之辩，有疏密轻重之象，有间阔动静之用。枝有文武、刚柔相和合，花有大小、君臣相对，条有父子长短不同，蕊有失妻阴阳相应。其木不一，当以类推之。”清王概的《芥子园画传》中也有“二株画法:一株有两法，一大加小，是为扶老，一小加大，是为携幼，”的论述。在花鸟画中，画两枝花必然要一枝长，一枝短;一个主，一个辅;一个盛开的为大，一个含苞待放为小。我们确实在优秀的中国传统山水画及花鸟画中可以看出树和花的造型与组合，大都姿态优美、顾盼有情，比自然中的树和花还要美，就是因为源于这种伦理形式和人文情怀。秩序即大美之所在，中国画形式语言的特点就是伦理的、有机的、相互联系的;是象征、比附、取譬和有人情味的，它在强调秩序和规律的同时也包含有对比和丰富的变化。它不同于西方的形式语言，讲究科学、理性分析;讲究黄金分割及数的精确。如贡布里希在论述秩序时说“自然秩序产生的前提是物理法则要能够在没有相互干扰的孤立的系统中起作用。”“秩序的创造要以几何法则为基础”。可以看出，西方形式语言的秩序是理性的、孤立的、机械的。比如:同样讲大小，在中西传统绘画中其意义是不同的，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是伦理，与视觉中物体本身的实际大小无关，也与透视中的近大远小无关，在西方传统绘画中却是视觉中物体本身的实际大小，只与物体本身或透视中的近大远小有关，而与伦理无关。
以上种种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伦理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山水画论和山水画图式的构成，它促成了中国山水画语言体系的形成;也促成了中国山水画独特面貌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