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假通知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年假通知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年假通知范文第1篇

为切实做好20**年拖拉机年度检验及驾驶人审验工作，确保农机安全生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农业部《拖拉机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拖拉机登记规定》以及《**壮族自治区农机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和要求通知如下：

一、20**年拖拉机年检任务仍按20年的任务数不变，由各市分解下达到各县。

二、拖拉机年检前必须对拖拉机进行二保和安全技术检验，不经二保和安全技术检验合格的拖拉机不准参加年检。

三、拖拉机的安全技术检验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壮族自治区地方标准DB45/39-2002《小型多功能拖拉机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等有关规定进行。对安全技术检验合格的拖拉机，核发全国统一的拖拉机检验合格标志（由区农机安全监理总站到农业部定点生产企业订制，0.2元/张）。

四、拖拉机驾驶人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要进行身体检查，提供有效的《身体条件证明》，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在其驾驶证副证加盖年审专用章，签注的有效期为一年。

五、拖拉机驾驶员违章记分卡由自治区农机安全监理总站统一印制。考虑到农民负担问题，记分卡工本费由区总站负责，各地不得再向机手收取费用。

六、各县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要继续做好与拖拉机驾驶人签订农机安全生产责任状工作，进一步明确驾驶人的权责，提高驾驶人遵章守法意识。

七、20**年年检和审验时间全区不作统一规定，由各市县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具体安排。为确保20**年年检和审验顺利开展，各级农机监理部门要切实抓好如下几点：

1、紧紧依靠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协调好有关部门的关系，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立足抓早，力争主动，确保拖拉机年检和驾驶员审验工作顺利进行。

2、认真做好年检和审验宣传发动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车主的教育和动员，调动车主参检积极性，提高年检率。

3、认真组织开展拖拉机安全二保检测服务，必须扎实做到有服务行为才能收费，不服务不能收费，不能走过场，确保机车具备良好的技术状态参检，提高参检合格率。

4、增加工作透明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做到年检审规定、程序、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四公开”，防止搭车收费。

5、简化手续，提高工作效率。年检和审验中要切实开展“文明监理，优质服务”活动，尽量减少办事环节，力求快速、准确、无误，做到方便机手，服务群众，通过年检和审验树立农机监理新形象。

年假通知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水神；湘妃；波塞冬；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3－0102－05

神话学家谢选骏说：“氏族社会的各种宗教行为和神话都不是真正个人的东西，他们实际上是某种集体意识的表现。”① 神话最本真、最忠实地凝聚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之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积淀。古代中国与古希腊都是择水而居的古老民族，对水神的崇拜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但由于海洋与古希腊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海神信仰很是兴盛。而中华文明是长江、黄河孕育的古老文明，内陆河流湖泊众多，因此中国上古神话着重塑造河神、江神与湖神。本文选取中国上古时期就已产生的水神湘妃神话与古希腊最有影响的海神波塞冬神话进行比较，可以从两个不同的神话传说和神话体系中探讨两个民族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气质。

一、成为水神的途径不同

湘君、湘夫人、湘妃都是湘水神的不同别称，她们是以洞庭为中心的各条河流所共有的水神。湘君之名最早见于屈原《九歌》，湘君与湘夫人是作为湘水配偶神的面目出现的，但湘妃的最早传说见于《山海经・中山经》中的“帝之二女”神话。“帝之二女”神话最先可能系洞庭地区的土著神神话，她们所辖范围包含了洞庭湖周围的广大地区，既是山神，也是水神。但是由于历史的演进，洞庭湖地区水系众多，水神的地位日益凸显，山神的地位退居其次。后来由于屈原《九歌》对水神湘君、湘夫人爱情的反复歌咏，为舜、二妃传说的杂入提供了契机，舜、二妃作为古史传说人物，其事迹由此更让人信服。

中国上古称“神”本有两层含义，一是出于纪念意义，“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二是凡名山大川均有专守，称为山川之主，也可称“神”。前者遴选死人为之，后者由生人世袭。舜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在《尚书》、《孟子》、刘向《列女传》等古籍中均有记载，二妃溺死于湘水成为水神湘妃，其由来应属前者。再加上二妃贤良智慧，德纯行笃，在当时已成为道德楷模，将其升格为神更有纪念之意，这就是中国上古神话中舜二妃成为湘水神的由来。

希腊神话中没有专职的水神，因海岸线漫长，海神神话丰富，其中尤以海神波塞冬神话更为多姿多彩。在希腊神话中，波塞冬是很强大的神明，他掌握着海洋和湖泊，力量仅次于宙斯。关于波塞冬在希腊神话中是怎样成为海神的，可以简单归纳如下：波塞冬是神王克洛诺斯的儿子。克洛诺斯为了确保自己不像预言中那样被自己儿子，就吞食了妻子瑞亚给他生的孩子。后来，在母亲瑞亚的帮助之下，同是克洛诺斯儿子的宙斯没有给父亲吞食。

宙斯长大后，在瑞亚、波塞冬及其他克洛诺斯的子女们的帮助下了父亲的统治。宙斯、波塞冬和哈得斯通过抓阄划分了统治世界的权力范围，其中宙斯得到了天空，波塞冬得到了海洋，哈得斯得到了地下的冥界。波塞冬成为海神后，住在海洋深处的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里面，跟妻子安菲特里忒住在一起。

由波塞冬等用武力父亲统治的过程我们可以得知，希腊神话崇尚武力夺取、鼓吹占有、自我满足，并主张命运主宰一切。希腊神话的主旋律就是由奋斗指向占有，所以他们关注物质利益、肯定武力占有、推崇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因为古希腊是典型的海洋文明，为了克服陆地的贫瘠和财富的稀少，他们不得不四处掠夺财富，与大海做斗争。在海上，他们凭自己的勇敢、智慧、经验和技术生活，不依靠他人，形成了独立不羁和追求自由的精神个性。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自由、独立的价值，他们可以毫不顾及他人的眼色、社会的舆论以及伦理道德的压力。在长期的航海生活中，古希腊人可以自由地四处漂泊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希腊神话中充满对英雄勇士的礼赞，对武力夺取的顶礼膜拜。

而中国水神湘妃神话则崇尚个人品德修养，重视的是道德教化的社会性和社会责任。湘妃屡次助夫成功，贤良聪慧，最后不远千里追寻丈夫来到江南，并以死殉情，成为中国古代女性道德的楷模。功能学派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如手杖、工具、器皿等，都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即都有一定的功能。中国神话的道德教化功能的形成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是紧密相关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封闭国家，在遇到严峻的生存挑战时，人们只有结成集体的力量，才能共同抵御外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教化对集体来说显得尤为重要，重仁义、轻私利、勇于牺牲、奉献自我等精神理念在远古神话中就得到了反复的突出和强化，并成为中国神话的基本情调，经过后人一代一代的歌咏传承，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内在精神支撑和信仰。而贞德贤良历来被视作妇德的首选，这也就是当时水神湘妃神话受到社会广泛推崇的社会原因。

此外，湘妃成为水神还得益于其“帝女”的高贵血统。尽管女性的活动在父权社会中常常被限制在家庭内部，但是她的出身好坏以及她夫家社会地位的高低对于她人生的沉浮有很大的影响。无论是《山海经》中的“帝之二女”还是古籍中记载的“舜二妃”，都是帝女。而神话中大部分神格较高的女神都具有较为显贵的血统。女娲先是古帝王，后来是“三皇”之一；西王母不仅是人间帝王，也是天帝；观音娘娘是皇族血统；海神妈祖也被附会为贵族血统。后世女神的塑造仍然没有摆脱阶层影响，《搜神记》中的女神与女鬼、女妖相比，出身好，地位高。她们多能诗善赋，文辞可观，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反映着下界高阶层女性的特点，常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不光看重女子的道德操守，她们高贵的出身也是不容忽略的。

而希腊神话中波塞冬用抓阄的方式获得海上和湖泊统治权，可以看出希腊人对命运的推崇。敬神信命、注重今生是古希腊人生活的中心。命运的安排是这样的灵验而不可战胜：宙斯了自己的父亲克洛诺斯成为神王，部落的起源、英雄的降生与遭遇都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正是因为古希腊民族对这无所不在、不可抗拒的“命运”的认可和敬畏，才使他们养成了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命运”这一概念的提出，反映了希腊人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时代对于宇宙规律的初步理解，闪耀着古希腊人智慧的曙光。因为在“命运”面前，凡人几乎取得了与神灵平等的地位，“命运”可以决定凡人的生死，也决定着神灵的胜利和失败，神人同受“命运”支配，这就意味着神在人面前失去了他们的优越地位，变得与人同样不完美。希腊神话中对神的赞美其实就是对人的赞美，对神的贬低则暗含着人的地位的提升。所以“命运”是古希腊人自我意识萌发的集中体现，体现了他们强烈的人本主义精神。

二、水神的外貌和个性塑造不同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水神大多为怪神，如河神“冰夷”，水神“天吴”，海神“禹京”和“禹”， 沙漠神“长乘”等, 都是人面兽身, 人面鸟尾或人头蛇躯。西海之神崦兹和北海神禺疆“人面鸟身, 珥两青蛇, 践两赤蛇”②，东海神禺虢“人面鸟身, 珥两黄蛇, 践两黄蛇”③，南海神不廷胡余“人面, 珥两青蛇, 践两赤蛇”④。

《山海经》中对湘水神的外貌似乎没有提及, 只是粗略地写到：“帝之二女居之……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 状如人而载蛇, 左右手操蛇。多怪鸟。”那么“帝之二女”到底是人的形象还是半兽半人呢，我们可以把《山海经・中山经》中另一处比较类似的描写拿来进行对比分析：“神计蒙处之，其状人身龙首，恒游于漳渊，出入必有飘风暴雨。”同样作为水神，后者明确提到了水神计蒙“人身龙首”，而前者只提及“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帝之二女”的外貌特征，但我们根据这两处极其相似的描写可以推知，帝之二女”应该是像计蒙一样半兽半人的“状如人”的神仙。

舜二妃是湘妃神话的历史化，纵观记载舜与二妃故事的所有典籍，宋以前的古书就有近70种之多，经、史、子、集各类书籍都有，有的书籍的性质还难以确定，记载这个故事最古老的经典是《尚书》、《山海经》、《孟子》、《楚辞》、《史记》、《列女传》等六大文献系统。这六大文献系统中的舜二妃故事中没有一处提到二妃的外貌特征，而偏重于二妃的品德与智慧是各书的共同特征。

和中国水神共体或忽略外貌不同的是，希腊神话偏重对水神的外貌描写。波塞冬是一位卷发浓须、头顶金冠、手执三叉钢戟的中年男子，健壮魁梧，外貌英武。这是因为古希腊人是按照人的形象来塑造神的形象的，他们把神和英雄看作是最美丽、最健壮、最聪明和最有力量的人，所以古希腊神话诸神大多拥有黄金比例的形体和俊美的有个性的容貌。男性诸神无不肌肉发达，体格强壮，匀称健美；女性神灵则个个体态婀娜，光彩照人。如宙斯、波塞冬均为有王者威严的美须男子，阿波罗则为一翩翩美少年，赫拉为雍容华贵之美妇，阿尔忒弥斯为冷艳的猎装少女，阿佛洛狄特则集中了所有女性美的极致，丰满而性感，连绝世美女海伦见到阿佛洛狄特时，都对她的美感到惊诧不已。

中国与希腊水神在外貌塑造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中国古代神话之所以会出现“半人半兽”的形象，一是源于原始时代的“图腾崇拜”，上古长江流域以蛇为图腾，所以该地区普遍崇拜“人面蛇身”的神；二是受万物有灵原始思维的影响，即认为动物与人一样，人可以变为兽，兽也可以变为人。这种半为人半为兽的形象，加重了神的神秘色彩，拉远了神与人的距离，神凌驾于人之上，比人更加威严。人在神面前显得渺小而卑微，人要对神顶礼膜拜。

而希腊文化崇拜人自身的体格美、人格美。这是因为希腊人民生活在地中海边，舒适的自然环境让他们感觉到人类力量的伟大，自信心不断增强，所以产生了对自身的崇拜。他们特别重视体育，因为体育能塑造体格的健美，他们把神的外形塑造成最健美的，实际上表现了他们崇尚自我，热情赞颂自我的精神。

中国神话中湘水神的性格，除了文献中记载的舜二妃母仪天下温婉的一面之外，也有着暴戾的一面，有时可以阻断交通，甚至危及渡江者和船只的安全。唐韩愈在其《黄陵庙碑》中就有“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进礼（黄陵）庙下”的记载，可见湘水神的威力不可小觑。《史记・秦始皇本纪》对此也有记载。据说当时秦始皇在君山东麓的“封山印”传下四颗，1968年被毁半数，现仅存两颗，其印长1.2米，宽0.8米，笔力苍劲，数千年字迹不减，印文为“永封”、“封山”。

希腊神话对海神波塞冬性情的描写，也有平和的一面，如他心情愉悦时，海洋平静，为航海者吹顺风，如有海难，只要他赶到，就会让恶浪狂风瞬间停止。但总体上波塞冬给人的感觉是强权的暴戾的。当他挥动三叉戟的时候，海上立刻掀起高山一样的滔天巨浪并且刮起强烈的风暴，怒吼的巨浪冲击着沿岸的峭壁，使大地震动。波塞冬野心勃勃，非常好战，不满足于他所拥有的权力。他密谋夺取宙斯的王位，但阴谋没有得逞；他与雅典娜争夺雅典城失败，便掀起万丈巨浪，淹没了特里亚西安平原；他报复奥德修斯，就是因为奥德修斯设计刺瞎了波塞冬的儿子――独眼巨神波吕菲马斯，他搅动大海，掀起滔天巨浪，使奥德修斯所乘之船惨遭覆没。

中国水神湘妃和希腊海神波塞冬性情的塑造是基于各自的客体――江湖之水与海洋之水的。河神与海洋神形象是河流与海洋的反映。相对而言，海洋比河流更为凶险，所以希腊先民在这种经验积累的“集体无意识”基础上，不自觉地塑造了海神波塞冬狂怒暴戾好战的性格。而洞庭湖畔的中国居民则在感受江河之水恩泽与灾祸并重的经验下，塑造了湘妃时而温婉时而暴戾的性格。

三、演变过程不同

“自然神崇拜是人类发展史上最为普遍的共同信仰形式，大凡自然界的无生物和生物体的所有物种，都会因其特有的自然属性引起崇拜”⑤。在先秦时期，湘江水神只是土著自然神，还没有和历史人物联系起来。秦汉时期，由于神话的逐渐历史化，后人将舜二妃的传说依附在水神湘妃上，水神由自然神向人神转变。在汉代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关于湘君、湘夫人与舜、二妃之间的对应关系引发诸多争论。这主要是缘于湘水土著自然神与舜二妃神话故事本就分属两个不同的神话系统，产生的时代也不同。湘水土著自然神“帝之二女”比湘君湘夫人神话产生年代应更久远，文献记载更为零散匮乏，当其与已历史化了的神话舜二妃故事融合时，难免会有费解之处，所以引来历代学者的争论。唐代以来，韩愈认为湘君是娥皇，湘夫人是女英，无形之中将封建君王的后宫等级制度附会于远古时代的君王，这一看法得到后世的普遍认同。由此可见，洞庭湖水神湘妃神话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而古希腊神话大约在《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中就已记录定型，这正是希腊从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或奴隶社会初期。这时古希腊人居住在三面濒海的陆地上，大海对古希腊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因而古希腊人十分信仰海神波塞冬。波塞冬的名字可见于公元前两千多年的铭文。据古老的神话传说，他与浸透水分的大地所产之物相关联，他又是地震之神，他还与印欧语民族中的丰产之神有关。在奥林波斯宗教中，他被奉为海的主宰，其他的地域性海神，如涅柔斯等都退居次要地位。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人和某些岛屿将他尊为部落神，对他尤为崇拜。爱琴海附近的希腊海员和渔民对他极为崇拜，在希腊本土，其庙宇多建于海角和地峡。

中国水神湘妃神话随时代而不断发生变化，究其原因，是由于年代久远，缺少系统的加工和保存，神话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原来的面貌。湘妃神话本只是《山海经》中洞庭土著水神，在屈原《九歌》中湘君湘夫人还只是土著水神，只不过由二女神变成了夫妻配偶神。但屈原对湘君湘夫人的歌咏，给后人将舜二妃故事与湘夫人联系起来提供了契机。再加上中国儒家文化“不语怪力乱神”，半人半兽的神很难被纳入正统的历史源流中，《山海经》中半人半兽的“帝之二女”自然也要发生改变，逐渐向人神转变。

湘妃神话的演变标志着中国女神地位的日渐下降。《山海经》中的“帝之二女”以天帝女儿形象出现，还保持着自然神的风格，但已失去了独立性，成为男神的附庸，这说明此时母系氏族社会已为父权中心社会所取代。后来舜二妃神话的植入，使其地位进一步下降，彻底从“天上”降到了“人间”，失去了天神原有的神秘的光环。女神在神话中位置的变化，是世俗现实生活的反映。因为当时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夫荣妻贵、母凭子贵是她们的唯一出路。二妃的光耀在一定程度上说只是舜帝带来的，她们的一切只因与舜有关才引人注目，完全没有独立的神格。唐代韩愈将湘君与娥皇、湘夫人与女英对应起来，认为娥皇为正妻，所以称湘君，女英为侧妃，所以称湘夫人，这正是现实生活中封建等级制度强加给神话人物的体现。中国封建社会十分看重血统，正妻地位相对较高，“不论一个男子娶有多少配偶，第一配偶才有资格称之为‘妻’。在一夫一妻制婚姻中，妻的地位是不容僭越的”⑥。封建王朝一直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母亲身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感生系列神话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寻找更高贵出身编造出来的。女神以帝王后妃母亲之类形象出现，成为帝王传宗接代的工具，向世人传达统治阶层的道德要求，女神沦为男神的附庸与道德统治的奴隶。

统治阶级用封建伦理道德改造神话中的女神，湘妃神话已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对女性进行道德说教的精神工具。其实当初二妃作为帝女下嫁给舜，直接给丈夫带来了荣耀和财富，更带来了事业成功的机遇，后来二妃又以自己的聪明仁孝为舜排除诸多危难。正是因为有了二妃为舜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才让她们在史书上有了一席之地，成为母仪的范本，成为《列女传》中的首篇，供后世女性瞻仰。她们殉情而死的壮举，更是统治阶级对后世女性进行道德说教的最好教材，这也是湘妃神话被历代统治者追捧而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湘妃神话发展到明清时期，与洞庭湖畔的孟姜女传说相结合，形成了颇具湖湘特色的南派孟姜女故事，其中孟姜女故事中的望夫、绣竹情节明显是湘妃神话的翻版。明朝澧州嘉山修建了孟姜女“贞烈祠”，对女性的道德说教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如傩戏《孟姜女》开头孟姜女去庙堂烧香许愿：

姜女烧香无别事，

保佑孟姜早招郎。

三岁的孩童遇到我，

罗裙兜回结成双。

有人说我丈夫小，

甘罗十二为丞相。

八十岁的公公遇到我，

拐杖之下结成亲。

有人说我的丈夫老，

姜太公八十岁遇文王。⑦

孟姜女后来在池塘洗澡被范喜良看见，她这样唱道：

世上只有藤缠树，

奴家倒做了树缠藤。

小来脱衣见双亲，

长大宽衣见夫君。

奴家洗澡你看见，

范郎哥做事好狠心。

哥哥你不为我成婚配，

只有投塘一死表真情。⑧

从以上唱词可知，明朝时澧州《孟姜女》人物塑造已接近人性扭曲，但这却正是封建统治者对女性的道德需求，孟姜女的贞烈得到统治阶级的赞许而被广为祭祀宣传。

可见，湘妃神话之所以在各个朝代有不同的诠释，正是中国男权文化心理对女性的长期压制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规范把湘妃不合规范的神迹尽量掩埋并忘却，而把符合道德规范的神迹强加在了她们身上。

希腊神话也经过了历史化的过程。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曾把神话当成希腊远古时候的历史，但是这些对希腊神话本身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希腊神话的记载主要是保存在文学作品中，如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作品、《荷马史诗》和《神谱》等，正是文学家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希腊神话。希腊神话对波塞冬的描写，情节跌宕起伏，如写波塞冬与雅典娜争夺对雅典城的保护权，写他密谋夺取宙斯的王位，写他的众多情人等。波塞冬神话还善于运用想象和夸张来描绘波塞冬的愤怒，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希腊人虽然已经开始认识海，并且看到了海的能量，再加上航运并不是很发达，他们出海经常遭遇灾祸，所以就有了海神波塞冬发怒的猜想。波塞冬的神话应与人们期望除灾赐福，畏惧自然灾害有关。

波塞冬神话中的某些故事经常出现在希腊美术、雕塑作品、剧作甚至罗马作家的作品中，对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中国水神湘妃神话在后人的非文学的处理之下，逐渐与历史结合在一起，失去了其本身独有的魅力，成为统治阶级进行道德说教的工具。湘妃作为多情、忠于情而殉情的水神，具有了浪漫的悲剧色彩，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笔下的悲情意象。湘妃神话的流传，使得洞庭湖及湘江那烟水深处，始终萦绕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淡淡哀愁和神秘色彩。而这种淡淡的哀愁和神秘色彩，正是文人所喜爱的、为之敏感和心动的浪漫情怀，它可称得上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对后世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为历史阶段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也决定于这个民族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材料，无论这种文化是外来的还是本民族自己创造的”⑨ 。中国水神湘妃神话和希腊海神波塞冬神话表现了各自不同的民族精神和伦理观念。同样作为水神神话，由于中国较早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⑩，形成了大一统的儒家传统，使得中国神话为适应政治和道德教化的需要逐步被改造，所以湘妃神话有着伦理性、说教性和社会性的烙印。而波塞冬神话姿态质朴、风韵自然，极富艺术感染力，反映了古希腊人崇尚自由的乐观性格。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神话对各自文明的发展也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11}。对这两种影响深远的神话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阅读东西方文学作品，分析其中的人物性格、行为原因和理解文化背景，进而更好地理解现实中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促进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与交流。

注释：

① 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②③④ 袁珂：《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270、284页。

⑤ 李琳：《洞庭湖水神信仰的历史变迁》，《民俗研究》2010年第4期。

⑥ 姜跃滨：《中国妻妾》，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⑦⑧ 系笔者在澧州（今湖南津市）采风时所得，最初采录者为王泸，他据津市民间花鼓戏（傩戏）班主周安全口述的录音整理成手抄本傩戏《孟姜女》。

⑨ 博厄斯：《原始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

⑩ 参见陆道平、张铭《行政强控制模式之认识根源批判》，《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2期。

年假通知范文第3篇

咳嗽发热住院，病没治好却带来灾难

1953年3月出生的张家福，是南京市栖霞区靖安镇人，从事服装设计，在附近小有名气。1998年8月22日，身强力壮的他因胸闷、咳嗽、发烧，到村卫生室接受治疗，由于病情较重，医生建议他去权威的南京市胸科医院诊断。

南京市胸科医院经诊断，认定张家福患的是支气管扩张、右下肺不张等肺部常见疾病。在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后，病情仍没有明显好转，医生建议他将右下肺切除，以达到治本之目的，因一心想看好病，张家福和家人商量了好几次，最终同意手术。

医院在确定为张家福做手术前也进行了研究，根据当时手术前的讨论记录可以看出，医院为张家福所做的，也是右中下肺切除术。讨论中，曾经有一位医生提醒说，患者患病时间较长，可能会存在粘连严重的情况，术前要有思想准备，备案要充足，以防万一。

这年的10月16日，张家福在家人的期盼中被推进了手术室，他和家人原以为，这样一个肺切除手术对于高级别的胸科医院来说，绝对不成问题，何况为其手术的赵某是胸外科副主任、一个专家级人物呢！岂料就是这个看似寻常的手术，却一下子改变了张家福的命运，让他跌入漫长的苦难深渊。

手术10天以后，张家福发生了严重的胸膜瘘，胃液以及食物逆流到食管，从瘘口流入已经被切除的右肺胸腔。为此，张家福又接受了第二次空肠造口手术，每次进食都通过人工把流质直接打入肠道，可即使这样，两个月过去了，食管的损伤仍然没有愈合的迹象。

为了促进食道的生长愈合，1998年12月，赵主任在张家福的食道中植入了记忆金属支架，以堵住漏口，不让吃进去的东西倒流出来。按照规定，记忆金属支架在人体里只能存放6个月，时间一到，必须取出来。

手术后两个月，张家福还是不能吃饭，只能通过鼻腔输入流质维持生存，而且时常出现呼吸困难，而别人做这种手术的完全和他不一样。痛苦中的他纳闷：“别人肺部手术以后很快就可以吃东西进补，我怎么只能从鼻子里输流质，且呼吸这么困难呢？”

张家福几次询问赵主任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赵主任被问得有点不耐烦了，就干脆告诉他：“你食道通掉了，怎么吃东西？”“啊！我的食道怎么会通掉了呢？”张家福十分吃惊。赵主任回答说：“你自己发烧烧通了，懂了吧？！”

“发烧能把食道烧通？”张家福百思不得其解，他想看病历弄个明白，可是自从手术以后，医生就把他的病历收了起来。病房里有病友给他出主意：“要不到，就尽快趁护士办公室没人时去偷，否则病历一旦被改掉你永远不可能知道真实情况！”

张家福听从了病友的建议，这年12月的一个夜晚，张家福趁值班护士熟睡的机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在护士值班室偷到了自己的病历。

回到病房，张家福关上房门，拉上窗帘，让病友为他把好门，自己则躲在病房一角翻看。不看则已，一看就如同晴天霹雳。原来手术中医生切破了他的动脉造成大出血，在修补肺动脉的时候，医生切除了他的右全肺，而且由于食道粘连，食道也在手术中被割破了。

震惊之下，张家福安排儿子将病历赶快拿去复印，他要用这个关键证据为自己讨公道。

找医院讨说法，院方同意免去他今后治疗费

张家福拿着复印的病历去找医院交涉，明知理亏，院方因此同意免收他以后的治疗费用。尽管如此，张家福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本不该遭此厄运。滑稽的是，事情暴露后，医生护士还一本正经地批评他：“张家福啊张家福，我们医院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还是第一次遇到偷病历的，你的胆子可不得了啊，这是违反规定的，你知道吗？”

先前张家福已经交了5万多元的治疗费用，既然医院免收今后的治疗费，他干脆作好了长期住院的思想准备，而事实上依照他的病情，也没法院。

张家福越来越觉得那个金属支架在折磨着他，另一名医生为他做了检查，发现支架内径偏小，弹力不足。用钡餐检查，白色的钡餐试液顺着食道外壁向外渗，这说明问题很严重。张家福提出将支架取出更换，医生答复：“谁给你安的，谁给你取，别人谁负得了这个责？”

不知是巧合还是什么原因，就在这个时候，赵主任已经远赴国外学习心脏手术去了，留下张家福和他嗓子里那副叫人疼痛难忍的金属支架，谁也不去管它。止痛片剂量一加再加，最终失去效力，张家福只好依靠打杜冷丁来抵制痛楚。

1999年底，赵主任“学成归来”，而此时，张家福喉咙里的金属支架已经快满一年了。他恳求赵主任赶快为自己取出支架。

赵主任和另一个医生一道，用铁钩子伸进张家福的喉咙钩住支架，两人想把支架硬拽来，可把躺在病床上的张家福都拽坐起来了，支架还是出不来，张家福痛得大汗淋漓，想叫娘又叫不出。事实上，由于支架存放过久，食道上新长出来的肉芽全部扣到支架的网状金属膜中，把支架完全包死，无法取出。

张家福不得不接受又一次手术――将食道完全切除，把整个胃提升到胸腔。

“现在我的胃就在胸口这里，连觉都不能睡，靠左边睡，我的胃会压着心脏，靠右边睡，我的胃会压着肺。平躺着睡，整个人就像一个瓶子不盖盖子，吃进去的东西会倒流出来。我只能靠在椅背上，坐着睡觉。”第二次手术后的张家福基本成了一个废人，体重从105斤下降到了74斤，只剩下一副骨架。

张家福一边适应这种痛苦，一边和医院进行协商，指望能有一个说法，他几次找到医院的院长：“赔我5万块，我马上回家。”可医院断然拒绝了他。

无助的张家福决定求助法律讨说法。1999年3月，他一纸诉状将南京市胸科医院告上了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要求医院赔偿他的损失。案件审理中，法院委托鼓楼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张家福做医疗事故鉴定。同年6月1日，鉴定部门通知胸科医院提供本案病例相关资料接受鉴定，可他们一直没有提供，导致鉴定做不下去。

张家福想，没有鉴定结论，这案子判起来就有难度，即使判了可能也实现不了自己的全部主张，2000年底，仍然留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他无奈决定撤诉。

在找医院讨说法次次受阻的情况下，张家福先后3次想到了死，幸亏都被妻子丁治凤及时发现，才没酿成悲剧。

2003年10月18日，医院突然中断了对张家福的治疗，理由是他已拖欠医药费用10多万元。“没有说法我死也要死在医院里，现在就让我出去做不到！”张家福铁了心要和医院较量到底。

医疗事故鉴定，一波三折耐人寻味

张家福决定继续告南京市胸科医院，但对方不配合做医疗事故鉴定怎么办呢？张家福不停地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但问题还是没有什么进展，自从住进医院至今，他已在医院度过了1800多个日日夜夜。

2003年的一天，张家福去找法医给他做伤残鉴定，在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他有幸结识了胡志强。胡志强是该所的副主任法医师，同时还在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兼职受理医疗案件。他开导张家福继续告南京市胸科医院，并表示愿意当他的诉讼人。“法医懂法又懂医，这样的人自己的官司很合适呀”，他同意了。

2004年2月24日，张家福再次将南京市胸科医院告上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497060元。案件审理中，被告医院仍坚持认为自己的医疗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的损害后果是并发症造成，要求驳回他的诉讼请求。

看来要打赢这场医疗官司，获得人身损害赔偿，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拿到医疗事故鉴定，看对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

张家福接受胡志强的建议，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做医疗事故鉴定，法院依据原告的申请，于2004年5月21日委托南京市医学会，对张家福的病例进行鉴定。因为新的《医疗事故处罚条例》已经实施，胸科医院必须配合，否则将受到处罚。

同年7月14日，南京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张家福的争议病例出具了鉴定意见书，鉴定分析认为：

对患者诊断明确，有手术指征，术式选择及操作规范，治疗符合原则。但在整个医疗过程中，医方在病历书写及履行告知义务方面有欠缺。同时对病情的严重性、复杂性也存在估计不足的情况。

患者术中发生的食管损伤及术后发生的食管下段瘘属于手术并发症。并发症发生后医方进行了食管支架置放与取出、食管剥脱等积极的治疗，措施得当，但有些措施值得商榷。

患者目前的状况是自身疾病发展演变的结果，与医方的医疗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

鉴定的最终结论是：“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

负责审理此案的审判长徐华，有着多年审理医患纠纷案件的经验，她在看了这个鉴定报告后感到很难办，“有些措施值得商榷”到底是指什么措施？又为什么值得商榷？徐华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存在过错，如果依照这个鉴定结果判，被告还是要赔，但赔的数额与构成事故的赔偿悬殊就大了。张家福及他的律师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对鉴定结论不服，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

案件审理中，张家福又向法院申请更高级别的医疗事故鉴定，案件合议庭认为此案有必要重新鉴定。

2004年11月18日，法院委托江苏省医学会对张家福的病例重新进行鉴定。2005年1月19日，法院收到了江苏省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寄来的鉴定报告，该报告的分析意见为：

对该患者的疾病诊断明确，有手术适应症；

整个医疗过程符合治疗原则；

由于肺部慢性化脓性炎症、严重的胸膜增厚与粘连，使正常的解剖层次不清，导致手术误伤食管。肺切除发生食管损伤是一种少见的并发症，医方在抢救中态度积极，措施得当，使病人基本康复；

医方对食管损伤的处理缺乏详细记载，对其严重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导致食管切除的后果。

综上所述，南京市胸科医院在医疗过程中尚不存在过错行为。最终结论依然是“此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

张家福还是不服，但两级鉴定都做了，不服又能怎么办呢？胡志强律师告诉他：“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中华医学会，全国最高级别的医学会，看他们会不会受理鉴定。”张家福找到徐法官，徐法官支持他试一试。

张家福通过其律师找到江苏省卫生厅，要求通过卫生厅商请中华医学会做医疗事故鉴定。考虑到此病例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抱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江苏省卫生厅于2005年3月7日向中华医学会发函，商请对张家福的病例做医疗事故鉴定。

中华医学会在收到江苏省卫生厅的商请函后，经过研究同意受理，但4天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中华医学会了解到张家福已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如此一来，依照规定，卫生厅作为医疗行政部门，则不能商请其做医疗事故鉴定，应由受理案件的法院向他们提出委托。

获悉这一情况，张家福随即找到徐华法官，请求法院委托中华医学会为自己做医疗事故鉴定，徐法官当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处发请示函，中院又向省高院请示，三级法院一路绿灯，仅几天的工夫便办妥一切手续。4月23日，中华医学会向法院回函，同意接受委托，对张家福做医疗事故鉴定。

鉴定是需要费用的，中华医学会受理的鉴定费是8000多元，为了治病，张家福已一贫如洗，关键时刻两个儿子为父分忧，他们借了12000元的高利贷，终于让父亲及其人按时赴京接受鉴定。

5月24日，中华医学会的鉴定结果出来了，鉴定分析意见全文如下：

术前对手术难度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可能出现的意外防范不力；

术中操作情况不慎引起肺动脉干损伤后处置不当，造成右全肺切除；

术中分离肺粘连过程中损伤食管并非不可避免；

在胸腔严重污染情况下，行单纯食管修补方法欠妥，造成修补后食管胸膜瘘、脓胸；

放置食管支架位置不当，食管胸膜瘘的问题未能解决，最终导致食管切除、食管胃颈部吻合术；

鉴于患者系右肺中下叶支气管扩张感染伴肺不张，病程较长，手术有一定难度，但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违反了胸外科治疗常规，与患者的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故医方应负主要责任。

鉴定结论：本事故争议属于二级丁等医疗事故，医方应承担主要责任。

张家福的一家为这个最高级别的鉴定结论感到欣慰，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了这个结论，即使死也能瞑目了”。6月21日，张家福向法院递交补充诉讼请求，将索赔标的增加到1238631.1元。

法院调解化解纠纷，张家福获赔46万

3份鉴定结论摆在了徐华法官的面前，到底采信哪一份鉴定结论呢？就鉴定本身而言，并不是 省级比市级的效力要高，也不是中华医学会的效力一定就比省级、市级高。在法官面前，3份鉴定也就是3份证据，谁的证明力强、说服力强法官就会采信谁的。

徐华及她的合议庭成员反复对比3份鉴定结论，认为中华医学会的鉴定报告在责任认定上较为明确，没有含糊语言。

6月21日，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张家福坚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并对被告医院不负责的行为进行了谴责。而被告方面则坚持认为市和省两级医疗鉴定是正确的，对中华医学会的鉴定不完全认同，同时指责张家福是恶意诉讼，欠医院巨额医疗费不还。

此次庭审两个多小时后，通过合议庭做工作，原、被告双方均表示出了同意调解的意向，但最后由于在赔偿数额上一时达不成一致，且被告人又联系不上医院领导，致调解未能成功。

7月12日，鼓楼法院再次开庭调解此案，在法官的组织下，双方通过三轮协商均作出了让步，最后,被告南京市胸科医院一次性赔偿张家福46万元，免去其16.98万元住院费，双方达成协议,长达7年的纠纷终于一次性了断。

7月20日，张家福从徐华法官手中接过了面额为46万元的现金支票，那一刻他止不住地流下了泪水。

如今的张家福依然是痛苦的，他的食管被切除，他永远不可能正常吃饭和睡觉，他的胃就像是一个没有盖子的瓶子，稍微吃多一点、喝多一点，食物和水就会从嘴里溢出来，这种令人想都不敢想的日子，张家福还要一直承受下去。

张家福案引出话题，鉴定之痛何日不再

尽管张家福最终赢了官司，但每每想起这7年来所遭遇的各种痛苦，张家福怎么也笑不起来，尤其是想起前后4次做医疗事故鉴定的经历，张家福总想哭，总觉得有太多的话要说。除去第一次鉴定医院不配合外，他不明白，此后的同一个病例，怎么到了3家不同的医疗鉴定者那里，结果竟存在天地之差呢？

对于医疗事故鉴定，类似于张家福这样存有疑惑的又何止少数呢！张家福一案通过当地媒体报道后，一下子引发了人们对医疗事故鉴定问题的异常关注。老百姓不懂医学，但他们相信实例比较，张家福所持有的3份鉴定结论，无疑是医疗事故鉴定所遭遇的最为尴尬的事件之一，不让人怀疑、不让人联想是不可能的。

2002年，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实施。条例规定，各省辖市医学会、各省医学会以及中华医学会，是医疗事故鉴定的组织者，而且三级医学会都是独立的鉴定机构。摆脱了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和干预，应该说对确保鉴定的公正性是有益的，况且条例要求各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建立专家库，由当事人及鉴定部门当场抽签确定鉴定专家，这比以往固定专家更具透明性。然而实践证明，当事人、尤其是患者一方目前仍不认同这一看似公正、透明的操作方式。张家福一案，就更印证了人们对鉴定公正性的怀疑。

医疗事故鉴出率过低与医患纠纷的大量出现，也是人们对鉴定公正性、权威性持怀疑态度的原因之一。南京市鼓楼区辖区内有大大小小的医院近30家，仅三级甲等医院就有5家，区法院年受理医患纠纷案件在80件以上。这些案件通过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构成医疗事故的尚不足4%，一些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不服，但又无法鉴定结论，如果每起案件都层层送省医学会、中华医学会鉴定，显然不现实。

对鉴定结论有疑问，其实也可以通过法院开庭质证或庭审来解决问题，但这必须要鉴定专家出庭。法律规定，鉴定人应该出庭就自己的鉴定行为接受法官及案件当事人的质询，但目前的现实是，没有一个鉴定专家愿意出庭，南京是这样，全国各地也是如此。因为鉴定人出庭非法律强制性规定，所以法院也没有办法。

采访中笔者发现，作为法官，他们不愿意对张家福的3份鉴定结论作过多的评价，但亮出事实，公众自然会作出合乎情理的评价。法官最大的希望在于：鉴定结论应该详细明了，依据明确，不要含含糊糊。参与鉴定的专家应依法出庭，就自己的鉴定结论直面法庭询问，化解当事人的疑虑。

南京市医学会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对张家福的鉴定是很客观、很公正的。这位负责人强调，作为一级医学会，仅仅是医疗事故鉴定的组织机构，他们的职责是保证在整个鉴定过程的组织程序上合法进行，对于专家组为什么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组织者他们无权干涉。

江苏省医学会的相关负责人认为，他们的鉴定程序是合法的，鉴定结论也是合法的，但是不能说它一定是最有道理的，最站得住脚的。不能认为中华医学会的鉴定结果跟江苏省的不一样，就说它是不公的、不客观的。

既然都认为自己的鉴定程序合法，结论公正客观，那么中华医学会的鉴定结论缘何会与南京市及江苏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存在如此大的差别呢？对这个问题，任何一方都不愿意作出过多的评价，耐人寻味的是省市两级医学会参与张家福病例鉴定的14名专家，始终远离媒体，不发表任何看法。

就医疗事故鉴定问题，张家福的律师胡志强认为：新的《医疗事故鉴定处理条例》出台以后，成立了医疗事故鉴定的专家库，随机抽取。一般地方性的专家库存有上千名专家的名单，这样虽然能保证公平，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有不少弊病。

这些专家平时就是本地的医生，互相之间都熟悉，“运动员”同时又是“裁判员”，缺乏一个客观的第三方。而且鉴定是采取过半数、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方法，这套方法作为行政管理是可行的，但是用来处理科学问题却绝对不科学，因为真理并非总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我们法医出具法医鉴定是要签署法医姓名，随时准备出庭作证的。而医学会的医疗鉴定只盖公章，不署参加鉴定的个人姓名，在法律上，鉴定人既非自然人，又非法人，就不合证据法。这也造成了鉴定专家下结论轻易，难以对证等弊端。”

胡志强的观点正确与否，相信公众也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年假通知范文第4篇

五年前，移动互联网还没有像如今这样广泛和深入地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服务角度而言，长期以来生活在信息不对等的商业世界里的客户对服务的期望也只是企业的客服电话能接得通、业务说得清、服务态度好就够了。在客服热线作为企业最重要的服务门户的环境下，传统的电话、短信仍然作为与客户进行服务交互的主要媒介，这就使得企业没有意愿和动力花心思拓展新的服务媒体并致力于媒体间服务的协同。

今天，电话、微信、在线客服、APP、论坛等多种媒体协同服务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社会化媒体的广泛使用，移动互联网给信息传播带来的变化是碎片化和快速迭代，过去整块整块的传播方式被打散了，在信息传递更开放、更平等、更透明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分享和沟通也更加便捷。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客户对于服务的要求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打电话、发短信解决问题，对于服务交互的期望变成随时随地、随我所需，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通过社交工具、网络在线、自助渠道接触企业获得服务，为了顺应这种趋势，企业也大多提供丰富的服务渠道和媒介承载服务，践行用户在哪里，服务就在哪里。

越来越多的媒介加入到企业的服务体系中来，如何充分发挥不同媒体各自的优势，弱化媒体间服务体验的差异，成为服务管理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服务渠道间的整合与协同成为解决之道。说到协同服务，其核心是多媒体统一接入，统一管理。从客户期望角度出发，他希望与企业接触时你知道我是谁，知道我需要什么，接触方式任我选，不希望在微信中投诉的问题，打电话时还需要重复地去描述。对客户而言，多媒体接入、多渠道获取服务固然很好，但也意味着无论企业提供多少种服务渠道，对客户而言，服务都是一个整体，从不同的服务媒体中体会到独有的服务流程及界面的同时感受到同样水准的服务，并且能够享受到自己希望获得或者潜在需求的服务及服务产品。基于这样的要求，多媒体统一接入、统一管理如何实现呢？

多媒体协同服务是用统一服务支撑平台提供的服务界面和接口归集各服务媒体入口的服务需求，通过服务协同实现服务媒体间的调用和分流，从而快速、方便、主动、准确地为客户提供服务，达到提升客户服务感知和降低服务成本的目的，这种协同服务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如图1）：

1、应尽量避免服务媒体间分散支撑。如果服务体系中各服务媒体都有各自的服务界面和服务接口，相当于各个服务媒体都在独立地为最终客户提供服务，各渠道服务数据独立存储，缺乏信息互通，各自建设与后台支撑系统的服务接口。

2、统一接入要怎么做？要统一资源调配、知识信息共享与互动（知识应用）、统一客户视图、多媒体分流机制、服务形式协同、统一服务接口。

3、多媒体协同服务能带来什么？提升服务感知和降低服务成本。提升服务感知方面，客户可以通过他习惯的服务交互媒体获得一致的服务体验；降低服务成本方面，强化自助渠道的服务分流作用，缓解人工服务压力。

目前这种多媒体协同服务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尚处在探索阶段，仍然存在着服务渠道间服务标准不统一、服务媒介间调用和分流机制不完善、协同服务缺乏系统支撑等问题。但无论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基于多媒体调用和分流的协同服务已经在企业的服务体系中开始茁壮成长，必然是未来服务模式的主流。

未来五年，多媒体协同服务将变得更加智能

互联网也许会向着移动互联网、家庭互联网、云服务三个方向发展。移动互联网方兴未艾，仍然会给服务行业带来深刻的挑战和机遇。云服务、家庭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是高度相连的，区别在于不局限于智能手机，其他的设备也可以连接在互联网。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服务交互媒体会越来越丰富，客户对于服务接触体验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多媒体协同服务也将变得更加智能，如同智能手机安装APP一样，这个框架可以将更多新服务媒介和技术加载和融合进来，为服务触点提供统一全面的客户视图。

年假通知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升级;价值网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优势》中将产业集群与国家、地区的竞争力联系在一起,引发了学术界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热潮。产业集群是一个地区、国家全面提升竞争力的有效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大批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支柱的传统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发达地区,依靠劳动力低廉来获取竞争优势。其中,最著名的为浙江的特色传统产业集群,主要是纺织、建材、服装、皮塑等中低层次劳动密集型轻工业部门;还有广东的“专业镇”,主要集中在五金、建筑材料、包装、陶瓷、家电、纺织、灯饰等传统产业。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许多传统产业集群逐步走向了衰退。大卫・波维特在《价值网》中提出的价值网思想打破了传统价值链的线性思维和价值活动顺序分离的机械模式,围绕顾客价值重构原有价值链。价值网概念的提出为提升传统产业集群竞争力,为实现传统产业集群升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模式。

二、传统产业集群面临的问题

(一)产品多数技术含量低,集群内缺乏创新机制。跨国公司和各大财团们控制着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控制着例如核心技术、高端设计、品牌营销等能获取高额利润的环节。多数传统产业集群企业只是负责加工和制造环节,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只能获得极少的附加值。所谓的“中国制造”产品,依赖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走着成本优势路线,打着OEM的旗号,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如此丧失与买方议价实力而受制于全球分销巨头们。

劳动力资源充足是我国发展经济的比较优势,但是仅仅依靠这样的低廉劳动成本换来的成本优势是无法维持本国企业竞争优势的。近年来崛起的越南、东南亚等国家的制造基地拥有更低廉的劳动力、更优惠的招商政策,大有取代“中国制造”之势。

而在我国传统产业集群内部,缺乏内生的创新能力和成熟的创新体系,主要表现在:创新投入不足、技术人才匮乏、创新氛围不浓厚。据调查表明,珠三角地区自主研发的企业比例还不到40%,多数企业是没有核心技术的,大多是停留在低水平的往返式生产上,抗风险能力低;而另一方面,尽管许多的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了研发中心,截止2005年底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750个,但是实际上外资企业并没有将关键的价值环节转移到中国。因此,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一直是处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层次,这种状况的持续将严重阻碍我国产业竞争力及国家竞争力的增强。

(二)集群内的“柠檬市场”效应。产业集群内的“柠檬市场”风险是由于集群与顾客之间存在信息上的不对称,表现在产业集群对产品质量比顾客有更多的信息,从而造成低质量产品驱逐高质量产品,使得集群市场上的产品质量出现持续下降的现象。

良好的区域品牌效应带来的整体声誉是无限的商机,顾客往往会考虑集群的整体声誉来做出购买决策。例如,袜子经销商要寻找厂商,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浙江诸暨大唐袜业集群,而领带经销商考虑的则是浙江嵊州的生产厂商。相反的,一旦“柠檬市场”形成,集群的商誉受到损害,集群将出项全行业的亏损走向衰退甚至灭亡。20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温州灯饰产业集群的迁移,1996年浙江永康的保温杯产业的昙花一现,以及2005年广东潮安的凉果在北京的多次下架都是很好的案例。因此,提高产品质量,规范厂商行为,建立成员企业合作、互赢机制,才能杜绝“柠檬市场”风险。

(三)根植性对集群的羁绊。产业集群的“地域根植性”是指集群对特定区域环境关系(如制度安排、社会历史文化、价值观念、风俗、隐含经验类知识、关系网络等)的依赖性。有些产业集群的根植性差,游弋性产业较多,没有建立一个完善配套的地方性网络。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前提条件,一旦产业环境如优惠政策等发生变化,区内企业就发生迁移,2001年东莞台商大规模投资于长三角地区就是一个例子,还有近年来许多制造工厂转战越南等地。这样的情况,会给地方经济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特别是集群内核心企业的迁移将会导致整个集群网络的瓦解。

不可否认,根植性在对产业集群内组织之间的内部协作或协同的确具有正面作用。但是,根植性也有负效应的一方面。有地域特色的经营理念也是当地文化沉淀的一部分。以温州产业集群为例,其集群发展在近年来的成就有目共睹,但目前许多企业面临发展瓶颈,地方根植性是其中的重要约束因素之一,温州当地人普遍存在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思想,“鸡头”者,即意味着企业的规模小一些,也不能放弃这种私营经营的独立性,所以与其他经营者进行合作或做其他大企业的合作伙伴这样一类的“凤尾”,是不可接受的。这类经营管理理念、家族式管理、治理结构的改进或改善等许多方面形成了强大的束缚,约束了地方企业做大做强。

三、将价值网概念引入传统产业集群升级

大卫・波维特在《价值网》一书中指出,价值网是一种新业务模式,它将顾客日益提高的苛刻要求与灵活及有效率、低成本的制造相连接,采用数字信息快速配送产品,避开了代价高昂的分销层;将合作的提供商连接在一起,一遍交付定制解决方案;将运营设计提升到战略水平,适应不断发生的变化。价值网思想打破了传统价值链的线性思维和价值活动顺序分离的机械模式,在供应商、核心企业与顾客间编织了一个立体的、高效的依托信息为渠道的网络,这样一个动态网络挑战了原有的价值链概念,使得我国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传统产业集群有了重构价值网络的机遇,从企业这个微观主体开始直至整个集群,将价值网的核心渗透进去。

(一)转变集群竞争战略。传统产业集群长期的成本领先战略导致了产品技术含量低、缺乏创新、无自主品牌等劣势,使得面对外部威胁,集群缺乏足够的抗风险性。而价值网中的“以顾客价值为核心的竞争战略”倡导的是一种需求拉动系统。也就是说,集群内企业必须正确认识顾客的需求,把客户作为市场活动的起点和核心,在价值链层面上寻找出企业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来自市场,来自企业能为客户提供的独特的、竞争对手难以模仿超越的、核心层面上。因此,企业可以采取目标集聚战略,锁定特定市场,为之提高个性化服务;与此同时,集群内企业可以将这样的竞争优势由微观层面扩展到整个集群,使拥有标新立异内生动能的集群充满活力,摆脱被动应对风险的局面。

(二)改善集群内企业间关系。传统的产业集群可能由在产业链上的企业或是同类企业构成,他们之间的关系无非是供应商与客户的关系或是互为竞争者的关系,即彼此的利益相互对立,整个价值系统的总量是一定的,一方总是试图增加自己的价值来减少对方的价值。而价值网的“以紧密合作为基础的双赢竞争策略”的理念,是在一种合作的思维模式下,使得彼此的利益捆绑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加总价值。集群内部的企业,必须连成一气,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优势互补,共同承担风险与成本,共同开拓市场、创立品牌,充分发挥产业集群的协调效应和整体优势。

(三)创造核心竞争力。缺乏核心竞争力是传统产业集群衰退的主要原因,也是集群实现升级的关键所在。价值网的理念强调以客户价值为核心,强调双赢的策略,事实上这两个理念也都包含在了核心竞争力的思想中。一方面消费者需求的多样性,导致了企业可以在价值链上寻找价值增值环节,寻求企业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可能来自于价值链的分解收缩,也有可能来自于价值链的重构集成。即努力创新,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品创新,或者是管理模式、经营模式上的突破;另一方面价值网带来的集群内企业的协同效应,使得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使得集群的整体竞争力增强。

四、加快传统产业集群升级的建议

(一)企业创新、集群创新是传统产业集群升级的首要条件。无论是企业本身的发展还是产业集群的发展都离不开创新。这种创新是以客户需求为核心,不光是在产品技术方面的创新,还体现在经营控制和市场开拓方面。传统产业集群应该充分考察整个世界市场环境,从长期战略的角度分析问题,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值,提升出口的竞争优势。通过控制和经营创新,学会开拓国际市场。

除此之外,还必须解决好集群内企业人才、资源、资金等制约企业创新的问题。引进创新性人才,加快产学研合作;中央、地方政府建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银行放松企业创新贷款,扶持创新升级的中小企业。在集群内外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为集群升级做好充分准备。

(二)加强集群内企业的合作,促进集群发展专属资产和构建公共服务体系。有些产业集群的根植性差关键在于没有建立一个完善配套的地方网络,因此集群内企业应有合作意识,还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合作环境。企业各级政府加强区内企业各种配套的相关产业支持,加快发展建立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之间的服务性行业,实现对于制造业升级的有力支撑。完善区内基础公共配套设施建设,重点扶持建立一批研发中心等技术服务机构,构造信息服务平台,实现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共享。

(三)在集群内外构建集群价值网。使价值网的理念深入集群内,将价值网的三条战略思维“以顾客价值为核心的竞争战略、以紧密合作为基础的双赢竞争策略、以塑造核心能力为主要手段的成员公司成长途径”作为集群的发展战略指导思想,转变竞争战略,构筑合作平台,使这一价值网络不仅分布在集群企业内,也延伸至集群外相关支持企业间。这样,传统产业集群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

(四)加强政策支持力度,全面提升集群竞争力。政府、行业协会应该引导集群企业走科技创新,构建价值网的发展道路。首先在基础设施、资金、资源等发展要素上给予支持,其次可以扶持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名牌产品和企业,或者支持有地方历史文化内涵的产业发展,使其有一个标杆作用,带动领导其他企业发展。另外,规范集群内企业经营发展,制定行业产品标准,以高质量产品、服务占领市场;加强集群信息平台建设,包括产品推广、招商政策、信息整合、人才推介与培训等。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大卫・波维特.价值网[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0.

[2]吴勤堂.当前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J].宏观经济研究,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