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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羊毛布制作的百褶衣较为精致,不仅布料要进行精细的染色加工,而且装饰手法也较为细腻。主体部分色彩以青蓝色系和红褐色系的搭配为主体色,两种色系的不同色块之间形成平面构成的形式感,整体而富有变化。装饰图案的工艺也很有特色,是白马藏族最古老、最独特的一种贴绣工艺,即用白色或其它浅色的布条拼出图案,白色布条不仅形成了单纯古朴而富有深意的图案,也巧妙地调和了两种基本色块的关系。这种百褶衣的装饰图案主要以“米”字形、“车轮”形和圆形团花图案为主,前一种主要位于衣领、袖子或背部,后两种则位于后背左右的肩胛部位。据白马藏人讲,“米”字形图案象征太阳,是描绘太阳的光芒四射,“车轮”形不仅描绘了太阳的光芒,而且描绘了太阳的形体。圆形团花图案则代表月亮,是用美丽的团花图案象征月亮的柔美。“米”字纹中又穿插小圆点,据白马藏人说是代表星星。图案的制作工艺古朴,用单纯的语言描绘天体图像符号,如史前岩画一样,虽然造型稚朴,但具有深厚的文化寓意和浓郁的精神意味,日月星辰星罗棋布,一件百褶衣仿佛就是一幅灿烂生动的天象图。裙褶的装饰也简洁而富有特色,用两种基本色彩的布条穿插拼成,裙褶处又贴白布线条,不仅调和了色块,也突出了裙褶的结构,加强了韵律感、节奏感和立体感。为了保持裙褶的结构和立体感,这种传统型百褶衣在存放时也要将裙褶仔细折叠,并用针线缝合、绑扎固定,以免变形而失去美感。此阶段百褶衣的裙褶数量也是约定俗成的,一般为24折,白马藏人认为代表了一年的24节气。除此以外,在肩部左右还贴其它颜色的布条,一般左右各六条,共12条,白马藏人认为代表一年12个月。以麻布制作的百褶衣工艺相对简易,一般不进行染色处理,突出灰白的麻布本色,装饰图案简洁,虽然装饰部位与羊毛布百褶衣基本相同,但图案形式十分简单,较常见的是背部装饰四个用交叉线连接起来的三角形,白马藏人认为这种三角形也代表星星。多数麻布百褶衣则素面无装饰,由此可知麻布百褶衣应为白马妇女日常劳动服饰。第一阶段百褶衣不仅制作材料具有原生态特征,而且装饰工艺古朴简洁,图案纯真自然而富有文化深意。羊毛布和麻布分别是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的产物,也间接反映出白马藏族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白马藏人崇拜自然神,以天、地、日、月、山、水、树木、火等为崇拜对象,体现了原始崇拜的性质和基本特征,因为这些自然现象与他们这种相对原始的复合型的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白马藏人认为他们耕作、畜牧、狩猎以及其它日常生活都离不开这些自然神灵的护佑。他们将天体图像装饰在百褶衣上,传达出鲜明的农牧文化含义,因为日月天象、时令节气对白马藏人从事农业生产以及牧猎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此阶段百褶衣朴素自然的材质,古朴简洁的工艺,天真烂漫的装饰,是白马藏族传统农牧经济时代的图像形式和文化符号。
解放后至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态的巨变,白马藏族也进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时代,虽然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以农牧经济为主,并保持传统模式,但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白马村寨也进入了合作社、农业社,村寨变为生产队,共同从事农牧业生产,个体的经商、狩猎活动受到限制,土地、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变,使白马藏族的传统文化也受到较大的冲击,他们的一些传统民俗活动作为封建迷信被禁止和废除。民族服饰方面,随着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生态的变迁,种麻、纺线、织布、绣花这种传统的服饰文化已不适应时展的趋势,因此穿羊毛布、麻布衣服的白马藏人逐渐减少,许多人改穿汉装。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此阶段白马藏人也开始用现代棉布料制作民族服装,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此阶段用棉布制作的百褶衣为第二阶段百褶衣(图3),在基本结构方面虽然仍保留了传统样式,但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面料方面逐渐用棉布代替了羊毛布和麻布;色彩方面,服装主体色多以黑色和深蓝色为主;结构方面也有一定的变化,袖口变窄(约20厘米),腰围变细,裙褶打破了传统百褶衣24折的严格形式,显得随意自由,立体感已不突出;图案变化最大,此阶段百褶衣已没有了传统绣花图案,多数百褶衣减少甚至去掉了太阳花、月亮花,多以红、黄、蓝、绿等各种色彩艳丽的棉布小块进行拼贴而成,基本延续了传统百褶衣图案的装饰部位和结构特征,但拼贴图案的内容趋于简化,突出了抽象的几何形体组合,具有现代平面构成的特色。
同时也巧妙运用花棉布本身的花型和肌理,代替了人工刺绣,尤其百褶衣后面的裙褶,以正方形套三角形为基本格式,进行各种色彩布块的拼贴组合,形成一种自然朴素、轻快活泼的装饰效果,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此阶段的百褶衣还有一种形式是将过去的麻布、羊毛布百褶衣进行翻新处理,即在原来的麻布、羊毛布底子上,用各色现代新棉布块重新拼贴图案,为传统百褶衣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并体现出过渡性特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和浪潮中,白马藏人也顺应历史潮流,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从事精雕细琢的传统女红活动,所以使百褶衣的制作也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彩色棉布块拼贴的图案,既是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一方面要讲求节约,对边角料进行巧妙利用,另一方面也要节省时间,以提高服装制作速度,从而更有利于集体生产和建设事业。第二阶段百褶衣的造型结构和装饰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装饰图案虽然简化了,但依然保持了纯手工制作的工艺特征,所以仍然体现出朴素自然、轻松活泼的审美特色。这也正体现了这一阶段白马村寨的生产关系虽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依然以传统农牧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白马藏族传统农牧文化与社会主义新文化融合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在白马村寨的推行,白马藏族社会的生产关系又发生了巨大变化,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化经济模式转变,由于受白马村寨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延续了传统农耕经济特征,但随着国家政策、交通、通讯、白马藏人观念等一系列变化因素的影响,白马藏族农、牧、猎结合的社会经济受到较大冲击,经济类型和性质发生了较大变化,白马藏人的生活方式、民俗文化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国家政策层面,由于实行封山育林、退耕还林以及野生动物保护等政策,白马藏人过去的牧猎经济受到极大限制,所以他们过去进山放牧、打猎所穿戴的番鞋、配饰的牛皮火药袋以及猎枪等服饰及生活用品,都已成为历史文物,牧猎文化符号已淡出了白马文化范围。尤其90年代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商业、旅游业、交通、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白马村寨与外界的交流开始变得频繁而广泛,白马藏人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尤其年轻一代的白马藏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汉文化。除了传统农耕经济以外,商业、旅游业在白马村寨得到较大发展,外出务工、求学的白马藏人和来白马村寨考察旅游的社会各界人士将更多的现代文化传播到白马村寨。另一方面,为了突出民族文化特色以促进白马村寨旅游业经济的发展,结合地方政府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加强民族文化产业开发的政策扶持,白马藏人又重新开始重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不乏一些特意的臆造和包装行为),过去相对自闭的民族文化逐渐变得开放。第三阶段的百褶衣就是在这种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第三阶段的百褶衣(图4),在白马藏族社会多元经济以及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势头。在面料方面已大大突破了传统百褶衣的范围,开始利用现代丝绸、麻纱、毛料、呢子等面料进行制作,材质由原来的粗犷、朴素、单纯变得细致、华丽、丰富,款式方面也变得自由多变。
一种新型的百褶衣在白马村寨普遍流行(图4,左),这种百褶衣有意识地注重形式感与时代感,衣领由传统的圆领变为翻折领,袖口更加窄小,下摆加长且不再套衣襟而成为整体,多数百褶衣的裙褶则舍弃了传统的24折形式,采用更为细密的现代“百褶裙”形式,现代面料裙褶的垂感强,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腰部变得更窄,有利于突出女性的形体节奏。色彩搭配更为自由,上衣底色以红色、蓝色、紫色较为常见,裙褶多为黑色,装饰图案的色彩则更为华丽多变。图案的装饰部位依然延续了传统形式,但内容却有较大的变化,突破了传统的格式规范,衣领、背部图案不仅有传统的“米”字格式,也出现了圆形、三角形、正方形等拼贴或刺绣图案,形式更加活泼。为了传承和突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此阶段还流行另一种以传统样式制作的百褶衣(图4,右),主体面料多为红色毛料或呢子,后摆为传统样式裙褶,前摆仍为衣襟,并基本按传统样式搭配了绣花图案,但装饰图案的线材是购买的成品,腰间系用各色棉线编织的有抽象图案的新式花腰带,体现出华丽、喜庆、活泼的现代特色。现代商业文化对百褶衣的制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过去那种纯手工的制作程序已不能满足时展的需求,为了加快生产速度,提高经济效率,百褶衣制作已由原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白马妇女的个体行为向产业化方向转变,采用现代化的缝纫机等设备进行大批量生产。装饰材料的来源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传统绣花图案由村寨中的中老年妇女以构件的形式专门绣制,成批转卖给个体户,一部分花边图案则从成都、绵阳等大城市购买,初步具备了流水线型的生产模式,加快了制作速度,也使百褶衣体现出更加鲜明的现代气息。
采用SPSS11.5以及Excel2003软件分析数据。身高的描述采用均数与标准差;组间身高的比较采用t检验;不同经济指标与身高之间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相关系数r表示相关的密切程度。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山西省经济变化趋势山西省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87.99亿元到2009年的7358.31亿元,增长幅度为8362.7%;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城乡居民年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均持续增长。见表1。
2.2身高及其变化趋势
2.2.1身高水平的变化山西省城乡青少年2010年与1979年身高的差值(增幅)分别为城男(2.9~9.4)cm、乡男(5.2~14.6)cm、城女(1.6~10)cm、乡女(1.7~10.1)c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总增幅分别为6.73,8.99,5.32,6.74cm,每10a平均增幅分别达到2.24,3.00,1.77和2.25cm,乡男>乡女>城男>城女。见表2。
2.2.2身高最大增长年龄变化城男、乡男、城女、乡女MIA均表现为1979年>1995年>2010年,逐渐提前。见表3。
2.2.3身高性别差变化山西省城乡男女学生成年时身高性别差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波动,1985年以后基本维持在(11~13)cm之间。2.3身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3.1身高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7~18岁城乡男女身高与经济指标均呈正相关,绝大多数年龄组身高受到生产总值、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的影响,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2.3.2身高最大增长年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青少年身高最大增长年龄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在-0.717~1.00之间。
2.3.3成年身高性别差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79—2010年期间乡村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别差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较高,影响程度较大,相关系数在0.702~0.787之间;城市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别差的变化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266~0.284之间,影响程度低于乡村学生。
3讨论
1979—2010年山西省青少年身高生长水平与社会经济指标的正相关程度较高,客观地反映了山西省国内生产总值、年人均收入和消费等经济指标的变化对青少年身高生长水平的影响;7~17岁身高增幅分别为男生8.04cm、女生6.2cm。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在1960—1990年的30a间,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7~17岁男生身高平均增长了7.4cm,女生增长6.1cm[8]。山西省青少年身高发展最快的阶段1985—1995年正是经济环比发展最快的时期,10a增长幅度7~17岁城男4.31cm、城女3.4cm、乡男3.85cm、乡女3.44cm[9],其中1964—1979年15a间7~17岁男、女生分别为4.96cm和3.81cm的增长幅度[3]。表明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保障和促进了青少年身高生长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山西省18岁城男、城女身高增长值达到0.97cm/10a和0.53cm/10a。欧美国家18岁成年身高每10a增长值男为0.6~1.1cm、女为0.4~0.8cm[10]。结合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和消费对于城男18岁身高影响最小化,表明在身高生长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经济因素的促进作用降低。
一、保险制度变迁带来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正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进入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改革初期提出的“打破铁饭碗”,提倡劳动力自由流动、自主择业的要求已经基本达到,带来的是新的问题,即打破“铁饭碗”后吃饭问题靠什么保障?择业未成时谁给生活费?企业不景气甚至破产时谁给报销医疗费,谁发退休金?诸如此类问题,使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被摆到改革的前列,当前,保险制度的变革就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深究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首先,保险制度由企业自理、部门自理,走向社会化保障制度,产生了许多不相适应的问题。很多老企业背负着巨大的退休职工经济包袱,削弱了老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其次,经济改革涉及到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也涉及到风险和负担的再分配。企业改革客观要求社会管理制度建设跟得上,特别是职工本人无法解决的生老病死的问题,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社会保险制度来解决。社会保障制度是总的方面,它包括经常性的退休金、医疗费、住房购租等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包括突发性的大宗的偶然支出,如急病、重病、生育、房屋大修等,都需要保险制度来集千万人的资金,资助少数人的危急之需。没有保险制度不但不利于个人也可能拖垮企业。社会保险制度承担了政府安定社会、解急救难的功能,因此,社会保险需要企业、单位、个人的长期、有力的支持,更需要政府予以特殊的政策,让其早日增强实力,应付不测。
再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要逐步成熟和完善,正如经济改革一样,要步步深入,层层推进,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社会管理制度还不完善、社会积累还不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还不高,在这种现实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也只能因势利导,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挖掘有关方面的潜力。社会保障制度既然能够造福社会、造福人民,那么就应该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以及海外的积极性,大力支持社会保障事业,比如说,筹办各种募捐、义卖等形式的慈善活动,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这种基金必须不以赢利为目的,而有所收益也必须如数用于社会保障事业,即使是其中的社会保险也必须坚持这一条,与商业保险划分得越清楚,其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就越有力。社会保险发展壮大的关键恐怕离不开“来自社会,全心全意为社会大众服务”的自身发展宗旨。社会保险承担了稳定社会、救危解困、为企业和单位松绑的职能,它分担了政府有关方面的职责,因此社会保险工作要充分考虑遵从商品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做长期亏损的生意,但作为政府应管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分担者,它以政府代表的名义出现更为有利。
二、社会保险实践的启迪
通过几年努力,广州的社会保险制度已初步建立起框架,进入营运阶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社会保险为主力创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创举,也是一次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改革“”。社会保险既要解决参与者的有关项目保险问题又要解决缺乏政府资金注入的问题。从广州情况看,诸多大宗或突发性的支付项目都要依靠社会保险,其发展前途当然可观,但在开始阶段社会保险实力则令人担忧。因为社会保险本身也需要一个资金和经验的积累过程,难免有起伏兴衰的曲折过程。
根据资料分析:1996年广州市失业保险基金缺口400多万元,应缴未缴的企业较多,1992年~1996年全市有300多家困难企业办了养老金缓缴手续,缓缴金额达2亿多元,靠全市调剂的单位占总数的40%。企业发展不平衡形成苦乐不均,而有了社会保险,矛盾就可以集中社会力量来解决。解决的办法既要靠社会力量和政府投入,同时又要靠企业的改革求得生存与发展。对那些处在变革之中的困难企业更需要社会保险扶持渡过难关,这些困难企业多是纺织、电子、航运、供销、交通、区街集体企业等,社会保险既然担当了政府部分职能,也应得到政府财政、税费政策的优惠和支持。对困难企业职工的救济可以通过社会保险去发放、管理和运作。通过社会保险机构实施社会福利措施,有利于监督、测算和及时有效地运作。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两方面,在实现社会稳定前提下加快改革的步伐,国家、企业和职工分别合理负担,尽快妥善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开创一个新局面。
三、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开拓更广的领域
社会保险靠全社会的普遍参与,以千万人的资金来资助偶然的个别支出,以长期的投入支付退休后经常的支出,以上一代人的积累支付后代的保险等,才能使社会保险的根基越扎越深,树冠越长越大,所荫庇的社会成员日益增加,所资助的项目更加有力。从经济学分析,社会保险体制有几种类型:
其一,供款基准制,即保险措施对具体受益人的提供取决于(或主要取决于)该受益人过去在保险体系中的资金贡献量(供款量),其基本特征之一在于,它是运用预筹积累的方式来筹集资金的。其原则是,先积累,后受益,而且资金积累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是要在若干年的时间里,按照一定的缴纳比例规定,逐年逐月地交费累积而成的。其主要优点在于,它能够保证社会保险有可靠的资金来源,不会发生寅吃卯粮的问题,受益的多少取决于积累数量的多少。其具体方法是采取个人账户,在社会保障体制中引入激励机制,由于个人账户产权界定清晰,因而可以调动人们进行积累和劳动的积极性,避免吃“大锅饭”的旧病复发。
其二,受益基准制,即保障措施对具体受益人的提供取决于(或主要取决于)规定中的受益与否的标准(或公式),按照受益人当前的状况(如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失业期等)是否符合特定的标准而决定。此方式注重受益条件的公平性,而不注重受益人已经在资金上贡献的多少,从资金筹集方式看是采用现收现付制来筹集资金并满足当期的支出,这种强调同等条件面前人人平等的分配方式有社会公证性的一面,但又可能有吃“大锅饭”的问题,缺乏激励机制,但管理相对简便,主要的资金来源是税收,不涉及投资及投资回收问题,因此管理成本较低。
其三,混合制,即上述的供款基准制与受益基准制两种基本类型择优而成。利用受益基准制来提供普遍性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而使用供款基准制对具体个人提供附加的个人保障。也就是用较低的所得(薪给)税税率征收一部分公共财政收入,由财政支出按某种受益公式对退休、医疗、失业、伤残、意外等提供水准较低的但普遍适用的基本保障,这一部分保障强调公开性和社会安全网的作用,但大多数人不会满足于低水准的退休金和其他保障,因此仍要安排供款基准制的附加保障。附加保障是个人账户,自存自用、预筹积累式的,它提供了明确的激励特征。
社会保险中着重在养老、医疗和伤残、失业等几项中具有供款基准制特征,不同于商业保险,但也带有商业保险的某些特征,就是参与者才能享受。并且供款基准制鉴于人们对未来风险的非理性预期,必须实行强制性的储蓄积累方式。因此,政府干预经济的功能就更加明显,而且不同时期可能要求不同缴款比例的储蓄额。对于已参加公有制企业工作多年的职工,他们过去对社会积累的贡献大都形成国有资产,因此在实施社会保险个人缴费时则应考虑到原有的贡献,当公有制企业老职工面临不能支付社会保险缴款的困难时,有必要从财政上予以资助。再一个途径就是通过社会援助、募捐筹资。在新旧体制交叉的过渡时期必须通过一套渐进、协调的灵活方法来完成机制的转换。
就广州的现状来说,采取分门别类的混合制更为适合,即以供款基准制为主,从每月工薪和企业中相应支付同项的筹款项目形成养老保障的部分,公有制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个体户也应纳入其中,有余力的个人可以额外加入商业保险取得退休后比别人多些的退休保险金。对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生育保障等可以更多采用受益基准制,即以收纳所得税来建立,以多补少,以社会力量来救一时一人之危困。
加快社会保险体制的建成速度,必须做到教育市民认识社会保险的重要性及自觉参与社会保险的必要性。这是必须经常、深入去做的重要工作。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险事业,必须有国家、企业、政府几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成功。政府既要通过有效的机构去运作社会保障体系,又必须投入相当的财力、人力、物力才得以奏效;既要用强制性的手段(规定凡领工薪者必须参加相应的住房公积金、退休金、养老、医疗等保险),也要运用商业性的自主参预的手段(如商业人寿保险等),提高国民抵御风险、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建立社会安全网络不能只用一根绳,必须有多条绳有机交织而成。
紧紧抓住国家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的有利契机,积极争取国家投入,努力增加地方财政投入和灌区自筹,为龙凤山灌区建设赢得了主动权。
1.增强水资源忧患意识,坚定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信心
龙凤山灌区始建于“”年代,是一个设计标准低、工程不配套、急需更新改造的老灌区。需新建、维修和改造的工程占灌区工程总数的43%。灌区缺少控制性工程和区间调节工程,灌排渠系不配套,跑、冒、滴、漏现象较为严重,上游大水漫灌,下游缺水干旱问题普遍存在。农村实行以后,农民种水稻旱改水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水资源紧缺,供水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扩大高产高效作物面积,增加农民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提高灌区效益,解决水资源不足问题,市政府先后投入100多万元,请黑龙江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利用2年多时间,为龙凤山灌区重新进行了规划和设计。依据改造规划,拟新建、改造建筑物294座,对75km渗漏严重的渠段采取防渗措施。龙凤山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项目列入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后,1998至2002年,国家共投入水利专项资金3050万元,为加快灌区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激发了地方配套和农民投入的积极性。在短短4年时间里,五常市累计投入灌区改造资金3388万元。
2.广筹严管,注重效益,把资金投放到刀刃上
灌区在资金的分配投向上,坚持捆起来使用、突出重点和注重效益的原则,集中投放骨干工程项目。首先,把重点放在瓶颈工程上。卫国灌溉站干渠长达60km,跨4个乡,水田面积近0.6万hm2。长期以来,由于徐家街节制闸和四道岗渡槽两处“卡”水,上游水用不了,而下游的卫国、常堡两个乡近1333hm2的水田缺水。1998年以来,五常市安排投资200多万元,新建了永久性的节制闸和拱形渡槽,从根本上解决了供水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增加了水田灌溉面积。其次,改造病险工程,增强输水能力。营城子灌溉站兰大桥渡槽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干渠输水能力低,因此灌区筹措资金100万元新建了兰大桥渡槽,使下游的水田灌溉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第三,建站提水,提高水的利用率。卫国乡六合村、民意乡勇进村和兴隆村的地势较高,土地贫瘠,渠道从村旁通过,由于缺少提水设备,百姓只能望水兴叹。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灌区投资300多万元,兴建了六合抽水站和民意抽水站,扩大水田面积近666.6hm2,粮食产量比种玉米大豆时翻了一番。志广乡拥政、民和两个村地处丘岗地,灌区改造工程将旱田改为水田后,每公顷增产粮食1500多kg,每公顷增加收入3000多元,人均年增收近1000元。民意乡永进村农民陆山将2.67hm2旱田改为水田后,全家7口人,人均净增收入940元。
3.落实“三制”,建设精品工程,建立健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新机制
在龙凤山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工程建设的过程中,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和建设监理制,使工程建设迈上了创精品、上档次的新台阶,实现了投资项目项项合格。3年来,投资建设在百万元以上的民意抽水站、六合抽水站、四道岗渡槽、兰大桥渡槽等较大型工程都得到了受益乡镇和广大农民的好评。其中,全省流量最大的、跨度24m的钢桁架U形结构兰大桥渡槽和单跨度50m的中承式三角拱桁架结构的四道岗渡槽均被评为省级优质工程。
二、运用科技手段,强化调度管理,在节水措施上挖潜力
在抓工程节水的同时,还突出抓了灌溉节水和机制节水,不断挖掘灌溉潜力。
1.推行先进灌溉技术,减少田间用水
在节水措施上,灌区把工程节水作为重点,投资280万元,完成了6.9km的干渠防渗工程,提高了渠系水的利用率。同时,以工程措施、农艺措施和农机措施相结合,大面积推广大棚旱育苗、超稀植栽培技术,推广“浅—晒—浅—湿”的灌溉技术,实行死水补灌;推广机翻旱耙整地技术,实行耙地、泡田、插秧一茬水。还在小山子灌溉站胜丰支渠、民意灌溉站的抽水干渠、卫国灌溉站友好、六合支渠和营城子灌溉站的营城子支渠建设了4个万亩节水示范区,每公顷用水量由过去的15000m3下降到9000m3,相当于增加了40%的水资源,扩大了水田面积,拉动了农业结构的调整。
2.合理调度水资源,提高水的利用率
龙凤山灌区输水距离较长,从渠首至渠尾近150km,高差较大,一般在20m左右,为了提高水的利用率,灌区提前制定调度计划,确定轮灌时间和办法,上下游错开用水高峰。统一调度流域内水资源,做到科学、经济、合理,利用电厂发电尾水灌溉小山子、卫国灌溉站的耕地,利用光辉、民意和小山子灌溉站上游的回归水补充卫国灌溉站的水源,利用上游四个灌溉站的退水,进入营城子灌溉站的干渠。在用水高峰时还调动区间的小型水库交叉补水,既减少了用水矛盾,又提高了水的利用率。龙凤山水库属于不完全年调节水库,年径流量为7.93亿m3,而兴利库容只有2亿m3,水库弃水较多。为了挖掘水资源潜力,灌区坚持长年调水,合理进行水库调度,在停水以后,把电厂发电尾水和水库的余水蓄入灌区的几个小型水库中,既缓解了灌溉期间用水紧张的矛盾,又使水库水源得到了及时补充,做到了闲水忙用。
龙凤山灌区管理局运用综合节水措施,挖掘潜力,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灌区原设计灌溉面积为1.47万hm2,现已发展到近2.67万hm2,相当于在国家不增加投资的情况下又增加了一个龙凤山水库。水田面积的扩大,使大部分坡耕地变成了水平梯田,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又起到了保土、保肥、保水的作用,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步增长。
三、深化灌区改革,提高服务质量,为灌区发展营造良好的运行机制
只有不断挖掘内部潜力,实现自我积累、自我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使灌区发展步入良性循环轨道。龙凤山灌区在改革中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
1.改革收费方式,实行收费到户
针对过去委托收费出现的收费不到位、截流和挪用现象,从1996年开始对水田面积进行了多次核查,使收费面积增加了20%。水费由过去的村屯代收改为收费到户,实行供水单位与用水户直接见面,实行水量、水价、水费三公开。同时还推行了灌区建账、村里建卡、用户发证制度,做到账、卡、证相符,地块、面积、收费额清楚,水费收缴率大大提高。改革之初,龙凤山灌区管理局明确规定:凡农民自行到灌溉站交费,给水费全额3%的优惠,于是最先实行这个办法的小山子灌溉站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农民排队交费现象,农民自觉交费达130多万元,占应收总数的80%以上。
2.坚持依法治水,强化收费力度
水费是灌区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支柱,全面收缴水费是灌区整体工作中的重头戏。灌区在为农户做好周到服务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同时,对一些“钉子户”“赖账户”实行依法收费,实现了水费收缴的重大突破。2000年以来,在法院的支持下,先后共立案查处了315起“抗费”案件,收缴水费35万元,追缴滞纳金2万元,执行罚款3万元。和平村一个村领导带头抗费,不但自己不交,还支持亲友和群众“闹费”,水政监察大队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法院对其实施依法拘留。在法律面前,这个领导现身说法,认责、认账,带头交了水费,接着全村仅一天就完成了水费交纳任务。志广乡长富村一个村民不但拖欠水费,而且还辱骂工作人员,水政监察大队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法院对其拘留。事后他如数交纳了水费、滞纳金和罚款,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依法收费,处罚了个别人,教育了一大片,2000年全灌区水费收缴率达到了90%以上。
3.改革管理体制,引导农民参与灌溉管理
在改革过程中,注重把发展节水灌溉与农民增收结合起来,形成全社会节水的氛围。在一些支渠组建了用水户协会,大胆试行了“管理局+用水户协会+用水户”的新型管理模式。还对一些灌溉条件较差、地处偏远的五小水利工程实行了拍卖、租赁和承包,盘活了存量,扩大了增量,为灌区发展注入了活力。灌区把两级核算改为一级核算,灌溉站实行报账制,减少了行政经费180万元,再将这些钱回补于灌区的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为灌区的可持续发展增添了后劲。
4.改革用人机制,实行目标管理
灌区从上到下实行竞聘上岗,全灌区共有干部职工202人,通过竞聘有37人分流到水厂、水库和种养业。对每个职工在工程管理、灌溉管理、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益等方面实行千分考核,其中水费收缴的分值就占600分,保证了工作质量和效益同报酬直接挂钩的分配机制。
[关键词]阿拜经济思想哈萨克族意义价值
阿拜(AbayIbrahimQunanbayuli)(1845-1904),哈萨克民族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启蒙家和诗人。阿拜的思想涉及政治、文化、教育、经济、伦理、风俗等诸多方面,影响和塑造了哈萨克民族的精神,是哈萨克民族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阿拜精深的思想和为民族振兴的执著精神,不仅受到本民族人们的景仰,阿拜精深的思想和为民族振兴的执著精神,不仅受到本民族人们的景仰,在世界人民中也有崇高的声望。
阿拜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诗歌和箴言),其中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社会经济思想,对改变19-20世纪哈萨克族落后氏族封建社会面貌曾经发挥了积极的精神支柱作用。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坦·那扎尔巴耶夫高度评价了阿拜创作中的社会经济改革思想,认为:“阿拜是向哈萨克人民提出社会改革、经济改革的第一人”。(努尔苏坦·那扎尔巴耶夫,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文),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305页)。在当今时代重新审视阿拜创作中的社会经济思想,对我国哈萨克族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向知识经济时代,为全人类文明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方面也将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具有良好的现实理论意义和社会价值。阿拜的社会经济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阿拜的物质资料生产思想;阿拜的改革开放思想;阿拜的市场经济思想;阿拜的知识经济思想。
一、阿拜的物质资料生产思想
阿拜提出了自然界所存在的的一切自然资源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并强调了都是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服务的。第三十八篇:“大地以其孕育的棉花,大蒜,水果,矿产,鲜花;飞禽以其羽绒,肉,蛋;动物以其肉,奶,力气,美观,皮毛;水里的鱼,鱼之鱼籽;甚至蜜蜂所产的密,蜂蜡;蚕吐的丝等,一切均为人类所需创造,没有任何一物能够言明这些是它的,一切皆属人类取之不尽的给养。”
阿拜深刻理解物质资料生产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创造物质财富在人作为人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物质资料生产,经济生活状况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艺术甚至全部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基础。阿拜指出人只有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才能从事科学、文化、艺术、政治等等。他提出:“首先的是生存,然后才是了解阿拉伯与波斯语。对饥肠辘辘的人来说,何谈理智和荣辱,更无心思求学进取。饥饿与贫穷往往导致亲人不知,邪恶滋生,盗贼蜂起;人们相互恃强凌弱,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只有衣食足,知荣辱,人们才会有求知的欲望,才会有心思不但自己去学,还要让自己的孩子去求学。”他认为精神的信仰并不能解决现实的生存问题,第三十八篇:“倘若人人修行是为了圣贤,个个都逃遁现实世界,狂热地投入到教门中去,世界亦将毁于一旦。这样一来,谁来放牧,谁来御敌,谁来织布,谁来种粮,谁来寻找真主为世人创造的宝藏。”归根到底他理解了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该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
二、阿拜的改革开放思想
阿拜创作中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格浓厚的社会经济改革思想,阿拜强调了发展多种社会分工,由游牧生活转变为定居生活,发展农业、商业、手工业、科学,依法治国,与其他民族实行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交流,把有学问的,文化素质高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等等。阿拜的这些社会经济改革思想不仅过去还是现在在哈萨克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在第二篇:他认为只有实行多种多样的社会劳动分工才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在《阿拜箴言录》第三篇中他提到:“这些都是因为人们只顾去多养牲畜而别无心思的缘故,如果他们也去务农、经商、习艺、钻研科学,就不会沦到这一步。”
阿拜不仅强调了发展农业、商业、科学,同时还强调了发展手工业生产。他认为靠诚实劳动生存的手工业者是哈萨克人中的最好的人(神人)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手工业生产。阿拜在三十三篇:“要想致富,就得学点手艺。财富会用尽,手艺却永无止境。不靠偷工减料,而靠扎扎实实的活计谋生的手艺人,当是哈萨克中的人杰。”他认识到了知识密集性高的手工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号召了哈萨克族青年到手工业场所去从事手工业生产。
阿拜强调了社会劳动在人们伦理道德方面的培育的作用,并号召了哈萨克人务农、经商、习艺、钻研科学等等。在四十二篇:“哈萨克人恶习不改的原因在于——无所事事。倘若他们或去务农,或去经商,哪里还会有闲暇?”阿拜号召哈萨克人不要懒惰、盗窃、骗人、讨饭,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诚实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在四篇:“诡计多端,招摇撞骗,摇尾乞怜,那只不过是没出息的无赖们的造化……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大地决不会辜负那些付出诚实和辛勤劳动的人。”阿拜深刻理解了劳动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并要求青年们积极地主动地参加社会劳动。在三十七篇:“凭着鸿运超群的帝王,不如凭着智慧超群的庶民;倚老卖老的长者,不如自食其力的少年。富足的乞丐——鬼精,没有行动的信徒——阴险。”
三、阿拜的市场经济思想
阿拜创作中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格浓厚的市场经济思想.他高度评价了商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认识了商业在打破封建封锁,改善区域间社会经济联系方面的推动作用。他揭示了作为社会财富象征的金子在当时哈萨克族社会生活中的统治。阿拜发现并批判了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竞争及其哈萨克族草原上的表现形式。阿拜从伦理道德角度分析了市场竞争,但没有注意到竞争的经济根源。阿拜批判了当时哈萨克族牧民经济意识淡薄,心胸狭义,消费意识的落后性。阿拜还发现了市场机制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中的调节作用。
阿拜批判了当时哈萨克人在归还赊账时不讲信用的现象,并强调要培育市场经济特有的诚信经济观念,还要拥有一种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比如在第十六篇:“犹如商人们前来讨集赊账时,不是常友人赖账云:‘就这些了,要拿你便拿去,你不拿莫非让我掘地现找难为我不成’。”批判了当时哈萨克族牧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对市场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成熟的制约作用。
阿拜强调指出,为了丰富物质财富,必须进行多种社会分工,而且不能仅仅局限于发展畜牧业。第三篇:“那些厚道人家的孩子也不远走他乡,另谋出路,更不会去务农经商。”社会分工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