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智慧论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哲学智慧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哲学智慧论文范文第1篇

一、作者署名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论文作者姓名在题名下按序排列，排序应在投稿前由全体作者共同讨论确定，投稿后不应再作改动，确需改动时必须出示单位证明以及所有作者亲笔签名的署名无异议书面证明。

作者应同时具备以下四项条件：（1）参与论文选题和设计，或参与资料分析与解释；（2）起草或修改论文中关键性理论或其他主要内容；（3）能按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核修，对学术问题进行解答，并最终同意；（4）除了负责本人的研究贡献外，同意对研究工作各方面的诚信问题负责。仅参与获得资金或收集资料者不能列为作者，仅对科研小组进行一般管理者也不宜列为作者。

二、通信作者

每篇论文均需确定一位能对该论文全面负责的通信作者。通信作者应在投稿时确定，如在来稿中未特殊标明，则视第一作者为通信作者。集体署名的论文应将对该文负责的关键人物列为通信作者。规范的多中心或多学科临床随机对照研究，如主要责任者确实超过一位的，可酌情增加通信作者。无论包含几位作者，均需标注通信作者，并注明其Email地址。

三、同等贡献作者

不建议著录同等贡献作者，需确定论文的主要责任者。同一单位同一科室作者不宜著录同等贡献。作者申请著录同等贡献时需提供全部作者的贡献声明，期刊编辑委员会进行核查，必要时可将作者贡献声明刊登在论文结尾处。

四、志谢

哲学智慧论文范文第2篇

从中国近代教育的滥觞期走入经典的西方高等教育体系，钱学森的学业生涯可算是一个完整而清晰的样本。北师大附小、北师大附中、交通大学完成硕士学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那年钱学森28岁，他在90多岁时反观自己一生70多年漫长的学习和“干中学”的过程，并提出一种全新的大成智慧教育设想。

设想人人18岁达到硕士水平

近20年来，钱学敏是钱氏家族中，唯一与钱学森保持密切工作关系的人，这与她的哲学专业的身份有关。

钱学森写信的习惯保留了早年美国生活的痕迹，写给自己堂妹钱学敏的400百多封学术讨论信件，开头都是西式的地址首行排列，称谓是同志式的“钱学敏教授”，最后是共和国格式的“此致”，拐行顶格“敬礼”，落款是一如正文般工工整整的三个字“钱学森”。

他们这些年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与(大成智慧学)大成智慧教育的设想远景构成如下：

一、八年一贯制的初级教育，4岁到12岁，为打基础阶段：

二、接下来用5年时间，12到17岁，完成高中加大学的教育，同时也是完成大成智慧的学习阶段：

三、18岁这一年是“实习”，学成一个行业的专家，写出毕业论文，完成硕士教育。

也可以再深造为博士。开拓知识领域。

钱学敏告诉本刊，钱学森在回顾自己了0多年来工作学习历程，认为就是在科学的哲学体系指导下，把理、工、文、艺结合起来的过程。他曾经不无遗憾地说：“我用了了0年的学习才悟到以上道理，太长了!能不能用不到20年就学到?可以的。用人一机结合，用信息技术，用信息网络。第五次产业革命啊!”

在钱学森的设想中这样的“大成智慧”硕士，可以在任何一个彳卜人有兴趣的行业中很陕地熟悉和掌握该领域所需的知识，实践一个星期就能成为专家。如果以后碰到改行，也没有任何困难，很快又能掌握一门新的学科。

量性双悟智重视想像力

钱学森认为人的智慧包括两大部分：量智和性智，科技为量智，文艺为性智：前者逻辑思维，后者形象思维。

哲学智慧论文范文第3篇

哲学何谓?用通常的话说就是：什么是哲学?用英语来表达，就是Whatjs p…osophy?哲学研究者之所以要不断追问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哲学自身的不确定性。与一切实证科学比较，哲学缺乏一个共同认可的确定的研究领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促使哲学家们不断反躬自问哲学何谓?以便在变化着的时代背景下对哲学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

其二，正是通过对哲学何谓的解答，解答者选择了一种确定的哲学观，从而自觉地从这种哲学观出发去探索具体的哲学问题。如果一个研究者只注重对具体哲学问题的思考，却缺乏总体上的哲学观，他的思想就会始终处于碎片化的状态中，这样的研究者充其量只能成为哲学匠，却无缘升格为哲学家，更不可能成为原创性的哲学家。

其三，只有当研究者不断追问哲学何谓时，才能在哲学研究中始终保持新鲜的，即永不衰竭的、怀疑的、批判的精神。在哲学研究中经常遭遇到的情景是：当某人站在哲学殿堂之外时，总是充满好奇心地追问：哲学何谓?而一旦成了哲学系的学生，他就再也没有兴趣去追问这个问题了，仿佛他研究哲学必须以忘记哲学为代价。其实，这种不追问的状态正是哲学思维衰退乃至死亡的一个标志。哲学概念的来源

哲学不啻是对智慧的热爱，而且它本身就是智慧。智慧始终是充满生命力的、灵活的理念。这种理念的基础和核心的意识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而正是这种意识确保智慧永远不变质，也永远不僵化。

英语中的Philosophy，在希腊语中是在拉丁语中是philosophia。把希腊名字拆开来：是“热爱”的意思，则是“智慧”的意思。因此，许多人把Philosophy理解为“爱智慧”。毋庸置疑，从事哲学研究(do philosophy)必定包含对智慧的热爱，但“热爱”不过是一种情感。尽管哲学包含对情感的研究，但它不应该被归结为感情。哲学，就其最基本的表现方式来说，乃是运用概念思维去探索普遍性的问题。哲学不啻是对智慧的热爱，而且它本身就是智慧。显然，智慧(wisdom)与知识(knowledge)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作为已然形成的观念，知识包含有生命的、活的东西和已然死亡了的、僵化的东西，因而需要加以甄别；智慧则始终是充满生命力的、灵活的理念。这种理念的基础和核心的意识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而正是这种意识确保智慧永远不变质，也永远不僵化。

众所周知，西方人称作philosophv的学问，在古代中国通常被称为“玄学”、“元学”、“理学”或“道学”。自明代以降，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天主教耶稣会的一批传教士来中国传道布教，他们既带来了西方的宗教、科学、技术和艺术，也带来了西方philosophy不同流派的思想。然而，当时philosophv在中国的译名尚未统一，它曾被译为“理科”、“理学”、“性学”、“爱知学”、“智学”和“格致学”等各种名字。尽管这些译名在中国学术界流传一时，却从未得到过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据陈启伟先生在“哲学译名考”中考证，在philosophy这个术语的翻译上，日本学者西周起了关键性作用。1870年，西周在其生前未发表的、由学生整理的讲演笔记《百学连环》中最早使用“哲学”这个译名。1874年，“哲学”这个译名首次出现在西周公开出版的著作《百一新论》中。当时，这个译名还没有为日本哲学界普遍接受，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在编撰日本第一部《哲学字汇》时采用了西周“哲学”的译法，这一译名才逐渐成为日本哲学界普遍接受的名称。

众所周知，在《诗经》中有“维此哲人，谓我劬劳”、“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这样的诗句，而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哲”是通晓事理、聪明睿智的意思。有趣的是，日本学者西周用中国字创制出来的译名“哲学”又返回中国，成为中国学者普遍接受的对philosophv的定译。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哲，知(智)也。”在中国古代语境中，“哲”，同“”或“晶”。“哲”字上半部分为“折”。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折，断也，从斤断草。”“折”字之所以重要，因为它相当于西方人说的“下判断”或“做决定”。从“”字向“哲”字的演化，一方面，它把隐藏在心中的判断通过嘴巴说出来，也就使判断明晰化、公开化了；另一方面，说出来的东西并不一定在心中经过反复思考而得出。在极端情况下，也可能心中想一套，嘴上说一套。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复兴似乎应该寄希望于从流于口头表述的“哲”重返注重心灵深思的“”，也就是说，使“哲学”复归为“学”。

究竟何时起中国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哲学”这个译名?据陈启伟先生研究，中国学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1887)中谈到东京大学的学科设置时，曾使用过“哲学”这个译名；先生也是较早接受并引进“哲学”这一译名的中国学者之一。他说自己“丁戊之间，乃治哲学”。所谓“丁戊之间”也就是1897-1898年问。毋庸置疑，在普及这个译名时，起了较大作用的是梁启超先生。变法失败后他亡命日本，在那里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系列译介西方哲学的文章，使“哲学”这一译名很快成为报刊上的常用词，也成了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定译。

中国人以“哲学”译philosophy，也不过一百多年历史。由于一个突然的触动，当代中国学者开始思考：既然“哲学”是舶来品，那么，中国哲学究竟是否具有合法性呢?2001年9月，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到中国讲学，他的一个著名见解是“中国没有哲学”。随之，中国哲学界爆发了关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大讨论。其实，德里达并没有贬低乃至否定中国哲学的意思，他想表达的是：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换言之，他的观点不过是肯定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

在我看来，关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根本上是一个假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即任何系统的文明都无例外地由四大板块组成。前三个板块是：宗教(包括巫术)、实证科学、艺术。至于第四板块，西方称为philosophy，而中国人在把“哲学”作为philosophv的定译之前，对第四板块有完全不同的

称谓，如“玄学”、“元学”、“理学”、“道学”等。这就启示我们，只要中国文明像其他文明一样存在第四板块，用什么语词(即概念)去称谓它，完全与合法性无涉。

有人也许会责问我：既然你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为什么又说它是“有意义的问题”呢?因为肯定合法性问题仍然有意义，是就中国文明中的第四板块，即中国哲学的当代研究成果的形式来说的。这些论著在形式上是否具有合法性主要涉及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这些论著是否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规范?如果不符合，当然就是不合法的。举例来说，假定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至少得参考国际哲学界公认的30个权威性文本，而刚在中国出版的某部研究著作只参考了其中15个。那就可以断言，这部著作在形式上不合法。第二个层面是：这些论著中关键词的含义是否得到明晰界定?假定某篇哲学论文有五个关键词，而这些词的含义都没有得到严格界定，这篇论文怎么可能传达出明晰的观念呢?显然，这样的哲学论文也是不合法的。

当代中国出版的哲学论著之所以常常在合法性上受到质疑，正是上述两层面的缺失所造成的。其历史原因是：一方面，中国的数学和逻辑学自近代以来都没有长足发展，而对英美的分析哲学，中国人又缺乏普遍兴趣；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发展上的滞后，也使中国缺失欧洲自笛卡尔以来追求确定性的传统，而辩证法思想的早熟又助长了对确定性的漠视。这样看来，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仍然有赖于对研究论著形式上的合法性的追求。对提问方式的反心133

自然的、未经深思的提问方式常常会束缚解答者的思路，甚至把他的整个思路引向错误轨道。

我们前面肯定了在哲学研究中不断追问哲学何谓的重要性，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已无批判地接受了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存在严重偏失，正是这种偏失导致研究者对哲学的错误理解和阐释。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喜欢提问，但很少注意自己的提问方式是否准确。但是自然的、未经深思的提问方式常常会束缚解答者的思路，甚至把他的整个思路引向错误轨道。

那么，哲学何谓的提问方式究竟有何偏失呢?加以比较就会发现，What is philosophy?源自日常生活中的What is this?(这是什么)，而What is this?的提问方式则蕴含以下两个理论预设：其一，在以这种方式提问前，提问对象已然存在。比如甲指着桌子上的杯子问乙：Whatis this?乙回答：This is a cup(这是一个杯子)。这一问答过程表明，在甲提问前，作为提问对象的杯子已经摆放在桌子上。用哲学语言来表达，就是杯子已经“在场”(presence)。因而当人们把What is this?转换为What is philosophy?时，已经预设：哲学已经像那个杯子一样现成摆放在那里了。也就是说，这样的提问方式根本没有把哲学理解为一个生成过程。其二，What is this?体现的是知识论语境中静观者的提问方式。当西方人教小孩学知识时，会指着某个对象问：What is this?显然，这种提问方式关注的只是这个对象是什么，而全然不关心为什么这个被提问对象(如杯子、哲学)会出现在这里?它与人类的生存活动究竟有何关联?要言之，这种提问方式遮蔽了被提问对象与人类生存活动之间的意义关系。

既然源自What is this?的Whatis philosophv?的提问方式存在不妥之处，那么，如何以准确的方式提问呢?我们主张，通过建立“问题际性”(inter-questions)的方式，引入一个新问题来引导人们对What isphilosophv?的解答。这个新问题是：Why does human being need philosophy?(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显然，这样做是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Why这个疑问词与What不同，后者关注的是对象本身，即它究竟是什么，而前者关注的则是对象与人类之间的意义关系，即它究竟为什么存在。于是，我们建立了下面这个问题际性：“Whydoes human being need philosophy?-what is philosophy?”一旦这两个问题被连字符连接起来，它们就成了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第一个问题的引导下去回答第二个问题。事实上，正是这一问题际性使我们摆脱了传统、静观的知识论对哲学本质的遮蔽，而是从哲学与人类生存活动的关联出发，对哲学做出全新理解，即哲学乃是运用概念思维去探究人类存在方式及其意义的学问。

基于上述理解，哲学意识本质上就是关于存在的意识。海德格尔的下述分析也印证了我们对哲学的理解。在《黑格尔的经验概念》(1942-1943)中，海氏指出，德语名词Bewusstsein(意识)是由词根Bewusst-(意识到的)和后-缀sein(存在)构成的。假如我们把词根与后缀的关系理解为动宾关系，那么Bewusstsein的构词法已经暗示我们，意识根本上就是对存在的意识。哲学心133维演化的四种方式

只有自觉适应语言学的转向，当代中国哲学家才能与国际哲学界进行有效交流，当代中国哲学才能在新的对话和融合中创造新的辉煌。

对哲学史的深入研究表明，人类的哲学思维演化至今，大致经历以下四种代表性的思维方式：

一是独断论(dogmatism)的方式思维。这是在康德哲学以前，尤其是在哲学发轫之初的古希腊哲学家们普遍采用的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无论人们的感觉、思维器官，还是人们使用的语言都是可靠的，个别事物乃至整个外部世界都是可以认识的。不妨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作“朴素的乐观主义的思维方式”。然而，当这种思维方式流行时，它已经受到三个不同方向的挑战：一是早期人类对许多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地震海啸、火山喷发等，还无法准确解释；二是巫术、宗教关于灵魂不死的神秘说教，甚至在哲学家中间还广有市场；三是某些思维敏锐的哲学家已经对人的感觉、思维器官和语言的可靠性提出质疑。比如，古代智者派哲学家高尔吉亚曾经提出三点异议：“第一个是：无物存在；第二个是：如果有某物存在，这个东西也是人无法认识的；第三个是：即令这个东西可以被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假如说，第一、二条涉及对人类的感觉和思维器官的可靠性的质疑，那么，第三条则涉及对语言可靠性的质疑。显然，这种朴素的独断论思维方式无力回应上述严峻的挑战，它必然被新的思维方式所取代。

二是现象论(phenomenalism)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独断论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认为自

在之物是完全可以被认识的，而前者则认为，尽管人们可以去思考自在之物，但它们是不可知的。这一由康德创立的现象论思维方式主张，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对象：一种是现象，人们凭借感觉和思维器官能够认识现象；另一种是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在现象论思维方式的语境中，自在之物由以下三个对象组成，即主观上的最高统一体灵魂、客观上的最高统一体世界、主客观合一的最高统一体上帝。这种现象论思维方式的特征是，从不试图像独断论思维方式那样去认识自在之物，而是把认识局限在自在之物刺激感官时产生的现象上。这种思维方式充分体现出人类的谦恭态度，但它留下的最大疑问是：自在之物究竟是什么?正如德国哲学家耶柯比所评论的，由于对自在之物的兴趣，人们走进了康德哲学，但是，也正是由于对自在之物的疑问，人们又必定会走出康德哲学。

尽管现象论思维方式对人类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以后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自在之物的谜语又促使人类超越了现象论的思维方式。

三是生存论(existentialisml的思维方式。为了探寻自在之物的谜底，叔本华做了如下比喻：在一个化妆舞会上，康德为了找一个舞伴而求助于一位女性。他们在跳舞时配合相当默契。舞会结束后，那位女性摘下了假面具。康德突然发现，她正是自己的妻子。众所周知，在现实生活中，康德从未结过婚。叔本华只是借助于这个假想的意象表明，康德的自在之物非但不是不可知的对象，相反，正是他最熟悉的对象。叔本华告诉我们，自在之物就是意志，而意志乃是世界的本质，它在人的生命、身体和欲望中得到了最贴近、最充分的体现。这样一来，叔本华把在康德那里停留在遥远的彼岸世界的自在之物重新带回到人间。

肇始于叔本华的生存论思维方式从根本上颠倒了传统思维方式。按照传统思维方式，人的理性和认识是第一性的，意志和欲望则是第二性的。叔本华则告诉我们，人的意志和欲望是第一性的，理性和认识则是第二性的。理性和认识从来不会任意去思索一个对象，它们思索的永远是自己的意志和欲望所指向的对象。即使理性和认识拥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也永远是围绕着自己的意志和欲望而展开。

生存论思维方式的巨大贡献是，揭示了人类思维永恒的秘密，即思维始终是围绕意志和欲望而向外伸展的。乍看起来，思维似乎是完全自由的，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系着一条意志和欲望的绳索。在叔本华之后，尼采、海德格尔等进一步改造并提升了这种思维方式，使之在当代精神生活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然而，这种思维方式也有自己的阿基里斯之踵。因为与其他思维方式一样，它也必须借助语言而被表达出来。只要人们对语言与人类生存活动之间的意义关系还不甚了了，那么生存论思维方式不但不可能通过语言充分彰显出来，还可能处于被语言遮蔽的状态中。

四是以语言哲学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在20世纪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说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语言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家们常常因为不明了语言的性质而被纠缠在假问题中。在维氏看来，哲学的主要功能是治疗性的，它不过是语言、逻辑上的分析运动而已。通过分析，澄清语言问题，从而为误入捕蝇瓶的苍蝇们指出一条逃生之路。海德格尔认为，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形而上学、哲学连同当代语言已经遗忘、甚至完全遮蔽了存在的真理，因而形而上学和哲学都已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处于被终结的状态中，而由海氏唤醒的、取代它们的“思”(Deken)则开始了，在海氏看来，只有通过思把探寻存在意义的基本语词(概念)犁入到语言中去，语言才可能真正成为“存在之寓所”。

哲学智慧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存在的维度出发，运用“无原则批判”的哲学方法，为设计划分自身的边界，而不是简单地为设计找一个外在的原因或根据。首先，对于设计问题的阐释是基于“人生存于世”这一首要事实出发，将设计的一般本性规定为欲望、技术和智慧的游戏。其次，在这样一种游戏活动中，当代设计也就必然展现出享乐主义、技术主义和虚无主义等问题。最后，对于设计问题的思考，并非是为设计找到一个最终根据，而是将问题揭示出来，引起人们对其进行深思。

从“设计”(Design)一词自身所给予的含义出发，大致可以作两类界定：一是在人思想中形成的对事物预先的规划；二是指艺术与设计领域中的草图和方案。为了让设计自身显现，我们必须回溯到设计的开端——艺术那里，力图揭示出设计是人思想观念物化的活动，由此思想中所构思的方案显现为一具体产品。设计就成为人的一种创制活动，具体展现为艺术与技术的有机结合。设计作为人的一种创制活动，改变着人的生活世界，并与生活世界相互生成。

我们从“人生存于世”这一事实出发，讨论设计的一般本性问题。人生在世的基本样式不是被动地存在于自然之中，而是能动地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而这一切改造活动都离不开设计。产品的设计是一人为事物，与自然相对。产品如何显现为美，这有赖于在产品的设计过程中艺术与技术的有机结合，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美的创制。由此，设计的过程显现为创造性，是对人生活世界的设立，它不仅生产一个世界，而且创造一个世界。生活世界是人类一切行为活动的本源之地，也是设计活动赖以产生的动力。人为设计的产品构成了人的生活世界，设计也就因此显现为对生活世界的设计。

现代设计尤其是工业产品设计正逐渐抛弃了以“物”为核心的设计方法，提出了以“事”为本源的设计思想。设计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创制出一种功能性的产品。更重要的是，它还成为了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构成了人与世界的关联，从而达到人与产品的和谐共处，设计因此得以生成。

工业革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产品的大批量生产。但就产品而言，操纵机器的是产业工人而非手工艺人，艺术与技术发生分离，使产品失去了美感。设计的美不仅体现在产品外观形态上，更重要的是达到功能与审美的完美结合。虽然艺术与技术在设计活动中担当着不同的任务，但设计的产品却最终显现为两者关系的聚集。在设计中，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不是数量上的对等关系，更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艺术与技术的张力关系。对于现代设计而言，一方面，它类似于艺术创造，显现为一种独创性的感性活动；另一方面，它运用各种科学技术的创造，将理性的技术转化到适合于人生存的产品设计中，显现为一种有目的的理性活动。

人欲望的实现需要借助于自身之外的事物。事物的获得需要借助一定的手段和方法，而手段和方法的实施需要人进行谋划，设计也就随之产生。具体的设计显现为造物活动，通过设计物的功能性来满足人的欲望，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欲望，它是设计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动力。人的活动始终是被欲望所推动的，它促进了生产和消费。欲望是无止尽的，一个欲望满足之后，新的欲望又会随之产生。

对于人而言，只要他的欲望是真实的，他自身就需现实化，在设计中具体体现为“物化”。设计的“物化”过程须借助它身之外的事物，也就是技术。在现代设计的历程中，设计自身越来越表征为技术的特征，并且将自身的本性极端化。理解现代设计就必须深入思考技术的本性。技术并非自然，它是对自然的克服，是人改造物的活动。技术在没有物的地方制造物，在有物的地方改造物，技术成为设计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但产品的创制并非设计的最终目的，设计最终是为人服务的，而非简单地制造一产品。设计使物的有用性得以显现，但同时它也打破了技术原有的规则，从而建立一种新的方式。 转贴于

人由欲望出发，借助工具、现代技术等手段来实现欲望，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往往离不开设计。设计只有在智慧的指引之下，才能创造出符合人性的产品。它将物的有用性显现为合乎人的人性，在保持物之物性的同时又与自然和谐共处。技术在设计中，一方面作为设计的手段，服务于欲望；另一方面，它作为欲望的手段，服务于智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设计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相关于欲望、技术和智慧，将自身的本性显现为三者的游戏。在欲望、技术和智慧三者的游戏中，它们分别指向设计，又与它相分离，设计作为一种创制活动居于其中。设计活动所创制的形式、功能等都只是它的要素，而不是它的规定。游戏作为设计的本性，它意味着设计需要在智慧的指引下、以技术为手段满足人们的欲望。由于生活世界中欲望、技术和智慧的游戏是多样的，设计作为人的创制活动也是不断变化的，最终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因此，设计在我们生活世界中的根本意义显现为生成。

当今，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基本危机主要表现为享乐主义、技术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盛行。这三种思潮同样也影响到当代设计，并成为其基本问题。通过透视当代设计实践中出现的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技术主义等问题，对其进行批判，指出当代设计的道路。

当设计由构想转变为产品时，它便成为人的消费物。消费成为人欲望的满足，给人带来愉悦，由此，享乐主义便成为产品设计的直接或间接的原则。人身体欲望的满足需要借助产品的功能来实现，功能性便成为产品设计中首要思考的问题。设计成为满足人感官需求的直接形态，由此，将设计直接等同于欲望的满足。但设计也有其自身的限度，不能超出生活世界的游戏规则。

具体的设计即造物活动的完成，需要借助于技术。技术也就广泛地渗透到设计活动之中，以至于设计活动成为了技术的附庸，技术主义也逐渐成为设计活动的规定。现代技术虽然极大地改变了设计的面貌，甚至在一定的阶段成为设计创新的动力，但设计不能技术化。技术化的设计，将一切事物变成可设计之物，这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这是因为技术化的设计往往只对效率感兴趣，而忽略它所带来的后果。由于设计总是人为的某种状态和活动，而不是自然活动，技术化的设计不可避免地带来人的行为活动上的匆忙和偏狭。

虚无主义是对人生价值和世界意义的否定，也就是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没有基础、目的和价值等。人生的最高价值已经没有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就毫无意义，设计也丧失了最终目的和意义。那么，设计将成为无根据、无价值、无目的的盲目的设计，从而否定了生活世界。智慧已不再成为设计的指导，好的、坏的设计都是一样的，无所谓伦理道德。

哲学智慧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生成了苏格拉底与孔子不同的伦理思想。苏格拉底提倡“美德即知识”，认为理性知识才是导致善行为的根本原因，情感则是导致恶的行为的根本原因，表现了崇尚理性的特点。而孔子力主“仁”、“孝”思想，认为血缘亲情是道德的终极因素，彰显情感。

人是理性与情感的统一体。伦理思想作为人类文明成果，就必然体现理性和情感的内容与特点。伦理思想虽为人类共同之现象，但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伦理问题之提出与解决之方式是不同的。代表着东西方文明源头阶段的先秦与古希腊时期，在伦理思想上对理性与情感，显示了不同程度的侧重和凸显，这一特点鲜明地体现在这一时期思想集大成者—孔子与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上。

一、苏格拉底伦理思想的理性精神

1.“美德即知识”产生的历史背景

苏格拉底(前469一前399年)是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古希腊三杰”之首，被西方学者尊为圣贤。苏格拉底的哲学核心是道德哲学，而这一核心又集中体现在“美德即知识”这个命题中。苏格拉底的世界观是一种自然哲学的世界观，这种自然哲学向自然寻求始基，比如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等等。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学理原因，正是对这种早期自然哲学的怀疑。苏格拉底实现了哲学从“自然”向“自我”的转变。正如罗马时代的著作家西塞罗所言:“苏格拉底以前的早期哲学，研究数、运动以及万物产生及复归的源泉……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了回来，引人城邦甚至家庭之中，使之考虑生活和道德、善和恶的问题。”

此外，苏格拉底实现哲学的转向及对伦理问题的关注，也是由当时雅典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并适应了这种历史状况。苏格拉底的一生经历了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由兴盛繁荣到腐败衰落的全过程。“战争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使雅典的民主政治受到了致命的摧残，农村经济和城市工商业遭到严重的破坏，而且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处于极大的危机和混乱中，使得人性普遍堕落，传统道德处于崩溃的边缘。苏格拉底作为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对传统的知识提出了疑问，他要在伦理道德领域寻求真知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光辉命题。

2.苏格拉底论“美德即知识”

在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命题中，“知识”是有其特定含义的。苏格拉底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知识”概念:苏格拉底的“知识”不同于以往的自然哲学家所讲的知识，那些知识是从对自然现象的直观中得来的，而苏格拉底指的主要是关于人自身的知识;也不同于智者学派所讲的知识，智者学派主要从人的感觉人手建立知识，认为所有的感觉印象都是真的，感觉是千变万化的，所以真理是相对的，而苏格拉底认为只有通过人的理性所把握的常驻的绝对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可见，苏格拉底所谓“知识”，不同于感受，不同于流行的意见，而是一种理性的、必然的真理;既不是自然的物理知识，也不是自然的数量知识，而是对善的知识，对“自我”的知识。总之，苏格拉底的“知识”即是对“美德”的理性把握。

那么苏格拉底的“美德”又是什么呢?“美德”一词，希腊文为axete，其含义相当广泛，它不仅指人的优良品质，也指任何事物的优点、长处和美好的本性，苏格拉底将人的所有优秀善良的品质，诸如正义、自制、智慧、勇敢、友爱、虔诚等都称为人的arete，英译为virtue，汉译为美德。苏格拉底所谓“美德”，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而是一个实践的概念，正如饼之所以为饼在于它能充饥一样，人之所以具有勇敢的美德，在于他践行“勇敢”。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苏格拉底把现实生活中各种美德同智慧联系在一起，他说，正义的事和其他一切美德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而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绝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也绝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所以智聪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既然正义的事和其他美而好的事情都是道德的行为，很显然，正义的事和其他一切道德的行为就都是智慧。在苏格拉底认为的其余美德中，诸如勇敢、虔诚、自制、友爱等也无不与智慧、知识相关。例如，他说:“勇敢而不谨慎，岂不是一种莽撞?一个人若是没有理性，勇敢对他来说是有害的，但若是有理性，这对他岂不就有益了?”“而对于节制和敏悟也同样可以这样说;不论什么东西，如果有理性地来学着做，就是有益的，但若没有理性来做，它们就是有害的。”可见，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出自人共有的理智性，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而知识是其中的共性，任何美德都离不开知识而存在。

综上，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本意为:人们通过自己的理性所把握的对于人的本性的认识就是美德。这样苏格拉底就将人的道德本性直接建立在人的认知本性的基础上，明确肯定了理性知识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决定作用，在古希腊以至整个西方哲学中首次建立了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

二、孔子伦理思想的情感因素

1.“仁”学思想的产生及历史背景

孔子(前551一前479年)名丘，字仲尼，被尊为“圣人”。孔子生活的主要时期周朝日益衰微，正是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孔子不满意当时礼乐崩溃、社会秩序混乱的状况，提出了仁学思想。“仁”的概念在孔子以前已经出现，但以“仁”来统率整个思想体系，却是由孔子开始。仁的字义，许慎在《说文·人部》中训为“仁，亲也，从人从二”。即二人之间的亲爱之情、人与人之间的亲爱关系就是仁，仁字本身的基本含义就是相亲相爱。孔子第一次对人与人之间的亲爱关系加以系统阐述，以“仁”学来表述他的基本思想。

2.孔子论“仁”学思想

孔子率先在道德领域内自觉地确立了人伦情感为主导的精神，代表了儒家伦理的主流方向，并且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孝为仁本”，在孔子看来，“孝”的根据就在于父母之间的血缘关系。“孝”是“仁”的根本。《学而》: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段话虽出于孔子的弟子有若之口，但最能体现孔子“仁”的思想。他与宰我的对话，之所以特别强调“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正是为了凸显父母生养子女的血缘关系就是子女孝敬父母、实行三年之丧的终极理由。匡亚明先生在《孔子评传》一书中指出孔子“很重视亲子之间的情感因素，认为孝是由父母对子女的爱引起子女对父母的爱。在这爱的基础上产生的尊敬的心情，愉悦的颜色，乃至奉养的行动，必然是纯真无伪的情感流露”。此言可谓一语中的。事实上，孔子强调的诸如仁、孝、梯、慈、爱、忠等道德规范，无一不渗透着十分浓郁的情感内涵。这样，他凭借以“孝”释“仁”、以“仁”释“礼”的做法，把血缘亲情看成是判定一切行为是否可行的标准。

其次，“仁者爱人”是“孝梯”的放大与外推。正是从这种依据血缘亲情对于“孝”的正当合理性作出的有力的论证出发，孔子进一步提出了“仁者爱人”，主张通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为政》)的途径，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实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颜渊》)的理想目标。也就是说，孔子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父子之爱，兄弟之敬，但“仁者爱人”深厚的根源是家庭血缘的亲情之爱。应当说，孔子从血缘关系中发现了人的道德情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由此出发，进而对人类都要充满爱。这种情感是发自内心的，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关怀，比所谓抽象的人类之爱更加切实得多。

最后，理性知识在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位置与作用。孔子也肯定了知识(“知”和“智”)在道德中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既没有把“知”看成人的独特本质，也没有把“知”看成是“孝”和“仁”的理由根据。“知”在孔子那里不是指把握自然科学的知，而是把握人生活动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知，爱亲要有亲的知识，忠君要懂忠君的道理。“仁者安人，知者利仁”(《里仁》)，明确地把知的任务规定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有了这种知，就会利于人的行“仁”。在其伦理思想中，“知”的地位远远也低于“情”。他曾明确指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从而清晰地把认知置于意志和情感之下。从“知者利仁”，也可以看出，知对于仁来说，不是体而是用，是有利于实现仁的技巧之知，不是为知而知，而是为用而知，为行而知。此外，孔子还把“情”视为“知”的主宰，认为“知及之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卫灵公》)，强调“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他的弟子子夏甚至主张:“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因此，如果说在希腊哲学认同的“四主德”中，“智慧”总是统辖着“勇敢”、“自制”、“正义”，那么，在儒家伦理思想中肯定的“四主德”中，“智”却总是从属于“仁”、“义”、“礼’，。

因此，孔子主张以“孝”作为基础，把血缘亲情看成是道德行为的理由根据和基本原则，用富于情感的道德来规范个体的感望，情感与道德有一致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