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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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
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的探讨与争辩，体育社会学自70年代在我国发端以来，一直有部分专家专注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就体育社会学理论基础问题长期、深入的探讨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早期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尔后部分社会学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近年来，有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即它既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属性，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学者提出了体育社会学只有一个学科属性，即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需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争辩。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就什么是体育社会现象、构成体育社会现象的前提条件、什么样的体育社会现象才有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论、观点、应用等在内的范例，范式可以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1］有人认为“范式”这一学术词语已逐渐替代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学界大致持这一观点，即实证与思辨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军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注重解释主义(思辨)研究范式，发展阶段具有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色彩，现阶段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解释主义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和融合几个阶段。［2］吴贻刚等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较单一，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了冲突理论的范式，还有一些运用了后现代主义范式，但总招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框架主要援引自社会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结构功能理论、角色规范理论、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论、社会越轨理论、社会转型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比如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时代体育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和承担的历史责任，运用符号互动论分析体育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与组织间的互动，运用角色规范理论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运用社会越轨理论解释竞技体育异化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体育中弱势群体体育、体育权利与公平问题等等。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来解释体育现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论应用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问卷调查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应用越来越普遍，有学者就体育社会学中与问卷调查方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海燕对6种体育期刊1999－2003年间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在抽样调查中，抽样方式介绍不明的占20．6%，在调查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表达方面，多数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观解释和说明上。［4］杨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在问卷统计处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类统计分析，注重对现状的描述;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呈现出由常规统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向多元统计分析发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释研究发展的趋势。［5］斯迪虎认为体育社会学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数理统计是关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量的相关分析，任何具体的量都有质的规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质的规定性以及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背景情况，就可能做出肤浅、错误的解释。因此，体育社会学的数理统计中，即使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并且具有统计意义，也不能因此作出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应遵循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的原则。［6］杨威的研究也赞成上述观点，建议应注重信度与效度问题、抽样方法问题(随机不等于随意)、统计分析问题(过于相信两个变量间的统计结果分析，忽略体育社会现象间的复杂性)、结果的理论解释问题(厚于资料收集与现状描述，薄于理论分析与解释)，并介绍了目前体育统计教材中鲜有论及的定类、定序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实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研究成果质量。［7］除传统的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外，一些学者逐步开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典型调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来研究体育运动中的社会问题，使体育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向前迈出一步。
总体而言，关于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停留在借鉴与援引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阶段。尽管近年来有学者介绍了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理论、视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西方体育社会学新流派述评”等，但具体应用还不多见，并且在应用过程中还需对援引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时间与政策变化而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理论、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主题上。9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与生活方式、体育人口、假球与黑哨等社会问题、社区体育、竞技体育异化、体育产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体育体制改革等主题上。近10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与农村体育、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北京奥运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主题上。
农民与农村体育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提出，农民与农村问题逐渐进入学者们视野，农民与农村体育问题也一跃成为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此相关的课题立项、成果发表数量剧升。以体育学人最为看重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立项为例，2001年至2004年该基金没有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立项，但从2005年开始，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的立项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这一研究热点在整个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两年，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和农民体育倾注了更多热情，社科立项也向“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的相关研究作了较大倾斜(如图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录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以“农民、农村体育”为命题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不同地域农民体质与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探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和谐社会建设为语境的农民、农村体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农民、农村体育需求问题的探讨;不同地域农村体育项目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出路、困境等，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内容。总体来说，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也颇有指导意义，但从理论上来看，采用问卷调查对现状进行量的描述与分析偏多，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结合量的分析阐释现象背后的质的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较单一;宏观研究偏多微观研究较少;从实践上来看，对指导农村体育发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体育公共服务问题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公共服务问题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也随之受到体育界的关注而成为近年来继“农村体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热点。2001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立项颇多，2001年0项、2002年1项、2003年5项、2004年2项、2005年0项、2007至2008年各一项、2009年2项、2010年6项、2011年7项。2001－2011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论文共计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间总数的94.6%。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现状、困境、影响因素，体育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供给模式、供给制度与制度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与评价等内容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或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建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肯定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但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在理论上尚未完全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尚未使得这一“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行。［8］甚至可以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还需要体育社会学者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作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奥运会研究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权，引起国人的振奋，举国上下为之欢庆，体育界更是如此。此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不绝于耳，同时，学界对北京奥运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内容上看，涉及奥运理念，奥运会场馆、设备，运动队的备战，奥运会对城市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从时间上看，奥运会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术、条件等的准备性研究，奥运会后主要注重对奥运会各方面的分析总结和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思考等问题。其中不乏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问题，如“影响我国女性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社会学因素分析”、“2008年奥运会与北京的流动人口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对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一研究热点逐渐淡出多数学者们的视线。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退役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从90年代初讨论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到“体教结合”，再到以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化培养的讨论不曾停止过。由于退役运动员不再安排就业，没有退役后的保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选择从事体育运动训练，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公众的金牌意识逐渐淡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面临更大困境，体育界不得不再思考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调查、问题总结、对策分析、模式探讨上，也有关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介绍与比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或者视角来分析问题，如“美国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社会学归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不同层次利益整合的机制”等。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不难发现，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极少，比如通过个案研究，深层次追踪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对从事运动训练的看法，随着社会变迁与政策变化，家长对子女从事运动训练的态度变化，从微观层面探寻因果关系。
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介绍与比较研究除了上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来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成果介绍与比较研究颇多，这可能与早期的学者们呼吁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体育社会学译著与成果介绍相关。在著作方面，国内有关学者翻译了部分国外著作，如卢元镇主持了《美国体育社会学》的译介、清华大学组织翻译了美国学者JayJ•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金季春主持翻译了《体育科学指南》等等;［9］在论文方面，有的探讨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等理论问题，［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来国际或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17］［18］［19］有的对中西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与热点进行了比较研究，［20］［21］还有的专门探讨了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对外联系。［22］这些成果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了解了国外同行们的研究现状、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在借鉴与参考的过程中应考虑本土化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通过对近1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阅览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往往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不管是课题、毕业论文还是期刊论文，都热衷于选择大而难的课题，也倾向于选择思辨性的课题而非实证性课题，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体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观视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现行体育学各级课题规划和评审导向中，微观研究课题得不到重视，难于立项。此外，体育学各级课题资助金额小，难以完成以长期田野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为手段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论证的微观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从对近10年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几个主题的逐年成果数量来看，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国家提出“三农”问题、提倡新农村建设、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则以此为背景的和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继涌现，并成倍增长，尔后逐渐冷却。关于“北京奥运会”论题的情况如此，关于“阳光体育运动”论题的情况亦如此。北京奥运会后主席提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方针，则以“体育强国”为题名的论文不久便见于各刊物，中国知网以“体育强国”为篇名检索2001－2011年论文共计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来总篇数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紧跟政策，亦步亦趋，这虽体现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应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中的社会问题，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门做出某一决策后，再一窝蜂地去解读某一策略的内涵，讨论对与错、可行性等等问题。
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十分丰富，动物解放或动物权利主义，施韦泽的敬畏生命思想，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对罗尔斯顿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思想正是现代环境伦理发展的必然产物。动物解放或动物权利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辛格和雷根。他们在继承前人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动物解放或动物权利理论。辛格认为：一切物种均应平等，应把人类平等所依据的伦理原则推行到动物身上，同等地关心每一个存在物的利益。雷根在他的著作中认为，人们用来证明人拥有权利的理由与用来证明动物拥有权利的理由是相同的。每一个人之所以同等地享有这种权利是由于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种天赋价值，具有这种价值存在物必须被当作目的本身，而不能当作工具来对待。奥尔多•利奥波德是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他所倡导的“大地伦理”提出了将所有自然存在物以及作为整体的大自然都纳入到伦理体系中的理论范式，“大地伦理”是生态伦理学发展史上较早自觉而又系统阐发人与自然生态系统伦理关系的思想体系。罗尔斯顿早年就被利奥波德的思想所深深打动，并直接继承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罗尔斯顿在其传记《一个走向荒野的哲学家》中这样写道：我开始阅读利奥波德著作的时候，被他倡导的“大地伦理”深深打动。在他那，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并非任何不好的意义上的“荒野”，也不是“堕落”的，更不是没有价值的。相反，她是一个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
二、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的主要主张和特点
2.1自然内在价值是事物的某种性质
罗尔斯顿是把价值关系引入了两个不同的评价系统。一种是自然系统，一种是人的认识系统。在他的自然价值论里他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在自然面前的主宰方式的，但是他又认为只有人类这个灵长类动物才能担任起守护地球的职责，于是他试图在激进的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之间找到一个折中的支点。他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才是最高的价值之源，人必须按照自然的规律来从事自身的活动；而自然生态系统创造了人这一万物之灵就是为了让人来维护地球这一整体的利益，他还把这希望寄于人类的明智和美德。
2.2价值从人走向荒野
罗尔斯顿在他的代表作《哲学走向荒野》一书中，提出了“荒野转向”概念。“荒野”在其著作中是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的代名词。传统哲学和伦理学从人自身出发，往往只关注人自身的价值观，而忽视了自然界的价值。其实，荒野自然是一个就有自组织、自动调节能力的生态系统。创造是自然界的本能，它是一切生命有机体的摇篮。荒野价值是一切价值之源，也是人类价值之源。罗尔斯顿说：生命是自然赋予我们的，我们有着自然给我们的脑和手，基因和血液的化学反应。可以说生命中有90％是自然的，10％是人为的。他认为，人之所以忽视荒野自然的价值，是因为人类认为自己具有其他自然物质所不具备的意识、能动思考、文化能力。同时，表面上看，荒野与文化是两个并行的铁轨，互不干扰，但是荒野与文化并不是两个互相隔绝的世界。罗尔斯顿认为，对文化世界的强调不会导致对荒野的贬低。文化的人生存在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文化的人生也存在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之中，是荒野给予文化生命的支撑。文化之所以能独立于世界，是离不开生态系统这个最原始的支撑的，当然，文化领域的发展与壮大也是离不开生态系统的完善的。也正是由于自然、荒野与文化的关系，所以人们总是乐见用各种自然之物来表意某种文化。诸如飞鸽是和平的使者，秃鹰代表着美国人的自我形象和自由之世界，狮子象征着英国、龙象征着中国……这些不管有多少原始的荒野被政府，人们仍需保留一些荒野，因为它可以衬出附和于它身上的文化价值。
2.3自然界的价值：工具价值、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
自然价值的争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除了工具价值外，自然是否有内在价值。罗尔斯顿就在总体上把自然价值划分为三大类：内在价值、工具价值和系统价值。罗尔斯顿环境伦理思想的核心就是自然的内在价值，他所说的“内在的”是与“工具性的”相对的，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某些自然情景中所有的价值，不需要以人类作为参照。潜鸟不管有没有人在听它，都继续啼叫下去。潜鸟虽然不是人，但它自己也是自然的一个主体。在人类思想史上，“内在价值”是一个反映、概括和表达人作为大自然进化的最高产物、作为万物之灵所固有的最高价值的一个概念，它为人类所特有并包含在人的本性之中。尔斯顿认为自然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自然的价值是被人类发现的，而不是被人类创造的。传统上人们把自然价值只是局限的划分为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而罗尔斯顿提出系统价值的概念，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一次巨大的变革。罗尔斯顿指出将内在价值看成是某一个体所“自为决定”的价值是有问题的，他所说的自然中的价值是要把个体放在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内与周围环境的联系来确定其价值，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主体，也没有任何一个客体是独自存在的。每一事物都是以一定的角色在一个整体中体现它的善。所以，生态系统是价值存在的一个具有包容力的重要的生存单元，没有它，有机体就不可能生存。
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学生身体的社会化者
身体是肉体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身体在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身体技术，结成一定的身体符号，表征一定的社会文化，同时身体也是形成自我、表征自我的场所。社会秩序与个体自我统一呈现在身体上，身体成为社会化的纽结。
第一，体育教师是学生身体的类社会化者。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具有相通性，故身体社会化有相同的内容、有相通的形式。体育活动往往具有共同的结构，具有一定的情境和规则，往往关涉个体与集体的关系、规则的遵守，成功与失败、竞争与合作等等当代社会基本的社会化行为和品质，因此，体育教师通过组摘要：身体是体育教育的核心，体育教育是一种特殊的身体活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身体社会学对身体提出了独特的理解，身体是文化象征、被社会建构、被权力规训，是实践者，是躯干肉体。基于身体社会学视角，体育教师的角色应是学生身体的社会化者、解放者、形塑者，是身体实践活动的组织者。关键词：体育教师；身体社会学；身体织具有一定社会化意义的体育活动，传递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并使学生在身体运动中体现基本的社会规范，如竞争、合作、遵守规则等。同时，体育教师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传递民族文化精髓，使学生在身体运动中运用并形成一定的身体符号、身体话语，表征一定时期的民族文化、类文化，如太极拳表征中华民族的坚忍、坚韧等品质。总之，通过一般的体育活动和特殊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体育教师将一定时期的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也即类社会化品性作用于学生身体并经由身体表征出来。
第二，体育教师是学生身体的个体社会化者。积极的自我意识的形成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和阶段性成果。AllisonJames认为，身体与儿童的意识、思想、目标等是不可分割的，他们在对身体的评价与感受中确认着自我。[4]一方面，体育教师创设活动鼓励、吸引学生参与体育运动，并对其体育运动能力给予恰当、正性的评价，促进学生形成积极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在体育教师的指导帮助下，学生自身的身体运动能力不断提高，自我效能感因而进一步提升。
二、学生身体的解放者
身体是被权力规训的，是被规则束缚的，是被压抑的，学校也是对学生身体规训的场域之一。体育精神、体育改革和发展需求、学生学校生活状况与体育教学现况要求体育教师成为学生身体的解放者，成为学生身体的主动或被动解放者。
一方面，体育精神、体育改革与发展需求要求体育教师成为学生身体的主动解放者。其一，体育精神的内涵与价值要求体育教师应主动解放学生身体。体育精神是体育教学任务与内容的有机组成，甚至是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5]其基本精神是重视人的自身价值，重视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乐观自信，尊重、理解和友爱等。[6]因此，体育教师应关注学生主体性的实现，创设活动使学生身体自由、精神放松与欢愉，成为学生身体与精神的主动解放者。其二，当前体育改革与发展特点要求体育教师成为学生身体的主动解放者。当今体育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自觉地关注自身身体，休闲体育和健身教育的热潮都是对身体主体性的自觉追求，尤其是当代青年身体的自主意识增强，他们强调身体表现活动的个性，使身体更开放、更主动地尝试各种具有挑战性与趣味性的运动形式。同时，当前对竞技体育过于竞技化所提出的人文关怀、对奥运会等大型赛事的异化现象的批判，其实质都是被身体束缚现象所引发，为了实现身体主体性的塑造，能够让体育回归身体本身，远离身体的工具性和中介性价值。为顺应体育改革与发展需求，体育教师应成为学生身体的主动解放者。
另一方面，体育教学和学校生活中的规训行为要求体育教师成为学生身体的被动解放者。其一，体育教学的任务、特点以及体育教师的强制型教学特点使体育活动中充斥大量的规训行为，要求教师被动解放学生身体。对运动技能、技巧的掌握是体育教学的基本任务，其往往通过大量重复性的动作、分解的身体训练方式、精确的姿势或速度等结构性、标准化的活动方式进行，无形中是对学生身体的束缚与规训；对学生身体进行特殊类型的练习，如武术、健美操等教育中的各种套路，是对人的多样性进行规则化和秩序化的技术。体育教学呈现规制性特点，酷似一个“法制小社会”，约束、限制学生的身体。与此同时，从体育教师课堂角色扮演的总体类型来看，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指令”性言语行为的过多使用，使几乎所有的体育教师都带有“强制者”的色彩，[7]不仅规训学生的身体还约束学生的精神，因此教师应解放学生的身体与精神。其二，学生学校生活状况期待体育教师成为学生身体的被动解放者。学校的时间、空间和活动中无不存在对学生身体的控制与规训。控制每一段时间，让学生的身体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去提高学习成绩；教室这个物理空间不仅标示出场所（位置）和价值，还确保每个人的顺从；教师将自己的部分权力让渡给某些学生或家长，使对学生身体规训的时间与空间进一步拓展。同时，教师不断用“标准化”的身体模型要求每一位学生，处置那些不守规则的学生；大多数学生在繁重的学习任务中体验到从未有过的痛苦、疲惫和劳累。[8]学校生活对学生身体的压抑、束缚，甚至折磨使体育课成为学生放松、放风的活动，学生在轻松、愉快的体育活动中享有一段自由的时间和可以让身体舒展的空间。因此，体育教师尤其是中小学体育教师，面对学生的学校生存状况应首先有一颗理解之心，有一颗慈悲之心，创设活动解放学生的手脚、肢体和精神。
三、学生身体的形塑者
身体是被社会文化建构的，但不能因强调身体的文化象征意义、社会建构和社会实践作用而忽视身体的生理特性。尤其是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人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对身体美的追求、对衰老身体的否定、对运动以及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视。身体意识的全面觉醒更为重视作为肉体的身体，强调对作为生物性身体的形塑。其一，体育教师是学生身体形塑意识的激发者和形塑知识、技能的传授者。一方面，体育教师通过其身体仪表魅力和身体运动能力，激发学生形塑身体的积极性和动力。另一方面，体育教师具备科学、专业的身体运动知识和技能，通过专门的讲解或体育活动让学生掌握形塑身体的知识、技能。其二，体育教师是学生身体的直接形塑者。体育是发展身体的教育，是增强体质的教育。身体塑造与学校体育教育的接轨，为学生身体的开发觅得一个合法化的场域。全面发展学生身体，促进学生身体各器官、系统功能的改善和有机体质量的增强是学校体育的中心目标。体育教师作为学校体育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个体差异和运动健身原理，通过体育教学活动对学生身体施加影响，使学生的身体形态、生理机能、身体素质和身体活动能力等得到锻炼与塑造。四、学生身体实践的组织者身体是实践者，通过身体实践活动形成一定的身体技术，形成表征一定社会阶层的惯习和自我特质的活动方式。同时，身体也是肉体的身体，必须充分注重其生物特性的体现，要求体育教师成为学生身体实践的组织者。
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1.教育社会学视角下的语言测试社会维度
2.教育社会学的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
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
4.当代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及理论建构
5.论学科体系中的教育社会学
6.教育社会学研究中的本土方法论
7.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象探索中需要澄清的三个问题
8.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的交织——教育社会学学科性质的一个内在焦虑
9.从二元对立到多元综合——教育社会学方法论的历史演变
10.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象新论
11.“社会理论”的兴起对教育社会学意味着什么
12.当代教育社会学方法论特征探析
13.从“纯粹主义”到“实用主义”——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动向
14.从教育社会学视角看基础教育信息化的负面社会影响
15.当前我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
16.20世纪中国学者对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探索
17.对国外教育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思考
18.国外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19.整合学术与职业的分离 构建适应行业需求的课程体系
20.我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与演变(1979-2005)——基于对教育社会学重建以来概论性著作的文本分析
21.忧伤与愤怒:教育社会学的情感动力——以涂尔干、麦克拉伦为例
22.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其生存困境
23.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二十年:回顾与反思
24.教育社会学就是研究“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学科吗——从“教学要点”到“教学难点”
25.中国教育社会学“学科论”百年概要
26.走入日常生活的教育社会学
27.马克斯·韦伯与教育社会学研究
28.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29.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30.近十二年美国教育社会学的前沿主题与热点领域——基于《教育社会学》杂志刊载文献可视化分析
31.“谁的?”与“何以可能?”——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两种知识学设问
32.我国教育社会学理论创新的认识论困境及突破
33.陶孟和与中国大学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端
34.涂尔干的实证主义与教育社会学
35.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反思
36.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与模型建构
37.雷通群与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早期尝试——学术史的视角
38.论当代教育社会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39.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可能路径:基于米尔斯的启示
40.理解课堂教学权力——美国教育社会学和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综述
41.教育社会学何为——教育社会学学科特质的再反思
42.教育社会学视野中的冲突理论述评
43.论教育社会学对知识社会学的接纳
44.雷通群与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学术传统
45.有效教学:目标、要素及理想模型——一种教育社会学的审视
46.教育社会学的流变与智慧:由A.H.Halsey等人所编三本教育社会学文集谈起
47.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及评述
48.试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学科地位
49.近20年来美国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论题与前沿演进
50.教育社会学视角下的学生文化
51.论雷通群对教育社会学中国化问题的探讨
52.教育社会学研究与发展的困境及应重视的问题
53.教育社会学理论的历史与发展趋势叙事的特征分析
54.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困境
55.21世纪初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原创性探索
56.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图绘布迪厄教育社会学
57.教育社会学中的新制度学派:基于问题史的研究
58.教育社会学的功能论和冲突论——兼论两种理论对我国教育现状的解释
59.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初探
60.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历程——兼谈与教育社会学的比较
61.教育社会学拓展的可能空间
62.Bernstein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影响
63.科尔曼、教育社会学及经验研究——《教育社会学手册》及其中译本评述
64.成为“教育知识”:何以可能?——教育社会学视野下的教育知识变革
65.教育社会学“结构与行动”关系嬗变及启示
66.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学科视野
67.困境与挑战:教育社会学中的实证研究
68.信息化教育社会学
69.社会学视野中的教育
70.我国“择校”现象的教育社会学阐释
71.再生产·抵制·拓殖——新教育社会学的理论进展
72.教育社会学的“学术之味”——关于教育社会学的一个学科自觉
73.理论建构、学术共同体与社会基础——当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前沿进展反思
74.论布迪厄教育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及理论框架
75.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学术文化与精神遗产:以陶孟和为例
76.简论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77.对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再思考——基于教育促进社会进步的向度
78.关于教育社会学研究价值取向的反思
79.20世纪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回顾
80.台湾教育社会学的发展策略:一份个人笔记
81.“艺术教育社会学”成为学的思考
82.教育社会学研究与发展的困境及应重视的问题
83.教育社会学断想——教师角色理论探析
84.素质教育三论——基于教育社会学的反思
85.对我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思考
86.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
87.试谈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
88.教育社会学百年进程
89.关于素质教育的几点思考——基于教育社会学的反思
90.从“学科建构”到“问题解答”——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思路转向
91.从对立走向融合——从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反思教育社会学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92.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三重立场
93.青少年行为偏差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94.教育社会学的措辞学批判与反思性转向——以常识问题为例
95.站在教育的边缘思考——试论教育社会学的学科精神
96.谁的背后? 何谓背后?——教育社会学学科立场之反思
97.卢绍稷与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早期尝试——基于学术史的视角
98.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建构的起点
99.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者群体及其特征
100.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01.关于社会转型期教育社会学使命的思考
102.关于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几点思考——基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
103.网络教育的教育社会学批判
104.当代教育社会学研究趋向透视
105.论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的构成
106.论教育社会学的性质
107.教育社会学视角下的师生关系
108.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思想除魅——作为符号权力的文化
109.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象发微
110.我国高校教育社会学课程及教材状况分析
111.教育社会学中的知识与课程
112.近代国外教育社会学在中国的译介与导入
113.远程教育社会学:从分支研究领域到分支学科
114.课堂师生互动的教育社会学探析——Leary课堂互动模型的引入与发展
115.教育社会学在苏联的形成与发展
116.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及影响
117.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科要素之探讨
118.略论教育社会学研究取向的转变
119.学科视域下的教育社会学研究
120.叙事取向的教育社会学研究——从教育现场到研究文本的转换
121.质的教育社会学研究探析
122.刍议教育社会学学科性质
123.“新”教育社会学产生的归因分析
124.教育的新制度主义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理论和实践
125.教育改革社会学研究的兴起及发展路向
126.教育社会学的方法论特征
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社会学前卫/大众文化/微观政治/当代艺术
【正文】
在2005年7月9日举行的第2届成都双年展座谈会上，评论家李公明教授与王林教授对展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李公明认为展览具有嘉年华的特点，但艺术家还是对社会提出问题太少。他强调了艺术与政治的内在相关性，认为当代艺术应该有对世界的积极回应，承担对社会进步与公平的责任，从而继续寻求对宏大叙事的营造的可能性。
王林则对展览中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和展览策划提出了批评，他的观点与李公明有相近之处，即“当代艺术家距离问题太远”。他认为不能说新一代艺术家年轻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当代艺术中的政治性不能回避，中国的前卫艺术从来没有回避过政治问题，而一个不触及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展览是缺乏学术性的。对于两位评论家的批评，展览策划人范迪安教授回应说：“当代艺术和大众文化相关联是我们讨论的问题，说我们没有考虑学术问题是不对的，技术和学术我们都要考虑。”（注：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
范迪安的简要回答提出了“当代艺术与大众文化”这一重要问题，即对于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具有浓厚大众文化特征和个性化日常经验的艺术表达，应该如何认识？在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宏大叙事之外，当代艺术有没有可能从其他方向切入当代社会？这一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对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当代流行艺术的文化判断，也提供了一种对过去二十年来由“八五美术思潮”所形成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的机会。判断一个展览是否具有学术性，不在于一个展览是否涉及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是否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反思批判，而是看这个展览与当代社会的视觉关联，以及这个展览以何种方式组织和表达这种艺术与社会的视觉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观察并表达当代艺术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与呈现，正是新世纪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课题。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处在不算发达的现代工业与商业环境中的中国的大众艺术，会有怎样的特殊表达方式和视觉形态？这是我们作为策展人不能不关注的艺术趋势。
1939年，格林柏格发表了他的最重要的现代主义理论名篇《先锋派与庸俗艺术》，在这篇文章里，他注意到在同一社会可以并存着看起来似乎并无关系的不同事物，例如艾略特的诗与锡锅街乐队的流行音乐，勃拉克的画与《星期六晚邮报》的版面，也就是所谓的“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差异与并存。问题在于这种差异是否就是诸多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新出现的和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格林伯格认为，讨论这一问题必须考察这样一种关系：特殊个体经历的审美经验与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由此，格林伯格讨论了先锋派艺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批判与历史批判的不妥协态度。这种对现实的勇敢批判却导致了现代派艺术家对社会的自觉疏离，它既排斥革命的政治也拒绝资产阶级的政治(当然，它无法拒绝资本主义的市场)。因此，先锋派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和最重要的功能是寻找一条途径，在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激烈冲突中保持文化的运行。“先锋派艺术家和诗人完全从大众中退离出来，通过把艺术局限于或提高到表现绝对来努力保持自己高水平的艺术，在这种对绝对的表现中，要么解决一切相对性和矛盾，要么对这些问题不予理睬。于是，‘为艺术而艺术’和‘纯诗’便应运而生，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题材和内容”（注：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5页。）。
先锋派艺术将注意力关注于艺术语言和表达媒介自身，将经验还原为“为表达而表达，表达比所表达的东西更重要”，这种专业上的专门化、精英化和对题材、内容的冷漠，疏远了许多不能或不愿了解他们技艺奥秘的人。大众对精英文化的漠不关心使先锋派在当代文化的发展中由于缺乏群众和市场基础而受到生存的威胁。
在对先锋派艺术在总体文化中的处境日渐艰难感到忧虑的同时，格林伯格注意到了工业化所带来的另一种“后卫”艺术——庸俗艺术。根据格林伯格的归纳，它包括流行的商业性的艺术和带有彩色照片的文学、杂志封面、插图、广告、通俗黄、喜剧、流行音乐、踢踏舞、好莱坞电影等(在今天，我们还应该加上电视娱乐节目、数码影像、动漫、电脑游戏等)，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流行艺术与大众文化，是一种为城市市民和住在城里的乡下人所需要的消费文化，这些市民与民工对正统的文化价值无动于衷而又渴望某种文化娱乐，借以打发无聊与排遣城市生活的压力。
格林伯格对庸俗艺术的生产模式做出了十分深刻的概括并且痛斥它对于志在创新的前卫艺术的巧取豪夺：“庸俗艺术为了自身的目的可以充分利用成熟文化所发现的东西、成果和完善的自我意识。它从这一文化传统中借取技法、诀窍、策略、经验方法和主题，并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体系，抛弃不需要的成分。它从历史的积累起来的经验库存汲取自己的生命血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今天的通俗艺术和文学曾是昨天属于创新深奥艺术和文学的真正含义。”（注：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5页。）
今天，大众文化已成汹涌潮流，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日益紧密，本雅明所预见的复制性艺术对传统的手工技艺的经典艺术造成极大冲击。我们对待大众文化与流行艺术已不能再持一种简单的批判与声讨，而应该更深入地研究当代艺术与当代社会的复杂的美学关系。
在我看来，格林伯格对于流行艺术的全面否定(虽然他也承认庸俗艺术有时也制作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某种带有真诚民间风味的东西)是站在美学前卫的立场上反对流行艺术对艺术语言的资源掠夺与形式上的自由挪用。但是格林伯格没有注意到当代流行艺术对大众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青年一代是如此重要与深远，与之相比，一些知识分子在专业刊物上对流行文化的批判与声讨就如同在大海中扔进几个石块。社会生活的潮流激变使我们和80年代以及80年代的青年之间日益陌生，而他们正是当代艺术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与接受者。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北京“798区”举行的艺术展览和活动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陌生的年轻面孔，他们对艺术的定义和态度与我们已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对于当代社会的切入与表达，有关艺术语言和技术表达的问题不再居于中心，而是让位于对于现实生活和个人经验的综合性表达。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寻找当代艺术中的前卫性，那么这不再是一种专注于艺术语言与媒介的“美学前卫”，而是一种重视社会生活变迁与个体感受的“社会学前卫”（注：关于这两种前卫的概念与历史，请参阅我的论文《前卫》，载《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90年代中期的注重艺术语言的阶段后，在某种意义上又一次回到80年代后期新潮美术对于社会、政治的关心与表达（注：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有一句著名的话“重要的不是艺术”，说明了8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社会学性质而不是美学性质。）。区别在于，80年代青年艺术家对于社会、政治的变革热情是在历史与传统的背景上所产生的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而今天的青年艺术家更多地从个体经验出发，在微观沉潜的层面上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剧烈变化。
借用语言与文学的概念，如果说，80年代的前卫艺术还具有一种古典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情结，它的表述方式更多地像一种演说与宣言。这种演说与宣言，具有古典主义的宏大叙事特征，是一种单方面的自我表现，它所面对的，是艺术家想像中的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叛逆与革命的对象，艺术家在自己的实验艺术中象征性地完成了对传统的批判与摒弃。
当代艺术中的价值观发生了转换，当代青年艺术家的表达方式更多地具有一种自语与对话的特点。观察成都双年展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70年代和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艺术家的普遍状态。这一代与80年代新潮美术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没有那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英雄主义与救世理想，而是将个人的生活和大众文化与影像图像作为重要的艺术表达资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用异样的眼光观察物象，从中获得异样的感受。当然，这种感受没有前辈画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由坚定的理想与价值教育所形成的不容置疑的确定性，我们在这一代青年画家的作品中看到若干游离与恍惚，暧昧与自恋。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会流露出无言的茫然和对前景的困惑，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在作品中对于闲暇与享受的表达更具有一种对世俗生活的体验、认同与投入。而他们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已经由于当代艺术信息的丰富来源和材料的多样化，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与综合性。
意大利艺术评论家奥利瓦在《超级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热超前卫”(HotTransavanguàrdia)和“冷超前卫”(ColdTransavanguàrdia)的概念，这大概是借用了现代艺术中的“冷抽象”与“热抽象”的概念。他所提出的这两个概念不是平行的共时性概念，而是先后的历时性概念，即“热超前卫”的一代人以使用语言的方式来利用强调艺术价值的机会，这种语言求助于历史，以此作为其分离于日常用语的标志。而当前的一代人却采用一种综合的、或然性的方法，即对材料和语言选择中的固有难题做出直接的反应，哪怕这些材料和语言是根据同样的疏离以及折中的能力来加以使用，奥利瓦称之为“矫饰主义者的模仿”。他指出“时下的艺术家们按双重意向来操作，即首先选用可辨认的事物，并将其加工处理，使之在与观众的目光相遇时起刺激作用；其次是采用形式化的场所和建设性方式，使之能够以新近精炼出来的距离感和意图来环绕其作品”（注：奥利瓦：《超级艺术》，毛建雄、艾红华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在这里，他实际上区分了早期现代主义的精致语言的前卫艺术与后现代时期受到大众文化影响与渗透的缺乏修养的流行艺术。
当代艺术的传播越来越依赖于艺术信息的获取和艺术活动的配套操作，大众媒介、收藏与市场日益成为具有评论价值的重要因素而发挥着影响力。当代艺术家已经意识到通过展览与大众媒介建立自己的符号系统即商品品牌识别系统，从而增加艺术神话的附加值的重要性。为此，选择社会熟悉的大众文化符号并对已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加以挪用，是一个与大众和传媒建立紧密的消费联系的公关策略。
美国艺术史家T·J·克拉克注意到前卫艺术的这种复杂性，也就是前卫艺术与“现代性”的关联：“在1860年—1918年间作为艺术的一些前后联系，前卫艺术的丰富性可以依赖它给予平面性的这种复杂和兼容的价值——必定从其他地方而不是从艺术中得出的价值——而重新得到描述。它将使那种平面性作为‘大众化’的同义词——因而将某种东西精巧地、清晰而显著地构想出来。或许它表示了‘现代性’，因为平面性意味着用幻觉召唤出的广告、商标、时髦画片和照片的纯粹两维性。”（注：T·J·克拉克《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艺术理论》，见《波洛克及其之后》，纽约哈珀与劳出版公司1988年版。）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与大众文化具有血缘关系的流行艺术？还是在成都双年展的座谈会上，陈瑞林教授的观点对我们可能会有启发，他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艺术家提出过多的要求，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消解，家长里短也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改变社会的还是大众艺术。改变社会思维方式的还是流行艺术。我对大众艺术、实用艺术比较感兴趣。让民众感受艺术，也是好的。大家不要太刻意，现代艺术是很宽松的。”（注：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这一观点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中国知识界与艺术界的影响，流行艺术已经并且将会获得更为宽容的发展环境。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今天已经不再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先锋派，也就是说，不再有令人震惊的艺术和受震撼的社会之间的那种张力，这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它证明了在西方社会，先锋派已经取得了胜利，社会本身已经接受了创新与变革，但这恰恰导致了“前卫”的制度化，并赋予它不断推陈出新的任务。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注意到西方艺术经过现代主义的前卫洗礼，已经获得了一种文化冲动力，即艺术“已呈现出一种追求新颖和独创性的主导性冲动，以及寻求未来表现形式与轰动效果的自我意识，这就使得变革与创新的设想本身遮盖了实际变革的成果”（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9页。）。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前卫已经死亡，理由是在当代艺术中，形式革命的空间已经发掘殆尽。而前卫艺术极端强调的个性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很大的虚幻性，个人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福柯认为，现代主义强调的主体性并不存在，所有的主体性都是虚幻的，个人在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中存在，为这种关系所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以及规范化，个体接受社会权力的制约和社会规范，自觉内化，这是一种被动的“生产性的主体”。但福柯也强调个人要从被他人改变转向自我转变，从而发展出以分散、多元对抗统一性的“微观政治”。“微观政治”是反体系性的、反中心的、多元化的，是强调主体行动的自觉性的，“必须把政治行动从一切统一的、总体化的偏执狂中解救出来，通过繁衍、并置和分离，而非通过剖分和构建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的办法，来发展行为、思想和欲望”（注：福柯：《反俄狄甫斯序言》，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在福柯的著作中，主要讨论的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如何被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和规范化，个人处在全方位的社会权力网络体系中，每一种人际关系都是一种权力关系，个体似乎处于悲观的无助地位。但在福柯的晚期，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强调“统治技术”转向强调“自我技术”，即强调个人如何被他人改变转向强调如何实现自我改变，他呼唤一种在社会微观层面发展起来的多元的自主斗争，用一种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学概念取代了现代的宏观政治学概念。通俗地说，当分散的个体不具有对整体社会中心权力的控制权时，他可以通过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来获得对自我的控制权。这种“微观政治”以两种反话语形式获得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一种是“话语政治”，即边缘群体通过抵制将个人置于规范性约束下的霸权话语来解放自我，获得自由；一种是“生物性政治”，即个体摆脱规试性权力的束缚，通过创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形式来重塑躯体，从而颠覆规范化的主体认同和意识形式。将“”与“欲望”提升到一种文化与政治的高度来切入社会，是当代艺术对于传统价值的一种和平颠覆的后现代策略，这就要求我们对当代艺术中的“”和“欲望”从社会学的角度还原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基础，这也是我们了解行为艺术与身体艺术的一个切入点。
展览现场
在我看来，当代艺术对于社会的切入，正是从个体与微观的层面上，对传统价值与观念的解构与重建。由此，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当代青年艺术家在认同、参与、体验甚至享受当代生活的外表下，正在发展出一种对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具有解构性的艺术图像系统。以卡通一代、张小涛、杨帆、UNMARK、曹静萍、陈可、罗丹、吴雪莲、孙皓、牟柏岩、陈昕等人为例(更早一些时期，四川的陈文波率先使用塑料式女性形象表现商业复制对当代生活与个人情感的模式化塑造)，他们的作品都反映出我们时代的社会变迁与卡通文化、数码影像对当代青年的深刻影响。在与青年艺术家的交流和对话中，我注意到，正是通过流行文化的符号，他们的个性化日常生活经验得以表达，在这种表达的背后，是一代青年价值观与伦理观在微观层面的张力性冲突，以及他们在这种冲突中试图重塑自我的努力，福柯在《论伦理学的系谱学》一书中说“我们必须像创造艺术品一样创造我们自己”，也许我们可以将这句话转换为“我们必须在艺术创造中创造自我”，这种重建主体性的努力是为了争取个体的自由，所谓“自由”，是指个体可以摆脱对一个已逝世界的怀恋，或者说可以不必在今天重新复制过去的规范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