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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01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其中充斥着许多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遵循某种方法论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分别来阐述,指出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必须注重与方法论的结合。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殊性
宏观经济学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使宏观经济研究变得复杂多变。一是,整体性。宏观经济的整体性是指宏观经济虽然针对不同的主体可能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而且经济行为的范畴会存在差异,但是从宏观层面的经济来讲,其整体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说,社会也好,各级政府也罢,它们在宏观经济方面都必须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必须相互配合以达到共同的目标。二是,社会性。宏观经济的社会性是指宏观经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要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控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的经济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会及各级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主体,使得它们的经济行为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三是,协调性。宏观经济的协调性是指通过宏观经济活动,要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而协调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任何一个阶段的发展与进步在不同利益群体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也就是存在着不同步性,在这种情况下,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二、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宏观经济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准确研究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难度。宏观经济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学性和创造性。科学性是要求学术成果所表述的内容具有可靠性,体现在论据要准确翔实,文字表述精炼不可含糊其辞,许多经济学研究达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要展现研究的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实际上大多数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过多借鉴别人的理论缺乏自己的创见。像多数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时间为序最多,却没有时间地点提出理论的缘由等,这样的综述意义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鉴”,几乎都是直接照搬国外的东西,再直接用中国的数据进行检验,而数据的质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结论就可以,不管其正确与否。
三、方法论的必要性
方法论的定义为多种多样,《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将方法论定义为“做某件事,或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术或过程”。但在《应用经济学方法论》这边书中,方法论一词实证指: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就是对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书中方法一词指的是:用于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或工具,这种用法和国家科学院科学指导委员会的用法一致。在社会科学方面,社会研究方法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关于社会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做出科学认识的活动,是设计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的研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如果认为宏观经济学科的理论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这显然是不对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如果想要发展就必须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而形成科学的行为准则,同时这种“行为准则”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在宏观经济学科研究领域,“方法论”十分重要,它是现代科学和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对我们科学地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学科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研究宏观经济理论
(一)实证主义
从研究特征来看,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强调科学就在于说明现象的成因,对现象的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对自然科学这种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张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实证主义主张以事实说话,从宏观经验事实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它侧重于对宏观经济数据的数量分析和统计计算。实际上,实证主义研究早已渗透到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研究有着其他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如自行检验。实证主义在研究宏观经济中有很多的内在的检验,这些检验可以验证和控制经济学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外的研究结论。
但是实证主义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导假定下,而特定引导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观性,而这两者又是无法隔离的,因此实证主义不是撇开价值观纯粹的科学研究,不同的经济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现象的实证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人文主义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不仅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还要研究理想人行为的问题,经济学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还要关注人的伦理道德。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上价值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强调收集信息,从整体上进行理解和诠释。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叙事表达,它们认为人力的行为是多样化的,个人根据自己的实践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是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因此人文主义从定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并让宏观经济理论向对人们有价值的方向发展。注重强调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自由公平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宏观经济发展又必须以自由公平为基础和前提。
参考文献:
[1]沈军,白钦先.论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J].经济论坛,2006(5):123-128.
[2]孔祥毅.山西金融史及其研究.2013.
摘要:文章是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的读后感,基于博兰对评判方法论的论述,对方法论的意义、方法论的逻辑、批判提了一些自己的认识。
关键词:方法论;逻辑;批判
劳伦斯・A・博兰的《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虽然是一本经济学学科的方法论著作,该书很多内容是经济学领域的独有的方法论,但是,全书在与经济学领域的不同学者、不同流派的争论中,所运用的逻辑、批判的方法等却是适用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对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方法论的意义
方法论所涉及是研究过程的逻辑和研究的哲学基础,或者说,方法论所涉及的是规范一门科学学科的原理、原则和方法的体系(风笑天,2006)。方法论可视为对具体方法、技术的指导哲学层面的探讨和指导,但并不能直接促成产生实质性的研究成果。
博兰在书中就分析了经济学方法论上两大取向:实证主义经济学和规范主义主义经济学,前者大都是同事实相关的分析,注的问题为描绘出“是什么”;而后者则和价值有关,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回答“应该怎么样”。博兰还从“工具主义”,“约定主义”,“归纳主义”三种不同的观点对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进行了剖析。不同的方法论往往可能出现争论和对立,比如“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等等的对立,在社会学领域,具体表现出了孔德以降的整体主义的、实证的社会学,以及韦伯以降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的社会学。所以,方法论决定了研究的视角,规定了对一些问题的基本命题和根本看法,造成不同学术流派的分野。
如同博兰提到的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拒斥经济学方法论一样,中国社会学界似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国内每年发表的社会学相关的论文怕是数以万计,但是几乎没有研究方法论的,对具体的方法、技术的创新、改进、深化的论文也鲜有公开发表的,大都是针对具体的问题的调查、研究,或者对西方已有的社会学理论的辨析。从学科教育来看,当前我国大学教育对方法论几乎是忽视的,在社会科学教育中不仅是学生而且大多数的导师都只把注意力放在对现有理论的了解与掌握上,对于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则大多轻视。中国的方法论也许都避而不谈、存而不论了吧,可以用一句以哲学为指导就概括了。有学者认为我国社科领域对方法论的忽视“造成了对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有一种字典式的理解或望文生意式的理解很难从西方学者学术研究的成果中去掌握他们所独有的后设思维方式久而久之便造成了国内学术研究偏重模仿缺乏创造力的困境。”(刘莹,2005)
二、方法论的逻辑基础
单就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的编排来说,在正式展开他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述之前,专门对方法论的逻辑进行了辨析,体现了逻辑的重要性。博兰在书中说经济学试图成为实证的科学,社会学目前也有一股力量试图使社会学科学化。科学的两个支柱分别是逻辑与观察,所以谈方法论,不能避开先讨论逻辑上的合法性。科学研究的逻辑属于科学哲学问题,回答的是“经济学如何才能够成为科学,或者从何种意义上经济学才是科学”的问题(李增刚,2004)。
科学研究要运用归纳和演绎这两套基本的逻辑体系。归纳是从经验观察出发,通过对大量现象的观察概括出具有普遍性或一般性的结论。演绎是从一般原理或理论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来解释具体的事件或现象。这两种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但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但是历史上的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往往是对立的,其实在博兰的书中,对不同学术流派的描述中,仍能看出遵循不同的两套逻辑的方法论的对立。
在《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中,博兰对“最大化假说”的批判、对波普尔的澄清、对新古典动态学的模型的批判,也进行了大量的逻辑论证。博兰所运用的逻辑基础就是他在本书开篇部分所讲到的“归谬推理法”与“归真推理法”。“倘若你的论据是符合逻辑的,则在任何时候,任何一项结论若是假的,则你的假设也不能全部都是真实的”,通过一项结论的虚假性进行论证,以驳斥其假设的真实性这样的利用论据的方式被称为归谬推理法,反之,归真推理法从假设到结论、向前“传递”真实性。博兰通过对弗里德曼的那篇论文分析,强调了这两个逻辑的重要性,他说“明确识别论据的两种逆向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方法论的批判,倘若认为能被运用于归谬推理法任何形式的论据,则也能有效地被用于逆向的归真推理法,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要充分利用推理法对合取型论据、析取型论据极其结论进行逻辑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能够成为科学,也就要求我们按照科学的标准,提出科学命题或假说,从逻辑上进行论证,并且不断进行检验,从而形成理论。
三、关于批判的方法论
博兰在书中对各种各样的既成的“真理”、“事实”进行了批判,对这些似是实非的观点进行了深刻了检讨和分析,包括新古典的动态学、价值中立等,在论文第一部分甚至对“批判”进行了批判。博兰在自己的这部经济学方法论著作中突出“批判”,不仅书名有批判二字,而且书中很多篇章标题也都有批判二字,作者在本书中通过20篇强调批判的论文系统说明自己的方法论的特点。他说:“对理论采取批判的观点,是我不同于传统方法论的核心之处。”(博兰,2000)
对波普尔的评析在该书中是重头戏,不妨看看博兰是如何进行批判的。通常认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了科学的“证伪主义”标准,他提出了科学发现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性解释――排除错误――新的问题”,也就是猜想与反驳的逻辑。然而,博兰却对这种认识和波普尔的科学观进行了批判,他在文中说:“我反复指出,如果他们认为波普尔的观点可以公正地被描述为‘证伪主义’的话,那他们就是不理解波普尔。”他接着说“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特点在于它强调批判。按照波普尔的看法,科学家竭力欢迎批判。阻挠批判是非科学的行为。”因而,在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中,既有批判,又有可证伪性,因而必须分清主次。博兰认为,在波普尔主义中,批判是主,证伪为次。
有学者认为,理性的批判需先弄清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对社会进行批判?批判如何可能?依据何在?换句话说,批判理论本身建立的支点是什么?它如何证明自己是理性的表达而不是偏见和意识形态?这些问题都是社会批判理论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弄清楚,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就总会受到人们有意无意的质疑。(伍学军,2004)
四、关于本书的批判
博兰给本书取名为《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本方法论的著作,但是本书中给人感觉有将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研究方法、视角或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混在一起进行批判的嫌疑,比如“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应用”的章节里面,对具体的经济学模型也展开了批判。有学者认为“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是两门性质根本不同的学科,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既有的经济学知识,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现象或经济事实”(周建成,2005),故,方法论学者和经济学者之间应该是允许有一定的界限和分离,恐怕该书开篇博兰认为主流经济学家反感方法论也有这个原因。
参考文献:
[1][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商务印书馆,1976.
[2]风笑天主编.社会学研究方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李增刚.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几点思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4(3).
关键词: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方法论调查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5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0)01-0111-04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Library Science Papers Research Methods
Jia ErpengYi Jinghan(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Henan, 450001)
Si Miaomiao(Library, Hubei Vocational College of Bio-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Relevant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support the completion of the science research. So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library science system. Through a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academic articles published in 11 library journals, this article sums up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method application in library science in our country,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methodology; survey analysis
CLC number: G250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10)01-0111-04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研究是富有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活动,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工具和途径,图书馆学研究过程也与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分离。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是在继承一般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而进行融合与发展,形成自己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随着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对象的复杂,其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既促进了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本文以11种图书馆学专业期刊2006~2008年所刊载论文为数据源,分析论文的研究方法,试图总结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1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使得图书馆学研究能够准确、充分地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保障;另一方面,整个图书馆学的研究中对方法的研究不能偏废,方法研究是学科研究内容的一部分。[1 ]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1年刘迅先生在《图书馆学通讯》上发表了《要重视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文。紧接着乔好勤先生在该刊1983年第一期上刊登了《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2 ]运用统计方法对《图书馆学通讯》等三种专业刊物1980~1981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图书馆学方法论的三层次说法,即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随后出现了有关图书馆学方法的大量学术论文,还有一些著作,如王崇德的《图书情报方法论》。[3 ]
从宏观上看,图书馆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基本得到认同。对一般科学技术研究方法的探讨,也分为三个层次,最底层是具体的技术层次,中间层是一般的研究方法层次,最高层则是哲学层次。[4 ]图书馆学的一般科学方法,主要是指引进和移植相关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运用于图书馆研究,可分为:信息获取方法(主要指调查法、统计法、试验法和历史法等),信息加工方法(主要指老三论、新三论等)。[5 ]对图书馆学专门方法探讨的文章很多,虽然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普遍认为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引文分析法是典型的图书馆学专门方法。另外从研究的性质来分,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方法。随着对此研究的深入,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会不断地得到完善。
3数据来源
在数据收集中,笔者选取了11种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图书馆杂志》、《图书情报知识》、《图书馆》、《图书馆论坛》、《图书与情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工作与研究》作为调查对象,具体统计了2006年~2008年间各期刊学术论文使用研究方法的情况。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小部分数据来源于各期刊主页。在数据统计中,去除了一些信息资料类文章,如征文通知、会议通知等(见表1)。
4数据统计分析
本文总共统计了8159篇学术论文,通过对所选的各篇学术论文,逐篇分析其篇名,个别文章查阅了摘要、正文等详细信息,根据各科学研究方法的含义,归纳每篇论文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并将其研究方法归纳为15小类(见表2)。由于每篇文章采用方法很难准确判断,有的文章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所以从表2中可以看出,最后的论文合计总数(8273篇)大于调查的论文总数(8159篇)。在计算各类研究方法的论文占调查总数的百分数时,是除以调查总数(8159篇),所以百分数之和是(101.3997%)而不是100%。
(1)理论分析法
运用理论分析法的主要是一些分析归纳与概念推理类研究,以及思辨类的学术论文。从表2中可以看出,采用理论分析法的学术论文共2904篇,占调查论文总数的35.593%,理论分析法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研究方法的运用主要受到学科性质和研究任务影响,图书馆学从目前来看应该属于社会科学,而且人文色彩比较浓厚;我国图书馆界也有重理论的现象,这与国外主要以定量方法为主、重应用有很大不同。随着其它学科背景研究者的加入,看问题的视角会有所变化,相应的研究方法也会多样化。社会科学的发展是由定性方法向定量研究过渡的过程,图书馆学科也要注重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
(2)操作实验法、调查研究法
在调查的学术论文中,运用操作实验法的共有830篇,占到总数的10.173%。这类论文主要研究技术性的问题,比如系统开发设计、数字图书馆建设、网络信息资源开发组织等。随着图书情报工作环境、研究对象的变化,图书馆学研究关于技术的内容会越来越多。
调查研究法是社会科学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调查是获取原始数据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图书馆学研究中主要进行抽样调查,通过问卷、网络来收集数据资料。采用调查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一共745篇,占总数的9.131%,调查方法的运用在调查数据中占有很大一部分,说明研究更贴近实际问题。
(3)实例分析法、历史方法
实例分析法通常是以具体的实例来介绍经验或说明问题,论文中主要是以国内比较著名的大学或科研院所图书馆、国外有名的图书馆等为例子进行分析,对于其它图书馆的建设、信息资源开发服务起到了借鉴作用。
历史方法主要用于论述关于图书馆事业史、人物评价、文献学、目录学等内容的论文,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有的期刊专门开辟了关于图书馆事业史、文献学的专栏,历史方法的论文在调查论文中占到了7.501%。
(4)系统方法、管理学方法
系统方法主要是用系统的思想,从整体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这种方法对我们认识研究起到很大作用。虽然有的文章不能明显地看出是运用了系统方法,但是系统方法贯穿于观察问题的整个过程。管理学方法是将管理学的方法移植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中,图书馆在机构建设、运营方面都要运用到管理学的知识方法。
(5)数理方法、文献计量学方法、比较法、经济分析法
数理方法主要是数学方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应用,是一种定量的研究方法。采用数理方法的学术论文有304篇,占调查论文总数的3.726%。数学方法的运用,也说明图书馆学研究者正在试图定量地揭示研究对象,随着本学科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方法将继续普遍化。
文献计量学方法是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对文献量、作者数、词汇数等的定量化研究。调查的论文中运用此方法的占到3.199%,在调查论文中占到的比例比较低。文献计量学方法也应用于其它学科研究,从CNKI数据库中我们以“文献计量”为题名,可以粗略地检索到600多篇论文,内容涉及很多其它学科研究。
比较方法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通过对多个相关事物或事物的各部分之间进行比较,揭示其共同点和差异点。
经济分析法是将经济学的方法运用到图书馆学的研究当中,研究内容包括图书馆营销、资源共享效率评价、纸质资源与电子资源的经费问题、资源服务的经营模式等等。
(6)控制论方法、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
明显运用控制论方法的论文很少,调查中只有79篇。占到总数的0.968%。但是控制论的思想在很多论文中都有所体现。
引文分析法是利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的引用和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方法。在所调查的论文中,明确使用引文分析法的有23篇,占总数的0.282%。引文分析法作为图书情报学科的一种专门方法,运用也很广泛。在CNKI中用“引文分析”作为题名可以检索到1200多篇论文。
内容分析法产生于传播学领域,是一种客观的量化方法,是从大量样本进行特征识别的系统方法,具有统计性,是一种从公开资料中萃取情报的重要方法。因为它是新方法,统计中只有6篇。
(7)其它
其它中包括有专利分析方法、社会网络方法、SWOT分析法、法律分析方法、心理学方法、美学方法、传播学方法、医学理论方法等等。
5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5.1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根据表2数据,我们可将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定性方法,包括理论分析法、实例析法、历史方法、系统方法、管理学方法、比较法、经济分析法、控制论方法,百分比总共占到61.62%;第二类是定量方法,包括操作实验法、调查研究法、数理方法、文献计量学方法、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百分比总共占到26.584%。从数量来看,定量研究方法所占比例比起定性方法还很小,这是由于理论分析法的比例太大。对于图书馆学的科学研究,目前来看定性方法用的多一些。但对于具体问题,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各有特点,用哪种方法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理论分析法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在学科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定性方法缺乏科学的数据支撑,其理论分析就显得没有深度和广度。随着学科的发展,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是发展的趋势。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已经大量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如调查研究法、数理方法、文献计量学方法等。定量方法的运用使研究更精细、更科学,站在定量的角度解释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内在规律,从而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动学科的发展。[6 ]
5.2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产生了巨大变化,与网络信息、信息系统等有关的技术性研究论文数量会不断增多。在表2中,操作实验法所占比例为10.17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新技术的发展还为经典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实现工具。[7 ]研究这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数据采集,以网页形式的网络调查、用即时通信(instant messaging)软件(如QQ)的调查、[8 ]电子邮件调查等,这些都为更好地完成调查提供了多种途径。随着搜索引擎的运用普及,搜索引擎的服务器记录和保存了用户与搜索引擎的交互过程,这种数据称为使用记录(transaction log),使用记录分析(transaction log analysis)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另外,计算机还可以辅助研究者进行定性数据分析等。在文献计量学的基础上产生了网络信息计量学方法,在引文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链接分析方法,这都是现代信息技术对研究方法的影响。
5.3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表2中的管理学方法、数理方法、经济学方法、内容分析法等都属于移植其它学科的方法,占10.85%。“其它”占7.185%。这些都说明了图书馆学研究中移植了许多其它学科的理论或方法。
在学科的发展中,一方面要具有从其它学科吸收养分的能力;另一方面要能为其它学科提供养分。随着图书馆学科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者会大量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会产生新的研究方法,如内容分析法、情景分析法等。当然我们不能盲目地去移植新的研究方法,而要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本学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将其融入本学科研究之中,通过适当的研究方法来为研究服务。
5.4实证方法的应用
调查研究法、实例分析法就属于实证性研究方法,从表2中的数据中就可以看出,共占到17.061%。近些年来研究者也开始注重实证研究(evident-based studies)方法,[9]它是在获取研究对象客观数据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考察研究对象各有关因素的相互影响及其影响方式,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它是观察法、实验法、统计法等的综合运用。实证研究通过实际数据分析,连接了理论与实践,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图书馆学研究水平、学术地位的提升。
总之,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各种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或者是有适用的条件。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结合将成为图书馆学方法的主流,新的方法与新的技术将得到更多的应用。利用多种先进技术手段来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综合多种研究方法来探讨复杂的研究问题将会越来越多。所以研究方法的运用将是多元化发展,合理的研究方法体系应该是多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与互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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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华薇娜.我国80年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状况的定量分析[J].情报学报,1995,14(3):218-225.
[8]金武刚等.图书馆员网络社区信息交流行为实证研究――“大旗底下”QQ群个案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8,(5).
关键词:影视民族志;新手英语教师;创新能力;科研
影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国外教育领域得到广泛使用,而在国内,影视民族志很少被运用在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上。但实际上,运用影视民族志的方法可以为大学新手英语教师提供科研的路径并且促进他们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和丰富科研成果。
一、民族志与影视民族志
民族志(ethnography)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是研究特定的一组人群。
Hymes (1982) 认为民族志旨在讨论和了解人们,了解他们的生活、行为和思维模式等。它是一种质的研究,其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参与观察、深描事件或事物、访谈及文献研究等。同时,它也是一种解释性的方法,根据现象解释、挖掘内在的真理,是社会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
影视民族志是以电影或各种视频为模板,用观察、记录和文献研究等方法共同探究其中的教学和文化等有理论价值的东西。Sarah (2003) 认为影视民族志是通过保留影像和视觉记录等获取信息的一种手段。研究者通过看、听和感觉现象,诸如通过电影,可以探索内在的语言和文化。所有的电影、照片及艺术作品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并在一定程度上,随人类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在变化。因此Sarah (2003) 认为为了能够理解这些产物,我们有必要使用影视民族志。这种方法也是一种描述性分析方法。Ball (2001) 认为它用来描述文化现象并使这种现象具体化和细致化。它的运用可拓宽对文化及教育现象的观察视角和丰富研究内容。它是一种更多地被运用来挖掘影视作品中隐性文化和与教育相关的研究方法。在国外,它深受教育者的欢迎,在国内也应有它的价值舞台。
二、大学新手英语教师的主要论文选题来源
笔者通过给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及新华学院的新手英语教师(教龄在5年之
内)发放调查问卷及从统计调查数据来看,大体上,大学新手英语教师的论文选题会从以下三个方向入手。
㈠ 从教学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入手
在现阶段,大部分大学新手英语教师在选题写作时,都会围绕英语学科教学的某个点,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或值得推广的做法的文章。这部分文章其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操作性强,但论文题目和内容都大同小异、了无新意,常出现的论文题目如《对提高***的几点认识》等。此类论文比较普遍。
㈡ 从书评和读后感入手
一部分专修文学的大学英语教师更善于搜集各种文学作品或别人的书评来
分析,当作启发和借鉴。他们挖掘作者的背景、作品的中心或作品留给后世影响等。有时,当读完一部作品,读者需要撰写读后感,对文章有深入的思考。由此可以看出,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作者可以利用作品、书评等各种来源撰写有针对性的,言之有物的文章,但此类文章多数缺乏新意,实用价值不高。
㈢ 从原有论文的基础上扩展,写更深更广的题目
一些英语教师在原有的作品或论文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探究作品或论文的内涵,引申其内在的有价值的理论部分或显为人知的知识,如《海明威的研究》等。探索此类题目需要教师阅读大量的书籍并有长时间的知识的累积,这无疑给新手教师的写作增加了难度。
以上是根据调查所得的三种基本写作来源,除此之外,笔者想要探究一种新的科研思路,帮助大学新手英语教师从事科研创新。
三、影视民族志在科研创新上的应用
创新是一切科研成果的核心价值,是一切科学研究的主要追求。大学英语教
师需要有创新的思路,撰写有创意、有价值的论文。为此,影视民族志为新手教师们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撰写模式。影视民族志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个研究过程,其具体操作过程有:
㈠ 实证性研究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们应重点搜集证据,诸如有意义,值得讨论和探究的英文电影等。观看此类电影界定需要探索的问题,如在电影《窈窕淑女》中,我们可以通过观看影片发现其中的一些口语教学方法或理论等。界定问题之后,就需要搜集记录数据解决问题。在记录数据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多次观看整部电影或电影片段并记录电影中相关人物的对话,场景等。这些记录被视为第一手资料,用作证明"猜测论点"的证据。随后,整理统计分析证据,撰写"猜测论点",完成这一阶段的实证性研究。
㈡ 文献研究
实证性研究结束之后,教师需要做文献研究,搜集大量与"猜测论点"相关的文献,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猜测论点"或填补未知论点,做到论点具有理论价值,同时引用影片中的对话、场景等作为论据说明以此达到论文的客观性。
影视民族志是一种有别于其它的研究方法。学习和掌握这种方法将可以开拓新思路,从多个视角更为客观地研究教学及中西文化等问题。在电影中研究教学和文化,其研究结果可以更好地为现实教学服务,从而获取更有意义的研究成果。相信在将来,更多的大学英语教师会通过使用影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提升自己的科研创新能力并为英语界做出不少的贡献。
*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课题项目,编号为10XH09
参考文献:
[1] Ball, M.(2001).Remarks on Visual Competence as an Integral Part of Ethnographic Fieldwork Practice: The Visual Availability of Culture [J]. Image-based Research. 131-145.
[2] Brown & Gillian (1990).Cultural Valu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J]. ELT.44,1,17.
[3] 樊秀丽.教育民族志方法的探讨[J].教育学报,2008,14,(3).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