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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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当代中国，尽管青年的道德滑坡、素养缺失现象纷繁复杂，但所占比例不大，道德文化的主流仍然是积极的，主要呈现为以下三大特点：（1）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青少年普遍认为，“作为一个人，当然要爱自己的祖国”。爱国不仅体现在言论中，更展现在实践中。八零后、九零后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以实际行动努力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进步。（2）崇尚民主、平等、自由。青少年普遍希望社会能给予他们人格的足够尊重，希望父母给予较大的思想自由空间，希望学校给予所有学生以平等尊重的教育态度。不少青少年向往人的全面发展，向往普遍民主和充分自由平等的愿望。（3）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多元化。青少年的人生追求多种多样，除了健康、知识、理想、人品等目标外，越来越多的青年已注意到金钱财产和权力地位的影响和作用，但值得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能够在利己与利他中寻得完美的平衡。
2、“道德滑坡”现象频发
典型案例：（1）郭美美案件——极端拜金主义。一个小小的微博炫富事件，一个女孩的偶发个人行为，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慈善信任风暴。郭美美炫富行为的实质无非是极端拜金主义的一种表现。我国青年当前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信仰缺失引致的价值观异化现象屡见不鲜。（2）李某某案件——极端个人主义。出生艺术世家、就读名校，擅钢琴、长书法，如此才华横溢的少年却逐渐嚣张跋扈，最终锒铛入狱，观其行为，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在作祟，“天下唯我独尊”的心态令他枉顾法纪、淡忘道德。当代青少年于改革中成长，拥有丰富的物质条件和优越的教育环境，被家庭、学校、社会宠爱，不少人以自我为中心，处事自私、为人冷漠，利己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
3、“素养缺失”前景堪忧
典型案例：（1）埃及神庙刻字案件——国民素养有待提高。南京某中学在读的初一学生，在埃及卢克索神庙的浮雕上用中文刻上“丁某某到此一游”，再次引发了国内外民众对中国游客素质的质疑。或许有人说，14岁还是个孩子，不应对其偶然的行为过分苛责。但笔者认为，这一事件的重点并不在于追责，而是在于青少年正处于形成基本道德素养标准的关键时期，应以此事件为警示，重在教育，并使民众转变有些行为“理所当然、无伤大雅”的观念。（2）复旦大学投毒案件——人文教育的缺失。骇人听闻的马加爵事件、中南大学的割喉事件，类似事件并不偶然，足以说明我国人文教育的缺失，尤其是对青少年的人文教育。过于注重文化成绩，未深刻意识到人文道德方面言传身教的重要性，这正是中国教育的最大短板。
二、青少年思想道德文化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青少年思想道德文化问题的产生绝非偶然，究其原因，可从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探寻。
1、家庭教育的失败
一方面是家庭教育目标的偏颇。“上好大学、找好工作”成为父母对孩子前途的首要选择，“成为具有良好品格的人”对父母来说并不重要，唯分数论英雄，衡量标准过于单一，成人后，青年功利主义倾向严重。另一方面是家庭教育榜样的缺失。社会的飞速发展导致单亲家庭数量的急剧增加，家庭的不完整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的性格养成与道德的培育。有些家庭即使完整，但是父母忙于工作或耽于玩乐，未給孩子树立起道德榜样，成人后，此类青年趋于冷漠、缺少温情。
2、学校教育的失衡
一方面是知识教育与德行教育的失衡。虽然大中小学都有设一些德育课程，但是所有零星的德育课程的总和甚至还及不上英语的一门词汇课程，如此弱化德行教育，培育出的青年高分低德或是有才无德，对个人、对他人、对社会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是道德教育本身的失衡。我国长期以来的道德教育以教师传授道德知识体系为主，而德育真正的本体“人”、受众“学生”却被边缘化了。教师机械灌输道德信条，学生被动接受道德条文的填塞，学校依据德育课成绩评估德育效果。如此道德教育，德育效果微乎其微，道德问题的产生成为必然。
3、社会教育的失范
一方面是社会组织的职能缺位。某些社会组织的职能缺位和个别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导致某些非道德的行为无法受到合理判定。对本国文化传承的不重视与不确定，使得青少年缺乏道德模范与行为标杆，对文化的尊重程度降低。另一方面是网络社会的不利影响。快速便捷的网络在提供海量资讯的同时，还有一些不道德、非主流的行为受到广泛传播，个别事件被过度夸张，青少年缺乏对信息的筛选与判别能力，极易受欺骗或被鼓动，成为不良的“范本”。
三、青少年思想道德文化问题的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产生的原因，须对症下药，在思想道德文化方面，转变家庭教育的目标与方式、发挥学校德育的重要作用、优化外部环境的示范引导都至关重要。
1、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1）美国经验：通过开设人文课程和开展课外活动、心理咨询、生活指导、道德实践等进行道德教育，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人格”，达到教育目的。重视公共环境建设，各式各样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纪念馆遍布全国，这种“实物教育”往往比直接的理论灌输更生动有效。（2）新加坡经验：道德建设法制化，将教育与严格管理、道德要求与法律结合起来，如随地吐痰者罚款200元、乱扔纸屑和烟头罚款1000元等。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努力营造良好的道德教育大环境，并采取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策略，同时，严格控制新闻机构和大众传媒，保证舆论引导的科学性。
2、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道德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为我们正视现在和展望未来提供了很好的工具，注重思想道德建设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而不同”等和合文化的思想精髓对我们在民族高校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和合文化有利于民族高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在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却总围绕着国家的统一、人际关系和谐，个人道德实践为主题。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它是调节个人与祖国之间关系的道德要求、政治原则和法律规范，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中介和基础。国家认同首先从文化认同教育开始，和合文化中的“融突论”在某个意义上是“变化论”。“突”就是冲突、对恃、交易，“融”就是变化之化到了一定的限度，便进入变。加强对和合文化的认识，既能激发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又能激发他们对文化的认同，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吸引力，从而上升为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只有具有共同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祖国的责任感，爱国主义才具有了生命力，才能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具有国家主人翁的精神，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协商解决，各族大学生共同自觉地把爱国主义之情化为报国之行，为建设祖国而奋斗。
（二）和合文化有利于民族高校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和合文化中渗透着丰富的中国式人生精神，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和合文化强调以自身和谐为基础，然后家庭和睦，达到天下太平，这也是中国无数文人志士的最高理想和志向。和合文化中有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不可，却要在面临种种困难曲折下“为”，这就需要巨大信念的支撑。对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精神的缺乏导致部分学生难以承受“挫折”，难以面对生活中的逆境。和合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铸就了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部分大学生出现精神空虚与颓废的现象就是由于缺乏对传统文化中“立志”与“志向”的认识。个人理想的实现要同国家、民族命运相联系，引导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个人追求与国家需要结合，才有意义。
（三）和合文化有利于民族高校提高个人修养教育
在和合文化中要求人从自身修养做起，个人修养的提升能动作用于社会道德提升。礼让和谐，加强个体的自我修养是中国和合文化的一大亮点。孔子以“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树立了知礼、守礼的形象。和合文化中的和爱原理、和立原理都讲到“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主观自律的精神，都有“克己”思想，随时注意约束自己，克服种种不良习性和私心，做到“克己复礼”。这为我们民族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教育资源。“诚”是人际关系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合文化中提到“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礼记•中庸》)，人们修养到“至诚”的境界，就懂世间一切道理，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作为新时期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要在完善自身修养中发挥自己能动作用，注重道德修养的个人实践，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全面发展。
二、在民族高校开展和合文化教育的基本途径
和合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核心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而不同”的思想，体现在政治观上，就是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注重“协和万邦”，注重民族团结统一，强调中华民族万众一心、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在民族高校加强和合文化教育，主要就是表现在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以此来加强民族高校思想道德教育。
（一）充分认识在民族高校加强和合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和合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民族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课程体系顺应时代需要。和合文化中的很多思想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得益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的社会和谐思想，“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的诚信思维方式都是我们应该具备的。长期以来，民族高校一直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团结教育。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巩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我们肩负的历史重任。和合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同而不断，继而不同，继续不断，生生不息。要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增进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促进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繁荣。我们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提高各族学生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激励各族学生把爱国热情化作振兴中华的实际行动，以热爱祖国和贡献自己全部力量建设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和尊严为最大耻辱。
（二）和合文化应积极融入到民族高校大学课堂教育中
和合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应积极融入到民族高校课堂教育中去。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和合文化更要进课堂。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几乎各章节都渗透着和合文化，比如，在第一章“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的章节中，从解释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到新时期的爱国者，到做忠诚的爱国者，都在进行和合文化的“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教育。在第四章“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的章节中，更是把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作为重要的一个章节来特别强调。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工作中应当结合新的形势向少数民族大学生讲解祖国的荣辱兴衰与各族人民的兴旺发达紧密联系在一起。课堂教学中，要运用和合文化加强思想道德教师队伍建设。和合文化中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道德教化是为政治国之本。“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就更加说明了在位者身教的作用尤为重要。这些观点，作为民族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应当从中受到启发。和合文化中强调了“推己及人”的思想，运用到现代民族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中，就是要求我们教育者平等对待学生。教育者用爱心用真诚去感化学生，塑造学生，这样才能对被教育者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者的自身业务水平是体现其教学能力的一个方面，但其人格魅力、道德水准也直接影响道德教育的效果。教师所给予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
（三）和合文化应积极融入到民族高校社会实践中去
道德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1.绘画艺术的内容美
在绘画艺术的审美特征中，中国绘画在内容上寄托着对于美的理解，而中国画的灵魂也正是绘画的内容美。中国绘画受到哲学影响，将神韵和意境作为中国绘画艺术中的最高境界。在绘画过程中，对于内容美的强化需要把握意与象的结合与运用，将神韵表现在艺术与现实的处理方面，从而连贯艺术构思与象征意境的发展，从而推动绘画艺术内容美的发展。
2.绘画艺术的形式美
随着绘画艺术的发展，人们也更为重视艺术作品的形式美，绘画艺术的形式美体现在形式结构的多样统一中，而绘画作品形式结构具体表现在构图方面，构图的原则是多样统一，并且让绘画内容中，取得统一，让艺术作品呈现出整体的和谐美感。与西方绘画相比，传统中国绘画，在构图形式上，通常会在画面上留下大量的空白，从而表达出淡泊的创作思想。在中国绘画的形式构图中，充分运用浓淡、疏密、宾主和虚实等形式，富有表现力的线条也正是绘画艺术的形式美之一，在世界绘画艺术的发展历程中，线条始终处于重要地位。线条随着绘画艺术的演化，更具有表现性、含蓄性和象征性。色彩作为艺术作品的重要因素，对于绘画作品往往起到关键的装饰作用，从而促进绘画作品的完美，而色彩也能体现出绘画的形式美。随着色彩运用方面认识水平的深化，色彩在绘画作品中国的作用也更为重要，在中国绘画中，色彩上的浓淡运用，也是画风演变的重大趋势。
二、个体的道德素养生成
道德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thetake-offstage）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著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不过，当我们凭著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像，那些金融机构里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瞒……；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被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像“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句话对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份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金融”。
道德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包括的门类很多，可供借鉴的地方很多，具体可以在“仁爱”“和谐”“德性”等方面能对个人产生良好的影响。首先是“仁爱”。“仁”字在儒家文化中出现了多次，传统文化认为人生天地间，最重要的道德使命便是要“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不断的提高自己，通过教育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仁”者，要学会“爱人”，关怀别人就是这种理念的最好体现通过自身道德丢杨能够至于“三德”的境界，“若行五道，必须达德，无知不能识其理，无仁不能安其事，无勇不能果其行，故必须三德也。”其次是“和谐”。传统文化的思想便是一种中庸和谐的思想，古人还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这种思想强调，做事要恰当，合乎原则和规律，认识自然界的一部分，万事万物有着自身的运转规律，人要按照规律从事自己的活动；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处理长辈和自己的关系的时候要凭借自身的道德，靠自身的修养去帮助别人，影响别人。现代传统道德文化的思想也充分体现了“和谐”的博大、包容精神。再次是“德性”。这主张的是每个人从自身的道德出发来完善自我，在中国文化中，人是因为有道德，德性被作为区分的根本，也是人格尊严的体现，传统文化要求个人从自身思想和行为出发，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传统文化讲究秩序，也能有效地避免过激或对抗行为，减少代际之间摩擦与社会内耗，使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带有浓重的人情味，较为稳固持久，对社会具有良。
（二）传统文化对青少思想道德建设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道德素质。自古以来，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团结协作、勤劳朴实，这些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能够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准则，它通过规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引导人们明礼知耻，强化个人正确的道德意识。同时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中有助于锤炼青少年的个人品德，学善戒恶，涵养良好的德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境界，逐渐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这是儒家提倡的君子操守。其次，有利于培养青少年健全的人格。对如今的应试教育模式加上西方价值观的渗透，很多青少年在人格上容易即兴，出现了袁源杀父弑母，马加爵杀人等极端事件，青少年缺乏与人共处、与人合作的意识，这些悲剧说明了部分青少年人格的不健全。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中让青少年学会尊敬、关心和体贴自己的周边人和事，学会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培养责任心、爱心、感恩的心，做一个人文素养、文化品位、道德品质较高的人。最后，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中，对建设现代文化有着积极的作用，能够弘扬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使整个民族形成民族软实力，能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以此推动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
二、通过传统文化提升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策略
（一）把握学校教育
长期以来我们实施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策略更多是训斥、批评，学生的接受度比较差。笔者认为通过传统文化提升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不能继续这样，青少年的不良思想道德更多的要靠他们自己去认识，去思考。比如可以小悦悦无人救的悲惨遭遇，以及古代的司马光砸缸等为例进行对比论辩，让班级小组组成不同的阵营进行论证，在课堂探讨“见死不救”的对不对中形成了热烈的气氛，有力的揭示当今社会道德的缺失，并激发起学生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完成德育教学的目标。这样就摆脱了那些声嘶力竭的训斥，摆脱了无聊的灌输，形成了另外一种平实的风格，充分的让大家意识到了不良价值观带来的辛酸。另外很多青少年年龄小，思维活跃，学校教学还可以展开一些相应的角色扮演活动课程，能够充分的调动青少年的参与感和教育的有效性。在具体的实施中可以以董永“卖身救父”等为话题自己编个话剧，把要扮演的情景及其特征加以说明，鼓励组员自愿扮演各个角色，自己自主的决定内容和台词，最好包含矛盾和克服矛盾的剧情冲突。在宽容、安全的气氛下，学生通过投入演出来了解自己内心的感受，深入地了解真实情况和他人的感受，了解对与不对到底在何处。这种模式能让青少年了解传统文化的奥妙，这样都可以更好的纠正自己的不良行为。
（二）掌握社会教育
学校和社会组织可以相互组织课外活动，增加一些公益性的活动和倡议，如组织“为家长洗一次脚”、“一日打工者”、“一日小老师”“一日交警”等具体的活动，使学生充分理解到各行各业的不易以及自己曾经的不良行为，活动之后可以请学生发表自己的感慨，这样会在不同学生之间的带动下行动起来。还要加大一些实践文化的宣传力度，注意挖崛正反两方面的典型，然后采取适当的段加以宣传，宣传社会里的好人好事，用典型的力量去影响、感化被教育者人的思想，引导他们从多种多样的思想行为中分辨出哪些是需要弘扬的，是学习的榜样，而哪些是应该抑制、是应该坚决给予取缔的。还可以建设一些书法社、围棋社、象棋社等组织机构，帮助青少年闲暇时间多贴近传统文化，少接触不良信息。只有在实践中，青少年的一些不良的行为和问题都能够得到纠正，自我修养和社会文化价值观显著提升，积极向上，健康成长。
（三）注重家庭教育
一个人价值观念的萌发和价值观的养成都是和家庭有关的，青少年思想教育中离不开父母的辅助。作为父母应该加强自身的修养，父母也要多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礼貌待人，孝敬孩子的爷爷奶奶，坚守诚信。现代社会流行起了传统价值观，很多传统家训对指导孩子教育非常有用，如司马光一生侍亲至孝，当他的父母相继病病殁后，他“毁瘠如礼，哀不自胜”，既伤痛父母双亡，更深感孝道重要，於是闭门钻研孝经，曾说“：孝经文字虽不多，然立身治国之道，尽在其中矣。”司马光的孝行，深深影响儿子司马康，他生性至孝，遗留给后代子孙就是孝以侍亲、忠以事君、诚以待人、俭以养德的家风，这对调节家庭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促进家庭和睦、和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家庭教育中也可以吸收这种特色，对日常生活进行统筹安排，家庭成员以身作则，为社会办实事，尊敬长辈，善待老人，邻里互助，团结无纠纷。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