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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超级秘书网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一、产学合作是促进产学互利双赢的必要举措
媒体业界与新闻传播教育界的密切合作,不仅是推动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动力,也是媒体业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两者合则互利双赢,分则皆蒙其害。站在学校的立场,就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而言,与产业界的合作至少在下面六个方面有助于新闻传播教育的进步。
一是有助于学校吸纳社会资源,满足新闻传播教育对资金及其他物质条件的需求。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不仅与媒体业界,与整个社会密切相关,而且需要巨大的成本投入。在学科分类的意义上,新闻传播教育属于人文科学,但其对技术的依赖,并不亚于一般的理工科。所以有人称新闻传播学为文科中的工科。要完全满足新闻传播教育的物质需求,单纯依靠政府、学校的投入是不够的,必须拓宽视野,面向业界特别是媒体业界,通过与业界的合作吸纳社会资源,以弥补学校投入的不足。
二是有助于拓展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大学是高级专业人才培养的工厂。新闻传播教育的宗旨是向媒体业界输送具有专业知识、技能和职业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专门人才能否适应社会、业界的需求,能否占领专业人才市场的关键,与其说在培养过程结束之后,不如说是在培养过程之中。只有根据业界具体的人才需求,在培养过程中,从培养方案、课程设计,乃至课程讲授和实践安排,全面适应业界要求的品质和规格,才能在人才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没有产学合作,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三是有助于完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环节。新闻传播教育具有职业教育的特质,社会要求新闻传播人才不仅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而且要有完善的能力结构。一般而言,知识问题基本上可以在校园内完成,能力问题在校园内充其量只能打下基础,更多的是要借助于媒体业界的专业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传播教育必须产学结合,没有业界的配合,新闻传播学院的在校学生就没有必要的专业实践平台。只有借助于这一平台,学生才能完成自己的学业,学校的人才培养链才算是完整的。
四是有助于改善新闻传播院系教师队伍的结构。毫无疑问,新闻传播教育的主体是院校专业教师队伍。不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欧美主要国家的新闻传播院系,其学者型教授队伍的学术水平决定了其办学水平的高低。但是,新闻传播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文科教育,新闻传播职业对业务能力的要求,决定了仅靠学者型的教师无法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只有充分地利用业界职业新闻传播工作者,吸收他们进入教师队伍,利用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才能使学生在知识和能力结构间达到一定的平衡。如果新闻传播院系与媒体业界没有良好的合作机制,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五是有助于跟踪业界发展,聚焦热点问题。与其他行业对相关专业教育的推动一样,媒体业界与新闻传播教育也呈现了良性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对于新闻传播教育而言,有利于拉近业界与学界的距离,有利于学界跟踪业界的发展,聚焦业界的热点问题,将学界的兴奋点与业界的焦点统一起来,为业界面临的难题提供解决方案,从而引领传播业界的发展方向,提升业界与学界的合作水平。
六是有助于更新教学内容,进占学术前沿。新闻传播院系与传播业界的合作,学界与业界兴奋点的契合,有利于学界掌握业界发展的最新动态,掌握学术发展的新方向,占领学术前沿,在此基础上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最新的成功经验,更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受到这种教育的学生,自然眼界开阔、基础扎实、思维活跃,得到业界的欢迎。
媒体业界与学界的密切合作不仅有助于学界的发展,又有助于提升新闻传播教育的水平,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质量,而且对业界本身也有莫大的助益。如果某项合作,只对一方有利,而合作的另一方只有付出没有收益,那么这种合作是无法持续下去的。站在媒体业界的立场,与新闻传播学界的合作,对业界自身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借助学界的智力资源,咨商媒体发展战略。在当今社会,信息传播对社会的渗透可谓无孔不入,对社会意识、民众生活、政治过程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同时,传播媒介作为一个日益扩张的文化产业,其经济实力及其改变社会的潜力也与日俱增。如何确定媒体未来的发展战略?怎样发挥媒体的建设性作用,实现媒体的社会功能?怎样才能保证其在与同行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要考虑这些战略课题,不仅需要实业家的商业天才和常人难及的直觉,更需要学者的理性思考。所以,在决定自己未来战略目标和具体策略时,媒体业界更需要外界的智力支持。而新闻传播院系的智力资源正是媒介取之不尽的宝库。与学界联手,意味着打开了智慧之门。
其次是合作打造适用的高级专门人才。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之中,人才是制胜的决定性因素。谁拥有一流的人才队伍,谁就拥有了决胜天下的资本。但是新闻传播院系提供的人才,在具体的规格上,是按照传播业界的最大公约数来制造的,他能够满足业界一般的普通需要,但未必能够满足某一媒体自身的特殊要求,而这种特殊要求往往是特色竞争不可或缺的。要拥有这样的特殊人才,必须与传播院系合作,向院系提出明确的要求、具体的规格,这样,新闻传播院系才能为媒体量身定制,满足其个性化的需求,变大规模生产为精细化生产。
其三是是解决业界的紧急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媒体业界的竞争已超越了国家的范围臻于全球的规模,空前激烈。加之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受众要求的多样化,新的困难、复杂的问题和挑战,会层出不穷。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和挑战。很显然,媒体这一努力也需要借助于学界的智慧。学者理性思考,及其作为局外人的冷静观察,完全有可能提出局中人难以想到的决策选项,促成问题的合理解决。所以,仰仗学界的智力支持,有利于保证媒体在市场中的主动地位。
其四是补充人力资源(实习生)。通过与新闻传播院系的合作,通过向新闻传播院系的学生提供专业实习基地,一方面可以满足传播院系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延伸专业人才培养链;另一方面,这些新闻传播专业的实习生,又可以成为媒体业界急需的劳动力资源。这些年轻的专业劳力虽然缺乏实践经验,但是他们富有专业知识,有理想,有热情,敢于创新,勇于牺牲。他们的到来,既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又可以激活媒体内部的由老人控制的一汪死水,打破陈旧格局,解放生产力。
其五是媒体业界在职员工的继续教育。新闻传播职业,富有强烈的挑战性。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社会环境的飞速变化,业界竞争的日趋激烈,媒体员工的工作适应将成为难题,要实现媒体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员工间推广继续教育,即在岗职业培训,以保证员工们能与时俱进。由于职能的局限,媒体自身很难周全地规划和实施对员工的继续教育,而这正是大学新闻传播院系的强项。依托传播院系,利用院系充沛的师资和其他学术资源,科学规划,认真落实对员工的培训,提高员工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不仅质量高,而且投入低,综合费效比远比媒体自身进行要好得多。
可见,通过与新闻传播院系的合作,媒体自身的收益并不比学校新闻传播院系少,这是一种典型的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媒体和业界彼此互通有无,密切协作,是媒体也是传播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它不仅提升了媒介产业的品质,也提高了新闻传播教育的水准。
二、新闻传播教育的产学合作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新闻传播教育的产学合作,不是产学双方出于一时冲动的偶然选择,而是势所必然。在市场化环境下,不论是媒介,还是传播院系,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单凭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它们必须不断地从社会、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以弥补自身的不足。而媒介和传播院系各有短长,在社会系统内完全能够彼此互补、相互协作。
从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进程而言,产学合作有一个从小到大、从幼稚到逐步成熟的过程。在媒体产业规模还不是很大,传播教育还处于幼年阶段时,产学合作处于比较低的层次,其空间局限于地区的范围。随着新闻传播教育和媒介产业的发展,国家的领土空间成了产学合作的基本平台。媒介和传播院系均可利用国家政策,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彼此合作,以延伸各自的生存空间。当全球化浪潮席卷大地,各国家都竞相融入全球体系时,传播事业的发展已进入到世界级的规模,其实力远非此前任何阶段所能比。全球一体化的背景,给新闻传播教育的产学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媒体企业和新闻传播院系不仅可以超越国家的政治地理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寻觅合作伙伴,而且其合作的力度也较此前大为加强。综观欧美各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轨迹,正好印证了这一总的趋势。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教育起步较晚,其媒体产业的发展也远未达到西方同业的水平。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新闻传播教育界产学合作的范围尚未超越本国的政治地理空间,基本上是在地区级或国家级的层面上进行的。同时,这种合作,大多呈现出自发性特征,缺乏整体的战略性的规划,缺乏整体的全局性合作。而以个体性的、零星的项目咨询,或单纯的实习基地建设、兼职教授为合作的主体。这种合作远远不能满足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需要,离业界的要求也有相当的距离,学界、业界都感受到了提升合作层次的强烈愿望。
怎样才能促进媒体业界和学界的相互合作,这是两者面临的共同课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媒介业界和传播教育界首先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并且考虑到对方的需要和相关政策的限制;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基于支持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传播教育的立场,采取有利于后者发展的具体政策。只有业界、学界和政府三者齐心,共同努力,新闻传播教育的产学合作才能提升到新的水平。
从新闻传播院系本身的实际情况来看,要解决产学合作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做好下面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树立新的办学理念,确立开门办学的方针。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新闻传播教育已成为一个开放性的社会事业,不是学校院系一家所能独立完成的。由于传播教育与新闻传播事业的高度关联,传播技术更新频率的加快,新闻传播教育的硬件投入远非一般文科教育所能比,加上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还须依赖业界提供的实习平台,学生的就业更是离不开业界,新闻传播院系实在是不能关起门来办学。新闻传播院系必须树立开门办学的理念,向社会主要是向业界敞开大门,吸纳社会资源,争取业界的物质和人力支持,为新闻传播人才的成长,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
其次,新闻传播院系在与业界合作时,必须牢记互利互惠的原则,致力于形成双赢的长效机制。新闻传播教育的产学合作,应该是双向的。如果新闻传播院系只想向对方索取,不想自己付出,这种合作不可能持久下去。事实上,新闻传播院系也有自己的优势,其智力资源就是业界最为缺乏的。如果业界和学界能够彼此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这种合作就能为双方带来实际利益。从近年来产学合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比较成功的经验是,业界付出物质资源,换取学界提供的金点子,而新闻传播院系主要付出的是智力资源,获得的却是自身发展急需的真金白银。虽然双方的付出和获取是不尽相同,但目的一致,那就是通过这种互利互惠的合作,为自身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新闻传播院系必须时刻注意,要想让对方能够持续地支持自己,自己也应该能够为对方提供些什么。
其三,以传统方式的合作为基础,同时致力于开辟产学合作的新领域。产学合作的传统方式,是媒体向新闻传播院系提供专业实习平台、为新闻传播院系提供业务师资、为传播专业学生提供正式工作岗位,或者向新闻传播院系提供物质支持(如设立奖学金、研究基金等),而传播院系则是为媒体发展提供战略咨询、承担媒体委托的研究课题、承担媒体员工的继续教育等。这些方式在过去被证明是非常富有成效的。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方式仍将是新闻传播教育产学合作的主体。在此基础上,新闻传播院系和媒体业界还要努力开辟新的合作领域,如媒体业界与院系联手,共同研究媒介格局变迁带来的影响,共同投资新的传播领域等,只有这样,新闻传播教育的产学合作才会与时俱进,攀上新的阶梯。
另一方面,媒体业界也要充分利用新闻传播院系的智力资源,利用新闻传播院系的人力资源优势,开展发展战略研究、进行员工的继续教育。同时,为了吸纳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专业人才,媒体业界还要主动介入新闻传播院系的人才培养过程,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师资队伍建设、专业实验室建设,到专业实习平台的维持、就业市场的开拓,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媒体业界在与新闻传播教育界合作时,也面临着与学界同样的问题。不仅要从合作中有所获取,更要有付出的准备和胸怀。面对学界的困境,媒体业界一毛不拔,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毋宁说,媒体更应该主动地表达自己支持教育事业的诚意和决心,以实际行动实现支持新闻传播教育的承诺,从而维持学界、业界互利双赢的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一、引入
信息时代,全民族都要提高媒介素养,从而让我们的大众都成为能积极地善用媒体、制作媒体产品、对无所不在的媒介信息有主体意志和独立思考的优质公民。媒体已经构成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环境,媒体的进步也是人类的进步。媒介对大学生的影响有好也有坏,大学生成长需要优秀的精神食粮,关键是如何发挥媒介在大学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实现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途径或措施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对全社会公众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提出借鉴和思考。〔1〕〔2〕
二、媒介素养的简介
(一)媒介素养概述
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3〕
媒介素养不仅包括接受媒介产品的能力,而且包括用独立的批判的眼光看传播媒介的内容和建设性地利用媒介的能力;媒介素养不仅是使用媒介的需要,还应该是一个现代社会公民素质的一部分.
事实上学者们对媒介素养的理解与界定往往少补了对信息的涉及,甚至有学者将媒介素养划分为微观与宏观层面,而微观层面直接取名为“媒介信息素养”,并分析了其内容。更有学者从教育视角深刻地解析了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关系,从概念的起源层面,内涵的变迁过程、培养的实施方式的三方面对两者的差异进行了详细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明确阐述了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相互融合之趋势是明显的,并提出以教育技术为支点构建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融合之桥梁。正如学者冯延群所言:“媒介素养倾向于一种综合的文化素养,而信息素养则是一种知识管理策略。”〔4〕
(二)媒介素养”的发展现状
传统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与社会文化、传播科技与媒介形态关系紧密,并且反映出人们文化观念、传播模式与媒介观念的转变,社会文化与科技技术推动着传播媒介的发展。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的到来创造了全新的文化形态,网络多媒体与计算机技术则提供了崭新的传播方式,然而当人们体验数字化生存的同时,其媒介素养是必不可少的,它对当代公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对传统媒介素养的丰富和发展。不论是研究新媒介素养的理论,还是时间新媒介素养的教育,或是测评公众新媒介素养的水平,都必须建立在对当代新媒介素养的内涵发展,并构建新媒介素养的内涵体系,是当代传播与媒介研究的基础与核心工作。
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高校中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数新闻院校比较早且有计划地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但多是以选修课形式开设的,如2004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传播信息技术学院首开《媒介素养专业》公选课,同年10月,复旦大学媒介素养小组创建并开通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媒介素养专业网站(.cn)。近几年,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一些高校也开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选修课程。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中国传媒火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出版了儿本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专著和教材,如张开的《媒介素养概论》,蔡帼芬等主编的《媒介素养》,陈先元的《大众传媒素养论》,邱沛篁等主编的《媒介素质教育论集》等。同时一些新闻传播期刊和网站也登山了大量的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高校硕、博研究生中也出现了有关专业论文,这都标志着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水平在逐步的深入和提高。可喜的是,2002年中国传媒大学正式成立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 2006年6月,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另外还有大量相关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个案研究出现,如调查发现,上海学生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获取利用信息还不够积极主动,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较低等方面存在着媒介素养的缺陷等。总之,社会各界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媒介素养教育各种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发展。〔5〕〔6〕
(三)“媒介素养”引发的教育思考〔7〕
1、媒介素养的现实性
现代大学生这个庞大的群体是新兴媒体的主要接触和使用者。在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未完全定型的时期,可能会受到媒体的某些误导,可能会影响到其价值、行为判断的偏颇。某大学生创作并演唱的FLASH作品《大学自习室》在高校中几乎有口皆碑,但其中展示的某些大学生形象却令人担忧;以身体组成电子邮件符号“@”,此行为艺术在社会各界也是褒贬不一现代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人的发展也越来越个性化,这些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体现尤为明显,但是如果不加以正确的认识、分析和判断等系列媒介认知教育,可能会对其媒介素养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影响。
2、媒介素养的可能性
对媒介素养教育有着重要影响的传媒认知能力的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互联网吸引了整个青年群体,而大学生又是这个群体的主力军,可以利用手机、QQ空间、博客等传播着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媒介观念与媒介素养,可能会对社会起着负面影响,对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和媒介认知起着消极作用。
3、媒介素养的必要性
大学生群体容易被新的技术、新的潮流所吸引,对于互联网上新鲜的东西有着无限的好奇和求知探索,而目前我国高校设置课程体系如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广告学等学科体系均已成熟,加上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课程的支撑,它们能为善于探索求知的学生群体提供媒介素养教育的坚实专业知识基础。
(四)“媒介素养”的培养途径
1、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8〕:目前《媒介素养概论》、《媒介素养》等专门教材已经出现,加上传媒教育课程列:广播电视学、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等学科体系的诸多课程,已基本可形成独立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专业教材、专业论文和专业教学、研究人员的出现使该课程体系的开设成为可能。
2、学生参与传媒实践能力的提高〔9〕〔10〕: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世界对于青少年是具有强大诱惑力的,在媒介素养教育理论课程的基础上,要注重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更多地给青少年创造参加传媒实践的机会。他们每天都在网上体验着信息时代的传播乐趣,但也因为意识上的薄弱和缺乏把理论知识用于实际的能力。
高校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以及其实现途径、方式的创立,对目前社会公众阶层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的实现也必将起着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作用。
快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单纯是个性化情绪的表现,还常常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观照。多年来,‘笔者有一种收藏描述快乐的文章的嗜好,至今已收藏到150余篇。
在收藏过程中,按文章内容分类,列出5个专题:①你快乐吗;②快乐的奥秘;③生活中的寻乐法;④快乐的人不生病;⑤快乐掌握在自己手中。另有世界上有关专家学者对快乐的调研报告。每每翻阅,乐在其中。
标题是文章的眼睛。从事新闻职业的人都知道精心制作标题的重要性。笔者在对快乐文的收藏中,惊奇地发现这些文章选题的夺目之处,诸如“约会快乐之神”、“会不会与自己快乐相处”、“快乐女人最可爱”、“寻找快乐老家”、“快乐无忧是佛”,从“快乐分娩进产房”到“快乐看病法”,从“快乐处方”到“快乐每一天”……给你一种举目皆乐的感觉,不必细阅内文,即使通览这些乐题,就足以令人拍手叫绝。
通过收藏,结合笔者对快乐健康的专题研究,总结出快乐人生方略15条,这就是:(1)吃快乐饭;(2)想快乐事,;(3)交快乐友;(4)读快乐文;(5)唱快乐歌;(6)走快乐路;(7)做乐天派;(8)自调快乐频道;(9)干中得乐;(10)快乐家庭食谱;(11)用好自身快乐药;(12)让生命快乐着;(13)乐从玩中来;(14)要传播快乐;(15)寿向乐中寻。
国家奔小康,人体要健康。自我保健法,快乐是妙方。笔者紧紧围绕“快乐的人少生病,人体自产快乐药物内啡肽”这一选题,深人研究快乐对人体健康的、良性效应,系统总结出释放体内快乐物质的妙法,此文在上海《文化与生活》期刊发表;《把快乐纳入健康教育行之有效》一文,被选人《中国健康教育论文选》一书。
快乐是需要收藏、开发、研究、传播的。收藏为研究积累诸多有用的素材,先有收藏后有研究、开发和传播。为此,笔者与人合作成立了国内首家乐修健身文化公司,通过出版内刊、外出讲学、举办展览的途径,倡导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大面积传播快乐健康法。这一切都是为着一个目标:
揭示快乐之道,点开致乐玄机。
开发快乐潜能,只图与人共乐。
广交天下乐友,共建人间乐土。
收藏快乐文章,就是收藏人生中最美好的事物。拥有快乐,就等于拥有健康。
有诗为证:
乐观思想在心田,劳逸无偏足睡眠。
营养适宜常运动,精神饱满食蔬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