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责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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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责任论文范文第1篇
1.1一般资料:
我科共有病床65张，其中抢救病床4张，床位使用率在95%～105%之间，患者平均住院天数12.5d。共有护理人员16名(不含实习护士)，年龄21～42岁，平均(35.5±13)岁;其中本科1名，大专11名，中专4名;科室副主任护师1人，主管护师为6人，护师5人，护士2人;有护士执照14名，规培护士2人，合同制护士7人，实习护士1～2人。
1.2方法:
在护理部的指导下，按照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的要求，由病区护士长负责将全体护理人员分为两个责任小组，指派两名工作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护士为组长，同时将所有护理人员按职称、学历、资历的不同搭配分为两组，两组人员分别管理床位约35张。首先将责任组长的岗位责任制制定出来，责任组长分管1个小组患者，固定上白班，要求8h在岗24h负责，抢救室的4张病床由两名组长亲自负责，每人分管2张床位，同时负责分管检查其他责任护士的工作质量和考评工作。责任护士的岗位责任制按不同级别要求制定，如责任护士、辅助护士、规培护士、实习护士等，达到按不同层次不同要求来完成分管患者的各项治疗护理工作，同时责任护士每日参加分管患者医生的查房。在排班模式上采用APN排班方法，以减少护士交班次数，为患者提供连续性的护理服务，以真正满足患者需要。
1.3评价方法:
将开展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前后3个月病区患者、医生对护理工作满意度评分、基础护理质量、患者安全管理、健康教育质量检查评分进行对比，上述五项评分标准由我院护理部制定，考核项目分别为15～32项不等，满分分别为100分，得分越高表明完成质量越好。
1.4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采用SPSS15.0统计软件分析，采用t检验分析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的计量数据。χ2检验分析采用率表示的计数数据，P＜0.05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比较实施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前后3个月，患者、医生对护理工作满意度、基础护理质量、危重患者护理质量、健康教育质量检查评分情况，具有显著差异，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目前人们对护理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加之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各种护理质量管理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已转为生物一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护理工作模式也应该随之而变化，加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举措。因此，国家卫生部在2010年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等活动，旨在进一步规范临床护理工作，切实加强基础护理，提高护理质量，为患者提供更安全、更优质、更满意的护理服务，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达到了它的要求。实施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它的优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护士工作有目标，对分管患者的各项情况非常熟悉，对各项治疗检查的进程十分了解，提供的各项护理达到要求，从而使各项护理质量得到根本提高。②护理管理变得更加科学简便，它充分发挥了护士潜能，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层级监管分明，发现问题能够及时解决。③实行责任组长负责、责任护士分管患者后，低年资护士能充分享受到新老搭配传帮带的作用，可有效稳定低年资护士的心理状态;促使加强继续教育，学习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从而形成你追我赶的良性循环局面，提高护理队伍的整体技能和人文素养;而且分工、责任明确，各级护士在工作中能更好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价值感和成就感。④健康教育的进行不再停留在表面，做得更加到位，患者得到了实惠，同时在进行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增加了患者对护理人员的认同感、信任感，建立了良好的护患关系。⑤医护配合更加默契，护士从以往的“要我做什么”变为“我要做什么”，对医生采取的各项治疗措施能够心领神会，医生的满意度明显提高。
4结语
政治责任论文范文第2篇
提要：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民事证据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举证责任倒置作为"谁主张，谁举证"一般原则的补充，在诉讼活动过程中一直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对此虽未明文规定，但《民法通则》、《航空法》等专门法及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做出相关规定，为其找到了相应的法律依据。该举证方式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但理论界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的阐释，从而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本文拟对举证责任倒置的有关问题做浅显的探讨与分析。
一、举证责任的法律定义
讨论民事举证责任倒置问题，首先应当明确举证责任的含义及相关问题。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比较复杂，其复杂性在于不仅双方都可能承担举证的责任，而且还有举证责任的转移、倒置等问题。我国诸多学者正是对此问题的理解存在差异，致使探讨中出现了很多分歧。举证责任，又称立证责任、证明责任(1)，两大法系源远流长的历史分别经历了相互独立的发展道路，在举证责任含义的界定上也稍有差异，但并无实质区别：一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就其主张的事实为避免承担败诉的危险向法院提供证据，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二指法庭辩论结束后，因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依然没有得到证明，由此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长期存在的原因，是由于它能解决现实的诉讼现象，可为负有提供证据责任的当事人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不出充分证据时承担败诉的现实提供理论注解。而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最终是缘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即就其所主张的事项出现真伪不明时将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的驱使。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在诉讼中不得不就其主张的要件事实努力举证。我们借助于哲学中现象与本质这对范畴，来分析举证责任中的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前者的现象属性与后者的本质属性便会清楚地显现出来。举证责任两方面的含义是一致的，当事人可能承担结果责任是促使其履行行为责任的内在动机，而其履行行为意义上举证责任的目的，是为避免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因此，"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判断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是否存在时（真伪不明的情况），对当事人有法律上不利自己的假定被确定的风险，也就是说假如其事实未被证明，就产生所主张的有利的法律事实不被承认的后果。"(2)举证责任之所以存在，有两方面的原因：理论上，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受到证据材料、证据合法性、审理期限的限制，就认识状态而言，真伪不明同样是正常的归宿；实践上，证据丧失、证据短缺、争议事实历时久远或证人不作证、作伪证等都可能造成事实的真伪不明。(3) 举证责任是特殊的法律责任，与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责任不同。它不是违反义务的必然结果且与主观过错无关，因此不具有强制性质，只是一定条件下（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才出现的不利益，是潜在的风险，并不必然出现但确有某种程度上的可能性。正是这种潜在风险有化为现实不利益的可能性，才使举证责任的分配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或者反映某种传统习惯、或者反映人类公平理念、或者体现特定阶级利益，也或者兼而有之。
举证责任的分配与举证责任的产生之间是如影随形的关系，有举证责任便会涉及到举证责任分配。由于事实真伪不明状态的存在与克服一直相互缠绕且难以解决，举证责任的长久存在便有了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根据。特定条件下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必然会出现待定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特定的立法目的又使人们认可这种模糊状态，并依据当时社会情况权衡诸方利益，判断举证责任的归属。在逻辑上，并非所有案件都涉及举证责任分配的操作，但举证责任的分担确实体现了某种利益倾向性的划分。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并不总是在于一方，因为举证责任的对象即证明对象比其他诉讼复杂。据说古罗马最早提出了解决举证责任分担问题的两条原则：一是"原告有举证的义务，原告不尽举证责任时，应为被告胜诉的裁判。"二是"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的义务。"这两项原则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要求提出主张即声称存在某个事实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的责任。前一项原则虽然在今天看来很不科学，但由于原告通常就是主张事实的一方，而被告也通常就是否定对方主张的事实的一方，所以总的说来，这一原则已经包含了现代举证责任原则的合理成分。这两条古老的原则被后人概括为"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条原则在我国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的规定实际上充实和完善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这一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一规定的内容使"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具有了更为科学的内涵。
二、举证责任倒置的定义
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什么叫举证责任倒置？因为一方面，如前所述，举证责任的倒置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例外，另一方面，举证责任倒置的提法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约定俗成，已成通说。举证责任倒置表面上是提供证据责任的倒置，实际上是就某种事实负有证明其存在或不存在的责任的倒置，是证明责任在当事人间如何分配的问题。然而，举证责任倒置不仅仅是对事实证明责任的分配，更重要的是，对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常常直接影响到诉讼结果，即"举证责任分配之所在，乃胜诉败诉之所在"。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不证自明，无需探讨的问题，很少有人给它下定义。目前可以看到的不多的几个定义，也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举证责任倒置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将举证责任定义为："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担举证责任。"(4)因这类定义把举证责任倒置限制在侵权诉讼中，姑且称之为侵权倒置说。另一类将举证责任倒置定义为："原告提出的主张不由其提供证据加以说明，而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5)该类定义不再把举证责任限制在侵权诉讼中，故姑且称之为泛倒置说。
侵权倒置说把举证责任倒置限制在侵权诉讼中，跟我国的实体法规定有关。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在某些特别侵权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此领域之外，举证责任倒置就无用武之地呢？其实不然。根据学者的研究，在国外，有些非侵权的场合，如妨害对方举证，也会出现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6)所以侵权倒置说的定义犯了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泛倒置说克服了侵权倒置说的上述错误，不再把举证责任倒置限制在侵权领域，这是其进步。但是侵权倒置说中存在的另一个错误却被泛倒置说连锅端过来了，即把举证责任倒置限制原被告之间，原告提出主张，由被告举证否认。举证责任倒置确实常发生在原被告之间，但并不限于此。在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情形下，也会出现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比如，甲诉乙侵犯其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此时甲是原告，乙是被告，根据法律规定，此时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乙应承担举证责任。在甲乙诉讼过程中，丙发现甲乙争执的产品制造方法专利是自己的专利，于是，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提起
诉讼，在这种情况下，无疑也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甲乙承担举证责任。此时，举证责任倒置已不再仅存在于原被告之间，同时还存在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原被告之间。另外，举证责任包括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其中行为责任在当事人之间来回移转，无所谓倒置不倒置，因此，倒置的只能是结果责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将举证责任倒置定义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其提出的主张，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不用自己承担结果责任，而由对方当事人承担结果责任。
三、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
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是指当事人提出的不由自己承担结果责任，而由对方当事人承担真伪不明事实的责任。具体地讲，也就是在实际诉讼中，有哪些事实的举证责任是可以倒置的。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对我们后面探讨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大有好处。
举证责任倒置常发生在特别侵权领域。特别侵权其特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相分离。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执行职务致人损害，由国家机关承担民事责任。此种情形下，受害人仍需就侵权行为的每个要件举证，不存在举证倒置问题。二是实行无过错归责原则。如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此种情形下，"过错是否存在不再成为诉讼中的证明对象，被告也不能通过证明自己无过错来免责。"(7)因双方均无需对无过错举证，故无过错不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三是实行过错推定归责原则。如建筑物或其他设置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此时，受害人可以主张侵权人有过错，但因实行过错推定，故其不用举证，侵权人若想免责，则需举证证明其没有过错。若侵权人通过举证只能使有无过错陷入真伪不明，仍应承担结果责任。无疑，推定的过错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对过错予以推定，确实可以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但若仅限于此，则还不足以救济受害人。故有学者建议，在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引起的侵权诉讼中，"考虑到原告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困难，也应当采取举证责任倒置。"(8)在产品质量不合格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中，因实行无过错归责原则，受害人无需对过错举证，但按目前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人仍需就下列事实负举证责任：（1）产品质量存在着暇疵或有不当危险，并且它们在产品销售时已经存在；（2）受害人使用该产品受到了人身或财产损害；（3）产品的质量暇疵是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在这三项事实中，只有第二项易于证明，其余两项证明起来都有相当程度的困难。故有学者建议，为在诉讼中有效贯彻实施《民法通则》第122条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本意，对上述两项事实实行举证责任倒置。(9)上述建议很有道理。因此，推定的因果关系和推定的质量瑕疵也应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
另一类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是被妨害取证的事实。在对方妨害举证的情况下，导致事实真伪不明的责任显然不在负举证责任一方，而完全在对方。若按照举证责任分担的原则，将由此产生的不利诉讼结果完全判归负举证责任一方负担，势必会与法律公平、正义的本质背道而驰。此时，将举证责任予以倒置无疑会更妥当。(10)
对当事人难以收集证据，难以举证的事实也可以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如在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中，因为专利权人远离证据，难收集处于被告控制之下的作用其专利方法生产的证据。而对于被告来说，究竟使用何种方法生产自己最清楚，被告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证据来证明该项产品不是用专利方法而是用其他方法生产的。所以，我国专利法第60条第2款规定："在发生侵权纠纷时，如果发明专利是一项新产品的制造方法，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的证明。"这样，本来应当由原告负担的被告未经许可使用其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的举证责任便倒置于被告，由被告就自己未使用原告的专利方法负举证责任。当出现真伪不明时，由被告承担结果责任。
在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中，原告在诉讼中只须证明数被告实施了具有危险性质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造成了损害。至于具体是数被告中哪一位实施了危险行为，由数被告中的每个人对损害并非自己所致负举证责任。因此，此种情形下，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是行为的实施者。
有人认为，"在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加害人证明损害完全是受害人的责任，或第三者的故意或过失，或其它免责事实造成的。(11)按这种观点，免责条件也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加害人就免责条件举证，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体现，而不是举证责任倒置的体现。比如环境污染侵权的免责条件有：损害由受害人引起，第三者的故意或过失，战争行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负责灯塔或者其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的疏忽或其他过失行为，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不能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损害。实际上，受害人在时，只需主张有侵权行为，有损害后果，有因果联系即可。无需主张自己没有引起损害，第三人没有故意或过失等。被告就免责条件举证，不是因为对方提出这些主张，法律规定需由自己举证，而是因为自己主张不应承担责任，在法律允许的免责情形下尽力举证，当事实出现真伪不明时，自然应由被告承担结果责任，完全是自己主张，自己举证原则的体现。
四、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
举证责任倒置具有法定性，其依据原则上均是有明文规定的法律规范。鉴于举证责任横跨实体法和程序法，其法律依据自应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在民事诉讼中，实体法主要是民法及其司法解释，尤其是侵权行为法；程序法主要是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但是，由于民法本身规范的有限性，一些专门法，如航空法、证券法等，亦成为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了6种举证责任倒置情形，但对于倒置哪些事项的举证责任不够明确，在具体运用上就会产生许多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举证责任倒置适用以下情形：（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瞎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6）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7）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8）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9）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这解决了航空法、证券法等一些专门法，亦可以成为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依据。
在什么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取决于是否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对象。根据上文对举证责任倒置对象的分析，举证责任倒置适用于下列情形：
（1） 实行过错推定的侵权诉讼。如建筑物或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因医疗纠纷提起的诉讼；证券民事赔偿纠纷。
（2） 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的侵权诉讼。如环境污染致损害的侵权诉讼； 产品质量不合格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3） 难以收集证据，难以举证的诉讼。如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4） 对方妨害举证的诉讼。
五、举证责任倒置的实证分析
政治责任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中国产品质量反映出来的问题已经非常严峻，原因是多方面的。通过分析产品监督过程中责任缺失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有针对性地研究了产品质量管理中监督者的责任问题。
0引言
我国《产品质量法》中关于产品质量监督和法律制裁部分颇具中国特色，政府对产品质量的监督，体现了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政府在尊重生产者、销售者自主经营的前提下，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和提高一国产品质量水平及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对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行为进行监督。但是我国产品质量监督还不尽人意，产品质量问题比较突出，究其原因还是监管不到位。监管不到位的原因与产品监管机构承担的责任和职能不相匹配有关，要解决产品监管问题就必须要研究监管机构承担的一定的产品监管责任，这样才能解决我国产品监督的问题，保证市场上流通产品的质量。
1由产品质量问题反映出的产品监管问题
全国产品质量问题比较突出，生产经营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现象屡禁不绝，在局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假劣有毒有害食品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很多人的手机上流传着一则短信，充满了让人心酸的自嘲：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从奶粉中，知道了三聚氰胺。没有人把这段子当成笑话来听。打开中国质检总局的网站，这是2007年的进入食物的化工原料的名单，这个名单长得让人震惊，这些化工原料在人们的常识当中，原本是用来制造炸药的。这些质量问题让人触目惊心，主要因为产品监管机构没有做好监管工作，我国的产品监管存在以下问题：
1)产品监管机构多头，监管法律参差不齐；
2)监管人员，监管环节形同虚设；
3)监管部门的行政执法力度不大；
4)对伪劣产品的生产单位惩处不力。
我国现阶段的产品质量监管存在一定问题，在实际执法的过程中，有相当多的监管机构都将收取行政罚款作为单位“创收”的一种手段，预定罚款指标，收取罚款后便对违法违规行为听之任之等做法普遍。产品质量问题的这种严重形式，与生产者不负责任的生产有关，也与产品监管的机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产品监管者的职责与其所承担的责任不相当，这样导致市场上无监管或者弱监管。这种监管模式其实就是伪劣产品泛滥的源头，只有从源头上下功夫才可以对伪劣产品标本兼治。
2产品监管问题源于监管责任的落空
用博弈论的概念讲，法律制度本身必须构成一个纳什均衡：给定别人遵守法律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要遵守法律[1]。然而，我们通过对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出，我国1993年制定的《产品质量法》虽然经过2000年的修订，加强了国家对产品质量的干预力度，但是该法对于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所提供的激励仍然是不够的，“过罚相当”的原则容易混淆监管机构对行政处罚首要目的的认识，在实际执法的过程中，有相当多的监管机构都将收取行政罚款作为单位“创收”的一种手段，预定罚款指标，收取罚款后便对违法违规行为听之任之等做法普遍。许多不法厂商将这种罚款视为“固定成本”，进而更多地生产销售劣质产品。监管机构在执法过程中的偏差客观上加剧了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违背了产品质量监管的初衷。
正如青木昌彦所述，制度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他认为制度既可能是与法律、法规一致的，也可能是与法律和法规相悖的，只要是一种影响人们行动的可自我维系的“共有信念”，那么它就是一种制度。这意味着监管人员从事监管时选择遵守何种形态的规则，是在博弈过程中基于自身成本——收益考量的结果。监管人员的选择对现存规则有肯定或否定的实质性意义，这是制度存在的现实性基础。监管人员以标准对待监管，经济人的天性是机会主义的：只要有可能，总想扩大自己的利益，即使这样做会损害其他经济人的利益。如果抢东西、偷东西不受惩罚，抢和偷就有吸引力；如果违反承诺不受惩罚，守信就没有吸引力。为了实现‘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是对监管人的这一经济人进行约束。这种约束至少包括三项内容：职责的界定和保护；义务实施；适当的监管。没有这些，监管行为不受到约束，市场就是无秩序的，监管人为自己利益的努力，最终伤害消费者的利益，产品质量问题不仅关系到产品的使用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需要国家干预，而国家对产品质量的干预又必须制定相关的经济法律予以规范。我国《产品质量法》虽然规定了监管人员违反产品质量法的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但从总体上来看，该法着重规定的是产销者的法律责任。对产销者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法律责任规定得详细而严厉；对监管人员不作为的法律责任规定的较为粗略且欠严厉，对监管人员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首先，对监管人员的刑事处罚的前提是产销者的行为已经达到犯罪的标准，还要求监管人有不作为的情节才可以够刑事处罚；其次，行政处分仅仅是一种国家机关内部行为，透明度不够，执行力较差。这样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大多数伪劣产品，即使监管人员在产品监督检查中不作为，其所受到的处罚也仅仅是轻微的行政处分，而且这种行政处分也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执行，所以监管人员并没有受到足够的激励去进行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社会制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激励问题，即如何使得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完全责任，社会就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法律正是一种激励机制，它通过责任的配置和赔偿(惩罚)规则的实施，内部化个人行为的外部成本，诱导个人选择社会最优行为。
产品质量法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应该尽量给产销者与监管人员提供最优激励，使产销者与监管人员内部化他们行为的外部成本。要使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中监管人员的不作为所产生的外部性完全内部化，就必须对监管人员的不作为加以严厉处罚。法律经济分析表明：当违法者可能遭受的惩罚大于他可能得到的收益时就可以阻止违法行为发生，但在法律机制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可能遭受的惩罚与违法行为能被发现的概率和惩罚的严厉程度正相关。因此，在概率不变的情况下，惩罚的严厉程度对阻止违法行为的发生就相当重要。因此，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中监管人员不作为的法律责任规定是欠严历的。笔者认为，《产品质量法》应规定由监管人员按比例补偿由于其不作为的失职行为给产品的用户、消费者和社会带来的损失，比例越大就越容易使监管人员的这种外部行为内部化。
3产品监管相应的责任形式
恰当的责任形式，不仅能够为行政相对人提供相对充分的法律救济，促使产品监管机构谨慎行政，依法行政，而且能够促进法治秩序的建立与维持。从各国法治实践看，产品监管机构的责任形式主要有以下儿类：
3．1政治责任
政治责任，是指经选举或政治任命而产生的并有一定任期的官员制定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并推动其实施的职责以及没有履行好职责时所应受到的制裁和谴责。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对人民负责。当经选举或政治任命而产生的并有一定任期的政府首长没有履行好职责时，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这是责任政治原则的内在要求。政治责任的基本承担是政治上受信任度降低，具体方式随失去信任的程度的不同而不一样，最严厉的形式是失去行使政治权力的资格，如引咎辞职或被弹幼、被罢免[3]。政治责任不同于法律责任：法律责任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而承担政治责任的行为有可能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在民主政治下，设有一个常设的专职机构来追究有关人员的政治责任，通过问责的形式追究监管者本身的责任。
3．2法律责任
1)惩罚性责任和补救性责任。
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就其性质而言，法律关系可以分为法律上的功利关系和法律上的道义关系；与此相适应，法律责任方式也可以分为补偿性方式和制裁性方式。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补偿、强制履行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现代法律责任是将道义责任、社会责任融为一体的责任。在价值论的意义上，责任的本质在于道义性价值与社会功利性价值的水融式的体现。这种融合并没有完全抹煞其各自的独立性，无论是刑事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还是行政法律责任，在责任的根据方面，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均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使法律责任制度的设置与变迁与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相契合；但在责任的评价标准方面，归责技术倾向于寻求客观的、社会性的标准将抽象的价值判断转化为具体的、客观的行为标准，以实现法律评价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从而赋予法律责任鲜明的社会责任论的色彩。这个认识不仅对明晰法律责任的规范构造是有所裨益的，而且与现代法律方法的基本立场——寻求法律价值的客观化是相吻合的。
惩罚性责任是指对违法者施以一定惩戒的各种责任形式的总称。包括使责任主体对其违法行为承担名誉上、人格上的谴责的精神方面的惩罚性责任；使责任主体的资产等物质利益受到损失的物质方面的惩罚性责任以及限制或剥夺责任主体短期内的人身自由的人身方面的惩罚性责任等。补救性责任是指补偿受害人精神上和经济上损失的各种责任形式的总体。包括以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结束违法状态，使受害人摆脱侵害的行为上的补救责任；采取一定的行为补救对受害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伤害的精神上的补救责任，以及通过一定的行为恢复被违法行为打破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弥补受害人的物质利益损失的物质上的补救责任等。
从各国立法实际看，行政主体及公务人员承担惩罚性责任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批评教育；对公务人员进行行政处分；对违法的行政主体的领导机构进行改组；撤销违法的行政主体；对行政主体或公务人员进行经济制裁或处罚等。行政主体及公务人员承担补救性责任的形式主要有：向受害人赔礼道歉，承认错误，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抚慰；为受害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返还则产，恢复原状；停止违法行为；撤销违法决定；进行行政赔偿或行政补偿等。
2)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
所谓侵权责任，是指行政主体及公务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行政侵权责任有如下特点：
其一，侵权主体是行政主体及公务人员；
其二，实质责任主体是国家，形式责任主体是行政主体；
政治责任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共企业 公司治理 法制制度
一、前言
(一)研究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背景与意义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此相关的很多研究早已存在，但对于这一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1984年，英国经济学家Bob Tricker在《公司治理》中首先论述了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并首先提了公司治理这个概念。在我国，公司治理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和公司制企业的迅猛发展，公司治理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我国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公共企业是指持续存在的、以为社会提供具有公共性质的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经营活动的、且具有一定盈利目标、受到政府特殊管制措施制约的组织化经济实体。对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来自于对公司治理的演绎。而我国公共企业治理结构产生的独特的背景，决定了其采取的治理机制重点与西方国家一般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产生公司治理问题的背景是上市公司股权大规模分散的条件下，产生了两权分离的要求，并在实施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广大中小股东与大股东需要解决如何监督和奖励管理人员为股东的最大利益服务问题。而我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绝大多数公共企业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仍然存在一股独大的事实，即国有股作为具有绝对控制权的股东，仍在操纵上市公司。我国公司治理面临的任务首先要解决通过金融市场向社会圈钱的问题，解决如何能使上市公司在市场上真正独立，管理人员能独立于大股东而为广大的中小股东利益服务。市场经济中公共企业的设立，是由于需要政府提供市场本身不能有效提供的、具有使用上“非排他性”的和利益上“非占有性”的公共产品，对市场供给不足或供给不够有效的产品予以补充，由政府控制战略性资源和为公众提供服务。为了尽量减少公共财政资源浪费，就需要制定公共领域的具体法律来规范各种公共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行为，并通过公共政策针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某些保护性和限制性的经济规制，以保证社会目标的实现和保障公众得到良好的服务并支付合理的价格;又要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而不破坏市场经济的效率。
(二)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逻样框架
就我国公共企业的法律调整现状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没有进行公司制改造的或不是按公司制度设立的企业，主要由《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调整，本文论述的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暂不涉及此类企业。第二类是已进行了公司制改造的或按照公司制度设立的企业，这一类企业由《公司法》调整。第三类是已进行公司制改造或按照公司制度设立并以上市的企业，这一类企业由《公司法》和《证券法》共同调整。因而，我国的公共企业目前呈现出由现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公司法》和((证券法》共同调整的状况。然而这两部企业法律都已不能适应我国公共企业公司治理的现状，满足我国公共企业企业公司治理发展的需求。
(三)本文的结构
“公司治理”一个内外相互弥补的系统工程，是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有机统一。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基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形成的公司所有者、董事会和经理人员及公司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一种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制衡关系。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决策机制。公司治理过程按照公司治理权力是否来自公司出资者所有权与(公司法》直接赋予，可分为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治理。本文将简单介绍目前关于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主要理论并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方面来具体论述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
二、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理论
(一)政府有限理论
有限政府是指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都受到法律明确规定和社会有效制约的政府。关于有限政府的理论在西方社会由来已久。荷兰著名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政府的权力源于自然法，并受自然法制约，这是权力应该受到束缚的较早阐述。洛克在《政府论》将有限政府的核心要素第一次提炼为一套知识传统，认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并希望通过分权来限制政府的权力。有限政府论的经济学渊源主要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是富有效率的，并且具有自我调剂的功能，政府不应当以自己的干涉行动来破坏自由市场机制的运行。这一思想逐渐从经济领域被推广到其他领域，由经济理论变成了西方公家公共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
国内学者对有限政府的冷静的学理分析，主要的就包含在对自由主义的客观分析中。李强的《自由主义》一书以专章讨论了自由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有限政府是自由主义理想的国家组织原则。台湾学者张明贵的《自由论一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把有限政府视为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施雪华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发表的《政府权能理论》，主张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定在某个界限内，不损害个人与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张贤明的博士论文《论政治责任一民主理论的一个视角》在论述政治责任的有限性时，也讨论了政府权力的有限性问题。这些论述在公共企业公司治理领域依然值得借鉴。公共企业公司治理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监督，但这种干预和监督不能是无限制的，而是合理的、有限度的。
政治责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校 青年教师 政治参与 政治素质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008-02
2012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选之年，美国、法国、日本等多个国家进行了选举。我国刚刚胜利闭幕的“十”也成功地进行了换届。和西方国家轰轰烈烈的大选比起来，中国的换届选举显得更加温和、儒雅，透着“中国特色”。人们对换届选举的结果往往“未卜先知”，对选举过程也表现出“事不关己”的态度，特别是一些青年人表现出对政治的“异常冷漠”。而事实上，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而今，青年人远离政治并非好事。有学者甚至认为，青年人的政治冷漠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如果所有青年人都朝着政治冷漠的方向前进，无疑会导致国家发生巨大改变。因此，激励年轻人积极参与选举、参与政治是十分必要的。
政治参与是近代的政治概念，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顾名思义就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1]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参与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广泛的政治参与既是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又是不断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动力之一。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高校青年教师作为社会青年的一部分，承担着教育青年大学生的责任，高校青年教师的政治参与行为对青年大学生起着表率和引导作用，因此，提高高校青年教师的政治素质和参与热情，形成有序的政治参与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高校青年教师政治参与的现状分析
当前，高校青年教师队伍确实存在不讲政治、淡化政治的现象。在青年教师的心目中，政治总是冰冷的、居高临下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敬畏和恐惧的。于是，很多青年教师只好无奈地选择远离政治。这种政治冷漠的主要原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经济根源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基础相对匮乏，改革开放的大潮使全国人民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部分青年教师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搞科研、评职称、赚课时费，甚至去搞“第二职业”，无暇顾及政治参与，直接影响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
（二）社会文化根源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在使中国人民积淀成了“权威崇拜”“与世无争”等消极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束缚了人们的政治参与，扼杀了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感。[2]中国民众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还深受这种政治参与冷漠历史传统的影响。
（三）社会政治制度根源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成为影响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由于政治生活高层化，不利于公民参政。其实，青年教师对政治参与不感兴趣，并不完全是其自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政治体制需要改革。
二、提高高校青年教师政治参与热情的对策分析
（一）重视高校青年教师政治素质的培养
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事物发展的过程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内因决定着事物的根本属性，外因推动发展。所以，提高青年教师的政治素质要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要充分利用外因，培养内因。
“内”即从提高青年教师自身的学习意识开始，要挖掘青年教师优秀的一面，加以鼓励，使其得到发展。教育广大青年教师严谨治学、从严执教、教书育人的学风；要认真读书、多思慎思，关注现实世界，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关心时事政治。
“外”即通过学习、培训等外界因素来影响和熏陶青年教师，形成浓厚的政治学习氛围，高校党政领导应把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政治素质的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要组织教师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引导其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3]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进行理论学习、提高理论素养的关键，是通过对基本原理的学习、思考、感悟，使之内化为一种自身的素养，从而正确地看待事物、分析问题和决策工作，增强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重视高校青年教师政治参与方式的引导
第一，学术性政治参与。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性政治参与主要是指通过参加学术交流的活动形式，进行广泛的讨论研究，对事关党和国家重大政治决策提出合理建议和对策。如，撰写学术论文、发表评论等表明自己的观点、态度和意向，通过汇集成一种集体效应使政府明确感受到某种利益要求和支持意向，来影响政府的过程，这种活动也叫政治表达。政治表达是公民参政最直接、最广泛的途径之一，对政治的影响也比较直接和显著。
第二，部分青年教师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成为“思库”和“智囊团”的成员。当面对一项重大决策，为确保其正确性，一般会征求各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这些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各种方法，提出各种预测方案供决策者选用。高校教师是各领域专家的主要组成人员，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所在地政府的重大决策中，高校教师参与的更多。总之，“思想库”“智囊团”的出现，为高校教师发挥专业特长，参与政府决策开辟了有效的途径。
第三，通过网络政治参与激发青年教师的政治参与热情。随着网络出现、兴起及飞速的普及，人们通过互联网参与政治，从而产生了网络政治参与。它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参与模式，不再是单纯的“管理者说，老百姓听”，而是转变为“管理者边说边听，老百姓边听边说”。它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途径，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提升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效能和热情；形成网络舆论与现实舆论相呼应的监督态势，引发决策者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并积极介入到事件的调查与解决中来，不断促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畅通政治参与渠道
我们应当看到，青年教师从来不缺乏对政治关注和参与的潜力，而只是需要以健全的民主形式唤醒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让他们感觉到政治完全可以像春天般温暖，令所有青年教师神往，这样谁还会拒绝政治参与呢？
如果我们通过改革使政治选举有了让选民更大的选择空间，也就使人们对“选择权”和“被选择权”有了渴望。打个比方，这种渴望就像一个人想要吃一个苹果，他总是希望自己从一堆水果中挑出个自己想要的苹果，而不是被动地被分配。这，就有了政治参与的兴趣，也会催醒他们的民主意识，那样青年教师就有了强烈的政治参与成就感，就会积极地参与政治。
【参考文献】
[1]周萍.论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政治参与[J].云南社会科学，199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