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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深入应用与推广,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分别从各个不同领域开始探究智慧教育的内涵。祝智庭教授认为智慧教育的基本内涵:通过构建智慧学习环境(SmartLearningEnvi-ronments),运用智慧教学法(SmartPedagogy),促进学习者进行智慧学习(SmartLearning),从而提升成才期望,即培养具有高智能(HighIntelligence)和创造力(Productivity)的人,利用适当的技术智慧地参与各种实践活动并不断地创造制品和价值,实现对学习环境、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灵巧机敏的适应、塑造和选择。相关智慧教育公司以技术视角认为智慧教育是以云概念为基础,以物联网为支撑,网络技术作为基础方向,建立基础教育的智能化校园管理系统,可以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和应用、资源整合,融入到教学、学习、管理等工作领域,实现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目标,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智慧教育是在云计算、物联网、泛在网络、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合理设计并开发智慧学习环境,促进学生智慧学习。笔者认为智慧教育以学生为中心,通过信息技术构建并创新有效的智慧教学环境,实现个性化、智能化和体验化学习环境,形成优质教学内容共享、合理资源推送和自我评估功能,培养并提高学习者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促进学习者知识智慧建构。
二、智慧教育现状
在信息技术的融合下,各个国家已经意识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把智慧教育作为变革国家教育系统的战略选择。目前国内外在智慧教育设计和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国发展智慧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软实力的发展
国内外现阶段的智慧教育中,非常重视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宽带接入、云计算存储、移动终端的开发等,这些对促进学生进行随时随地学习提供了条件。IBM根据智慧教育五大变革,提出智慧教育框架:数据收集、存储与分析;个性化学习体验和优化教育管理。在IBM智慧教育核心就是利用信息技术,为学习者创设智慧学习情境。国内华东师大与华为公司合作的华东师大教育云、宁波智慧教育,架设高带宽校园网,创建了高智能实验室和新教学设施。这些基础设计的建设为后期智慧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提供了很好地保障。
(二)实现跨学科、跨部门整合,促进全员参与智慧教育建设
在新加坡智慧教育系统中,通过整合公众学校、私人部门/企业、公共部门政府合作模式,与各地方教育技术研究团体、信息通信研究人员、企业以及知名海外教育技术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学校与教师在电子教材、其他教育资源与教育应用的开发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通过多方合作交流,从而获得有利的实时反馈,实现活跃的思想与合作交流,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三)消除信息孤岛,促进各个系统融合共享
韩国智慧教育系统是结构化的插件式智慧教育系统,该系统由智慧内容子系统和家校学习子系统组成,通过学校和家庭联接,形成一个学习空间,促进正式和非正式学习,各个系统功能相互融合,全面实现数据共享和服务,有效提高学习和教学工作的效率。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经历了网络教育、数字教育。在数字教育中,我们基本实现了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教学系统、学习系统、管理系统等系统进行了开发,但这些系统是相互孤立的。在智慧教育未来发展过程中,整合各个子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和服务是我们智慧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
(四)重视智慧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我国先后颁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等纲领性文件,这些对我国智慧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支持,同时为智慧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智慧教育有条不紊地持续发展还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建立更完善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为智慧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我国智慧教育建设在各个学校侧重点各不相同,有侧重硬件基础设施、侧重网络带宽、数字化教材开发、教学系统软件开发等。如何更有效的发展我国智慧教育,更需要上层理论指导。笔者以学习科学为理论,促进智慧教育合理、个性、针对性建设,让学习者获得更高水平的创造性思维。
三、学习科学内涵
智慧教育建设围绕“以学习者为中心”,设计学习中的硬件、资源、环境和社会因素,根据所收集到的实时或非实时的数据,对设计进行适应性调整。而学习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则可以指导这一设计过程和具体技术的实现。根据学习科学理念,对学习情境中学习者的具体学习行为、感知信息的方式和态度,进行设计。
四、智慧学习环境设计
本文结合学习科学内涵,根据冯锐经验学习环境模型,利用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和智能技术,全面感知学习情境信息、识别学习者特性,灵活生成最佳适配的学习任务和活动,结合技术支撑下的智慧教学法,构建学生的知识意义,从而使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思维得到大大提高,设计智慧学习环境模型(如图1)。图1智慧学习环境设计模型在本模型中,“以学习者为中心”,把学习活动镶嵌在真实情境中,学习者通过体验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再检索、分析、解决和验证问题,通过广泛参与、自由探索、合作共享,获得知识的意义建构。主要有以下功能:
(一)学习情境自动感知
情境感知主要表征智慧环境对物理环境和学习行为的感知能力。一方面传感器感知环境的物理因素,系统自动调节物理环境,促进学生适应性学习。第二方面传感器获取学习者的位置、姿势、学习终端、操作、学习方式、情感等学习行为方面数据,结合学习行为分析,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提供适应性支持,促进学习者个性化、自我导向的学习。
(二)学习资源自动推送
在智慧学习平台,结合学习分析呈现学习者特征、学习内容、处理信息的方式等数据,为学习者自动推送相关学习资源,促进学习个性化学习。同时智慧学习平台还根据学习结果数据分析采取干预措施,通过迭代循环过程,更好实现个性化服务,从而达到提高学习和教学成效的目的。
(三)智慧评价
评价促进教学改进。在智慧学习环境中从评价主体的多元性、评价内容的多元性、评价方式的多元性进行综合性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主体有学生、同学、教师和学习共同体。评价内容有学生在线学习时间、发帖数据、参与讨论频率和测验分数等。评价方式有调查、项目设计、考试等。
(四)智慧教学模式
据文献分析,目前国内关于教学模式的研究非常多。然而目前如何选择恰当的教学模式,却没有相关原则和技术。在智慧学习环境中,我们充分利用技术的“智慧性”,灵活地选择智慧学习平台社交媒体,利用各种交互方式和媒体工具,设计与自己学科相适合的教学模式。同时还可通过教学助手的设计,如在线求助策略,促进学生进行高效的合作学习。在科学实验课中我们可结合认知科学仿真技术,建立3D情境馆,如博物馆、图书馆和生活馆,实现学习者真实的学习环境沉浸式学习,提高学习者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技巧。
(五)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结合
在智慧教育系统,我们结合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环境特点,主要是了解和改善家庭、工作场所,课堂等实现虚拟的共同体与现实共同体中的学习环境,针对教学设计的认知、社会和技术方面都给予跨学科的研究,从而达到利用创新的技术来改变学习方式。
五、总结
目前,信息技术与教育在不断地融合,教育信息化持续良好的发展势在必行,十分迫切。现阶段我国关于技术支持深度学习的学习环境设计与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结合学习科学理论,从理论上设计智慧教育学习环境模型,创建具有智慧特性的学习环境,促进智慧教育的研究更好地发展。
作者:张亚珍 单位:九江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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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学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市场失灵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
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
(1)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3)自然垄断市场的存在。当提供某种商品的固定成本超过可变成本时,生产者为了长期保证获得稳定的生产资料,就会与上游产业联合或干脆将其兼并入自己的企业中,也就是说在市场的运作下生产必然导致联合,从而导致自然垄断。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政府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公共经济就是政府经济,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门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政府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而市场失灵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因此,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2)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4)政府可以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过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评价和调整。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就业问题严重。据有关部门估算,在宏观经济运行三大指标中,就业指标最不理想,城镇真实的人口失业率从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3)“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4)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第五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而在现实社会中又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
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1)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2)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
(3)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按照统筹方略,结合实际,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构建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在保障基础教育的同时,要不断提高高层人才的培养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专业技术教育体系。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提高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注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风险。
1.劳动社会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和可能的选择
2.承前启后:袁方的劳动社会学思想
3.劳动社会学视野中的服务业研究
4.我国劳动关系的调节路径和研究方向——劳动社会学专委会夏季座谈会实录
5.从范式到类别:当今法国的劳动社会学
6.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所研究的劳动力的区别
7.理解劳动社会学
8.从劳动社会学的视角探析大学生观念教育
9.劳动社会学的由来和发展
10.劳动社会学之我见
11.恩格斯对劳动社会学的奠基
12.劳动社会学浅论
13.劳动社会学的地位和使命
14.简论劳动社会学——兼论分支社会学的成立条件
15.关于劳动社会学的对象和任务
16.马列主义劳动社会学的对象与职能
17.论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社会学的创建
18.对陕南农村劳动交换的社会学解读
19.应用社会学的可喜尝试——《劳动社会学概论》
20.关于劳动关系的法社会学分析
21.劳动社会学
22.巴黎通讯:记法国的劳动社会学小组(GST)
23.内部劳动市场中的互惠行为与技能外溢效应——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
24.应加强对劳动社会学的研究
25.“嵌入性秩序”——幼儿教师劳动价值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26.民主德国《劳动社会学》已翻译出版
27.评施托贝尔格:《劳动社会学》
28.体育的社会学意涵:以NBA停摆为例
29.经济学与劳动社会学:供学习经济专业的大学生参考
30.法律社会学视角下的劳动关系
31.劳动参与过程的社会学研究
32.《劳动合同法》的法社会学分析
33.劳动监察权运行的法社会学分析——从政府帮助农民工讨薪的现象切入
34.引进职业客体 成就职业主体——承接跨境外包的劳动社会学分析
35.劳动模范:在道德与权力之间——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一种道德教育制度
36.从社会学视角看《劳动合同法》
37.社会学范式视域下的劳动模范研究及思考
38.劳动分化、关系网络与农民工抗争的消解——一项基于服务业劳动过程的实证研究
39.劳动就业和社会学——讨论人口普查中“在业人口划分标准”的一些想法
40.劳动卫生社会学研究
41.劳动权的法社会学论析
42.企业中的社会劳动关系及社会学调查的经验
43.农村“留守妻子”家务劳动经济价值的社会学思考
44.个人潜能的社会激发
45.中国劳动关系发展现状分析国际研讨会综述
46.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劳动产品“质”与“量”的形成与优化分析
47.交易阴影下的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合同法》法律效果的法社会学解读
48.建立劳动科学学科体系的构思
49.新时期有关劳动关系的社会学分析
50.青年工人劳动发展状况的社会学研究
51.劳动价值论的三个维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
52.劳动经济学教学中的社会学思考
53.社会政策和科研人员的劳动效率:社会学研究经验
54.技术、劳动异化和被掩盖的减损——一个社会学观察
55.涉外劳动雇佣合同法律适用的法社会学思考
56.科学劳动休闲观的模型构建与社会学启示
57.从社会学的角度浅析劳动“岗位挤压”的功能和处理方式
58.困境与出路——对劳动积极性问题的社会学透视
59.劳动管理的社会学分析
60.从范式到类别:当今法国的劳动社会学
61.农村“留守妻子”家务劳动经济价值的社会学思考
62.承前启后:袁方的劳动社会学思想
63.从范式到类别:当今法国的劳动社会学
64.劳动社会学的由来和发展
65.劳动社会学视野中的服务业研究
66.引进职业客体 成就职业主体——承接跨境外包的劳动社会学分析
67.理解劳动社会学
68.恩格斯对劳动社会学的奠基
69.我国劳动关系的调节路径和研究方向——劳动社会学专委会夏季座谈会实录
70.劳动社会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和可能的选择
71.简论劳动社会学——兼论分支社会学的成立条件
72.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所研究的劳动力的区别
73.马列主义劳动社会学的对象与职能
74.论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社会学的创建
75.应加强对劳动社会学的研究
76.关于劳动社会学的对象和任务
77.劳动社会学的地位和使命
78.比较劳动经济学与劳动社会学看问题的角度分析
79.“嵌入性秩序”——幼儿教师劳动价值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80.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社会学解释
81.农村流动劳动力与成人教育的社会学分析
82.青年工人劳动发展状况的社会学研究
83.对陕南农村劳动交换的社会学解读
84.劳动管理的社会学分析
85.法律社会学视角下的劳动关系
86.企业政治结构与劳动治理——基于社会学视角的讨论
87.劳动就业和社会学——讨论人口普查中“在业人口划分标准”的一些想法
88.劳动参与过程的社会学研究
89.山东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健身观念的社会学分析
90.高校教师劳动力流动的社会学分析
91.改革开放前我国劳动就业思想的社会学考量
92.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社会学反思
93.科学劳动休闲观的模型构建与社会学启示
94.劳动力市场排斥的社会学解析
95.困境与出路——对劳动积极性问题的社会学透视
96.劳动经济学教学中的社会学思考
97.技术、劳动异化和被掩盖的减损——一个社会学观察
98.劳动价值论的三个维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
99.增强学生学习社会学效果的几点尝试
100.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脉络分析
101.社会学本科专业人才的需求分析与培养方案制订
102.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长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
103.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的发展:从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到科学共同体
104.社会学视角下管理会计研究理论概述
105.对社会学最有学术影响的百家出版社分析
106.社会学专业实践教学的不足与创新:围绕社会调查的分析
107.高校课程优化视角下的社会学专业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
108.文学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109.组织社会学中的社会学想象力
110.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意义研究
111.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融合的反思与发展
112.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解释
113.基于社会学视角下人力资源开发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优质教育资源 实践教学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是高等教育的目标。创新源于实践,能力来自于实践,实践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实践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载体,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
一、引言
在麦可思研究院组织调查并撰写的《2014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中显示,全国本科平均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69%,在经济学中只有金融学专业达到78%,其余专业低于69%。(数据均来自《2014年度麦可思-大学生就业年度指标》)也就是说,经济类毕业生中有三成多毕业后从事非本专业的工作。然而,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上新的台阶,但面临地区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众多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经济学人才。
同时,在“麦可思――大学毕业生流向月度跟踪调查”报告,有专业相关实习经历的大学生找到专业对口工作的几率要高出至少20%,有实习经历对经济学、管理学、工学的本科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影响最显著的为经济学,控制其他背景因素后,有实习经历的经济学类本科毕业生的半年后就业率比没有实习经历的增加7%。
一方面我们培养出的经济类人才未能从事本专业工作,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经济类人才,这种供求矛盾,反映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市场需求、就业去向相脱节,说明实践教学环节对经济学人才培养和就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从经济学学科本身出发,理论经济学是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经济规律及其基本性质的科学。应用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研究经济活动各相关领域基本理论和运行规律,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性强,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特点。经济学人才的培养体现出从理论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到侧重应用研究多层次的特征。
高校人才培养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都是同一教学活动的两个层面、同一教学活动周期的两个主要环节。提高实践教学环节的效果是培养高素质经济学人才的有效途径,经济学专业培养模式要符合市场就业需求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要培养出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经济基础理论扎实、实践能力突出的高素质经济学人才,适应市场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二、经济学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1.重知识教育,轻情商教育
从目前大多数经管类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的教学课程设置来看,主要侧重于一些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在校成绩较好的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后,眼高手低,不能很好地融入新环境,不能很好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有些学生对挫折的耐受力有限,一旦工作不顺,便自暴自弃。
2.学生实践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较差
目前的学习模式中,学生的学习过程常常表现为“要我学”,而不是“我要学”,实践教学也是如此。一方面,学生的认识较片面,将实践工作当做一种任务甚至是负担,不能积极主动参与;另一方面,实践教学内容单一,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再有,实践教学环节一般安排在最后一学期(或学年),有的同学忙着找工作,有的同学忙着做毕业论文,对实践教学应付了事,甚至出现虚假实习的情况。
3.实践教学指导力度不够
在高校中,同时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教师紧缺,尤其是指导教师自身缺乏企业管理实践经验,或缺少与企业管理实践密切相关的科研项目。人才培养只能局限于书本理论,尚未形成以科研项目或横向课题带动从而提高经济学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模式。
一些教师对实践教学认识不足,简单地认为实践教学就是是学生掌握有关的操作技能,实践内容侧重基本服务技能操作训练,对于高层次经济学人才所需要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综合应用能力培养的实践训练不足。
三、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理念
在我国,优质教育资源在不同层次高校(如“985工程”、“211工程”)存在很大差异,呈现出稀缺性,即便是在院校内部不同学科间,优质教育资源也存在很大差异。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能够促进环境的范式性转换,有助于实现学习环境、个体经验环境的范式性转换,打破旧的思维方式,实现创新的突破。
财经类本科生的实践教学环节除存在上述问题外,较突出的问题是教育资源的短缺,从而束缚实践教学环节的效果。优质的教育资源可以通过整合实现共享:整合不同高校间、高校与企业间、高校与校友间、以及应用经济学学科间的优质教育资源,搭建实践教学平台,以有限的资源实现不同层次实践教学协同发展。
四、经济学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协同发展途径
高等教育包括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将经济学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实践教学,共享不同高校间,乃至高校与社会间,以及高校内部不同学科间的优质教育资源,互相促进,协同发展,是创设经济学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
1.利用暑期学校、访学等形式,实现不同高校间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暑期学校是财经类院校在假期中,面向全国研究生,为研究生打造一个学习经典理论,并用于经济社会实践的平台。学生通过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现象,提高理论分析能力。通过经济社会学各个领域的范式、方法与核心问题的专题研究,学生可以掌握经济社会学各个分支领域的知识框架与分析工具。暑期学校中的国内外著名经济社会学家开设的前沿讲座,有助于学生了解经济社会学界最新研究进展。学生也可以参加读书会,选择经济社会需经典文献,进行讲读、评析和讨论。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进行研究。
暑期学校打破高校教育资源的封闭状态,使学生利用假期的黄金时间,充分共享不同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采用理论学习与实践分析相结合的形式,通过讨论、批判等方式,推动研究生思考经济发展与社会现状,提高理论与实践能力。
财经类院校不仅加强国内校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应该拓展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组织学生到国外的大学学习走访考察,切身感受到国外优秀院校的氛围,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经济特色,培养国际化视野和国际沟通交流能力。
2.利用企业的实践活动,实现高校与社会间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深入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提高经济学人才实践应用能力最有效的途径。与企业、研究所共建高水平专业实践平台,作为经济学人才培养校外实习实践基地。以实践基地为基础,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的深度合作,促进教学与生产实际相结合。
学生切实参与企业的相关项目中去,带着问题去实习,带着问题去调研,真正实现自身实践能力提高。学生深入企业顶岗实习,切实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将实习中发现的问题,结合理论,去思考探询解决的方案,真正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校内导师积极承担企业的横向课题,通过课题研究,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与企业专家合作研究并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也不断提高导师的实践能力和对学生的实践指导能力。
3.利用案例教学、实践平台,实现学科内本科生研究生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校内专业课教学是人才培养的基础环节,也是对经济学本科生研究生进行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案例教学是已经被证明的美国商学院非常成功的教学方式。通过精心采编的案例,学生设身处地的对实际经营管理问题进行思考、探讨,可以有效地提高他们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利用经济管理信息化实验室资源,搭建实践平台,举办多种形式的实验教学和技能培训,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教师可以将本科生与其指导的研究生组成学习团队,实施研究性教学,将教学过程变为学生探究性学习的过程。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专业知识基础性较系统、本科生学习精力时间较充沛等等各自优势资源,按不同层次明确调研目标,调动学生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将调研成果在课堂上汇报讨论。在学习合作中,强调学生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学生们的组织协调能力,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理论应用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和分析思考能力,更加可以切实提高学生们的沟通交流能力、组织协作能力,提升情商水准。
4.利用双导师制、校内社团活动等形式,实现不同学科间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学校内不同学科教育资源也不尽相同,利用双导师制,吸收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担任兼职导师,承担部分教学工作,丰富不同学科间的实践经验、理论,提高学生们的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学生们还可以通过参加校内社团活动、不同学科举办的各类讲座,丰富参与各类实践活动的机会与平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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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杨,张立彬,马志远.哈佛大学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探讨[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2(4).
[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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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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