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断代体史书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第1篇

“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

1、《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2、《汉书》，又称《前汉书》，由 中国 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由唐朝 颜师古释注。是中国第一部 纪传体 断代史，“ 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 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3、《东观汉记》，记载东汉光武帝至灵帝一段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因官府于东观设馆修史而得名。它经过几代人的修撰才最后成书。汉明帝刘庄命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世祖本纪》。班固等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

（来源：文章屋网 ）

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第2篇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

1.先秦作家作品

（1）诗歌——《诗经》与《楚辞》

《诗经》：“诗三百”，第一部诗歌总集，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六义”。与《书经》、《礼》（《周礼》、《仪礼》、《礼记》）、《易经》、《春秋》合称“五经”。

《楚辞》：收录屈原等人的作品，“楚辞体”又名“骚体”。代表作《离骚》，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2）散文——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

诸子散文：《论语》（后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专集，与《大学》、《中庸》、《孟子》合称“四书”）、《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

历史散文：《春秋》（第一部编年体）、《左传》（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国语》（第一部国别体）、《战国策》（《国策》）等。

2.汉代作家作品

（1）赋文——贾谊的《过秦论》

（2）史书——《史记》（开纪传体之先河，“二十四史”“前四史”）和《汉书》（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3．魏晋南北朝作家作品

（1）诗歌——“三曹”、陶渊明（东晋，第一位田园诗人）和乐府诗双璧

（2）史书——《三国志》（西晋陈寿）和《后汉书》（南朝范晔）

（3）文学理论——《文心雕龙》（刘勰，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

（4）小说——《世说新语》（刘义庆，第一部笔记体小说集）

4．唐代作家作品

（1）散文——古文运动（“韩柳”）、刘禹锡（字梦得，《陋室铭》）、杜牧（《阿房宫赋》）

（2）诗歌——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阶段

初唐：“初唐四杰”和陈子昂。

盛唐：两个流派（“王孟”为代表田园诗派和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苏轼赞王维“味摩诘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和两大诗人（李白、杜甫。杜甫组诗“三吏”、“三别”），另有自号“四明狂客”的贺知章。

中唐：新乐府运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稹和白居易“元白”，白居易“叙事诗双璧”（《长恨歌》和《琵琶行》）

晚唐：“小李杜”（杜牧《樊川文集》）。

5．宋代作家作品

（1）散文——唐宋家（欧阳修《六一诗话》，“三苏”中苏洵《六国论》）、范仲淹和沈括（《梦溪笔谈》，我国第一部科学作品）

（2）词——婉约派和豪放派

婉约派：北宋有柳永（北宋第一个专业词人，《乐章集》）、欧阳修、秦观，南宋有李清照（易安居士，《漱玉词》）和姜夔。

豪放派：北宋有苏轼（开豪放一派）、范仲淹，南宋有辛弃疾（号稼轩，《稼轩长短句》）、陆游和文天祥。

（3）史书——司马光（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与《史记》一起被誉为“史学双璧”）

6．元明清作家作品

（1）戏曲——元代有关汉卿（我国戏剧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王实甫（《西厢记》，张生和崔莺莺）、马致远（杂剧《汉宫秋》、散曲《天净沙·秋思》），明代有汤显祖（《牡丹亭》，又称《还魂记》），清代有孔尚任（《桃花扇》）。

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史记》；《汉书》；纵向比较；主要差异

一、《史记》与《汉书》的整体数学集合

运用数学集合概念来说，《史记》与《汉书》在叙史范围上的并集是上古到西汉王莽地黄四年为止，《史记》与《汉书》的交集是西汉汉高祖到汉武帝时期。

从并集上讲，集合的整体《史记》和《汉书》共同构成了中国上古到西汉王莽地黄四年为止的一部纪传体通史。通过考察研究二者，能够比较详尽地了解中国上古到西汉三千多年的历史。通过“本纪”、“世家”、“列传“、“表”、“书”、“志”等创新体例，详细并且后者补充前者地叙述历史。两书内容丰富，史料十分翔实，后为补充。《史记》记载了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中华民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汉书》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迄王莽地皇四年，记载西汉二百多年的历史，全书分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一百篇，计八十余万言，并且对《史记》的重叠部分不时做出有价值的补充。例如，《汉书》在《史记・韩长儒列传》“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之后插入一大段文字，补充了以往以和的御史大夫韩安国为一方，以主站的大行王恢为另一方的辩论经过。此类的增订见于各传记中。此外，就是《汉书》的十志，记事详备，取法于《史记》八书而又有所重大补充，发展。许多传记中增载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奏疏，如《贾谊传》收其经世宏文《治文策》，《晁错传》收其《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贤良对策》等，弥补了《史记》的缺略。两书各色各样的历史人物，丰富复杂的历史事件以及天文历法等详尽地叙述出来，融为一个有机的历史整体。

从交集上讲，《汉书》承袭《史记》，《汉书》中所叙述的西汉两百三十年的历史中有一半和《史记》重叠，或删润少许，或一仍其旧。《史记・陈丞相世家》：“（陈）平为人长美色。”《汉书》改为：“（陈）为人长大美色。”班固在《汉书・货殖列传》中，几乎完全抄录了《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他们的创业经过。《汉书》与《史记》的交集是必要的，因为司马迁与班固同是西汉史学家，西汉的历史一定而且是必须会出现在史书中。除了交集之外，二者不交集的地方是必然的。《汉书》承袭《史记》，班固并没有想要超越《史记》的雄心壮志，而恰恰满足于以断代史的开创者自居。《史记》开创了第一部上古至西汉汉武帝为止的纪传体通史，在司马氏传史成一家之言的情况下，班固不能不受到其影响，但又不甘示弱，独创了西汉汉高祖至王莽时期的断代史纪传体。对于班固来说，创新断代史的举措是必要的。司马迁撰写上古至汉武帝的通史是首次的创举，已经没有必要仿效，因为无论在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学识和撰写目的来看，班固不行也不可能写出一部类似《太史公书》的《兰台令书》通史出来，或者说也没有这个必要，班固所要做的是以己之长盖过彼之所短。因此，在司马氏创举的基础上，班固想要写出与《史记》分庭抗礼的著作，就必须在司马迁创新的基础上再创举。除了创制出断代史叙史方法外，还在专史上弥补《史记》的不足。《史记》是一部通史，而它的《平准书》反而是西汉初年到汉武帝时的断代的财政经济史。《汉书》是断代史，而《食货志》却有意弥补《平准书》的上述缺陷，写成一部以粮食和货币为主的财政经济专史，起于上古，迄于西汉，超出断代史的范围。从这里可以看出，《汉书》想要与《史记》分庭抗礼，就必须写《史记》所缺，叙《史记》所异。

二、史汉纵向比较――横向比较之基础

《汉书・司马迁传》批评《史记》是：“是非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值》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这几句话长期以来成为人们对司马迁与班固的比较差异在于非儒与尚儒，非正统与正统的对立。进而大多数人比较司马迁与班固，比较《汉书》与《史记》都从这几句话入手，进行横向比较。后来对于两者的比较发展到了两书中的描写，叙述等史书内容的比较，但是这也是横向的比较。大多数人都只是单纯地对两书或两书作者进行横向比较，而忽视了纵向比较。纵向比较就是所比较两者所能够比较的根本差异，即被比较者之间的根本差异，这主要追溯到被比较者主观目的意识，只有明白了比较者之间根本的主观目的意识的不同，才能够有其他客观横向的比较。在《史记》与《汉书》或者其两作者的比较来看，都要从属于一个主观目的的比较――即作者著述的意图。

对两者著述意图的比较是所有横向比较的根源。司马迁撰述意图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司马迁《报任安书》）写书最终目的乃成“一家之言”，上古至西汉，《史记》将各色各样的历史人物，丰富复杂的历史事件以及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用五种体例组织起来，有意识地使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散文史上这是空前的创举，正如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所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膀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②《史记》是司马迁的发愤之作，对此，古人有一些精当的评语，如孙执升说：“史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作《史记》一腔抑郁，发之此书。识得此书，便识得一部《史记》，盖一生心事，尽泄于此也。纵横排宕，真是绝代大文章。”③以往从来没有一部像《史记》这样完整的史书著作出现，正因为司马迁要成“一家之言”，乃发奋起而作，才有了《史记》首创的纪传体，三千历史成就“一家之言”的司马氏史书由此问世。

班固因《史记》而撰《汉书》，西汉后期至东汉初期，涌现出不少续补《史记》的学者，补续《史记》蔚然成风。刘知几说：“《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④东汉建武年间，著名学者班彪有感于诸家《史记》“续作”大都失于“鄙俗”，“不足以踵续前书”，乃采集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史记后传》数十篇，从而为其子班固撰作《汉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⑤同是，班固以班彪所续前史未详，因“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究，欲就其业”，遂本其父所作，潜精研究，续成其书，踵继先人之业。即班固撰书目的是“前史未详”、“欲就其业”。因此，班固之作承袭《史记》，承接《史记》之续，沿袭《史记》之体。在这方面上，就有了后面一系列《史记》与《汉书》的横向比较。

总的来说，一直以来对于《史记》与《汉书》和司马迁与班固的比较都从横向方面入手而忽略了纵向的比较。纵向的比较时横向比较的基础和前提。《史记》与《汉书》在空间范围范畴上是一史相承，从《史记》到《汉书》撰述从上古到西汉王莽地黄四年的历史。汉承史制，在两书相交的时期弥补史之所缺，并独创断代体。而两书作者的撰书意图影响着两书的具体形式，是其书内容差异的根源所在。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赵翼.廿二史札记[M].江苏凤凰出版社.

③孙执升.重订文选集评(卷十引)[M].

④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第4篇

01、中国古代文学史分期及各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

（1）上 古 时 期 ；神话传说

（2）先 秦 时 期：散文（历史散文、诸子散文）

（3）两 汉 时 期：辞赋 乐府民歌 历史散文

（4）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等

（5）唐 代 时 期：诗

（6）宋 代 时 期：词

（7）元 代 时 期：曲

（8）明 清 时 期：小说

02、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

（1）所谓神话，是上古时代的人们，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所幻想出来的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叙

的集体口头创作。

（2）上古神话的主要内容有：

A、解 释 自 然 现 象 的：女娲补天、女娲造人、盘古开天

B、反映人类同自然斗争 的：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精卫填海

C、反 映 社 会 斗 争 的：黄帝战蚩尤

（3）记载上古神话的主要作品：《淮南子》、《山海经》、《庄子》等.

03、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诗歌305篇。

（2） 在先秦,《诗经》统称为《诗》或《诗三百》直到汉武 帝时期，儒学者将起奉为经典，才名为《诗经》。

（3）《诗经》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形式上以四言为 主，现手法为“赋”“比”“兴”。

（4）《诗经》的名篇有：《硕鼠》、《伐檀》、《关雎》等。

（5）《诗经》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基础。

（6）《诗经》名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 靡不有初，鲜克有初

04、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1）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人，出身贵族。他“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政治上主张修明

法度，联齐抗秦，遭保守派反对，先后两次被放逐（前——汉北；后——江南洞庭）。公元前278年夏历

5月5日投汨罗江而死.

（2）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诗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得伸展抱负的愤懑。

名篇有：《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

（3）《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一首不朽的浪漫主义杰作，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首抒情诗（第一首叙事诗是

汉代的《孔雀东南飞》）。诗中的名句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它奠定了我国古典

诗歌的浪漫主义基础。

（4）我国诗歌史上常有“”并称。“风”指的是诗经国风，“骚” 指的是《离骚》，二者又代表了文学。

05、我国第二部诗歌总集——《楚辞》

（1）“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首的楚国人在本国民歌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新的诗体。

（2）《楚辞》是汉人刘向将楚国屈原、宋玉以及汉代的东方朔、淮南小山和他自己的诗歌编为一个集子。它是

继《诗经》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 集，有诗歌17篇，其中屈原的作品占绝大多数。

06、先秦历史散文

（1）《尚书》：上古之书，记言古史，上自唐虞，下到尚周。作者不详。今存

（2）《春秋》：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内容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共240多年的历史。

孔子编订。记事简单，类似现在的新闻标题。

（3）《左传》：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是为春秋做传的，记事比《春秋》多13年，

作者是鲁国的史官左丘明。

（4）《国语》：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内容从周穆王到周贞定王500多年的历史相传作者为左丘明。

（5）《国策》：又名《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国别体史书，共12策33篇。西汉刘向编订。

（6） 名 句：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满招损，谦受益|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亡羊补牢,犹为迟也

07、先秦诸子散文

（1）《论语》：儒家经典。孔子弟子编纂。反映孔子思想（礼治），20篇。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儒家创始人。

（2）《孟子》：儒家经典。孟子著，反映孟子思想（仁政），7篇。

孟子，名轲，字子舆，鲁国人，儒家重要人物。

（3）《荀子》：儒家著作。荀子著，反映荀子思想（唯物主义），32篇

荀子，名况，后人尊称“荀卿”，赵人，儒家最后的代表人物。

（4）《墨子》：墨家重要著作。墨子及弟子著，反映墨子思想（兼爱），53篇

墨子，名翟，鲁国人，墨家创始人。

（5）《老子》：即《道德经》，道家经典。老子著，反映老思想（无为）81章

老子，名耳，字伯阳，道家创始人 。

（6）《庄子》：即《南华经》，道家经典，反映庄子思想（清净无为），33篇

庄子，名周，宋国人，道家学派重要人物。

（7）《韩非子》法家重要著作。韩非著，反映韩非思想（法治），55篇。

韩非，先秦法家集大成者。

（8）《孙子》：即《孙子兵法》，孙子著。我国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13篇。

孙子，名武，字长卿，齐国人，我国古代军事家。

（9）《吕览》：即《吕氏春秋》，杂家代表著作。吕不韦集门人编写，160篇。

吕不韦，韩国商人，曾为秦的相国。

（10）名 句 ：工欲上其事，必先利其器|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是可忍，孰不可|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08、汉处著名文学家——贾谊

（1）贾谊，西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世称贾生、贾长沙，33岁死。

（2）贾谊的著名散文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

贾谊的著名辞赋有：《吊屈原赋》，《 鸟赋》

（3）贾谊共有文章58篇，西汉刘向将其编订为《新书》。

09、汉赋发展的三个阶段及主要作家

（1）“赋”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属于韵文。

（2）形成期（汉初---汉武帝）多为书写悲愤之情的“骚体赋”，有贾谊的《吊屈原赋》 枚乘的《七发》等。

全盛期（汉武帝---顺帝）多为歌功颂德的长篇“大赋”，有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 班固的《两都

赋》和杨雄的《甘泉赋》等。

转变期（汉顺帝---汉末）多为篇幅较小的抒情“小赋”，有 张衡的《二京赋》 蔡邕的《述行赋》等。

（3）“汉赋四大家”是：杨雄、司马相如、班固、张衡

10、司马迁与《史记》

（1）司马迁，字子长，西汉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二十岁开始漫游，三十二岁继父职为太始令，四十二岁开始

写〈史记〉。后因李陵（李广之孙）降匈奴一事得罪汉武帝受宫刑并下狱。出狱后发愤著书，历经十多

年，完成《史记》。

（2）《史记》，又叫《太始公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130篇，52万余字，分为本纪（12）、

世家（30）、列传（70）书（8）、表（10）五部分，记载了从传中的黄帝到汉武帝长达三千年的历史。

（3）《史记》既是史学巨著，又是文学巨著，鲁迅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4）司马迁还有辞赋8篇和著名的散文《报任安书》

（5）名 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11、班固与《汉书》

（1）班固，字孟坚，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其父班彪曾撰〈史记后传〉。班固曾被污入狱，其弟班超替其

力辩，出狱后任兰台史令，奉诏写史，历经二十余年，完成《汉书》。

（2）《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西汉）。全书共100篇，分为帝记（12）、列传（70）、表（8）、

志（10）四部分记载了从汉武帝到王莽共229年历史。

（3）班固 还是东汉著名的辞赋家（〈两都赋〉）

（4）名句：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12、汉乐府民歌

（1）“乐府”是两汉时期的音乐机构。它的任务有二：一是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演奏，二是采集

民歌。后来，乐府就成了民歌的代名词。

（2）乐府民歌的最大特点是写现实生活，叙事性强。

（3）乐府民歌的佳作：《陌上桑》，《孔雀东南飞》，《长歌行》等。

（4）《孔雀东南飞》是我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第一首长篇抒情诗是〈离骚〉），它与北朝的《木兰诗》

合称为“乐府双璧”。

13、先秦诸子散文

（1）《论语》：儒家经典。反映孔子思想（孔子，名丘，儒家创始人。）

（2）《孟子》：儒家经典。反映孟子思想（孟子，名轲，儒家重要人物。）

（3）《荀子》：儒家著作。反映荀子思想（荀子，名况，儒家最后的代表人物。

（4）《墨子》：墨家重要著作。反映墨子思想（墨子，名翟，墨家创始人。）

（5）《老子》：道家经典。反映老子思想（老子，名耳，道家创始人 。）

（6）《庄子》：道家经典。反映庄子思想（庄子，名周，道家学派重要人物。）

（7）《韩非子》法家重要著作。反映韩非思想（ 韩非，先秦法家集大成者。）

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第5篇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写的《乐器的历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der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RiseofMusicin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New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Musique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DevelopmentofIndian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HistoricalStudyofIndian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HistoryofIndian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Bhandarkar)、考马拉斯瓦米(AnandaCoomaraswamy)等以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进行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InstrumentsdeMusiquedeI''''gnde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

关于西亚的音乐史学，很少见到由本国人撰写的，几乎成了欧美人独占的天地。很多理论书的原始史料被运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础。1842年凯萨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乐》(DieMusikderAraber,Leipzig)为起端，很多学者对伊斯兰教音乐开始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关于阿拉伯音乐史的研究必须提到的人物是英国学者H.G.伐玛(HenryGeory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乐通史——《13世纪前阿拉伯音乐的历史》(AHistoryofArabianMusictothe13Century)是一本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的文献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专著，时间上一直写到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纪)灭亡为止的一段音乐历史，该著作出版后几乎半个世纪一直成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权威性阿拉伯音乐史的专著。翌年，他的一本题为《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FactsfortheArabianMusical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实的事例证实了西方音乐中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证实阿拉伯音乐通过伊比利亚半岛进入欧洲的历史事实。接着，他的一本《阿拉伯音乐的史料》(TheSourcesofArabianMusic，1940年，1965年修订版)是对8—17世纪阿拉伯音乐的理论、演奏以及历史相关的原始史料进行论述的解说集，对理解早期阿拉伯音乐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手册。关于阿拉伯音乐，这里还要提及的是黛岚捷R.D''''Erlanger编撰的巨著《阿拉伯音乐》(La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编撰，全六册)，这是一套历时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半部分为阿尔·法拉比的《音乐的大著》法译本，第三卷是萨菲·阿迪恩的《旋律的写法》全译，第四卷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献给二世的《音乐通论》，第五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阶、旋法和一些文献，第六卷为阿拉伯音乐的节奏组织与曲式分析。全书还包含着许多五线谱的谱例。该书是一部十分系统又全面论述阿拉伯音乐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阿拉伯音乐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德国、法国都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如1970年出版苏普勒(Spuler)编撰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derOrientalistic)的第一部别卷4《东方音乐》(OrientalischeMusik)所辑录的论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音乐》(DieMusikdesArabisch—islamischenBereichs)，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阿拉伯音乐研究的历史总括。对阿拉伯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有赖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乐的调式与体系》(TheModalSystemofArabandPersianMusic，1978年)等(注：参见《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5页。)。伊斯兰音乐在东方的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学者饭田忠纯1936年的《中世纪阿拉伯人的音乐观》(注：日本《东洋音乐研究》第一集，1936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岸边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乐的西流》(东京《音乐之友社》)，1983年被译成中文，改名为《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这是一本八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它却对我们了解伊斯兰音乐几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阿拉伯音乐与希腊、波斯及印度音乐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以实例阐述了伊斯兰音乐对欧洲和东方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总结也十分客观翔实，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兰音乐专著。

另外，亚洲地区尚有许多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地区，原因是文献资料的缺乏，研究者一般只能从民族学、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因此，要完全精确地把握亚洲古代音乐历史状况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以上主要对亚洲地区的音乐史料及音乐研究状况，按地域及文化圈做了一个归纳和综述，限于自己的外语水平及有限的资料只能做一个浮光掠影的描述。我国的音乐文化与亚洲各国间有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相互间的交叉、渗透都交织着千丝万缕的文化流动关系，因此笔者在执笔此文时的一个主导思考是：我们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的时候不能忽视关注周边地区相互间的文化渗透和交叉现象，对周边地区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也是对本民族文化了解的重要步骤。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坊去方换育

@②原字汤去氵换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