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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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黑龙江省除了拥有我国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例如冰雪覆盖的平原、森林和绵延不绝的山岭，此外还具有相当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位于黑龙江西部地区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满族和朝鲜族等少数民族，都有着非常浓郁的民族特色旅游资源，这些旅游资源不仅在黑龙江省内，在整个中国内陆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作为后人，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些祖先流传下来的资源发扬光大。一般情况下来说，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都囊括了博大精深的静态文化，比如具有民族特色的古建筑；也有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服饰、食物等动态文化。因此，在科学开发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必须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旅游产品进行开发。

二、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旅游产品的内容

（一）渔猎文化景观包括赫哲族的椴木图腾柱；赫哲族进行渔猎活动的器具以及渔猎文化、鱼皮衣等；绣有各种花草团的大襟长袍、具有赫哲族民族特色的套裤和被褥、各式各样包括优美图案的生活器具；鄂伦春族的古典狩猎文化和饮食文化；无论是赫哲族还是鄂伦春族其渔猎狩猎文化都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特色，由于我国在这方面的开发尚属空白，因此具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二）游牧文化景观在我国黑龙江西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具有很丰富的生态资源，除了有各式各样的植物，还有国家珍惜保护动物丹顶鹤；此外，少数的蒙古族部落，也带来了非常具有蒙古族特色的饮食文化，烤全羊、奶茶等。

（三）农耕文化景观分布于该地区的朝鲜族、满族、达斡尔族他们同汉族一样属于农耕社会，但是同传统的汉族农耕文明又有很明显的差距，这也是很有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此外，满族历史悠久的“弯子炕”、朝鲜族鲜明的民族服装等，都是具有一定开发空间的文化旅游产品。

（四）宗教文化景观黑龙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文化也异常丰富，且这些宗教文化都蕴含到了日常的民族服饰、民族首饰中；能够让游客体验到在我国中原地区所无法领略到的另类宗教气息。

三、对于该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旅游事业发展的设想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开发、发展、加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旅游事业既可以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对于文化的推广也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研发、推广做为目标，有步骤、有依据的推动黑龙江省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产业化进程，为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播及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近些年政府对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各种帮扶政策，落实的非常到位；此外，政务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少数民族地区依托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发展旅游业脱贫致富，在我国也有先例；其次，黑龙江地区在我国是一个地理位置很特殊的省份，那么黑龙江人应该抓住这些先天优势和老祖宗留下的光辉遗产利用政府的优秀政策，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建立人文气息浓厚且囊括自然景观的少数民族风俗文化村，并依托黑龙江西部地区具有特色的自然景观，着重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建设、开发，并进一步扩大开放，除了对当地区的环境有待加强之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播也有一定的帮助。例如，建立满族、朝鲜族、达斡尔等民族风俗文化村时，以当地优美的自然美景作为依托，开发该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提高游客对我国少数民族灿烂文化的认识。

四、开发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旅游产品的效应

（一）社会效应在人文旅游中，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旅游资源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对于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播，各民族的团结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着很紧密的联系。

（二）经济效应对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研发，将为该地区争取到极大的经济及社会效益，对于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就业问题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具体可以参照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旅游文化发展。

（三）生态效益黑龙江省西部除了拥有非常丰富的人文生态资源之外还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自然生态资源，在对该地区民族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同时，还能对当地自然生态的资源，起到一定的保护。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文化传统;文化建设

生态伦理一般是指，人类在进行与自然有关的生态活动中产生的伦理关系以及调理原则，是人类处理本身与周围的动植物、自然环境等生态环境关系的一系列德行标准。从它真正被人们定义至今不过几十年时间，但它的起源几乎可以追溯至人类文化产生之时。在人类文化发展相当长的时期里，文化都是以民族为载体的，因此对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把握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特性，还可以充分认识少数民族所拥有的生态伦理观念。根据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特点及地域特性，有的放矢地制定文化建设决策，不仅有利于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开展。本文以黑龙江省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为视角展开研究，阐释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与文化建设的关系，以期为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时期的农业大省———黑龙江省，进一步改善野生动植物群落、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打开新的视角。

一、文化与生态伦理的二位一体关系

(一)文化是生态伦理的载体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载体。在历史上，诸多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始终致力于从各自学科的专业角度对其进行总结，但迄今仍无法给出一个精准而普适的定义。综合来讲，“一个群体(如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能被传承的思维方式、生活模式、行为尺度、价值观念、传统风俗、风土人情、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等，即是人类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进行交流的，游离于物质之外又在物质之中的凝结能够被传承和普遍认可的一种意识形态”［1］，这种意识形态就是文化。文化包罗万象，贯穿于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不断思考探索而积蕴的思想内涵，支撑着各地区、各民族独特的思想构架，记录着其自身的发展内容、发展脉络及意识走向。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内，文化展现出的既是对先时内容的发展和延续，又创造着不同以往、独具特色的新内容。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生态伦理概念的正式确立时间较短，但生态伦理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至“文化”产生的同时，它几乎存在于文化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及各地区民族主体思想中。生态伦理的概念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及特殊的时代要求下，由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并总结出来的。中国少数民族群众为在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于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礼法、习惯，这些为适应自然环境而生的生活方式同时承载着传承各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与认识的历史使命。各民族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摸索出相宜的生态文化类型和模式，表现出鲜明的特征。第一，宗教文化蕴含生态伦理要素。少数民族原始的信仰观念与其早期形成的意识活动有关，并反作用于意识活动。在原始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低，时刻处于自然的威胁之中，为了维持生存，人类在主观上渴望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由于认知所限，人类将这种具有威胁性的自然现象归结于某种神秘力量，并希望得其庇佑，在形式及思想上向其表达崇拜，确立了原始的信仰观念，并以此驱动意识活动，逐渐形成了原始的宗教。所以，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突出表现于少数民族的宗教与禁忌文化中。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思想不单囊括了对现实事物认识的理性思维，还融入了对万物起源、人类由来、宇宙形成等的困惑，帮助人类在面临残酷生存环境时进行了最早的思考，并由此形成了最初的伦理观。以萨满教为例，作为起源最早、延续最久的原始宗教文化之一，我国北方地区16个民族中有12个信仰萨满教或仍保留有萨满教的传统习俗，这其中包括我省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等。到20世纪50年代，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生活仍相对闭塞，依然从事较为原始的狩猎生产，所以族内对原始的萨满教文化保存得相对完好，深刻影响着本族的文化习俗、观念信仰等方面。多神崇拜的萨满教以“万物有灵”为信仰核心，它认为世间万物为天所生，一切运动规则皆由神来掌控，神具有比人更高的思维方法和意识，他们通过赐福或降祸的方式支配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为维系人类生存，将自然界中的客观事物进行神化并加以崇拜的行为，深刻地体现了自认为本的生态伦理观念。在萨满教的宗教观念中存在着纯粹的生态保护观念，它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持续生存的朴素生态哲学观，它要求信众平等地看待世间万物，珍视大地、森林，珍视动植物，表现出对大自然的谦卑和敬畏。这不仅是对古老崇拜观念的延续，同时也表达了对作为意识来源的大自然的重视和感恩。当人们失去理性、无法自觉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萨满教则会凭借禁忌习俗等形式强制进行调节，从而稳定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如在特定区域及时间内禁止渔猎、采集活动等，这种对本区域内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的努力，都是少数民族先民在长期的自然生存实践中得到的启示。第二，传统文化凸显生态伦理要素。生态文化是人类在自然界的生存中形成的一套为了适应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文化体系，其主要通过生活方式和语言文化来表达。以赫哲族为例，因其生活的地域气候寒冷难以发展农业，但渔猎资源丰富，形成了以渔业为主、采集与狩猎为辅的生产结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是赫哲族中广泛流传的一句谚语，形象地说明了赫哲族聚居区域自然资源的富饶程度，侧面体现出渔猎民族与自然生态系统依赖与融合的平衡关系。赫哲族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与自然环境进行长期的互动，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渔猎文化。据资料记载，赫哲族民居除少数依山而建，其余均分布于江河两岸。在清末以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赫哲族社会发展一直相对缓慢，生产方式基本凝滞在渔猎形式，基本社会形态仍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作为典型的渔猎民族，赫哲族对自然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以全面直接地获取自然界中的动植物资源为主要生存方式。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渔猎民族的物质生产力处于较低的水平，也使得渔猎民族为了长期的生存发展努力维护生态的平衡，不会竭泽而渔。在这种生产方式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一种人与自然简单、朴素的平衡关系，使人类与自然得以和谐共处。

(二)生态伦理是文化的具体体现

第一，生态伦理体现了文化的传承。虽然科技的发展使人类活动不再局限于环境限定的框架之内，但相异的生态环境是产生相异文化形态的必要条件，本地区的生态环境深刻影响着本地区文化的起源、产生和发展。如果说影响相异文化形态形成的外部因素是自然环境，那么内部因素就是文化自身在逐渐适应、改造和利用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与其他文化相区别的特性。各区域内的人类群体为适应本地特有的气候、地理、能源、动植物群落等生存条件，开发利用本地区资源，研发并使用独特的工具与技术，最终形成其独特的社会组织模式和文化经济模式。如，对以采摘果实、打捞鱼群、追捕野兽为生的鄂伦春族而言，为了适应生存环境、满足生存需求，采取与自然界生物相似的游动迁徙的生存模式是必然选择。由于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基本的生存需求，所以鄂伦春族游动迁徙的生存模式并不会导致生物锐减或灭绝。鄂伦春族长期生活在限定的生存环境中，为满足生活需求进行的狩猎活动帮助野生动物种群淘汰了老弱病残的个体，优化了群落结构，这种适度的狩猎采集方式更符合自然规律，它维持了野生动物种群内死亡数量与繁殖数量的平衡，更具合理性。鄂伦春等与自然环境具有更为密切纽带关系的少数民族文化，蕴含着人类的存续与发展必须以维持生态的平衡为基本前提的精神内涵。当今社会，人类的生存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对野生动植物的依赖，由渔猎文化发展到游牧文化乃至融合至农耕文化时，更多面对的是驯化了的牲畜和人工培养的作物，但世代传承的渔猎文化的精神内涵依旧深植于鄂伦春族的生态伦理思想之中，族群依旧推崇以万物为本的自然本体思想，人与自然之间依然呈现着不可割裂的依赖关系。第二，生态伦理是文化的重要组成。人区别于动物，具有严密自主的独立思维及超越感性的理智等特性。人类来源于自然，也无法脱离自然独立生存。人运用思维、理智、活动和技能等能力不断地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同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促进自身的进化与发展。几乎从存在之初，人类就开始从伦理的高度思考和认识其与自然的关系，而这恰恰促进了生态伦理的萌芽。少数民族的文化蕴含着多样性的生态伦理思想，它形成于特定自然环境中，“不仅可以一种感知的符号化的形式存在，还以人为载体，以思想化的形式存在，既包括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自然界的思考和认识，也包括少数民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习惯法。”［2］从某些角度来看，更为贴近自然的少数民族，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更能感知体悟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深层内涵。无论是以自然万物的本原为研究对象，或是摒弃了自然哲学的宇宙论道路，将哲学的研究对象转向“存在”，研究的对象、内容及全过程等依然无法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人类在对自然认识、探索及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类生态伦理的观点，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被表现出来，而生态伦理观的重要性在少数民族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生态伦理多方位促进文化建设

(一)生态伦理指引文化建设的价值向度

第一，生态伦理纠正生态危机引发的价值危机。马克斯•韦伯在演讲稿《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说过:“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入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3］他认为现代社会诞生于“祛魅”，当今社会多元化的价值观相互碰撞、影响、交融，导致人们原本的价值观逐渐消失甚至被取代，社会中的各种力量在各自的领域内以逐利为目的进行激烈的斗争，崇高信仰和正确价值观也日渐式微。“当科技的迅猛发展把上帝从第一推动力的信仰搁浅到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位置上时，人们就不再对任何存在怀有敬畏之心。”［4］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生态环境的演变是人与自然彼此作用的结果，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越接近现代，人为导致的生态环境变化越明显，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也越恶劣。工业社会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大行其道，人类被这种错误的观念支配着，过于看重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将自身与自然对立起来，对自然索求无度，恶果也日益显现，温室效应、植被锐减、土地流失物种灭绝、水资源污染、矿产开采过度等。如20世纪80年代初，饶河地区掀起养貉、养狐的热潮，鱼类饲料的需求量大增，价钱低廉的小杂鱼最受养殖户欢迎。为攫取暴利，无良渔民狂捕乱捞，用各种违禁渔具毁害大批鱼苗，各种鱼类一度几近绝迹，鱼类群落难以维持正常繁殖，区域内物种平衡遭到了巨大破坏。1986年，政府启动的万亩灌区工程使林地密布、沼泽纵横的四排赫哲族村草甸基本开垦殆尽，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生态环境。这些问题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而恶劣的影响，甚至危及人类生存。第二，生态伦理体现文化重塑中人与自然的内在价值。人类一直生活在自然之中，而并非独立于自然之外，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同时具有各自的内在价值，二者在这种价值层面上地位平等且价值内容相互交融。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错误地指导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后果有诸多惨痛的教训可以借鉴。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转变、瓦解甚至崩溃，充分说明要使人类过上和谐而幸福的生活仅从制度和技术上解决是不够的。民族文化的重塑过程也是民族生态伦理的重塑过程，生态环境与生态伦理的发展变化具有统一性，需要从生态伦理的高度上重塑民族文化，引导人们将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与客观真理相结合。只有使人与自然间呈现和谐稳定的平衡关系，才能实现二者内在价值的最大化，忽视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会造成价值量的缩减乃至消亡。因此，人类不应把自然看作是可以任意处置的客体，自然与人类同样具有主体地位。只有人类平等地看待自然，客观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内在价值，才能从实践与文化层面重新塑造客观科学的生态伦理观，继而使已然遭到破坏的文化得以重塑，使得人类以蕴含科学生态伦理观的文化为依托，从正确的价值观角度出发，发乎内心、主观能动地守护家园、维护生态、保护地球。

(二)生态伦理决定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

第一，生态伦理语境下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以黑龙江省来说，由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地广人稀、渔猎资源丰富，千百年来少数民族群众择水而邻、依山而居，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渔猎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渐渐形成，这也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这种淳朴的自然渔猎经济活动贯穿于民族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直至清朝末期。清末的放垦政策使关内大量汉族群众携带农耕文化进入东北地区，他们寻找生态环境优良的土地聚居生活、开荒种粮，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地。汉族群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影响了本地区少数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及生存手段，逐渐学习掌握了农耕技术。文化建设不仅仅局限于生态伦理方面，但由于对生态环境依然拥有强依赖性，其依旧植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实质之上。同时，由于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满汉文化与本地区少数民族特有文化融合的双重影响，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文化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宗教、习俗、语言等精神层面都逐渐转变。第二，混乱的生态伦理观导致社会文化失衡。在农耕文化持久的冲击及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影响下，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态伦理观渐渐走向瓦解。在建国以来的60多年间，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在国家治理下，惠民政策深入而广泛地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也大幅提高，但多数对自然的改造活动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均未能将生态伦理作为指导，忽视了对生态平衡的维护。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迅速，由市场经济孕育的所谓“主流文化”不断渗入，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利己主义大行其道，人们片面地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渐渐无视传统生态伦理的精神内涵与重要意义。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力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渐渐落败于不断膨胀的所谓经济理性，索求无度的经济开发活动对生态造成了严重甚至不可逆的破坏，对民族生态伦理文化造成了沉重打击，传统的生态伦理观被不断质疑不断破坏，社会中形成了新的但混乱的生态伦理观念。错位的生态伦理观造成了社会文化的失衡，使得人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生态伦理所赋予的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第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体系是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具有继承性、延续性、创新性和时代性等特性。由于各自存在的差异性，传统与现代文化相遇时往往会产生激烈的冲突。生态伦理语境下的文化建设要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相互碰撞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谐发展，在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形成面对因环境及时代变化产生的新问题时科学地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观念。其主要内容是，从生态学角度出发，引导人们摒弃旧的思想观念和生存方式，欣赏和关爱自然，塑造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衡量社会的发展进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全方位构建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的新文化体系，使和谐发展融入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将人们置于新的科学的文化体系之中，帮助人类向内重塑缺失的生态伦理观，是生态伦理确定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这不仅是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结果。

(三)生态伦理引领文化建设的教育导向

“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用当代最新科学技术成就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通过合理和进步的教育制度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并用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健康的文学艺术和生动活泼的群众文化活动来陶冶人们的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5］因此，生态伦理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指引文化建设是必然要求。第一，教育手段是生态伦理建设的必然选择。对人类生存危机的反思越深刻，人类越能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化的二重属性，现代化的发展把人从原始的自然意识中解救出来，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资料，但也因利益驱动使人类痛失往昔的生存环境和精神家园，彻底颠覆了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意识到如果想使自然正常的存续下去的话，自身也要在必需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话，归根结底必须和自然共存。”［6］现代生态伦理观念绝不只是意识的觉醒，而应成为全人类生存智慧的指针。实现生态伦理建设离不开法律、行政法规、经济、科技等一系列外在手段，但只有从教育层面入手，引导人们形成尊重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观，才会使和谐发展形成内生的源动力，从精神层面助力生态伦理语境下的文化建设，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教育的手段培养和造就现代生态伦理建设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使之成为理性的生态人，为新时代科学生态伦理观的形成及生态伦理视阈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第二，教育手段帮助文化建设实现最终目标。在道德教育的范围内，生态伦理的教育旨在使人们正确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全局角度提高人类的道德素养，形成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文化，并以此指导人们的思想及实践活动。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从生态伦理出发，文化建设确立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根本目标，而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生态伦理教育是一种施加影响的过程，目的是为了培养人类的道德素养，这一道德素养要求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类依据生态伦理的标准而行为。”［7］生态伦理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摒弃与生态伦理相悖的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的利益与人类自身的利益统一起来，使人们真正意识到生态道德是精神层面的内在需要，是实践层面的方向指引。

三、少数民族地区生态伦理文化建设举措

运用生态伦理文化建设中的道德规范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理性的判断和选择，发挥生态伦理在文化建设新时期的理论引导作用。生态伦理文化建设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引导作用，促使我们发现现存生产、生活方式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症结，引导我们认识到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的欠缺和不足，实现我们在思想上和价值观上的高度统一，为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共同努力奋斗。少数民族地区生态伦理文化建设要以和谐发展为准则，实现对传统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扬弃，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及现论精髓，构建和谐生态伦理观。

(一)传承和扬弃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思想

虽然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中蕴藏了很多科学思辨的方法，但其仍是一种朴素、感性的生态伦理观，局限于解决人与自然直接接触时，低水平生产力条件下产生的简单矛盾。由于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和人类思想观念转变等原因，面对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物质生产活动给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的生态伦理问题时，传统生态伦理思想难以全面、完整、系统、有效地解决，所以现代生态伦理观的构建显得尤为迫切。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传承与扬弃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粕取精，构建与时代背景及现实情况相适应的精神内核。鉴于少数民族对其特有文化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有着天然内在的情感依赖，缺乏全局的理性认识，所以在进行生态伦理思想的扬弃时，要注意在不损害少数民族情感的前提下进行理性引导与情感培养。

(二)建立并完善和谐共生的生态经济模式

生态伦理意识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意识之一，生态伦理文化建设要以全社会的生态意识觉醒为目标，加强科普教育和大众宣传，提高群众的生态伦理意识，制定生态伦理相关政策，建立新生态经济模式，使公众对生态伦理语境下的责任与义务拥有清晰认知，并能够积极主动参与生态伦理文化建设，为生态保护提供内在保障。现今少数民族深陷生态危机和生活贫困的双重困境，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文化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逐利至上的经济发展理念使人们忽视了建设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系，传统生态伦理在新时期难以发挥引导作用，而现代生态伦理仍处于缺位状态，使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缺乏内在动力。缺乏科学生态伦理思想引导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活动，如过度的矿产资源开采、不加节制的渔猎活动、不计后果的植被破坏等，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难以为继。为了保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维护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对以生态伦理为指导的新经济模式的建立与完善早已迫在眉睫。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生态经济观念，实现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生态化集约型的转变，把经济发展与生态伦理文化建设联结起来，从思想上理论上为经济发展提供指导，以生态经济模式为蓝本走出一条和谐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三)发展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技术应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环保理念渐渐深入人心，人们开始自发地从历史教训中总结经验，有意识地发展符合现代生态伦理观的生态化技术，这种生态化的技术不同于以往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一般技术，而是将环保理念贯穿于技术的研发及应用之中。“并不是把科学技术与生态学划等号，也不是把科学技术单纯地生态化，而是在发展和创新科学技术的过程中结合生态化的意识和思维，使得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带有鲜明的生态和环境保护理念。”［8］生态技术由其他技术的“人———社会”二维意识转向“人———社会———自然”的三维意识，真正地将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结合起来，它的运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维护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为准则，促使人们有意识地寻找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契合点。生态技术为生态伦理提供技术支撑，促进生态伦理观与实践的结合，为生态伦理语境下的文化建设提供现实的参考，同时成为文化建设重要的实践成果。

作者:武卉昕 刘胜美 单位:东北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李二和．中国水运史－舟船的起源［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4．

［2］毕曼．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禀赋及其资源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6)．

［3］［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37－38．

［4］刘焕明．中国梦实践的生态伦理向度［J］．理论学刊，2015，(5)．

［5］佘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张士平．文化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影响［J］．河南教育(高校版)，2009，(6)．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一）稻作农耕文化认同

稻作农耕文化是植根于广西特定地理环境下的稻作农耕文化。由于水稻娇嫩不易种植，各种自然环境和虫害都能影响其生长和收成，需要人们细心呵护并求助于神灵巫鬼的庇佑。在求神祈巫鬼活动中，以铜鼓伴舞的祭祀仪式舞蹈最为广泛经久，是广西漫长历史时期主要的文化传统。各种铜鼓舞蹈艺术大都是源于稻作农耕文化，漫长的稻作农耕文化对广西世居先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社交、民族性格和心理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包括宗教祭祀性节日、生产性节日、纪念性节日、娱乐性节日大都与水稻生产有关，其过节仪式都纳入了稻作文化体系。数千年来，铜鼓文化以稻作文化为基础，成为广西各民族文化互动的载体，满足了广西各族人民的精神需要，已成为这些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标志。在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互动的历史发展中，虽然族群之间也有摩擦、碰撞、冲突，甚至战争等恶性互动的一面，但并没有成为广西世居民族关系的主流；而由于稻作耕种需要的人畜、生产工具的不足形成的不同村寨、族群之间相互交往、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等良性互动，长久以来成为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关系的主流，这就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稻耕文化磨合认同的内涵。说明稻作农耕文化认同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形成发展的社会学基础。

（二）自我概念决定了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价值实现的程度

原始社会，生存是头等大事，这通常都是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实现。但在这些世居先民们的生活中，是仅次于觅食的一件大事，觅食是为了生存，则是为了繁衍。为了得到异性的青睐，这就需要个体不仅要具备强壮的体魄和劳动能力，还要在生产劳动、社交集会、游戏娱乐以及祭祀仪式中展现良好的智慧与知、情、意的高度统一。另外在推举狩猎的头领、族群的勇士、英雄、部落首领时，更看重个体的智慧、能力、气质、性格、爱好、信念与习惯等内涵，这些都需要个体具有正确的自我概念。体育的价值按其作用可分为健身、娱乐、医疗的生理价值以及教育、艺术、审美、道德的心理价值和经济、政治、军事、科学、社交的社会价值等等。这些体育价值反映的都是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标准，实现这些体育价值的深度与广度，既取决于客体本身的构建，也取决于主体社会活动的水平。由此可见，自我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体育价值实现的程度。

（三）生命事件和生命转折点加强了对体育价值的认同

原始社会里，不管是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人的数量与质量是决定性的。在狩猎中追逐牲畜、与之搏斗和角力，避免不了有损伤甚至殒命事件的发生，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人们认识到，除了依靠集体的力量，还必须要有比牲畜更强的奔跑能力与力量。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人们经常受到毒虫猛兽、瘟疫疾病的肆虐，通常是那些体质健壮、免疫力强的个体能存活下来，这些人通常也喜欢参与族群里开展的角力竞技、祭祀仪式、娱乐游戏、技能技巧训练等活动，自然，这些人也更容易受到异性的青睐。这些事件使个体和族群对体育的认同具有特殊意义和重大影响，因为在上述造成生理和心理发生重大变化的事件中，个体身心承载着社会赋予人类生命事件和生命转折点相应的生命意义和符号，而在此过程中，个体对体育价值的认同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因此成为个体的生命事件和生命转折点。

二、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形态概述

从远古时期开始直至今天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体育从来没有离开人类生活的大环境而独立存在，而是以人类的文化生活状态呈现于世人。广西世居民族传统体育，与广西世居民族的民族性格、历史文化传统、政治民主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着深厚的联系。通过梳理归纳广西世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历程，尝试对不同时期广西世居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如下分类概述。

（一）反映生产、生活技能技巧的体育文化

在原始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强健的体魄往往能决定生产收成的丰歉甚至是生存所具备的基础条件，这种客观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体能和技能训练的重要性。瓯、骆的先民们在狩猎中都离不开奔跑追逐、攀缘、跳跃、投掷和射击，甚至经常要与野兽进行搏斗、角力，由此产生了赛跑、射击、射弩、摔跤、投掷等根植于生产、生活的体育活动。一些体育活动产生于劳动，起源于生活，世居先民在生产获得丰收时，自然有欣喜若狂、欢呼雀跃的庆祝活动，熊舞、猴舞、挡虎舞内容实在，动作粗犷有力，所反映是古时欧骆先民的狩猎生活。在长期的稻作农耕生产中，先民根据稻作农耕等农事生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体育活动。如舂堂舞、戽水舞、木槽舞、扁担舞、踩风车、采茶舞、春牛舞等，生动再现瓯骆先民稻作农事的各种生产情景。

（二）用于增强军事武技训练的体育

自私有制产生，氏族、部落或种族之间，为掠夺财产、抢夺生产资料、获取祭祀牲畜以及复仇等原因，经常产生争斗。不管是入侵的还是防卫的一方，为了本族的生存和利益，与异族时有争斗，一些劳动、生活技能和工具被当作武器经常在战斗使用，如射箭、射驽、角力、武术、摔跤等。随着氏族、部落和种族之间争斗规模的发展，增强军事武技等战斗力的训练活动也逐渐萌发出来。据资料考证，抛绣球活动的“绣球”最早是一种青铜铸造的兵器，用于甩投，人们称之为“飞砣”，大多用于作战和狩猎；而在广西民间广泛开展的“板鞋竞速”，最早是瓦氏夫人用来训练士兵抗击倭寇而形成的传统体育活动。另外如双刀舞、棍舞、剑舞、拳术、旗舞、棍术、同填、同顶、抛沙袋、同拼、顶竹杠等练力的锻炼方式，都是反映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增强军事武技能力、锻炼身体、提高抵御外侮能力的传统体育项目。

（三）纪念祖先或英雄人物的庆典体育活动

新石器时期甑皮岩人的丧葬制度是广西世居先民“灵魂不灭”或“祖先崇拜”观念的一种载体，反映出西瓯、骆越人的祖先崇拜、灵魂不灭观念、氏族观念以及祈求祖先神灵庇护的功利意识。广西世居先民认为祖先的灵魂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可以控制氏族、部落和个人的命运，既能庇护子孙后代繁荣兴旺，为子孙后代消灾降福，也能作祟祸害子孙。因此，滋生出对自己祖先虔诚崇拜的思想，祭祀舞蹈便是他们用来与祖先灵魂对话的神圣工具，他们认为，只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舞蹈中，就能跟祖先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能得到祖先的庇护。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在举行祭祀、朝拜祖先的活动中，基本都是通过各种铜鼓舞蹈仪式来祭祖，由此产生了各种庆典铜鼓舞蹈活动，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以铜鼓伴舞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容。打嘎是古代彝族人向死者致哀跳的铜鼓舞，端节是水族为先祖父祖母逝世及吊丧所跳的铜鼓舞，“跳弓节”是那坡县彝族祭拜祖先的铜鼓舞，“龙虫舞”是瑶族人为亡故老人“出灵”所跳的铜鼓舞，瑶族的达努节最庄严隆重的活动是打铜鼓和跳铜鼓舞，是纪念创世大神密洛陀的节日。苗族的“打牛”是祭祀苗族英雄蚩尤的舞蹈；瑶族的盘王节、“打长鼓”，以及苗族的“爬竿”等都是为了纪念瑶族先祖和英雄而创作的体育活动项目。可见，祭祀舞蹈成为广西世居少数民族非常重要的精神寄托，纪念祖先和英雄成为鼓舞广西世居少数民族的斗志和宣泄情感的常用手段或形式。

（四）反映民族风情和社交习俗的体育文化

经历几千年的积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民俗节日，既调剂着民间的生活，也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与精神修复，这些民节俗庆为传统体育提供了表演的机会与舞台，而民族传统体育则丰富了这些民俗节日内容，彼此协同发展。具有“东方橄榄球”称谓的三江侗族抢花炮活动，在每年农历三月三燃放花炮招徕顾客，抢得花炮者，除了荣誉，还可以得到酒肉蛋等物质奖励，年复一年的沿袭，形成了传统的花炮节。壮族人的高脚球比赛，惊险刺激，是由南丹人以踢柚子为游戏，并且每年中秋都举行踢柚子比赛而形成的；背篓球最初是流行于南丹传情的一种活动，后演变为体育项目，有民歌传唱为证：“二月吉旦好风光，布农布衣喜洋洋，龙狮对对当天舞，背箩球赛满歌场。一个锦球似哥心，哥投锦球引妹唱，妹不嫌弃哥家苦，哥妹一同上锦球。”原始社会自然生存环境恶劣，女性择偶特别看重男子强壮的体魄与劳动能力，而体育竞技则给男性展示智慧和力量，以此来获得姑娘青睐的机会，这符合古代民族崇拜英雄的心理和性选择的需要，也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与发展的一种重要驱动力。广西大量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都与青年男女的社交有关，甚至是专为两往提供机会而展开的活动，如布依族男女青年的浪哨、赶查白，壮族的绣球舞、捞虾舞、抛绣球，彝族的打磨秋，京族的竹竿舞等，男女青年通过这些活动来谈情说爱，开展社交活动。

（五）娱乐健身休闲的体育活动

由于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大都居住于边远偏僻的山区地域，各族群之间很少交往，缺乏交流与互动，为了调节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创造了许多用于娱乐健身休闲的传统体育活动，这些活动不追求很强的竞技性，而是以强身健体为目标，把体育寓于娱乐中，娱乐性成分较高，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娱乐和充实民族内涵的主要途径。据研究统计，属于广西世居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体育项目共有272项，其中壮族有134项，其他10个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合为138项，而且大部分是属于口传体育。

（六）反映巫鬼信仰和神灵崇拜的体育活动

广西世居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多信巫鬼与神灵，巫舞在原始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各个民族都有相关的巫术舞蹈，巫鬼信仰和神灵崇拜是骆越文化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瓯骆先民前辈的经验和自己的经历使他们确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神灵巫鬼的世界，这些神灵巫鬼具有的神秘的力量，能够影响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要使庄稼、牛羊或人类多产，就必须去祈求、取悦这种力量。因此，对各种自然物均冠以“神”的称谓，如“山神”、“树神”、“水神”、“雷神”等，对其顶礼膜拜，人们通过各种祭祀仪式来敬拜和求告，将神灵巫鬼的“异己”力量转化为“助己”、“顺己”的力量，由此创造建立了神灵崇拜和巫鬼祭祀仪式舞蹈。并不断向后代直接或间接地传授有关这种神秘力量的知识以及取悦这种力量的方法，以保证后代生活的安全和富足。祭祀舞蹈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舞蹈起源于劳动，来源于生活，当人们稻作农耕获得丰收时，自然欣喜若狂，共同欢呼跳跃；当人们举行集体祭祀活动时，必须欢歌狂舞，以娱乐鬼神，祈求功利，并且以歌舞宣泄情感。

三、结束语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发展趋势

由于新疆民族种类众多，相互之间必须进行充分的沟通，才能获得支持和理解，为现代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机遇。目前，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主要在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得到了长远的发展。首先，新疆构建起了新的评判系统，相关民族文化单位通过提高自身的监管、服务能力，使得民族文化设备有了较大程度的改进，并且监管的机制在以往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其次，民族文化朝着数字化的方向前进。21世纪是信息时代，人们要想更好地宣传少数民族文化，就要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多种途径提升民族文化产业的知名度。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复苏，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将有更好的空间。

二、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1.少数民族的文化互融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互融的地区，古往今来，就存在着不同民族文化变迁、相互传播的情况，这为开展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秦朝时期，新疆便居住着多种少数民族，各个民族的表达方式、肌肤颜色以及生活习惯都存在较大不同，而且当时的新疆人民多属于黄种人与白种人的混合。随着时代的迁移，曾居住在新疆的匈奴、吐蕃、汉等民族相继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维吾尔族以及部分其他族。

2.多样性民族文化与多元化经济

多样性民族文化内容的含义是在一个地区或领域，存在着多种文化共同存在的情况，这些文化共同促进该地区人们的思想、生存方式以及价值观。由此看来，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而这种得天独厚的非物质资源在新疆地区体现得淋漓尽致，经历了特殊的时间与空间环境，从而形成民族文化的相互结合。多元化经济是多样性民族文化能够得到长久发展的保证，就新疆地区而言，沙漠占有率为25%、平原占有率为5%，还有山丘、高原等复杂的地理条件。针对这种特殊的环境，必须具有符合条件的经济模式，带动地区发展，才能避免出现环境因素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约束现象。

3.多元化的

民族的标示便是文化，在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突出的一点就是多元化的内容，其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将作为传播文化的介质，不仅能够实现民族文化的共享性，还可以阐述民族的真正意义。伊斯兰教在新疆受到众人信仰之前，就已经有佛教、道教等众多宗教在此发展，它们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这个流程中逐渐形成具有地区特性、民族内涵的文化思想。举例而言，伊斯兰教在成为新疆宗教重要支柱的同时，为了与当地环境以及社会风俗形成统一，还融合了传统萨满族的一部分内容，现在也可以从信仰内容中找到早期人们放牧生活的一些痕迹。

三、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存在的困难

1.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

新疆目前发展最为突出的行业是旅游行业，这与所处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人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耕种文化与放牧文化的精髓所在，还可以深入了解当地民族特点以及民族风格，再加之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其又增添一份独特的色彩，令人神往。但是由于目前新疆的旅游行业整体结构以及设施方面还不够完善，经济实力不能完全支撑这个行业的迅猛发展，所以导致一部分旅游景区受到硬件设施建设缓慢等问题的限制。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是新疆少数民族文化转型存在的最主要问题之一。

2.培养人才的力度较弱

要想传播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必须要有充分的人力资源。但是目前新疆对于培养相关人才的方案还不够完善，并没有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文化发展也受到了影响。举例而言，新疆的旅游行业发展势头逐渐增强，但是人力资源的不足导致众多流程不能顺利执行下去，在对外宣传、设计等方面不能满足目前的市场需求。久而久之，便会出现旅游行业的工作人员总数众多，但高层管理者十分匮乏的情况。

四、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对策

1.增强少数民族文化创新力度

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竞争力度逐渐加强，只有不断提升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民族文化产业，才有机会在这个领域中处于不败之地。在构建民族文化产业之前，首先需要对目前所应用的工作技术进行改进，在不消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增加更能适合现阶段的技术手法。其次，寻找多个不同领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企业，相互合作，共同促进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进程，并且还要向信息化的道路发展。由此看出，增强少数民族文化创新力度是势在必行的方法。

2.增加企业在新疆民族文化的投资渠道

少数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传承场；变迁；惯习约束

一切文化的传承都是在一定的场中进行的。一切文化都有它自己的传承场，这是每种文化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基础，民族文化也不例外。什么是民族文化传承场呢？首先还得从场说起。按字面的意思，场是指平坦的空地，或者是许多人因事聚集的地方。当场进入文化领域后，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就不那么简单了，文化领域的场主要是作为传承民族文化的场而存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回答什么是民族文化传承场，或者说给它下一个定义：传承场是传承民族文化的中介实体，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和延续的空间、平台和通道。

一、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场域的变更

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大多产生在偏僻、边远、与外界交流较少、经济发展缓慢的农村地区。综观当下民族文化在乡村的发展，经过市场的展示，到舞台的表演，贵州民族文化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场域变化中，而场域的不同必然会形成各种文化事项的差异，比如方言差异、民俗差异、价值取向差异等，这是一种共通的社会现象。

1、农村

农村，针对城市来说，是以从事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人口较分散的地方。贵州农村，就是贵州各少数民族居住的民族地区，一般远离城市中心，交通极为不便，与外界交流较少，较为封闭，生活基础条件较差，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生产、生活的同质性，一方面制约了贵州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无形中又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延续构建了一种保护壁垒。由于居住封闭，无法与社会的主流文化进行平等交流，保证了各民族文化不致发生变迁；由于其生产方式是结构单一的农业经济，稳定而单一的农业结构为民族文化的延续发展，无形中构建了一种保护“壁垒”，为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生态环境。

2、市场

贵州集市属于乡村定期市场，也就是按照一定的时间周期，在固定的地点定期举办的市场。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尽管自然地理阻隔，但仍然不能割断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各民族群众在交通便利，人口相对集中的乡村地区开始定期摆摊设点，将自己拥有的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并换回自己所需的东西。在集市上，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都能得到展示。

3、舞台

舞台起初是指村庄里的表演场地，规模较小，具有无偿性和不固定性。后来逐渐发展为固定的，添加各种效果并带有报酬性的较大规模的演出场域。舞台不仅为演员的表演提供了一个空间，同时也为各种文化活动的展示提供了一个平台。它既包括民间传统礼俗中的民俗活动场地，也包括为各种欢庆活动而举行的现代演出舞台。随着时展，过去那些义务展演的文化表演活动几乎看不到了，即使是婚丧嫁娶，人们也会按照不同地区的规则收取一定的费用。民族文化作为一种无污染产业和朝阳产业，目前正在被大力挖掘和发展，因此，具有很大的利润，其演出场域也因这种利润而增加了更多的商业空间。结果使得民族传统文化发生了扭曲：民族传统文化的个性和内涵逐渐通俗化、流行化，表演队伍逐渐壮大，表演形式也发生变化，民族传统文化在各种场所中都有出现。各种新时代的元素都融进了民族传统文化中，使民族文化呈现出一种可以为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所使用的开放状态，于是，民族文化开始走出传统社会生活中的单一舞台，走向能为承办方带来更多利润的多彩表演空间。

从农村到市场，到舞台，贵州民族文化的传承场域发生着历史改变，民族文化的表达形式和内容也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场域的变更，为贵州民族文化的区域化差异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可以说，场域的转移，既打造了贵州民族文化发展与传承的平台，也见证了贵州民族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

二、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惯习约束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与惯习是一种本体契合的关系：特定的场域产生特定的惯习；特定的惯习创造特定的场域。惯习约束在最初阶段，可能是一种被动的制度管辖，经过长期制度下的规范行为进而生发形成一种习惯，最后导致一种传统力量约束着行为。约束贵州民族文化传承的力量有三种：礼俗制度、市场制度、政治制度。

1、礼俗制度

礼俗制度是指民间的各种风俗仪式习惯，虽然没有形成书面的或成文的规章制度，但却以“传统”的力量约束着人们的一举一动。贵州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长期的经验积累所得到的，在这一过程中，赋予了各族人民风俗习惯、礼俗制度、经验方法等。一定程度上讲，这些风俗习惯、礼俗制度既是传统文化，也是一种隐性的规范制度，在不知不觉中规范人们按照各民族特有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从而为贵州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提供一种保护壁垒。

2、市场制度

市场是买卖双方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益或利益加以控制的场。市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供求关系，即你有需求，我有供应。

这里引用市场制度，用来说明民族文化的传承已经明显的掺杂有“商品”气息，成为你有需求，我有供应的市场行为。

旅游市场和庆典舞台在市场制度的影响下，一方面冲破了民族传统文化最神秘最深层的神经，另一方面也带来民族传统文化的规范化、表演化和观赏化，使民族传统娱乐文化活动由村村寨寨举行，逐渐向集中地点举行，由人人熟悉并随心所欲参与转向由部分人或爱好者掌握并有组织表演。同时，在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功利目的驱使下，许多节日文化的内涵、服饰与建筑等的功能与意义遭到削减或是发生变异。

3、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