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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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户金融；金融需求；农村金融体系
为更客观细致地反映当前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状况，考察山东省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设计了农户金融需求状况调查问卷，并利用2009年7、8月份高校大学生暑假返乡的机会，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实际收回有效调查问卷261份，范围覆盖到了山东省东、西、中部的17个县市。在此期间就农村金融问题奔赴全省各地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直接与农户进行访谈。本文在统计调查问卷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的现状，总结了现阶段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的特点，并提出了满足山东省农村金融需求的措施和方向。
一、有效调查样本农户基本情况分析
有效调查样本农户户主平均年龄45岁，户均人口3.9人，户均劳动力2.5人，户均家庭总收入24225元，人均收入6523元，户均务农收入9688元，户均打工收入11368元，户均其他收入2916元。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各农户间的特点，按照农户间人均收入分成6个组(见表1)。人均收入2000元以下的农户，占有效调查样本的9.2％，其户均家庭收入最低，户均年龄和户均人口最高，户均劳动力最低，因此其人均收入也最低，且户均受教育程度不高，称之为贫困型农户，多分布于山东省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在2000—8000元的农户有3个组，占有效调查样本的70.2％，其户均家庭收入和人均收入逐渐增加，其中户均务农收入占户均家庭收入的比重呈递减趋势，而户均打工收入和户均其他收入占户均家庭收入的比重呈递增趋势，且其户均年龄和户均人口较贫困型农户低，而户均劳动力和户均受教育程度也较贫困型农户高，称之为维持型农户，多分布于山东省中东部地区；人均收入高于8000元的农户，占有效调查样本的20.6％，其户均家庭收入和人均收入最高，他们或者是劳动力较多，有较高的打工收入，或者是专业种植大户，经营效益比较高，称之为市场型农户。
二、有效调查样本农户金融需求的现状和特点
(一)借款需求强烈
从表2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需要借款的农户占63.2％，说明农户生产生活中借款需求强烈，而实际获得借款的农户占61％，说明有借款需求的农户基本上都可以获得借款。其中，有借款需求的贫困型农户占62.5％，维持型农户占68.8％，说明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借款需求较为强烈，是农村借贷需求的主体，其借款需求百分比与各自实际获得借款百分比相等，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借款需求看似都能得到满足；市场型农户中，有借款需求的农户占44.5％，实际获得借款的农户仅占33.3％，说明仍有11.2％的市场型农户的借款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从户均实际借款笔数看，有效样本的借款笔数为1.3，其中贫困型农户、维持型农户和市场型农户的借款笔数分别为1.25、1.44、0.83，说明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借款次数多于市场型农户，这也证明了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是农村借贷市场的主体。
(二)亲朋好友借款是主渠道
一般来说，农户借款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借款，包括从农村信用社和从其他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另一种是从非正规渠道借款，包括从亲朋好友借款和从民间金融组织借款。从表3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从非正规渠道借款占77％，其中从亲朋好友借款占71.3％，是农户借款的主要渠道，从民间金融组织借款比例非常小，仅占5.7％；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占25.2％，其中从农村信用社借款占24.1％，是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主要渠道，从其他正规金融机构借款仅占1.1％。
从不同农户类型看，尽管从亲朋好友借款比例最高，其中市场型农户更是达到了88.9％，但相对而言，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从农村信用社借款的比例较市场型农户高，分别占到了37.5％和29.5％，是其获得借款的第二渠道，而市场型农户则没有从农村信用社借款，但从民间金融组织借款占11.1％，是其获得借款的第二渠道。调查还发现，农户生活性借款更多的来自非正规渠道，而生产性借款则较多的由正规金融渠道提供，但即使是生产性借款，也有较大的比例由非正规渠道提供。
(三)借款用途日益多元化，但教育、建房、医疗等生活性借款仍占较大比重
农户既是一个生产经营单位，也是生活消费单位，既需要生产性借款，又需要生活性借款。农户生活性借款主要用于子女教育、医疗、婚丧嫁娶、建房、购买家电、日常开支等；生产性借款主要用于购置农机、购买农资、发展养殖业、发展工商业、外出打工等。从表4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借款最主要的用途依次是子女教育、建房、医疗、购买农资、发展养殖业和婚丧嫁娶，分别占47.1％、37.9％、22.9％、14.9％、13.8％和10.3％，可以看出，农户生活性借款的比重要远远高于农户生产性借款的比重。此外，由于农户的生产性需求具有较大弹性，一旦面临资金约束，生产性资金需求首先被压缩，因而可能会严重影响未来的收入状况。
从单个项目看，教育支出成为农户借款的首要原因，医疗支出成为农户借款的第三位原因，这反映出由于城乡差距的快速拉大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农户家庭内部难以平抑特殊消费支出所造成的冲击，农户为了孩子的学费和家人的医疗费用四处筹钱的现象较普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居住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住房已经成为农村居民改善生活条件最舍得花钱的项目，农村建房热始终高居不下。农民提高生活水平、改善住房条件无疑是件好事，但其中不容忽视的是农民的盲目攀比之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农民消费的不合理性。
从不同农户的类型看，贫困型农户借款的用途相对比较少，主要集中在子女教育、医疗、建房等生活性支出上，而且归还借款的压力比较大，占37。5％；维持型农户借款用途和有效调查样本基本相似；市场型农户借款主要用于子女教育、建房、发展养殖业，分别占38.8％、38.8％、22.2％，其区别于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显著特点是，市场型农户借款发展养殖业的比重较高，表明市场型农户生产性需求相对较为强烈。
(四)借款期限以中短期为主
从表5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借款期限在半年以内的占29.8％，在一年之内的占55.1％，在两年之内的占82.7％，在两年以上的仅占17.3％，说明农户的借款期限以中短期为主。其中，贫困型农户或者需要1—3个月的短期借款，或者需要一年以上的中长期借款，这源于贫困型农户收入较低，或者需临时陛周转资金，或者需较长时间才能归还借款；维持型农户借款期限的特点和有效调查样本基本相似，借款期限以中短期为主；市场型农户借款期限在半年以内的占51.9％，在一年以上的占23.9％，这主要是因为其收入较高，因此仅对短期临时资金需求较多，而对中长期资金需求不大。
(五)实际借款数额以小额资金借款为主
从表6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54.2％，1万元以上实际借款仅占13.2％，说明农户实际借款数额以小额资金为主。其中，贫困型农户实际借款以小额资金为主的特点更为明显，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62.5％，而且没有万元以上借款；维持型农户实际借款数额的特点和有效调查样本基本相似，实际借款数额以小额资金为主；市场型农户实际借款数额也以小额资金为主，3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就占到了50％。调查还发现，山东省中东部地区由于经济比较发达，农户对非农产业投入较大，对资金的需求相对较高；而山东省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农户的非农产业投入较少，户均实际借款数额较低。
(六)小额资金需求基本能得到满足，大额资金需求不能完全满足
前已述及，从表2看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借款需求似乎都能得到满足，但按借款金额细分后其期望借款额和实际借款额之间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从表7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49.4％，而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54.2％，表明农户期望借款数额仍以小额资金为主，且期望小额资金借款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8000元以上期望借款占40.2％，而8000元以上实际借款占34.9％，前者高于后者5.3个百分点；特别是万元以上期望借款占20.7％，而万元以上实际借款仅占13.2％，前者高于后者7.5个百分点，说明农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大额资金借款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从不同农户类型看，贫困型农户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50％，低于实际借款12.5个百分点，万元以上期望借款占12.5％，但这部分需求却根本未得到满足，说明由于贫困型农户还债能力不强，大额资金借款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而是转为小额资金借款；维持型农户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52.4％，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52.5％，不可忽视的是万元以上期望借款占到了23％，而万元以上实际借款仅占16.3％，说明维持型农户的小额资金需求能得到满足，但大额资金需求不能完全得到满足；市场型农户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38.8％，而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61.1％，而5000元以上期望借款占61.2％，5000元以上实际借款仅占38.9％，说明市场型农户的小额资金供给远大于小额资金需求，但其大额资金需求却不能完全得到满足。
(七)农村信用社借款手续繁琐、利息高、抵押担保要求高
从表8看，贷款手续繁琐占有效调查样本的54。9％，是阻碍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的首要原因。向农村信用社借款手续复杂、审批时间长，有些借款审批下来后已经贻误农时，因此借款手续繁琐是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面临的首要困难。
利息高占有效调查样本的41.7％，是阻碍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的次要原因。农业生产周期长，自然灾害多，成本高，效益普遍低于其他产业，农业收益率相对较低，而且农村信用社更是可以在一年期借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50％～100％。2005年末山东省农村信用社的农户借款加权平均利息率高达9.93％，较2003年高2.59个百分点，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农户所能承受的范围。因此，过高的利息率给农户带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
抵押担保要求高占有效调查样本的30.2％，是阻碍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的重要障碍。农民向农村信用社借款需要提供可供抵押物，然而农民可供抵押的财产却“身无长物”。其土地、房屋没有产权证而无法抵押，至于农机具等用品，金融机构也不会接受。在农村，农民通常通过连保等模式获得借款，但是要获得连保也十分困难，因为条件很严格，对于许多农户并不适用。因此，农民通过抵押担保获得借款并不容易。
从不同农户类型来看，贫困型农户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利息高和手续繁琐；维持型农户去农村信用社借款困难原因和有效样调查本基本相似；除手续繁琐外，抵押担保要求高是市场型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面临的主要难题。
三、解决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的对策分析
通过以上对山东省农户借款需求、借款途径、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实际借款数额、期望借款数额、向农村信用社借款困难原因的总体及分类型分析，对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的特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农户借款需求较为强烈，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是农村借贷需求的主体，应是重点服务对象，资金需求以中短期为主，农户尤其是对大额资金借款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为此，应强化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邮政储蓄的支农责任，培育开放、多元化和多主体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满足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金融服务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
(1)调整商业银行的金融供给，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服务力度。山东省农业银行要扭转近年来出现的“非农化”倾向，通过机制和体制的转换，充分发挥农业银行作为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优势，利用资金、网络和专业等方面的传统优势，把其在农村吸收的存款的相当比例用于农村信贷，切实提高对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信贷支持。同时商业银行应该根据市场需要；实行更大范围的利率浮动，以适应在农村金融市场上从事金融活动的需要，提高商业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生存能力，推动商业性金融机构更好为农村服务。
(2)完善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功能。各级政府部门应列出一部分预算，向有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机构提供贴息资金和弥补呆坏账损失，用少量的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农业和农村经济，继续拓展其业务范围，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和市场信息等服务体系建设，以及以农村能源、生态农业示范工程和生态资源保护工程为主体的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
(3)发挥邮政储蓄银行的积极作用。邮政储蓄银行从其网点分布、业务种类等方面来看，与农村信用社的拟合程度均较高。邮政储蓄银行的建立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与农村信用社形成良性竞争态势的竞争主体，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同时，能够打破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一枝独大”的垄断局面，启动与农村信用社的竞争意识，而这种竞争也无疑将会启动农村金融市场，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品质、提高服务效率。一是引导邮政储蓄资金以协议存款、购买金融债券等方式向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以及农业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农产品收购、农业扶贫、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农村社会事业。二是充分发挥邮政储蓄银行在广大农村的网络优势，邮政储蓄银行可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在农村地区的业务以及地方政府扶持农村地区项目的业务。
2从亲朋好友借款是农户借款的主要渠道，农户去农村信用社借款难，其中手续繁琐、利息高、抵押担保要求高是三大主要原因。所以，应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引导民间金融发展，鼓励、支持农村金融组织创新。
(1)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强合作金融功能。农村信用社改革作为山东省农村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应该牢牢把握为“三农”服务的经营方向，进一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效率。
(2)引导民间金融发展，充分发挥其支农特殊性。农村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是相互补充的，民间金融对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的积极作用是无可置疑的，民间资金进入农村金融领域不但能有效增加金融资金的供给，而且可以通过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竞争来打破农村信用社对农村金融的垄断，促进农村正规金融组织不断深化改革，改进服务质量，使农村金融市场真正按照市场经济机制运行，以构建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因此，应放宽农村金融行业的准入政策，监督和规范民间金融活动，弥补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空白。
(3)鼓励、支持农村金融组织创新。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单一，基层金融机构除农村信用社外，基本没有其他金融组织形式。因此，既要稳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又要根据农村金融需求多样性的特点，在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适合农村需求特征的金融组织创新。
3农户借款用途虽然日益多元化，但子女教育、医疗、建房等生活性需求占较大比重，生产性需求比重较小。因此，政府可以考虑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以缓解农民的后顾之忧，同时引导农民合理消费，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产性消费领域。
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时代;商业银行;创新发展
近年来，随着全球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带动互联网金融业态不断涌现，对传统的金融领域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对此，商业银行应当深刻意识到互联网金融对自身发展乃至金融行业的影响，为应对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冲击，商业银行的创新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一、互联网金融概述
互联网金融主要依托于网络、支付、云计算等互联网工具为手段或渠道平台，在业务形态和运作模式等方面区别于现实环境中的银行、信托、保险、证券等传统金融领域的新金融模式和现象。目前，互联网金融模式主要有P2P小额信贷模式、第三方支付平台、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金融服务平台模式、金融理财产品网站等。从互联网金融性质来看，它并不是互联网与金融业的简单融合，而是互联网精神与传统金融行业结合所创造的新兴领域，其不同与传统金融之处，在与互联网金融的业务运行、交易方式等都是基于互联网实现的。总的来说，互联网金融是新兴领域，有多种运作模式，是在互联网渠道上实现货币流通与资金融通，使传统商业银行与现代金融服务在互联网上得以实现。
二、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角色被弱化
互联网金融具有多种功能与作用，在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替代了商业银行的一些功能，使得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角色大大弱化。例如，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余额宝等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可以快速的实现货币支付，使人们无需到商业银行排队办理。此种便捷、快速的支付方式受到了广大客户的青睐。P2P网贷平台的运作，使资金供需双方在了解彼此信息的情况下，快速借贷、多种方式还贷，使得企业或个人融资更加便利、安全。
(二)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面临有力挑战
从互联网金融角度出发来分析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逐渐显示出弊端。因为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主要采用柜台服务的方式，客户来到商业银行是开展经营服务模式的首要条件。而互联网金融的运行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完成，这给客户带来很大便利。所以，互联网金融的替代作用逐渐凸显，使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面临有力挑战。
三、互联网金融时代商业银行的创新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使传统商业银行倍感压力，唯有创新可使商业银行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突围，那么，如何在互联网金融时代下创新商业银行呢？笔者建议是：
(一)开拓网络运营渠道
互联网金融时代背景下，商业银行创新发展，首先要做的就是开拓网络运营渠道。通过此种方式的创新，商业银行在从事线下金融活动的同时，进行线上金融活动。基于此，商业银行应当在网络环境中开辟网上商城、融资平台、金融服务平台等，打开网络运营渠道，进行网络金融活动。
(二)创新大数据产品组合
互联网金融时代中，商业银行必然要在充分认识大数据的颠覆性影响的基础上与互联网金融产生联系，而创新大数据产品组合就是实现与互联网金融联系的有效措施。当然，商业银行要想创造大数据产品组合，应当注意加强以下几方面：其一、商业银行应未雨绸缪，早做布局，从管理体系建设、具体运用模式方面不断探索，抓紧解决内部数据挖掘分析，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和技术成果转化，通过大数据高效应用，加速推进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其二、商业银行应加强与外部资源的合作，如与电商核心企业合作，掌握供应商在支付物流等环节的数据，整合外部数据，对产业链上下游进行融资。也可基于重构信息和数据传递机制，创新适合客户需要的大数据产品组合，如订单+应收账款转化融资。
(三)加大个人财务管理力度
互联网金融时代中创新发展商业银行，应当注意加大个人财务管理力度。在线上支付宝、理财通、网易现金宝等互联网理财业务大放异彩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作为线下金融服务主力，应当注意做好与线上互联网理财业务的合作，同时优化现有银行业务，使商业银行线上、线下业务发展良好。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商业银行结合线上、线下业务运行特点，合理设置个人财务管理，使其可以有效监督、控制业务运用，为促进商业银行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四、结束语
基于以上内容分析，互联网金融的日益兴起，给传统金融业务带来深层次影响。对此，商业银行可采用开拓网络运营渠道、创新大数据产品组合、加大个人财务管理力度等措施，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者:武国荣 刘超 单位: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 中国银行包头分行
参考文献：
[1]巴曙松,谌鹏.互动与融合：互联网金融时代的竞争新格局[J].中国农村金融.2012（24）
[2]郑联盛,刘亮,徐建军.互联网金融的现状、模式与风险[J].金融市场研究.2014
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第3篇
一、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过去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可兑换货币间的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张，到1998年4月底，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持续上升到1.49万亿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数额相当于所有国家外汇储备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34%，远远超过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3.37%和国际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6.34%。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外汇市场率先实现单一市场形态的运作，其显著标志是全球外汇市场价格的日益单一化，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与直接兑换的汇率差距明显缩小。
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给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以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进行大量?quot;结构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住T谛录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邮氯站?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际化进程加速。
在银行领域，1979年起，外资银行开始在我国设立代表处、分行、合资银行、独资银行、财务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68家外国银行在我国25个城市设立了252家代表处，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7家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19个城市设立了182个营业性机构，其中，有32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到今年6月底，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达323亿美元，其中贷款208亿美元。
在保险领域，到去年底，我国共有外资保险公司15家，对外开放城市由上海扩大到广州、深圳等地。
在证券领域，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市场正在准备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将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银行领域，我国将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向中资企业和居民开办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加入WTO之初，外资银行可向外国客户提供所有外汇业务。加入WTO一年后，外国银行可向中国客户提供外汇业务，中外合资的银行将可获准经营，外国独资银行将在5年内获准经营，外资银行在二年内将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5年内经营金融零售业务。
在保险业领域，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在证券市场，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的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金融资本的进入，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仍然蕴涵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加入WTO后，我国金融风险可能有如下表现：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
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比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的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本国金融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从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来看，近年来，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92年7月到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国金融市场与周边新兴金融市场波动呈现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机传染"侵袭的风险。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泰国和韩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55%上升到63%。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此外，由于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其行为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羊群效应"，其对新兴市场的进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窝蜂"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新兴市场表现之间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在金融危机时期表现为危机传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龙舌兰酒"效应。
5.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的风险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现代化的压力下。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加深后，外资可能大量流入该国银行体系，促使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尤其是银行的对外负债增长更为显著。在一些国家，以银行对外负债形式流入的资金绝大多数投资于国内市场，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特别是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大规模资本流入使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大幅度摆动，银行贷款膨胀和收缩时期交替出现，引起影响全局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由于负债和流动性的快速上升领先于经济规模的增长，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有限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为新增巨额贷款提供足够的投资机会，可供投资并提供高额回报的行业有限，银行的新增贷款往往集中于少数行业，如在泰国，大量资本流入后，银行信用发放给建筑和不动产的份额从1980年的8%增长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贷款用于不动产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数信用等级比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直接发行股票和债券获得资金，国内银行只能向次级层次风险较高的客户贷款，因此，银行对于借款企业和借款个人的利润和信用等级要求相应下调。在外资持续流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这样的信贷投放策略通常能够得以维持，但是经济形势突然逆转及外资无以为继时，这种循环将被迫中断，一些行业出现周期性逆转，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例如，在泰国，1988到1990年的资本净流入与资产价值的上升显著相关，即使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土地抵押值超过贷款很多，而房地产价格下降，仍然使银行资产负债的获利能力受到很大打击。
由于银行体系保持巨额对外净负债，面临着很大的汇率风险，可能遭受本币意外贬值引起的损失。
中央银行针对外资流入实行的冲销性市场干预政策，往往导致市场利率的突然上升，从而加大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而在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个非理性的水平，这样将削弱银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银行的稳定。因此，货币危机往往是银行体系危机的前奏。
在金融市场开放导致银行体系稳定性下降的过程中，银行道德风险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暴露。在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中，克鲁格曼教授认为，东南亚国家的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导致了泡沫经济的产生，而泡沫经济的破灭则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第4篇
始于的金融海啸波及世界，学者们纷纷探究其成因，公允价值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目前世界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于公允价值的定义表述不完全一致。如iasc323号认为：“公允价值是指熟悉情况并自愿的双方，在公平交易的基础上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结算的金额”。fasbsfasno.157中则认为：“公允价值是在计量当天，市场参与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收到的价格或转移资产付出的价格”。我国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定义：“公允价值是指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
二、金融危机下对公允价值的质疑
美国的一些银行家、金融业人士以及国会议员指责公允价值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认为金融资产和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在市场大跌和市场定价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导致金融机构过分的对资产按市价减记，低估了金融资产的真实内在价值，且加速了金融资产价格的下跌。由于巨额亏损和资本充足率下降，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资产抛售力度，对加重金融危机推波助澜。
10月，60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sec，要求暂停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他们认为失灵的市场常常意味着没有什么价格可以作为基准来盯住，如果银行不必按照市值来给资产定价，金融危机就会慢慢消退。
三、公允价值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分析
（一）公允价值如实反映市场波动所导致的金融机构经营业绩的波动
当市场处于非理性繁荣状态时，金融机构手中持有的大量以公允价值计价的金融工具价格也随之飙升，从而产生巨额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反之亦然。以a股市场为例，-，我国金融机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剧烈起伏（见表1），而公允价值在其经营业绩中又占较大比重，如，海通证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当年度净利润之比为19.44％，中国平安达44.19％，中信证券和中国银行分别为24.74％和27.15％。因此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也随公允价值剧烈波动。
不能因此而断定是公允价值的引入引起了金融机构业绩异常波动。客观地说，由于公允价值对利率、汇率、税率和资产价格的波动相当敏感，公允价值能够揭示市场变化所导致的金融机构经营业绩的波动。
（二）公允价值还可能缓和金融机构的业绩波动
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例，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要求，交易性金融资产必须以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基础。公允价值在各个资产负债表日的变动必须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待出售时再转为投资收益。因而出售时确认的损益对当期的影响将明显小于按历史成本计量的影响。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通过多次而不是一次反映收益，缓和了经营业绩的波动。
（三）公允价值并非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sec应美国参众两院的救援法案要求，就公允价值对金融业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研究，12月30日提交了题为《studyonmark-to-marketaccounting》的研究报告。明确认为公允价值并非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真正原因是信用衍生产品投资巨额损失、金融资产信用质量不透明以及贷款方市场信心严重缺失。该报告赞成会计界关于公允价值会计让投资者认识到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真实情况的观点。
四、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目前经济环境下的必然选择
（一）公允价值的产生背景
20世纪70年代，美国会计界和金融界一直对金融工具，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披露等争论不休，从而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严重缺陷，进而怀疑财务报告信息的相关性。由此产生了公允价值的概念。80年代末的美国储蓄及贷款危机促使fasb广泛推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90年代后，衍生金融工具产品的大量出现及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使公允价值成为其唯一被正式认可的计量属性。
9月，fasb了《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统一了公允价值的涵义和计量方法。接着又于2月了《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9号——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选择》，强制美国公司尤其是银行和金融机构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特定的金融资产和负债。
（二）公允价值的科学性
决策有用观认为，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主要是外部的利益关系人，会计信息应当对其决策有用。公允价值是现行交易中的估计价格，它立足于当前的交易价格，是最贴近资产和负债真实价值的价格信息。从本质上讲，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符合决策有用观的要求，能够提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因此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这主要是因为公允价值计量有以下优势：
1、能使相似的资产或负债项目产生相似的确认、计量结果，使不同的项目出现不同的结果，增进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2、能如实反映现行条件下与资产相关的预期经济利益的流入，或与负债相关的预期经济利益的流出。
3、既能如实地反映继续持有决策对业绩的影响，又能如实反映取得或处置决策对业绩的影响。
4、可以比较容易地反映大多数风险管理战略的影响，有助于风险识别与管理。
5、能够较好地满足资本保全尤其是实物资本保全的要求，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三）金融危机后公允价值的广泛引入仍是大势所趋
fasb于10月了一项解释公告，进一步阐明按市值定价的会计准则，该解释公告允许金融企业对部分流动性较低的资产以高于这些资产当前售价的水平进行定价，这并未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取消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
11月11日，在由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提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提到，公允价值不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对于金融市场的信用至关重要的公允价值应该保留下来，并建议加强公允价值相关信息的披露。
，sec副首席会计师stephanie hunsaker表示“sec最近完成了由国会委托的对公允价值会计的研究，该研究认为公允价值会计不应被暂停使用，但需要进一步改进。”
五、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问题
（一）公允价值难以体现其公允性
公允价值的应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存在活跃市场的资产或负债，活跃市场中的报价应当用于确定其公允价值。
2、不存在活跃市场的，参考熟悉情况的交易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或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资产或负债的当前公允价值。
3、不存在活
跃市场，且不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应用估值技术等确定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就第一、第二层次而言，有时市场价格并非由于市场自身的原因而上下波动，据此确定的公允价值并不具有公允性，很难真实公允地体现产品的价值。而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认定，是建立在合理的主观判断和准确可靠的估值技术基础之上的，鉴于无法保证主观判断的可靠性，估值技术也存在误差，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计量结果同样未必公允。
（二）公允价值的可靠性难以保证
公允价值的确定依赖于活跃的相关资本市场，然而当市场环境动荡不安时，市场交易价格会大幅波动，从而影响信息资源及时准确的获取。如果不存在相关资产的活跃市场，则运用现值技术等估计，但如果未来现金流量及折现率的信息都很缺乏，公允价值的判断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现值的主观估计成分较大。公允价值的可靠性难以保证。
（三）公允价值计量的实际操作难度大
多种多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增加了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大了公允价值的弹性空间，增加了获取公允价值信息的难度，特别是许多没有相关市场价格的金融工具，其公允价值更不易确定，需要运用现金流量折现法来对公允价值进行估值。而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点以及折现率的选择等也是不确定的，在计量操作上同样面临着很大难度。
（四）公允价值的计量具有顺周期效应
公允价值的的顺周期效应，是指市场利好时，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产品在利润表上显示大量浮动收益，价值高估。诱使各大企业管理层滋生片面乐观的情绪，进而诱使股东增添超额利润的冲动；而一旦经济下滑，相关金融资产价值看低，价值低估，金融机构要提高减值准备，这势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率水平。
六、规范与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及披露方式
（一）规范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和确定标准
1、明确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范围。《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活跃市场中的报价应当用于确定其公允价值。”而对于非金融资产、非金融负债，其公允价值如何取得，准则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为防止价格操纵导致的公司利润管理、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失真，应明确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范围。
2、规范公允价值确定的标准。对于已经存在活跃、公开的交易市场的，应由国家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明确其中符合公允价值确定标准的市场，其交易价格可以直接使用，形成相对统一、标准的公允价值信息；如需运用估值技术确定的，由相关部门指定研发机构，制定标准的估值模型系统，集中采集有效的市场数据，同时简化系统使用者所能调控的要素，以降低主观因素对估值的影响。
（二）完善公允价值披露模式
市场失灵时，公允价值计量会使资产价值偏离而不是公允。而历史成本有其优势，应该综合利用历史成本的更具可靠性与公允价值的更具相关性的特点，使两者有效结合，实施历史成本、公允价值等计量基础并用的计量模式。
在现有财务报表结构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报告金额的列数，针对每一具体财务报表项目，分别按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列示。为了增加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企业应该披露公允价值会计的更多细节，如计量公允价值所采用的估价技术及依据的假设，期初和期末公允价值余额的变化等，便于使用者分析判断。
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 日本 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韩立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5－0093－14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编号：10JZ130003)；教育部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蛆新MECA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编号：2010THZ0)。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写的一部能够反映其思想全貌的手稿，在我国又被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其原文文本最早于1939年(正卷)和1941年(补卷)在莫斯科出版，但由于当时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该版几乎没进人流通领域就销声匿迹了。二战结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修订了这一莫斯科版，并于1953年由民主德国的狄茨出版社重新出版，这就是后来在世界上广为流行的《大纲》。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这部《大纲》的国家，同时也是积累最为深厚的国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大纲》的研究，不仅使日本的研究水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还使“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范畴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从整体上看，日本学界对《大纲》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9年至1965年，可称为《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第二个时期是1966年至1974年，可称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第三个时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属于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下面，我们就结合日本对《大纲》的翻译，对这三个时期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评述。
一 第一个时期：《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
同对其他经典著作的翻译一样，日本也是最早翻译《大纲》的国家。早在1947年，《大纲》中那著名的一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Formen，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vo-rhergehen，以下简称《各种形式》)就已经被翻译介绍到日本。不过，当时的日译本是以《各种形式》的俄文版(1939年出版)为底本的。随着1953年《大纲》修订版的出版，从1956年起，以经济学家高木幸二郎为首的12名学者就开始着手，并于1965年完成了最后一个分册的翻译。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纲》全译本，而且因翻译质量上乘，在日本享有“名译”之美誉。
不仅是翻译，而且在对《大纲》的研究上日本也早于其他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经济学家就对《大纲》展开了研究。高木幸二郎比较关注《大纲》中的经济危机理论，发表了《危机理论体系序说》和《危机、再生产、货币制度》等著作，开创了《大纲》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先河。另一位《大纲》研究专家杉原四郎在《穆勒和马克思》、《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以及《经济原论Ⅰ》等著作中，在将《大纲》视为“原资本论”的同时，对《大纲》的“自由时间”理论以及“时间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为日后内田弘等人从这一角度系统地解读《大纲》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大纲》研究当属一桥大学的文献学家佐藤金三郎。他在1954年发表了《(经济学批判)体系和(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一文。这篇论文几乎是与欧洲的《大纲》研究专家罗斯多尔斯基(R.Rosdolsky)同时，细致地分析了所谓的“写作计划”问题，还对《大纲》进行了系统的解读，提出了一系列的“《资本论》形成史”问题，譬如在《大纲》和《资本论》之间马克思在方法论原则上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等观点。他提出问题的视角，对当时的《大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的《大纲》研究基本上处于这一“《资本论》形成史”的视角之下。
从整体上看，他们此时的《大纲》研究还与欧洲同行的研究――譬如施密特(A.Schmidt)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1964年霍布斯博姆(E.J.Hobsbawm)为杰克・科恩(Jack Cohen)的英译本《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所撰写的“序言”和罗斯多尔斯基的《资本论形成史》(1968年)等――有着差不多相同的解读框架，这就是从“经济原论”的角度来解读《大纲》，把《大纲》看做是《资本论》第一稿。当然，这种对《大纲》的解读并不为错，事实上这也是研究《大纲》的一个有效的视角。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往往会从所谓成熟的《资本论》和单纯的经济学原理角度来解读《大纲》，从而会将《资本论》中所没有的、只有在《大纲》中才存在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概念和视角忽略掉。尽管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人也曾试图突破这一解释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
与上述《大纲》研究不同，此时的日本开始涌动起一股突破这一框架的潮流，这集中体现在对《大纲》的一些特定部分，譬如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上。众所周知，《各种形式》是《大纲》“资本章”中的一节。在这一节中，相对于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零星叙述而言，此时的马克思对包括亚细亚在内的共同体能否过渡到市民社会做过相当集中系统的阐述。由于这一内容符合了日本学者当时要在日本建构市民社会的理论使命，再加上该文献翻译得较早，结果比较早地受到了日本者的关注。被称做“大冢史学”的始作俑者大冢久雄在他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中将《各种形式》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提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是按照“亚细亚”“古典古代”“日耳曼”的顺序，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它分别对应的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结论。从这一结论来看，大家久雄的解读和霍布斯博姆为英译本《各种形式》所撰写的那篇“序言”有相似之处，与当时的苏联教科书体系以及欧洲的《大纲》史学研究也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但是，与此同时，大家还根据他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并辅以马克斯・韦伯的《经济史》这条线索，研究了本源共同体内部经济关系的变化过程，提出了“共同体的解体”和“地域市场圈”等重要理论问题，这里孕育了进入一个新的《大纲》研究阶段的可能性。
二 第二个时期：“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
第二阶段是以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为突破点的。这一突破首先归功于平田清明。平田清明是日本市民社会理论的开创者高岛善哉的弟子，同时也是另一位市民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内田义彦的朋友。1966年春天，平田清明在日本著名的《思想》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连载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历史认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在这篇论文中，他首次提到了以往对《各种形式》或者《大纲》研究的局限性问题。
上文谈到，大冢久雄等人将《各种形式》仅仅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之所以这样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各种形式》“单行本”的影响。作为一个事实，《各种形式》虽然是《大纲》中的一节，但它却先于《大纲》而单独出版，由于这一缘故，人们在研究它时往往将它同《大纲》的体系割裂开来。此外，当时的“单行本”，譬如1940年出版的俄文版和以此为底本的日文版以及1952年民主德国的狄茨版都省略了位于《各种形式》前后的有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叙述，都没有提及《各种新式》末尾的“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看不到这一问题，就无法发现《各种形式》与《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机联系。
平田清明的首要功绩，就是指出了“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的意义。所谓“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是指《大纲》第V笔记本的第16页开头的一段话，原文是这样写的：“资本的真正本性又在循环结束时才表现出来。”这里的“在循环结束时”中的“循环”指的是资本的“第二循环”。问题是在《各种形式》一节中我们找不到“第二循环”的开端，而只有在《各种形式》的前面，即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的“剩余资本Ⅰ(44，45)剩余资本Ⅱ(45)领有权的转变(45)”一节中才能找到。由于《各种形式》被夹在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叙述的中间，因此《各种形式》就不能单纯地被理解为马克思一般的“共同体理论”，而应该被理解为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这是对大冢久雄等人的《各种形式》观的根本性突破。望月清司曾这样评价说，这一发现“使1965年以前的研究史一下子变成了遥远的‘前史’，而所谓《各种形式》的‘正史’从此拉开了序幕”。其实，不只是《各种形式》，整个《大纲》的研究也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新阶段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平田清明考察了《大纲》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与《资本论》的差异。他指出，与《资本论》第1卷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行说明不同，《大纲》主要是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或者说通过将“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结合起来解释资本的积累过程的。平田清明将这一方法论称为资本的“循环=积累理论”。这一理论的优越性在于，它不仅可以在经济学上更科学地解释“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更重要的，它还能解释资本主义诞生即从一般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从而解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认识。因此，在平田清明那里，《大纲》就不仅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而且还是“历史认识”，《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就是他的主著的书名。其实，早在1969年他还发表过另一部著作《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在这部著作中他讨论了“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以“重建个体所有制”为轴心重构了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可以看做是对《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补充论证。
望月清司是与平田清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对《大纲》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如果说平田清明用以解释《大纲》的核心概念是“循环=积累”或者“个体所有制”的话，那么望月清司分析《大纲》的视角则是“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或者说“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是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的前提，而“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则属于最为典型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形式。因为，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城市中来，就意味着与土地所有发生分离。望月清司正是以这一“分离”为标准，讨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提出在这三种形式当中，只有日耳曼共同体才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诞生近代市民社会这一结论。从这一结论来看，他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理论与平田清明的“循环=积累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核心的。所不同的是，望月清司通过这一“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中构建出了一整套“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经历本源共同体市民社会未来共同体这样三个阶段；只有日耳曼世界靠“内因”能完成这一历史进程。这是他通过研究《大纲》而得出的根本结论。
其次，望月清司是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史中去研究《大纲》的。他研究《大纲》并没有拘泥于《大纲》，他把《大纲》置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发展的延长线上。具体说来，他把《大纲》中的“历史理论”看做是马克思早期《巴黎手稿》中的“交往异化”理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展开史论”的直接结果。内田义彦在对望月清司的博士论文即这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的《审查报告》中这样写道：“这一点是该书对学术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因为在过去，学术界虽然以《大纲》为中心进行了新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被应用到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解中去，从而也就没能应用到包括《大纲》在内的马克思全部历史理论内在形成过程的理解中去。光这一工作，本书在学术界的地位就是无法抹杀的。”这一点的确是望月清司的独特贡献，与平田清明只关注《大纲》以及后期的《资本论》是不同的。
从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的研究来看，他们并没有遵循他们的前辈的解释框架，而是从“教义体系”已经遗忘的“所有”(eigentum)、“分工”、“交换”等概念出发的。而这些概念又可以归纳为一个范畴，即“市民社会”(biirgerliche Gesellschaft)。因为从内涵上说，所谓市民社会无非是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的体系，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马克思曾经构想过的、一个暂时的但又是必然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无论是平田清明还是望月清司都对市民社会有这一认识，他们还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和“市民社会”，并以“市民社会”为坐标解读了《大纲》甚至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在日本被称为“市民社会派”。
在《大纲》研究上，除了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以外，当时的“市民社会派”还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一项是森田桐郎和山田锐夫编《解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著作除了按照《大纲》的写作顺序(《导言》《货币章》《资本章》)对《大纲》做了系统解读以外，还以专题的方式对“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内田弘)、“领有规律的转变”(山田锐夫)、“《各种形式》研究”(山田锐夫)、“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山田锐夫)、“‘带来果实的资本’逻
辑”(吉家清次)、“《大纲》中的人和自然”(向井公敏)、“《大纲》中的异化理论”(冲浦和光)、“《大纲》的编辑问题”(内田弘)等进行了研究。另一项是当时的《现代的理论》杂志组织的有关《大纲》的系列讨论。冲浦和光、细见英、望月清司、山田锐夫、森田桐郎等人都参与了其中，其论题涉及“资本的文明化作用”、“大机器生产中的劳动过程”、“自由时间”等问题。从整体上看，“市民社会派”的思想非常活跃，他们还将《大纲》的辐射范围扩展到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焦点问题上。
当然，除了“市民社会派”以外，这一时期日本还出现许多其他研究成果，譬如花崎皋平的《马克思的科学和哲学》等。但是，客观地说，“市民社会派”是当时日本的《大纲》研究，甚至是整个日本研究的主旋律。
三 第三个时期：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
第三个时期是指1975年以后，尤其是指20世纪80年代的《大纲》研究。首先，在《大纲》的翻译上，这一时期由于刊有《大纲》的新MEGA第Ⅱ部门第1卷第1分册(1976年)和第Ⅱ部门第1卷第2分册(1981年)的出版，以经济学家为主组成的“资本论草稿集翻译委员会”于1981年和1993年重新翻译了新MEGA版《大纲》，而且新译本采取了新MEGA的《大纲》题名《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与高木幸二郎团队的经典翻译不同，新译本不仅在翻译质量上对新MEGA《正文》(Text)卷做到了精益求精，而且还将《附属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与来历”、“异文”、“订正”、“注解”等信息也进行了编译，以“译者注”的方式置于译文各节的后面，从而使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大纲》手稿的修改过程和形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新MEGA版翻译，而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大纲》研究在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又开始与世界上的《大纲》研究重新――之所以说是“重新”，是因为第一阶段的《大纲》研究基本上与当时世界上的《大纲》一一研究的主题是一致的――接轨，出现了一些综合性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市民社会派”的两位后起之秀山田锐夫和内田弘的作品当中。
山田锐夫的《经济学批判的近代像》是一本关于《大纲》研究的总括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世界《大纲》研究的传统主题，譬如“写作计划”、“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和“资本的周转和世界市场”等，而且还能找到日本《大纲》研究的固有主题，譬如“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近代社会分为三个方面，即“市民社会”、“资本制社会”(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和“产业社会”(industrielle Geseuschaft)，并从这三个方面解读了《大纲》的内容。他认为，尽管“市民社会”、“资本制社会”和“产业社会”都是对眼前的近代社会的本质概括，但它们的内部都包含了否定近代社会的积极因素。“市民社会”，从它形成的初衷来看，是为了实现自由与平等，因而包含着孕育自由个人的可能性，但是在近代社会的现实中，这一可能性却流于形式；“资本制社会”虽然剥夺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但是为自由个人的“联合”创造了客观条件；“产业社会”虽然将工人的生产力物象化为资本主义的产业能力，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一产业能力为自由时间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从而在客观上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前提。从对这三种社会积极意义的强调来看，山田锐夫的《大纲》解读是符合“市民社会派”基本精神的，也是对第二阶段《大纲》研究固有主题的深化和拓展。
与山田锐夫相比，内田弘的研究则更多地意识到了国际上的研究状况。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中着重讨论了“自由时间理论”。他认为，“《大纲》的体系同时也是自由时间论的体系”。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一方面创造出了剩余劳动时间这一形式，为解放劳动者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家又将它占为己有，让它为自己创造剩余价值。但是，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雇佣工人也被要求具备“一般知性”的能力，从事精神劳动，结果他们发现被资本家剥夺的剩余劳动时间其实只不过是自己劳动的结果，于是他们会产生要将剩余劳动时间变为自由时间的要求。
在对“自由时间理论”的分析上，内田弘还特别强调了活劳动在历史上的变化问题。我们知道，活劳动是资本存在的基本条件。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活劳动所占的比率会逐渐减少，那么以活劳动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规律会丧失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作用，再加上雇佣工人自觉认识的逐渐成熟，这将为超越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1985年，内田弘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专著《中期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这本书，按照内田弘本人的说法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的“姊妹篇”，是对前书的补充。在这本著作中，内田弘讨论了“《大纲》与李嘉图的关系”、“《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以及“《大纲》与后来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关系”。其中，特别是对“马克思《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倾泻的笔墨最多，提出了《大纲》的“序言”与《逻辑学》的“概念论”、“货币章”与“存在论”、“资本章”与“本质论”是一一对应关系的结论。1988年，内田弘又将此部分扩充，出版了英文版的《马克思的(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在欧美世界引起反响。2010年，在汉译《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出版时，译者又将此部分翻译并收入其中，从而使中国读者通过《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中文版就可以看到《中期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精华部分。
总之，从内田弘的这两本书来看，他的《大纲》研究包括了对亚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图、黑格尔以及这些人物与马克思的关系，堪称《大纲》研究的“百科全书”。同时，斯密的分工和交换理论、李嘉图的生产理论，再加上黑格尔的逻辑学，熟悉欧美《大纲》研究史的读者都知道，这些也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研究《大纲》的主题。
在山田锐夫和内田弘以后，日本的《大纲》研究很少有专著出版。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这一领域有以下几项著述和事件值得一提：一个是由一些研究新MEGA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专家从《资本论》手稿形成史角度对《大纲》的研究，譬如1997年出版的由大谷祯之介解说的《大纲》手稿的影印版；从历史学和经济史角度对《大纲》的再研究。譬如，福富正实和小谷汪之、布村一夫等人根据《大纲》对马克思的亚细亚观和共同体理论的重构。另一个是从环境思想角度对《大纲》思想的挖掘，譬如椎田重明、吉田文和、岛崎隆、森田桐郎等人对《大纲》中的“物质代谢”以及“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理论的解读。另外，2001年中村哲等人编辑了一本论文集《(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历史与逻辑》。还有，随着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
的爆发，《大纲》中的危机理论又重新受到了关注等。不过，从整体来看，相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繁荣景象，90年代以后的《大纲》研究略显萧条。
以上，我们概述了日本学者研究《大纲》的历史。从内容上看，日本的《大纲》研究经历了从“作为《资本论》形成史的《大纲》研究”出发，到“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大纲》研究”，再到“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它代表着日本学者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以“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大纲》解读是不多见的。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大纲》研究的成果，譬如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环的结束”和“个体所有制”问题、望月清司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内田弘的“自由时间理论”、山田锐夫的“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等颇为独特，是其他国家学者很少注意到的。
而且，无论是在解读的严密性还是思想深度上，这些成果与同时代的西方的《大纲》研究，譬如麦克莱伦和尼古拉斯的研究、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内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等相比毫不逊色。
日本的这些独特的成果主要出现在《大纲》研究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所以在这两个阶段出现了这样的成果，与他们确立起了“中期马克思”概念有关。我们知道，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所谓的“早期马克思(异化论)和晚期马克思(《资本论》)的对立”一说。而《大纲》的出现，则使两者连接起来，《大纲》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所谓的“中期马克思”概念。正是有了这一概念，他们可以解放思想，突破过去将《大纲》纳入《资本论》形成史框架的局限，从而将《大纲》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为他们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但是，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大纲》研究也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我们试举两例。首先，是山之内靖对“市民社会派”的批判。作为一个事实，无论是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还是山田锐夫和内田弘，他们都属于“市民社会派”。而这一派对马克思的解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用“市民社会”概念来重构马克思的学说；将市民社会看做是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基本概念。因此，他们的马克思解释会包含着许多对斯密的生产力概念、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西欧发展道路的肯定。对此，山之内靖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机、非西欧世界等出发，认为他们夸大了《大纲》中所存在的“西欧中心主义”、“黑格尔的观念”、“生产力主义”，提出应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吸收，即马克思的反现代性的自然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的“晚年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