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纠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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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纠纷同范文第1篇

处理意见：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认为本案实际存在两种法律关系：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就消费卡销售款项部分纠纷基于劳动合同关系产生，该部分纠纷未能结清帐目，亦未经劳动部门进行仲裁，不属于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范围；而被告签单的5000元，系被告确认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法院对该部分纠纷可以处理。但具体在程序中如何处理，形成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本案应适用判决，用判决的形式可以处理实体及程序上的问题。支持原告关于要求被告给付5000元消费额的诉讼请求，驳回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关于消费卡部分20万元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本案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被告之间消费卡纠纷不属法律直接受理的范围，且是本案诉讼请求的主要部分，虽然双方消费欠款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法院可以审理，但其仅为诉讼请求中很小部分，应按主体诉讼请求来界定本案的处理方式，应裁定驳回原告的所有起诉。

第三种意见：对原告关于消费卡部分20万元的起诉应当裁定驳回，待裁定生效后，再以判决支持原告要求被告给付5000元的诉讼请求。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评析：

一般来说，一个案件只能是基于当事人双方之间一种法律关系产生的纠纷而引起。但在实践中，原、被告之间往往存在多个法律关系，而当发生纠纷时，原告往往为了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把所有纠纷一并起诉，或认为双方之间实际是一个法律关系而来全部包括在一个诉状中，而法院立案审查时，可能因为诉状陈述较简单或从原告提供材料中无法看出多种法律关系的合并等原因，而予以受理。因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审理过程中便出现难以操作的问题。

一、程序法与实体法的问题。

驳回起诉是指人民法院依据程序法的规定，在已立案对案件进行审理中，发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而对原告的起诉予以拒绝的行为。它所针对的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的起诉，发生立案后而尚未审结前，适用裁定的法律文书的形式来解决程序法上的当事人诉权问题。主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来审查起诉条件，即：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的事实和理由；4、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则不能适用，如果二审或再审时法院发现案件不应受理的则只能发回重审，由原审法院裁定驳回。

驳回诉讼请求是指人民法院对当事人通过人民法院向对方提出实体权利要求，因为当事人的实体要求没有实体法上的正当理由和法律依据，以判决形式予以拒绝的行为，包括驳回全部和部分诉讼请求，实际是在于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否定性评价。第一审、二审、再审程序都适用，依据的是各种实体法律、法规。

本案中原告就其与被告之间关于消费卡部分的纠纷因属于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就此未对清帐目，亦未经劳动部门仲裁，根据法律规定，不属于法院直接受理的民事案件范围，因此，原告就该部分纠纷其实不享有诉权，如果其应该部分单纯起诉，则应从程序上驳回起诉，法院对该部分不应实体审理。而双方关于消费单签单的5000元因系双方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该消费单部分纠纷属于法院受理的范围，因原告主张有据，被告应给付原告5000元消费款。

二、同一案中包含多种法律关系，如何处理。

同一案件中一般仅为一个法律关系，如在立案审查时发现，一般要求原告分开起诉。但因诸方面原因，实践中往往在一个案件中存在多种法律关系。

本案中如以第一种意见处理，则关于双方消费卡部分纠纷，法院实际上以程序法从实体上消灭了原告的胜诉权，而非原告的起诉权，以程序法来解决案件实体上的问题，逻辑上比较混乱。如原告单纯就该部分起诉，则应是驳回原告起诉，如原告上诉而二审维持，则原告在时机成就时仍享有诉权，比如在双方对清帐目或经劳动管理部门仲裁后，原告仍可就该纠纷起诉，仍存在胜诉的可能。而如果适用判决来驳回原告就消费卡纠纷部分的诉讼请求，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而此时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原告则难以再行起诉，实则上法院未经实体审理即从实体上消灭了原告的胜诉权，有违程序及实体的公平正义。

劳动合纠纷同范文第2篇

本文探讨的是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救济的问题，具体案件是工资债权的债权人与违约的债务人之间的纠纷。该案的核心问题是，适用仲裁前置原则的民事纠纷案件，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后，是否还要受仲裁申请期限的制约，在违约事实清楚，损害客观存在的情形下，以纠纷解决的行政程序的申请期限已过为由，剥夺受害人通过司法程序取得赔偿的机会是否妥当。本文通过分析具体判例，探讨民事法律的基本理论与实务问题，以期使此类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较为妥当的解决，使受害人得到适当的救济，并对立法和司法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理论线索。期待读者对文中观点提出批评意见。

一、案情和判决[1]

1994年3月31日，原告徐某与被告常州市中南纺织集团公司（以下称“中纺公司”）签订了“聘请汽车驾驶员合同”，并于同年5月12日经常州市公证处公证。合同约定：“聘期自1994年3月31日起至1996年4月1日止。中纺公司每月支付徐某工资人民币500元，如不能及时支付工资（协商同意除外），徐某有权停止开车，后果由中纺公司负责；一方中途无故违反合同内容，必须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800元……”合同履行期间，中纺公司每月向徐某支付了大约140元至363元之间不等的工资。1996年3月27日，徐某向中纺公司提出异议，要求中纺公司按合同约定每月支付500元工资，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同年4月16日，徐某向常州市戚墅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7月23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中纺公司补发徐某1996年2、3月份的差额工资379.40元，并按25%支付补偿费94.85元。徐某对裁决不服，于1996年8月5日向常州市戚墅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中纺公司支付合同期间所欠工资6665.92元；并支付违约金800元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徐某与中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双方应按合同履行。中纺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每月支付徐某工资500元属于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按照合同约定应向徐某支付违约金800元。而徐某未按劳动法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仲裁，故对其所提出的补发1994年4月至1995年12月的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1996年1至3月的工资，中纺公司应按约履行，不足500元的差额部分应补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9条、第50条、第79条、第91条并参照《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8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1.中纺公司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徐某3月份的工资500元，补发1 至2月份的差额工资347.80元并给付工资补偿金136.35元，支付违约金800元，合计人民币1784.15元。2.驳回徐某对中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徐某不服，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遂于1996年12月23日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二、问题的焦点

根据上述案情和判决，可以将本案法院审理情况简要概括如下：法院认定原被告间订立的合同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双方应按合同履行；对被告认定其未按合同规定支付原告工资属于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对原告认定其未按劳动法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仲裁，故对其诉讼请求中超过仲裁申请期限的部分（1994年4月至1995年12月的工资差额）不予支持。

据称，法院所作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9条、第50条、第79条、第91条”。以下看一下各法条的内容及其适用情况。

劳动法第19条是关于劳动合同的形式与内容的规定，应是法院认定该案劳动合同“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依据；第50条中“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的规定和第91条中有关“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的规定，应是法院认定被告违约，并作出令其支付合同工资差额、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中25%的比例似依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2]第3条之规定）判决的主要依据；而第79条“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应是认定原告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合法的依据。

对于所称原告的“未按劳动法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仲裁”，判决虽未明示依据之法条，但从劳动法中规定仲裁提起期间的为第82条可以得知法院依据的是该条。法院据此决定，“对其所提出的补发1994年4月至1995年12月的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在判决中驳回了原告对该部分损害的赔偿诉讼请求，从而使原告失去了本应属于自己的该部分劳动报酬。

从以上情况看，应该说，本案案情并不复杂，法院对被告违反合同的事实、违约责任这部分的认定和法律适用也是准确的。但是，这样一个违约事实清楚，损害客观存在的民事纠纷案件，却因受害人申请仲裁超过了期限，致使其通过司法途径也仍然未能得到应有的赔偿，这不能不说本案的判决确实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同时也说明我国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补救的法律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很明显，问题的焦点在于超过了仲裁申请期限，是不是同时也就失去了通过司法程序取得赔偿的机会。本文拟在法学理论与具体判例的结合上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以求在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从法律制度和司法实务上，尽可能公平、妥当、切实地保护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仲裁申请期限与诉讼时效期间

弄清仲裁申请期限和诉讼时效期间的性质与区别是解决这一焦点问题的关键。因此，首先结合本案分别探讨一下仲裁申请期限与诉讼时效期间的性质。

1.仲裁申请期限

劳动争议仲裁是行政仲裁的一种。行政仲裁是行政机关设立的专门机构以第三者的身份，按照仲裁程序对特定争议居中作出裁决的制度。行政仲裁的对象是与合同有关的民事纠纷。劳动合同纠纷正是这种行政仲裁的对象之一。仲裁申请期限是由法律规定的申请时效限制，当事人必须在法定的限期内提出仲裁申请[3].

劳动合纠纷同范文第3篇

委托人：王汉升、许建宇，浙江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银行浙江省桐庐支行。

法定代表人：罗炳发，行长。

法定代表人：濮繁，中国银行桐庐支行副行长。

原告李林珍因与被告中国银行桐庐支行（以下简称桐庐支行）发生劳动合同纠纷，向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李林珍诉称：1994年2月24日，被告桐庐支行以原告缺一右肾，存在严重身体缺陷为由，单方面决定解除劳动合同。从医学临床实践看，缺一只肾，只要肾功能正常，不会对身体构成严重危害。浙江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诊断证明：原告肾功能正常，可以正常工作。从银行工作性质看，原告从事的是银行会计工作，缺一只肾，根本不会对工作构成威胁，也不影响银行职员需要具备的外表形象。另外，从国家体检政策上看，《普通高校招生体检标准》允许缺一只肾的人报考除地质类以外的任何专业。鉴于上述理由，请求法院撤销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决定，责成被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被告桐庐支行辩称：原告李林珍右肾摘除，体检时未向医师说明，到我行后，有人反映和医院复查证实。原告不符合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招工、招干、调入人员及新职工转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中关于新职工必须具备的“身体健康，无严重疾病和缺陷”的录用条件。根据劳动人事部有关文件规定，劳动合同制工人在试用期间，经发现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有权单方面解除其劳动合同。被告认为原告右肾摘除是严重缺陷，理由是中国银行对职工要求较高，不排除其他行业认为此类缺陷为一般缺陷而可以录用的可能性。据此，请求法院维持被告桐中银（1994）第8号关于解除李林珍劳动合同的决定。

桐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林珍于1987年不慎从楼梯上滚下来而摔伤，在医院作了右肾切除手术。术后，恢复健康。1993年8月初，李林珍得知被告桐庐支行招工的信息，认为自己符合条件，就报了名。8月16日，桐庐支行对报名者面试后，初定李林珍可以参加体检。8月20日，被告组织初定人员到桐庐县中医院进行常规体检。李林珍体检表中载明：“既往史”栏为“无残”，“腹腔脏器“栏为”正常“，”审查意见“栏为”健康“。8月23日，桐庐支行组织李林珍等初定人员进行培训。8月28日，桐庐支行分配李林珍到其所属的横村办事处报到。9月1日，桐庐支行与李林珍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为五年（自1993年9月1日至1998年8月31日）；工种：业务；实行六个月的试用期；合同期间，被招合同制工人符合国务院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合同制规定》第十二条关于”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规定的，企业可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该合同经李林珍、桐庐支行双方签字，并经桐庐县劳动局劳动争议仲裁科鉴证生效。12月中旬，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电话通知桐庐支行”有人反映李林珍右肾摘除，不符合录用条件“，并要桐庐支行于1993年底前解除与李林珍的劳动合同。12月26日，桐庐支行派员带李林珍到桐庐县中医院做B超检查。结果证实：李林珍”右肾摘除，左肾正常“。199 4年2月24日，桐庐支行以李林珍”右肾摘除，存在严重身体缺陷，不符合省分行《暂行规定》中的有关要求“为由，作出桐中银（1994）8号关于解除李林珍劳动合同的决定。同年8月11日，李林珍向桐庐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桐庐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对该案审理后，于12月6日作出桐劳仲案字（1994第01号仲裁裁决书：维持桐庐支行对李林珍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原告不服，于12月2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委托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处对李林珍的身体是否存在严重缺陷进行鉴定。法医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李林珍在生理上存在缺少右肾的缺陷，但具有正常的生活能力、工作能力及社会活动能力，其身体状况未达到严重缺陷的程度。

桐庐县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李林珍因外伤被摘除右肾，在生理上确实存在缺少右肾的缺陷。被告桐庐支行在不知原告缺少右肾的情况下与其签订了劳动合同，现以此为由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合同制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劳动合同制工人在试用期内，经发现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企业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经法医鉴定，李林珍的身体状况未达到严重缺陷的程度，且李林珍在试用期内，身体是健康的，能够胜任桐庐支行支配的业务工种。以上事实证明，李林珍的身体状况符合”无严重疾病和缺陷“的录用条件，桐庐支行认为李林珍存在严重身体缺陷的理由不能成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劳动合同期限未满，又不符合第十二条规定的“，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李林珍要求撤销被告对其所作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据此，桐庐县人民法院于1995年12月1日判决：

一、撤销被告桐庐支行桐中银（1994）第8号关于解除原告李林珍劳动合同的决定。

二、被告桐庐支行与原告李林珍继续履行桐劳鉴字（93）第1050号劳动合同。

劳动合纠纷同范文第4篇

一、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路

以莱山区为例分析，近年来社会矛盾纠纷数量不断上升，形式日益多样，性质越加复杂。从矛盾主体范围来看，过去的纠纷主体主要是自然人之间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等纠纷，而近年来职工与企业、个人与行政机关、法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纠纷也日益增多；从矛盾主体数量来看，过去主要是一对一的自然人或法人之间的纠纷，而近年来往往是利益相同、要求相似的多数人形成的群体性纠纷，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拖欠工资、社会保险、自然资源权属等；从纠纷处理难度来看，呈越来越难的趋势，这既有当事人利益要求过高原因，也有群体性纠纷涉及面广、影响大、矛盾易激化的原因，还有因新类型纠纷缺乏法律调整而无法可依的原因等等。

大量纠纷出现后如何解决，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当今的现状是社会各界在高呼民主与法制的同时，造就了对诉讼机制的迷信，助长了诉讼万能思潮的泛滥。“为权利而斗争”、“上法庭讨说法”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依法解决”也被片面地理解为依司法诉讼程序解决。“依法解决”成了有关部门和组织回避矛盾，推卸问题的方法和借口，由司法机关垄断纠纷解决权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在法院内部，也出现了包揽一切矛盾纠纷、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倾向。近年来，法院案件受理数量一直呈持续上升态势，大量的矛盾纠纷涌到法院，有限的司法资源已难以承受案件压力之重。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当事人不能正确地对待法律与情理、法律事实与客观真实的差异，不能正确处理个体利益与大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一旦败诉，则怨气冲天、四处投诉、缠讼缠访，使法院处于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承受着重大压力，有些矛盾纠纷不仅不能做到案结事了，而且也损害了国家法律权威。

从解决社会争议的效果看，司法是有效的，但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最好的纠纷解决手段。并非一切纠纷都能够通过司法解决，也并非一切纠纷都能够通过司法得到公正的解决。即使司法裁判做到了公正，也还必须要正视司法裁判延伸之下的结果。如何化解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从现阶段实际情况出发，发挥政治优势，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不失为一条较好的出路。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通过人民调解自治、行业自律协调、行政调处和司法审判的有机结合，使司法和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合力，促使纠纷以更加便捷、经济、高效的途径得到解决，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正确把握纠纷解决机制中基层法院的角色定位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和完善，关键是要实现各种机制之间的协调运作，形成功能互补，防止相互间的“扯皮”。同时，人民法院和非诉纠纷解决机构之间也应当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彼此的经验。因此，法院首先要在认真履行司法职能的前提下，对自身在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机制中有清楚的定位，才能充分发挥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

一是以审判职能为中心，充分发挥诉讼在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在现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成中，以诉讼审判为代表的国家司法权相对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更具有正统性和权威性。法院是通过发挥其裁判功能和监督功能来体现其保障功能的。一方面，在直接化解当事人纠纷这个层面，人民法院通过直接行使审判权，公正司法，定分止争，裁断是非曲直，从保障纠纷的最终解决。另一方面，司法追求的目标并非仅仅是化解纠纷，而是要做到“案结事了”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通过裁判对社会价值做出引导，使全社会真正理解和体会到司法的权威，感受到司法的公正，力求使其从心底达到“胜败皆服”的客观效果。

二是以法律为依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机制中的参谋作用。群体性的矛盾纠纷往往具有人数多、涉面广、影响大、情绪不稳定、矛盾易激化等特点，而且这些矛盾纠纷往往还涉及多种复杂原因、多个复杂问题，处理起来难度比较大，不可能通过一种手段,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了，也不可能单凭法院的审判力量能够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坚持党委对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领导，由党政组织牵头，各有关部门参与，运用多种手段加以化解。法院应主动向党委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方案，为党委当好参谋，使矛盾纠纷通过不同的途径，不同的手段得以预防、化解，促进社会的稳定。如在莱山区迎春大街拆迁安置工作中，我院提出的《关于处理房产遗留问题的意见》，对于迎春大街拆迁安置工作中处理有关争议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再如近年来，我区推进城镇化过程发展很快，不少农村在分配土地征收补偿费过程中限制或剥夺了部分村民的分配权利，引发了矛盾和冲突，使得有关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日益突出，这类纠纷处理稍有不当，将直接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影响农村发展的大局，阻碍农村改革的现代化进程，我院经研究制定出台了《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分配问题的处理意见及建议》，对于此类纠纷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针对每类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对于及时在全区范围内统一标准妥善处理此类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以建立协调机制为手段，做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矛盾源头预防。会同公安、工商、国土、城建、农业、劳动、房管等相关职能部门搭建合力平台，建立矛盾排查处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交流研究社会矛盾动态，为纠纷的解决提供法律支持和保障。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大的重大纠纷，研究制订合乎法律的排查、解决方案，摸索并建立一整套长效的纠纷协调处理规定，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的产生。近几年，很多外商独资企业、内资企业、合资企业纷纷落户莱山区，给莱山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机，但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在依照《劳动法》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也存在许多薄弱环节，随着《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仲裁调解法》的实施以及职工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因工资、福利、工伤、保险待遇等之间产生的纠纷不断增多，涉及群体性的问题也越来突出，至法院的劳动争议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我院通过对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分析，研究制定了《关于审理、执行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所透视的问题及建议》，协调相关行政机关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切实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不断规范企业的行为，减少劳动争议的数量。从源头上对职工因劳动保险、劳动合同引发群体纠纷的进行了有效的治理。

四是以协助职能部门制定规范为平台，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制基础更加完善。积极协助职能部门制订非诉讼纠纷解决规范，提高相关部门解决纠纷的合法性、程序性和社会性，增强人民群众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利用率和信赖度，保证纠纷解决不偏出最低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要求。例如针对当前交通事故频发，交警部门受行业内部规章的约束，扣留车辆期限只有20天，且不到收取押金，而伤情较重者治疗周期较长，等治疗终结和诉讼终结后，扣押车辆早已放行，使生效的法律文书难以执行，不利于维护受害者的利益。我院早于2006年开始积极与交警等相关职能部门协调，通过诉前保全的方式对涉案车辆进行保全扣押或收取相应预交押金，有利地增强了涉案当事人的救济保障，有效缓解了交通肇事当事人双方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了法官与交警协同办案的工作思路，酝酿派专人定期在交警部门设立工作点，除高效处理上述矛盾外，直接参与一些交通事故的调解工作，弥补交警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方面的法律空白，减少当事人诉累。

劳动合纠纷同范文第5篇

(一)在工伤保险赔偿还是民事侵权赔偿上的适用

在处理工伤纠纷时，完全可以援引《安全生产法》第48条之规定，支持工伤受害者在依法获得工伤保险理赔的同时，另提起民事侵权赔偿的诉求。但现阶段的情况是《安全生产法》在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中属于基本法，处于“母法”的位置，大部分条文是指导性的。性质决定其在民事方面涉及很少，但毋庸质疑工伤事故纠纷处理中工伤保险法和民事侵权法的复合适用是经《安全生产法》业已确立的。如何“复合适用”?理论界是有争议的，一种理解是“补偿说”，即民事侵权法是工伤保险法之补充，如卞耀武等提到:实行工伤社会保险，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的诊疗康复费用及有关社会保障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在特定情况下还有可能难以完全补偿因生产安全事故所受到的伤害。这样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就有权依照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要求生产经营单位进行赔偿;另一种理解，二者应双重相加适用，即得工伤社会保险之同时，亦得侵权伤害赔偿。如李适时等认为:工伤社会保险和民事赔偿不能相互取代，从业人员可以享受双重保障。但《安全生产法》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解释》第11条第三款规定: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第12条第一款: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笔者认为《解释》的这两条规定作文义解释，实际上包括三种适用情形: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且参加的，工伤纠纷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但没有参加的，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不包含以上三种情形的单位、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各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工伤纠纷适用法律另行规定。可见《解释》是采用“补偿说”的，且“补偿”的范围很小。按《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那么这些用人单位的工伤纠纷处理就只能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这些用人单位又都是《安全生产法》的法律主体，且为大部分工伤事故的发生单位。笔者认为，这样，《解释》的规定显然与《安全生产法》规定的相矛盾，其实践结果与之相悖。但在《解释》没有修改前，现阶段适用作以下处理似更为合理:一工伤纠纷应优先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但没有参加的，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二同时提起民事侵权伤害赔偿之诉的，依据《工伤保险条例》按统一标准处理后，不足赔偿工伤事故伤害损失的适用民事侵权法之规定予以处理。笔者认为作如此处理依据有四:第一这符合《安全生产法》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之立法目的;第二符合《安全生产法》第48条之立法本意;第三从法律效力上看《安全生产法》的法律效力显然高于《解释》;第四如此则可在保证工伤受害者在获得足额赔偿和恢复健康的前提下，避免工伤事故的责任者通过工伤保险将事故不经济性全部转移给社会，通过法律调节减少事故发生，保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的贯彻。

(二)在工伤认定中的适用

例如《中国安全生产报》报道的浙江宁波张某的工伤案例，在工伤纠纷处理中事故调查报告三易其稿，其中认定事故责任单位某公司未完善安全操作规程，未对新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在梳棉工段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等事故间接原因为张某最后认定工伤提供了有力依据。第二《安全生产法》第44条第三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结合《劳动合同法》第26条:下列劳动合同无效:…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明确确定一些经营单位强迫劳动者签订的所谓“生死合同”无效。劳动合同中约定“工伤概不负责”“违章操作造成的工伤一次赔偿若干元”等工伤免责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影响职工依法认定工伤。

(三)在确定工伤赔偿责任主体中的适用

认定工伤首先应确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有无劳动关系，但实践中，尤其在建筑施工工程中，由于层层转包，最后实际雇佣职工的往往是一些不具相应资质的包工头，这就为工伤的认定和求偿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安全生产法》第86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这一规定，工伤受害者可以选择生产经营单位、承包方、承租方中的任何一方为请求对象予以赔偿。这一规定可操作性强，能保证工伤受害者快捷、有效、及时的得到赔偿，开辟了解决这一难点问题的新途径。

(四)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文所述，可见现行关于工伤纠纷处理的法律法规立法层次较低，适用过程中存在矛盾，还未形成完备的适用处理工伤纠纷处理的法律体系。涉及工伤纠纷处理的主要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之间相近的法律概念规定的不规范，部分条款不明确、不全面，可操作性不强。

二、立法及修改建议

首先，针对上述《安全生产法》在工伤纠纷处理适用法律存在的问题，建议应尽快建立《安全生产法》指导下的工伤保险法和民事侵权赔偿法的双重复合法律体系，初步设想是:原则是工伤受害者在得到工伤保险理赔的前提下，可以依法诉求得到民事侵权伤害赔偿，二者双重相加，并列而不排斥。适用上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工伤保险理赔部分按严格责任原则适用工伤保险法，有损害就有保险赔偿，依照伤残等级和基本医疗费用统一理赔标准。民事侵权赔偿部分适用民事侵权法，属于高危行业特殊侵权的仍适用严格责任，属于普通行业的适用过错责任。第二种情况，凡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先参照工伤保险法按相同标准有事故单位给予赔偿，然后再参照上述第一种情况的民事侵权法处理办法处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情况在民事赔偿责任认定时都要参照事故处理报告认定的事故责任进行理赔。提出这一设想的理论依据是:一，这种法律体系有利于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促进劳动关系和谐。“以人为本，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原则。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石。劳动争议是劳动关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劳动关系和谐的推进，离不开工伤纠纷处理程序对劳动关系的法律矫正。并且以人为本首先应以人的生命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构建安全社会，安全生产法涉及不同主体，不同层面，建立《安全生产法》指导下的工伤纠纷处理双重复合法律体系有利于促进劳动关系和安全生产两个社会重要环节朝着和谐方向发展。二，有利于公平、秩序等法的社会价值的实现。所谓公平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所有工伤受害者按相同标准给予社会基本保障;不将违法者的责任全部转嫁给社会;体现在受害者因事故责任不同而得到的民事赔偿部分不同，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生产义务得到统一。所谓秩序，体现在该法律体系设想的统筹兼顾上。该法律体系设想中《安全生产法》起指导作用，工伤保险法起“善后”作用，民事侵权法起“毖后”作用。既保障了工伤受害者的社会保障基本权利，又通过利益调节促进经营者和从业人员都倾向于尽量避免工伤事故，从而促进安全生产形成良好局面。维护从业人员整体、长远、根本利益。以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三，有利于《安全生产法》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立法目的实现，又有利于《工伤保险条例》保障受害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之立法目的的实现。最后有利于解决我国实践中工伤保险理赔额低的问题。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