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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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术论文范文第1篇

文化结构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组成。由于一定的社会制度是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要受到一定的精神文化制约，因而可将文化结构分成三个层面：“这就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①。数学在建立发展过程中，受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影响及制约。

东方中国的古代文化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农业经济。这种情况决定古代中国的物质文化是农业文化。中国古代数学也与农业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九章算术》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著作，书有九章，包含246个问题。都和农业生产有关，九章分别是方田（土地测量）、粟米（百分法和比例）、衰分（比例分配）、少广（减少宽度）、商功（工程审议）、均输（征税）、盈不足（过剩与不足）、方程（列表计算的方法）、勾股（直角三角形）。这些问题都是用来解决农田的测量、粟米的称量，农业水利工程的测算等。《五曹算经》是一部为地方行政人员所写的应用算术，全书五卷，有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五个部分。田曹卷的主题是田地面积的量法；兵曹算术大都是军队的给养问题；集曹问题和《九章算术》粟米章问题相仿；仓曹解决粮食的征收、运输和储藏问题；金曹问题以丝绢、钱币等物资为对象，是简单的比例问题。我国古代大数学家刘徽到祖冲之、祖冲之研究圆周率和圆面积的辉煌成就中，都深深地打着农业经济的印记。农业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车轮是否圆，不仅和车辆行驶中的平稳状况有关，而且还和省力有关，因而农业经济的需要使得我国圆周率的研究在世界数学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过去，农业的显著特点是靠天吃饭，天文、节气的测算是农业生产的需要，在中国，古代天文测算的成果是相当辉煌的，“东汉末年天文学家刘洪造乾象历法（公元206年），创立了推算定朔、定望时刻的公式”。“隋朝天文学家刘焯在他的杰作《皇极历》（公元600年）中创立了一个推算日、月、五星行度的比以前更加精密的公式”②。天文学的发展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解一次同余式就是由天文测算开始的。天文数学的发展除了物质文化的需要，还受到制度文化的要求，中国数学的重要性在于它与历法有关，“在《畴人传》中很难找到一个数学家不受诏参与或帮助他那个时代的历法革新工作。”③除了中国，古代埃及数学的建立基础也是农业的需要。埃及几何学的起源被史学家们归因于泥罗河泛滥后土地的重新测量；巴比伦的数学起源也是如此，尤其是巴比伦数学的60进位制来自于天文学；印度数学和占星术有关，而占星术又和农业及宗教有关。

东方数学的建立比西方要早，但东方的数学在理论化的道路上行动迟缓。原因何在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生产力关系是以家族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关系，社会制度是宗法等级制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分散的家族和农民需要有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在这种社会制度的影响和作用下，形成中国古代稳定的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文化心理。主要特点是静态的、和解的、自然的、消极的心理特点。造成安于现状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管理方式。思想僵化、调和持中，这种文化心理使得数学只停留在实用上。没有就数学而数学，使数学自身的规律没有得到完善。“在古代东方的全部数学中甚至找不到一个我们今天称之为‘证明’的例子，代替论证的只有程序的描述，所讲授的内容只是‘如此这般地做’，而且也不是以一般规则的形式提出来，只不过是在一系列特殊情况下的应用方法。”④这段话虽有失偏颇，但也道出中国古代数学的特征。在中国数学的发展史上曾出现了刘徽、墨子、惠施等天才的数学家，但他们的数学研究和成就不能和西方的阿基米得、欧几里德相比较。这主要是我国古代数学的理论研究不受重视所致。汉王朝建立以后的“重农抑商”政策使数学研究受不到贸易的诱惑。农业经济的财富有限和填饱肚子的生活状况，不允许人们的思想向实用以外的地方延伸；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也扼杀了大批在数学研究上具有不凡才华的人。在科举制度中数学不是要考的课程，为“学而优则仕”而奋斗的人们，自然不会将数学当作主修课程来学习。另外，农业经济的贫困使得没有多少人来学文化，学数学的人自然更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数学的许多成就只处在应用和描述过程阶段，没有提高到抽象的、系统的理论阶段，从而使数学的发展和升华受到限制，象“勾股定理”、“圆周率”这些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数学成就，没有造成相应的数学的轰动效应。“勾股定理”在我国商高的时代就应用比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发现早600年，但由于我们没有给出严格的数学证明，这个定理在现在还认为是毕氏的成果，称为“毕氏定理”。墨子的极限理论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后来西方数学传入我国时才知西方极限思想和黑子的思想是一致的。“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环境不需进行商品交换（至少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介入）。生产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价值，人们关心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以不言利为荣，“重义轻利”的思想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深处。数学的应用只局限于分配环节中。而在复杂的流通和交换领域中数学没有机会“施展才华”。多农少商没有足够的财富供人们享受，财产的有限性限制了人们的探险精神和“想入非非”，从而限制了数学向理性的发展。

在西方，小亚西亚海岸新兴的商业城市、希腊本土、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海滨，由于海上贸易和战争的刺激使得人们的思想活跃，商品贸易发达，对计算要求的提高，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非实用”的理论研究。古代东方静态的观点和西方动态的观点不一样，表现在数学上唯理论的气氛浓厚起来。人们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不但要问“什么”，而且要问“为什么”，要解决“所以然”和“为什么”。古代东方的以实践和经验为根据的方法就显得“无能为力”和“后劲不足”。为了知道“所以然”和“为什么”，就得在数学的证明方法上作一定的努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现代意义上的数学产生了。东方的几何学只为测量提供方法，而证明的几何学是由公元6世纪前半期米利都的泰勒斯开创的。泰勒斯不是农业经济中的“耕夫”，而是一个商人，他在经商过程中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后，在后半生从事研究和旅行。他在几何学中的主要成果有“圆被任一直径二等分”，“等腰三角形的两底角相等”、“两条直线相交对顶角相等”，“两个三角形，有两个角和一条边对应相等，则全等”、“内接与半圆的角必为直角”等⑤。这些成果的意义不在于断言的本身，而是提供了一些逻辑推理（象他的第五个问题巴比伦比他早知道近1400年，但没有形成严格的证明）。使得数学被推向抽象、系统化轨道的还有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形成的毕氏学派和柏氏学派。由于商业的发达、财富的增长，使得人们旅行的欲望越来越高，而旅行和游动的生活方式给数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前面提到的泰勒斯的后半生就是在旅行和数学研究中渡过的，“他有一段时间住在埃及”⑥。毕达哥拉斯也有旅行和流动生活的经历。“他曾在埃及居住了22年，从埃及神庙的祭司那里了解了古埃及有关数学、天文方面的知识……回国后，又前往希腊的移民地阿佩宁半岛的克罗托纳城定居”⑦。从这两位数学大师的经历看，不能不说旅游这种文化活动给数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商业贸易的发展，可诱导战争的爆发，战争不仅给侵略者掠夺来物质财富，而且也带来了许多精神财富，其中就有数学成就。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领兵进入埃及，不久挥师东进，横扫了波斯帝国的军队，到了印度河西岸，建立起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和亚历山大城，这个城市的建设主要着眼于文化科学设施的建设，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不久就成为当时世界科学文化的名城，欧几里德就是在这个环境中熏陶和成熟起来的伟大的数学家。他对数学宝库的贡献是《几何原本》。他的几何和东方几何的不同之处是，不仅从应用的角度来谈，而是就几何而几何的角度加以研究，运用逻辑推理来证明命题的真伪。而且用几何的方法来解决代数方程。他的著作中的许多公理、定理和定义除了适应当时的经验外，还具有普遍的意义。阿基米得也是当时伟大的数学家，他采用穷竭法来求圆的周长和直径的比值，其指导思想和我国刘徽的计算圆周率的思想是一致的，但不同之点是“刘徽是从圆内接正多边形着手，而阿基米得不仅从圆内接正多边形着手、还从外切正多边形这个角度进行计算”⑧。这就体现出西方数学家多方位的思维方式。另外，阿基米得在研究圆的同时，还研究了球和圆柱的问题，他在《论锥形体和球形体》中使用了近似于现代数学的方法。他的工作不仅涉及到具有很大应用价值的数学问题，而且提出了许多明确的数学概念，在这一点上要比东方数学先进。商业贸易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尤其是远航贸易。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保除业。而保险的兴起又促使了概率论的产生和发展。虽然刺激概率论的是赌博，但起源是商业文化。即使是赌博也是产生于发达的商业文化城。可见，东西方传统文化不仅影响到不同的数学分支和范围，而且在同一数学问题上所体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表述的形式、研究的动机也存在差异。再来看一个事实，《周易》及先天图二分法与菜布尼兹的二进制，两者一个讲对分，一个讲进位。但都“用两个符号表示无限的事物或数学其客观存在的排列法则，决定了先天图与二进制算术的一致”⑧。二进制和先天图没有关系，这是不同时代的东西方数学家，在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其一致性是令人吃惊的，但思想方法却完全不同。二进制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欧洲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有意识地运用十进制知识而创造的一种计数方法。二分图是《周易》众多象数体系中的一个，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但其动机不免有些封建意识的糟粕，因为它不是依靠科学的依据推出来的。

总之，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造成了东西方数学上的差异。东方是数学原始的发祥地，但其发展和科学化、理性化的功劳基本上归于西方。

参考文献：

①张立文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②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

③（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④⑤⑥（美）H·伊夫斯《数学史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

文化学术论文范文第2篇

皮影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民间表演艺术。皮影戏小小的幕布，可以取得以近追远、以小见大、生动有趣的艺术效果。罗山皮影又叫“丝弦皮影”，相传始于明代，有着悠久的历史，皮影剧多取材于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等，没有固定的剧本，只通过师傅口头传授技艺。罗山皮影的影人以水牛皮为材料，经艺人镂刻而成，再以布帛作为背景，一般表演时由三个人同时操作影人，由唢呐配乐或是演奏成员用豫南方言演唱，通俗易懂。信阳固始柳编全国闻名。固始县拥有“中国柳编之乡”的称号，固始柳编有着色泽洁白、造型新颖、款式大方、纺织精巧、风格独特、自成一统的特点。随着市场的需要，固始柳编由原来单一的柳编创新发展出草柳混编、蒲柳混编和藤柳混编等多种材料混合编制的新产品，主要有果篮、礼品篮、购物篮、门帘、屏风等多种产品，既经济实用又绿色健康，是集工艺、装潢、实用性为一体的生活用品。同时，由于编织工艺精细，有的柳编制品可以当做工艺品和室内软装饰品。信阳的根雕艺术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形式。信阳地处大别山腹地，根材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是从事根雕艺术创作的好地方。现在常用的根雕树种有檀木、女贞、杜鹃等十多种。信阳根艺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令人爱不释手，在色、形、质、味、韵等方面都保留了根料的自然天趣，给人以高层次的艺术享受。

二、信阳历史文化遗产在美术教学中的开发利用

21世纪初，我国开始关注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并在新的美术课程标准中专门设置“综合·探索”学习领域,使美术教学不再局限于美术学科本身，而进一步拓展至自然、文化、社会等范畴。因此，教师要敢于开发利用当地的美术教学资源，以拓展美术教学内容。

1.改变教学观念

部分教师仍以课本和课堂为中心，只注重学生美术技能的培训，只看重学生的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低，教学效果差。还有的教师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理解不够，误以为“乡土”就是过时的代表。殊不知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到世界各民族，小到各村寨部落，都因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而骄傲，越是本土的越受到追捧。因此，教师必须转变观念，不能把教学局限于书本和课堂，而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积极搞科研，要认识到美术教科书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要掌握和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美术等资源，并善于研究，理解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和意义，并将其与美术教学相结合进行研究，根据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这些资源进行整理、筛选、分类和整合。

2.改变教学方法

文化学术论文范文第3篇

1.1道德素质逐步下滑

当代大学道德素质状况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很多负面的问题,并有逐步蔓延的趋势,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公德意识薄弱,传统美德观念淡漠,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的道德观念体系,大学生群体在多元化的观念影响下迷失了方向,主要表现为社会公德意识淡薄,道德修养仍需提高,缺乏良好的道德理想追求,缺少社会责任感。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倾向严重,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腐蚀下,部分大学生只注重个人发展和个人利益,忽略了个人发展和祖国利益、社会发展相结合,同时表现出强烈的拜金主义,为了谋取个人的利益,不惜丢弃社会责任,甚至践踏法律。大学生信仰迷失也是大学生道德素质下滑的突出表现。大学生诚信意识也在不断弱化,大学生群体中的考试作弊、就业毁约等现象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大学生道德素质的下滑。

1.2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较差

据统计当代大学生有心理问题的人数正在逐年增加,心理问题干预也正在被高校重视,究其原因便是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差的原因。“郁闷”、“失落”等词汇经常会出现在大学生口头,面对学习、情感、就业等问题,由于缺乏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又不能很好地借助外界的帮助,一些大学生陷进了困惑的泥潭,寻短见、暴力解决问题、自暴自弃等事件各个高校都已不再新鲜。大学生心理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大学生成功成才的主要问题。

1.3社会适应能力有待提高

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简单的讲是指大学生在走到工作岗位上之后在心理、生活、工作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能较快地认识、了解和熟悉外部环境,并使主体与客体协调一致的能力素质。众所周知,大学生就业难的状况正在逐年加剧,除了高等教育普及、社会经济形势变化等外部因素外,大学生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也是就业难的一个主要因素。大学生的适应能力、应变能力、创新能力等较之社会的需求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如何提高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是其能否成功成才的重要因素。

1.4尊师重道的意识淡薄

中国历来被颂以礼仪之邦,尊师重道是中国人推崇的美德,《后汉书.孔僖传》中有云:“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封建社会君王尚且如此,况乎寻常百姓。然而这种美德在一些大学生眼里正在逐步淡化。很多学生在校园了见到老师没有打招呼、问好的意识;在接受老师批评教育时表现漠然,无动于衷,甚至直接顶撞、谩骂老师;不尊重老师的劳动,上课迟到、早退、睡觉、说话、玩手机等现象较为普遍。

1.5不能很好的处理人际关系

大学生的人际关系问题已经成为近几年来大学生突出的问题,马加爵事件、复旦投毒案等校园暴力事件都反映出了大学生人际关系危机。当代大学生独生子女的比例正在不断增加,曾经的“小皇帝”在融入到大学生集体生活中后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周围同学的关系。一些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奉献意识差,我行我素过分的张扬个性,不能很好的顾忌周围同学的感受,这些都导致了其不能很好的与周围的同学相处,人际关系紧张,最终产生孤独、悲观等不良情绪,加之不能很好地进行自我调节,就酿成了一些校园悲剧的发生。

2武术文化在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优势分析

2.1武术文化有助于提高大学生道德修养

武术文化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精髓,包含了哲学、伦理、美学、兵法、医学等经典传统文化,其中对于道德修养尤为重视,拳谚曰:未曾习武先习德。武德是武术习练者的必备的个人修养和行为准则,武德是武术文化的精髓和核心,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弘扬武术文化,开展武德教育对于提高大学生的道德修养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武德要求武术习练者要有良好的道德情操,高尚的人格,匡扶正义、除暴安良的社会责任感,不倚强凌弱、逞强斗狠的个人操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个人修养等。这些对于当代大学生的道德修养的提升都有着良好的教育价值。另外,武术文化发展至今,传承下来了大量的古书典籍,拳彦拳谱,其中不乏对于武术习练者道德修养的说明,这些都可以作为大学生道德修养的教育的文字材料,还有一些生动形象的人物故事,鲜活而又真实,都是大学生教育的良好素材。

2.2武术文化有助于大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武术文化中和谐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特征,“持中贵和”、“天人合一”、“内外兼修”等思想都是其集中体现。武术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对于当代大学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由于和谐文化的深层影响,本来以技击为主要功能的传统武术文化,也具有了“和”的色彩。如“太极拳以静心养性、动中求静的运动方式,以绵缓斯文的运动风格,以‘舍己从人’、‘随曲就伸’、‘粘连黏随’的运动理念,以‘引进落空’、‘立身需中正不偏,方能八面支撑’的技击思想,不断地培养着人的忍让、谦虚的为人处世态度,塑造着中国人所特有的‘中庸’思想,体现着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观念,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这些都体现了武术文化历来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武德文化是武术和谐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石,通过对习练者的道德行为、个人操守、民族情感等的沿袭和传承,使每一个武术人都具备一颗博爱、正义、自律、具备责任感的心,这些品格对于改善人际关系无疑是良性的推动。此外,在武术的习练过程中,通过招式、套路的不断研习、体悟,逐渐消磨习练者的好斗之心,培养其宽容、忍耐的品格,最终达到净化心灵,养成仁爱、谦逊的美好品德,这对与人和谐相处也有着独特的帮助。

2.3武术文化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坚韧的意志品质

武术历来是中华民族强身健体、保家卫国的不二之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改造与沉淀之下,武术文化中也逐渐形成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不屈不饶的人文精神,武术对于增强习练者的身心健康、意志品质、道德修养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武术历来注重培养习练者的坚强意志品质,例如“要练武不怕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欲学惊人艺,须下苦功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拳彦和名句,都是武术文化中对习练者品格培养的警示,同时也是武术文化对于提高坚韧意志品质的彰显。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武术文化的熏陶同样可以培养人勤奋、刻苦、勇敢、不屈不挠、锐意进取等意志品质,这些品质对于当代大学生尤其重要,在逐渐远离战争的和平年代,在日益提高的生活条件下,在家长百般疼爱和过度呵护下,大学生的意志品质却出现了退化,经不起挫折,受不了磨难已经不再是个别现象,武术文化作为身体力行的文化,不仅有肢体的锻炼和磨砺,更有心灵和意志力的培养和塑造,这些特点是其他教育手段所无法达到的。参与武术运动,弘扬武术文化是培养和塑造大学生坚韧意志品质的良好途径。

2.4武术文化有助于传承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武术文化,武术文化传承和保留了大量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这也使得了武术文化具有了深厚的哲学底蕴和人文精神,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是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对事物的分析方法,这些在武术文化中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例如:武术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和谐发展的哲学观、人生观、世界观;武术文化中“仁”的思想,可以培养习练者宽容、大度、仁爱等思想,因此,弘扬武术文化对于大学生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积极意义。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和灵魂。武术文化中历来不乏仁人志士、各路豪杰为国捐躯、捍卫民族精神的事迹。南宋岳家军,捍卫山河力克金兵;明代抗击倭寇戚继光,保家卫国秉存大义;近代霍元甲,为民族气节迎战外国拳师等。武术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自豪感始终贯穿其中,几千年来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兴盛、捍卫尊严,无数爱国志士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便是最好的佐证。如今虽然时代变化更,但其依然依然有良好的教育价值,值得大学生继承和发扬。

3结语

文化学术论文范文第4篇

生活化的数学课堂教学过程将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同数学知识有效结合起来，还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在课堂教学中将日常的生活经验运用出来，自觉的实践可以说是培养和提升学生数学实践意识和能力的有效方式之一。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扮演售货员与顾客，让他们在模拟的买卖中实现对生活情境的再现。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有了充分的实践经验，而且对货币、交易等都有了深刻的意思，使他们的数学应用意识得到了提高。

2、有利于提升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引入生活化教学，可以让学生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同数学知识联系起来，从而感觉到学习数学的必要性。应对于用枯燥的数学公式和符号来解决模拟的问题，生活化的教学方式能够使学生感到新奇与兴趣，提升他们对数学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认识。

3、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生活化的策略

（1）创设生活化的情境

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选择一些发生在学生身边的熟知的情境进行改编和加工，从而让学生感受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提升学生对学习数学的兴趣。例如，在学习两位数的加减法时，教师可以将全班学生分成两组，每一组的人数确定之后，相互之间可以邀请对方的同学加入，同组的学生也可以自愿到别的组去。这样在调整之后又会得到一个数字，教师就可以让学生们计算现在每一组人数同原来人数之间的关系。如，原来A组有学生21人，邀请加入的学生有5人，到其他小组去的人数有11人，那么现在哟多少人。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让学生通过直观的观察来感受人数的变化，在此情境之上在让学生做出计算，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兴趣，让他们发现数学的作用。

（2）通过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激发学生的兴趣

文化学术论文范文第5篇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卓有成就的成果，得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死亡”中活得很好，也得到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认可。如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曾经指出：“过去几十年里，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比较文学研究项目与学术组织的持续增长。但没有任何地方的增长能比中国更为强劲……”

二、建构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体现了一种学术创新

这种创新是研究者对中国和国际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或新学派。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体现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如“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变异学”“译介学”“比较诗学”“可比性”“阐发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核心术语、概念、范畴等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点，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论表述。这里仅以“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变异学”为例加以说明。比较文学自它诞生以来，不断出现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也诉说了它的学科发展史。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自己的定义，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季羡林、钱钟书、孙景尧、乐黛云、陈惇、杨乃乔、曹顺庆、王向远和方汉文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较文学”的内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较广的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为：“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民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并在开放与多元的文学研究中追寻体系化的汇通。”这一概念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四个特性”“三种关系”“一个本体”和研究客体，受到了学界的认可。方汉文立足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特性给出了“比较文学的新定义”：“比较文学是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通过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比较来研究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与联系的学科。”这个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与具体对象，重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比较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逐渐深化，“世界文学”的概念被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来，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世界文学应该有特定的涵义。但是自从歌德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关于它的内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如大卫•达姆罗什、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弗兰科•莫莱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国内学者王宁、杨乃乔、方汉文、曹顺庆等也对“世界文学”提出了新的阐释。如王宁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学可以被描述为：“

（1）各民族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总汇；

（2）一种用于从总体上研究、评价和批评文学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较的视角；

（3）不同语言中的文学生产、流通、翻译和批评性选择的发展演变过程。”杨乃乔则认为，“世界文学共含有五个层面的意义：总量上的世界文学，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作为经典的世界文学，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学以及借助翻译在语际传播、折射与阅读的世界文学。”可以看出，这两个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义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对“世界文学”给以了界定，也不难看出大卫•达姆罗什的影子，因为在他看来，“

1、世界文学是各种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益的文学；

3、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标准恒定的经典作品；是读者与超乎自己时空的世界发生的间距式距离。”而方汉文则从辩证理性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就是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学差异性的同一性的交合与融新。”这种界定凸显了世界文学中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变异学研究”是曹顺庆近年来致力建构的一个领域。在《比较文学学》（2005）中，他首先提出“变异性”的话题。2006年，他对“变异学”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系统阐释变异学的理论背景、理论核心、研究范围（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化变异学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价值意义等，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除了体现在核心概念、术语以外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颇有创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结合本国的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例如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学多元差异性的观念，率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较文学研究中来，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与互补观念，主张东西方文学要、互识互补、和谐相处来促进世界比较文学的共同发展。另外，方汉文的《比较文学高等原理》（2002）从“新辩证观”的视角提出了比较文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比较文学的新定义等论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该书2011年的修订版中，作者提出了“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化新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包括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文本论和批评实践等构成部分。”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比较思维和比较文学的本体论等构成的划分显示了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模式。曹顺庆等所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2002）探讨了跨越东西异质文化（文明）间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他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2006）“打破了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新的学科理论范式，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这包括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与‘总体文学研究’。”

该书还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变异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颇有创新性的观点，它关注文学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过滤、文学误读、译介、接受等作用而发生的变异情况，并由此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比较文学在历史实证（影响研究）和逻辑美学（平行研究）两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业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绝处逢生，走出“危机”，以致于国内不少学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并充分肯定其贡献。我们认为，中国学派仍在建设中的表述更为妥当。对建设中的“中国学派”而言，独特的方法论应是它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学理依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曹顺庆曾经指出：“……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化‘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整合与重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五种研究方法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提出的。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证明了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领域方面，中国比较文学涉及到学科理论建设、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诗学、比较文化、流散文学、海外华人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关系、文学符号学、海外汉学等，并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过，国内研究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限于篇幅，这里难以细述，仅论及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翻译研究的繁荣，尤其是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是因为翻译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和译介学的研究对象。文学翻译不仅要转换文字符号，而且要传递和重塑文化观念。翻译文学离不开译者的文学再创造。翻译家不仅要创造性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之处创造出交流的可能。谢天振的《译介学》（1999）、《译介学导论》（2007）等著作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译介学”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亮点之一。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两种不同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最具个性的分支学科。到目前为止，该学科已经出版了两套大型图书：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包括《〈楚辞〉的文化破译》《〈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等。另一套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人类学论丛”，包括《性别诗学》《文学与治疗》等。另外，“神话学文库”丛书也正陆续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严格说来，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全面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这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领域，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的得天独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2005)的出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8卷本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无疑是20世纪一部重大的学术成果。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