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美英语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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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英语散文范文第1篇

生态批评脱胎于美国西部文学研究和自然文学研究，在新兴之初，这两个领域的影响清晰可见，具体表现为：主要关注人类如何观察和体验自然界中荒无人烟的地方，研究的文本集中于自然文学。这种文学样式以写实的手法描述作者从文明世界走入自然世界的体验和感受，融科学观察、个人经验、情感反应和心理变化于一体，注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意义，主要以散文和日记的文体呈现。代表作有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初期的生态批评也研究19-20世纪经典的美英文学作品，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诗歌和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白鲸》等，但无一例外的是，关于自然的内容在这些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文本范围狭小，虽然有利于生态批评家凝聚力量，短期内取得突破性成绩，但从长远来看，存在不少弊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生态批评家开始有意识地弥补初期的缺陷。他们扩展了自然的概念，使之包括荒野、壮观的景色、乡村和人为的优美景色，并把关注的对象扩展到了世界上所有受到破坏或威胁的自然和城市环境，即便在非自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态批评仍可以挖掘出文化赋予自然和环境的意义和价值。如此一来，生态批评便具备了诠释一切文本的能力，如ISLE现任主编斯科特・斯洛维奇所言：“只要研究对象是环境文学文本，不管采用何种批评方法，都是生态批评；同时，没有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文本完全抗拒生态批评，完全与绿色批评绝缘。”迄今为止，生态批评为文学研究带来了三大冲击：一、将文学研究的焦点转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向自然、环境和生态，对“文学即人学”的传统观念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二、将长期以来被忽视、被边缘化的自然文学推向文学研究的中心，弘扬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三、继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之后，引发新一轮重新解读经典作家作品、重新定义文学典籍的热潮。

在拓展文本研究范围、丰富解读方法的同时，生态批评家也在加强生态批评的理论建设和方法论研究。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比尔认为应从六个方面着手：一、考虑以某些自然科学学科（如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学科（如地理学和社会生态学）作为文学研究模式的可能性；二、对以生存位置为基础的人类经验进行文本、理论和历史的分析；三、视文学研究为环境伦理研究的场所，譬如作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场所；四、重新建构有关模仿和指涉性的理论，用于研究文学文本对物质环境的再现；五、跨越学科界限，涉足传媒、政府机构、企业单位和环保组织等公共领域，研究包括原创文学在内的所有环境话语的修辞（比如其对性别、种族和政治的意识形态依托）；六、探讨（环境）文学与生活及教学实践的关系。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并非各自为阵，而是彼此贯通，协同作战。不难看出，生态批评（尤其是其理论探讨）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生态批评尚未走向理论上的成熟，尚未拿出影响巨大的代表性理论著作，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它仍处于演变和发展当中。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生态批评未来如何演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即反思人类文化，构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人类社会从有限利用自然的农耕文明时展到企图控制自然的工业文明时代，如今已经将地球推向空前的生态危机之中，面对日趋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反思人类文化、重建生态文明已经成了当务之急。生态批评便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是人类对防止和减轻环境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表现。从事生态批评的学者具有对于人类和地球的强烈责任心，具有拯救地球生态和人类命运的高度使命感，他们发起文学研究中的“绿化运动”，从生态的角度来透视文学和语言，目的就是通过文学来审视、反思和批判人类文化，探讨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以期培养人类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推进地球的生态平衡、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体来讲，生态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颠覆和拆解西方传统文化信奉的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对立的记载，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圣经》中的《创世纪》，而宣扬人类能够战胜自然、控制自然的哲学思想则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这两大西方文化源流都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大自然只有工具价值，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一切价值的裁决者，人与其他生物之间不存在伦理道德关系。生态批评家指出，这些思想正是当前世界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在包括文学文本在内的一切文本中系统地梳理和批判这些思想，是生态批评履行文化批判使命的重要途径。因此，生态批评与其他形式的文化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族裔研究、同性恋研究等――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为西方文化中被边缘化的他者代言，只不过后三种批评关注的是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人类社会中被排斥、被压迫的人群，而生态批评关注的是非人类世界的大自然。这种亲缘关系已经衍生出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正义论和生态多元文化主义等批评形态。然而，生态批评并不满足于自身的文化反思和颠覆功能，它在“破”的同时要寻求“立”，要成为具有建设性的人文科学，即在继承前人生态思想成就的基础上，解决前人未能解决的重大思想问题，进而建立新的生态哲学体系。这一体系必须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对待自然的基本伦理准则，必须解决发展与生存、科技进步与生态灾难的矛盾问题，或如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路易斯・韦斯特林所言，必须是“非二元对立的、基于经验的、强调事物关联性的，必须能够界定和指导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地球生物大家庭里人的意识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