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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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桐城向称诗歌之乡。据《桐山名媛诗钞》记载，清代以降，桐城有女诗人近百家，吴希廉所辑《桐山名嫒诗钞》序言中云：“吾桐白昔多耽吟之士．而闺阁中亦往然。……我朝选闺秀诗者有王西樵《然脂集》，陈其年《妇人集》，胡抱一《名嫒诗抄》，汪仞庵《撷芳集》，……其以女史选诗者则有王玉映《名媛诗纬》，恽珍《浦正始集》，吾乡方唯仪则《宫闱诗史》，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清代桐城女性诗歌创作之浩繁。成为整个桐城诗歌创作中别具一格的一道风景，是桐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探究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首先应该从明末清初整个社会思潮变化的背景出发。
一、明末心学思想的传播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影响明代士人风气的一个特殊因素是心学对理学的冲击，宋学经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动，一时形成所谓“道德一而风俗同”的局面。从朱元璋建国到正德时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与明初严密的政治统治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学术上承袭元代，尊重程朱理学。有人曾这样记叙明初思想界的状况：
“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从正德至万历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兴起的市民文化期，随着王阳明“心即是理”的学说大兴，宋儒包办、政府选定的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除了供科场之用外，不在对士子的行为发生有效的规范作用，在传承方面，王学倡导的自由的书院讲学风行之后，游学大兴，官办学校为之一虚．士人不在学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间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说：“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所谓“致良知”学说，认为“喜怒哀惺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虽众人、贤人、小人没有区别。”嘲§董梦石跟晚年的王阳明学道，一次出游回来告诉老师，：“今日见一异事，……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王艮出游归，也发现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见，王阳明学说，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体上的距离，这对于与小人并列的妇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着“性、情、理、欲”的浑沌未分的“一点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说与文学关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认为是与妇人、女人性近。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礼教这根绳索的松动，而这种松动在理论上是由李贽完成的。
王学后进中李贽是谈论女性问题并与女性接触较多的人，有人对他说：“妇人见短，不堪学道”李贽作答书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李贽的“童心”说，从王阳明“良知”而来，但偏重以“真”矫“伪”“假”。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本心也。”闱四‘‘真心”包括“真情”和“真性”，他又说：“念佛时但去念佛，欲见慈母时但去见慈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真心而动，是为真佛。”眷五他以此为准则来对待一些妇女问题。李贽的这种思想无疑为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女性文化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
而在桐城众多女性诗人中。以方氏一门，最负盛名。《中国妇女文学史纲》认为“清初龙眠闺阁多才，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姊妹尤杰出。”阎探方氏家学之源流，则多以心学为宗．据黄宗羲《明儒学案》所列，方氏姊妹之祖父方学渐属心学的重要学派——泰州学派的继承者：“泰州学派是一个强调以身为本的具有平民色彩的学派，以个人为中心来重新审视个人与家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妇女问题上认为：妇人、女人在本质上、智慧上是亦同有是理，并不比男子逊色，夫权也不是绝对的，族权主要是用来通财济贫的……”。学渐育三子，长大镇，次大铉，皆进士，季大钦，郡廪生，孟式、维仪乃大镇女，吴令仪乃大镇媳，维则乃大铉女。陈济生《方大镇传》记载大镇躬亲政务，好尚心学，曾与当时名流聚集京师，建首善书院，讲学其中，可以说，正是方学渐父子两代道德学术滋养，至第三代才出现一门名媛彬彬盛况。
二、婚姻的需要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清代女性文化的繁荣的背后还体现出社会对女性需求层次的提高。清代有禁止官员狎妓的禁令，致使大多数有闲阶级的男子们把兴趣转向了自己的家庭，有些买姬妾、蓄家乐，有些便以与妻妾们酬和为乐事，文学毕竟是比较风雅的一种消遣，于是士大夫们争相效尤，蔚成风气。对于妇女自身来说，文学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更加求之不得．因为不仅她们被束缚的才华终于得到了某种施展的机会，而且还因此增添了家庭生活的情趣，增进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
谢肇制，《五杂俎》的作者，在一段关于女子之才与色的论述中曾说：“妇人以色举者，而惹次之，文采不章，几于木偶也。”他说得非常清楚，美即意味着长相，也意味着文学才华。清代王相母亲作《女范捷录》，其“才德篇”日：“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诚非；——盖不知才德之经与邪正之辨也。”这段话即明确了“才”在“女教”中的位置。“才”之地位的确立。为女性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机。
《桐城续修县志》卷之三风俗卷中有这样的记载：“女家重择婿．男家亦重择妇。”誊三虽然文章中没有详细列出“男家择妇”的标准，但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女子的才学应该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桐城名嫒诗钞》一书中记录了不少闺房之内，夫唱妇和，举案齐眉的和谐画面，可见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是成为“闺中良伴”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张莹，方中履之妻，性慧，喜读书，于归后，即屏弃纷华，从夫学诗，以写起意，多见道语，不类世俗女子香奁之音。著有《友阁集》；
张姒谊，与莹为姐妹行，太守同邑姚文燕室，工诗，随夫宦游蒲亭皇华，而不废吟哦。文燕每退食，必倚身唱和为乐。著有《保艾阁集》；
姚苑，幼读史书，好吟咏，年十五归茂稷，闺中唱和，如良友焉：
姚凤翔，幼博经史，既归云旅，分题梧阁，此唱彼和，积稿盈尺：
左如芬，阶州知州同邑姚文熊室，伉俪甚笃，文熊远客，如芬思念，辄赋诗遣闷；
姚德耀，中城指挥同邑马占鳌室，素娴内则，性喜为诗，闺阁中倡随歌咏，互相诗友，不减梁、孟。
三、母教的要求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母教”是儒家伦理传统的一个长久信条。刘向的《列女传》以十四位模范母亲的故事为开篇，是女性训诫文学的开山之作。到了明代，通过给士大夫的妻、母授予名誉头衔，明政府从官方正式承认了女性对男性的教育贡献。桐城一县，明清两代，男子外出做官或远游者不计其数，母亲就当仁不让地担负起教育后辈的职责。正如《桐城民俗风情》一书中所录地方民谣：“桐城好，乡校颂声传。都堂继志开家塾，南路延师启后贤，膏火给良田。
桐城好，母氏更操心。有父做官还做客，教儿宜古更宜今，宵共补衣灯。”书中且有后记说明：“吾乡宦游与远幕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先慈张太君，秉外王母胡母训，恭俭人慈，深明大义，虽膝下仅不肖一人，而教诲之严与煦育之恩并重，故日则竭蹶延师，夜则篝灯课读，每同志过谈时，必于厅事后侦之，或援经道古，语语在名教中，即典衣沽酒出，以助谈其兴，倘稍涉戏谑，则呵逐立加。”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非一朝一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需要有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从桐城大作家成材的经历来看．他们的家庭教育环境有个共同的特点：全是出身于书香之家，父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极为严格。刘大抛的祖父死后，祖母章大家的眼睛失明“目虽无见，而操作不辍。樾五岁，与伯兄、仲兄从塾师在外庭读书，每隆冬，阴风积雪，或夜分始归，统奴皆睡去，独大家偎炉火以待，闻叩门，即应声策杖扶壁行启门，且执手问日：‘若书熟否?先生曾扑责否?’即应以‘书熟，未曾扑责。’乃喜”。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用他本人的话来说：
莹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蹙延师教之，每当讲授，太宜人屏后窃听，有所开悟则喜，苟不慧或惰，则俟师去而苔之，夜必篝灯，自课莹兄弟，《诗》《礼》二经，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圣贤事。”桐城的一代文学宗师姚鼐也曾竭力赞扬妇女的才学过人。尤其认为母教对持家、教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在《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中，他赞扬“侯官林君母氏郑太孺人，少善文辞。”在其丈夫死后，他说：“上事姑，下抚两幼子，辛苦劳瘁，以其学教二子，同一年得乡荐，季者成进士，为编修。余每与两林君言论，非世俗浅学也，而皆出于母氏。”
桐城母教之美誉最为登峰造极的是桐城龙泉学博孙森之女，张文端公张英之妻姚氏。据马其昶所著《桐城耆旧传》所载，姚氏性好简朴，虽夫位至卿相，不改其态，生平于《毛诗》、《通鉴》悉能淹贯，旁及医药、方数、相上之书，而尤好禅学。子廷玉，继入翰林，直南书房时，康熙帝尝顾左右日：“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
四、桐城特有的文化氛围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桐城以一县之地．产生出如此纷繁的女性文学。其原因当然离不开文化之乡浓郁的文化风气。一是读书风，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的人数多，“通衢曲巷，夜半诵读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学子不仅在本乡本县读书。还到外县外省读书，许多人几岁就学，二十出头就读遍经史百家，学问渊博，在科举考试中蟾宫折桂，名列前茅。“穷不丢猪，富不丢书”这是桐城世代相传，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民间谚语。
《安徽名嫒诗词征略》中便有许多桐城女子自小博览群书的记载：吴令则，……博通经史，小从父学诗，声调婉丽；吴令仪，……自幼勤学不倦；章有湘，……幼时人塾，常背诵《捣衣篇》《长恨歌》，一字无讹，与姊瑞麟、妹玉璜、回谰、掌珠，并善才名；吴坤元，……幼奇慧，从从祖应宾受书，辄成诵，十岁知属文；姚宛，……幼读史书，好吟咏；姚凤翔，……幼博经史，善吟咏；吴氏，……诸生询女，幼读书时，父以“自古以来天气好”诗句命对，即应声日：“放怀之处世情疏”，父奇之；方份，……性好书史，幼从祖姑读，及笄，学益进，……弟自塾中归，必与讨论诗文，一日，弟持师出联“桐子迎秋老”五字至，未及对，份辄举唐人诗“桃花带雨浓”句应之，父大喜，谓工致蕴。
二是尊师重教风。明清两代，桐城县内私塾遍布，教师颇受尊重，文人从教者多。“与文人贤儒重教重读相呼应，地方官宦士绅亦积极捐资办学兴教，数百年间，学风熏染，书香四溢”。桐城甚重女教，《桐城续修县志》指出：“邑重女训，七八岁时以女四书、毛诗授之读，稍长，教以针黹尤必习于井臼，虽巨室不娇惯。”％如姚鼐《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云：“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余以为不然。使其言不当于义，不明于理，苟为炫耀廷欺，虽男子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当于义矣，不能以辞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辞为之，天下之善也。言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
三是讲学结社之风。“桐城地处畿内，易得风气之先，……明代中叶，朝廷腐败，部分名宦、硕儒隐居桑梓，倾心办学。正德十六年，兵部郎中何唐弃官归里，首倡讲学，继有统自澄设辅仁馆，赵鸿赐组织“陋巷会”，方学渐筑“桐川会馆”，授徒讲学。明末，县内聚友结贤，讲学论政之风更盛，钱澄之、方以智、方文、孙临结有“泽园社”，胡如理、方咸亨、潘江组织有多种文会，清代桐城派崛起，其代表作家往往躬行力荐，极力倡导教育。”桐城文人足迹遍及全国。一时听者如云，极大地提高了桐城的文化品位和学术影响。这一学术风尚或形式，影响了家族女眷。据县志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女诗人方唯仪、方维则、吴令仪等相聚唱和于县城清芬阁，此为县内最早的名嫒诗社。在这几位名媛的带动和教导下，先后有多位女性从事过文学创作，直至清代，并有集行于世。如方御(方以智之女)、潘翟(方以智之妻)、陈舜英(方以智之子中通之妻)、方如环(中通长女)、方如璧(如环之妹)、张莹(方以智之子方中履之妻)、张姒谊(张莹之姊妹)等。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古往今来，社会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和奉献，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飞速发展。“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一中国家庭的普遍观点，不也正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吗?如果男性和女性不能和谐共存，如何推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ValPlumood)看来，“对二元论的划分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随性的，而是由具有鲜明对比的两组概念构成的————统治的概念和屈从的概念，即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立足于对文学研究的多角度结合，着眼于女性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统一，不仅把女性和大自然的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对男权思想的“二元制”社会给予了批判，同时为女性争取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尝试探寻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而在生态学中，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类奴役自然、破坏环境，自然环境成为被男权社会统治的人类社会压迫的对象;而在人类社会内部，女性主义者则持女性思想被男权奴役，女性生活被男性世界操纵掌控，成为“失语者”，也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奉献者的观点。由此可看出，“环境”和“女性”两者之间的确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男权社会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对象，这样就使得“同病相怜”的两者惺惺相惜，仿佛两个亲密无间的“闺蜜”。而大自然往往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比喻成母亲，也常常被用第三人称“她”来指代，这更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者情不自禁地把两者纳入到共性范围内进行研究，把女性争取自由的权利和自然获取救赎的渴望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站在女性的立场来分析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对于生态主义学说而言，更具有女性敏感、细腻的独特研究角度和审视点。如果说生态主义理论者们是主张以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种种危机进行展开研究，那么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从两性和谐的前提下，从女性细腻、敏感的眼光透视男权社会解构“二元式思维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指出生态社会的种种自然危机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男权思想的独霸地位。“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主张用女权思想代替男权，而是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反对男权思想的压迫和束缚，争取妇女话语权和地位的平等，不再以二元式的思想模式和世界观来统治世界，让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一点也正是体现了对和女性有着密切相似性的自然世界的解放和拯救，众生本应平等，让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合作共赢。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立足于男权社会里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但却从另一个角度洞察了深深藏于人类统治主义理论中的人与环境之间也存在隐形的相似关系。以此为着眼点，生态女性主义可以说有了在生态环境学理论上的合理性。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古代埃及文学中的“女神”
（一）防护、滋养、温暖的大母神
古代埃及神话的大母神集中体现了女性的正面特征——容纳、防护、滋养、温暖的属性。天空女神努特作为天国的母牛，以乳汁之雨哺育大地，用自己的背驮载着太阳神。长有一对奶牛耳朵的女神哈托尔是爱神、欢乐神以及生育之神。它哺育了人类，哺育了国王。最伟大的母亲女神，埃及王权的保护神伊希丝，作为埃及国王奥西里斯的王后，聪明贤惠，精通魔法，是丈夫奥西里斯的得力助手。她辅佐丈夫统治埃及，使埃及国势蒸蒸日上。她在丈夫遇害、被塞特逼嫁的处境中死不屈从，踏遍了千山万水寻找丈夫的尸体，并使之死而复生，还生下了儿子荷鲁斯，成为男性们赞赏的女性形象——智慧勇毅、吃苦耐劳的贤妻良母。
（二）深陷爱情中的痴狂少女
古代埃及爱情诗对女性美的描绘方式，具体呈现出传统修辞方式中男望的象征形态：“肤色白皙，闪光明亮，/一双可爱的眼睛，/甜蜜的双唇，不多讲一句话；/挺直的颈项，耀眼的，/头发如真正的天青石；/手臂赛过黄金，/手指犹如荷花的苞蕾。/浑圆的大腿，纤细的腰肢，/两腿走路美妙无比；/高雅的步子踩着地，/步步牵动我的心。”表明女性被文化物质化、客体化之后丧失了自身作为主体的欲望。
古代埃及爱情诗有的描写了少女渴望爱情、情不自禁的火热感情，有的写等待与心上人约会的焦急心理，也有的表现失恋后的痛苦。在古代埃及表现爱情的诗篇中，男性也为爱情激动，也因相思而憔悴，但鼓舞、指引他们的是获得和占有的感情。而女性的爱则不自觉地带有牺牲和自虐的性质。 “我被抛弃了，/在路上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火作为向导，/它灼伤了我的灵魂……我将要发疯，嫉妒占满了我的心灵……/他不再爱我了，神啊！我简直要死去，/ ……当我死去的时候，请再亲吻我吧！/ 你的亲吻会让我苏醒，/ 即使我躺在坟墓中；为了这一吻，/我也会起来，冲破死亡的界限。”女人沉溺于火热爱情，个人世界完全属于对方，她自恋神化的爱情成了她的信仰，她甘愿牺牲并为此而陶醉，最终导致自我残害。这些诗作表现出男人是轴心，而女人不过是围着他旋转的轨迹而已。
（三）忠诚、勇敢、智慧的人间妻子
《被命运女神威胁的王子》塑造了一个令人赞赏的人间贤妻的形象。米坦尼国王独生女的爱情遭到父王反对，公主搂住她的王子发誓：“只要拉神活着，如果逼他离开我，我将茶饭不思，滴水不进，马上死掉。”国王又命令杀掉王子，公主苦苦哀求： “只要拉神活着，如果把他杀掉，等到太阳下山我也会即刻死掉。没有他，我半个小时也活不了。”最后公主与王子得以成婚。王子曾经被命运女神哈托尔预言注定遭受三大厄运，或被鳄鱼吞噬，或被毒蛇袭击，或被恶狗咬死。公主对丈夫严加保护，从不让他独自外出。她在丈夫酣然入梦的时候，发现了要袭击丈夫的毒蛇。她悄悄把准备好的酒放至毒蛇面前。毒蛇饮酒后醉倒，妻子抡起斧头砍死了毒蛇。直到这时，妻子才将丈夫叫醒，而且毫不居功，将之归结为拉神的保佑。这个散文故事中的公主身份高贵，对爱人忠贞不渝、温柔抚慰，对抗厄运勇敢无畏、智慧过人，是爱情、婚姻的“保护者” ，是古代埃及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埃及教谕文学中有些话语体现了对妻子肯定、赞扬的态度。《普塔霍特普教谕》涉及到对妇女的看法，可以反映出当时古埃及社会主流中的妇女地位：“一个优秀品质的妇女是饥饿中的面包。”“热爱你的妻子，/填饱她的肚子，给她穿好衣服，/香膏涂抹她的玉体。/只要你在世就使她欢喜，她对她的主人是一片肥沃的田地。”赞美、肯定的着眼点仍然在于强调妻子的“有用性” ，而非其作为主体的自身价值。
（四）辛劳、无私、伟大的母亲
古埃及文学中的母亲具有地位崇高，是不遭非难、令人尊重的完美形象。教谕文学高度概括了母亲为子女奉献的一生： 你虽然是她的一个沉重负担，/但是她却没有抛弃你。/ 当她怀胎数月后生下你，/ 她仍然得被你奴役，/ 她哺乳你三年。/当你长大，你的排泄物令人作呕，/ 但她并没有感到恶心，并没有说： “我该怎么办？” / 当她送你去上学后，/ 有人教你学习书写，/ 她每天带着面包，啤酒去看你。/当你长大成人并且娶妻，/ 你住在自己的家中，/ 注意的是你的后代，/ 抚养他正如你的母亲抚养你。/不要让她（母亲）有理由责备你，/ 以免她向神求助，/他（神）能够听到她的声讨。教谕文学所描述的恰是母亲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隐隐传达出了怜惜之情。
（五）被压抑和消解的王室女性
1.被历史消音的哈特舍普苏特女王
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创造了自己作为阿蒙·拉神的女儿诞生以及拉神亲自为她主持加冕仪式、众神赐福于她的神话。在卡纳克修建的方尖碑的铭文中，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反反复复强调她的神圣出身：“我发誓：我是拉神之所爱，我的父亲阿蒙神非常喜欢我。” “真的是他的女儿”，至于为什么可以打破男性垄断，登上王位实行统治，则是由于伟大的拉神赋予她统治国家的权力，她只是在按照父亲的旨意行使权力，为他服务。只是在“我的名字会与神庙一起永存，直到永远，永远，”一句中，泄露了追寻个人价值的实现，希冀名垂青史的心理。作为女法老，煞费苦心地创造自己神圣出身的复杂故事，又将之详详细细地雕刻、书写在葬祭庙墙壁和方尖碑上，这种情形在任何一位男法老那里都不曾出现。正如同她在外表装扮和伟大名字上颇费斟酌一样，关于她出生的神话故事，她在方尖碑上表达的对父亲——伟大的拉神的敬仰，都会使我们从中嗅出女王对自己僭越行为缺乏从容和坦然。 在她之后，图特摩斯三世命人从所有的宗庙纪念碑中铲去了她的名字，主要的原因则在于王权代表着宇宙间的神圣原则，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对女性开放的，一旦女性夺得王位，不管她如何能干，都是对宇宙神圣原则的违背，为了不误导后人，有必要抹去她们的痕迹。
2.被父权物化的公主
在《无首尸案》这个故事中，国王在珍宝不断失窃又不能破案的窘境中，竟然命公主去妓院当，企图通过公主向客人询问问题找到案犯。不料想盗贼又一次斗败了公主，羞辱了国王。国王羡慕和敬佩这个盗贼非凡的才能和智慧，赦免并赐其重金，甚至还把公主许给了他做妻子。为了破案，维护国王的尊严和体面，即使贵为公主也要甘为下贱，以充当的方式为父亲的愚蠢付出身体和尊严的代价，还被作为性奖品奖励给盗贼。作家没有对公主在两次事关自己尊严、幸福的大事中的表现发表一言评论，足见女性是如何在历史和书写中被“消音”。
通过以上分析，读者可见男性理想中女性的特征——滋养、庇护、美丽、温柔、智慧、忠贞、恭顺……总之，这些女性形象是美与爱的天使，更是贞节、贤淑等德行的天使，是古埃及文学中具有正面性质的“女神”形象，满足父权文化机制对女性的期待，有利于男性，有利于体现男性价值。
二、“女神”形象的文化解读
古代埃及文学“女神”形象不断被表现的原因在于：
首先，“女神”形象是原始状态下古代埃及初民的自身经验投射。抛开大母神生死、善恶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两重性，古代埃及神话中善良母神是生命永恒女性原则的拟人化，作为人类的创造者、赡养者、生命增添者和意义的源泉，是埃及初民在隐喻中表现其自身经验，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其次，受到打上男性中心论印记的人性善恶二分模式的影响。人类从母权制社会进入父权制社会之后，男神代替了女神，金剑击碎了圣杯，男性等级统治取代了女性和男性的伙伴关系（理安·艾斯勒）。评价女性及女性人物行为善恶的标准和依据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男性中心论的印记，表现为一切从男性集团的私欲出发，以社会公益的名义判断、评价女性。在古代埃及，文化传承有其传统性别规范的背景。以男性为主体的父权制与性别政治使女性的欲望和身体承受了压抑与匮乏。
再次，受到男性作家女性观的影响。在文学方面，人们所需要研究的从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是时间，而是“以某种方式”被描写出来的事实或事件。男性作家身权社会这样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大环境，不能摆脱历史局限性，他们在叙事时采用的是男性的视点，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男性视点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因而表现出来的不可能是女性主体真实的生命状态，势必带有男权文化的印记。古埃及男性作家也歌颂女性的伟大，赞美她们的奉献和牺牲，但因其在古埃及文学作品中不多见而并不占主流。他们的文学作品在象征和审美意义上展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以及对两性关系的种种要求、想象和描述。
三、结 语
古代埃及文学“女神”形象是古代埃及父权文化的体现，是男性作家在社会类型和性别身份的局限下从男权出发对女性的解读，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与负面的“魔女”形象一样，逼真地映照着女性的历史与文化境遇。在男权话语中“女神”形象终究只是一个个被动的隐喻，是被排除在男权中心之外的 “他者” ，只能充当证明男性价值的工具和符号，在文化符号系统中成为空洞能指。
[参考文献]
[1] Miriam 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2] [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7.
[3] [美]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4] 孙宏哲.论古代埃及文学中的“毒美人”[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01）.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女性是古代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
1.说起女性题材,我们不得不想起四大名着之一的《红楼梦》,鲁迅先生曾说“自从有了《红楼梦》,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显然,这是对红楼梦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言的,但事实是,《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远不止于此,而是《红楼梦》出现以后,源远流长的女性文学有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学史出现巾帼不让须眉的盛况。女性文学创作在后期出现繁荣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清代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集大成时期,这个时期的女性文学也可以看做是对之前女性文学的集中发展。曾有人说过“女性的进步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清朝后期女性文学的繁荣也是因为女性地位的提高红楼梦是女性话题,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小说,它虽然不是女作家的创作实践,但是它的作者曹雪芹不仅以女性命运和女性生活作为创作题材,而且在小说中,对女性的美有独特的看法,打破了传统的男权意识,对女性经验、女性意识加以肯定和探讨。红楼梦描绘了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婚姻理想,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女性特色。
2.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不乏经典的女性形象,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美丽善良的刘兰芝、《窦娥冤》中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窦娥、《木兰诗》中代父出征的花木兰,在她们身上,表现出古代人们对女性性格理想化的追求,更是蕴涵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争取婚姻自主,追求幸福生活,坚决扞卫自己的人格尊严,顽强反抗封建家长制,这些都体现了刘兰芝性格中“刚强、刚烈”的一面。出嫁以后,刘兰芝的勤劳善良孝顺由体现除作为女人的温柔一面。当刘兰芝最后无路可走,她毅然选择了以死抗争。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殉了自己的尊严和理想。但是文中,刘兰芝和焦仲卿分手时,情意绵绵,她既要他有充分的的心理准备,又不忍心打破他破镜重圆的幻想,这段描述把刘兰芝多情、体贴和善良表达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
花木兰则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冲破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驰骋疆场,像男子一样保家卫国,这些都表现出木兰性格中的“勇敢、刚毅”。她出生入死的驰骋于沙场,“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十多年征战岁月里,木兰在艰苦的战场上,一边打仗一边还要克服女性生理和心理的障碍。这些都需要她具有异乎寻常的毅力和坚强的个性。木兰虽然是个巾帼英雄,但也具备女子柔情。出征途中,她表达出“不闻爷娘唤女声”的思亲情怀,这正是她难以摆脱初离爷娘膝下的少女心理的表现。战争结束、木兰胜利凯旋之后,一进卧房,便“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一个红装女郎的形象立刻展现。这样的举动都表现出浓浓的女性印记。
这三位女性,虽然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思想意识,性格上也各具风采,她们的性格中都存在着“刚”性的光芒,也正是由于这种刚性,她们才能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光辉女性形象的代表。但是作为女性本身而言,她们又具有善良、温婉、多情等的传统女性特征,在她们身上看到的是“刚”与“柔”的完美统一。
二、女性对文学创作的贡献
在男权当道的我国封建社会,其实也不乏优秀的女性文学家,其中着名女词人李清照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劳伦斯作品;女性形象;多义关系
我们评价一位作家的作品时，通常会通过多方面的解读来进行。因为直接通过对作品评价来对作家进行定位或评论常常会显得很荒谬。劳伦斯的作品及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直遭受到广大业内人士的 批评，尤其是女权主义评论家对劳伦斯笔下女性形象的描述大为不满，他们认为劳伦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与大众背道而驰的。但也有许多不同的声音让广大读者可以从劳伦斯的作品中重新审视女性问题。本文主要从三位女性作家对劳伦斯的作品评价进行分析，并从劳伦斯作品的语言特点进一步讨论劳伦斯作品与女性文学的多义关系。
一、对女权主义的质疑
劳伦斯在自己的作品中用了大胆的语言来描述，来对生殖器进行描述。而这些，在二十世纪时莫瑞对劳伦斯的评价中写出劳伦斯之所以对有如此大胆的描述，仅仅是因为劳伦斯这位作家本身的性格作祟，莫瑞认为劳伦斯有对生殖器过度的崇拜以及对大男子主义的大力推崇，劳伦斯笔下的女性人物，全部都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没有自身独立的人格。而法国作家波伏娃也认为劳伦斯是在作品中贬低女人。在当时许多的言论都是从莫瑞的评论开始，多与莫瑞的评论有相似之处，而往后几年间米勒在自己所著的政治言论中也对劳伦斯作品进行攻击，认为劳伦斯的作品不健康，对女性没有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反而是在不断误导，并用了许多夸张的言语来评价劳伦斯的内容。虽然这些作家对劳伦斯的作品都展开了不同的见解，但不同的评价也反映了劳伦斯对女性视角的多义关系，并对多义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二、劳伦斯作品的边缘性
有一些女性作家对劳伦斯作品的评价让人无法抓住其真实的想法，例如伍尔芙，一方面她认为这是对女性的抵制，另一方面，她对劳伦斯的写作风格表示欣赏，并对自身的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在自己的笔记中承认了劳伦斯作品的边缘性给自己的写作有着一定的帮助。在劳伦斯作品中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中的女主人公，就是一个大众所能够接受的女主，从一而终。这与劳伦斯其他的作品很不一样，但大多的女性评价还是很容易将劳伦斯放入一个大男子主义的框架中，对女性以及女权表示敌意。
三、劳伦斯作品的写作风格、女性语言的意义
很多女性作家对劳伦斯的作品都持有批判、不赞同的态度，如伍尔芙、曼斯菲尔德等。但尼恩在她的著作中表达了自己对劳伦斯由衷的欣赏。尼恩在她的著作中描述劳伦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让女性更容易读懂并理解。在作品中对女性服装、相貌的描写也让敏感的女性有着共同的语言。而这种描写来源于劳伦斯是一位画家，对身边事物的敏感程度要远大于常人。劳伦斯画家的身份让作品具有极大的真是感，对的描写也让尼恩觉得这是超越大众所认知的价值观的，劳伦斯通过丰富的语言描写让他的作品具有流动性，这也是为什么劳伦斯是一名男性作家，笔下的作品却常常被解读为女性语言的缘故。劳伦斯的几部作品如《虹》、《白孔雀》中对人物与自然的描写也使很多人觉得劳伦斯是一名女性作家。而这些描述潜在地对父权社会进行着秩序的挑战。
所以，当尼恩阅读劳伦斯的作品才并不认为劳伦斯只是通过大胆的文字就是对女权主义的抵制，而是从写作风格、写作方面等方面对劳伦斯都有着许多的赞赏。
四、结语
我们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作家对劳伦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描述发现，有抵制的，有赞赏的，有认为劳伦斯对女性的不尊重，也有说通过细腻的文字描写才是真正懂女人所想的。从伍尔芙的评价中看出了劳伦斯的作品具有边缘性，也赋有女性气质，从尼恩的评价我们也能够看出劳伦斯笔下流动性的描述。这都为我们理解劳伦斯的作品有着极大的帮助，也让我们通过不同的评价去重新看待女性文学的多义关系，不止在于自己的阅读与理解，更能够从许多前辈对作品的描述中找到我们与之共通的观点。
参考文献：
[1]江润洁.从对劳伦斯的评论看劳伦斯作品与女性文学的多义关系[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82-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