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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前十位的金融中心城市还有苏黎世、法兰克福、悉尼、芝加哥、东京和日内瓦。此次调查中,政策监管和税收环境成为衡量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报告称,伦敦和纽约是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为全球参与的交易提供了广泛服务。而两个城市在人力资源、市场准入及监管方面尤其突出。
在谈到亚洲金融中心时,报告称该组织2005年发表的报告认为,亚洲各金融中心之间没有明显领先者,而此次最新的分析却显示香港不单超越新加坡,还遥遥领先包括东京在内的其它亚洲金融中心。
该报告以人力资源、商业环境、市场准入、基础设施和综合竞争力为评比指标,对全球46个城市作为金融中心所具备的竞争力加以比较和排名。
人力资源是指该城市是否有足够的专业人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推动人力资本不断增值的教育环境。商业环境则侧重于监管、税收环境、腐败程度、经济自由度和商业环境是否宽松。而该调查将监管视为衡量一个市场的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市场准入则指该金融中心的证券化程度,股票、债券的交易数量,以及城市中为金融领域服务的公司的数量。基础设施衡量的是该城市中建筑物租金和是否有足够的办公面积。综合竞争力则考量的是一个城市的生活条件。
据BBC报道,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由英国的Z/Yen调查公司为伦敦金融城统计制作,每两年公布一次,对全球46个城市作为金融中心所具备的竞争力加以比较和排名。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是根据对全球金融服务业决策层人士进行的网上问卷调查结果,结合47个有关竞争力的不同指数,综合计算分析得出。
排名目的
推出这个指数的日的是展示金融中心之间相对竞争力的变化,以助了解金融中心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从零开始建设一个世界主要金融中心(比如沙特的迪拜)是否可能;以及随着区域经济实力的增强,亚洲是否可能出现一个全球金融中心。
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斯耐德说:“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凸显了两个亚洲金融中心――香港和新加坡――在竞争力上远远超过伦敦以外的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城市。”
伦敦金融城2005年的金融中心竞争力调查报告显示,当时亚洲几个金融市场之间没有明确的高低之分,而今年的调查则清楚表明,香港不单超越新加坡,还遥遥领先包括东京在内的其它亚洲金融中心。香港被认为正在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而东京仅排名第9。
根据这次调查的结果,受访者认为香港最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报告认为,香港拥有严格的监管以及经验丰富的金融人才,而且已经成为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只要亚洲金融市场不再出现较大的波动,香港是成为另一个全球金融中心的最有力竞争者。报告称,由于在人才、市场监管及企业环境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作为中国经济“龙头”的上海,与排名第9位的东京,从各项指标来看,目前都无法跟香港比。
根据调查报告,成功的金融中心扮演了五个角色中至少一个:
全球金融中心,目前只有伦敦和纽约够这个资格;
国际金融中心,比如香港,承担了大量跨国交易活动;
特色金融中心,在某个领域独霸鳌头,比如苏黎世的私营银行业是世界第一:
全国金融中心,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金融服务中心,比如上海;
区域金融中心,承担了国内一个地区的主要金融业务,比如芝加哥既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又是一个地区金融中心。
伦敦和纽约扮演了全部五种角色,但伦敦在五项竞争力指标上都超过了纽约。
竞争力要素改变
今年的调查结果表明,金融界要人对构成金融中心竞争力的要素的看法跟两年前不同。2005年,在《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相对竞争力调查报告》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人才和技术是整体竞争力的首要因素,而这次的调查显示,人们的关注焦点已经转移到监管政策和税务环境。
计算指数中采纳的其他竞争力因素指数还包括人力(高质量劳动力供应、劳动力市场灵活程度、商业教育和人力资本开况)、商业环境(监管、税率、腐败程度、经济自由度和经商的难易程度)、市场状况和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居住生活条件等因素。
【关键词】 科技竞争力创新构建
谕饩赫ρ芯孔凼?1.1 国外关于竞争力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白宫和参议院要求美国技术评价局研究美国竞争力。1980年,美国劳动部经济研究办公室提交了《关于美国竞争力的总统报告》,第一份正式的国家竞争力报告。
1985年,美国总统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提交了其第一份国家竞争力报告:《全球竞争,新现实》,比较全面地分析和研究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随后 于1988年颁布了《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
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提交给国会1份研究报告《未雨绸缪—开创美国经济的光明未来》从下述4方面提出改革建议及相应的行动措施:
第一:培养1万名教师和1000万学生以及大幅度提升K-12年级的科学和数学教育来增强美国的人才库。
第二:通过科学和工程研究播撒种子,以保持和加强国家致力于长期基础研究的传统,从而保持促进经济发展、确保国家安全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新创意的持续产生。
第三:在科学和工程高等教育方面拥有最杰出、最聪慧的学生,从而使美国成为从事学习和研究的最具吸引力的场所,继而培养,征募并留住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国最杰出最聪慧的学生、科学家和工程师。
第四:鼓励创新及良好的投资环境,以确保美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地方,并通过使专利体制现代化,重组鼓励创新的税收政策及确保宽带接入,来创设基于创新的高收入工作。
英国政府的经济社会研究理事会1983年开始陆续组织了20多个项目研究国际竞争力。英国政府贸易与产业部1992年开始每年提出数量不等的竞争力研究报告,如1995年的《竞争力:帮助小企业》报告。
法国研计部1992年推出《法国:全球竞争中的业绩选择》报告,德国经济部1993年《联邦政府关于保证未来德国经济的报告》,葡萄牙竞争力论坛1995年提出了《葡萄牙经济竞争力报告》。其特点如下:
①争力分析越来越受到国家政府部门的重视,成为政府部门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成立专门机构分析竞争力;
②竞争力分析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③竞争力分析既包括对过去的判断和未来趋势的预测,还包括提出未来的战略选择。
1.2 国内关于竞争力研究现状
我国在1997年3月由原国家体改委体制改革研究院、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及中国人民大学联合组成中国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组,运用《世界竞争力报告》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1997年出版了《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1996)》。
该告用381个指标,分析评价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涉及宏观经济、工业、科技、企业管理、金融体系、政府管理等方面。之后,2年1个主题报告。1999年推出了科技竞争力主题研究报告,探讨科技竞争力与其它七大指标之间的关系,出经济活力、工业效能、财政能力、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对外经济活动活力、创新能力、国家干预8方面因素及其评价指标,比较研究了亚太15国(地区)的国际竞争力。
在科技领域,我国近年来逐渐开展以文献计量为主的学科发展态势与竞争力分析。主要用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情报分析方法探讨世界科学发展态势,分析我国的优势领域,包括中国在世界科学中的位置,中国在世界科学中相对优劣势的国际比较等内容,为科技决策者提供可资参考的世界科学景图。
2 科技竞争力创新的内涵动态变化
《科学、技术和工业展望》(OECD 1996):创新是由不同参与者和机构的共同体大量互动作用的结果,把这些看成一个整体就称作国家创新体系。……从本质上看,创新系统是由于存在与企业、政府和学术界在科技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与交流所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之间的互动作用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成效和整个经济体系。
科研机构的科技竞争力,是指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立足科研机构的职能,通过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等活动,产生出有助于知识增长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科研成果的能力。
从分析科研机构与国家创新系统的关系入手,研究了国家创新系统的内涵变化,科研机构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功能定位与作用。综合分析了科研机构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界定科研机构科技竞争力的内涵,从科技创新价值链的视角,构建了国立科研机构科技竞争力5维要素研究与分析框架体系三层结构。简要分析了影响国立科研机构国际科技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与展望。
在知识经济主导的世界下,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主体,分析现有典型竞争力评价中涉及科研方面的指标,有助于构建科研竞争力的评价模型。目前竞争力评价中关于科技方面的指标,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科技人才:人才是科技竞争的根本,也是一个机构具有竞争能力的潜在优势,各种科技竞争力评价都把人才作为竞争力的一个主要因素;
(2)投入:投入包括经费、设备基础设施等,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机构之间开展竞争力基础条件不断改善;
(3)产出与影响:包括论文、专利、高技术进出口、高技术制造业等这是机构竞争力的外显因素,其发现的新知识与掌握的新技术越多,其在同类机构中的影响就越大,也就更容易吸引到高水平的人才和投资,因而其竞争力也就越强。
定量分析是手段,服务于作出判断和得出结论。利用情报分析和数理分析工具,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表现各种现象之间深层次的关系,或发现从表面(或从定性分析方法)上难以发现的联系和规律,有助于展现其他情况下可能被忽视的研究重点。得供有关某一学科领域中与各种科研活动相关的事实数据和相对全面的概貌。
3 研究与分析科技竞争力研究方法
如何系统性设计出将评估体系与科研机构的战略定位、使命及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建立联系的评价科技竞争力的模型与研究和分析指标体系,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3.1 科研机构科技竞争力研究与分析体系构建
(1)科研机构科技竞争力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2)研究与分析体系构建。
(3)影响科研机构科技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分析。
①战略定位与研究方向选择。
②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和跨学科团队协作。
③保障研究开发经费的支持力度。
④创新环境。
3.2 国家创新系统的内涵与动态变化
《科学、技术和工业展望》(OECD 1996):创新是由不同参与者和机构的共同体大量互动作用的结果,把这些看成一个整体就称作国家创新体系。……从本质上看,创新系统是由于存在与企业、政府和学术界在科技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与交流所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之间的互动作用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成效和整个经济体系。
OECD在《管理国家创新系统》(1999)将国家创新系统强调政策制定者促进国家的科技进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政策分析工具 ……,“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机构内部相互联系在一起,来创造、存储和传递知识、技能和产生新技术产品的系统。”
科研机构的科技竞争力,是指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立足国立科研机构的职能,通过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等活动,产生出有助于知识增长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科研成果的能力。
3.3 WEF对竞争力理论评价
WEF在1996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定义竞争力为一国或地区保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增长的能力,并设计了下述国际竞争力指数:
(1)经济增长指数——结合初始收入和竞争力水平来进行的计算和排名;
(2)市场增长指数——国增长指数与其GDP全球份额的乘积(1998年调整为一国增长指数和其GDP绝对规模的乘积)与全球经济增长之比构成,它将各国经济增长和其经济规模相结合,反映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份额。
进行竞争力评价所依据的理论是多方面的,是在不断创新和变化的。设计和评价国际竞争力指数,主要依据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主要通过开放程度、政府、金融、基础设施、技术、管理、劳动、法规制度。1998年以后增加了波特关于竞争力和环境方面的理论。例如设计经济增长指数基于以下认识:
一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由三个因素决定:①竞争力指数;②初始GDP人均水平;③不可预见的偶然事件。一国的经济增长水平既与综合竞争力水平有关,又与一国的初始人均收入相关,往往穷国比富国更倾向于获得快速经济增长。因此,以人均GDP定义的竞争力评价,既要评价其环境因素,也要评价其增长因素。
参考文献:
[1]谭宗颖.科研机构竞争力分析.北京:中科院图科情报部,2013(4).
关键词:GFCI;国际金融中心:对策
一、我国相关城市在GFCI中的最新排名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以下简称GFCI)是目前全球最具权威的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以及评估体系之一,是由伦敦金融城公司委托Z/YEN公司开发并管理。GFCI是在现有的一些评测指数和定期调查金融产业数据的基础上组合而成,是一个动态性的复合指数,其持续跟踪金融专家对潜在金融中心的评估,每半年一次数据,最新数据为2010年3月的第7期。
在最新的第七期报告中。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始终保持前4位。其中前两者优势明显高于后两者。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伦敦与纽约优势明显但与香港和新加坡的差距不断缩小。香港和新加坡得益于亚太经济,具有稳定和长久的竞争力,香港多次位居世界第三。东京、芝加哥、苏黎世、日内瓦、法兰克福、悉尼等传统金融中心排名前10。
我国的金融中心近几年迅速崛起,其评估值均显著提高,在全球十五大中心中占据三名。除了香港作为全球性金融中心稳居第三;深圳、上海、北京排名分别为全球第9、第11和15位。从历次评分来看,北京和上海与临近城市的评分差别不大,但其进步最快,详见表1。
二、中国金融中心优劣势分析
GFCI按照竞争力领域和测试者所属行业两个标准进行子指数分类。竞争力子指数包括人才因素、商业环境因素、市场准入因素、基础设施因素、总体竞争力等五大因素:行业子指数包括银行业、资产管理、保险业、专业服务和政府与监管。这些指数通过GFCI统计模型使用相关行业的测试者的问卷构造而得,每一个子指数反映各行业的测试者的观点。GFCI应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来处理问卷评估和工具因素的组合数据。SVM是基于统计技术,对复杂的历史数据分类、建模和预测,能够很好地处理离散、类别数据,也能处理连续数值或时间序列数据。从SVM得到金融中心的预测值,与金融中心的实际评估值结合起来生成GFCI。GFCI动态更新包括工具因素更新或新加入金融中心的评估值,截至GFCI7,共使用3千多专家的5.1万多条评估值共850万数据,为金融中心提供更全面和动态的评估。
我们应用战略管理的SWOT分析方法,按照GF-C1的竞争力和行业两个维度来分析我国金融中心的优势和劣势。
(一)宏观经济
我同的金融中心均为与实体经济相关的金融中心,其发展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我国金融中心在GFCI评估中整休良好,表明金融中心自身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我国具有稳定的政治和法制环境、雄厚的经济实力、高速的经济增长、一定规模的金融市场、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持续稳定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为金融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了金融业的良性发展。宏观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促进了两者的稳定发展。尤其在金融危机下,中国整体经济的良好表现为中国金融中心发展提供了契机。
(二)行业分析
从GFCI的评估来看,在传统的金融行业,如银行业和保险业,我国的金融中心表现良好。深圳、上海、北京在银行业和保险业均进入全球前十(表2)。结果也证实,我国对金融业的发展存在“重硬轻软”的问题。重视基础产业的发展,轻视配套产业发展。我国金融体系属于基于银行的体系,更侧重于银行业及保险业等传统的金融业,近年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在这几年迅猛的发展,多家银行已列入世界前十强。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在资产管理方面提高迅速,上升至第五位。但专业金融服务产业如评级、咨询、法律、会计、审计业的发展缓慢,这些产业是金融发展不可或缺的产业,也成为上海金融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此外,政府与监管表现欠佳,成为金融业稳定发展的瓶颈和隐患。本次金融危机再次诏示,严格的金融监管是金融良性发展的基石。
(三)竞争力分析
从GFCI竞争力子指数分析,在GFCI竞争力的“人才、商业环境、市场准入、基础设施、总体竞争力”五项子指数中,我国大陆获得突破。在第六期中的三个金融中心无一项指标进入全球前十,但在第七期中上海在人才、市场准入、基准设施和总体竞争力四个指数获得显著提高。但深圳和北京在竞争力方面评分较低,表明中国在整体竞争力还较低,中国金融业同样存在“重硬轻软”的老问题,重视产业的规模、利润、增长等硬指标发展,而忽视人才、环境等软因素的提升。从表3可以看出,全球排名前四的全球性会融中心主要优势在于五项竞争力,其牢牢占据竞争力指数榜首。前十名的其他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指数的变化不大,多在3―4位次变化。这说明金融中心的发展关键在于其内在的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发展,尤其是在GFCI在历次的报告中首推人才因素,始终认为人才因素是重中之重。
(四)稳定性分析
从GFCI历次报告可知,排名越是靠前的越稳定,其波动相对较小。本次评估我国的金融中心表现良好,但其结果是否可靠稳定,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GFCI报告肯定了我国金融中心的显著进步,但同时也给出中国虚高可能的原因,即一方面,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受到的冲击最小,其他地区都受到较大冲击,相对于GFCI5中国的指数恢复得很快,其他地区则较慢:另一方面。从样本来源结构来看,大量的测试者来自于亚洲,可能造成结果的统计偏差。亚洲外的评估值则显著低于亚洲评估值,这也表明亚洲的金融中心并未和外部有效联系。三个金融中心在竞争力子指标得分较低暗示可能蕴含着较大波动,一些测试者的评估存在较大的错配,其结果的稳定性还须随着时间推移来检验。
(五)总体分析
从实际发展来看,我国的金融中心表现出高成长性和稳定性,尽管与顶级金融中心相比,尚存在巨大差距,但差距不断缩小。从国际视角来看。在亚洲,除了传统的香港、新加坡和东京外,我国大陆的金融中心竞争对手表现相较弱,迪拜618分(24名)、首尔615分(28名)、卡塔尔600分(36名)。这表明,中国的金融中心发展更多是向标杆追赶,受到其他城市的威胁较小。一旦我国的金融中心成长为区域级或全球级。其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些金融中心竞争,亚洲竞争形势将是非常严峻的。从动态发展来看,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也为金融中心发展提供强力后援支持。GFCI报告对我国未来发展做出较好的预期。在GFCI所有版本均明确提出,中国上海可能成为继伦敦和纽约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表明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中心的发展前景获得了国际广泛的认可和关注。从整体来看我国的金融中
心发展优势大于劣势。机会多于威胁。
三、中国金融中心之间的比较
目前我国有四个金融中心进入GFCI排名。其中香港稳居全球第三,大陆的深圳、上海和北京排名分别为9、11和22位。按照GFCI对全球75家中心的划分,上海和北京为全球级的竞争者,而深圳为国际级的实力型中心。其中上海和北京自GFCI第1期就进入GFCI,深圳在第6期首次进入排名即列第五,从GFCI统计来看,首次进入的排名有一定虚高,后续排名都有所下降。按照GFCI历史数据逐渐衰减的计算方法。深圳的评分可能会继续下调。目前上海和深圳仅差2分,按照发展趋势,上海将继续保持稳定的高速增长,而深圳在稳定之后也将持续增长。
GFCI报告也给出可能的原因,即一方面,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受到的冲击最小,其他地区都受到较大冲击;另一方面,深圳的主要支持者来自亚洲,评估深圳的80%的测试者来自亚洲,主要是香港。仅有16%的亚洲外的评估值。此外,深圳在竞争力子指标评分较低波动较大,评估存在较大的错配。
从我国的实际来看,深圳获得GFCI高分的原因,还在于其毗邻香港,被看作是香港与大陆的自然合作者。此外,总部位于深圳的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的良好国际表现也对深圳的高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国内的历年研究结果来看,对于上海的首位排名均一致,北京、深圳大多居前三。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在2009年6月16日在深圳首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也得出类似结果。从实际发展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上海、北京两个金融中心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上海已在金融市场(证券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期货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创新、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战略聚集等方面初显雏形。北京也因其有金融决策和监管、金融信息、金融服务和人才积聚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而初具条件。深圳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与境外市场合作、放松金融管制、拓展金融衍生品等方面也初具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基架。
四、GFCI对中国金融中心建设的启示
GFCI基于行业和竞争力两个维度对我国与全球领先的金融中心分析,对我国金融中心建设有如下启示:
一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金融中心体系。借鉴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的雁型模式,我国的多个金融中心布局必须合理分工、统筹规划,避免低层次重复建设。以“香港―上海―深圳―北京”构建“全球―区域―国内”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布局。
二是发挥各级政府的作用。传统的金融中心如伦敦和纽约为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中心。其稳健和实体经济紧密相连,但发展相对缓慢。香港和新加坡为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中心,发展初期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的金融中心尽管多定位为市场主导型,但在建设初期,须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发挥我国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中央政府主要负责政策导向、制度改革、法律建设、宏观调控方面,地方政府着力提升吸引人才、商业环境、基础设施方面建设。
每个人都了解中国的竞争实力,它拥有世界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但他们也有他们的弱点,他们不是不可战胜的。我相信,如果利用我们自己的想像力并快速彻底改造市场战略的话,我们能够与之竞争。
这不意味着仅仅对于我们的制造业进行改进,而是应该大胆地创新地向前走。我们应该理解他们的软肋并加以开发。
我们的优势
* 我们必须加速使用具有竞争力的武器。中国与我们市场有很长的距离,需要考虑运输时间和材料加工补偿这些明确的要素,同时我们都了解这种精确预测的困难性。
* 跨国市场,为了经济节约需要用集装箱运输,中国的公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达市场。如果我们行动,我们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 不管现代技术和通讯如何发达, 没有比面对面的交流更好的了。另外由于文化的差异,口语的交流也不太可能发生。
* 我们在墨西哥时看见,那些不是在美国就是在别的国家接受培训的人们在这里可以被高薪聘请,结果他们的营业额上涨了30%。在中国我们正在开始看到这方面的情况。
中国目前的软肋
* 生产主管和小时工在中国还将持续上升。在杭州,生产主管每年的收入是9268美元,在香港,生产主管每年的收入是32407美元。因此,在中国工资的基础结构将会逐渐上升,导致成本的增加要比美国增长得更快。收入的差距也会持续增大。
* 与美元相比,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相对来讲还比较稳定,没有完全市场化,因此美元的波动不能引起人民币较大的浮动,这会在直接贸易上占据优势。这已经引起了世界金融市场的密切关注,在这一点上中国必须打破这种局面,用一种意义深远的方式提升人民币的价值。
* 享受中国繁荣经济的中国人口购买力还是相对很小。这种不均衡的分配能够引起人们心理的不平衡和社会的动荡。大量的人口将变得难以控制。因此这种小比例的富裕阶层和大比例的贫困阶层的结合以及试图把持陈旧制度体系的政府会在未来变得一触即发。
那些选择离岸外包的公司,当你们的战略规划涉及到中国时,你要仔细考虑,如果可能的话你要把基地建在美国,因为如果中国的形势发生不好的变化,你可以迅速地做出反应,让自己有回旋的余地。
我了解到世界其他地方对于中国资源的竞争力在逐渐地增强。这在欧洲是必然的,因为随着欧元相对于美元变得更强,他们正经历着高成本的考验。
最后,我相信运用我们的想像力和激情,我们能够抵销中国所具有的优势。为什么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呢。
全球竞争力排名出炉:中国名列第49位
世界经济论坛2005至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芬兰、美国在今年的全球竞争力大排名中仍分列第一和第二位,而中国则名列第49位,领先印度、巴西和俄罗斯。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主要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公共机构质量和技术革新这三项标准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芬兰在这三方面都表现出色(分别名列全球第四、第五和第二位),因而高居榜首。
最近五年中芬兰第四次排在首位。美国在技术领域名列全球第一,但在公共机构质量和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等方面只名列全球第18位和第23位,综合得分不及芬兰,因而屈居第二。排名第三至第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瑞典、丹麦、中国台湾、新加坡、冰岛、瑞士、挪威和澳大利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的排行榜上,中国在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方面排名靠前,名列全球33位。但是在公共机构质量和技术领域排名靠后,分别名列全球第56位和第64位,其综合全球竞争力排名全球第49位,较去年下降了3位。中国香港的全球竞争力虽名列第28位,但和中国台湾一样,其全球竞争力均较去年有所下降。
出处:美国《工业周刊》2005年11月2日
长期以来,“国家竞争力”的概念,在经济学科中既具有广泛涵义,又十分抽象且难以定义;但是,许多学者的贡献已使得世人对于国家竞争力的理解不断深化。例如,古典经济学者衡量或比较国家之间的竞争力以生产统计为主,注重土地、资本、自然资源及劳动力等要素。亚当·斯密曾提出比较利益的概念,强调在国际间,一个国家的出口要有竞争力,就必须有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李嘉图则强化了比较利益的概念,其著名的比较利益理论( Comparativeadvantagetheory )已在某种意义上展示了国家间的竞争。 20 世纪初,熊彼特( Schumpeter )引入创新概念,建构出动态与不断进化的竞争论点,熊彼特突出地强调企业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 )是扮演经济发展引擎的关键角色。索洛( Robert · Solow )通过研究 1948 ~ 1982 年美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增长要素,特别强调专有技术( Know - How )和劳动力教育的重要性。 90 年代,哈佛大学教授波特( Porter )强调指出了微观经济基础的作用,认为当从国家的层面衡量时,国家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一国在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表现为一个国家能否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使该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他利用“钻石模型”( Diamondmodel ),提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四大要素:生产因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援产业的表现;企业的策略、结构和竞争对手,并且有系统地展示各项竞争力因素的关系。
近年来,国际一些知名机构依据其对于国家竞争力广泛涵义的理解,已有所侧重地发展出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竞争力的多种方法。从主要内容来看,大体上有整体国家竞争力的评比、经济自由度的评比、投资利润风险的评比、国家风险的评比。其中,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ManagementDevelopment ,简称 IMD )和瑞士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 WorldEconomicForum ,简称 WEF )是国际知名的整体国家竞争力评比机构。中国从 1992 年开始参加其整体国家竞争力的评比,由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同瑞士方面进行合作研究。目前,两家机构在评价原则、指标体系与评比方法上均存在一定差别。总体说来, IMD 强调竞争力是一国先天资源与后天生产活动配合下,所能创造国家财富的能力,较侧重静态的评比;而 WEF 则强调竞争力是一国提高经济成长率,并持续增进人民生活水准的能力,注重一国未来 5 ~ 10 年的经济成长潜力,较侧重动态的评比。虽然由此产生的最终评比结果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从各自评比体系的年度变化中看到参评国竞争力要素的消长状态,并且有助于我们以不同视角观察和把握国际竞争力的内涵。本文主要介绍两机构 1998 年的评比报告结论 [1] ,并侧重于对于中国竞争力的评价结果。
一 .IMD 的评价
IMD 评价机构认为,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国家竞争力的评估工作在于正确测定国内环境如何持续支持本国企业展开国内国际竞争的能力。因而,他们将各国所构建的环境归结为 4 对竞争力要素的运行。即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 ProximityversusGlobality );引进吸收能力与输出扩张能力( AttractivenessversusAggressiveness );国家资产与国家经济过程( AssetsversusProcesses );个人风险与社会凝聚力( InpidualRiskversusSocilCohesiveness )。在此基础上, IMD 构筑了世界竞争力评价的 8 大内在要素。其相互关系如下图。
IMD 运用统计数据进行竞争力的评比。除了向有关国际机构收集统计数据外,每年还向参评国家和地区定向收集统计数据和发放调查问卷。他们将来自统计系统的数据称为“硬数据”,将来自调查问卷的数据称为“软数据”,经过标准化的统计数据处理,构成年度评比依据。 IMD 于每年的年中发行本年度《世界竞争力年鉴》,公布根据截至上一年度数据所进行的评比排序结果。
1.1998 年度的评比特点
1998 年《世界竞争力年鉴》对在世界经济中起着关键作用的 46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竞争力评价,其中包括 28 个 OCED 成员, 18 个新兴工业化经济和变革中的经济。
IMD1998 年的评比,确立了 29 项评价原则,共使用了 259 个细项数据指标,分别归入 46 个分项、 8 大内在要素。其中,直接由国际机构、区域机构、参评经济提供的硬数据 172 个,约占总量的 2/3 ,处理回收 4314 份企业家调查问卷得出的软数据 87 个,占 1/3 ;用于排名的指标 223 个,其余 36 个指标(均为硬数据)作为背景信息。整体数据评比,兼顾了近 5 年的动态变化;在指标体系上与 1997 年的对比变化不大,具有可比性。此外,在评比中还特别将评比指标归为引进吸收和输出扩张两个方面专项排位,其中用于体现吸收力的指标 134 项、扩张力的指标 131 项 [2] 。 1998 年《世界竞争力年鉴》的竞争力评比共分为 5 个部分: 46 个参评经济的总体竞争力排序;各经济体在 8 个竞争力内在要素中的排序;国家(地区)竞争力结构;各经济体的国家竞争力状态;全部统计数据。《世界竞争力年鉴》公布的 1998 年排名结果见表 1 。
2 中国的评比排位
在参评的 46 个国家和地区中, 1998 年中国竞争力综合水平排在第 24 位,比 1997 年前进了 3 位。从竞争表现看,中国在引进吸收与输出扩张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且引进吸收的进步幅度大于输出扩张。《年鉴》中的综述专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 1997 年继续快速增长中,保有世界最大的出口额并作为第二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者。从竞争力的内在要素结构看,管理、基础设施、金融 3 项大大低于竞争力的综合水平;与上年相比,金融方面退步 2 位、基础设施方面位次未变,其他 6 个方面均有较大进步(见表 2 )。
从表 3 的 46 个分项排位可见中国竞争力要素的内部结构,值得结合国内经济运行现状进行分析。在国内经济中,最终消费和生活成本的位次落后,可以说是中国当前急需启动内需的早期信号;金融方面的各项指标全面落后,既有金融体制的问题也有现行战略的原因,不可一概而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在管理中的各个分项指标体现了企业竞争力方面存在的严重结构问题:以劳动成本低廉补偿生产率的低下,既表明企业从事竞争的基础异常脆弱,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国内经济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3 中国的竞争力结构状态
IMD 评比 1998 年竞争力最强的经济是美国。《世界竞争力年鉴》也给出了各国家(地区) 8 大要素结构与美国经济相对比的状态图示。据该年鉴的刻画,从综合竞争力水平看,将美国经济竞争力定为 100 米的位高,测量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则在 66.19 米的位置,大约相距 1/3 。再从内在要素结构看,只有政府方面———政府政策增进竞争力的程度———超过美国,其他 7 项均低于美国。其差距按由小到大排序依次为:人口资源的能力与技能(国民),宏观层面的国内经济实力(国内经济),企业创新、盈利、责任方式的程度(管理),参与国家贸易和投资流量的程度(国际化),具有基础与应用成果的科技能力(科技),适应于企业基本需要的资源和体系的范围(基础设施),资本市场运行和金融服务质量(金融)。
1998 《世界竞争力年鉴》还根据评比结果提供了各经济体竞争力优势与劣势的平衡表,见表 4 。其中,“优势”为国际排名 14 位以前的各细项指标,“劣势”为第 36 位以后的各细项指标。
二 .WEF 的评价
WEF 的竞争力评价以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并结合大量经验性研究文献,测度国家(地区)短期内的经济成长潜力。认为具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在计算其初始收入水平的同时,拥有最高的人均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由此, WEF 以未来 5 ~ 10 年的中长期人均 GDP 增长为基础,致力于构筑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的竞争力指数,为全面反映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运行筛选数据指标,建立多因素决定的系统评价体系。
WEF 的基本看法是,经济实际增长率由 3 个因素决定:竞争力指数;初始 GDP 人均水平;以及不可预见的偶然事件。也就是说,除了偶然事件外,经济增长不仅与竞争力指数相关,也与国家的收入水平相关,因而往往穷国比富国更倾向于获得快速经济增长。整体竞争力指数是建立在 8 大要素的平均水平之上的,包括:开放程度、政府、金融、基础设施、技术、管理、劳动、法规制度。在整体竞争力指数评比的同时, WEF 还进一步评比另外 3 个相关指数:经济增长指数、市场成长指数、问卷调查评价指数。
WEF 用于进行竞争力评比的数据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来自于有关机构的统计数据,他们称其为定性数据;另一部分是通过向参评国家(地区)发放问卷获得的调查数据。由于侧重于经济的动态增长, WFF 更为强调企业家的意见,大约使用 2/3 的调查数据、 1/3 统计数据。 WEF 于每年的年中发行本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公布根据截至上一年度数据所进行的评比排序结果。
1 本年度的评比特点
199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包括对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评价结果,参评的经济总量约占全世界的 95 %。 WEF 的评比中,将 53 个国家(地区)分为 6 个地区或功能组:贸易中心经济、英美经济、欧盟经济、亚洲工业国、转轨经济、拉美经济,另将无法归入以上 6 组的经济放入其他类,共计 7 个组别。中国被列入到亚洲工业国组。该组的竞争力排序,在 7 个组别中位处贸易中心和英美之后,列第 3 ;按 53 个位次计,列第 21 位。
WEF1998 年的竞争力评比,继续使用 1997 年的评价原则,仅在若干指标上小有改动,因而仍然具有与上年的可比口径。评比所使用的 200 多个数据归为 8 大要素项目。各要素项目所包含的定性数据与调查数据的比重不同,其中开放程度、政府、金融、劳动 4 项,各自的定性数据占 3/4 、调查数据占 1/4 ;基础设施、技术 2 项各自的定性数据占 1/4 ,调查数据占 3/4 ;管理、法规制度 2 项,全部为调查数据。在进行竞争力指数评比时, 8 大要素项目又具有不同的权重,其中开放程度 1/6 、政府 1/6 、金融 1/6 、基础设施 1/9 、技术 1/9 、管理 1/18 、劳动 1/6 、法规制度 1/18 ,合计为 1 。
199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竞争力评比资料分为 3 个部分: 53 个经济体的竞争力指数总排名;各经济体竞争力结构状况;所有细项数据的排序情况。 199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公布的排名结果见表 5 。
2 中国的评比排位
在参评的 53 个国家和地区中, 1998 年中国竞争力综合水平排在第 28 位,比 1997 年前进了 1 位,但从指数数值上看是下降的,并且低于所在组别的平均水平(见表 6 )。从其他 3 项指数的评比排名看,经济增长指数情况最好,不但指数提高,位次又前进了 3 位、达到第 1 ,但是正如《报告》中的综述专文指出的,由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低,虽然经济增长率高,也只能具有中等的竞争力。市场成长与调查评价则分别较上年后退了 1 个位次。其中,市场成长指数仍排在第 3 位,是与大国经济中较大市场规模相关的,表明中国仍是世界上具有较大扩张力的市场。
进一步从表 7 的 8 个要素排位观察中国竞争力的水平构成,政府、劳动、金融 3 项排名超前于综合竞争力水平,此外的 5 项要素均落后于综合水平。由于基础设施、技术项的评比权重相对较小,管理、法规制度项的权重更小,其实际上落后于综合水平的状况,已不如开放程度项明显。与上年对比看, 8 项要素中有 3 个进步项,其中开放程度的进步最大、前进 3 位,政府项和基础设施项各进 1 位;退步项中,法规制度的幅度最大、退 11 位,由于这项评价源于调查数据,显示受访企业经理人员对于法规制度的需求更高。
3 中国的竞争力结构状态
199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根据各个细项指标的评比结果,以资产负债表的形式提供了各经济体竞争力的平衡状况,见表 8 。其中,“资产”为排名 15 位以前的各细项指标,相当于竞争力的优势所在;“负债”为排名第 45 位以后的各细项指标,相当于竞争力的劣势细目。其中,资产方面积累的优势 24 项,负债方面累计的劣势 51 项。仅就资产负债平衡表而言,值得指出的现象有:在总量上负债数目高于资产 1 倍以上,且在 53 个参评对象中排位在第 50 位(含 50 )以后的负债数目多达 20 项;从结构上看,在开放程度和管理 2 个要素项中,没有资产的积累,而负债的数目较多;管理和基础设施 2 个要素项中,排位第 50 名以后的数量共计 9 项。
三 . 对于两机构评比结果的分析
如前所述,瑞士两机构对于整体国家竞争力评比的原则、手段、方法均有所不同,从而导致评价内容侧重与评比结果上的差异。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两种不同的评价意见也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为人们广开思路、深入观察和正确把握国际竞争力的发展态势提供了极为有益的信息。尤其在许多方面,两种不尽相同的评价系统所得出的一致性结果更值得重视。
两家机构评比的国家竞争力前 3 强, IMD 为美国、新加坡、香港; WEF 为新加坡、香港、美国,并且连续两年没有变化。除了这 3 个经济体确有竞争实力的表现之外,两家评价机构见解的异同性则可见一斑。
进一步看两家机构对于中国的评比结果,共同之处在于 1998 年比 1997 年有进步, IMD 评比进 3 位、 WEF 评比进 1 位。这表明中国的竞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有所改善,但是并没有跃升的表现。结合 1997 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状况看,中国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积极成果,但是在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中却未见到突出的进步。一方面,说明中国竞争力的增进需要一定的积累过程;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在国际社会普遍注重提升自身竞争力的背景下,中国应当继续加大步伐。
比较两机构提出的中国竞争力平衡表可见,双方共识的优势项目,大体在于国内经济总量、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成效、财政金融状况的相对稳定、基本的交通设施、社会就业状态、劳动成本等方面;共识的劣势主要体现在人均资源量、高新科技应用、企业生产效率与经营管理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中的官僚主义、金融和贸易的开放程度、市场竞争表现等方面。这些情况基本上与国内经济运行的特征相符合。
值得提出的是,上述优势和劣势的列项是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结果、并以其他经济体为参照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可以为总体把握中国竞争力的结构状况提供大致轮廓和重要线索,进而看到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要领域。但是,若就此直接得出对于中国竞争力结构的基本判断却明显不足,特别是从寻求中国面向 21 世纪的国际竞争战略与策略的角度出发,还必须结合中国经济运行背景及世界经济发展动向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论证。可以预见的情况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以 1998 年世界经济数据及情况为依据的 1999 年国际竞争力评比结果,定将出现较大变动。因此,对于中国竞争力优劣势的研讨,有必要继续透过现象形态求得本质上的把握。
注释:
[1] 整体国家竞争力评比机构 1980 年创建于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自 1996 年起,该机构分为两个独立的评价机构,分别发表年度评比报告:《世界竞争力年鉴》( IMD )和《全球竞争力报告》( WEF )。
[2] 两机构均以参评国家(地区) 1997 年的数据和情况作为评比依据。
[3] 因存在既反映吸收力又反映输出力的重合指标,故两项合计超过了指标总量。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