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原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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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原理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实质。对唯物史观之生成的理解．必须回归到马克思哲学一经济学一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学术系统中去；对唯物史观之功能的理解，则应当区分哲学方法和历史科学两个维度。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哲学主义；唯物史观；人道尺度；历史尺度

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在的理论来源，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哲学当中，思想家对市民社会、对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批判和对人类幸福的向往，最终都陷入了抽象人道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一方面，他们根据理性预设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并将其作为人道尺度衡量现实，从而得出现实“不合理”的批判性结论；另一方面，当他们想使异化现实“恢复”到理性状态时，又不得不诉诸哲学家的道德呼吁和统治阶级的良心发现。总之，从“破”到“立”，旧哲学的方法论皆走不出抽象人道尺度的窠臼。

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现哲学革命之后，被世代进步思想家孜孜以求的人道尺度，才真正填平了应然与实然的鸿沟，找到了理想现实化的道路。抽象的“理性”并不能实现世界的大同，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无产阶级依据历史规律改造世界，解放自身，从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实践活动。因此，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实质称为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所谓人道尺度，是应然、规范、价值性范畴，主张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其最初产生时直接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受奴役、受剥削的现实；所谓历史尺度，是实然、事实、真理性范畴，即科学地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研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性，从而在历史的可能性空间中选择、塑造理想生活。可见，历史尺度作为对抽象人道尺度的扬弃，内在地包含了人文关怀，是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

唯物史观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前代思想成果的创造性发展，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概念系统，梳理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史，我们才能看到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生成过程。

二、历史观的历史演进——唯物史观的动态生成

的历史观经历了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其唯物史观又经历了提出、运用、发展诸阶段。

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1842—1844年)，由于现实力量的介入和思想内部的矛盾，马克思开始了其世界观转变的艰巨过程。在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但此时马克思还没有从市民社会划分出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并且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把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形式视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或“人的本质的客观化”，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国家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在次年写就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首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思想。异化理论的隐性前提，是预设一个永恒不变的人之本性，当现实与该预设不符甚至相悖时，则为异化状态。异化的扬弃就是人向本来面目的复归。可见，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仍未脱离近代的人本学模式。所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巴黎手稿》之前，马克思所持的历史观本质上仍旧是唯心史观。但是，从1843年开始的、在《巴黎手稿》中全面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提供了思想策源地。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到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篇论著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新世界观探索中发生了质的飞跃，唯物史观已经形成。在从旧世界观向新世界观的跃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并不是法国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所称的神秘的“断裂”，而是马克思在其特定的理论背景和历史情境下，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实践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概括之后指出，这是他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在布鲁塞尔继续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总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所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因此，对于初创时期的唯物史观，我们有必要分两个层次进行理解：第一，唯物史观的提出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使得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成为方法论上的现实；第二，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所生成的基本原理，是以科学假说的形态出现的，必须要在实践中予以求证。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著《资本论》正是这一的思想实验室。

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直到1883年去世为止，历时整整40年。如上文所述，唯物史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的结果”，唯物史观的证明和运用，更是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具体展开、实现的。《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思想体系的百科全书。《资本论》的哲学意义首先在于，它把唯物史观作为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应用于一门具体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实现了这一目的，从而使得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得到较为充分而严格的验证。因此，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对于这一论述，我们同样要作辩证理解：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中得到了确证；另一方面，需要反思或深入思考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主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的成果，然而，从本质上是西欧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理论出发，能否推演出普适性的历史规律?相信科学研究、拒斥抽象思辨的马克思在晚年正是陷入了这一沉思，而作为其思考成果的则是《古代社会史笔记》。马克思晚年的学术变化，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马克思毕生的心血之作《资本论》，其后两卷却被马克思搁置不发，在他逝世之后才由恩格斯整理出版，而从这两卷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手稿并不完整，《资本论》并未杀青，他就已经转移了思考重心。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二，虽然马克思毕生都在关注原始社会问题，但在晚年他却投入了异常巨大的研究精力，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第三，马克思把视阈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探讨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上三点，值得每一位力图从生成、变化的发展立场来理解哲学的研究者的重视与反思。如果说，在唯物史观的初创阶段，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提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假说，在唯物史观的求证和运用阶段，证明了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中的真理性的话，那么，在唯物史观的第三阶段，即马克思重点研究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时期，唯物史观已经在自觉反思其方法论和具体原理的双重向度。这是因为，马克思在《古代社会史笔记》中的研究思路依然坚持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指向性，但在得出的具体结论中已有了重大突破，即打破了把西欧社会发展线索作为普遍历史规律的隐蔽归纳。

马克思原理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现实的个人；出发点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是从黑格尔开始，经过费尔巴哈，最后“成为马克思”的过程。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现实的个人”是理论体系的立足点。准确地理解这一立足点，有助于我们从逻辑和历史，从理论和实践上完整地掌握理论。

一、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探索过程

马克思是在德国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是从接受德国古典哲学的教育开始的。无论是黑格尔、青年黑格尔学派，还是费尔巴哈，都对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得益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遗产，但他没有以此为限，他清晰地看到这些哲学内在的缺陷：与现实生活的相互脱离，缺乏一个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因此，马克思在继承中批判，在批判中继承，并不断地清算、超越这些思想。

1．马克思吸收黑格尔哲学的合理思想，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德国古典哲学最著名的代表黑格尔在人类思想史上创立了一个包括自然、社会和精神领域在内的、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并把“绝对精神”看作是这个体系的本质。他提出的人学思想对马克思有着重要的影响。黑格尔看到了人是在社会历史中活动的存在物，并且指出要通过劳动、通过人的活动来理解人的本质。但是，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提出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根本异质于马克思提出的物质生产实践的劳动解释。他夸大人的精神属性，强调人是精神存在物：“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本性”，“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 “就人作为精神来说，他不是一个自然存在”。可见，黑格尔看来，人和人的本质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人是抽象的精神存在物。由于黑格尔不承认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不懂得客观实在的人及其物质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而是用所谓“绝对精神”、“理性的自我运动”来描述社会历史的发展，其结果“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有关劳动和社会历史的合理思想，但是坚决批判了他的唯心主义，尖锐指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特别是在1842年，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由于有机会、有条件接触当时现实中许多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马克思不得不“回到人间”，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这使得他对黑格尔思辨哲学与现实严重脱离感到很为难。在马克思看来，以往哲学陷在纯思辨的泥沼里，是不符合哲学的真正本质的。

2．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超越

马克思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而这种转变是以费尔巴哈作为桥梁和纽带的。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尽管这种唯物主义带着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来批判和清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坚决反对黑格尔把绝对精神作为世界和人的本质的思辨观点，他在批判上帝和黑格尔绝对观念的基础上回到人和自然界上来，他以人来代替自我意识，以人的本质来代替神的本质，重新确立了人在哲学中的地位。《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的哲学并把它和旧哲学相对立：“作为人的哲学的新哲学则不然，它主要地也是为人的哲学”。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他说：“艺术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形象。在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由此得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这一思想，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手稿》的序言，马克思就对费尔巴哈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在该著作中，马克思也沿用了费尔巴哈的类、类生活、类本质等术语来探讨“历史之谜”。但是费尔巴哈把人仅仅归结为“自然界的产物”，表面上他讲“现实的个人”，但他所讲的“现实的个人”只是人人都要吃、喝、住、用等自然的需要。费尔巴哈所讲的人与人的关系只是爱与友情的关系，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除此之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于是，“人的本质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J。他所说的“现实的人”实际上是抽象的“人”。他对“人性”或“人的本质”的理解，最终诉诸的是“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正是再度把感性思辨化了。这又给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造成了新的束缚。

但马克思并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他在接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同时，也不断地超越这些思想，对这些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改造。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他不了解人的社会存在，不了解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不懂得社会实践这种“感性的活动”所创造的人类世界对现实的人的重要意义，不能认识人是从事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存在物。肃清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科学、详细地阐述“现实的个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马克思反对施蒂纳，彻底粉碎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唯心史观

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中继鲍威尔后的又一个“宝贝”施蒂纳则以“唯一者”——“唯一的个人”取代了费尔巴哈的“类”，把目光从普遍转向个别，从“类”转向个体。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以三个最基本的哲学范畴：唯实主义、唯心主义、利己主义为基础，并在人的个体发展之中对应找到儿童、青年、成人三个阶段。这样，“人”的发展的唯一结果就是唯实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否定的统一，即真正的利己主义，就是达到施蒂纳所说的“唯一者”。施蒂纳的“唯～者”说到底就是“我”，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自由的主体，历史的最后创造者，一切存在中的最高存在，不管是我的本质还是人的本质都不能站在我之上。施蒂纳关于“人”的论述归根到底就在于把人的现实发展归结为人的“自我发现”，把一切现实关系统统归结为纯意识的关系。马克思对此批判说：施蒂纳’对德国哲学的幻想的无限信仰集中地表现在：他不断地把‘人’作为单独行动的个人强加给历史；他认为‘人’创造了历史”，他“无条件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幻想，并以此为根据继续创立自己的理论”-。这种以精神解释历史的观点是黑格尔哲学的翻版。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和施蒂纳的“唯一者”，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基础上，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历史唯物主义上，抛弃了对抽象的“人”的崇拜，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现实的个人”。他对于“现实的人”的表述有一个在本体论上突破纯粹意识之内在性的新境遇作为其深刻的背景，即把人从本源上看作是在世界中存在的。这是以“感性活动”立论的本体论，最初阐发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后概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现在则凝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现实的个人”这个概念上。

马克思形成现实的个人概念后，便以它作为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正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马克思才得以扬弃和超越以往的各种社会历史理论，揭示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二、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特点分析

马克思之所以能超越前人发现关于人自己的真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这从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特点分析中可以得出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1．马克思学说中的“现实的人”是能动的。

马克思强调世界上的事物正是由于主体的活动才存在的，正是由于主体的活动才把它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有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作为社会生产主体的人也是由于人的活动才存在，才把它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它的特征也是由它们的活动决定的。 转贴于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马克思在这里表明了他对“现实的人”的理解，要从人的活动理解，从它的活动的能动的过程理解，作为活动的主体来理解。

人的活动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的是劳动，即生产实践活动，它是人类得以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人和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和社会之间各种关系得以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基础。认识“现实的人”必须抓住生产实践这个关键性环节。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开始把劳动与“个人”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手稿》中，他通过“异化劳动”来探讨“人的本质复归”。虽然在那里他所建立起来的还不是感性活动与现实的个人之间的联系，但至少已经意识到要从劳动的角度来规定“个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一步步地接近了“感性活动”这个重要概念，并最终确认了现实的个人就是进行感性活动的个人。因此，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反复强调他所说的“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2．马克思学说中的“现实的人”是客观的。

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实质就是从物质生产出发，既然人是在社会中从事生产的人，那么，他必然会受到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制约。“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

对“现实的个人”的客观性，对“现实韵个人”由生产的物质条件决定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现实的个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一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是客观的，这不仅因为它们的状况取决于它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客观的，而且因为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活动也是客观的。马克思指出：“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

3.马克思学说中的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

马克思坚持把现实的个人、他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生产的物质条件相统一起来进行研究，就不可避免地会进人到社会历史的范围内考察现实的人在进行活动时所形成的关系，最终得出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侧这是马克思直接论述“人的本质”概念的两句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思想变化的一个关键。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生产关系才反映人的本质。正像马克思在发挥自己的上述观点时所指出的，“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一引者)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原理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立足于对“艺术繁荣”、古希腊的“艺术形式”等范畴的含义的特别梳理，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的“不平衡关系”，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马克思是在平衡论的前提下谈不平衡的。

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的“不平衡关系”的命题，是一个经典的命题，也是一个被后来的研究者不断解释的命题，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所以如此，乃是不同的研究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那段手稿中极其简约的、带有思路性并表现为提纲式的话语进行了不同解读，并得出不同意义的结果。例如，早期关于“不平衡关系”是“现象”还是“规律”，的争论和马克思的立旨是在“平衡”还是在“不平衡”的争论等。当然，这些争论的目的都是力图恢复、还原或逼近这个话题的原始意义，但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还原理解，确非易事。笔者认为，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还原理解，第一，要知晓的基本原理；第二，要对马克思关于“不平衡”理论表述中所提及的一些重要的范畴、概念(比如“艺术繁荣”、“古希腊的艺术形式”、“历史形式”等)的含义进行必要的界定和梳理。否则，概念理解上的稍稍差异，便会导致话语意义理解上的谬以千里；第三，要结合文本语境与时代语境来理解马克思的表达思路。本文力求运用以上三种方式来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不平衡关系”的命题。

笔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的“不平衡关系”的命题，是在承认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是平衡的基础上提出“不平衡”的。

要解释好这样一个悖论性的话题，我们首先要重新解释“艺术繁荣”的含义。“艺术繁荣”(又译作“艺术繁盛”)的含义有两个义项。第一层的意思是指物质“硬件”方面的艺术繁荣。艺术产品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产品，但它要得到“实现”，必须借助于物质载体，比如规模印刷、优良的纸张、精美装帧、大量发行、旺盛的读者购买力、传播与交流速度的快捷等。这样的“艺术繁荣”都与物质生产分不开的，甚至包括作为社会分工而独立的有闲阶级(包括专门的思想家、艺术家等)的出现，也都与物质生产分不开的。第二层意思是指艺术作为特别个性化、主观化和精神创造性特别强的“软件”方面的艺术繁荣。“软件”方面的艺术繁荣又可分为两点。第一，以不可再生性的特有思维方式为标志；第二，以一个、凡个或一批作家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品的出现为标志；而这些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品的诞生，主要依赖于艺术家非常个性的卓越的思想力和艺术表现为等。

就“艺术繁荣”的第一层含义来说，马克思承认物质生产的进步与繁荣是平衡的，成正比例的；就“艺术繁荣”第二层含义来说，马克思又认为物质生产的进步与艺术繁荣是不平衡的，不成正比例的。这样，马克思就从“艺术繁荣”的第二层含义，否定并批驳了庸俗的自然唯物论和庸俗的生产力决定论。不平衡的“艺术繁荣”是作为一种比喻的案例镶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书表述中，的。马克思虽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没有明确地说出物质生产与艺术的“硬件”繁荣，是同步的、平衡的、成正比例的，但是这样一个结论，笔者认为，应是包含于马克思思想逻辑之中的，这是的基本原理。整个的精神文化形态的“硬件”繁荣，都可纳入这一机理之中。

马克思的“平衡”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得以说明。第一，可以称之为肯定性平衡。所谓肯定性平衡，就是物质生产(实指物质生产力的进步和与之相道应的物质条件的进步)与艺术的“硬件”繁荣是平衡的成正比例的。也就是说，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进步，艺术发展的“硬件”也随之进步与繁荣。前面所举的规模印刷、优良纸张、精美装帧、大量发行、旺盛的读者购买力等，即此。甚至包括作为社会分工的有闲阶级(艺术家是其中之一)的诞生，也是物质生产力进步的结果。第二，可以称之为否定性平衡。所谓否定性平衡，指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进步，替代了历史上曾经一度盛行和繁荣的艺术存在的“硬件”方式。马克思说，史诗《伊利亚特》，作为艺术存在“硬件”方式(指口耳相传的存在方式)，随着“活字盘甚至印刷机”的诞生，便会随之消失。马克思说：“随着印刷机的出现……，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史诗的必要条件”，就是指史诗的前后代口耳相传的“硬件”的艺术存在方式。否定性平衡，可以理解为一种繁荣替代了另一繁荣：一种进步的新的硬件的物质样式替代了一种落后的旧的硬件的物质样式。

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不平衡论的观点，主要依据于“艺术繁荣”的第二层含义。但是马克思的不平衡观点，应是建立在平衡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平衡论与平衡论，本质上是不矛盾的。不平衡论是在平衡论的基础上深入思考的结果，同时也是马克思辩证思维逻辑的必然产物。马克思的不平衡论观点，也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说明。

马克思原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产业集群；资本论；理论支撑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1-0011-02

1 产业集群研究的现状

产业集群的现象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存在，但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末，学术界才开始关注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集群现象进行了描述。波特(Porter， 1998)， Redman (1994)等从产业链纵向关联和横向互补来分析集群经济的产业特征，提出集群经济的产业组织往往向下游拓展到销售渠道和客户，横向扩展到互补产品的制造商和在技术、技能上相关或有着共同产品的企业；Krugman（1991）、Rosenfeld（1996）等则强调了集群经济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集群是一些企业由于互动而形成的一种聚集，这种组织形式可以给企业带来高额的回报。Hill&Brennan(2000)、Nassimbeni(1998)等则从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技术联系作为联结模式来界定产业组织特性，认为集群内产业便于建立频繁的交易关系，可以运用相同的技术，或者分享专业化的劳动力储备，从而为这些企业带来超越其他地方同一产业的经济效应。但真正促使产业集群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影响的是波特(Porter， 1990)。

国外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集群的机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及经济增长与产业集群关系的研究、基于集群的产业政策和实证研究方面，但仍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多偏重于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的归纳。目前理论仍落后于实践，但产业集群的研究结论已成为许多国家制定产业政策的依据，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绩效。

国内对于产业集群的大量研究开始于最近几年，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仇保兴(1999)通过信息经济学原理分析了小企业集群内部出现的因过度竞争导致的产品质量恶性循环、不断退化的现象，他认为究其原因是产品质量信息分布不对称导致的“柠檬市场”效应；王缉慈(2001)较系统地研究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认为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营造区域竞争环境，创造区域竞争优势是增强区域经济力量的关键；魏守华、石碧华(2002)指出通过支撑机构和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将形成一个区域创新系统，提升整个集群的创新能力；叶建亮(2001)运用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经济学模型，得出知识溢出是导致产业集群的重要因素；陆国庆、高飞(2001)提出了产业地理集中对抗产业衰老具有重要意义，并将其应用于我国产业结构问题，认为产业区位重构、优势产业区位创造外部经济、资源重组加速产业集聚、创新并维持集聚效应可以作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

2 资本论对产业集群理的理论支撑

2.1 马克思的协作理论

马克思分析了协作可带来的经济效应：马克思指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

首先：协作可以降低成本。“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须的劳动时间。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协作可以与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

其次：协作可以产生规模经济。“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等。”

同时还指出了协作中组织的重要性，他认为，协作只是一种劳动形式，协作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生产组织中方得以运行。“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

马克思的协作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可以认为，企业集群就是企业之间基于复杂协作的区域生产性组织。在产品技术日益分散化的今天，已经没有哪个企业能够长期拥有生产某种产品的全部最新技术，企业单纯依靠自己的能力已经很难掌握竞争的主动权。每个企业都可以采用外部资源并积极创造条件以实现内外资源的优势互补，将企业的信息网扩大到整个集群范围，利用群内的资源、品牌、资金、信息等进行优势互补，并借助于与群内企业的合作，相互传递技术，加快研究与开发的进程，获取本企业缺乏的信息和知识，实现群体的效益大于联合前各个成员企业的个别之和的协同效益。企业集群作为一种建立在复杂协作基础上的集体生产活动，也需要进行产业组织协调，需要管理。

2.2 马克思的分工理论

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也成为了集群区域分工优势的理论依据。

首先：分工可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一个在制品的生产中依次完成各个局部过程的手工业者，必须时而变更位置，时而调换工具。由一种操作转到另一种操作会打断他的劳动进程，造成他的工作日中某种空隙。一旦手工业者整天不断的从事同一种操作，这些空隙就会缩小，或者说会随着他的操作变化的减少而趋于消失，这样就提高了劳动效率”。

其次：分工降低交易费用，“企业内分工能够发挥协作利益，提高劳动效率，增加企业的利润，加速企业的资本积累。社会的分工则是互相独立的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生产分工，他们的协作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当市场存在不确定性，供求价格波动剧烈，契约履行困难时，社会分工的利益就会被市场的外部负效应所抵消，社会分工的某些环节甚至整个体系有时还会被破坏” 。因此，一个稳定的可达到预期目的、交易费用低廉的市场便成为决定社会分工效益高低和是否可行的重要因素。而集群企业依靠其地理位置的聚集，利用区域性市场的特点，增大市场联系的稳定性，减少市场交易费用，维护了社会分工产生的利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协作与分工的论述，可以看作是产业集群存在原因和集群竞争优势形成机理的理论基础（吴宣恭，2002），其中一些经典性论断也可以作为集群系统研究方法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分工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个别的分工”和“一般的分工”理论可以看作当前产业集群降低交易费用的理论基础。当前任何一个企业必然致力到生产自己最具竞争力的产品，它不可能包罗万象、无所不能的为社会提供物资。由此可见：集群经济的本质是企业内部分工的外部化或社会化，通过企业内部分工将某些功能操作从企业中分离出来或使之外部化，使中小企业不仅实现了功能操作的内部规模经济，而且同时获得了可观的外部规模经济。

2.3 马克思的资本积聚理论

马克思的资本集聚理论诠释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规模扩张的动机。

首先，积集聚带来规模生产，“每一个资本，都是生产资料的或大或小的积聚，并且相应地指挥着一支或大或小的劳动军。每一个积累都成为新的积累的手段。这种积累随着执行资本职能的财富数量的增多而扩大这种财富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的积聚，从而扩大规模生产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基础”。

其次，积聚带来丰厚利润，资本的积聚是单个资本靠自身的积累而增长，是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为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并入原投资，形成资本的积聚。马克思在《资本论》把积累定义为“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在生产”。并且认为剩余价值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源泉。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因，市场竞争是资本积累的外在压力。

马克思的协作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作为经济实体的企业，在市场上具有自己独立利益，他们在市场上追逐的最终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只要当追加资本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大于追加的边际成本，企业就会不断的加大资本的积聚。这就决定了企业会把一部分的利润转化为资本的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以期获得更优厚的利润。

2.4 马克思的资本集中理论

马克思的资本集中突破了单个企业资本运行中的界限限制。

首先，集中弥补了积聚的不足，资本的集中是使许多小资本联合为一个更大的资本。它与资本积聚不同，它不是个别资本家把剩余价值资本化的结果，“这是已经形成的各个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马克思指出：“假如必须等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事完成了”，“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

其次，集中提高了竞争力，马克思指出，“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因此，企业通过集中，利用群内的资源、品牌、资金、信息等进行优势互补， 突破了其个体资本规模的有限性，能过集群的外部经济效应，获得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企业在生存、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是处于不断追逐利润、寻求生产规模化的过程，而企业的规模的扩张过程中是有一定的界限了，超越了这个界限便产生规模的不经济阶段，马克思关于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理论对于单个企业的规模扩张有界性与集群产生的效益的无边界性具有相当重要的启发意义。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弥补企业规模扩张有界性的有效途径――产业集群。

参考文献

［1］吴宣恭.企业集群的优势及其形成机理［J］.经济纵横，2002，（11）.

［2］胡宇辰.产业集群支持体系［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马克思原理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理论;现代生产;现代教育;“教劳结合”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最初的社会形态”,人类的劳动分工是十分粗浅的、笼统的,教育基本上是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到了近代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为典型的“第二大(社会)形态”阶段,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人类劳动的体力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分裂、对立达到了顶点,人被视为完全不需要具备任何专门技艺的工具,人手的灵巧被机器的精确所代替,他只需被动地伺候机器的运转,在资本眼里,人仅仅是大机器工业中的一个活部件。马克思说道:“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再次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

    一

    自欧洲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学校教育又开始被要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与改良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联系在一起,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谋生、糊口联系在一起。产业革命的发展,要求学校教育突破古代学校教育对原始社会广义职业教育的异化,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教育——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这成为近代学校教育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职业教育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是现代生产的客观规律,也是现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首先,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技术为基础。欧洲产业革命以后,社会生产以机器生产形式代替了手工业的生产形式,社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它使单个人的生产经验和技能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而使人类世代所积累的生产经验,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经验,即间接经验的作用越来越大。为了进行生产劳动,劳动者再也不能仅仅凭借个人直接在生产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而主要依靠间接经验。因此,通过专门的学校教育和训练,授以劳动者各种间接经验,就成了维护和发展社会生产活动不可缺少的手段。现代国家和有为政府就必须重视与生产技术、生产效率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

    其次,近代大机器生产和学校职业教育是同社会分工细化、专门技能技巧深化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产业革命以后,现代生产体系和技术分工基本形成,并在社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现代生产中的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不断出现,促进了技术革命,于是就对劳动者的操作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劳动者应该掌握一定的科学基础知识,具有符合社会规范的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熟悉机器的结构、原理和操作技术。这同时也就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学校教育必须同现代生产活动相结合,传授生产中需要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技巧,培养适应现代工业生产性质的操作型、技能型的实用人才。这就说明,现代职业教育是现代社会分工和大工业生产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生死攸关的问题。

    职业教育打破了古代社会以来学校教育仅服务于统治阶级治国治民需要的局限,使教育重新回归于本初状态,即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为人类的生存繁衍服务。同时它也冲破了正规学校和全日制学校的时间和空间,直接为社会生产服务。就当时的职业教育具体形式来说,主要有两种:一是18世纪末出现的技术工人讲习所(MechanicsInstitutes),如1799年,在格拉斯哥大学生产科学仪器的工厂中开设的科学和数学夜校讲习班,对象是技术工人;二是政府强力推进建立的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批准开办的公共工程中心学校(1794)、综合技术学校(1795,即后来着名的巴黎理工学校)、德国虔信派牧师开设的“实科学校”(1708、1747)等。但马克思并不推崇这两种形式的职业教育,而是从工厂教育的实践中发现了未来教育的方向,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历史上最早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人是托马斯·莫尔,他在《乌托邦》一书中阐述了教育与农业、手工业劳动结合的思想。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贝勒斯在《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中提出建立“劳动学校”的想法,首次明确提出教育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主张。18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劳动是儿童教育和发展最重要的条件,适当的体力劳动能够促进人的智慧和道德发展。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主张并进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试验。

    二

    在19世纪初的英国,工厂生产中使用童工是普遍现象,童工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4—16小时,其体力、智力及道德备受摧残。1800年1月,29岁的欧文从岳父大卫·戴尔手里接任苏格兰新拉纳克纺织厂经理一职,由于受到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学说的影响,他在自己的工厂中实施了“通过改变环境来塑造人的性格,从而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的改革计划。他将每天劳动时问缩短为10小时半,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工人子女开办公共学前教育机构,为6~10岁的儿童开办初等学校,为11~17岁的童工开办夜校,教授适合儿童年龄并且对未来生活有用的知识。1816年1月,欧文将他的工厂教育机构命名为“性格陶冶馆”。

    由于欧文的示范作用,加上其他社会有识之士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下,英国议会先后三次通过工厂法,规定若干保护童工的措施,并附有童工教育条款。例如,《1802年工厂法》规定,工厂主应对童工进行读、写、算的教育;《1833年工厂法》规定,纺织厂14岁以下童工每天必须接受2小时的义务教育;《1844年工厂法》规定,8~13岁童工每周须在学校学习6个半天或3天,否则不得受雇。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他发现工厂教育制度中实践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是改造旧教育、促使人全面协调发展的唯一途径。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创造了人,同时,人的个性、才能和世界观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

    二是马克思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揭示了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劳动同教育的早期结合,必然发展为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的结合。

    三是马克思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上。他们通过对现代工业生产的考察和研究,指出了现代工业生产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造了物质条件。提出了客观的需求。

    四是马克思直接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等人的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优秀思想成果,确立了科学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并且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的工厂教育制度,从《工厂法》中看到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萌芽。

    马克思十分推崇欧文在自己工厂中的教育实践活动。他在《资本论》中说道:“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我们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它的基本原意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马克思是从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客观发展规律中预见到了未来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代工业使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社会生产这个伟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合理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在资本的统治下遭到了可怕的歪曲。”

    第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主要是指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劳动,亦即现代工业性质的生产劳动;所说的教育是家庭以外的教育,主要是指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匹配的学校形态教育。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的结合。

    第三,马克思所说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包括有多方面的内容,不仅包括科学知识同生产劳动结合,也包括智育、体育、技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专门指出,技术教育与培训“要以生产各个过程的一般原理为内容,并同时使儿童和少年学会各种行业基本工具的实际运用与操作。”

    在以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学校形态职业教育出现之前,职业与教育是分离的:从事谋生糊口的职业劳动者一生一世都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而从事传道授业的教育活动者也是一生一世都远离职业(尤其是体力)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颠覆了之前以家庭劳动和工场手工业为基础的学徒制职业教育模式,它第一次使职业教育建立在以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和新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既可以使学校教育获得社会实践的基础,使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提高教育质量,又可以使生产劳动受到科学原理和智力活动的指导,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