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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2015年3月~2016年8月在我院儿科实习的68名护生作为对象。入选护生均为女性。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护生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各34名。对照组年龄19~24岁,平均(21.5±1.4)岁;专科21例,本科13例。观察组年龄18~23岁,平均(21.1±1.3)岁;专科22例,本科14例。2组护生、带教护师、护理服务患者在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在实习教学过程中对照组选用一对一传统带教方法。由科室带教老师专人负责护生实习教学,以实纲作为根据实施教学活动。实习教学结束后进行理论、实际操作考核。观察组在实习教学期间选用临床路径教学法,具体实习教学方法如下:在护理部指导下,儿科护士长、总带教教师以医院实际情况、专科特点以及实纲作为根据编制儿科临床带教路径表。由儿科带教老师专人负责实习教学工作。见表1。
1.3观察指标
观察2组护生专业理论考试成绩、临床护理实际操作技能考试成绩以及护生对实习带教的满意程度。
1.4效果评估
实习结束时,进行专业理论知识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分为专科知识、护理基础知识,同时进行实际护理操作考核。考核内容主要为基础护理操作及专科护理操作,考核成绩均为百分制,综合成绩低于70分为不合格,80~89分为良好,高于90分为优秀。应用自制满意度调查问卷,分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评估护生对带教工作的满意情况。
1.5统计学方法
凭借SPSS20.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实习教学效果比较观察组护生专业理论知识考核、实际护理操作考核综合成绩优秀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讨论
将临床路径教学法应用于儿科护理实习教学中可提高教学流程的规范性,增强带教的系统性[2]。在实习教学中应用临床教学路径时,是以时间作为纵轴,带教内容作为横轴,规定教学目标,明确具体执行方式,使教学计划各个环节均可得到规范,可提高带教工作的流程化和标准化。同时,临床路径教学法的应用可促进护生综合能力得到有效增强,进而提高其对教学工作的满意度。临床教学路径将实习目标明确,教师可直接按照教学路径表开展带教工作,大大降低了带教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进而可促进教学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增强护生专业知识和技能[3]。此外,将临床路径教学法应用于护理实习教学,还可提高实习教学管理水平,提升教学质量。临床教学路径的实施注重对存在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并不断提出改进措施,使教学工作得到不断改进和完善,进而促进护理实习教学质量实现全面提升。在本次研究中,在观察组实习教学过程中应用临床路径教学法后,该组教学质量显著优于对照组,护生对实习带教工作的满意度也显著高于对照组。综上所述,将临床路径教学法应用于儿科护理实习教学中,可促进教学质量得到全面的提升。
作者:钱小芳 单位:江苏省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儿科
参考文献
[1]张伟,毛福荣,周艳丽.临床路径与案例教学法相结合在循环内科临床护理教学中的应用[J].现代医药卫生,2016,14(02):470-471.
1.1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2011年-2013年儿科收治应用风险防范式护理的患儿50例,设为观察组,另随机选我院2010年儿科收治常规护理的患儿50例,设为对照组。男性患儿55例,女性患儿45例;年龄为2~11岁,平均(6.1±0.3)岁;住院时间为6~34d,平均(16.2±2.1)d。两组患儿在性别、年龄以及住院时间等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儿接受常规护理干预措施,观察组患儿则接受风险防范式护理干预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1.2.1住院环境
给患儿营造一个舒适且具有安全感的住院环境,要充分考虑到其均为儿童,在布置医院环境的时候要根据儿童自身的特点,这样能够有效降低患儿的不安感,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对治疗产生的抵触感。由于病房对患儿而言属于陌生的环境,因此要有适当整改,让其在病房能够感觉到舒适安心,降低对医院的恐惧感,只有消除患儿对治疗以及护理的抵触感并积极配合,才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健康。
1.2.2沟通交流
护理人员在和患儿的沟通过程中需要针对其自身年龄和心理特点,一般儿童的好奇心比较强,与其年龄相对应的认知能力还有沟通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护理人员和患儿在沟通时要对其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脸上时刻保持微笑,语气要平缓吻合,保持耐心和爱心,降低护理方面存在的缺陷。
1.2.3提高服务质量
应做好对患儿的一般护理,如果医院设置有饮水机的应该24h提供患儿及其家属饮用水。备用各种类型的退热药物,在未交费前可以先执行药物缓解处理。对患儿家属所提出的问题要及时解决,最大程度做到全方面服务的要求。做好健康宣教的工作,例如同样表现出腹泻症状的患儿,由于季节还有年龄的不同,其诱发因素以及治疗方案也会有所不同。要针对患儿本身的综合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方法还有饮食构架,让患儿家长了解同样临床症状使用不同治疗方案的原因,以免患儿家长在交流时产生疑惑。
1.3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所收集资料均采用SPSS15.0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两组间比较应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应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分析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家属的焦虑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应用风险防范式护理更具优越性。
3讨论
1.1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把本科2011年3月~2014年3月期间收治的90名儿科患者分为两组,经结合症状体征、体格检查、影像学检测、实验室检查确诊,符合《儿科学》的相关疾病的诊断标准。对照组45例,男:女的比例为26:19;年龄1个月~10岁,平均(6.24±3.79)岁;病程2d~3个月,平均(14.23±6.78)d;消化类疾病17例,呼吸类疾病21例,其他7例。观察组45例,男:女的比例为23:22;年龄2个月~9岁,平均(8.45±4.29)岁;病程3d~2个月,平均(15.36±7.66)d;消化类疾病19例,呼吸类疾病22例,其他4例。组间一般资料比较,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不影响实验客观性,故资料存在可比性。
1.2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以常规护理。安排患儿床位,避免交叉感染;测量脉搏、呼吸、体温、体重,发热患儿每隔4h测量一次体温;保证病房环境舒适安静通风;观察患儿大小便及其他临床指征;根据医嘱给予营养合理易消化的食物;按时给药,就患儿病情及时与医生沟通。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心理干预。观察患儿及家长行为、表情等,了解患儿的心理变化,用热情的态度,温和的声音去跟患儿沟通。组织培养护士“逗”“哄”的技巧,利用为患儿准备的卫生安全玩具、动画片和儿童歌曲,缓解患儿在陌生环境紧张焦虑害怕的心理。
1.3疗效评定标准
显效:治疗一个疗程后,病情显著缓解或临床治愈;有效:治疗一个疗程后,病情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和缓解;无效:治疗一个疗程后,病情没有改善;总有效率=(显效+有效)/80×100%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数据对比采取χ2校验。若P>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若P<0.0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可见观察组显效率、有效率以及总体有效率都高于对照组的显效率和总体有效率,计算得P<0.05。
3讨论
由于患儿对自己的病情无法准确描述,且情绪化。在医院陌生环境下和医护人员陌生人面前,患儿会出现排斥和防御心理,表现为哭闹、不听话等。且患儿的异常心理会对患儿身体本身造成损伤,因此及时必要的心理干预可以明显改善患儿的临床疗效,本文的临床数据表明,心理干预组的显效率和总体有效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
4结语
——立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考察本文系2013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GD13YZX01)、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ZX047)、“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409115)的阶段性成果。
郁欣
【摘要】
现象学以探究意识本质为特征,则以社会历史批判为己任;一方以先验唯心主义为哲学旨归,另一方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因此,情况似乎是: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却表明,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试图在二者之间进行综合的努力,既存在于马克思那里,也存在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而且为一种富有成效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
胡塞尔;马克思;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4-0030-07
作者简介:郁欣,江苏南京人,哲学博士,(广州510275)中山大学学院讲师。
①[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8页。
②[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5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页。
④《现象学方法与文选》,张庆熊主编,牟春、钱立卿、李杨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130页。
⑤有关马克思认识论的思考及其与现象学相互关系的讨论,可参阅[美]T.洛克莫尔:《论马克思的认识论与现象学》,郁欣译,《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现象学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潮,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海德格尔曾称道说,现象学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主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决定着这个时代的精神。
①
则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实践纲领,它不仅塑造了现代世界的政治格局,而且持续保持着对当代政治的巨大效应。然而,现象学以探究意识本质为特征,则以社会历史批判为己任;一方以先验唯心主义为哲学旨归,另一方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双方看起来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对胡塞尔来说,现象学似乎唯有理论的关切,而对现实世界的实存和可能的实践性改造实行先验的悬搁,“它的唯一任务和功能在于阐明这个世界的意义”。
②
与其相反,马克思则注重社会历史批判和对世界的实践性改造。对此,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作了明确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③
因此,令人瞩目的是,在胡塞尔的先验唯心主义的纯理论态度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态度之间的尖锐对立。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在胡塞尔那里,严格的理论思考一直就包含有现象学明察的最大程度的实践“应用”,而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时期则展示出“一种新的认识论姿态”、“一种整体实践的深广转型”。对于胡塞尔来说,认识批判本质上与理论和实践的综合密切关联,而理论与实践的综合本身是一种“新式实践”、一种“普遍的批判”。
④
对于马克思来说,从其博士论文直至《资本论》,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革命的实践”扬弃哲学理论,而扬弃本身恰恰是哲学理论在社会-政治的生活中的实现。
⑤
因此,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而言,试图在二者之间进行综合的努力,既存在于马克思那里,也存在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而且为一种富有成效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一、胡塞尔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理想支配着胡塞尔一生的哲学思考。在他看来,作为严格的科学,哲学是这样一门学问:“它可以满足最高的理论要求,并且在伦理-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种受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成为可能。”
[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页。
显然,当胡塞尔开始将其哲学建立为一门严格的科学时,他坚持哲学只能在一种理论性的认识批判的意义上促进人类的生活。这种态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其现象学的主导观念。对他而言,现象学“标志着一门科学”,但它“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页。借助这种方法,普遍的科学性的理念得以严格的方式实现。按照他的观点,这种普遍的科学性的理念是希腊哲学诞生时就天生于欧洲人性中的目的,它是“摆脱了一切其他目的的理论兴趣的,即纯粹为了真理而对真理感兴趣的系统结果”。[德]胡塞尔:《第一哲学》上卷,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65页。为了能够成为真正严格的科学,亦即实现了最终奠基或最终有效性证明的科学,胡塞尔主张必须克服掺杂有任何实践目在内的素朴的理论态度,而“必须在科学理论的自身沉思中研究能最终证明自身正当的科学之规范”,并且最终达到“由科学理论的指引和从科学理论上证明为正当而来的科学形态”。同上,第266页。因此,对于胡塞尔来说,作为一种意向活动,生活指向真理,即使不是明确地指向真理,因为生活对要求的正当性感兴趣。真正的理论意味着通过先验的自身反思所实现的理论上的最终奠基或最终的正当性证明。
胡塞尔与马克思的思想交汇
《现代哲学》2015年第4期
然而,严格的理论要求实际上并不排斥先验现象学的某种实践蕴涵,尽管胡塞尔一开始曾有意识与现象学的实践应用保持距离。这种实践蕴涵从20年代起得到了愈益明确的展示,它与胡塞尔对哲学职责的理解密切相关。按照他的理解,哲学生活旨在达到一种“真正的人性”,即“在任何时候都致力于清醒地对自身负责,在任何时候都想遵循‘理性’”。同上,第267页。而遵循理性意味着,将那些获得最终正当性证明的科学规范的理念“以其牢固和绝对的有效性从原则上规定人在每一个领域中的行为”,旨在“从最终有效性这个最后源泉出发为它的行为之绝对合规范性进行辩护”,以便“帮助盲目求索的人类达到最深刻之自身意识,达到对它的真实的和真正的生活意义之自身意识”。同上,第267页。胡塞尔认为,哲学的最重要的职责是“首先赋予这种生活意义以最终合理的形态,即全面地被澄清并被理解了的,在每一个方面都最终证明为正当的理论之形态”。同上,第267页。他坚信,“这种系统地在诸原理科学中展开的理论,一定会通过论证而突出那种完整的规范体系,即人类为了能够成为真实的和真正的人类,由纯粹实践理性而来的人类,必须满足的那种体系”。同上,第267页。在他看来,这是“自希腊哲学诞生起欧洲人就固有的目标,即想成为由哲学理性而造就的人,而且只能作为这样的人而存在——从潜在理性向明显理性的无穷运动,并且通过以它的这种人类的真理和纯真性而自我规范的无穷努力而造就成这样的人——的这种目标”。[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6页。尽管这是其后期对哲学目的的表述,但胡塞尔很早就已将对理论真理的探求与“责任”或“批判的责任”联系起来。对他来说,正义的行为,亦即负责任的行为,意味着认识到伦理价值和理论真理之意义的行为。因此,责任只不过是对理论上的有效性要求的主观的相关表达。对于后期胡塞尔来说,这种理念是主导性的。在他那里,主体的责任本质上是关于理论真理本身的现象学问题。
在其生命最后的多灾多难的十年,胡塞尔开始强烈地担忧那种通过纳粹主义及其哲学家的政治神话的产生和第三帝国的极权主义的实践所明显表现出来的反理性主义的狂潮,他将欧洲文明的这种不断增长的非理性主义看作现代科学理念的“危机”的必然结果。鉴于这种令人痛苦的危险境遇,他充分强调现象学对人类的功效,即它既能在理论领域又能在实践领域重建理性的统治地位。
作为一种真正的理论,先验现象学如何与实践活动相联系呢?
在胡塞尔那里,这首先在于对一切缺乏对其先验锚地的认识的实践批判,也同样对一般的科学理论进行批判,因为一般的科学理论的目的恰恰是实践性的,它们没注意到其理论行为和态度的先验根基。胡塞尔对现代科学态度的批判是其后期著作中最令人瞩目的特征。在他看来,科学和传统上以建构为特征的哲学理论为实践的兴趣所引导,并且执持于实存的现实以便改造它,因而从根本上说实践性的。相反,现象学则以一种无涉于实存的现实的理论为目标,是关切一切认识的真正基础。它的兴趣领域超越于现实存在之上。现象学还原悬搁一切实存,而只保留现象,亦即当一切实存被意识构造和呈现于意识时的意义。科学和建构性的哲学由实践的需要和问题产生,而现象学的构造理论则摆脱了一切自然生活的兴趣,因为它寻求的是处于完全的自身明见性之中的认识的确然性。因此,构造是由意向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现实的存在者作为有效的意义呈现给意识——对世界的塑形和重塑形。
胡塞尔指出,这正是任何科学理论与其现象学之间的区别。一切科学理论都源于人的实践需要,而现象学理论——尽管没有丧失对自然的世界生活的任何兴趣——旨在澄清功能性的实践的构造和科学理论的构造。在此基础上,它探究现代科学对人的实存的意义,探究实证科学规定现代生活的智性趋向和社会政治趋向。在胡塞尔看来,“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而从原则上排除了关于整个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同上,第16页。这导致人们屈服于非理性主义的潮流。按照这种非理性主义观点,“人们所依赖的一切生活条件,理想,规范,就如同流逝的波浪一样形成又消失,理性总是变成胡说,善行总是变成灾祸”。同上,第16页。对此,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发出如此的诘问:如果是这样,这个是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生存还能有意义吗?历史的事件不就变成了由虚幻的繁荣和痛苦的失望构成的无尽的链条吗?他认为,现代科学和技术已经遗忘和抑制了对人的生活世界的意识。生活世界的物质性历史事件被那些作为客观的自在存在的事件的抽象结构所抑制。胡塞尔将异化问题看作现代西方文化的一种不断增强的核心问题,因为科学开始是无意识、后来则是有意识地遗忘和抑制了人的实存的伦理维度。凌驾于自然态度和先验态度之上的科学-技术的态度的历史将哲学和科学带入混乱。
因此,胡塞尔基于“危机”意识的历史目的论批判,就在于揭示和重新发现西方文化中人的目的的统一性,以便将人和社会从由科学的世界图像所导致的破裂状态中拯救出来,这种科学的世界图像与人对自身和世界的直接理解不协调。西方文化的目的,亦即自我与世界、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科学与哲学的统一必须被恢复。在胡塞尔看来,现象学理论不仅是一种更严格的科学,而且是唯一能将人类从业已遭受的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哲学。这危机本质上是迷失于关于人和世界的科学图像,在这种科学的世界图像中,每一个科学家都只是一个匿名的过程的可替代的人,而每一个人都作为一个对象被分析和操纵。现象学旨在为人的自身理解提供地基,将人从科学的他律和技术的操纵中拯救出来。
正是在此“危机”意识的背景下,胡塞尔在1935年的《维也纳讲演》中明确而具体地谈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谈论“一种新型实践”。在他看来,与一般的科学理论的实践性本质相对,真正的理论态度虽然也是一种职业态度,却完全是非实践性的,它是“建立在对于它自己的职业生活领域中的一切自然的实践,也包括较高层次的服务于这种自然领域的实践的蓄意的悬搁之上的”。同上,第383页。胡塞尔指出,这种悬搁的实行并不意味着“理论生活从实践生活的最后‘分离’”,也不是“理论家的具体生活划分为两个互不关联地实现的生活连续体”,因为“普遍态度的第三种形式仍然是可能的”,即“在从理论的态度向实践态度的过渡中完成的两方面兴趣的综合”。同上,第383页。他认为,这样地综合,即使得在封闭的统一体中,并且在将一切实践都悬搁起来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理论(普遍的科学)也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服务于人类,服务于在具体的存在中暂时是并且永远是自然生活的人类”。同上,第383—384页。胡塞尔强调,这是以“一种新型实践”的形式实现的,即“以对一切生活和生活目的,一切由人类生活已经产生的文化构成物和文化系统进行普遍批判的形式实现的,因此也是在对人类本身以及对明确地或不明确地指导人类的诸价值的批判的形式中实现的”。同上,第384页。他认为,这种“新型实践”的目的在于“通过普遍的科学的理性,按照各种形式的真理规范,提高人类,将人类转变成全新的人类”,亦即“能够依据绝对的理论的洞察而绝对自我负责的人类”。同上,第384页。显然,胡塞尔所谓的“新型实践”本质上指的是普遍的理论与普遍的实践的最高形态的综合。
在《现象学:不列颠大百科全书条目》中,我们可以读到胡塞尔关于这种最高形态的综合的实践蕴涵的论述。他认为,作为理论与实践的最高形态的综合,现象学反思认识到实践所应遵循的规范,这些规范揭示了一种真正的人类生活(也被称为“先验的人类生活”)——它是一种理性不断进行自身反省的生活——的理念。胡塞尔指出,通过其先验的明察,现象学认识到它自身在可能的先验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认识到“自己是一种(先验)人类在普遍的理性实践的工作中普遍自身反省的作用”。[德]胡塞尔:《胡塞尔选集》上,倪梁康主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362页。这种“普遍的理性实践”“通过揭示而得以自由地向处于无限之中的、绝对完善的普遍理念所进行的追求,或者,换言之,向一个——处于无限之中的——完全存在于和生活于真理和本真之中的人类的理念所进行的那种追求”。同上,第362页。因此,它本质上执行的是一种理性自身反省的功能,亦即对本真的人类生活的实践理念或规范的相对实现进行理性的反省。这种实践理念是普遍的和无限的,因为它始终是调节性的理念,而绝不会完全实现。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就是无限追求这种实践理念的历史运动,通过这种历史运动,那种“天生于”人性中的普遍理性得以揭示。作为西方文化的原初目的,这种实践理念既是理智的真理,同时也是人类的道德责任。
二、马克思的“革命的实践”观
在马克思那里,理论为实践决定,因而依赖于实践。然而,实践对理论的这种优先性并不意味着,实践活动可以没有理论的指导。相反,马克思本人及其后来的者都始终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实践”。这种“革命的实践”当然不是指在功利主义和庸俗的实用主义的意义上的实践。在其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教导说,“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可能消灭哲学”,而哲学的实现“只有否定现存的哲学、否定作为哲学的哲学,才能得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9页。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旨在批判地改造世界,而“现存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的观念的补充。它对世界采取批判的态度,却对自己本身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此,他强调,如果不消灭哲学,就不可能有哲学的实现。这表明了马克思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鲜明态度,正如他在《提纲》中所宣称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页。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称许马克思这一命题是哲学上最伟大的胜利。ErnstBloch,MarxunddieMenschlichkeit,Rowohlt,1969,S.107.
布洛赫所谓的“哲学上最伟大的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澄清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在解决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所具有的革命意义至关重要。为了澄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考察的是“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术语在马克思那里的确切含义。
对于马克思来说,意识尽管能对存在的过程进行反思,但最终却为人的劳动或人的生产所决定,而劳动或者人的生产则又称为“实践”。在他看来,当理论因劳动分工过程中人的活动的分裂而不知道其起源于实践时,它就变得自高自大起来,而沦为一种思辨的抽象,一个幽灵,伪称自己是实践的制片人。因此,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追随康德,采取了否定理论理性的鲜明立场,但却不同意康德反过来提升实践理性的地位的做法。
在《提纲》中,马克思将黑格尔后期哲学的两种主要意图对立起来。第一种意图是检审人类活动的恢宏场景的不同景观,并且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做出解释;第二种意图是使彼此冲突的力量和解,而且一般说来,是在作为绝对精神的各种表现的对抗之间进行调解。在对黑格尔哲学的解释中,马克思显然使用了与黑格尔一样的概念手段,即作为黑格尔的核心方法的辩证法,但却采取一种鲜明的批判立场。在《资本论》的序言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所谓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因此,他批评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这种主张和要求清楚地表明,黑格尔的自身意识的辩证法的全部成就在马克思看来只是一种异化的形式。而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祛魅,成就了一种关于“革命的实践”的新哲学,它聚焦于“异化”概念,将其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
借用黑格尔的异化概念,马克思描述了人的理智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活动的客体化和物化。当这一系列活动与人分离而成为独立的法、制度或商品时,它们就不仅获得了独立的实存,而且对作为它们的真正制造者的人构成一种有害的控制。于是,人的思想投射和人的劳动产品就被剥夺了其社会关系的特征,从而脱出人的掌控,而且它们使人服从于非人属的客观规律。产品的异化同时也是人自身的异化,因为人的活动被外化为物了,他自身也只变成了他人和自己的一个物、一件商品。追随费尔巴哈对基督教和黑格尔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宗教和形而上学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并且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生产执行相同的功能。它们使人异化,经济的、宗教的、哲学的和政治的活动却掩盖了这种存在于劳动本性中的异化,它们都遮蔽和歪曲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藉此,国家被看作摆脱现实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种虚幻的公共生活。意识也以同样的方式“被生产出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像法、艺术、宗教、形而上学等观念,这类意识形式只有通过对物质生产的考察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去解释所有不同理论产品和意识形式,追踪它们在物质生产这个基础中的起源。通过执行其批判的任务,哲学揭穿了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虚假的超越要求,使人们返回那种产生“唯心主义的诡计”的直接的自然实存。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对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批判最终演变为对任何形式的唯心主义的总批判。最终,人的异化只能通过生产力的现实运动才能克服。马克思的异化批判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代表的经济基础决定着法、国家、哲学、宗教和制度这类上层建筑,经济的、社会的过程生产和塑造一切形式的社会生活和理智生活。可以说,正是通过对异化现象的批判,马克思才确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因此,马克思在《提纲》中的那个著名命题,就不止于哲学家从思辨的沉思转向革命的实践的一种情绪性表达,而是想通过哲学的自身理解来发动一场革命。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哲学既要求去改变世界,同时也是一种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的理论活动。它必须致力于主要社会弊端的改善,必须有助于消除人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任何其他的哲学方式能够胜任这一使命。改变世界的过程恰恰是哲学自身的关键点。因此,哲学的任务正在于将自身与革命的实践相同一。在这里,革命不应被理解为改变某些生活条件的活动,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改造整个人类实存的彻底行动,这只有通过改变构成整个人类实存的基础的条件才能得以实现。这种改变被称为“革命的实践”。对于马克思来说,认识活动、哲学的理论理性——由于脱离了社会的和伦理的实践——只是这种“革命的实践”本身的一种功能。哲学的范畴最终只有在其与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的关系中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一切真正的认识本质上都是实践-政治的认识。在他看来,实践理论是最高的哲学范畴,在其实现中既有哲学的使命,也有“革命的实践”的使命。而只有对现存事物及其现存形式进行彻底的革命化,才能建立哲学与现实的绝对同一性。对此,马克思在《提纲》中曾有明确的表述:“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三、胡塞尔与马克思之间对话的可能维度
上述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对胡塞尔和马克思这两位思想家的立场和观点所作的描述表明,双方都试图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作一种综合的努力。在这种综合的理论进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具有类似的“危机”意识,以及“危机”意识所引发出来的强烈的现实关切,尽管这种“危机”意识在二者那里是以不同的面貌表现出来;还可以看到他们由“危机”意识所促发的“异化”理论批判,当然,异化在双方同样是具有不同的理论维度和思想内涵。因此,可以预期在二者之间进行一种理论上有意义的对话的可能性。
然而,现象学以探索意识本质为特征,则以社会历史批判为己任;一方以先验唯心主义为哲学旨归,另一方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双方毕竟在哲学立场存在着根本的对立。细致深入的文献对比研究也许会轻易表明,两种哲学分殊不同的思想世界。胡塞尔以对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的批判著称,其中就蕴含有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的批判性元素。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探究的是一个不言而喻地被给予意识的世界,它相信关于现实的结构的真理是自在的真理。而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则从科学所揭示的“真实的”世界回返主体性。尽管现象学在哲学史上刻下了“回到事实本身”的座右铭,并且在胡塞尔思想后期更是具有回返前科学的生活世界的理论诉求,但它距离任何形式的唯物主义都很远。也许我们可能会说,在胡塞尔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素朴的和盲目的;而对马克思来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则是唯心主义的和内容空乏的。
但是,这种哲学立场上的对立并不妨碍这一事实,即两位哲学家所具有的共通性可能比我们看到的更多。首先,在与社会-政治的现实的冲突方面,双方无疑具有共同特征。尽管他们建议不同的实践方式,胡塞尔专注于理智上对主体性的重新发现,而没有明确指明实践的议题,马克思则聚焦于阶级斗争的政治行动,但他们对异化世界中本真的人性则具有共同的关切。其次,现象学与无疑都能从彼此对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明察中受益。虽然每一方各自都具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也许能借助他方的思想元素而得以克服。
就本文的问题关切而言,我们试图检审胡塞尔的现象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的主要相似点和区别。
已然确认的是,胡塞尔后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深度关切着人类社的真正目的的确立,这种确立了真正目的的人类社会处于一种主体间以理性方式相互依存状态的人格的自治共同体,这些人格拥有其自身理解和自身责任。胡塞尔晚年关于主体间性的主张实际上是对自由和自律的确认,亦即对自我决定和处于利益相关性中的人格的确认。他把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态度中存在的内在危险归于自然主义的颠覆性,因为这种自然主义倾向于将人的主体还原到客体化的自然。像实证科学和和技术一样,非先验的哲学——譬如,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等——旨在用精确的算计来控制和改变世界,而不是以纯粹的理论行为去解释它。从先验现象学的立场看,现代科学根本意义是一种人类心灵源于实践目的的精神成就,而不是一个由独立自足的必然性所构成的精神体系。
就胡塞尔晚年所关切的论题而言,很难将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特殊情况,如果那样的话,现象学就可被作为其中的一个元素而被归入的辩证法体系了。但两位思想家的确独立地在不同的层面上描述了相同的异化方式,由于这种方式的异化,主体通过科学和技术使自身客体化了。这种客体化了的主体作为一个异己的存在物与他相对,并将他规定为一件单纯的商品。以此方式,劳动控制了劳动者,不仅是工人,也包括科学家。可以说,这种异化思想是胡塞尔与马克思之间的核心交汇点。
然而,问题是,胡塞尔思想经验中对科学和技术的价值重估,究竟是否能与的“革命的实践”观点相协调呢?胡塞尔在批判科学的他律和人的异化方面的论证是基于一种理论性的语境的构想,它离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维度还太遥远。但这不意味着,他的那些论证不可能为不同流派的思想家提供有益的启示。由于在当今科学和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下,人的异化问题对大众来说已变得愈益尖锐,因此,胡塞尔对科学危机的批判性反思就凸显出更加丰厚的理论内涵和普遍的哲学意义。在今天,这种危机可以被看作最普遍的异化形式之一,而这恰恰是在分析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时所忽略的。
压力又称紧张或应激,是某种事物对人的生理或心理所造成的一系列紧张反应状态。由于工作负荷大、地位低、职业认同感低,职业暴露、职业风险升高,而工资及福利待遇低,晋升及深造机会太少,经常倒班,护理工作未被患者及社会承认等原因,护士职业压力感高于普通人群。作为这一群体里有特殊性的儿科护士,工作压力更大。护士工作压力的高低与她们身心健康、工作满意程度以及患儿和家长所提供的护理质量息息相关。面对这些压力,我院儿科门诊护士采取了良好的应对措施,消除压力源,效果满意。
1 压力源产生的原因
1.1 门诊压力因素 门诊作为医院的服务窗口,服务的质量和护理效果将直接影响着医院的社会形象和经济效益。因此每个医院会将门诊作为一个重点科室来管理,对其工作人员要求严格,护士长期工作在充满了“应激源”的环境中,容易导致心理负荷加重和身体疲劳。
1.2 患儿家长压力因素 儿科门诊护士工作平凡、琐碎、繁重、紧张,每天要面对不同文化、不同层次、不同病种人群,还要应付要求准确、快捷、严谨的工作,其沟通协调能力、操作的技巧直接影响到护理质量以及患儿家长对护士工作的认可程度。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以人为本的整体护理的实施,人们对健康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要求护理人员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素质,特别是对于儿科门诊护士。
1.3 院内及院外因素 为预防医疗纠纷,实施人文关怀及人性化护理,各医院采取了不少措施,以提高护理质量。他们更多是单方面强调护士的态度,没有深入去考虑护士的情感需要及心理承受能力。护士如需完善自己的工作,往往会感到力不从心,压力重重。
1.4 工作环境嘈杂 儿科门诊每天就诊患儿上千,一个患儿往往有三四个家长陪同,大多数患儿因为恐惧白大褂会大哭大闹,也会有因身体不适而哭闹不止的。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论是医务人员还是心急如焚的家长都会觉得心浮气躁,尤其是医务人员更会感到心理压力的沉重感。
1.5 心理卫生知识缺乏 由于多数人员未受过心理健康的专门教育和训练,心理卫生知识缺乏,一旦在工作、生活上受挫,则不会运用心理学知识进行自我心理调节,造成护患冲突,人际障碍。
1.6 社会偏见 社会上对护理工作和角色定位不准确,认为护理工作是辅助于医疗的从属位置,对护理人员缺乏理解,护士付出的辛勤劳动得不到认可。特别是近年来医患关系矛盾加深,一些患者把对医院甚至医疗体制的不满都发泄在护士身上,导致护理人员产生自卑感失落感及消极情绪。
2 承受压力产生的症状
2.1 心理症状 心理失调与工作条件有重要的关系。表现为焦虑、压力、迷惑、急躁、疲劳、分散,缺乏自发性和创造性,自信心不足。
2.2 生理症状 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肾上腺激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增加,肠胃失调,如溃疡、自体受伤、身体疲劳、头痛、睡眠不好。
2.3 行为症状 拖延和避免工作,表现和生产能力降低,胆怯,积极性下降等。
3 应对措施
3.1 自我控制 儿科门诊护士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情绪特征和性格特点,学会自我控制。不要将工作之余的不开心带到工作中,特别是不能将所有的情绪、怨恨转嫁于患儿。儿科护士因为经常面对的是哭闹不止的患儿和求医心切的家长,有时会采取麻木或不耐烦的态度,出现冷、硬、顶、推等现象,这样很容易影响护患关系,甚至引起医疗纠纷。因此生气动怒前要想想后果,稳定情绪,镇定地对待患儿及家长,热情和善,推动护患关系的和谐。
3.2 加强自身专业技能的训练,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护理人员的素质是决定护理质量的基础,护理管理者要鼓励护理人员学习,提高学历层次和专业理论水平,并把理论知识运用到护理实践中,使护士学会观察,勤于思考,提高分析、判断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同时鼓励护士撰写论文,在院内开展护理新业务、新技术专题讲座及新仪器、新设备培训,组织护理知识和操作比赛,并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培养人才,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激发护士的学习热情,从而达到提高护士综合素质的目的。
3.3 充分调动护理人员的积极性 护理管理者应实施科学、有效的人性化管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巩固护理人员的积极性。如对护理人员的继续再教育给予一定的奖励,放宽晋升标准,延长夜班周期,提高夜班待遇等措施,引发护理人员对工作的热情。
3.4 适时宣泄情绪 合理宣泄消极的情绪。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经常会有不愉快和不开心的事情发生,要及时调整情绪,向同事、关心自己的朋友或家属倾诉,保持乐观开朗,要善于谅解别人,不斤斤计较,从而减轻压力,松弛精神,促进健康。
3.5 自我调节 在工作之余,要保持愉悦的心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经常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如唱歌、跳舞、旅游、看书等,放松紧张的心情。消极的态度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抱怨和压抑等不良情绪对身心有害无益,面对护理工作中的不尽人意,应下决心消除这些负性情绪,改善自己的工作环境,精神愉快地做好各项工作。
3.6 加强自身素质修养 改变社会对护士的偏见,接人待物使用文明用语,待患儿如亲人,加强专业技术知识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
通过上述措施,使儿科门诊护士认识到舒缓压力、放松心情对于提高护士积极性的重要性。护士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也得到了提高,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护理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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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牛小华,任学容,牛秀琴.缓冲护士心理压力的措施[J].中国误诊学杂志,2005, 5(14):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