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债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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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债权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赋予税收债权具有优先权旨在担保税收债权优先其他权利受偿｡民事优先权包括民事一般优先权与民事特殊优先权｡当税收优先权与民事优先权并存时,税收优先权通常劣后民事一般优先权受偿｡基于“共有”观念而设立的民事特别优先权一般优先税收优先权｡而基于“质权”观念而形成民事特别优先权不是绝对优先或劣后于税收优先权,它是与税收优先权处于同等地位的,应以成立时间的先后顺序作为优先受偿的依据｡

《海商法》､《商业银行法》､《民事诉讼法》及《保险法》等法律中存在许多关于民事优先权的规定｡但是我国2001年修订的《税收征管法》没有规定税收优先权与民事优先权竞合时的效力顺序｡这样在司法实践中,税收优先权有可能与民事优先权存在冲突｡当民事优先权在与税收优先权并存且发生冲突时,其效力顺序应当如何确定?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一､税收优先权与民事优先权的概念分析

税收优先权是指税收债权与私法债权及其他公法上金钱请求权并存,且纳税人的剩余财产不足清偿时,税收可以优先受偿的权利｡承认税收优先权的原因在于,税收是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物质基础,具有强烈的公益性｡同时,税收债权和普通私债权相比,不具有对等给付的特点,在征收上,受时间､程序的限制较多｡因此,承认税收优先权有助于保障税款征收｡①

民事优先权是指特定债权人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享有的就债务人的总财产或特定动产､不动产的价值优先受偿的权利｡民事优先权制度发端于罗马法,最初设立的优先权有妻之嫁资返还优先权和受监护人优先权,其设立的目的在于保护弱者,维护公平正义和应事实的需要｡②民事优先权可以分为一般优先权及特别优先权｡就债务人不特定的总财产上存在的优先权被称之为一般优先权,包括诉讼费用优先权､工资和劳动报酬优先权､丧葬费用优先权､医疗费用优先权以及债务人及其家属的日用品供给优先权等;就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上存在的优先权被称为特别优先权,包括不动产出租人优先权､种子､肥料､农药提供优先权､旅馆和饮食店主人优先权､不动产修建人优先权以及不动产保存人优先权等｡

二､税收优先权与民事优先权竞合时的效力顺位探讨

由于民事优先权被区分为一般优先权和特殊优先权,我们将分别探讨税收优先权与民事一般优先权和与民事特别优先权竞合时的效力顺位问题｡

(一)税收优先权与民事一般优先权竞合时的效力顺位

从承认民事优先权国家立法来看,民事一般优先权所担保债权的范围尽管比较广泛､种类繁多,但大多包括诉讼费用､职工工资､丧葬费用及治疗费等③｡基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优待､社会正义的表达和生存权的尊重,这些债权一般都优先税收债权受偿｡

我国《税收征管法》在规定税收征收优于无担保债权之后又加上一句:“法律另有规定除外｡”对此,有学者认为“除外”指:清算费用､商业工资和劳保债权､个人储蓄本金债权､保险金债权等四种特别保护的市场权益,优先于税收债权｡④为保障公民生存权的一般优先权,包括劳动者工资､保险费用､储蓄金等,这些债权要优先于税收优先权,原因在于对社会正义的表达､对生存权的尊重｡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确定生存权是一种靠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实现人“像人那样生存”的权利｡自此以后,生存权成为在近代市民宪法所保障的人权宣言的体系中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基本人权｡⑤在基本人权面前,税收没有什么优先权可言｡工资系劳动者生存的最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因此确保工资债权的清偿,即在于维护社会正义｡尤其在破产场合,一些职工将面临失业,对其工资与劳动保障费用更要加以保障｡我国法律承认关于公民生存权或一些特殊的债权具有一般优先效力的,仅有劳动者工资､劳动者社会保险费､储蓄金､保险金等几项｡而国外立法上种类繁多,对公民利益之周密保障,法律可谓用心良苦｡如意大利民法典中规定丧葬费､治疗费､抚养费之债权,酬金､佣金的债权,自耕农､合作公司或者合作社和手工企业的债权等(参见意大利民法典第2751条､第2751条附加条)｡对于这些债权,意大利民法典将其视为动产上的一般优先权,优先于税收债权受偿｡美国破产法第507条规定六种优先于税收债权的无担保债权,其中第一类是审理案件的行政费用;第二类是从强制清算申请提出后至债务人被宣告破产时止债务人在正常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债权｡这类债权优先受偿是确保债务人在强制清算申请提出到宣告破产时止这段时间正常业务的继续开展;第三类是债务人欠其雇员的工资和其他劳务报酬;第四类是债务人雇员的福利之债权;第五类是粮食生产者或小产品生产者的债权,此债权优先是美国特殊措施;第六类是消费者所支付的定金｡⑥反观我国关于税收优先权制度,则显得过于粗糙｡如我国立法中没有赋予丧葬费､治疗费､抚养费之债权的优先受偿效力｡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立法,但其立法之精细颇值得借鉴｡基于公益性质,税收债权有保障现代国家正常运作之作用,故赋予其优先权非常必要｡但不能以“公益”之名义,肆意侵犯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利益,有必要对税收优先权制度精心设计,使之更加精细､周密､完整｡

第一,应把更多体现保障劳动者利益,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一些债权赋予其优先权置于税收优先权之前受偿｡如上面提到的丧葬费､治疗费､抚养费债权;自由职业者因提供服务而应获得的酬金债权;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依法取得补偿金请求权等债权｡同时,对于这些债权有必要加以期限限制｡尽管无期限限制的工资债权､保险费债权等有利于劳动者,但无期限的大量的工资等债权必然会冲击税款的征收,使税收无限制让位于工资债权,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我国应该参考美､英､意大利､日本等国做法,规定一定期限的工资等债权具有优先于税收优先权的效力,超过期限将劣后于税收优先权受偿｡

第二,税收优先权的立法规定既适用于破产案件中,也可适用非破产情形｡依据我国《税收征收法》与《破产法》规定,工资等债权具有一般优先权效力亦即优先于税收优先权仅存于破产情形｡而在非破产情形下,工资等债权将不具优先税收优先权的效力,这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生存权利｡因此,有必要对破产情形与非破产情形下工资债权优先税收优先权作出统一立法规定｡具体来说,可以在制订税收基本法时,考虑两者竞合时的受偿顺序｡

(二)税收优先权与民事特别优先权竞合时的效力顺位

民事特别优先权指特定债权的债权人基于法律规定就债务人特定动产或不动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承认优先权制度的国家,在确立优先权制度时,一般都规定了民事特别优先权与税收优先权并存时的效力顺序｡在日本现行《国税征收法》中,将先取特权(我们称之“优先权”)分为几类:一类是像不动产保存的先取特权那样,其始终优先于质权或抵押权的先取特权;二类是像不动产租赁的先取特权那样,根据登记的先后等决定它的质权或抵押权优劣的先取特权｡对此,法律作了如下规定:首先,在纳税人的财产上存在第一类先取特权时,对该财产的换价款,税收债权劣后于由该先取特权为担保的债权｡其次,在税收法定交纳期限以前,纳税人财产上就已存在第二类先取特权时,对该财产的换价款,税收债权劣后于由该先取特权作为担保的债权(承认此种先取特权与质权或抵押权具有同等效力)｡而且,纳税人在受让设有此种先取特权作为担保的债权时,税收债权劣后于由此种担保的债权｡对上述两类先取特权以外的先取特权,由于国税征收法及地方税法都未作规定,因此只能认为它们劣后于税收债权｡⑦依据日本民法典规定,第一类优先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包括不动产保存优先权､不动产工作优先权和不动产买卖优先权｡第二类优先权包括不动产租赁优先权､旅店住宿优先权和运送优先权｡⑧意大利民法典上动产优先权与不动产优先权所担保债权种类繁多｡动产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包括:动产上诉讼费用,动产给付､保存与改进费用的债权,农业生产的必要供给和劳动的债权,间接税､所得税的债权,旅店主､运送者等的债权,设备销售者的债权,承佃土地租金的债权,不动产出租人的债权等｡不动产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包括:不动产诉讼费用,不动产所得税的债权,间接税的债权,开垦土地和改良土壤的分担金等｡意大利民法典把税收优先权作为民事优先权的一种列入其中,并且把税收优先权区分为动产税收优先权与不动产税收优先权,分别规定与其他优先权并存时的受偿顺序｡⑨这一点不同于日本“一刀切”的做法,日本没有对税收优先权再细分｡根据意大利民法典第2778条､2780条规定,涉及动产和不动产所形成诉讼费用优先于一切优先权包括税收优先权,而动产上税收优先权与其他动产优先权竞合时的效力顺位是:动产给付债权､保存与改进费用的债权､从事耕作和收割工人酬金债权及农业生产的必要供给和劳动的债权等优先于动产上形成间接税和所得税债权;损害赔偿债权､旅店主的债权､运送者､受任者､受寄者和托管者的债权等劣后于动产上形成的间接税和所得税债权,但优先于动产形成的一般税收优先权｡

通过观察日､意两国关于税收优先权与民事特别优先权并存时效力顺序的法律规定,可以大体上得出如下结论:基于“共有”观念而设立的特别优先权一般优先税收优先权,而基于“质权”观念而形成特别优先权不是绝对优先或劣后于税收优先权,它与整体税收优先权处于同等地位｡基于“共有”观念而设立优先权指动产或不动产保存优先权､不动产工作优先权､不动产买卖优先权及从事耕作和收割工人酬金债权､农业生产必要供给和劳动债权等｡如何理解基于“共有”观念而设立优先权?比如说,不动产工程人员(包括工程师､建筑师､承揽人等)对其所修建的不动产,可视为不动产工程人员与债务人的“共有物”,因为没有不动产工程人员的劳动､资金投入,此项不动产就不会存在,所以不动产工程人员就其债权对该不动产应享有优先权｡再如农业生产必要供给形成的优先权,因为若没有农业生产者必要供给如种子､肥料､杀虫剂,债务人根本不可能有收获,所以就收获物而言,在观念上可视为种子､肥料､杀虫剂的供给者与债务人的“共有物”,对共有物之分割,“共有人″自然优越于其他债权人｡上述基于“共有”而成立优先权具有促进特种事业发展的功能,基于“共有”观念承认特定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不仅体现了“公平”的理念,且具有功利主义的理由｡⑩基于“共有”观念而形成优先权与税收优先权并存时应优先税收优先权｡因为如没有上述享有特定优先权人的劳动､资金和供给物,就不能产生形成税收债权的动产或不动产,税收的征收也就无从谈起｡基于“质权″观念而形成优先权,是指不动产出租人､旅店主人､饮食店主人､运送人具有就债务人动产而享有的优先权｡这些优先权是基于对不动产出租人､旅店主人､饮食店主人､运送人与其债务人就携带的物品达成默示质押的推定而产生的｡此等优先权与税收优先权并存时的效力顺位,日､意两者立法上有所差异｡日本法律以成立时间先后作为基准,判别受偿顺序｡而意大利法律把它置于就动产上形成特别税收优先权与动产一般税收优先权之间受偿,但均认为基于“质权”产生优先权不是绝对优先或劣后于税收优先权｡从某种意义看,它与整体税收优先权处于同等地位的｡

日､意两国关于税收优先权与民事特别优先权关系的法律规定,对我国立法不无借鉴意义｡在设计我国税收优先权制度时,应慎重处理两者关系｡在我国,对于一些特殊社会关系的保护尚无统一的优先权制度可供适用,仅在特别法中零散规定个别的民事特别优先权,更不用说有关于处理税收优先权与民事特别优先权关系的法律了｡在当前的立法状况下,我们认为,要架构完备税收优先权制度,依赖于建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不然有些基于特殊社会关系而产生的应当加以确保的权利连对抗一般债权的优先效力都不具备,更谈不上优先税收债权｡当然,如何设置优先权制度的问题已超出本文探讨范围,我们对此不作讨论｡我们主张在将来建立民事特别优先权制度时应借鉴日､意两国立法经验,将基于“共有”观念产生的特别优先权置于税收优先权之前受偿,基于“质权”观念而形成特别优先权与税收优先权竞合时依成立时间先后作为优先受偿依据｡

如前所述,我国有些法律也零散规定个别的民事特别优先权,主要包括《海商法》第21条规定船舶优先权,《民用航空法》确立的民用航空器优先权以及《合同法》第286条确立的不动产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其中,船舶优先权的项目包括:(1)在船上工作的在编人员工资､社会保险费等给付请求;(2)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员伤亡的赔偿请求;(3)船舶吨税､港口规费的给付请求;(4)海难救助款项给付请求｡对这些特别优先权与税收优先权并存时,我们如何确定受偿顺序呢?我们认为,船舶优先权中第一项与第二项海事请求是关于船员工资､社会保险费以及关于人员伤亡的赔偿请求,它关系到船员与受害人的生存权无疑优先税收优先权｡第四项是基于“共有”观念形成动产优先权,因为若没有海难救助者的救助行为,船舶可能就不存在了,故对此也应加以优先保护｡至于第三项属税收特别优先权｡这种特别优先权所担保的船舶吨税和港口规费可视为保存船舶所产生的优先权｡它同样应该优先债务人因其他行为或财产而产生税收优先权｡《民用航空法》第19条规定的优先权项目包括:(1)救援该民用航空器的报酬;(2)保管维护该民用航空器的必要费用｡这些优先权都是基于“共有”观念形成的优先权,因为没有救援､保管行为,航空器就会毁坏,故此优先权中应优先税收优先权｡《合同法》第286条关于建设工程款所具优先权应为不动产工作优先权也属于基于“共有”观念形成的民事特别优先权,它也应优先税收优先权｡我国学者起草的《民事强制法(草案)》(第二稿),在处理我国法律上现存几个特别优先权与税收优先权关系上有类似的立法安排｡其第905条规定:“下列金钱债权具有法定优先权,并按照下列顺序受偿:……(三)船舶和航空器优先权､建筑承揽优先权;(四)债务人拖欠的国家税款⑾｡”

三､结语

通过上文对税收优先权与民事优先权竞合时的效力顺位问题的探讨,我们基本可以考虑这样的因素来判定两者并存时的受偿顺序:第一,应该依据所保护特定的债权性质,即应受保护的强弱程度来确定｡对于应受保护的强弱程度的界定是属于价值判断问题,取决于立法者主观衡量｡我们认为在判定特定债权应受保护的强弱程度时应依据债权人保护债权能力的大小等｡比如,工人与国家相比在保护自己债权的能力方面弱的多,国家可以行使一些强制执行权来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实现,而工人则没有这样的权力｡因此,为保护工人工资债权的实现,应赋予担保工资债权的民事优先权优先税收优先权受偿效力｡第二,应该依据与债权标的物的关系程度来确定｡当税收优先权与民事优先权同时指向同一标的物时,哪一个权利与该标的物联系密切,就享有优先受偿的效力｡比如,基于“共有”观念而形成优先权与税收优先权并存时应优先税收优先权｡因为正是基于“共有”观念而形成优先权的权利人的劳动､资金和供给物,才能产生形成税收债权的动产或不动产,这样,这些动产或不动产与基于“共有”观念而形成优先权的权利人的关系比与税收优先权的关系要密切｡

①刘剑文､魏建国:《我国税法对国外税收优先权制度的借鉴》,《法制日报》2001年5月20日理论版｡

②申卫星:《优先权性质初论》,《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4期｡

③国外的立法尽管规定诉讼费用､税收债权属于民事一般优先权担保的范围,但在我国它们属于公法上的金钱请求权｡故此,我们只探讨税收优先权与私法领域中的优先权竞合的效力问题｡

④陈松青:《刍议我国税收优先权制度》,《涉外税务》2001年第11期｡

⑤候作前:《我国税收优先权制度前瞻》,《云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下转第115页)

(上接第73页)

⑥潘琪:《美国破产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⑦(日)金子宏:《日本税法》,战宪斌､郑林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82页｡

⑧吴宗??《论优先受偿权与担保物权竞合之效力》,郑玉波主编《民法物权论文选集》,五南图书出版社1985年版｡

⑨意大利民法典中规定的不动产优先权,仅为国家特定债权所拥有｡不动产税收优先权与其他不动产优先权竞合主要是国家权利之间的冲突,而本文主要论述税收优先权与私法上民事特别优先权竞合时的效力顺位｡故此,意大利民法典对于不动产税收优先权与其他不动产优先权竞合时的效力顺位的规定我们不作探讨｡

税收债权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MM理论；权衡理论；资本弱化；公平交易法；安全港规则

当下，中国企业税制的改革已然进入较之先前更为深一层的领域中去，其中改革的核心任务在于实现税收中性，契合公平原则。为此一些应运新形势下的所得税规则，比如受控外国公司法，公平交易原则，反资本弱化规则等呼之欲出。

资本弱化是指企业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大于权益资本的资本结构现象，即通过超额贷款来"隐藏资本"。现有的税收制度允许企业将借贷支付的利息作为财务费用税前扣除，而为股权资本支付的股息则不能税前扣除，这种不对称的融资税收待遇增加了企业对债务融资的依赖，也是企业产生资本弱化现象的一个基本诱因。

资本弱化扭曲了正常的融资结构，侵蚀了国家的税收利益。为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出台了《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的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及《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确立了反资本弱化税制从而对资本弱化行为进行矫正。

两号档在具体的调整方法的适用上存在着分歧，前者采用安全港规则，而后者则采用公平交易原则。为正本清源，本文拟从反资本弱化税制的经济理论渊源，论证我国反资本弱化税制假设前提的正当性，从而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执行反资本弱化税制，并提出完善现行税制的有益建言。

一、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模型分析法、实证法两种方法进行论证。

就模型分析法而言，文章拟由MM模型、权衡理论来论证反资本弱化、税制应然的调整目标，从而推导出实现该目标所采纳的调整方法之制定所应依据的原理、准则，及其注意事项。

就实证法而言，文章拟对五大代表性行业的两百三十三家上市公司的现金流产生的偿债能力、固定资产和对外投资指针资料的分析、评估，从而对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的融资能力差异假设及非金融企业间融资能力一致的假设进行有效论证。

二、文献综述

（一）MM 理论

Modigliani 和 Miller 在《资本结构、公司财务与资本》（1958）一文认为，在没有税收、交易成本和市场摩擦的有效市场中，企业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企业选择债券融资还是股权融资都不会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

而后，二者又共同发表了《公司所得税和资本成本：一种修正》（1963）， 修正了之前的理论假设，认为在考虑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由于负债的利息是免税支出，可以降低综合资本成本，增加企业的价值。也即，该论文提出了资本弱化的动因，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随后MM理论又发展成为税差学派（主要研究各类税收差异对于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和破产成本主义学派（认为尽管增加负债可以带给企业税收收益，但是破产风险也随之增加，破产成本制约了企业的借贷能力）。

（二）权衡理论

所谓权衡理论（trade-off theory），就是强调在平衡债务利息的抵税收益与财务危机成本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时的最佳资本结构。此时所确定的债务比率是债务抵税收益的边际价值等于增加的财务危机成本的现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权衡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罗比切克（Robichek，1967）、梅耶斯（Mayers，1984）、斯科特（Scott，1976）等人综合税差学派和破产成本学派的观点先后提出权衡理论。权衡理论认为，企业可以利用税收屏蔽的作用，通过增加债务来增加企业价值。但随着债务的上升，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也增加，甚至可能导致破产，如果企业破产，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破产成本。即使不破产，但只要存在破产的可能，或者说，只要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上升，就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这是制约企业增加借贷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企业在决定资本结构时，必须要权衡负债的避税效应和破产成本。

权衡理论以后又发展为后权衡理论，后权衡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迪安吉罗（Diamond，1984）、梅耶斯（Mayers，1984）等人，他们将负债的成本从破产成本进一步扩展到了成本、财务危机成本和非负债税收利益损失等方面，同时，又将税收利益从原来所讨论的负债收益引申到非负债税收收益方面，实际上是扩大了成本和利益所包括的内容，把企业融资看成是在税收收益和各类负债成本之间的权衡。这再次从理论上验证了税收因素影响了企业的资本结构，进一步深化了资本弱化的理论基础。

（三）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

目前在资本弱化实证研究方面，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是杨宝臣（1999）在一定假设条件下通过数理推导论证了企业可以利用财务杠杆效应实现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企业最优资本结构是存在的。王静、王玉婷、孙月萍（2006）以2000、2004年公布年报的1393家上市公司的资料为研究对象，筛选出796家符合条件的五大类上市公司，通对其最近五年负债权益的变化状况进行分析和实证，证明了随着中国税收法制和资本市场的完善，企业所得税将成为企业选择筹资方式的强有力决定因素。

国外许多学者通过实际数据验证了税收是资本弱化存在的重要原因。根据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税收制度，M.Long 和 I.Malitz（1985）， Ashton（1991），Lally（1992，2001）和 Monkhouse（1994）研究了税收对公司选择财务政策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公司所得税上，由于税收的非中性，使利息相对于股利更加优惠，税收套利机会的存在影响了投资者的决策，直接导致了企业资本结构的变动。

Booth（2001）根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混合资料，通过对其进行横截面回归分析后认为，在负债融资税收优势较高的国家里，企业也会利用更多的负债来规避税收，税收项目与财务杠杆正相关。Graham 和 Harvey（2001）对美国392位CFO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 45%的被调查者认为利息抵税收益是影响负债融资决策的一个重要 因素。

三、符合税收中性的资本结构

税收中性指的是税制设置应当不干预市场经济运行，应当避免对市场 经济行为的扭曲，从而使市场充分发挥资源分配作用。所以，税收中性原则反映的是亚当斯密关于国家不干预经济，让"看不见的手"发挥唯一作用的观点。资本结构是指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最佳资本结构是公司利益最大化的资本结构，它是企业财务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符合税收中性的资本结构最早起源于MM理论。

（一）无税下的资本结构

MM理论最初被称作资本结构无关论，它建立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中，但是现实中不存在理想的资本市场，尤其是公司税对各个公司而言有很大影响。因此，在1963年这两位经济学家修正了MM理论，在此前的研究模型上考虑了税收的影响，分析了在公司税条件下的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的关系。

（二）税收因素对最优资本结构的影响

有公司税情况下债务会增加企业的价值。原因是债权性筹资的利息可税前扣除，抵减应纳所得税。因此高负债可以大幅度减少企业税收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负债企业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的价值加杠杆的利得，这就说明企业只要通过财务杠杆利益的不断增加，不断降低其资本成本，负债越多，杠杆作用越明显，公司价值越大。当债务资本在资本结构中趋近100%时，才是最佳的资本结构，此时企业价值达到最大。

修正后的MM理论从税收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包含税收这一经济变量时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为资本弱化现象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理论基础。但是它过于片面强调举债经营带来的税收利益和企业价值的提升，忽略了高负债可能会让企业偿债压力加剧，财务风险上升，破产风险加大，使未来的正常运营存在不稳定性，因此理想状态下的最佳资本结构100%负债无法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得以运用。我们将在下文中用模型详细论述MM理论，均衡理论与反资本弱化的关系。

四、资本弱化与反资本弱化

我们已知在无税情况下，有债务融资公司价值等于无债务融资的公司价值，公司价值与企业资本结构无关。该模型仅在于一个无摩擦的资本市场，且对债务融资要求的条件较为苛刻，债务融资不会带来财务危机成本和增加企业的成本，即债务融资不会企业价值带来抵减时成立。

实际上，企业所得税在各国税法中是具有广泛存在性。因此要对模型进行修正，使得具有实际意义，有必要在模型中引进所得税。分析公司的财务结构及其与所得税的关联时，基于国际通用的企业所得税法，税基部分不允许扣除权益部分的资本支出，只允许扣除利息支出。因此在模型中，只考虑企业采用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两种筹资方式，且不考虑两种方式的产生的风险差异和公司结构的差异。此时，公司的税收支出只收债务和权益之间比例的影响。

当假设部分与上述的部分相同，且只存在企业所得税时，公司的利息支出会产生税盾效应，使得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减少。

企业在资本结构中使用债务融资可以产生税盾效应，减免企业的所得税税负，从而实现对企业价值的增益。且当企业处于MM理论Ⅰ的假设下（债务融资不会带来财务危机成本和增加企业的成本）时，理论上企业可以采用100%债务资本取代权益资本，通过最大化税盾效应最小化企业所得税税负，使企业价值最大化。

（一）权衡理论与最优资本结构

由于在现实中的资本市场并不会处于完全无摩擦状态，且由于交易成本（债务成本与权益成本）不会长期为0，而是随着企业资本的结构的改变而相应改变。资本结构中债务融资为0%（尤其是短期债务）或者100%进行债务融资，都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于债权融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债权融资有促进企业价值增加的一面，同时债权融资也有使企业价值减少的一面。因此，在考虑现实中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企业所得税、成本、财务危机成本分别或共同存在情况下，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市场价值。

当企业偏向于保持过高的债务融资比例时，债务产生的利息给企业造成的偿债压力，一般财务学上用利息支出与利润的比值作为衡量偿债压力的指标，过高的偿债压力会给企业带来另一项隐性成本：财务危机成本。因此，企业在决定资本结构时，必须要权衡负债的避税效应和破产成本。在充分考虑这两项成本的递减与税盾效应带来的的企业价值增益时，使得投资人（债权与股权投资人）低估企业经营能力，从而减少企业价值。以及当企业负债比例过大时，通常会导致债权人处于对其资金安全的考虑。

当一个企业处于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最优比率时，企业既可以获得税盾效应带来的税收收益，也可以避免过量的利息支出与财务危机成本。

（二）反资本弱化的实质

在均衡理论阐述了企业债务融资与财务危机成本、成本之间的关系与得出的结论的同时，我们仍将考虑以下情形：假设一个企业，拥有的总资金量为S，其债权融资和权益融资比率为1。

假定该企业只有少量的投资者，且在权益投资者拥有充足资金的情况下，会继续投资这家企业，由于税法对债务和权益投资人的身份并没有做出明确限制时，权益投资者会选择通过内部债务融资的方式进行投资，即既成为企业的股东，同时又是企业的债权人。但当所有的投资者都将多余的资金变成债务融资时，他们既是企业的股东，同时又是企业债权人的双重身份，企业债务融资产生的利息将会支付给投资人，作为免于缴纳企业所得税的额外利润，使企业投资者可以通过内部债务与关联企业间的债务融资，来规避偿债压力和成本对企业的影响。

我们将上述以规避企业所得税为目的，通过内部债务、关联债务进行资本隐藏，使企业债务融资与破产风险不相等称为资本弱化。资本弱化现象破坏了企业融资关系中税收中性的要求，侵蚀了国家的税收利益。

由于税务部门无法对企业的债务筹资来源进行审查和限制，也不能给所有的债务融资制定一个对应的财务危机系数。税务机关可通过审查关联方的贷款条件是否与非关联方的贷款相同来进行反资本弱化的规制；如果贷款条件不同，则关联方的贷款可能被视为隐蔽的募股，要按资本弱化法规处理对利息的征税。但该规则在现实中的实行会受税务部门与企业信息不对称的制约。因此，最简单有效的反资本弱化规则，是针对企业的税盾，即税前扣除的利息额进行限制，制约企业的资本弱化行为。根据MM理论Ⅰ，税盾来源于企业的债务融资价值。我们假设税法当对资本结构的债务融资比率限制为11，超额利息将不允许在税前扣除。且假定权益投资者仍通过内部债务融资的方式进行投资。此时，企业不管如何变更资本结构比例，其企业所得税的有效税盾是都固定值。

五、中国反资本弱化税制假设的实证分析

（一）现行反资本弱化税制

我国的反资本弱化税制，由《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的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和《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中的资本弱化管理两部分组成。

《通知》中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不超过规定比例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得在发生当期和以后年度扣除。

而这个规定的"比例"，实质上就是安全港规则，企业主体不同，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亦有所不同，也即金融企业，为51；其他企业，为21。

当然，《通知》并没有排除其他调整方法的适用，它同时规定，"企业如果能够按照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并证明相关交易活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也即，如果可比数据可靠的话，资本弱化的定价调整允许以公平交易原则作为调整方法。或者说，有可靠可比数据的情况下，反资本弱化税制并不适用安全港规则。但是，遗憾的是，《通知》并没有规定符合条件的可比性资料有哪些。

《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的规范性内容相较于《通知》，《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相对严谨了许多。它首先定义了资本弱化管理的概念，也即，资本弱化管理是指税务机关按照税法的规定，对企业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与企业接受的权益性投资的比例是否符合规定比例或独立交易原则进行审核评估和调查调整等工作的总称。对反资本弱化对应的利息，《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制定了其计算方法即：

不得扣除利息支出=年度实际支付的全部关联方利息×（1-标准比例/关联债资比例）

公式中的标准比例指的是《通知》所规定的安全港比例。也就是，《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并没有超越《通知》所设定的安全港比例规则，甚至，也没有具体界定什么内容属于可比数据。

（二）安全港规则的实质

OECD关于公平交易原则的定义为：同一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一方企业和另一方企业的管理、管制或资本，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两个企业之间的商业或财务关系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那么，本应由其中一个企业取得，但由于这种情况而没有取得的利润，可以计入该企业的利润，并据以征税。

也即，在OECD协议范本中，认为如果两个关联企业之间发生了或被施加了特定条件，那么可以按照独立企业之间所进行的正常的公开市场交易价格来确定其中的业务关系，这样的转让价格调整方法就是公平交易原则。我们也可以认为，公平交易实际上就是一种客观判断法则，这种客观判断法则，需要有充足的可比数据予以保障。反观安全港规则，我们则可认为是一种主观判断法则，这种调整方法，建立在立法者对企业间融资能力判断的前提基础上，受立法者理性思维的影响。这股立法者理性思维之风，影响着世界上许多国家，我们可以从下表得以印证；同时，我们亦可从下表得以另一种观点， 也即是各国立法者的主观判断均不相同。

具体到我国的安全港规则，即"金融企业51，其他企业21"实际上反映了立法者的两种主观假设，第一，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融资能力存在差异；第二，非金融企业之间融资能力一致。

（三）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融资能力差异假设

我国设定金融企业债券/权益比例为51，非金融企业为21，这一比例，其实际是基于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融资能力存在区别的假设。为验证此假设的正确性，我们选取了中国A股上市的233家公司进行分析，这233家公司分别来自于非金融企业（包括房地产、计算机、医药、有色金属）和金融行业。所有财务数据均来来自于2010年报。

在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总资产权益比（asset/equity ratio）很低，且缺乏资产规模的企业，因为缺乏足够的资产担保水平而难以获得投资。由此，我们在下面的统计中将这一变量加入考虑范围。我们假定投资人（包括债务和权益投资人），会拒绝给一个需求资金大，而资产规模不足的企业投资，且当一旦企业资金链出现危机时，债权投资人的优先求偿权会先得到满足。企业的固定资产比（fix-assets rate）和企业的经营现金流产生偿债能力，在现金流量表中，和应付款项不相关的项目有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由此偿债能力的指数计算公式为：

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我们还需要额外考虑2个因素：固定资产和对外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投资）。这个因素往往作为抵押贷款的抵押物，会影响到企业的借款，尤其是银行贷款会以此作为是否放贷的标准。所以我们主要考虑（现金流产生的偿债能力+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总资产的比例，以此来判断不同行业间的企业能够进行债权性筹资的能力。

（四）非金融企业间融资能力一致假设

在上文里，我们选取并统计了我国房地产行业、计算机行业、医药行业及有色金属冶炼业四个行业的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系数。这说明了在面对相同的企业所得税率和反资本弱化规则时，企业所面对的有效税率会受到自身（行业）的特点（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比率等）影响。在我国目前的金融贷款体系中，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有银行倾向于缩紧贷款规模，导致了资产比重大的行业，在取得债务融资时比其他行业有优势。在贷款额度有限的情况下，行业资产比重大的企业可以通过该优势保持企业债务水平，而行业资产比重小的企业不能保持合理的负债率。其结果是两个行业的企业面对的有效税率不同，税收的公平性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被一个一刀切的反资本弱化规则破坏。

现行我国资本弱化规则对其他企业使用单一的21安全港比率，并没考虑各行业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差异带来的税负差异。因此，在制定反资本弱化法时，我国应充分考虑上述情形，在确定安全港比率时，应充分考虑企业行业特性不同导致资产负债比率的差异，细化安全港规则。

六、结论

反资本弱化税制对借鉴关系的调整其目的要恢复到权衡理论下税盾效应与破产成本之间的均衡博弈关系。

税收债权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温州 中小企业 担保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4-210-04

一、引言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导致浙江乃至中国中小企业在经济危机背景下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重大现实问题，而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源是在信息不对称和风险较高的情况下，融资缺乏有效的分散贷款风险的机制。对于该问题中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斯蒂格利茨和韦斯（1981）早先从信息不对称理论、道德风险角度解释了信贷配给存在的原因，说明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存在的长期性。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金融体系的制度缺陷、所有制歧视、信用环境不健全等因素的存在，加重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程度，刘曼红（2003）指出，信用担保是一种信誉证明和资产责任结合在一起的金融中介行为，可以排除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时担保品不足的障碍，提高融资能力。

影响中小企业贷款最关键的因素，便是对于企业贷款风险的考量，本文从担保机构自身内部控制及社会外部完善体系两个方面，来论证风险规避机制的可操作性及创新效益。

二、温州中小企业融资背景分析

温州作为“中小企业之都”，是浙江乃至全国民营企业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2009年全市共有规模以下企业30万余家，贡献了81%的经济总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呈现相似的运营特征：规模小，以自有资金或民间借贷资金起家。微利以劳动密集型加工生产为主。资金周转周期短、流动性大、额度小。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适时选择“短、平、快”的民间融资方式，包括向亲朋好友借贷，以及向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金融机构借贷，虽然这种方式直接便捷，但毕竟借贷利率较高造成融资成本提高，又由于其缺乏足够的金融监管而存在较大潜在融资风险，故企业融资仍以银行贷款为主。但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财务状况不透明、固定资产抵押品不足等情况，国有银行为规避风险采取“拒贷”、“惜贷”的态度，借贷矛盾因此产生。而这一矛盾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更加凸显，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成本上涨，外贸出口受阻导致资金回笼困难，同时宏观调控银根紧缩，使得银行贷款资金不易，从而最终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当地近20％的企业处于停工、半停工或倒闭状态，全市工业总产值增幅同比回落7.2个百分点，处于全省末位。然而此时，担保公司等担保机构适应市场需求快速发展起来，由2006年的45家猛增到2008年的246家，信用担保机制体现出其在解决抵押品不足、信息不对称及风险集聚等问题时的优势，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的融资困难。

三、温州信用担保发展概况及特点

（一）发展概况

2001年，温州市财政局出资300万元引导建立全市首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继而当地民营企业和个人投资者纷纷看好担保业市场前景，相继成立担保公司。2005年，全市注册各类担保机构29家，总注册资本4.25亿元，累计已为3680户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担保额23.2亿元，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据不完全统计，受担保企业新增职工人数33581人，新增销售总额51.24亿元，新增利税总额4亿多元，呈现出“多渠道筹措担保资金、多模式发展担保机构、多形式开展银保协作、多举措拓展担保业务、多方面扶持担保行业”的态势。

基于温州地区民间资本较为充裕的特点，其担保机构的也凸显出明显的民营性质。2009年，温州市审计局对5家中小企业担保机构进行了抽样审核，审计结果显示：其中有3家民营企业和2家国有企业；5家企业注册资本共计11800万元，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出资3700万元，政府出资300万元，民营企业出资800万元，自然人出资7000万元，财政扶持资金490万元。5家担保机构出资比例如图1所示。

（二）特点

1.担保业务呈现熟人社会道德约束机制下的地域性特征。温州人群体意识非常强烈，民间常以血缘、亲缘或者道义等为纽带组成“兄弟班”、“同乡会”等小团体，每个人都处在大大小小的道德圈中，这些圈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群体，圈内各人之间往往有着财务、事务方面的密切联系。而担保公司在选择业务时，也是从这些道德圈入手，通过熟人关系脉络核实申请担保企业的财务状况、资产情况以及业主品德等方面真实信息，规避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同时，担保公司负责人往往与圈内人有着密切的熟人关系，当其为受保企业进行担保时，受保企业的行为将受到整个道德圈的约束，一旦发生违约情况，其不良声誉将在整个圈内迅速传播，于是也便失去利益最密切的关系群中包括资金在内的资源支持，故担保公司就利用该道德约束机制来控制其代偿风险。而这种约束机制效果良好，在温州市经贸委备案的40余家信用担保机构，平均代偿率为3.3%，低于全国4.4%的平均水平，而其平均损失率明显低于全国2.2%的平均水平。

2.担保业务市场化程度高，与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相匹配。中小企业贷款呈现“短、平、快”的特点，其贷款资金常因资金周转而需，额度较小但要求办理手续快捷、所需时间短，并对利率敏感性较弱，能承受较高的利率水平。于此相应，担保公司以提供小额贷款担保为主。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市担保额在100万元以下的笔数为2.2万笔，占担保总笔数的94%，担保额占总担保额的63％以上；2009年担保额在100万元以下的笔数占担保总笔数的92％，担保额占总担保额的56.4％。近两年的数据反映出九成以上的担保业务为小额担保业务，符合市场需求的担保资金分配比例提高了担保资金的使用率，为更多的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同时，担保公司简化担保手续、缩短申保时间，并接受银行不愿接受的完整度相对较低再抵押资产证明等，如一家企业购买一块地皮后，由于土地使用证办理程序较多审批时间长，而企业又急需资金借贷，此时担保公司便灵活应对，接受未过户土地证抵押证明为其提供担保，于此同时提高担保费率与相应风险相匹配，而企业也乐意接受。担保公司以灵活的市场化运作形式，以提供银行等机构无法提供或不愿提供的金融服务作为差异化竞争力，来获取丰厚回报。

3.担保机构呈现“抱团式”“集团化”发展趋势。由于温州担保公司以民营性质为主，多以有限的自有资金或个体企业资金注资，资本金规模较小，故单个担保公司所获得的银行授信额度有限、担保业务量受限，所以越来越多的担保机构集聚抱团，形成担保中心或担保集团，而这一方式不但有利于个公司业务收益，还进一步降低单个担保公司的贷款担保风险。以温州联盟信用担保中心有限公司为例，这家集团性质的担保公司于2009年8月成立，由全市9家注册资本3000万以上，从事担保3年以上，信用评级BBB+以上，并在主管部门有双证备案的担保公司组建，温州银行统一向其授信达30亿元，是向其他单个担保公司授信额度的15倍，而其仅4个月就为30多家中小企业提供1亿多的融资担保额。同时，集团内每家担保机构共同为担保中心提供担保，形成双重担保，使其通过各家担保机构共担风险。与此相似，同年12月，浙江省首家担保集团――浙江中安担保集团也在温州成功组建，其总注册资本金2亿多元，全年集团融资担保额达3.1亿元。

四、信用担保机制的作用机理

（一）理论论证

信用担保，是指企业在向银行融通资金过程中，根据合同约定，由依法设立的担保机构以保证的方式为债务人提供担保，在债务人不能依约履行债务时，由担保机构承担合同约定的偿还责任，从而保障银行债权实现的一种金融支持方式。由于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信用差，这便产生了对信用担保的需求，一般认为，之所以需要第三方担保是由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为第三方提供而指出的成本要小于债权人自己了解或证明的成本，专业担保不但可以起到信用判断、证明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第三方担保提升债务人一方的信用等级，并承担保障债权实现的义务和责任，只要信用差异存在，就会有信息不对称出现，这就必然导致对信用担保的需求。

具体到对中小企业担保实践中，专业机构的信用担保排除了其向金融机构融资时担保品不足的障碍，缓解了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提升信用评级来提高贷款能力，并减少其融资交易费用、节约信息成本。同时，信用担保改变资本供求双方的利率流和声誉控制权配置结构，分散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融资风险，促进融资交易的发生，进而优化金融结构。

（二）实证分析

对乐清市2000年至2009年规模以下中小企业的产值（y）与对其的融资担保余额（x），建立一元回归模型，如下图显示：

y=25.3+3.78x

(3.25)(5.4) R2=0.78, s.e.=13.2

从eviews软件做回归模型中得，R2=0.78，表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高，融资担保额对中小企业产值有较强的解释力，而且回归系数显著，显示出融资担保额每增加1亿元人民币，中小企业将增加约3.78亿元，说明对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担保额促进中小企业的生产发展。

五、温州担保行业运营缺陷

（一）担保机构运营不规范

担保行业作为新兴行业，近年在温州地区迅速发展，担保公司数量骤增，但由于相关法律的滞后和对行业定义的模糊，在缺少政策扶持又面临公司发展困难的情势下，许多担保公司铤而走险进行违规运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风险控制不严。中小型担保公司内部机构常设置不完善，职责划分不明确，缺乏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风险控制存在疏漏，使个别担保公司连续发生代偿问题。第二，不按规定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风险准备金。依据规定担保费收入的50%提取作为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可完全遵照此规定的为数不多，部分担保公司将保费收入的大部分作为红利分给了股东，这样一旦发生损偿就难以及时保证补偿金来源。第三，个别担保机构业务偏离主业，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减少，转而做更高利润的企业垫资短期资金周转业务。

（二）担保机构追偿无保障

担保机构在依法开展各种业务活动中，实施抵押、质押等反担保措施需要到房管、土地、工商、海事、税务等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或咨询、公证等，由于担保公司缺少部分资质不能等同于银行，在办理相关权责时不能确认其抵押权人合法地位。当债务人不按期履行债务之后，银行会根据和担保公司之间的担保协议，从担保金中扣款，而当担保公司向债务人提起追偿债务诉讼时，由于法院不能确认担保公司有抵押权，故无法享有抵押物折价、拍卖或者变卖优先受偿权，若债务人还有其他债务存在时，担保公司就难以实现追偿。

（三）风险控制机制未完善

担保体系由担保机构、银行、政府三方共同组成，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是保证担保活动有效进行的基础。然而风险规避型的银行趋向于将信贷风险完全转嫁给担保机构。同时，政府零风险的意愿造成其在担保整个体系中的介入不足，缺乏足够的财政拨款、政策制度等支持。以乐清市华方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作为乐清目前规模最大、运作最为稳定的民营担保公司，其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专为中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担保业务，乐清建设银行2009年度向其授信担2.5亿担保额。2007年公司业务收入1059万元，利润总额767万元；2008年业务收入654万元，利润总额407万元；2009年，业务收入331万元，利润总额207万元。根据中国建设银行温州分行的数据，担保公司的收入利润如图4所示。

表中数据显示，公司的担保放大倍数为6.25倍（总放大倍数=杠杆系数*放大系数=6.25），即1亿元的的担保资本金最多可以担保6.25亿元的银行贷款，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10倍的放大倍数，属正常经营范围内。

根据表2的数据显示，担保公司虽然有2.5亿的担保额，但一年的利润总额也只有400万元左右，仅相当于一笔担保业务的担保额，意味着任何一笔担保的代偿对担保公司来说都将是致命的，风险与收益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同时，由于担保机构的介入，为中小企业带来了11663万元的利润，使政府获得2916万元可观的所得税税收，而这两者恰恰是风险分担的缺失方。承担风险与所得收益之间存在的矛盾，将不利于处在发展初期的担保行业的进一步壮大和完善，政府、银行应该进一步体现各自的风险承担功能，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机制和担保体系。

六、温州中小企业担保风控机制构建

担保从本质上来说是降低风险的一种方式，银行希望通过第三方担保方的参与来规避贷款风险，而担保机构正是从交易风险偏好差中获取溢价利得，对高风险进行定价，以担保的形式销售给不同的需求企业。而担保机构对风险的控制是除成本控制等常规因素外影响利润的关键点，故形成操作性强的内外风险控制机制非常重要，不仅要完善担保机构自身内部的可控机制，还要建立健全全社会科学系统的风险可控体系。

（一）风险的来源

1.道德风险。依据信用经济学理论，在经济运行的具体交易中，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当担保机构为企业提供担保后，企业即使做出了错误的经营决策并引起了损失，它也不必承担完全责任，还有可能得到补偿，这便促使其倾向于作出风险更大的决策以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者在取得贷款以后，改变贷款合同与担保合同规定的贷款使用方向，使贷款风险增大，进而使得担保风险增大。担保过程中信息的不对称性，增加了信用担保机构的内在风险威胁。

2.经营风险。信用担保机构自身由于经营管理水平、操作规程、从业人员道德及业务素质等方面的不完善性引起的软风险。担保行为有较强的人际关系性，不规范随意性强的操作流程及运作方式，在担保前、担保中、担保后会因审查不严、盲目承保、疏于监督而增加代偿比率。

3.市场风险。中国信贷市场的信用体系仍不健全，中小企业等经济主体信用观念粗浅，还款意愿较低，部分企业通过各种途径逃避转嫁债务，而其信用行为缺乏严格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措施，如此的市场信用环境，给担保行业带来潜在风险。

（二）风险控制机制

1.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制度是担保机构为保证担保业务经营目标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举措，除了加强反担保即企业资产抵押、质押等传统风险分散方式外，还可以探索新的风控方式，多维度构建风控渠道。

（1）保险公司承保。担保公司可以为某一担保行为投保，向保险公司缴纳一定的保费，当担保机构担保的企业贷款违约，担保公司承担面向银行的代偿责任时，根据合同约定可以向保险公司获取一定的赔付金。相比较普通险种，以较大概率发生事件计算从而适当提高保费费率，使得至少一家不发生赔付而均衡其他赔付所亏。

（2）集团（行业）互保基金。中小企业可以以会员制的方式抱团参保，每年缴纳一定的风险金成为集团互保基金，互的连坐担保方式使其成为单个担保公司再担保企业。同时整合上下游资源、客户数据库，方便审核客户情况缓解信息不对称。除此之外集团基金也可用作放大担保比例，收益均摊，风险分散。

（3）自身操作规范：标准化操作流程，将科学评审机制与熟人打听传统方式相结合。包括将员工操作、申请审查、过程控制等各个方面制度化规范化，在打听等方式的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定量标准化风险及收益等。业务产品多样化，完善利率差异化定价机制。首先，担保额度多样化，要根据申保企业资信状况及担保贷款风险度大小、数额和性质具体分析后确定其担保金额：以贷款金额大小划定担保额度，以申保企业信用等级为依据确定担保额度，以担保金额与风险保证金的倍数为依据确定担保额度，按担保贷款种类确定担保额度。其次，担保利率定价差异化，确定担保额度后，可根据信用等信息构建担保费率定价工具：，Pd为担保费率。C为担保直接成本，G为担保额，r为项目风险，Cr企业信用价值，ε为风险乘数。担保直接成本是指担保公司在提供担保前对企业进行调查、评定、审核等信息甄选工作的成本；项目风险产生于企业贷款流向项目的盈利能力情况；信用价值包括了受保企业的信用评级价值、信用资产未尝等级及违约回收率量值，以及债券重估现值带来的价差。对信用价值、项目风险的考察后，通过调整担保额度，来调节担保费率。当受保企业信用价值较高、项目风险较低时，可适度放大担保额度来降低担保费率；当受保企业信用价值较低、项目风险较高时，减少担保额度，提高担保费率以弥补信息搜集等成本。同时，通过可升可降的差异化担保费率来覆盖各个风险点的利润收入。

2.外部控制。外部控制，是指由政府部门介入，通过财政资金、政策倾斜、机构设置等形式，构建有层次梯度针对全社会担保体系的创新控制机制。

日本，作为中小企业立法最为完善、政府扶持手段最多的国家，有着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参照其体系框架，构建温州信用担保体系如下：

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主要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信用担保协会、财政信用保险公库，共同承担着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的职责。

这两个子系统构成严密的两级信用保证体系。信用担保协会的基金由政府投入、金融机构捐助、公共资金导入（即向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借入资金）等形成，下属若干担保公司。财政信用保险公库由政府全额出资，并且逐年增加。

中小企业担保事业有限公司信用担保业务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四个渠道：其一，由一般会计和特别会计提供的资本金；其二，政府投资的保险准备金；其三,年中保险费收入；其四，信用保证协会回收债务时缴纳的款项，其中政府投入占到一半以上。而其资金运用分为两大类别：一是保险业务，即对担保中小企业债务的信用保证提供其担保债务的保险。保证协会代中小企业偿还债务时，可从本公库得到偿还额50%～60%的准备金；二是贷款业务，即对信用保证协会融通其业务所需资金。

由于这种提供的担保服务具有公共品的特性，政府在整个担保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担保机构在税收、后续资金注入、信息传递等方面给予相当大且必要的扶持政策，对于政府职能的履行是个重大的考验。而政府调整政策可以设立特别公司债保险，将投资者的资金引入担保体系，不但活跃了担保市场，也分散了其资金、风险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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