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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权益性金融资产;归类;影响;监管
一、研究背景及其研究目的
财政部于2006年2月了新《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我国会计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在这一变革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成为最大的亮点。作为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应用的代表性领域,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会计核算体现了新企业会计准则理念的核心变化,并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增减和股票市价的涨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同的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会计核算方法不同,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新准则没有明确界定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划分标准。某项金融资产的具体分类,主要取决于企业管理层的风险管理、投资目的等因素,这为企业管理层对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归类留下了选择空间。
二、权益性金融资产的范畴
(一)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内涵
金融资产是金融工具的资产化形式,是对负债性金融工具或权益性金融工具投资的结果。本文所称的权益性金融资产,是指企业对股票及其他权益性金融工具投资而形成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归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个项下。其中,归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项下的权益性金融资产,主要是指企业准备在近期内出售以赚取差价而从二级市场购入的股票、基金等;归属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下的权益性金融资产,主要是指企业没有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的金融资产。
(二)权益性金融资产与长期股权投资的联系与区别
权益性金融资产的“镜像”是股票及其他权益性工具,与资产负债表上的“长期股权投资”同属于股权投资,且上市公司的部分权益性金融资产就源于股权分置改革后取得流通权的原非流通股。两者的会计核算方法有本质上的区别,最显著的区别是:不管是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期末的账面价值都按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报告,确认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长期股权投资在持有期间,根据表决权比例、对被投资单位的实质性影响等标准进行划分,分别采用成本法和权益法进行核算。
三、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归类影响分析
对某项资产的归类偏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项资产的归类对公司本身的影响。下面笔者通过比较分析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以及会计处理差异对公司会计指标、全面收益、所得税、股票价格等方面的影响,以对管理层的归类偏好做出判断。
(一)会计处理比较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同属于金融资产,都在活跃的市场上有报价,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它们的会计核算方法适用于独立的具体准则——《金融工具的确认与计量》,两者的会计核算有以下异同:
一是初始计量时,交易性金融资产将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交易费用作为初始成本入账。二是期末,两者都按期末公允价值调整账面价值,但交易性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的正常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交易性金融资产不计提减值准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下跌重大或属非暂时性时,需计提减值损失,减少账面价值;在计提减值后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又上升时,如果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属于对负债性金融工具投资,则冲减原计提的减值损失(不在分析范围),如果属于对权益性金融工具投资,增加资本公积。三是处置时,两者都须将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出,但交易性金融资产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转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从“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转出。
(二)会计处理差异的影响分析
1.对会计指标的影响
如果不考虑取得时所发生的交易费用,一项权益性金融资产被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与被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对不发生减值的持有期间的利润有差异,对减值期间及处置时的利润没有影响。当所持有的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上升时,金融资产不存在减值,如果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导致当期利润、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上升;如果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只会导致投资企业的净资产、每股净资产的增加,不影响利润指标。处置时,两种归类方法确认的投资收益总额都等于出售价格与初始投资成本的差额,且投资收益的大小都受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变动趋势的影响。在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会使出售当期的投资收益大幅增加,每股收益大幅上涨;反之,在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会使出售当期的投资收益大幅减少,每股收益大幅下跌。处置时两种归类方法所确认的投资收益的唯一差异来源于取得金融资产时对交易费用的处理差异。由于取得投资时的交易费用是一次性的支出,且金额一般不大,在本文的分析中忽略不计。
2.对全面收益的影响
(1)全面收益的含义:企业的全面收益是指“在报告期内,除与所有者之间的交易以外,由于其他一切原因所导致的净资产的变动”,包括公司的经营损益、持有资产的未实现和已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其中,公司的经营损益是指传统的会计利润;持有金融资产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是指在持有期间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上升和下降,也包括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的减值损失;持有金融资产的已实现利得和损失是指从取得至出售金融资产所确认的投资收益,包括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发生的交易费用、持有金融资产取得的应收股利、出售金融资产时收入超过账面价值的差额及转出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
(2)全面收益的计算
全面收益=期末净资产-期初净资产-投资者投入+向投资者的分配=(期末的资产-期末的负债)-(期初的资产
-期初的负债)-投资者投入+向投资者的分配
全面收益的计算基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的变动,体现了新准则的资产负债表观,有别于传统的收入、费用观的会计理念。交易性金融资产对取得投资时的交易费用作费用化的处理方法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交易费用作资本化的处理方法,只影响取得金融资产当期的全面收益,不影响以后各期的全面收益的大小。另外,利润表的损益最终会结转到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项下,如果不计所得税,则交易性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的处理方法也不影响全面收益。因此,采用全面收益评价公司的绩效,可减少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应以全面收益作为会计监管和市场监管的一个基础性指标。
3.对所得税的影响
(1)公允价值变动对当期和未来期间应交所得税的影响分析。税法规定:资产在持有期间公允价值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待处置时一并计算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因此,某项金融资产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不仅不影响当期应交所得税的大小,也不影响未来期间的应交所得税。因为不管是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时确认的损益都等于处置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后的差额加上原计入损益或资本公积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实际上等于处置收入扣除初始入账成本的差额,因此,不管归类为何种权益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对未来期间的所得税没有影响,即两种处理方法的递延所得税相同。
转贴于中国论(2)资产减值对当期和未来期间应交所得税的影响分析。交易性金融资产不需计提减值,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下跌严重或属非暂时性时,需将公允价值的下跌作为减值损失,计入损益表。税法规定:除应收账款按期末余额5%。计提的坏账准备允许税前扣除外,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在发生实质性损失前不允许税前扣除。税法对资产减值的处理与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处理相一致。因此,虽然新准则对这两种权益性金融资产是否计提减值的规定不同,但不同的归类不会带来所得税的差异。
(3)对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分析。新准则规定,所得税会计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根据会计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计算“暂时性差异”,确定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包含当期应交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两部分,由于不同归类不影响当期应交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因而也不影响所得税费用。
可见,虽然人为因素可以操纵计入损益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资产减值损失”的大小,但不能因此调节所得税。所得税是公司的一项重要费用支出,由于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归类不影响公司所得税,由此可排除公司借助改变权益性金融资产归类进行税收筹划的动机。
4.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新准则下,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不同归类对公司会计指标的影响有差异,但这种会计信息的差异只是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并未实质上改变公司的内在价值。如果资本市场是强有效的,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不同归类不影响公司的股票价格,但在资本市场有效性不强,人们识别、利用会计信息的能力不高,只能简单使用少数几个财务指标进行决策的情况下,这种由会计政策选择引起的会计指标的差异传导到资本市场,对公司的股票价格、关联公司的股票价格乃至整个股票市场可能产生深刻的影响。
有众多中外学者关于会计信息有用性的研究表明:会计信息有助于投资者预测公司收益、评估股票价值并做出买卖决策。有不少学者通过数据检验证明:每股净资产或每股收益的变化,对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产生影响。还有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每股收益对公司股票价格的解释能力大于每股净资产及其它财务指标的解释能力。如曹国华、赖苹2006年的研究《净资产、剩余收益与股票定价:会计信息的有用性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当期的每股净资产对股票价格的解释能力较弱,当期的每股收益对股票价格很有解释能力,未来的每股收益对预测股票价格没有太多帮助。
据此推测,在一定条件下,当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上升时,为了提高公司的营业利润、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以至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持股公司更倾向于将长期股权投资归类为权益性金融资产,或将权益性金融资产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而当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下降时,持股公司更倾向于将权益性投资归类为长期股权投资,或将权益性金融资产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但前提条件一是持股公司认同有关资本市场的会计信息有用性、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结论;二是会计利润指标、市场价值指标在评价经营者业绩时权重适当;三是持股公司对股票市场有合理的预期。显然,股票市场价格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受宏观政策、资金的充裕程度、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持股公司难以预测所持有的股票的价格走势,而其他的两个前提条件是否能满足还有待验证。由此推断,管理层不存在明显的借助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不同归类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动机。
《金融博览》(月刊)创刊于2000年,是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中国金融出版社主办的金融类期刊。《金融博览》是金融从业人员拓宽金融知识、交流工作经验、述说职场感悟的文化园地。知识性、趣味性、资料性强是它突出的特点。从不同角度反映经济金融、社会生活、工作交流、心灵感受等方面的变化。刊物内容丰富、贴近实际、文章精练,体现阅读轻松的个性。设计美观、全彩色印刷,印装精美。
《财务与金融》是事业单位财会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唯一期刊,形式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多彩,事业单位财会方面的改革,以及实践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为重点,兼顾事业单位投资与理财等,是事业单位交流学术成果和工作经验的理想园地,也是提高业务知识和学习的良师益友。
《金融评论》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国内统一刊号:11-5865/F,国际标准刊号:1674-7690,2009年创刊,旨在通过优秀研究成果的发表推动经济与金融领域的理论探索,并为中国学者走向世界经济理论前沿提供平台。作为中央政府的思想库,中国社会科学院承担着跟踪社会与人文各领域最新动态,探索学科理论,深入研究现实问题并将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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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 金融类专业 校企合作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三五”期间,将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国家相关政策指引的出台,都意在鼓励和推动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发展与探索,从而真正实现职业院校与就业岗位对接,突出职业办学的特色与理念。
一、高职院校金融类专业校企合作的意义
1. 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意义
高等职业院校是以技能型人才为培养目标,注重实践能力与实际操作,而高职院校与经营相关实际业务的企业有一定的脱离。同时高职院校教师往往也缺乏相关岗位的实践经验,在实操性较强的实训类课程中能力欠缺,从而无法突出高职院校学生实操能力的优势,使高职院校毕业生处境尴尬,就业困难。因此只有践行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才能实现高职院校的办学目标与特色,真正发挥高职学生的优势,保证学生的就业。
2. 高职院校金融类专业校企合作的意义
对于高职院校金融类专业而言,该专业在高职院校中属于相对小众的群体,因为该类专业的学习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这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同时该类专业与会计、电梯等专业相比实务性较弱,因此对于该类专业的办学来说有一定难度。同时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十分注重财务安全与保密性,因此金融机构很难为教师提供企业实践岗位,也就很难实现人才培养与岗位的对接,再者由于相关制度的严格限制,许多金融机构的实际业务是无法带到企业外为学生进行模拟实训的,因此高职院校更急需突破重重困境将企业引入教学,培养区别于本科院校具有高职特色的金融类人才。
对于金融企业而言,企业可以更高效、低成本地选择它所需要的员工;可以在高校推广企业的文化品位和企业的知名度以及利用学生在高校中推广金融产品;可以获得高校的人才、技术、科研、培训等多方面的支持,有利于解决企业管理、金融产品营销、员工培训等问题。
二、高职院校金融类专业实现校企合作困境
1. 院校与企业间中介桥梁缺失
目前高职院校内部几乎没有设立专门部门作为中介,为各专业与企业的合作牵线铺路。专业与企业的合作单靠系部个体力量,大部分是动用系部教师私人关系联系企业,难度较大且能力有限。金融类专业试图开展校企合作必须要“跑市场”,而“跑市场”联系到的机构可靠性难以保证。然而可利用的私人关系毕竟有限,大多合作碍于人情,可持续性较差。金融机构方面,现在金融机构迫于业绩的压力都想寻求新的市场作为突破点,而学校就成为他们的目标之一,许多金融机构都试图与高校建立联系,然而由于没有接洽的人员,同时院校也没有主管的部门,因此也错失掉一些机会。
2. 校企合作缺乏成熟系统模式
目前,高职院校都倡导校企合作,然而学校却并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具体系统的规范校企合作的模式,因此金融类专业进行校企合作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由于合作模式的不健全,造成合作中有许多漏洞,而金融机构讲求效益,注重短期利益,一旦合作不能在短期内为他们创造效益,合作很难继续维系。
3.金融机构就业岗位与高职院校学生无法对接
金融机构与企业合作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企业挑选新晋人才,然而目前金融机构就业门槛较高,像商业银行招聘的学历起点就是本科。招聘金融专业高职学生的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证券公司营业部、保险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的销售岗位,而这些岗位人员流动性大,且金融专业女生相对较多,女生在择业上对销售岗位有一定的抵触性,因此通过这种途径进行校企合作阻碍较大。
4.金融行业政策法规制约
金融行业由于其特殊性及重要性,政策法规对该行业的制约条款诸多,许多金融机构的业务无法拿到企业外供学生实践,而像商业银行柜面业务这类直接接触现金的业务,金融机构也不会准许学生进入企业实习接触。因此,金融专业相关授课内容的实习实训开展困难。
三、基于利益双赢原则建立校企合作新模式
合作只有双方都能从中获益才是良性合作模式,合作也才会更长久。因此,在校企合作中,学校在关注自己的合作诉求之外,更要重视企业的利益诉求。金融机构与高职院校合作的目的无外乎两种,一是开拓市场,二是人才招聘。
若是基于第一种目的开展合作,这类金融机构一般接纳不了高职毕业生,或者非在职人员无法进入企业实习,那么第一种模式就是不错的选择。作为院校应该为系部提供一些支持政策,系部能力有限,要想深度开展校企合作,院校层面的支持必不可少。因此院校可以在相关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利用学校的优势为金融机构做一些宣传与营销,也可以允许金融机构针对校园的金融需求开展业务,这样既可以满足学校师生的金融需求,也会大大提高企业的校企合作积极性,学院对于企业的需求也更易满足。
若是第二种合作目的,那么该类金融机构在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可以参与到学校的人才培养中来,企业从业人员可以作为外聘专家定期到学校为学生授课,特别是一些实训课,可以直接接纳学生去企业实践学习,使学生近距离了解该行业,同时也使学校培养的学生更符合企业要求。在学生大三的集中实习阶段,金融机构可批量接纳学生的企业实习,最终在实习生中挑选合适毕业生签约就职。甚至可以发展更深度的合作模式,开展企业与院校的“订单班”合作,学校按企业要求进行授课培养,毕业后直接录用就职。
【关键词】中国茶文化;课程;教学实践
20世纪末以来,茶文化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的学科分支,开始进入高等院校的教育体系。目前已经有一些高等院校将其设为一门专业,本人尝试在我们这样的金融类院校开设一门中国茶文化选修课,从师资知识结构层面来讲,必然先天不足。但可以扬长避短,侧重茶文化的人文性,有选择讲授茶的自然科学知识。试图搭建一个平台,让学生通过茶了解中国文化,同时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在浮躁中得到安宁。
一、在金融类院校开设茶文化选修课的目的与意义
课程是实施培养目标的具体手段,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传承中华文化是值得探索的课题。根据本人近几年来在全校开设选修课课程的经验来看,选择什么样内容的课程,与能否培养学生人文素质、能否传承中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中国茶文化》是一门科普性、操作性、艺术性、思想性(这一点特性主要体现在茶道中)很强的公共选修课,在我院尝试开这门选修课有如下几个目的与意义:一则为不懂茶叶的学生普及茶叶科学知识,为爱好茶叶的学生丰富茶叶科学知识。二则让学生了解茶和茶文化的发展史,开阔视野,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三则侧重让学生了解茶文化中所蕴含的重德、尚和、崇俭、贵真的茶文化精神,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四则希望学生们能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领会茶道这一核心精神,学会从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和品味美,少一份焦虑和浮躁,多一份趣味和涵养。五则利用茶这一文化载体,让学生通过茶文化的学习,树立艰苦朴素的文化理念,厉行节约,不盲目攀比。
二、《中国茶文化》选修课的课程内容体系设置
(一)教材的筛选
选用了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九州出版社)这本非教材系列的、学术性比较强的著作。这本书不仅全面地介绍了中国茶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从哲学层面论述了其由技而艺,由艺而道的核心精神,以及儒、道、佛各家的茶文化特点和思想。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连印数版,被读者称为“茶道、茶艺、茶文化入门的基本读物”和“中国茶文化的理论性著作”。
(二)教学内容的安排
本人以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为底本,设计教学内容时偏重于茶文化的人文科学一面,设计以下教学内容:第一章,茶及茶文化的发展历史;第二章,茶艺;第三章,茶道;这两章是中国茶文化的两大核心,讲茶艺不仅仅是讲点茶技法,更侧重在选茗、蓄水、备具、烹煮、品饮,整个过程中包含的艺术精神。而茶道因其最大限度地包容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高度契合,成为我们学习的重点。第四章,茶礼茶仪茶俗;第五章,与茶相关的众多文化现象;第六章,茶文化与各族人民生活;第七章,茶叶的分类、加工原理、贮藏保鲜方法;第八章,茶叶品质评定与各种茶的鉴别方法;第九章,茶叶的营养成分与保健功能。前六章内容基本以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为主线,后三章属于自然学科方面且是独立自成体系的内容,参考了茶学方面的专业教材,以周巨根、朱永兴主编的《茶学概论》为主要参照。
(三)教学手段的利用
在教学思想上,本课程强调趣味性、文化性、互动性、研究性,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本人主要采用的教学手段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课堂讲授。在讲授过程中努力反映茶学学科的特色与精华,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在深度和广度上体现茶叶(尤其是名茶)在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中的适用性,使我们这样的金融类院校的非茶学专业的学生以及茶叶兴趣爱好者对茶叶知识有科学、全面的了解,提升其茶文化素养。对于茶道部分主要是讲授,介绍各门派的分类标准和类别,同时将自己比较认同的派别做细化讲解,其他只抛砖引玉,启发学生自己多做研究性探讨。二是充分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本课程的内容与特点十分适合运用多媒体方式进行授课,在教学过程播放一些茶音乐或展示一些与茶有关的电子图片、茶画、纪录片等,通过多种形式的茶文化资料展示,不仅能够活跃课堂气氛,更好地把茶文化的内容展示出来,而且还能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心境中喜欢茶文化,接受茶文化的熏陶,大大增强了学生对茶文化的学习研究兴趣,收到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三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他们参与教学过程,布置展示主题,分组、限时进行课堂展示。学生在备讲过程中,从收集文字、音频、视频等资料到制作PPT、课堂展示,都分工合作,在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培养了团队合作的精神,可谓一箭双雕。
(四)考核方式的设计
本课程采用的考核方法分两部分,一是平时考核。这一部分由三块组成,即在学习本课程期间要求学生写课程学习心得、课堂展示、考勤,以此综合作为平时成绩。这部分的重点放在写学习心得的考核上。二是期末考核。期末采取开卷考试的方式,以论文的形式考核。为确保论文的质量,提前四周布置论题范围,本人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为学生简要讲授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及规范要求,规定完成的论文不能少于五个参考文献。这两项作业要求学生必须以手写的形式完成。
三、茶文化课在金融类院校开设所面临的困境
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为人类文明留下绚丽光辉的一页。因而其相关方面的创造内容可谓浩繁卷帙,令人目不暇接。如何精挑细选,如何做到讲解时声情并茂,又能紧密联系实际,又能说出相关的经验和感受,笔者认为难度比较大。在十几个周的教学实践中,本人深切体会到茶文化课对授课者的语言、文字和指导实践的示范传授能力要求极高,甚至在艺术素养和个人品味上也有极高的要求。
先天的不足靠勤奋努力可以弥补,但教学资源匮乏非本人一己之力可以改善。茶文化内容的许多方面表现为实物展示和现场即兴方式。如茶的自然科学性和茶的文化艺术的结晶,以及茶与民俗方面的创作等,还有如茶艺展示以现场即兴较合适。教学中唯有以实物和现场展示的形式,才容易被学生了解、记忆,也便于学生引起有关方面的共鸣。所以,只能调整自己,定位要准,开这样的课势必只能浮光猎影,不可深海探宝。既然是只企鹅就永远别想成为热带鱼,美梦醒后,初步设想率先在财经传媒系成立大学生的茶文化社团,为真正喜欢茶的学生搭建一个交流提高的平台,帮助学生对茶文化在广度和深度上提高认识。
最后高校应该加大对公选课的资金投入,对于优秀的公选课要给予适当的奖励,打造精品课程。除了教师主动提出开课申请外,学校还应合理调配教师资源,还应该积极邀请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做兼职教授或讲座教授,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
四、结语
茶在中国已经超越了自身固有的物质属性,迈入精神领域,成为一种修养。作为一门与专业无关的文化素质类选修课,有那么多学生选课,并不是课讲得有多么好,而是折射出当代大学生的一种心灵需要。但是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我们短短的36学时,只能是论其皮毛,如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但笔者将不断研究学习新知,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尽心尽力把中华茶文化的种子传播到每一个真诚的心灵中。
参考文献
[1]胡付照.略谈中华茶道与茶艺[J].贵州茶叶,2011(1).
[2]刘桂华,高旭辉.金哲.茶文化与大学和谐校园的建设[J].中国茶叶加工,2010(3).
一、引言
围绕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并没有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形成统一的定论。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中的“铁公鸡”现象又被人们所关注。根据有关媒体报道称,在这些不分红的“铁公鸡”中,不乏一些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影子。那么这些公司不分红到底是出于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的还是另有原因?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基于前人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研究的基础,针对金融类这一特殊行业的上市公司,探索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寻找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内生关系的证据。并对所得结论进行分析,为完善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和提升企业价值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股利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自1961年美国财务专家米勒(Miller)和莫迪格莱尼(Modigliani)基于完全市场理论的前提下提出“股利无关论”(MM理论)以来,国内外学者纷纷在MM理论的基础之上进行了研究,比较著名的主要有“一鸟在手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理论”、“税差理论”、“客户效应理论”等,但这些理论都存在自身的缺陷,因此至今为止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一直都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关于股利政策对企业价值影响的观点主要有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和倒U型。何蕊(2010)研究表明在分配现金股利的条件下,股利支付水平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也明确股利支付水平增加并不是无限度的。杨汉明(2008)研究表明,现金股利支付率与企业价值负相关、与管理层持股比例负相关。何涛、陈晓(2002)认为股利发放水平的高低并不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也就不会影响企业的价值。何静(2009)研究表明现金股利支付率与公司价值呈倒U型关系,当公司发放现金股利时,由于现金股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公司价值,但是随着现金股利支付比率的提高,过高比例的派现,会加大其成本,从而降低公司价值。
(二)企业价值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在国内外研究文献中有关企业价值是否对股利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的研究,目前成果并不多。国外的研究通常是基于一定的企业规模展开分析,Casey和Dickens(2000)通过研究公司规模的大小与公司支付股利水平的关系,得出大规模的公司倾向于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政策的结论。Brogi(2009)通过实证分析认为规模大的上市公司比规模小的公司承受更高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仍然会支付较高的股利,目的是规避消极的市场反应。吴平、付杰等(2011)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存在股权结构代替收益水平成为股利分配政策导向指标的现象。张溪(2006)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增加或减少受企业经营业绩变化的影响较大,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每股收益越大,当年派发的现金股利数额越多。在国内外文献中,针对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内在关系的研究并不多,Rousseau, P.L.(2010)得出结论由于企业价值受各个方面的影响,所以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不明显。杨汉明(2008)研究表明就制造企业而言,企业价值与是否支付现金股利正相关,企业价值与股利支付率负相关,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不存在“内生关系”。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股利政策的制定是否适合,将会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反之,企业价值的高低也会对股利分配政策的选择产生作用,可以认为理论上两者之间具有内生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根据由MM最早提出的股利具有信息内涵的思想,管理者比外部投资者占有更多的有关企业发展的内部信息,因此企业管理当局与企业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支付较高的股利,向投资者传递企业经营状况好的信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价值;当股利支付率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大;股利支付率低时,企业价值降低,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企业价值与股利政策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随着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经理们与股东之间的问题应运而生。理论认为,支付现金股利能降低成本。当企业价值较大时,出于限制经营者可支配现金流降低成本考虑,企业可能更倾向于支付较高的现金股利,因此假设:
假设2: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根据成本理论,企业价值大,会倾向于支付较多股利以减少经营者可以支配的现金流,降低成本,因此当企业价值发生改变会直接影响企业股利支付率水平也就是影响企业股利政策的制定;同时根据信号理论,支付较多的现金股利可以向投资者传递经营业绩良好的信号,提升企业价值,因此股利政策的不同也会反过来影响企业价值,因此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假设3:企业价值与股利政策存在内生关系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目前金融类上市公司共44家,本文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42家2007年至2011年A股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并对数据做如下处理:剔除企业超常派现和当年不支付现金股利的样本;剔除上市公司中在12月31日缺少收盘价的样本;对公司中一年内多次派现的,将各次派现金额相加求和作为本年度支付的现金股利;剔除企业价值托宾Q被严重高估的样本数据(TBQ>=4)。经过上述筛选,共收集到107个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于新浪财经网、沪深证交所统计年鉴和公司的年末报表,数据处理使用Eviews6.0、Stata12.0和SPSS17.0软件。
(三)变量设计和模型建立 本文认为企业价值与现金股利之间可能存在着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的现象,因此将企业价值与现金股利作为实证分析的内生变量,综合考虑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行业特点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选取如下财务指标作为外生变量。(1)内生变量:企业价值——托宾Q。托宾Q计算方法采用应用最为广泛的李志文、宋衍蘅(2001)和汪辉(2003)研究方法即企业价值等于公司总市值与资本重置成本的比值。计算公式为:(流通股×收盘价+非流通股×每股净资产+负债账面价值) /总资产账面价值。现金股利——现金股利支付率。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主要有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两种,股票股利又分为送股和转增。基于本文主要研究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内在关系的定量研究,而股票股利会因企业股票价格的不同而不易衡量,因此本文只选取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以现金股利支付率作为股利政策的替代变量。(2)外生变量。发展能力:本文选取收入增长率(本年收入增量/上年收入总量*100%)衡量企业的发展能力,认为发展能力强的企业,对外需要的资金量大,这类公司的前景好,投资机会多,对外树立的形象也好,企业价值相对较大,同时根据现金流量理论,发展能力强的企业未来需要的现金流大,也会影响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资本结构:本文选取资产负债率衡量企业的资本结构,金融类上市公司具有高负债的特点,较高的负债水平可以视为企业发展的积极信号,但是同时也会相应增大企业财务风险,可能会引起投资不足,影响企业发展和企业价值。当企业负债较高时,债权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可能要求企业签订较多的限制性条款,限制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制定,因此将资产负债率也作为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一个因素。企业规模:本文选取年末每股净资产,反映企业的规模情况,企业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也是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规模大的公司具备更丰富的资源持有的现金流量多,更有实力投资有价值的项目,因此股利政策和企业价值会受到公司规模不同的影响。由于金融类上市公司普遍负债率较高,而采用其他行业通常采用的资产总额衡量公司规模并不合理,因此本文选取每股净资产也就是股东权益衡量公司规模。(4)发展阶段:本文选取留存收益率作为企业发展阶段的替代变量,计算公式为期末盈余公积与未分配利润的和除以期末权益资本,表示企业利润的积累占股东权益的比重,企业的发展阶段不同,企业实力不同,因此认为企业积累的留存收益会直接影响企业价值。公司治理:本文选取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比例和独立董事平均工资两个指标作为公司治理的替代变量,其中独立董事工资为工资平均水平的自然对数。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公司需要在企业内部设立一定比例的独立董事,其出发点也是基于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因此认为独立董事的比例和人数都会直接影响企业价值改变。盈利能力: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盈利能力的高低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也是企业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保障性条件之一,因此将净资产负债率作为影响企业价值的一个控制变量。自由现金流:本文将经营现金净流量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作为自由现金流量的替代变量,企业在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会受到企业现金流量情况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自由现金流作为影响股利政策的一个因素。股权结构: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复杂,其中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股权高度集中,考虑到企业在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可能会存在大股东利用控制权,通过现金股利侵占小股东权益的现象,因此本文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影响企业股利政策的变量之一。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根据股利政策和企业价值影响因素的不同,本文分别建立企业价值、股利政策单方程模型,最小二乘法估计变量系数,研究不考虑内生关系情况下,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为了检验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是否存在内生关系,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同时利用二阶最小二乘法,通过使用工具变量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关系。在结构方程中,Xt表示股利支付率的工具变量,是包含在现金股利模型、企业价值模型中的所有外生变量,Yt表示企业价值的工具变量也是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所有外生变量。
(1)企业价值单方程模型:TBQt=β1+β2PRt+β3SGRt+β4LEVt+
β5NETt+β6RERt+β7IDPt+β8IDSt+β9ROEt+?滋
(2)现金股利单方程模型:PRt=α1+α2TBQt+α3SGRt+α4LEVt+α5NETt+α6FCFt+α7TOPt+?滋
(3)企业价值与现金股利结构方程模型:TBQt=γ1+γ2PRt +γ2
Xt +ξ;PRt=λ1+λ2TBQt +λ3Yt +δ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企业价值回归结果 在企业价值作为因变量的情况下,利用Eviews单方程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回归结果来看,回归方程的F值在0.01水平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R2为0.5265,调整后为0.4874,这两者说明模型的拟合情况较好。DW值为1.57接近2,说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从SPSS得到的VIF值来看,各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说明模型的参数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还对模型回归结果进行了White检验,从表(3)结果来看,nR2值约为83.09,在0.01水平显著,查表发现变量间不存在异方差性。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股利支付率、资产负债率、每股净资产和独立董事持股比例通过模型回归检验,并且在0.01水平显著,净资产收益率在0.1水平显著,其中股利支付率、资产负债率和每股净资产与企业价值托宾Q成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和净资产收益率均与托宾Q成正相关。股利支付率与托宾Q负相关,拒绝假设1。说明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高,企业价值降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低时,企业价值增加。现金股利支付不能起到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这样也解释了为什么上市公司中存在不分红的“铁公鸡”现象,否定了Gugler和Yurtoglu(2004)认为企业通过增加股利支付率减少管理层可支控的资金,可以提高企业的价值的结论。这可能与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有关。收入增长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金融类公司仅增加收入不能提升企业价值,可能需要综合考虑成本支出以及控制相关费用等方面来提升企业价值。资产负债率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存在财务风险过高带来的投资不足问题,为此金融类公司应当充分利用内部融资成本小、风险低的特点,重视利用内部融资来提升企业价值,考虑适当降低负债水平。每股净资产代表企业规模与企业价值负相关,说明并不是投资大规模大的公司企业价值就大。留存收益率与企业价值不相关,说明成长阶段并不影响企业价值。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说明金融类公司设立的独立董事制度起到了自身的价值,为提升企业价值起到积极的作用。独立董事平均工资 水平没有通过检验,说明可能独立董事在行使本身作用时受报酬影响较少,可能更注重对声誉的影响。净资产收益率在0.1水平与企业价值正相关,说明收益越高企业价值越大,净资产收益率是提升企业价值决定因素之一。
(二)现金股利回归结果 在股利政策作为因变量情况下,单方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的F值在P=0.01水平显著,调整后的R2为0.4019,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DW值为1.52接近于2,说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VIF值均小于2,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根据White检验结果表(5),nR2值约为36.51,查表发现变量间不存在异方差性。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托宾Q、收入增长率、资产负债率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通过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均在0.01水平显著。其中,托宾Q、收入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与股利支付率成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利支付率成正相关。托宾Q与股利支付率成负相关,拒绝假设2。说明公司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受到企业价值大小的影响,企业价值大的企业,倾向于制定较低的现金股利政策,反过来,企业价值低的企业倾向于制定较高的股利政策。说明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在现金股利政策制定方面可能存在超能力派现的问题,实际支付现金股利与企业本身的价值并不相符。收入增长率与股利支付率负相关,说明企业的成长性会影响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制定,可能是因为企业考虑到未来发展需要的资金多而减少现金股利的支付水平。资产负债率与股利支付率负相关,可能是由于金融类公司普遍存在负债率高的现象,债权人会提出约束性条款,要求限制现金股利水平以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每股净资产和经营现金净流量没有通过模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制定影响不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影响公司现金股利政策,说明存在大股东利用手中权力谋取自身利益,从而侵犯小股东权益的现象。
(三)企业价值与现金股利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为了探究内生关系是否存在,下面利用SPSS二阶最小二乘法对结构方程模型回归分析。(1)根据企业价值2SLS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调整后R2为0.421,F检验值为10.539,在0.01水平显著,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从影响方向来看,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负相关,但是影响不显著,资产负债率、每股净资产与企业价值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和净资产收益率与企业价值正相关,这与OLS结果基本一致。从参数估计值来看,股利支付率与企业价值回归系数-0.044,在前面最小二乘法下的系数为-0.856,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样分析其他变量两个回归方式的估计系数,可以发现均不存在显著差异。(2)利用上述分析方法对股利支付率回归结果分析可以发现,调整后R2为0.330,方程F检验值为9.627,在0.01水平显著,说明回归方程拟合程度一般。同样的,从影响方向来看,托宾Q、收入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与股利支付率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利支付率正相关,这与通过OLS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从参数估计值来,看各个变量系数之间的差异也并不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二阶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与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因此得出结论企业价值与股利政策不存在内生关系,拒绝假设3。出于严谨性考虑,利用Stata12.0软件进行Hausman两步法检验得出结果,企业价值方程Prob>chi2=1.0000,股利支付率方程Prob>chi2 =0.9978,两个的概率值都大于0.05,说明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内生关系,因此也就找到了金融类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不存在内生关系的证据。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从资本市场角度分析,企业支付较低的现金股利,意味着企业留存收益增加,对外筹资的规模减少,对外筹资的成本高于留存收益成本,这样企业综合资本成本会降低,同时企业价值得到提升。(2)从企业角度分析,虽然企业通过支付现金股利降低了“成本”,缓解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内部管理者与外部投资者的矛盾,但是同时企业要承担由于支付现金股利带来的资金短缺问题,从而影响到企业未来的发展。(3)从股东意愿角度分析,对于企业价值大的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好,股东分红意愿低,可能更愿意企业少支付股利,利用留存资金用于企业未来企业业绩或者规模的提升。(4)从经济体制角度分析,企业价值大且发展状况好的公司,可能存在企业为了达到再融资的监管要求而勉强小额分红的现象。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在单方程模型中现金股利与企业价值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影响均较为显著,但是单独对这两者之间内生关系研究,却发现它们并不存在内生关系。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数据时间窗口选取较短,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相互影响关系可能在一段较长的时期才能观察到;可能与我国经济体制发展不健全有关,股利政策在制定时受到各种规范的约束,不能显示出与企业价值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可能与金融类上市公司发展起步较晚有关,研究发现大部分的金融类上市公司上市时间不长。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规范金融类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从证监会的角度,监管部门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如可以强制上市公司将年末一定比例的净利润分红,这样不仅可以阻止企业价值小的公司存在的超能力派现问题,也可以迫使企业价值大公司适度派现,保护投资者共享利润的权力;或者可以通过规定当企业留存收益达到某一水平时,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红,还可以仿照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在综合考虑其他影响的情况下,制定出一套合理的股利分红表;或可以通过一定的法律如减免现金股利税等,鼓励和引导企业制定长期稳定的股利政策;或加强监管机制和违法惩罚力度,重点关注企业的超额派现和不派现现象。从企业的角度,在综合考虑企业盈利状况、财务状况的情况下,尽量制定长期稳定的股利政策,以期提升企业价值。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增强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督作用,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对现金股利政策、企业价值影响指标选择不够全面,可能存在遗漏问题;对具体影响指标没有进行路径分析;没有考虑其他行业,仅就金融类公司研究;没有考虑宏观经济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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