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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产业化农业合作制市场+农户合作社+农户
早在40年代~50年代,美国一些大的工商企业就有自上而下地把农业生产中的产供销三个环节连结起来的做法。195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戴维斯提出了“农业企业”的概念,这是国外较早提出农业产业化概念。所谓农业产业化就是现代农业的一种综合经营体制,它更大地发挥了市场力量,将资源、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在市场机制下紧密结合起来,进而实现农、工、商的一体化经营。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中,荷兰的做法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荷兰大田作物的马铃薯和甜菜,园艺作物的花卉和蔬菜,畜牧业的奶类、肉类和禽蛋生产均形成了高度的专业化,已经不再是“政府羽翼”下过度支持和保护的一种产业,而是成长为有竞争力的产业。荷兰的农业产业化对农业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具体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农产品质量不断提高,荷兰农产品成为出口主导型产业,促进了荷兰农业一体化市场机制的完善,壮大了农业集体经济。
一、荷兰的农业产业化
1.荷兰是农业产业化高度发达的国家。主要表现在:
(1)生产的专业化。1995年荷兰全国从事专业生产的各类农牧场占农场总数的82.33%。生产专业化,使农产品高度商品化。1995年,荷兰农业劳动力仅占全国人口的1.9%,生产的主要农产品不仅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还大量出口,出口率均在80%以上,商品率近100%。
(2)经营一体化。荷兰大多数农户实现了一体化经营,把种养加工、产供销、贸工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高了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形成了自我发展,自我积累机制。
(3)服务社会化。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全部实现了社会化服务,全国形成了农民自愿参加的合作社体系,对农业的产供销进行“一条龙”全程服务。
(4)管理的企业化。每一农户、每一个农牧场都是依法注册的经营性公司,独立法人实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按企业化进行科学管理和成本核算。
2.荷兰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模式。荷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模式主要有3种:市场+农户、合作社+农户、企业+农户。
(1)市场+农户。这是荷兰农业一体化经营的重要形式,市场+农户模式具体表现为“拍卖市场”与农户连接和超级市场与农户连接两种模式。
“拍卖市场”+农户是荷兰农业一体化经营最富特色的模式,在国际上亦享有盛誉。“拍卖市场”的具体运作程序是:农户将所生产的产品按照质量标准规定进行分类、分级和包装并经检验合格后,送入拍卖大厅,购买者(一般是大批发商)按照规则进行竞价,出价高者获得产品,成交后市场内部系统自动结算货款和配发产品。拍卖市场的最大优点就是交易效率很高,一般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完成全部的交易。
除“拍卖市场”为中心的一体化经营外,以“超级市场”为中心的农业一体化经营在荷兰也很盛行。
(2)合作社+农户模式。荷兰的农业合作社不仅存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且广泛存在并发挥作用于农产品加工、销售、贸易和农业信贷、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领域。
荷兰农业合作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合作社完全基于农民之间的协定,按照自愿原则,以民主方式进行管理,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对自身的生产决策和生产过程享有完全的责任和独立性;合作社完全独立于政府,其活动不受政府的干预;合作社实行多重会员制,即一个农民可以同时是几个合作社的社员;合作社的层次分为基层合作社、地区合作社和全国性合作社,为了保护合作社的利益,全部农业合作社都被组织于“全国农业合作局”(NCR),NCR的职责主要是代表合作社的利益,协调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协调合作社与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推动合作社事业的发展。合作社在农业技术交流、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合作社的加工、销售活动,使农户与合作社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发展了农业一体化经营。
(3)企业+农户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一些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或贸易企业,直接与农户连接,进行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一体化经营。由于拍卖市场的发达,使得这种经营模式未能成为荷兰农业一体化的主要模式。
3.荷兰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经验。(1)充分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荷兰农业一体化经营和农业发展获得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农业资源配置和结构组合,充分发挥了农业比较优势。
荷兰的农业发展和一体化经营坚持从农业的比较优势出发,农业的资源配置和结构组合充分体现了比较优势原则,即对于优势领域就多发展、多出口,对于非优势领域就少发展甚至不发展,用进口来弥补国内消费。
(2)高度重视市场体系建设。荷兰的市场体系十分完善,农产品交易系统非常发达,形成了有效的农产品营销制度,使农产品营销链把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项活动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政府非常重视市场体系建设,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公平的交易制度,维护市场秩序,对市场交易活动进行严格管理,为农业一体化经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3)为农民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荷兰为了解决农业一体化经营中的瓶颈问题-资金,发展了农民合作金融制度。农民合作金融制度的组织资源是“农民合作银行”,该行成立于1896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之一,现已发展成为荷兰的第二大银行并跃身世界400家大银行之列。农民合作银行的职能是为其社员提供信贷支持和其他金融服务,其信贷资金完全来源于所吸收的存款和经营活动,目前荷兰农民的全部信贷中,90%以上来源于农民合作银行。政府并不向农民合作银行注入信贷资金,也不干预农民合作银行的经营活动,政府的作用是允许农民合作银行的存在,并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环境。
(4)为农业构建坚实的科技基础。荷兰有着相当发达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系统,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被誉为荷兰农业发展和一体化经营的三个支柱。政府对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非常重视,把发展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事业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农业教育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善的体系,由初等、中等、高等和大学四个层次组成。除正规农业教育外,荷兰的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也很发达,培训系统几乎覆盖了农村的每个角落,同业农民之间还有自发组织的“学习俱乐部”,相互切磋和交流经验。教育使荷兰农民具有了很高的素质,大多数农民都能讲流利的英语,能够跟上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步伐,这是荷兰农业具有高竞争力的基石所在。农业科研和推广为农民提供了雄厚的科技支持,有效地推动了农产品科技含量的提高,科技进步对荷兰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了80%,这是荷兰农业具有持续竞争力的根本原因所在。政府对农业教育和科研给予了充足的经费支持。
(5)对农业进行一体化的行政管理,处处体现农民利益。荷兰政府对农业实行一体化行政管理,这为农业一体化经营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制度条件。荷兰有着强大的农业行政管理机构,作为中央政府管理农业的行政机构的农业部,职能包括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营销及国际贸易,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及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农业技术服务,农产品质量监督,农业政策以及对农民的财政支持等,都形成对农业完整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二、我国目前农业发展主要的不足
1.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投入不足。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占财政农业投入总额的0.8%左右。
2.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还不健全。而在以色列,高度发达和集约化的农业是以强大的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体系作为后盾和支柱的,并建立了以应用性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以及地区性研究开发机构,大学中也设有一些专业性的研究单位。
3.对农业教育重视不够,尤其是培养青年农民。
4.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缺少对农民利益的保护机制。在我国典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是“公司+农户”或“企业+农户”,在这种产业机制中,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处于从属地位,农产品的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服从于企业需求量的大小,农业的主体根本谈不上和需求方进行讨价还价的保护机制。
三、荷兰农业产业化发展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借鉴
1.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而发达国家一般为60%~80%,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
2.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要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力度仍显不够。在财政经济明显转好的情况下,每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量总值的比重一直处于4%左右,这一比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算是很低的;财政对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投入的比重一直徘徊在7%~8%之间,如果扣除具有广泛外部性的水利基础设施等投入,这一比例则更低,仅为4%~5%,这种投入力度对于增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是不够的。
3.提高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近年来,通过发展区域支柱产业、区域优势产业或特色产业,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和集约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其规模、市场占有量和发育程度还不够,而且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
4.培养农业推广服务人员,提高农民素质。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农业推广服务人员培训中心,定期对农业推广人员进行培训;积极利用现代教育资源培养高级专业人才。
同全国一样,西部地区以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已经迈出了农业经济制度创新最成功的一步,然而西部农业及农村发展滞后,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又是不争之实。以下试从组织创新角度对西部农业产业化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农业产业化经营是解决西部农户生产经营"小农户大市场"尖锐矛盾的有效途径。
所谓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经济效益为中心,农户为基础,龙头企业或农民自主决策的合作社等中间组织为纽带,通过市场机制将农业在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有机的产业系统,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的经济运作方式。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的进行,农户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要求,但长期以来对农户的组织和利益约束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农业家庭经营的内容、范围、水平等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大多数农户就像一盘散沙,无所谓向心力和疑聚力,农业生产沿用传统模式。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民经济各生产部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都逐步形成了市场交换关系,社会对农产品的批量、花色、品种、档次、质量、加工深度以及流通方式等的需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客观上要求农户应以市场为导向,并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上升为现代产业化经营。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必然导致西部地区较全国更为突出的农业发展上的"小农户大市场"的矛盾。
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突出存在的"小农户大市场"矛盾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大市场要求的以规模经营为特征的社会化大生产与小农户分散、小型化生产之间的矛盾;
(2)大市场需要现代科技支撑与小农户传统落后的生产技术之间的矛盾;
(3)大市场条件下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小农户资本积累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4)大市场经营的强风险与小农户生产的封闭性之间的矛盾;
(5)大市场经营的强风险与小农户的弱抗风险之间的矛盾;
(6)大市场要求完全竞争、利益均等的市场经营关系与小农户市场主体地位不相称之间的矛盾。诸多矛盾的交织使西部地区农户的生产经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对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重新整合,形成商品性生产产业流,大规模组织分工业生产,把分散的家庭经营纳入一条龙的生产经营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效应和规模效应,将市场和价格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形成自我发展机制。如果说造就了亿万个生产经营独立的农户,那么农业产业化经营用市场机制再一次把农户组织起来。
二、农业产业化中间组织发展滞后,制约了西部农业产业化进程。
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率先在东部沿海、大城市郊区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消费层次较高,城市工商业辐射大,城乡联系多的地区孕育发展,并逐步向中部及西部扩展,农业产业化水平呈东、中、西梯级递减。根据农业部产业化办公室对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查,到1996年底,与农户有利益联结机制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共有11824个,它们的地区分布见表1所示,西部的农业产业化中间组织处于明显落后水平,仅占7.4%。依据我们对云南贫困山区的调查,中间组织更是风毛麟角。
没有一批形式多样的农业产业化中间组织的支撑,西部的特色农业资源就无法商品化、市场化。
表1我国农业产业化中间组织的地区分布状况
分布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合计
个数(个)
百分比(%)
6611
55.9
4336
36.7
877
7.4
11824
100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具有广阔的组织创新空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成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的主体主要有用户群、中间组织及农户群。尽管它们之间的联结构多种多样(从简单的层状到复杂的网状),但经营主体的功能以及相的基本关系可用图1所示。(图略)
1、农户群的独立市场主体地位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础。
分散单一的农户群作为经营主体尽管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要恢复到先前的生产队组织模式,相反,通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改革,农户有了较明晰的产权,并因此形成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激励机制和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约束机制,这一条件使农户得以将经营跨出家庭的范围,得以有效地利用外部的各种中间组织成产业化经营系统并与市场连接。可见农户群的这种家庭经营形式不仅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大成果,而且是农业产业经营最可靠的制度保证。
2、中间组织的形式具有广阔的创新空间。
具备哪些条件的组织或个体可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中间组织呢?根据中间组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中的基本地位和功能,一种行之有效的中间组织应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要有较强的市场开拓与产品销售能力,能为农户群的生产提供较稳定的市场,保障商品流的畅通;
(2)要有较强的资本运作能力,能给农户群生产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西部农村的农户尤其是贫困户,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也就缺乏最基本的生产性资金,因此必要的资金支持才能保障农户群的生产得以持续进行;
(3)要有较强的技术开发与培训能力。随着农业技术水平和复杂程度有的不断提高,单个农户很难具备适用农技的应用能力和接受科技辐射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农户提高农产品技术含量,生产出质优价廉的产品满足市场需要;
(4)要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目前农业仍是风险较大的弱势产业,农户对自然灾害的预测和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弱,产品滞销更是农户难以承担的经营风险,因此中间组织要义不容辞地为农户分担风险,解决农户群的后顾之忧;
(5)要有较强的产业组织能力,实现各项优势资源的有机整合。农业产业经营过程中,产供销、农工商以及产前、产中、产后各坏节都要有效衔接,因此中间组织必须具备较强的产业组织与管理能力。
不论中间组织的形式怎样、规模怎样,应该说凡具备以上基本条件的个体与组织均可成为联接市场与农户群的中间组织,并能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运行。只不过能力越强的中间组织的运行效率越高。可见西部农业产业化经营在中间组织形式上具有广阔的组织创新空间。
3、中间组织与农户群的结合方式、内容具有广阔的创新空间。
农业产业化的经营主体之间不能是简单地联接,二者必须视具体因素要有实质性的整合,并通过结合内容融为一体。这种结合的方式、内容和结合水平体现了中间组织的产业组织水平。有的是以产品的生产加工为纽带方式结合;有的以产品的销售为纽带方式结合;有的以资金为纽带方式结合;有的以技术服务纽带方式结合……,而多数则在多方面实现结合。总之可视经营内容、范围及其他实际情况灵活选择而不能局限于某方面的结合,在结合方式上具有较为广阔的创新空间。
总之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的核心是中间组织的创新以及经营主体之间结合方式的创新。
四、几种常见中间组织的比较
自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特别是东部沿海一带农民和农业参与都在实践中创造了各种行之有效的农业产业化中间组织形式,推动了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值得西部借鉴,见表2所示。
表2几种常见农业化中间组织比较
类型
基本形式
与农户的基本关系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作用
(一)公司
乡镇企业、城市商贸加工企业、合资企业等
合同关系
(中间组织与农户均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以市场机制结合,互相依存,实现双赢。)
产业化组织与经营,包括:
1、确定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向;
2、市场开拓与产品销售;
3、部分生产资料与资金支持;
4、技术开发与培训;
5、风险分担;
6、按合同价收购农产品;
7、产品深加工等。
(二)产销一体化公司
农垦农场
紧密型关系
(农户居被动地位)
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联营为一体
(三)合作组织
专业合作社、供销社、农户联营体等。
互助合作关系
(是以农户为主体的民办或民办公助互助组织。)
主要在生产外的流通、服务、加工环节等领域开展互助合作。
(四)协会、研究会
牲禽养殖或瓜果种值专业协会等
松散型关系
1、从事技术、经验交流;
2、开展信息、技术服务;
3、为农户牵线搭桥等。
(五)批发市场、商人
蔬菜、水果、花卉等农产品批发市场
批发、收购的买卖关系。
1、提供市场借需各种信号;
2、购买农产品;
3、市场组织者又有引导的功能等
(六)农业大户
致富带头人或加工专业户等。
合同或信誉关系
同类型(一),各项功能弱于(一)但运转灵活。
(七)复合型组织
公司与类型(三)、(四)(五)、(六)等复合而成,如公司加合作社
取决于与公司的复合体类型。
公司起主导作用,另一复合体起辅助作用。合作社等组织维护农户利益,又为公司减少组织成本。
应该说以公司作为中间组织并与农户联接的方式最能体现市场经济原则,由于公司较其它形式的中间组织实力较强,往往使经营主体的功能发挥最为充分,是一种最有成效的较高组织模式,是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目标模式。如云南两烟生产所创造的公司加农户的烟草生产经营模式在全国可算是经典之作,云南两烟的生产经营分为三块:一块是烤烟种植,由千家万户烟农个体经营,第二块是烤烟的收购和销售,由地区烟草分公司经营,第三块是卷烟生产,由卷烟厂承担。后来又为解决生产企业不管供应,销售单位不管生产,各自为政互相制约的矛盾,玉溪卷烟卷烟厂从1986年开始实行将卷烟厂、烟草公司、烟草专卖局合三为一的管理体制,丰富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创新。
但是,在实践中,究竟选择何种形式,要与当地的农业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盲目拔高和助长是不可取的。即使就全国来讲,以公司作为中间组织的也只占45%(见表3),非公司形式仍占较大比重。
表3我国1966年农业产业化中间组织结构状况
类型
公司
合作组织
批发市场
其他
合计
个数(个)
5380
3384
1450
1608
11824
百分比(%)
45.5%
28.6%
12.3%
13.6%
100%
西部地区由于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农产品商品化率较低,农业产业化尚处初级阶段,大力鼓励与引导发展非公司型中间组织具有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重要视农业大户在西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待这些非公司型中间组织羽冀丰满,发展壮大之后它们再转变为公司是水到渠成之举。
五、促进西部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创新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政府资源应由向农户直接倾斜为主转变为向中间组织直接倾斜为主
首先是由于农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利地位,致使过去政府对农户的各项直接扶持措施收效甚微;其次是中间组织在整个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中居于龙头地位,直接扶持中间组织容易收到较了效果。最后,中间组织兴则农户兴,一个中间组织能带动成村、成片的农户,甚至能带动一个县、一个州的农户,因此,各级政府资源应由向农户直接倾斜为主向对中间组织直接倾斜为主转变,这样也有利于政府资源发挥四两拨千斤之功效,政府的科技资源、资金供给以及财政、税收等政府要有利于中间组织的发展壮大。
2、中间组织形式选择上要坚持市场原则
不同的中间组织形式适应于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经营范围,采用何种结合方式也应视具体情况,因而各地采用的中间组织形式必然是灵活多样的,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更不能照搬什么固定模式搞一刀切。政府的硬性组合不仅不能使中间组织有良好运作,甚至还会伤及广大农户的利益和积极性,一切要由中间组织与农户通过市场机制作出自主选择。
3、中间组织与农户的结合上要体现双赢原则
农业产业化经营本身就是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而进行的经营主体之间的联合,因此建立互惠互利的双赢机制就成为产业经营的基本前提,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调动经营主体双方的积极性,实现优势互补与长期稳定发展。这里特别要强调中间组织要充分顾及到农户群众的利益。如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华曦牧业有限公司在养鸡生产上采取的公司加农户模式之所以运作成功,它们的作法是坚持了六个统一:
(1)统一养鸡技术培训;
(2)统一供鸡种(鸡苗);
(3)统一供饲料;
(4)统一技术服务;
(5)统一提供50%的流动资金;
(6)统一保价收购。
这六个统一原则基本解决了农户在养鸡过程中存在的困难,技术上得到保证,又为农户分担了风险,实实在在地保障和维护了农户的利益,因而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也带动了近130多户农民家庭致富。
【关键词】广播;产业化;机制创新
在现代社会,要实现传媒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必须依靠经营的产业化,必须大搞机制的改革即创新。那么,事实上已经走向市场的广播,应如何实现它的产业化经营和机制创新呢?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探讨。
一、广播的困惑
传媒是产业,这在国际上早已成为共识。
1833年,美国《太阳报》诞生并公开宣称:它不仅向公众提供新闻同时提供广告。从此,作为大众传媒的报纸、广播开始走向市场,走向产业化。当然,它们的产业化是通过广告为主的经营来实现的。
1889年,世界上第一个报业集团——美国斯克里普斯-麦克雷报团问世;1926年,世界上第一个广播集团——美国NBC呱呱落地。在中国,1993年,中国湖南广电厅提出“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的思路;1999年,湖南“电广实业”上市,湖南广电资产由1993年的4亿元扩增到1999年的20亿元;2001年,上海文广新闻集团宣告成立……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传媒业已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之一。
广播是传媒,广播当然也是产业。是产业,就必须进入市场,就势必进入“商品化”的序列。
然而,二十多年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却让我们为之愤慨,为之惊诧,为之尴尬,为之困惑。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我国产业化发展的客观发生和存在的事实“强迫”我们的广播从计划经济的襁褓中爬出来时,广播的苍白和赢弱是显而易见的。
诚然,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广播都是政府(政党)宣传舆论的阵地,是政府管理和控制社会、民众的工具和手段。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的规定性,广播当然就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广播的这一属性,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是不可改变的。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被推向市场,广播的这一属性也没有,同时也不允许有什么本质的改变。
然而,广播毕竟脱离了计划经济的襁褓,它一“出世”,就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事实是:过去,政府曾为广播的发展投入了很大的财力,广播也尽其所能,将大量的新闻、文艺、教育等信息投报社会,并有数以万计的广播人为之工作。可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限定性,由于广播的开放性和大众性,它的这些服务,这上万广播人为社会大众所提供的信息却全部是无偿的。
另一个事实是:自1987年国家科委首次将广播等媒介纳入“信息商品化产业”序列以来,即政府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对媒介的经济“哺乳”已逐渐减少,最后“断奶”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媒介所从事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必须服从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社会规定性,一方面又必须从中获取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资源,这是媒介的尴尬,更是我国媒介产业化的尴尬”①。
愤慨、惊诧也好,尴尬、困惑也罢,广播毕竟是广播,它很快从国家经济的转型中清醒过来,开始蹒跚学步,尽快地组建起自己的广告与产业,开始了对自身的开发与建设。
二、粗放与集约
三十年前,当我还在赣南插队的时候,曾目睹过这样一件事:分别由H省和Z省来的数量几乎相等的民工,肩负着为新建铁路伐取枕木的任务,同时开进了我们村。头一个月,H省的人便集全队之力,手执斧头、钢锯,披着垫肩,硬是钻进蓬蒿,蹈着荆棘,在山的深处踩出了一条小道,用肩膀将一根根枕木扛下了山。这一个月里,Z省的民工却将人马分成了三队:或伐木、或修路、或在家里制作一种带胶轮和“刹车”的木车。这一个月里Z省民工没从山上采下一根木头。
第二个月开始了。H省的民工仍如前辛苦劳作,几乎每个人肩上和脚底的血泡都成了老茧。Z省民工除伐木者外,其余的也都推着木车上了山。当他们将已快晾干的木头沿着新修的车道推下山时,迎来的是H省民工被汗水遮挡的迷茫的眼光。
……Z省民工终于完成任务撤走了,可H省民工还嗨哟嗨哟在山上忙乎了一个多月。
当年发生的这件小事,在我脑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农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经营方式:一是以劳动的密集来求得经济的增长,一是依靠技术的密集。经济学家们将这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概括为“粗放”与“集约”。后来,粗放与集约又被推广到一般经济运行的方式。简言之,粗放化经营即以投入增加为主求得产出的扩大,而集约化经营则与之相对,是以效率的提高为主求得产出的扩大,表现为当产出扩大时,投入或减少或不变。在经济运行中,“不同的投入要素密集,会使投入量和效率有不同的变化,如劳动密集多是粗放化,技术密集多是集约化”②等等。
广播的产业化经营,必须走集约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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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破机制的桎梏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作为世界最老传媒之一的广播,又要开始学走路了。
经济的转型,促使广播必须走向市场,必须加快改革。而此时,广播面临的世界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广播的声音是传媒发出的惟一声响。可今天,这个世界已成为信息的海洋:电视这一“神童”几乎刚一诞生就在开始迅跑,而今已是独冠天下;曾几何时,报纸也在神州大地发展得铺天盖地,几乎挤进了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网络的建设就更加神奇,短短数年间就大有逐鹿江湖,问鼎天下之势……而广播由于没有文字,没有图像,它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声音的稍纵即逝更使它可能的广告客户望而却步。就是说,广播刚一进入市场,面对的就是既比它年青,又比它强大的对手。
然而,广播的难主要还不在这里。广播的桎梏主要在于自身。
“进入新的世纪,我们的广播事业还将存在种种困难,面临许多挑战。我们的困难既有广播本身的弱势带来的,也有因为我国的广播分散经营没有形成合力导致的,但是更主要的是由于我们的运行机制陈旧造成的”。
广播是分散经营还是集中经营,广播的经营是否要走集约化之路?这个问题难了我们广播人十多年。
“集中”论者说:集中经营,有利于发挥整体优势,杜绝内耗,形成合力。
“分散”论者说:大家都来做蛋糕,难道不比你一家做好吗?大家都来挑担,难道不比你一个人挑强吗?
“集中”论者说:集中经营、统一管理,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经营秩序,有利于维护电台的良好形象,有利于逐步实现队伍的专业化和管理的科学化。
“分散”论者说:一家经营,万一有个闪失,谁来负这个责!
“集中”论者说:大家做蛋糕,大家也在吃蛋糕。结果是穷了电台,富了部门。
“分散”论者说:千条江河归大海,没有小家哪有大家?部门富了,电台不也富了吗?
“集中”论者说:经营创收中的内部竞争,是人才的浪费,时间的浪费,金钱的浪费——亦即资源的浪费。
“分散”论者说:外部要竞争,内部也要竞争。没有竞争,哪有发展!还要搞大锅饭吗?没门!权力还是分散一点好,否则……
……于是,分散、集中;集中、分散;分散+集中,集中+分散——电台的经营创收,就这样分分合合,曲线行进。
因此,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一个台可以有几套广告价格,一个客户,可以有一堆广播人背靠背献计献策。于是,任务到部,任务到每一个编辑、记者。宣传可以务虚,创收务必落实。屁股永远管脑袋,每个节目都要抢黄金时间,每个频率都“自觉”将“皮”、“毛”倒置。
于是:资源共存、资源共享,时间嘛,你可以卖我也可以“吃”。你广告部虽然有“照”也不可以管我:你是运动员,我也是运动员,运动员哪有做裁判的资格!
于是,一个台经营了多年还是在原地打圈,一个频率风雨数载还是“两袖清风”、一身债务,颇具“特色”!
“广播的运行机制陈旧”——以上可见一斑。
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玲玲在一次会上说:“广播作为产业,要想搞好,除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恰当的定位之外,还有关键的三点:资本、人才和机制。在这三个要素中,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机制……经营运行机制主要取决于管理体制和制度安排,有什么样的体制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经营运行机制;有什么样的经营运行机制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经营效果,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认为,率先的制度创新,就像率先采用先进机器设备一样,会得到远远超过平均利润的社会回报。我们广播人过去在如何办好广播上也动了不少脑筋,但我们大多是在体制内做文章,自然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超出这个体制和机制,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人敢想,也没有人敢做,结果搞来搞去,没有根本性突破”。
“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先秦《卜居》)——陈旧的观念、陈旧的机制,就是阻碍事业发展、阻碍人才脱颖而出、阻碍广播实现集约化经营的“瓦釜”,应该是打破它的时候了!
四、与时俱进,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
古人云:“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屈原《九章·抽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自身的)美德无法向他人索取,(远播的)美名不可能是虚假造作。
去年10月,我们在与上海文广新闻集团广告中心主任沈明昌座谈时,谈到广告创收,他开宗名义第一句话就是:“创收是要靠数字说话的,而创收的数字是不允许也不可能弄虚作假的”。
这几年来,全国省级电台广播经营创收有许多成功的例子。仅以2001年为例。
2001年,全国省级电台创收超过4000万的有12家,超过5000万的有7家,其中北京、上海、广东电台的创收都已过亿,北京电台创收已达1.85亿元。
在这些数字的后面,不知包含了多少广播人的辛酸、摸索与智慧。这些台的广告经营,大多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年创收几万,几十万开始起步的,他们的经营方式,都经历了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由粗放到集约的艰难历程,他们的“美名”是在十多年间,靠这些数字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
诚然,我们江西台的广播创收,这十几年来也经历了一段艰辛的历程。
这里,我不想赘述我们台及其他兄弟台十几年来在广播经营方面的种种探索与辛酸,我只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个好的经济运行方式也是生产力。在广播经营活动中无数成功的例子都已证明:广播经营要有长足的发展,必须走集约化之路。虽然在这许许多多成功的例子中都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还可能有个别乍看似为失败的例子,但它只能说明我们的集约化管理还不够健全,不够严密,只能说明我们还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广播事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与创新,来完善我们的管理,以求获得更大的成功与发展。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我们首先必须重组我们的资源、实现规模化经营。广播面对目前调整发展,激烈竞争的各类媒体环境,已经不允许它再有更多的内耗了。上海文广集团副总裁朱咏雷在介绍上海广电从1987年改革以来走过的路时,特别强调是竞争机制的形成促进了上海广电事业的发展,但竞争必须是有序的竞争,必须集中全力对外。过去常有人将系统内部无谓的内耗美名曰“内部竞争”,其实质却是对资源、市场和节目的内部掠夺。这样的“内部竞争”决不允许它再存在下去了。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我们还必须更新我们的人才机制,让有志于和有能力从事广播经营的人才脱颖而出。这样的话,我们说了几十年,这些年来,我们各级部门似乎也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事实上,对许多领导者来说,当你看到一个毫不起眼的人被破格提拔,当你看到你的下属一转眼就与你平起平坐,甚至成为你的领导,当你看到一个在此岗位默默无闻,在彼岗位却突然大显身手并获得较多荣誉的同事像新星显现,当你看到一个比你晚参加工作的人却比你先富了起来,当你看到一个人在疾行中突然摔了一跤,当你有权决定是否选拔一个虽然有能力,却曾与你有过龃龉或虽然能力平平,却对你言听计从的人时,当你面对一件新生事物,需要为后果承担责任时,当你……时,是否都会不愤怒,不嫉妒,不幸灾乐祸,不推诿,是否都会坚持原则,是否敢于承担责任,表现出坦荡的胸怀呢?
要更新我们的人才机制,首先要消除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受旧体制和旧的传统意识的影响而淤积于我们心中的块垒,要破我们的“心中之敌”。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要各方面人才的荟集,而人才并非等于全才,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具有“识人”的能力,特别要具有开发人的潜质的能力。我们的旧的体制和用人机制对人的能力的束缚是非常严重的。屡见不鲜的是:一个人在某单位工作了几十年业绩平平,可下岗之后却做出了辉煌的成绩。十多年前一位外国学者在中国访问,不少人自豪地对他说,“我在某企业工作了一辈子”,“一百多年了,我们一家几代人都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对此,这位学者百思不得其解。他难以相信,一个终身不“动”的人,怎么可以发现自己?怎么可以有所进取?一个企业集中了一批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发展?如此体制,怎么可能呈现活力?
当然,要充分实现人才的流动,还要假以时日,但要让人才在本单位流动,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从人的物质属性来讲,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不过各人在各个方面的能力有所不同而已。让一个人一生去从事他并不适应也不喜爱的工作,这是对人性的,是对人的能力的扼杀,也是旧的用人机制制造的悲剧。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还要求我们勇于学习、善于学习。我一直以为,要学习别人的东西,其实是需要勇气的。“夜郎自大”、“坐井观天”的笑话其实至今还在我们思想的深处演绎。不就有人对“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七·一”讲话)这样的话都感到困惑吗?千百年来,我们习惯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习惯了我们是“泱泱大国”,习惯了与别人纵向比较,习惯了陶醉于昔日的辉煌。可今天,“入世”的钟声已经敲响,经济全球化的脚步正向我们咚咚踏来,不管你愿不愿意,你这驾列车,如不与国际“接轨”,是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的。
善于学习,首先就要敢于解剖自身,敢于摒弃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摒弃“对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打破“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就要“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要善于学习,就要“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展的要求”(“七·一”讲话)。就要不耻下问,要尊重别人,要诚实谦虚,虚怀若谷,不可自以为是,浅尝辄止。
广播事业要发展,关键是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关键是要创新我们的机制。惟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迎来广播事业的繁荣,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的确,万事开头是容易的。要坚持到底,那就很少有人能做到了。
要创新我们的机制,真正实现广播的产业化,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
注释:
【关键词】实物资产;登记备案;责任主体;盘点;核销
1行政单位实物资产管理的现状
总体而言,行政单位实物资产管理基础工作不如资金管理基础工作那样被重视。主要表现在:
1.1实物资产管理不规范:长期以来,行政单位对资产的管理往往存在着重钱轻物、重购置轻管理的思想,资产管理基础工作薄弱,一般只设置总账,没有设置明细账和资产卡片,购置的资产不及时入账,不对资产进行定期盘点,对资产的管理也没有明确责任人,导致部分行政单位实物资产账实不符,大量实物资产游离于账外,正常资产处置无法下账,不正常的资产损失也无人追究责任。
1.2实物资产利用效率不高:目前,行政单位实物资产管理还处于初级阶段,不同程度存在着浪费和利用效率低的问题。购置固定资产不讲求效率,很少评价资金效率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可行性,导致固定资产配置和布局不合理,缺乏共同配置、调剂使用机制。部分单位对办公设备一味求全、求新,部门、科室之间相互攀比,造成不必要的资产浪费,降低了资产使用效率。
1.3对资产疏于维护保养:行政单位对资产进行保养、检修、维护不及时,致使许多资产无法继续使用或超常规、破坏性地使用,造成设备快速老化,影响了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效果。
1.4国有资产的隐性流失:有的行政单位将自己使用的资产诸如房屋、车辆等对外出租,收取一定的租金,用于改善单位的办公条件和职工福利等。有的单位虽然对大宗设备以公开拍卖方式统一处置,但低值易耗品的变卖没有进行有效管理,造成这部分资产出现流失和损失。
2行政单位实物资产管理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行政单位实物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有客观原因,如行政单位性质特点、财务会计核算制度等,更主要的是思想上重视不够、责任意识不强、工作不到位等主观方面的原因。
2.1有关领导和管理人员对资产管理工作重视不够,存在重货币资产、轻实物资产,重资产购置、轻资产管理,重部门业务、轻内部管理思想,管理制度不健全,责任不明确。从行政单位管理看,各单位长期以来对资金管理高度重视,规章制度健全,而资产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比较缺乏,有些单位虽有制度,但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难以执行或没有很好执行,造成管理效果不理想,使行政单位的实物资产得不到有效的管理与控制。
2.2缺乏责任意识:行政单位在加强实物资产管理的意识方面比企业薄弱。由于行政机关的经费由财政负担,其性质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存在本质区别。购置的资产直接列支,固定资产不提折旧、不计成本,导致行政单位在资产的购置和使用方面不能厉行节约,损失浪费严重。
2.3会计核算与监督不到位
2.3.1会计核算制度存在缺欠。在财务管理规定和会计制度中对行政单位资产管理有要求,但不详细、不具体。行政单位实行收付实现制,行政单位财务规则规定单位价值500元以上的资产才登记固定资产账,就是说500元以下的资产直接列支,不需登记资产账。对固定资产不提取折旧,无法全面准确地记录和反映其财务状况及运营效果,难以真实、准确地反映行政单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成本耗费与效率水平。从而引起资产配置不合理、闲置浪费及低效使用等诸多问题。
2.3.2会计核算不健全,资产清查不及时、不彻底。多数行政单位仅登记总账而不设明细账,外单位调入或接受捐赠的资产没有及时入账,调出或毁损报废的资产也没有及时销账,致使账实严重不符;许多资产的账面价值因历年没有核对调整而无法确定,特别是一些单位的房产长期没有体现其账面价值。
2.4管资产部门与管财务部门的工作不能有机结合:长期以来,多数行政单位没有设置专职部门或人员具体负责实物资产的管理,导致使用管理职责不清、出租及处置随意、资产流失等问题的产生。
3加强行政单位实物资产管理的对策
行政单位在实物资产管理方面要优化作业链,使各环节连接合理,高效运转。要制订和完善实物资产的购入、使用、报损、核销、报废等工作流程,使各个环节能够衔接,每个环节都有章可循;严格按照规定履行手续;及时对实物资产的购入、调出、报损、报废进行会计核算。目前,各单位要在对现有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和一般性资产全面清查的基础上,落实四项制度:
3.1登记备案制度。对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资产,要登记固定资产总帐、明细账和固定资产卡片。对达不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资产,要设置一般性资产辅助账,实行备案制。
3.2责任主体制度。资产使用部门和使用人(责任人)要承担相应责任,要按人、按处室设置实物资产使用卡片。实行实物资产管理问责制,要将每一件实物资产确认到具体使用人(责任人),并明确各单位领导、资产管理员、资产使用者的职责范围,即:一般人员直接对自己使用的资产负责;处室负责人对本处室所有资产的管理负责;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资产管理工作负总责。
3.3定期盘点制度。定期盘点资产的范围不仅包括登记入账的固定资产,还应包括达不到固定资产标准的一般性资产。行政单位财务部门要严格履行实物资产的价值核算管理职责,做好实物资产账卡定期核对工作,期末会同资产管理部门进行实物资产清查盘点,保证账、卡、物相符;还要做好编制实物资产预算、计划采购、验收入库、登记入账、领用发出、维修保养、处置等各个环节的实物管理和财务核算。
但是,如何判断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成败得失?要不要继续改革?改革还需要解决哪些课题?对这些问题,业内外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下面,笔者想就中国电影的现状(包括舆论现状)、前景以及如何更好地在改革中发展,谈几点自己的理解和思考。
一、两种聚焦
不管是业界还是业外,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电影正在回到社会文化舆论的话题中心。不同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报纸为代表的平面媒体,不再只是在副刊中间隔性地为电影提供学术性的“影评”篇幅,而是开始高密度地刊登电影的投拍消息、明星花絮、导演行踪;而在以电视为代表的视听媒体中,对电影事件和电影人物的报道也愈来愈占据文化娱乐栏目的首要位置。与此同时,关于电影创作整体动向和导演个人艺术行为的议论分析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地来自从事娱乐报道的媒体记者,而少数专家学者的声音在众声喧哗之中已然不复往日的荣耀。的确,从总体而言,电影在经历了一度的边缘化之后,正在重新位移到人们谈论的焦点区域。
这当然是好现象。
但是,在引起社会舆论热情关注的同时,电影界也正在遭遇出于种种目的的责难。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些责难似乎集中在了这样一个话题:每年拍摄的这么多国产片为什么不能经常在电影院看到?有的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甚至用“迷失”、“消失”、“失踪”这样的富于文学性的字眼,作为文章的关键词;而有的报纸则更是赫然以《出得了电影局,进不了电影院》、《银幕“废”电,千部国产片有“影”无踪》作为文章的标题。于是问题就变得严重起来:与若干年前相比,电影是否真的开始迈向繁荣了?改革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笔者认为,对于上述问题,需要进行冷静的思考才能找到答案。
二、历史中的现实
让我们先来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和对比。中国电影的改革之路,始于1993年。这一年,一些制片单位开始越过中央级或省市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而直接向下一级发行放映机构销售影片。已经维持了数十年的统购统销局面开始被打破,地域性垄断的防线也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冲击。但是,电影发行的初期振荡,并没有很快催发当时电影体制的整体创新,电影界仍处于大变革的前夜。由于长期形成的观念桎梏,上个世纪整个90年代的电影业几乎处于连年滑坡状态,其负面效应甚至延续到了2001年——这一年,连电影频道节目中心拍摄的20来部16毫米胶片电视电影计算在内,全国的故事片产量总共才88部。与影片产量减少相伴而行的是:电影观众人次以每年近10亿的速度下降(而1979年我国电影观众的人次曾经达到过293亿),专业电影院在渐离主营业务的同时数量也不断减少,一贯享受拍片特许权的电影制片厂度日艰难。至此,长期被作为文化事业的电影业,与日益发展壮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不适应性甚至矛盾性,严重凸现了出来。正是在这样一种尴尬的窘境中,根据电影自身的特性,把电影作为产业来管理和经营的观念渐渐明朗起来。
2000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公布了《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2001年12月,又公布了新修订的《电影管理条例》。这两个法规性文件,在总结实践和履行引导职能的基础上,对过去一些限制性的政策做了调整,开始从某种程度上显现出开放搞活的胸襟。而政策的部分调整,渐渐使电影的局面有了变化——2002年,尽管整个电影市场票房涨幅不是很大(总票房约9亿元,在前些年的基础上止跌略升),但国产故事片的生产数量却爬升到了100部;其中,由非国营制片单位(社会力量)独立或联合出品的故事片达到34部,较上一年的19部增长了12%。与此同时,全国23个省市以“合纵连横”方式组建的30条院线横空出世。院线制的建立,彻底打破了放映发行跨地区经营的壁垒,有效整合了多种资源,其规模效应在下一年度的票房业绩中很快就有了显现。
2003年可以说是电影产业化改革初见成效的一年。随着上一年《关于取得〈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资格认证制度的实施细则(试行)》的制定和实施,影片投资和拍摄进一步向全社会开放。电影作为产业的概念更加明晰,电影的生产和市场活力得到了激发。这一年,尽管经受了“非典”的严峻考验,但国产故事片的产量达到了140部,较上年增加了40部;国内票房达到10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亿元。
2004年和2005年,电影的产业化发展更是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随着《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2003年12月)、《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4年1月)、《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2004年7月)、《电影企业经营准入资格暂行规定》(2004年11月)等几个重要文件的相继出台,电影作为产业的概念全面确立。在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鼓励非公资本(包括境外资本)积极进入的政策环境下,电影的创作生产、影院经营、市场发行等各个方面,形成了活跃的多主体投资局面,从而使得整个行业呈现出迅猛攀升的势头。2004年,国产故事片的产量跃升到212部(其中社会力量独立或联合出品100部,较上年的49部增长了近500%);国内票房达到15亿元,较上年增长50%;电影的主业收入(包括国内票房、电视播映、海外销售)达到36亿元,较上年的22亿元增长66%。而到了2005年,国产故事片产量又上升为260部(其中社会力量独立或联合出品172部,就资金数量论,民营资本和境外资本在全年16亿元制片投资总额中占到了80%);国内票房达到20亿元,同比增长33%;电影的主业收入达到48亿元,同比亦增长33%(参见表1、表2)。
表1.2000-2005年国产故事片产量统计表年份总产量国有制片厂出品社会力量独立或联合出品
(部)数量(部)百分比数量(部)百分比
2000年916875%2325%
2001年886978%1922%
2002年1006666%344%
2003年1409165%4935%
2004年21211253%10047%
2005年2608834%17266%
表2.2002-2005国内票房及主业总收入情况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
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
国内票房9101520
主业总收入(含票房、不详223648
电视播映、海外销售)
同样是2005年,国产影片的单片票房最高纪录和国产影片的总票房,继上两年之后第三年超过进口影片;18部影片在24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32个奖项。与此同时,院线制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加入院线的影院数量较院线制建立初期大幅度增加。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的院线数量达到37条,下辖影院达1,243家,银幕总数达2,668块①(参见表3)。
表3.院线情况统计表院线数量(条)所辖影院(家)银幕总数(块)
2002年308721,581
2004年361,1882,396
2005年371,2432,668
毫无疑问,从上述简略的回顾和对比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由于产业化改革的持续推进,近年来的中国电影无论从创作数量还是产业规模,都较以往有了显著的提升。而电影市场上扬的势头,还仍在持续显现之中。据《中国电影报》统计,2006年第一季度,全国电影总票房4.0623亿元,比2005年同期的2.9086亿元增长39.7%,比2004年同期的2.2565亿元增长80%;观众人数比2005年同期增长了21.7%,比2004年同期增长了47%。②而春节后通常被认为是淡季的二、三月份,也通过对营销手段的挖掘,出人意料地呈现“井喷状态”——情人节档期票房达2000万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22%;新开发的三八节档期,票房比2005年同期激增110%,观影人次增长84%。③由此看来,改革,也只有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改革,中国电影才能不断获得和保持发展的动力和生机。
三、市场辨析
在做了上述历史的审视之后,我们再来对所谓国产电影“市场失踪”问题进行一番辩证的审视。在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时代,国产新片一般都由各级发行公司通过统一排片的手段与影院观众见面,唯一不同的只是影片映期或长或短。但随着统购统销局面的彻底打破,影片的制片、发行、放映各方都拥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作为市场主体,制片、发行、放映各方既可以通过在全国范围内以统一档期的形式向影院供片,也可以通过某条院线或某个地区在不同时间段以分销的形式向影院供片,这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一种必然。由于影片供销方式和市场需求变得日益灵活多样,因此,就会出现有的影片在全国不同步放映甚或只在局部地区放映的情况。这大概就是影迷和关心电影的媒体产生“新片在影院上映数量太少”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事实上,某部影片未在某个地区上映,并不能说明该片未能进入影院市场。据《中国电影报》的不完全统计,“2005年进入院线放映的国产片增多,全国院线在2005年发行新片180部左右,其中国产新片125部”。④这125部国产新片,有的进入跨地区院线,有的进入局部院线,而院线还不是全国影院的全部。如果按另外至少有40部影片以各种形式进入二级市场统计的话,2005年在影院上映的国产新片数量应该达到165部左右,占当年产量的63%。诚然,近些年确有一部分影片由于艺术质量问题而未能为市场所接纳,也有一部分影片由于缺少后期推广资金或版权纠纷问题暂时没有发行,但就总体而言,大多数国产新片还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影院,因此,所谓绝大多数影片拍摄完成后就扔进了仓库的说法,只是部分媒体从局部角度出发的一种臆断,与事实并不相符。
在谈到影片是否进入市场的问题时,我们还需辨明一个观念:对于电影产品来说,影院放映虽然是重要的营销渠道,但并不是唯一的营销渠道;其票房收入也并不是衡量一部影片市场成败的唯一标尺。世界电影产业发展到当代,传统的以影院为主的单一盈利模式,越来越为多元盈利模式所取代,影院放映、电视播映、碟带发行、网络点播及其他新媒体开发,共同构筑了电影的多渠道、多层次的立体市场空间,从而也使电影拥有了更多的产出方式。与此同时,影院票房在电影产业综合收入中的比重也处于不断下降的位置。以美国为例,上个世纪50年代,票房占整个美国电影产业总收入的90%,1980年这一数字下降为76%,而到了1990年和1995年又分别下降为32%和30%。在票房比重下降的同时,各项后电影开发的收入则大幅度上升。目前,在美国电影总的产出结构中,非银幕收入已占到80%,形成了典型的“二八结构”。而即使在票房收入这一块中,美国近年来的情况也主要集中于少数影片,即以2004年为例,美国电影市场共投放影片400部左右,其92.14亿美元总票房的90%来源于排在前40名的影片。这也就是说,其他数百部影片在分切剩下的10%票房的同时,更多是依靠影院之外的多种渠道来回收成本或获得盈利。由此可见,在盈利渠道日趋多元的情形下,电影产品的市场效益不能完全凭其是否上影院或影院放映规模、影院观众人次来判定。就我国而言,有的制片方由于投资规模较小,出于节省拷贝印制、宣传推广等后期成本的考虑,采用投放局部影院或直接进入电视播映、音像发行等非银幕市场的方式销售影片,也属正常现象。如果这种方式能够使相当一部分制片方维持投入产出的平衡,或由此获得利润进行扩大再生产,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恰恰是我国当代电影产业从总体上走向成熟的表现。
四、乐观的预测
2005年3月,国内知名投资机构易凯资本在其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中国电影市场当年的产值规模预期能够达到41亿元人民币左右。当易凯资本的CEO王冉将这份报告亲自送到默多克手中时,这位传媒大亨说:“41亿元?这么少?”
默多克感到吃惊是有道理的。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发展水平,电影的产业规模还实在是太小。但从默多克此话的背后,我们或许也能读解出中国电影产业还应该有更大的增长空间之意。
根据国外的经验,当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时,文化产业将进入高速增长期。当前,我国的文化娱乐消费正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而随着产业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电影也将获得一个更为乐观的产业前景。从可以预测的角度而言,在未来几年中,中国电影在产出方面是有可能持续增长的。
(一)银幕放映市场
银幕市场的票房产出,大部分来自城市中的影院设施。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影片未能在银幕上获得放映收入,很大程度上也与影院银幕数量太少有关。我国现有影院3,000多家,除37条院线下辖的1,243家影院2,668块银幕外,非院线影院以1家1块银幕计,全国银幕总数大约为3,600块左右。按城市人口比例,我国的银幕数量与美国的30,000多块和韩国的约1,500块相比,尚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从过去的几年看,我国大城市的影院投资正处于方兴未艾阶段,业外民营资金和境外资金正在不断涌入这股投资热潮中(这之中也包括房地产商在商业设施甚至居民住宅区中的影院投资)。在传统影院数量增多的同时,我国的数字影院也呈急速增长之势(参见表4),数量已处世界领先地位。
表4.数字影院银幕数量增长表(单位:块)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
3454146211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股影院投资热潮可能会很快向中小城市辐射。在影院环境改善和银幕数量增加的情况下,我国近4亿城市人口若每人每年看一次电影,按每次15元计,影院票房也有可能达到60亿元。
此外,我们也不可忽视农村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目前,我国在农村传统的16毫米胶片放映之外,正在大力发展农村数字电影的放映。新研发的dMs系统在试点地区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和市场效益。随着广电总局和当地政府扶持力度的加大和市场机制的引入,农村电影放映将进一步普及,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我国现有9亿农村人口,若每人每年看0.5次,按每部5元计,其市场规模也有可能达到20亿元以上。
(二)非银幕市场
如前所述,当代世界电影的营销渠道和盈利模式正在日益多元化。随着技术革命和各种新媒体的发展,电影的视听终端不断增多。在家庭电视机接收和录像机放映之外,新的非银幕方式的视听终端至少包括:影碟机、电脑(包括机上DVD和网络下载)、楼宇电视、公交和列车移动电视、航空器电视、酒店VOD点播、手机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视听终端的增多一方面使得电影的消费人群增多了(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也使电影“作为节目”而越来越成为“内容产业”。而当电影一旦成为“内容产业”,无疑将为整个行业带来巨大的增值空间。仅以电影的宽频网络下载一项而论,我国现有1.1亿网民,若按一半人有在网上下载看片的习惯,以每部1元每月看两部计,全年也应有11多亿元的收入。⑤在知识保护环境得到改善的前提下,电影的各种新媒体传播收入的前景,可谓未可限量。
五、必要的正视
当然,预测还只是预测。尽管中国电影近年来的产业化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在整个文化娱乐产业中,电影当前还仍然是弱势行业。中国电影更大发展的整体拐点尚未到来。而在迎接这个整体拐点的过程中,笔者认为至少还面临以下一些有待改善或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创作质量
毫无疑问,在影响人们电影消费欲望的诸种因素中,影片创作质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近年来国产影片在生产数量快速递升的同时,在创作质量上还缺少整体的提升。平庸和劣质的影片屡有出现,甚至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些平庸和劣质影片的产生,除了某些制片商的投机行为所致之外,创作观念的陈旧和艺术功力的缺乏也是其中一大原因。与此同时,一些影片虽然在艺术上有一定的探索,但由于主创人员过于沉醉干个人化的生活体验及其影像表述,也使得作品缺少市场竞争力。此种现象,在已经有过多年拍片经历的“后第五代”导演身上显得较为普遍。而问题还在于,对于这些相对年轻的导演来说,他们的影片不仅经常“手法跟不上想法”,而且其所表现的内容也常常显得“老气横秋”。在接受《中国电影报》记者的采访时,多次来华的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主席沙吉·罗塞克如是说:“在与‘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第六代’拍出来的电影不一定就是年轻时尚的,虽然他们掌握了前卫的表现手法。”⑥应该说,沙吉·罗塞克的批评确实不无道理。
(二)产品结构
当前中国电影的整体产品结构,低成本或较小投资影片的数量过多,而投资规模在1000万元以上和票房在1000-1500万元之间的中等片,在产品数量上和整体产值中并没有起到中坚作用。只有中等规模影片在产品结构中的比例逐步扩大,电影的整个产业基础才能得到有效的夯实。如何使中等规模影片在获得良性循环的同时增加生产数量,应该是投资商、发行商、政府主管部门需要共同考虑的一个问题。
(三)投资体系
尽管业外民营资本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电影业,但目前较完善的电影投资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一个完善的电影投资体系,至少应该有风险投资机构和金融贷款的积极介入。而目前,由于版权交易不规范、知识产权状况不佳、数据统计手段匮乏及统计信息不透明(包括偷漏瞒报现象严重)等原因,电影业还较难获得风险投资和金融贷款。而缺少既熟悉融投资业务、又深谙电影行业规律的职业经理人,以及国有电影企业缺少现代企业管理的机制和经验,也是中国电影在突破资金瓶颈时面临的一大问题。
在政府的资金支持机制方面,目前的一些做法或许也有需要适当改良之处。国家对主旋律重点片、科教片、儿童片、动画片、纪录片、少数民族题材和农村题材影片,通过“政府购买”、评奖、补贴等方式给予资助,当然是必要的和必需的。但是,这些影片在得到政府资助的同时实际上也就具有了全部或部分的公共产品功能,而作为公共产品就有一个如何使社会效益发挥到最大化的问题。因此,在政府资助环节,还应该建立一种效益评估机制,对资助对象的前期预算报表、生产周期计划、目标市场分析以及后期的推广手段和效果,进行较细致和严格的审核,这样才能使资金使用决策进一步科学化,同时也才能更好体现政府公共管理的公平性和导向性。
(四)知识产权保护
与以上几个方面相比,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应该是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中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作为“内容产业”,电影的市场交易说到底是一种版权经济。但是,在电影产业链日益延伸并日益开拓出可观的增值前景的同时,各种形式的未经权利人许可的盗版、盗播行为却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目前国内电视频道(尤其是各级地方频道)所播出的电影节目,绝大多数均属盗播行为。而光盘盗版也屡禁不止,并且极大地冲击了音像市场的合法交易,甚至已经严重威胁到音像企业的生存⑦;电影版权拥有者与音像经营机构业已经初步建立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至于在各种依靠新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媒体中,损害影片权利人利益的非法行为更是极为普遍;尤其在网络宽频业务中,肆意盗播和免费下载电影节目可谓触目惊心。上述种种盗版、盗播行为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自然与提供者和使用者版权意识模糊有关,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违法成本过低和维权成本过高。作为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相关部门尚需加大行政投入和司法力度,建立真正有效的市场监管体系,这样方能为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生产提供良好的产业环境。⑧
注释:
①2005年全国电影院线较上一年新增加影院55家,新增银幕272块。据《中国电影报》2006年第2期《解读中国电影市场产业结构之变》一文估算,2005年我国在影院建设上的投资总额应不少于10亿元。
②范丽珍《数字解读春季影市》,《中国电影报》2006年第16期。该文所列全国电影总票房,仅限于已加入计算机联网的影院的票房数据,不含未加入“联网”的影院票房和买断影片折算票房。
③朱玉卿《水涨船高,增幅喜人——2006年第一季度全国电影市场评述》,《中国电影报》2006年第14期。
④刘嘉、丁一岚《解读中国电影市场产业结构之变》,《中国电影报》2006年第2期。
⑤根据中华传媒网(.)转载的《传播渠道整合趋势下的电影接触情况与评价量表》(作者:张洪忠、许航、何艳)一文调查,北京地区大学生有91.3%通过电影院、电脑、电视等各种渠道在每个月看过至少一部电影,其中,看过1-2部的为22.3%,看过3-5部的为36.3%,看过6-10部的为23.4%,而平均接触率达到5.74部。而通过网络下载方式和使用VCD、DVD方式在电脑上看电影的比例,分别达到46.83%和23.30%。根据这个调查推论,目前中国1562万在校大学生,若平均每人每月在网上看1.5部电影,以每部1元计,此项收入也可达到2亿元以上。
⑥《中国电影报》2006年第14期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