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英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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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英文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新国家，没有长期的发展历史，却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美国式文化体系、特征鲜明，主要包括文化的包容性、幽默性、实用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文章从动画电影的独特视角分析了隐藏于其背后的文化特征，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式．结合我国动画电影的发展现状。进一步阐明了美国文化的核心．借以指导我们反思我国文化传统的优劣，更好地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服务。
美国是个由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加上本土印第安人建设并发展起来的新国家，没有长期的发展历史，同时又没有所谓单一的民族传统，但是具有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当中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经济强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它的经济实力又使它具有相当巨大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因此，形成了美国文化与欧洲其他国家发展所不同的特点，有着自己特有的美国式文化体系。美国文化具有多种特征，包括幽默性、包容性、实用性、个人英雄主义等等。这些特征可以从火热的美国动画电影中窥见～斑。美国动画电影是世界电影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但是又非常独特的组成部分，正越来越强地影响着全球文化的发展。研究美国文化特性有利于指导我们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文化建设。
一、美国文化的包容性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包容性、多元化、开放性。从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来的大批移民，带着各自梦想来到美国这个梦幻般的国度，他们把本土的传统思想。宗教习俗、习惯等文化带到美国，成为美国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任何国家的文化在美国这里都能够找到影子，正是因为美国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才能融合各国的文化，从而创造出了让世人瞩目的“新文化”。
同时美国文化随着时展，其文化的包容性不断地被显示出来。一方面美国具有比较开明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有能够包容不同国家的文化与习俗。如在影视娱乐业方面，美国动画电影已垄断了世界动画影视业的大半天下，他们的题材来自世界各国。如动画电影《埃及王子》是来自埃及文化，《小美人鱼》取材于丹麦童话，《花木兰》《功夫熊猫》取材于中国等。这些影片无不大获成功。究其原因，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这些国家以及文化内涵的处理上。美国是一个生机勃勃、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以《功夫熊猫》为例，影片中处处展现着中国元素，“中国乐曲”“中国功夫”“国宝熊猫”，中国特色的食物如饺子、包子、馒头和阿宝家传的“秘制汤面”等无一不体现着华夏风味，能将中国元素及中国文化这样潜移默化地具体地应用于影片中，把这样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武术直观、幽默地展示给世界，捷足先登，做到了中国的艺术家们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这种包容、开放的精神实在是令人佩服。但另一面又显现出美国文化的侵略性的一面，美国正是通过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资源进行“美国化”，贴上美国的标签之后，再重新推广到世界各地，并为其刨造出巨额利润。不过，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中国电影文化业的现状，过于狭窄，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创造力、想象力，在本质上缺乏对本国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从迪斯尼拍摄《花木兰》到派拉蒙拍摄《功夫熊猫》，10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只是“愤怒”地抵制，捶胸顿足，我们更期待中国电影艺术的崛起。
二、美国文化的幽默性
幽默、自由特色是美国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这是由美国人的活泼、天真、好动、非权威化的性格所决定的。比如动画片《猫和老鼠》就酣畅淋漓地表现了美国文化的幽默感。在人们心目中过街喊打的老鼠，是一个恶心反胃的动物，在影片中却几乎成为人们同情怜悯的对象，没有一点令人讨厌的感觉，只有无尽的幽默。影片中可爱的小老鼠在老猫的残暴下游刃有余地被变成各种形状；Jerry把T0m提着脚摔来摔去的场景描写；Tom把Jerry舞台的一块锯掉，掉到底下的竟然是周围的舞台时等，深深被这种美国式的夸张幽默所折服；美国式的幽默在《汽车总动员》这部片子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Guido和Luigi在赛道上仅仅用一瞬间就帮马奎恩换好了四个轮胎，让先前还嘲笑他们的小鸡团队的人吃惊地把自己的挡泥板都掉下来了。该片在细节方面有很多幽默性的表现，非常独到，耐人寻味。
除了动画电影，美国广告设计的幽默也是世界闻名的，他们天性乐观，这种性格自然从各种设计上表现出来，成为他们设计的一个特征。美国人常常说：如果都可以达到功能目的，为什么要那么严肃?这种民族心态，是他们设计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而我国动画电影则相对严肃的多，无论早期《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三个和尚》，还是后来的《宝莲灯》，无不体现强烈的“寓教于乐”的精神，处处透着中国文化的严肃感，说教色彩太浓，可看性不强，很少有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最终人们脑海里记住的也只有原来的神话及故事，而非各种鲜活的人物形象。而美国动画电影中的猫和老鼠、史努比及《小鸡快跑》中的小鸡等等众多的幽默形象，经久不衰地赢得了世界各国观众，受到不同年龄层次读者的喜爱，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并成为美国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创造动画史上少有的奇迹。
三、美国文化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一词最早是从希腊文可而来的，含有行动的意思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生深受欧洲大陆文化影响，黑格尔、笛卡儿等思想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深刻影响，实用主义存美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它的表现和作用是不同的作为民族精神，在第一时期主要体现为敢于冒险和开拓，重行动、重实效。第二时期主要体现讲求效益．注重实用。第三时期主要体现为对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寻求妥协协调及解决、法，实用主义在美国仍然存在并发展。今天，在美国人眼里仍然是有用就是真理，成功豪虻是真理实用主义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它造就了美气质，时影响了整个世界。
此他们的动画业也反映了本民族的这一性格特点：只要能多赚钱，无论何种题材的动画片他们都做一各种动画角色的颠覆他们部勇于尝试并乐在其中。而中国人则讲究责任和良心，此不会随意篡改老祖宗留下的精神食粮?所以中围传统动画片总也不能跳开条条框框的束缚。在保守思想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闰动画人不可能去颠覆神圣的原著中的角色和题材。而美国则不然，如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人物的服装造型儿乎包揽了各个朝代的特点．色彩样式典雅和绚丽，但依照故事发生的区域背景和人文色彩来分析．角色的服饰没汁缺乏我国吴越文化的鲜明特色，片中渚多角色设计缺乏原刨性，止观众感觉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角色不是中阚的，而是美国人在好莱坞和迪斯尼里炮制出来的、他们脑袋里的形象。从文化的角度看．作品显得有些粗糙、肤浅，用美国的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影视观来诠释东方传统爱情故事，除“莫名其妙地娱乐”外别无其他，但这正是美国实用主义文化的体现，讲求效益，注重实用一美国实用主义的另一表现就是文化的产业化．文化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富于活力的产业之～一文化产业兴盛的背后，是美国动画产业的生机勃勃。
典型特征是从文化产品到文化产业的市场营销．将文化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票房收入以及主题商品：玩具、音乐唱片、主题乐园等一系列文化产业链。如沃尔特·迪斯尼在一群志道合伙伴的参与下，成立了一家专业的动画制作公司，从“创意内容”出发，逐步扩大到“产业基地”．用现代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方式，大批量地制作动画片并把它们销往世界各地；时．又为米老鼠、唐老鸭等卡通形象中清了专利。在法律的保护下进行特许经营开发。到一g2o世纪4f1年代后期．迪斯尼公司又与丹麦的艾蒙公司合作．于1948年9出版了《米老鼠》杂志，后又建立迪斯尼乐同等，从纯粹的文化产品到利润惊人的文化产业，实现了美国入的实用主义的梦想、而我国的动画人由于受中围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停留在对动画艺术用情专一的阶段。对动画事业片面的执著追求．不利于在新世纪建立文化的中国、文化产业的中国和文化发达的中国的文化产业的目标。这值得我们从业人员反思。
四、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
在美国动画轻松愉快的内容背后都隐藏着美国民族的英雄主义及个人主义，并且在他们看来，这种英雄不仅仅是美国本土的英雄，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英雄，他担负着保卫全人类拯救全人类的思想观念。这与美国今日在全球所自封的“国际警察”形象是不谋而合的。
其实，个人主义思想并非是今天的新面孔，它最早萌芽于l4世纪意大利文化复兴运动。后来经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论证与传播，在美国结出果实。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真正核心。”个人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方面美国在思想上继承了欧洲移民带来的思想，特别是希腊的重商主义文化及希腊的政治管理体制。希腊当时建立的文明对美国社会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产生有着较早的历史背景。并付诸于实践且在实践中完善与发展。美国人早期的移民其团体是由私人或公司组织临时凑合而成。这里没有血缘纽带．也没有政府干预．除了上帝“天国”的抽象观念和到新边疆发财外，没有共同别的理想毋庸置疑，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英雄，为了集体利益放弃或牺牲个人利益。对于那些开拓新大陆的移民来i兑是不可言喻的。于是出现了崇尚个人主义现场，同时也衍生出了个人英雄主义。《花木兰》就是一典型角色，在片中中国“花木兰”的忠孝理念被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表演彻底替代。在全球循环放映，不仅为人家赚到了3亿美元，而且让“个人英雄主义”流行全球、渐成时尚。再如动画片《汽车总动员》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即每个人要表现自己且尽自己所能展现自己另外，《沙漠骑兵》等也是迪斯尼奉献的典型的美国个人英雄主义大片，其中不难发现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观。
五、结语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她虽没有悠久的历史，但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并且随着时展美国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研究美国文化特性对于我国建没与繁荣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性。比尔·盖茨有句名言：“在因特网时代，准买下了文化，准就控制了时代。”诸如“花木兰”式的中国传奇故事被跨国公司西方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也是美国文化为实现自身利益而改造其他文化、蚕食其他文化、主导世界文化，并据为己有、创造巨额利润的过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美国式电影文化的发展已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发展的道路：我们期待贴有中国标签的中国文化早日走下文化圣坛，走入民众日常生活、走向世界每个角落。
[参考文献]
[1]李怀亮，刘悦笛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OO5．
[2]梁捷，赵达．王逸吟．“《功夫熊猫}热”引发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8-07-31(5)
美国文化英文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美国电影；第六日；西方文化；隐喻
【中图分类号】G6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33-0-01
一、剧情述评
美国电影《第六日》（The 6th Day）是第一部探索人类克隆的动作影片，它把我们带到科技已高度的不远的未来，在那时，人类科技已可以任意克隆任何生物，甚至包括人类本身。然而，即便克隆人类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但因社会伦理的限制，仍不被法律所允许。
人类的弱点之一就是往往抵挡不了利益的诱惑，在利益面前，不少人会很容易地就忘记了道德伦理和法律的约束而为所欲为。电影中韦恩实验室（研究克隆技术的实验室）的老板杜拉克便是典型的一例——他在医学博士韦恩的帮助下不仅克隆了自己，也克隆了许许多多的被他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人，电影的主角亚当·吉布森（Adam Gibson，阿诺德·施瓦辛格饰演）即为其中之一。
亚当回到家里发现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取代了自己享受着本属于自己的天伦之乐，其震惊、困惑、痛苦之情溢于言表。而作为观众，我们都不难想象假如这一切发生在自己身上，会是什么一个感受。于是，为夺回原属于自己的一切——自己、家庭和爱，亚当开始了他的“正名”之旅。
如许多美国电影一样，《第六日》也有一个好莱坞式的结局——亚当在其克隆体的帮助之下，成功揭开了这一惊天阴谋，并最终拿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一切。
在这部电影中，克隆与爱两大主题相互交织：为了爱，亚当违背了自己的本意为女儿克隆了他们的宠物狗；出于爱，亚当选择与他的克隆体携手合作，共同揭开了隐藏在克隆人背后的巨大阴谋；因为爱，克隆亚当黯然退出……。若是从圣经和基督文化的角度去审视影片的这两大主题，实则是矛盾与冲突的相互交织——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人类，而人类无权去克隆自己，但人类偏偏又克隆了自己；上帝与他所拣选的民立约，要爱上帝，爱家人，爱邻居，爱一切基督徒如兄弟姐妹，而片中的主人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出发点正是“爱”，包括克隆。电影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给观众留下了无尽的回味和思索：人类在享受飞速发展的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不免担忧——科技高度发达之时，人类是否还能掌控自己的命运？高科技给人们带来的是福音还是灾难？在高科技面前，人类应该坚守的伦理底线是什么？
二、对克隆的矛盾心态
1997年2月22日英国生物遗传学家维尔穆特成功克隆出“多莉”羊的新闻被报道之后，克隆技术便震惊了世界；2000年6月26日，人类基因图谱被成功破译，这更为克隆人类在理论上提供了可能。但很快，顾及到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多数人的反对，多数国家通过立法明令禁止克隆人类。
《第六日》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的冲击和震撼，更多的则是引发了人们对克隆人的深刻思索。影片最后虽没有援引“第六日法案”对疯狂的杜拉克进行法律审判，但对他的道德伦理审判却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如此，人们对克隆却不免存在有矛盾心态。正如影片中的亚当，其本意是，无论何种生物，“生命的基本法则是，出生，成长，生活，然后死去”。但对女儿的爱却又使他不由自主地走进宠物克隆商场，克隆了他们家的宠物犬“奥利佛”。这在片中的人们看来，为自己和家人克隆一个健康的宠物作为替代品已被普遍认可，即便他们仍强烈反对克隆人。
克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颠覆了人们传统的对生命的理解和思考：一则人们渴望借助克隆技术延续生命；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伦理法则又告诉他们不可越过雷池。正如影片中亚当的思索和疑虑：克隆出来的，没有灵魂，危险吗？既然安全，为何不允许克隆人类？如何合情合理合法地运用高科技，尤其是克隆技术来造福人类，矛盾和纠结仍在继续。
三、西方伦理文化隐喻与《圣经》
文艺作品大都有其神话的、历史的或现实的素材和思想渊源并受其价值观念的影响，特别是神话传说，“一直在塑造和影响那些民族的思维观念，对各民族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而在西方世界，“《圣经》的故事和传说是西方文化艺术的重要源泉……它的思想和哲理已经成为人们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2]。究其原因，在于《圣经》典故在西方社会中影响的普遍性和深入性：《圣经》典故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学、艺术领域普遍存在，且已深深融入哲学、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成为西方人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其影响力之广、之深是任何其他典故所无法匹敌的。
正如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基本来自于儒家学说一样，《圣经》及其典故所蕴含价值观念成为以基督教为普遍的西方人所认可和信奉的社会伦理价值观也就可以理解了。那么，西方电影取材于《圣经》典故并将其伦理思想作为影片的主题来表现并不出人意料。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整整一部西方电影史从未脱离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3]。
电影《第六日》也毫不例外地带有浓厚的《圣经》文化色彩，我们从该片片名以及男主角的姓名这些细节就可见一斑，因为“一部电影及其片名总是浸润在该民族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传统、习俗、传说等形成的文化体系中” [4]。
《圣经》这样描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是第六日”（《旧约·创世纪》，1：27-31）[5]，而片中被多次重复的一句台词正是“在第六天，上帝创造了人，上帝造人时在第六天”，凸显了片名《第六日》的宗教文化含义；《圣经》中还讲道：“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气的活人，名叫亚当”（《旧约·创世纪》，2：7）[6]，片中主人公也恰恰以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人的名字“亚当”命名；还有，主角亚当·吉布森（Adam Gibson）的姓“吉布森（Gibson）”在古德语中的含义又是“光明磊落的誓约”，此名表达父母希望子女继承其祖先财物及传统的愿望。
这些细节除了在艺术手法上起到呼应主题的作用之外，更深层的含义则是表现该片主创者文艺创作的价值取向，即《圣经》和基督文化所秉承的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即着眼于在肉体层面或物质范畴解读人（尤其是基督徒）与他人、社会及万物的关系嬗变，目标指向以神人和谐为基础，重建被罪扭曲的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乃至整个自然界的关系[7]，重新回归到“神”所安排的正常的社会和人类生活秩序。
可见，影片中所反映的克隆人争议以及人们的矛盾心理，究其根源，正是来源于《圣经》深刻影响下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反映了影片主创者对克隆人问题鲜明的“上帝取向”的生命价值观和态度，即任何生命的诞生，尤其是人，只有通过正常途径出生、成长的人，才是《圣经》中所讲的“神所应许的”，才是“神”所喜悦的，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否则就是对上帝的不敬——因为人不可能像上帝那样创造人类和世界；当然就是也是反传统的和伦理的，自然不会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而被普遍接受。
四、结语
任何文艺作品都会反映作者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及其附带的价值观念。欧美大片对所有学英语、用英语的人来说不啻于一个学习和了解西方文化的生动而鲜活的教材，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加深中西文化间相互了解、增加彼此间信任的绝好窗口。另外，一部好的电影带给人们的应该不仅仅是精神上的享受以及文化学习和交流的素材，电影故事背后的故事及其带来的对生命和人性的理性思考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
参考文献
[1]董广坤，王传顺.《2012年》中的神话原型与末日隐喻[J].电影文学，2011：20.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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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然.电影中的宗教魅力——谈基督教文化在电影中的文化价值[J].电影评介，2009：19.8-9。
[4]佟磊，沈秋敏.浅谈西方文化与西方电影片名翻译[J].时代文学，2009：15.149-150.
美国文化英文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认为，纽约学派只是将视为一种批评方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结论。韩振江《齐泽克:新文化批判理论》［2］认为，齐泽克在继承西方从哲学、意识形态层面对现代性以及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深入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美学、文学、电影、艺术、大众文化等诸多审美领域，深化和拓展了西方的文化批评。周海玲在《历史中的文本———托尼•本尼特对大众文化文本的研究》［3］一文提出了阅读构形与文本间性理论，在对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社会历史的动态生成过程的考察中，建立了一套历史化文本实践的方法，从而实现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转轨。刘坛芸、孙鹏程《西方文论的本质主义困境及解构策略———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文论为视角》［4］同样关注托尼•本尼特对马克思社会化和历史化逻辑的借鉴。论文指出，托尼•本尼特从通俗文学与批评的关系入手，认为西方的文学定义是僵化的、非历史化的，属于文学本质主义，因而将通俗文学排除在外。如何实现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高建平《发展中的艺术观与美学的当代意义》［5］通过对艺术观的回溯，特别是对康德美学和杜威美学的分析，揭示出美学的科学性就在于肯定艺术对物质财富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起到调整、制约和平衡的作用，进而肯定其当代意义就在于美学应回到一种批判的立场，在论争中使自身得到发展。赖大仁《文论与当今时代》［6］指出文论作为一种开放性文论形态，其把文艺问题与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的方式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不断激发人们去探索和回答新的时代问题。不论是立足于中国实际还是探讨西方学派，这些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文学研究对于社会———历史阐释纬度的重视。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文学时，并不是将文学视为一个自足体，简单地就文学论文学，而是将文艺问题置于宏阔的历史视野中，置于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的深刻考量之中。这一开放性阐释方式，使文艺学和美学在时代性和思想性上超过其他文论形态，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借鉴吸收的。文学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不论是全球还是我们本国疆界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同心圆式的“中心—边缘”结构。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之前以西方为中心的格局不断被打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于是，文学创作的全球化与地方化问题凸显出来。文学应“全球化”还是“地方化”?总体而言，大部分研究者都主张在有世界视野的同时着力于本民族特征的展示。如，王大桥《审美习俗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以孙悟空视觉形象的建构为例》［7］就以中外文化中多样化的孙悟空视觉形象来探讨审美习俗的强大影响力。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根据既有的审美习俗赋予孙悟空形象以不同内涵:中国在绘画、戏剧、影视、动漫的不断变迁中最终确立了潇洒英俊的美猴王形象，人性、神性、兽性完美融合;日本动漫则在时展中将本民族特征注入孙悟空形象;韩国基于国内文化产品市场考虑，赋予孙悟空形象更多现代性和全球性;而泰国则将孙悟空作为神灵崇拜。通过对孙悟空形象本土演变和海外流传的考察，我们看到，所有的文化信息和符号都是在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而这些文化信息和符号作为民族归属的象征，有利于民族身份的认同。有的研究则通过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来考察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
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评价纷争问题》［8］认为，世界视野与本土经验、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对立，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纷争的根源。本土经验这一命题应包含几个维度:传统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学神韵;在实现本土经验表达方面，中国当代小说实际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含量，对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经验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9］重点研究了中篇小说创作的本土经验，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浪漫主义文学暗流涌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在重建，多样化的讲述方式构建了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文学不可能再产生当年的轰动效果，但对于人类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不会消失。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10］选取严歌苓、李彦两位华人女作家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异质性文化碰撞对于她们写作的影响，认为尽管同样是处理“红色资源”，严歌苓侧重于思想层面，以一种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来彰显苦难生活中人性的光辉，而不是追问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而李彦更着力于语言层面，摆脱现代汉语的思维局限，用英语思维来处理红色资源，虽在思想层面并未触动国内主流的历史评判，但仍能够突破历史而超越到精神层面。近代以来，在东西方关系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现代与民族、世界与本土这一悖论中艰难地寻找着平衡。而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动呈现，反映了中国文化、文学自信力的增强。但是这份自信万不可走到极端，变成了民族主义。我们认为，世界文学具有一种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着超民族或是民族应该取消。因为文学作为人学，总有些意蕴是超越了阶级、地域、民族、国家等界限，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好的文学总是能够拨动所有人的心弦。文学创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远大的追求，不局限于为本民族本时代的人而写作，而是为全世界、未来的读者而写作，此即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养料，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自觉探索人的内心，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保持关注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此即为“手低”。从空间维度上处理好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关系，即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淡化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异。边疆文学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强化。如，张柠、行超《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11］认为，新时期的“边疆小说”具有自身特殊的叙事模式:朝圣模式、历史叙事和探险叙事，作家笔下的“边疆”已经被神化成了一个类似乌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号，作为福地乐土被人所向往。这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种种弊端的暴露，不断被异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遥远的边疆;另一方面是边疆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现出来的是边疆纯真朴实的精神、顽强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与本土化关系问题。宋建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12］首先肯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等等。而面临的问题我们更是不能忽视的，如遗产资源所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基础不断恶化、老一代传承人的相继离世造成了文化传承的后继不足、外来文化的强力介入与冲击不断改变着民族文化传统。少数民族的弱者心态上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发达与落后之间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民族问题始终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
文学创作向边疆迁移，整体上是有利于少数民族经验的展现。同时我们也应借助“申遗”热，应加大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视觉文化与文学之关系首先被关注的是视觉文化下文学的命运，对此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赵勇《影视的收编与小说的末路———兼论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13］对小说的命运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论文通过对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与影视交往历史的回顾，认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导演与先锋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气质、叙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础上，是精英文化之间的对话;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开始转型，作家与导演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由精英文化转为大众消费文化。标志性事件是六作家为张艺谋电影撰写《武则天》小说剧本。至此作家便频频“触电”，引发视觉思维与影视逻辑对于小说构成的渗透:小说生产方式逆向化，先有剧本后改写成小说;叙事手法剧本化，对话增多，语言运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肤浅化。因此，现在小说创作的繁荣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小说的“闲”与“慢”的阅读传统已经被视觉文化所谋杀，而影视化小说用视觉思维和影视逻辑所创作出来的快节奏小说不可能成为文学的救世主，因为其所追求的画面感、节奏感不断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使小说成为一种消遣，进一步摧毁着小说阅读。所有这些使得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命运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而戴文红和黄发有均认为视觉文化对于文学的确存在着冲击，但是文学并非不堪一击，仍然能够找出突围之路。戴文红认为，突围之路是构筑“可能生活”;其《构筑“可能生活”———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14］一文认为，电子书只是作为传统书籍的延续，不可能取代传统书籍。而可视化阅读这种动态接受方式才是经典的最大威胁。但可视化阅读通过将经典转为影像或是电视文化讲座的方式，却使经典沦为一种空洞媚俗的浅层阅读，成为戏拟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业炒作的“景观制造”。而这也正需要经典的力量予以拯救，为我们构筑“可能生活”，给我们以向上的指引，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黄发有《浅阅读语境中的浅写作》［15］则从接受者角度来分析视觉文化下文学写作的命运。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的盛行导致普遍的浅阅读，特别是作家、批评家对于深度阅读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这种浅阅读又刺激着浅出版的盛行。浅阅读与浅出版之间的恶性循环抑制了文学的创造性。这一切不仅冲击着文学，也制约着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因此我们必须在深度阅读中重新发现和激活伟大的文学传统。学者们对于视觉文化的态度也所差异。肖伟胜《视觉文化的衍生与艺术史转向》［16］对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溯，认为其作为反对文化精英主义的一种理论工具，是由围绕着文化界定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所兴起的，以一种多中心、对话性与关系化的阐释模式，成为进入互文性对话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与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大众传播时代，视觉形象已成为文化实践的中心”。而视觉文化通过对形象所传达的社会思想、信仰和习俗的揭示，成为文化建构的新领域。邹广胜《谈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17］则主张语言与图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应该充分尊重两者的差异和价值。从插图本对绘画叙事与语言叙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认为对图像的感受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语言难以取代的优点，而且受众面更为广泛。潜在于语图之争背后的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冲突。吴琼《视觉机器:一个批判的机器理论》［18］以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觉机器为对象，指出其产生背景是19世纪开始的视觉转向。这次视觉转向不同于以往之处就在于充当观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机器，因而将改变原有的观看手段、观看机制、观看主体、权力配置等。视觉机器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只有对机器作解构式的批评才可能为观众摆脱机器的配置提供一条路径。作为当代主导性的文化形式，视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可能螳臂挡车般予以阻止。视觉文化确实对当下文学创作产生了冲击，就作家而言与影视的结合在带来名利双收的同时，造成作家创作水平的下降;在商业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场操纵下文字已经失去了力量。就读者而言，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使得人们不断追求感觉刺激，放弃生命的沉潜与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东西，不再阅读传统的文学与文化经典。
就文学本身而言，一方面经典被戏拟、大话、重构，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摧毁着经典，另一方面各种迎合读者趣味的畅销书取代了经典，量多而质不高的作品充斥着网络与图书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发展的空间，相反，任何危机的背后都是发展的机遇。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媒介事件和现象，也不是纯粹的物质性商品，而是同我们的生命存在休戚相关的东西。西方文论研究之反思近年来，人们对于西方理论研究从盲目引进介绍到开始进行审慎的反思。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渊源和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有发展也有衰落期，有优势也有弱点。几乎每一波西方理论大潮涌入都会成为中国学术的研究热点。比如说女性主义引进之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出现了很多以此为解读视角的研究。诚然，理论工具的创新对促进术研究新的增长点的出现是有其价值。但是对于每一外来理论没有审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热点有时就像被风吹过的的海平面不时掀起波浪，但是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又能在沙滩上找到什么却是一个大问题。所幸，近来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刚开始时的激动与焦虑，开始以一种平静审慎的态度来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如，章辉《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19］从历史、现实、文学、个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论在全球兴起的原因，指出这是数百年来东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运动和实践的产物。怎样看待文化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金惠敏认为，文化研究已然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其《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极不简单认同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的产物，而是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刘方喜《当代文论的“跨学科性”》［21］从理论的跨学科性来揭示在学科分化弊端凸显的当下文艺学应该怎么做。我们既不曾拥有真正的“跨学科”眼光，只强调文艺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分化，把其他学科视为是恒定不变的，又不曾认识到现代学科在分中有合的状态中总有一种学科的理论范式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没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会学范式。文化研究对于跨学科是有借鉴意义的，超越学科分化、遵循社会学范式而具有“去经济化”的特点、“去哲学化”。在当挥文论跨学科优势，必须拓宽文论的研究范围和哲学基础，特别是马克思的“关系哲学”意义重大。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则认为，文化研究十多年来虽然轰轰烈烈却鲜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问世，造成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应是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误当作是理论与那就来深入研究，只有把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去挖掘探究和当下文化现状密切相关的问题，避免以政治利害作为评判思想是非的标准，而是在义理层面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新世纪的热点问题之一。乔焕江《日常生活转向与理论的“接合”———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说起》［23］认为，当代文艺学由于对自身结构性的盲视，如过分强调审美造成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大，放弃了价值判断与历史认知，从而丧失了介入现实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认识到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未定性与复杂性。而正是这双重结构性盲视，使得当代文艺学未能认识到生活世界转向这一理论生产的趋势。段吉方《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24］对“理论之后”、“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观念的生成语境与论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论之后”并非意味着理论真正的危机，而是理论在一种新的文化生态中的价值诉求，呼唤着更高层次的理论形态的出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新进展2011年古代文论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和主要问题的探索与推进。限于篇幅，仅选取其中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庆炳《〈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25］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刘勰突出提出“情”的问题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批判“为文而造情”所针对的就是当时作品的空洞之情、虚假之情和艳俗之情，他说“体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丰富的现实感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刘勰对与山水诗、咏物诗和田园诗所体现出来的“情”，即那种社会性较小个体性较强的“情”，也加以肯定。刘勰既肯定那种以《诗经》为传统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会的、群体的、理性之“情”，也肯定个体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刘勰在“情”的问题上是在古典与新声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义思想倾向。第二部分，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样产生的?主体触物起情后，所产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构思或动笔之时，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与外物融合为一?即主体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对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兴”是情感从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内心的过程，“物以情观”则是情感从作家内心移入到对象的过程。从“物以情兴”(“物感”)到“物以情观”(“情观”)，是情感的兴起到情感评价的过程，是审美的完整过程，它们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第三部分，讨论中华古文论中情感的表现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注意到“物感”说，而忽略了“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此文对于“物以情观”的再发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刘勰的情感表现理论。王文生认为研究《文心雕龙》者都称赞其体系严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对《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内涵及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龙＞思想体系考辨》［26］一文从《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认为儒家思想在刘勰文学思想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刘勰所建立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用儒家思想来文艺自身特性和规律，用伦理政治价值来取代文学自身价值，刘勰对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贡献在于其实事求是、细致精微地对文学传统和现实经验进行总结而形成的文学创作论。在对《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一片赞扬声中，本文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值得《文心雕龙》研究者关注。吴子林《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27］一文对“《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一孔子诗学思想中最系统、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诗学命题作了全新的系统阐释，认为该命题所论为“学诗之法”，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诗歌功能论。具言之，诗的兴发感动使个人的主体生命开始觉醒，进而反省社会、他人与自我，从《诗》中“彻悟”或“发现”某些人生的“意义”;在学《诗》过程中，“兴”与“群”构成了互动互补的关系，诗情的兴发感动，使学诗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联结起来，产生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归属感、亲和感;“兴”与“观”的学诗阶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对象世界，到了“群”则认识到了个体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参与、融入到对象世界之中，达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体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层。“怨”是由于达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现为主体与对象世界的疏离、冲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为目标。在“学诗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见是《诗》“可以兴”，审美的优先性毋庸置疑。这篇论文颠覆了20世纪以来郭绍虞、刘若愚、李泽厚等学者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论说，提出与其说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实用理论”，毋宁说是重视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目的”论。在培育生命意识，涵养人的情性，协调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造就一个充实、整全、和谐的社会等方面，孔子的诗学之思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意义。这对于深化我们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具有一定意义。
李春青《中国文论中“文统”观念的文化渊源》［28］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趣味”的观点，从“贵族趣味”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统”生成的历史轨迹进行探讨。论文指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贵族趣味在社会生活层面上表现为身份意识与荣誉感，而精神层面表现为对“文”与“和”的追求，而这一切都与审美产生了直接的关联，为文统形成奠定基础，对于中国文艺思想史发展演变起着重要作用。洪越《结构分析:解读唐诗本事故事的一种方法》［29］采用研究口头文学时常用的结构分析，选取中晚唐诗本事故事中为数众多的“三角情”(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作为分析个案。认为唐本事故事主要以口头方式传播，真实性存在很大问题，不完全能够作为了解一个诗人性格和写作具体情景的史料。但这些故事却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中晚唐，‘文化’有可能是或被想象是一种能够与政治权力对峙的资源。而这个‘文化资本’，既包括写诗和运用诗的能力，也包括人的情感能力”。本文从一个极小的研究点出发，进行细致而具体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八股文之价值的研究近年来得到了重视，研究也相对较多。如，陈才训《清代小说与八股文关系三论》［30］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八股文教育对于清代小说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论文先是枚举了文康、李绿园、蒲松龄等清代小说家坚持“以古文为时文”的理念，以及小说所呈现出的“间杂以经史掌故话头”的语言特色，接着详细分析了小说家如何以八股思维与写作技法来创作小说。此外以徐述夔为例指出小说家除借诗词、小说以炫耀才学外，还存在着以八股自炫的心态。对清代小说与八股文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论析，揭示了八股文对小说文体的多维渗透。黄霖《＜西厢＞名句为题之八股文的文论价值》［31］深入挖掘了中国文论史上少有的八股“句论”(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对作品中某一单句作专门的分析和批评)，这些对《西厢记》中一些名句进行解读的八股文章，对《西厢记》的写情主旨、情景创造等进行细致而精彩的论述，不仅文辞优美动人，而且分析细腻而有创见，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从整体上看，一方面，2011年度的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多元化，其视阈更加宽阔，越来越多的研究呈现出古今中外的融合会通;另一方面，创新性有所提升，不少论著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发展，不论是具体篇章的解读还是思想的阐发，都有了可喜的推进。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如何解决学科过度分化、学科壁垒森严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已经成为当下哲学社会科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而文艺学也在文化研究冲击下，不断打破学科分化，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冯黎明《文学研究如何走向体制化》［32］着重探讨了文学研究是如何在现代性的分解式理性的作用下，从古典知识的整一性结构走向现代学科化知识，进而在现代学术体制中获得了一个合法化地位。就英语世界来看，在古典自由主义人文教育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侧重于审美教育;在近代研究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倡导“文学性”;而在现代multiversity时代，文学研究力主文化理论。
美国文化英文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近年来，虽然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得到了重视，但我国大学生特别是高职生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改变这一现象已迫在肩睫。通过对中澳合作高职专业学生的测试和问卷调查发现，尽管总体上二年级学生明显好于一年级学生和三年级学生，大多数受试者能较好地用英语表达我国传统文化，但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明显，从而导致了跨文化交际的障碍。针对这种状况，根据收集的数据从跨文化视角分析了“中国文化失语“主要现象，并提出必须从改革应试教育、提高大学英语教帅跨文化紊养、调整课程设里与教材内容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对跨文化人才的需求。
一、“失语症”与跨文化交际
2000年10月《光明日报》载文《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其中报道:“由于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语用学与跨文化交流等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教学，而且应该包括文化教学’这一理念，已逐步成为我国外语界的共识。加大外语教学的文化含量，已成为我国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非常值得欢迎与肯定的。然而，纵观我国多层次英语教学，在增大文化含量上却有着一种共通的片面性，即仅仅加强了对英语世界的物质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各层面精神文化内容的介绍，而对于作为交际主体一方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基本上仍处于忽视状态。”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已有百余篇论文对这个问题从英语写作、英汉互译、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讨论，论述了“中国文化失语”的危险，但从跨文化视角对高职专业学生进行实证研究尚属空白。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形式，结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4)(以下简称《要求>)，从跨文化视角对高职专业学生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失语”现象及必须采取的对策进行分析、探讨。
“失语症”( aphasia )一词源自希腊语a(not)和phanai ( to speak )，意即“不能说话”，原意指由于大脑损伤使患者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思想的现象。为了帮助病人恢复健康，人们展开深人研究，试图了解人类的语言生理机能。现在“失语症”已经突破了医学界限，产生了更多的引申含义，可用来描述生活中形形的语言及理论“遗失”现象，如:“中国文论失语现象”、“汉语失语现象”等。本文所指的中国文化“失语”是中澳合作高职专业英语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无法用英语对中国文化相关内容进行表达的现象。
跨文化交际是指与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交际的过程。社会语言学家D.Hymes在20世纪?0年代就提出交际能力学说，他认为“语言能力是交际能力的一部分，交际能力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形式是否可能;实际履行是否可行;根据上下文是否恰当;实际上是否完成。即“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讲什么话，以及对谁讲与怎样讲(Who speak what to whom
and when)的能力”。其基本特征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互动的过程中进行交际、互通信息、交流情感。如果交流的一方完全放弃他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内涵，这必然会影响到交际的必要性和交际过程的互动性。后人不断完善发展交际能力学说，概括起来包括下列五方面的内容:语言—指掌握语法知识;功能—指运用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语境—选择与所处语境相适宜的话语;交际者之间的关系—根据对方的身份、地位、社会场合，说出合乎自己身份的话语;社会文化知识。这其中后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一点—语言得体性。交际能力培养的目的是使学习者在与对方交流中，根据话题、语境、文化背景讲出得体、恰当的话。
二、调查的实施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于2008年10月在上海市某高校中澳合作高职四个专业的2008级(一年级)，2007级(二年级)和2006级(三年级)部分学生中随机进行。他们大多学习了十年以上的英语，人学后一、二年级的英语听说课由澳大利亚外教，授课，专业基础课由中方教师采用双语授课，。自第四学期开始的专业课全部由外教授课。大多数学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习方法，学习积极性较高、动力较大、投人较多，英语表达能力处于上升期，对其进行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集中的上课时间保证了问卷的正常发放与回收。
(二)研究目的
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如果过于重视母语文化的负迁移作用而淡化其重要性有可能导致交际失败。因此，本课题试图调查受试者对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在英语学习中的文化意识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三)研究的问题
本次调研主要研究:(1)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是否欠缺;(2)中国文化知识及英语文化知识是否平衡;(3)中国文化失语症的表现如何。
(四)研究工具
调查分别采用问卷调查和测试形式进行。问卷主要是采用了选择题的形式，了解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文化意识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由与他们学习和生活密切联系的词如=校生、补考、减负、户口簿以及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和重阳节共10个组成，要求学生写出英文表述，每个1分。这些词和节日名称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特征，其名称翻译的准确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及英文表达能力。调查利用课外时间随机发放问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现场独立作答。共发放问卷318份，其中一年级70份(2个班)，二年级123份(4个班)，三年级125份(4个班)。为确保问卷的有效性，测试部分要求用英语闭卷独立完成。最后全部回收且有效。
三、结果分析与讨论
由表1可知，首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一些重要节日名称的英语表达对于高职学生难度较大。在六大传统节日的名称英译中仅“春节’，和“端午节”两个节日的正确率超过一了半数。“重阳节”的英译正确率最低，反映了很多学生热衷于过“洋节”，甚至不知道该节日的存在。从整体看，学生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英文表达能力非常薄弱。其次，出乎意料的是，总体上二年级明显优于一年级和三年级，究其原因主要是经过了两年的大学英语学习，以及外教的英语听说课训练，使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有明显提高。而一年级学生由于是第一学期，在英语词汇和表达方面有待提高;三年级学生由于进人了紧张的专业课学习阶段，虽然也经过了和二年级相同的英语学习阶段，但遗忘的较多。调查中反映出来的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能力的欠缺，说明“中国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受到了明显的忽视”，反映了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虽然二年级与一年级相比，正确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在逐步提高，但总的来看，所有受试者该项能力都相对较弱。交流是学习语言的主要目的，交流本身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交流的进行意味着吸纳和传播两者不可或缺。跨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交流，从宏观上说，决不是一方向另一方“一边倒”式的学习。因此，在英语语言知识掌握牢固的同时，应该提高用英语表达本土文化的能力。
问卷由对英语学习的目的、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看法、教材的选择、课外阅读的内容、对跨文化交际的理解及与外教交往时的困难等六个方面的20个选项组成.注重了解学生的文化意识和对中西文化的态度。调查表明，三个年级中虽然有32.2%的受试者认为自己学习英语的目的是满足跨文化交际的需要，但存在着对跨文化交流的片面理解。39.1%的人认为缺乏对对方文化的了解是造成与外国朋友交流困难的原因，只有11%的人认为对双方文化了解有助于跨文化交流。问卷还反映受试者虽有一定的中国文化意识，但不能将两种文化平等对待。43%的受试者认为英语学习过程中应注意吸收目的语和本族语的文化知识，34%的人承认缺乏用目的语(英语)表达我国传统文化的能力，但58%的学生认为英语应按照目的语的语用规则;39.2%的人认为要接受外来语语言与文化就必须尽力减少本族文化的影响;30%的人认为英语教材应体现目的语文化，而只有9.1%的人认为应体现本土文化;37%的人认为英语阅读应以介绍目的语文化为主，7.9%的人认为应以母语文化为主。由此可以看出，认为目的语文化优于本族语文化观点的大有人在。这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不利于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不利于中国走向世界。
结合测试和问卷的结果可以看出，英语学习者确实存在着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及对中国文化用英语表达的欠缺。由于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长期以来被片面理解为目的语文化的导入，目的语文化几乎被看作是文化教学的全部内容。课文所选内容多从国外报刊，杂志摘录，语言中处处透着英美国家的文化气息。学习者平时几乎没有接触有关英文版的中国文化介绍，很少有人阅读本国出版的英文书刊，欣赏英译中国文学作品。教师在课堂上也主要讲解西方文化，母语文化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完全被忽略。长此以往，学生会逐渐丧失立足于本土文化的不断自我发展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一旦进人真正的跨文化交流环境，自然出现文化失语现象。
四、对策
(一)改革英语应试教育，转变思想观念
测试是教学的重要环节，不但是对教学和学习的重要反馈，也是对教与学的暗示和“反拨”。重视技能测试的同时加强知识型课程的测试，就会强化知识型课程的教与学。如果把《要求脚和原《大学英语教学大纲》(1999)(以下简称《大纲》)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显著不同除去在教学性质和目标中由“读”是第一位，转变为“听说”第一位，以及《要求》对大学英语教学做出明确定义，强调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3项内容，教学理论的指导和多种教学模式和手段之外，《要求》还对统一的教学测试做作出了显著修改，规定:“学校可以根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一般要求，较高要求或更高要求单独命题组织考试，也可以实行地区或校际联考，也可以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这就打破了四、六级考试这一原来的统一考评标准。此举对高校英语教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对四六级统考进行改革并不意味着这场讨论的终结，因为其意义并不限于这些统考。统考是一根高校英语教学测试的指挥棒，必然上行下效。所以，这场争论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英语教学测试已经走人迷途。我们必须转变思想观念，重新整理思路，重视对祖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教学，采取措施真正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二)提高英语教师的跨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随着社会对外语运用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外语教师承担着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播的双重任务，肩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大，社会和时代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堂教学一直是我国学生学习外语的主渠道，在英语教学中注人中国文化，教师不但应有深厚的语言功底，还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很强的跨文化意识。要求外语教师具备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才能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引导他们树立文化交流的平等意识，培养他们对外来文化的宽容态度，以使他们在日后的外事交流中不辱使命。为此，英语教师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业务学习，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流意识，才能担负起这一重任。
(三)增设“中国文化”课程，调整教材内容
诚然，以英语文化为背景的学习材料对学生掌握纯正外语大有裨益。但是，多年来我们在外语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使中国文化空白的做法是短见的。我们学习外语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一味地吸收外来文化，也是为了传播我们自己的文化。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会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文化，又何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呢?有些学生英语知识相当丰富，可以毫不费力地与外国人交谈，然而，当外国人要他们讲述一些中国文化时，他们却往往不知所措。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文化知之甚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用英语去表达自己的文化。
教材方面，事实上，我国各类英语教材虽多，但有关中国文化的教材却几乎没有;没有系统地可供教师参考的教材和资料，也很少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供查阅。这就使得学生在课堂上接受不到这方面的“浸染”。用英语把中国文化准确地表达出来，竟成为大学生力所不及的事。结果是中国文化的传递随意性大，也不准确。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方面的一大缺憾。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在教学内容安排上把中国文化、中西文化比较等内容包括在内，以填补跨文化交际中中国文化的空白。
美国文化英文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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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比较文学变异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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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丧钟为谁而鸣——比较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105 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在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言
106 流散文学与比较文学:机理及联结
107 文化经典、文论话语与比较文学
108 乐黛云教授在比较文学学科重建中的贡献
109 中国当代比较文学三十年——寻找文学性原点
110 比较文学概念的语言分析及五种相关学科概念的界分
111 四川比较文学三十年
112 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113 学科交叉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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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从方法论看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
116 跨越性与比较文学学科定义的界定
117 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
118 从“比较文学”定义之争看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119 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
120 “涟漪式”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
121 跨类还是在分类系统中言说——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另一种陈述
122 比较文学:理论、界限和研究方法
123 2013年中美比较文学学术期刊评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