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概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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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概型论文范文第1篇
一、数学史融于数学教学的相关研究综述
张国定（2007）设计了海伦公式，正弦定理，勾股定理，二次方程求解问题，“数学归纳法”五个结合数学史的教学案例。以课前三分钟“数学史话”的方式教学，将案例进行课堂教学检验。发现这种方式提高了学生学数学的兴趣，成绩也有显著变化。由此得出了提出问题-引导阅读（课外）-讨论交流-教师的概括与提升-进一步的阅读的教学模式。
雷晓莉（2008）设计了变量与函数，平面向量的数量积及运算；正弦定理；两角和与差的三角函数；等差数列前n项和；图形的初步认识；一次不定方程、方程组的解决；一元二次方程组的解法（配方法）八个结合数学史的案例。并将案例在课堂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结合数学史的课堂教学，加深了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研究，提高了教师对教育理念的应用。
刘兴华（2009）从教学实践出发，结合问卷调查中发现的普遍问题，选定“无理数”、“勾股定理”、“相似三角形”三部分内容，给出不同教学内容的数学史料开发形式；根据教材中数学知识的教学结构体系，给出了数学史与教材内容重新整合的不同方式；在不同教学目标下，针对问卷中出现的数学史渗入教学的难点问题，结合不同授课类型，开发出三个数学史融入课堂教学的教学设计。从页展示数学史视角下的体现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设计。在三个数学史融入课堂教学的设计中，给出数学史料在数学课堂中三个渗入形式。由此，体现一定的课堂标准的教学理念，实现教材设置的教学目标。
朱凤琴，徐伯华（2010）在数学教育的整体框架下，综合考虑数学史与教学要素的关系，建构了许多融入模式，如诠释学模式、资源联络模式、历史―心理的认识论模式、三面向模式、“ 为何―如何” 模式.这些模式对于我国的 HPM 本土化建设有以下多方面的启示：教师是数学史融入的主体；课程目标是数学史融入的方向；多角度分析是数学史融入的关键；数学史资源急待开发；HPM 应成为教师教育的重要内容。
崔海燕（2011）在“数学史选讲”部分设计了两个案例，分别是周髀算进与勾股定理，欧拉与高斯，在数学必修内容中对函数概念，等比数列求和，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基本公式进行了数学史的案例设计。这都为结合数学史的课堂教学提供可用的案例。曹丽莉（2011）细致研究了数学史在中学数学课程中的渗透方法，该方法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将历史直接附加于教学过程，第二阶段：融入式应用。并为数学史融于数学教学提供了一般的模式。
苗蓉（2012）针对目前缺乏数学史的教学案例和教师不知道如何应用数学史编写教学案例这一问题，开发了对数及运算，椭圆教学两个完整的案例。并将开发的案例应用于数学课堂教学实践，通过调查访谈法，得到用数学史编写的教案可以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帮助学生理解数学的本质，改变学生对数学的态度。
王芳（2012）设计实施了两课时的数学史融入导数应用的教学，经过问卷调查，访谈后得到融入数学史的教学模式不仅因其主观，生动为学生所认同喜爱，同时因其展现的历史曲折而激发了学生的自信与执着。
杨海（2012）多维度对现阶段数学史融入中学数学教学的情况与模式进行整体分析.对已有将数学史融入中学数学教学的优秀教学设计进行分析，从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的角度出发，对对数的概念、等比数列前n项和公式和余弦定理的教学设计进行了具体分析。自从HPM成立以来，通过以上文献发现，数学史融于数学教学的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
二、“概率与统计”融于高中教学的研究综述
在国内，华东师范大学的李俊利用SOLO分类法（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 coming，即观察到的学习结果的结构），从认知角度对中国各个年龄段的中学生的概率概念掌握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提出了学生对概率的认识有五个水平层次，同时还就中小学概率教与学提出了一些原则性建议。台湾苏慧珍对“数学期望值”这节内容的数学史料进行加工，设计学习工作单的形式M行了教学。张德然建议：营造应用实践空间，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领悟与发展随机性数学思维，丰富概率统计的实际背景；曹学良，郑洁将概念图运用到概率统计教学中，为概率统计教学提供了一种新途径。近年来，随着概率进入了新课程标准，相应的教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王敏在其论文《新课程高中数学概率统计内容的设置及教学研究》中提到了课堂教学应注重数学模型的建立。曾宏伟（2005）研究了古典概型的数学模型，袋中取球，排序，放球入箱等问题的分析方法，并利用这些分析方法解决了一些古典概型的概率计算问题。郭朋贵（2006）在详细介绍了概率概念的基础上，从概念学习的一般形式出发，分析了概率概念的教学：概率的统计定义，古典概型和几何概型都是属于概念这一范畴，根据概念教学学习的现状调查，建议将游戏和数学史实引入课堂，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淡化复杂计算，领悟古典概型，几何概型的实质。张玲玲（2007）介绍将数学建模思想用于概率教学中。徐传胜（2009）细致介绍了作为中国第一本概率论史研究专著的《拉普拉斯概率理论的历史研究》（王幼军著）。
徐传胜，吕建荣（2006）主要介绍了棣莫弗概率思想的发展过程，系统探讨和分析了正态概率曲线的发现过程，及棣莫弗概率思想的创新点。贾小勇，徐传胜，白欣（2006）在《最小二乘法的创立及其思想方法》一文中用历史考察与数理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勒让德和高斯对最小二乘法的两大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创立者的思想与方法。徐传胜 对惠更斯以及他的著作《论赌博中的计算》这本书进行深入研究，细致阐述了数学期望的概念，惠更斯分析法，并尝试解决了该著作中的5个问题，也将点数问题的解决做一历史梳理，并将帕斯卡，费马，惠更斯的概率思想做了详细介绍。
张弛（2006）将概率统计的发生发展历史，通过历史典故，人物简介等方式渗透教学中。苏醒（2008）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历史发生原理”进行验证，并在此理论构想下设计了几何概型，离散型随机变量这两个典型案例。张馨心（2011）对高中古典概型，随机现象，数据的收集这三个主题进行教学设计，介绍了一些案例的历史背景。
苏丹（2011）对古典概型中直接计算法，转化法，对称法，利用数学期望计算法；这几种方法结合实例进行了讨论。魏首柳（2011）通过若干实例，给出了古典概率中的“骰子问题”的基本事件数的不同计算方法，从而得到关于“骰子问题”的较为全面的古典概率的计算方法。
超龙，杨逢喜等（2012）针对目前一般院校的“概率统计”课程学生畏难，教师难把握的现状，针对高校课程建议将概率统计中的历史典故，著名数学家简介，常用实例等融入教学过程中，这种方式不仅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而且还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以及认识世界的深度和广度。王文静（2013）用试验、观察、类比、归纳、猜想等合情推理的方法分别对高中概率的概念，公式以及解题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教学策略。并对概率中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教学设计并进行了教学实验。实验结果表明采用合情推理的方法对高中概率教学起到积极的作用。
吴骏（2013）根据统计概念发展的历史片段，结合教材内容，设计了八年级数学教材中平均数，中位数，众数的数学史活动，并付诸课堂教学实践，通过此次活动后发现，不仅加强了学生对统计概念的理解，而且两位实验教师的统计知识也得到了提升，教师专业成长也更上一层。
综上可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重心转向数学史素材的发掘与案例研究，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是数学史融于数学教学相关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趋势，但与数学课程紧密相关的数学概念、数学思想的历史研究欠缺，阻碍了数学史融入高中数学课程案例的开发，同时现有的案例研究缺乏对案例有效性的关注。数学史融入数学课程的有效性归根到底要经过课堂实践的检验。但由于很多原因，课堂实践的检验难度很大。早期概率与统计只作为学生的选修内容，不在升学考试之列，故而，造成了教师不教，学生不学的情况，概率与统计的教学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但从2003年 4 月教育部正式颁布实施《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概率与统计”作为必修内容，占到整个高中阶段数学新增内容的 30%。概率与统计的内容由选修到必修曲折发展过程，也是数学新课程发展与改革的必然。就目前而言，针对国内高中概率统计内容研究也有，但从历史视角进行的研究并不多，大多数是对高中数学概率统计运用数学史的现状调查， 因此，本研究将选取高中数学中的“概率与统计”内容中的古典概型，几何概型，正态分布，最小二乘法这四个主题，搜集与之相关的素材。从数学史的角度来开发案例。
参考文献：
[1]徐传胜，惠更斯与概率论的奠基[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9（6）.
古典概型论文范文第2篇
一
宽东教授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1990年，那时宽东教授还在台湾文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撰写的过程中，先后参考了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大V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著作。大V秀高是一位日本学者，他的《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仅收录了中国小说的古书版本，还编制了日本所藏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目录。这些信息促使宽东教授留意韩国的情况，他有些惊讶地发现，与日本学术界相当成熟的成果相比，当时的韩国尚无已整理好的韩国所藏汉籍目录，遂发愿系统整理“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古书目录”。
此后他不辞辛苦，频繁出入于韩国中央图书馆及20多个大学图书馆，孜孜LL地从事目录整理，并撰写完成了《中国古典小说流传韩国之研究》的博士论文。
自1990年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宽东教授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展至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的传入、评论、版本、翻译、出版、研究史等领域，学术视野日益开阔。
2010年9月，宽东教授向韩国教育部韩国研究财团申请的研究课题《在韩国所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版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题》，终于获得立项。该课题总共投入三年时间、六亿韩币和十三名研究员。《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研究之综考》就是这个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其分量之厚重可以想见。
二
《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研究之综考》大体包括传入研究、评论研究、版本研究、翻译研究、出版研究、研究史研究等内容。
传入研究的宗旨是根据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的最初文献记录与现有的版本，推定最初传入时间并据以展开作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传入韩国的最初文献记录多见于《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惺所覆瓿稿》等高丽时代与朝鲜时代的文献，韩国国内众多图书馆所藏的中国古代小说版本也是推定作品传入时间的重要依据。
中国古典小说传入韩国的方式大概有五个类型：一是中国的赐赠，二是韩国使臣从中国带回，三是中国使臣带到韩国，四是韩国贸易商从中国购买，五是中国贸易商带到韩国。
当时没有单独的贸易商，大半都是在朝贡使节团去中国时，贸易商也跟着朝贡使节团去做贸易。朝贡使节团有随行译官，但因朝鲜政府不能给译官足够的俸禄，所以给他一定的做生意的权限。译官往往接受士大夫的请求，代其购买中国书籍。此外，也有很多译官以获得权门势家的欢心为目的，竞相购买中国书籍赠送给士大夫。
译官是熟练掌握汉语的中国通，在中国小说方面也兼具相当的见识，他们是传播中国古代小说的主体。这些译官把中国古代小说大量带到韩国，赠呈宫中及文武上层人士，甚或将小说翻译后卖给贳册家。
三
评论研究的宗旨是根据高丽时代与朝鲜时代文献中有关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评论进行研究。韩国汉籍文献中包含了丰富的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传入、评论、翻译、出版等的史料。这些史料不仅能给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评论与传入等提供线索，还是与中国的文献记录进行比较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域外史料。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①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学的建设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为小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海外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若干成果如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1927）、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1931）、向达《瀛涯琐志――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1935）、刘修业《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1939）、戴望舒《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1941）、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57）、王古鲁《王古鲁日本访书记》（1986）等，皆为治中国小说史者所不可或缺。对韩国汉籍中的中国小说史料的搜集整理虽晚了一步，但在近些年进展喜人，其中也有宽东教授的贡献。2001年以来，宽东教授相继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批评资料丛考》、《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翻译、出版、研究状况》等韩文著作，2011年，又与陈文新教授合作，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著作《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凡此种种，均可见其贡献之丰厚。他在长期积累基础上所进行的评论研究，一定能带给读者新的收获。
四
版本研究的宗旨是对韩国所藏中国古代小说版本作系统的梳理并运用于版本的传入、翻译、出版等书志学的检讨与研究。
朝鲜时代的出版物，根据板主的归属可分为“官刻本”和“私刻本”。
“官刻本”指的是政府各机关刻印的书。出版“官刻本”的机构有“春坊”、“奎章阁”（内阁）、“内医院”、“校书馆”、“司译院”、“六曹”（礼部）、各“地方监营”等。这些“官刻本”是由官营手工业厂印刷，一部分供应国内各机购，另一部分售给个人，但均由官方主管。其中，“春坊”（又名为“世子侍讲院”）是主管教育王世子的机构，该院设立于朝鲜太祖时代。因为是主管教育世子的，不容刻印通俗小说类书籍，所刻书以经书或史书类为主。“奎章阁”（在首尔大学图书馆内）是保管历代国王的亲笔书信、文章、顾命、遗教等的机构，建于正祖即位之年（1777年），1894年“甲午更张”时被关闭。“内医院”是主管宫廷医药的机构，又名为典医监。主要出版医学书籍，也与出版小说无关。
大部分官刻机关主要刻印经、史类书籍及其谚解本、汉诗谚解本、女性教化书、学习工具书等，有时也刻印小说。与出版小说有关的机构还有“校书馆”、“司译院”、“六曹”（礼部）、各“地方监营”等。
“私刻本”又称“家刻本”或“家塾本”，指的是个人刻印的书籍。“私刻本”包括“家板本”、“坊刻本”等。其中，“家板本”是指雇用匠人刻印的书籍及族谱（家谱），包括个人刻印出版的诗集或散文集。目前，个人刻印小说的记录资料已无法找到。
“坊刻本”则指一般书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商品流传而刻印的书。朝鲜前期刻印的大部分是文言小说。朝鲜后期刻印的大部分是白话小说，而且主要是韩文翻译小说。
宽东教授的版本研究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他搜集整理了韩国主要图书馆、书院以及寺院的古书目录中提及的中国古代小说版本的目录，并将这些中国古代小说划分为中国版本和韩国版本进行书志学的分析。
其次，对于重要的版本，他尽量亲自阅览并重点分析该版本的价值所在。
其三，不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还将弹词与鼓词纳入版本搜集的范围。据胡晓真研究，“使用国音、以叙事体行文的长篇弹词，尤其是出自女性之手者，属于文书化的案头读物。”“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弹词小说’了” ① 。胡晓真的这个结论，有助于说明何以将弹词小说纳入通俗小说范围。
其四，不仅关注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也将文言小说纳入关注范围。文言小说包括子部小说（或称笔记小说、古小说）和传奇小说等文类，而子部小说自清末民初以来，一向被认为不符合现代小说标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子部小说是唯一被视为正宗的小说，这类作品在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是数量尤其巨大的。宽东教授将包括子部小说的文言小说纳入考察范围，极大地拓展了韩国学术界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范围。
五
翻译研究的宗旨是对传入韩国并被翻译的中国古代小说作品进行研究。
翻译作品大体分为翻译类、翻案（改写）类和再创作类。大部分中国古代小说在翻译出版时，翻译者都会选择意译的方式，并对原文中的详细描写以及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的内容加以删节和省略。其操作方法是，在保持原文大体框架、完整故事的基础上，将序文、开场诗、插入诗、散场诗、回后评等大量删除;中国通俗小说中的套语也大都予以裁减。从《西汉演义》、《西游记》、《锦香亭记》等作品，都可以看到翻译和翻案两种方法并用的现象。此种翻译小说大多见于坊刻本，乃是一种因应商业需要而产生的现象。
朝鲜时代翻译或翻案中国古代小说的风气已经形成，目前在韩国各图书馆里可见的翻译小说（包含翻案小说），目录如下：
明代之前：
（1）《列女传》、（2）《古押衙传奇》、（3）《太平广记（谚解）》、（4）《太原志》、（5）《吴越春秋》、（6）《梅妃传》、（7）《汉成帝赵飞燕合德传》、（8）《唐高宗武后传》。
明代：
（9）《红梅记》、（10）《薛仁贵传》、（11）《水浒传》、（12）《三国志演义》、（13）《残唐五代演义》、（14）《大明英烈传》、（15）《武穆王贞忠录》（大宋中兴通俗演义）、（16）《西游记》、（17）《列国志》、（18）《包公演义》（龙图公案，翻译）、（19）《西周演义》（封神演义）、（20）《西汉演义》、（21）《东汉演义》、（22）《平妖记》（三遂平妖传）、（23）《禅真逸史》、（24）《隋炀帝艳史》、（25）《隋史遗文》、（26）《东度记》、（27）《开辟演义》、（28）《孙庞演义》、（29）《唐晋[秦]演义》（大唐秦王词话）、（30）《南宋演义》（南宋志传）、（31）《北宋演义》（大字足本北宋杨家将）、（32）《南溪演谈》、（33）《剪灯新话》、（34）《聘聘传》（娉娉传・剪灯余话卷5类似）、（35）《型世言》、（36）《今古奇观》、（37）《花影集》。
清代：
（38）《后水浒传》、（39）《平山冷燕》（第四才子书）、（40）《玉娇梨传》、（41）《乐田演义》、（42）《锦香亭记》（锦香亭）、（43）《醒风流》、（44）《玉支玑》（双英记）、（45）《画图缘》（花天荷传）、（46）《好逑传》（侠义风月传）、（47）《快心编》（醒世奇观）、（48）《隋唐演义》、（49）《女仙外史》（新大奇书）、（50）《双美缘》（驻春园小史，翻案）、（51）《麟凤韶》（引凤箫）、（52）《红楼梦》、（53）《雪月梅传》、（54）《后红楼梦》、（55）《粉妆楼》、（56）《合锦回文传》、（57）《续红楼梦》、（58）《瑶华传》、（59）《红楼复梦》、（60）《白圭志》、（61）《补红楼梦》、（62）《镜花缘》（第一奇谚）、（63）《红楼梦补》、（64）《绿牡丹》、（65）《忠烈侠义传》、（66）《忠烈小五义传》、（67）《闲谈消夏录》、（68）《十二峰记》。
弹词与鼓词：
（69）《珍珠塔》（九松亭）、（70）《再生缘传》（绣像绘图再生缘）、（71）《梁山伯传》、（72）《千里驹》。①
对在韩国翻译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韩国学术界除了就翻译样式、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等进行整体的研究外，还对已被确认的译本小说进行了书志学的资料搜集与分析，其中朴在渊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六
出版研究的宗旨是对韩国出版之中国古代小说作出版状况考察与书志学的研究，关注的重心是其版本价值与出版文化。
出版明代作品乃是朝鲜时代出版文化的主流。朝鲜王朝时期，韩文虽然已经问世，但汉文依然是官方公文的主导文字，故这一时期韩国所刊中国古籍皆以原本出版为主，还有批注出版、体制变形出版、压缩编辑出版、翻译出版、用途变更出版等方式。朝鲜时期所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约24种：
（1）《列女传》、（2）《新序》、（3）《说苑》、（4）《博物志》、（5）《世说新语》、（6）《酉阳杂俎》、（7）《训世评话》、（8）《太平广记》、（9）《娇红记》、（10）《剪灯新话句解》、（11）《剪灯余话》、（12）《文苑楂橘》、（13）《三国志演义》、（14）《水浒传》、（15）《西游记》、（16）《楚汉传》、（17）《薛仁贵传》、（18）《钟离葫芦》、（19）《花影集》、（20）《效颦集》、（21）《玉壶冰》、（22）《皇明世说新语》、（23）《两山墨谈》、（24）《锦香亭记》。①
在朝鲜时代出版的这24种中国古代小说中，尚未找到原本的仅《列女传》、《博物志》、《娇红记》3种而已。按出版年代分类，明代以前作品约为9种，明代作品约为14种，清代作品为1种。按出版年代看，从15世纪到16世纪末（壬辰倭乱前）出刊的作品为15种，壬辰倭乱以后出刊的作品有10种11部（其中《三国志演义》重复出刊），15-16世纪朝鲜时代出版文化之兴盛可见一斑。出版场所遍布全国，总计18处，其中仅汉阳一地就出刊了9种11部作品之多。
对朝鲜时代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做发掘工作，而且还要对已经发掘出来的作品，从书志学的观点进行研究并检讨其出版目的与意义。就出版目的而言，朝鲜前期多是出于对新知识之渴望、风俗教化以及教育学习等目的;与之相反，朝鲜后期出现的坊刻本和以盈利目的之商业性出版占据了出版业的主流。与这种目的不同相对应的情形是：朝鲜前期是以文言小说为主的学术性出版，朝鲜后期则是以通俗小说为主的商业性出版。
七
研究史研究的宗旨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评介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实绩及成果，编制历代韩国学者的论文与著作目录。这项工作不仅能够历时态地呈现学术发展的进程，还能给后学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韩国学者起步较中日学界为晚，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群体迅速扩大，颇有欣欣向荣之势。在目前研究中国文化的韩国各类学会中，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会是最富于生气的学会之一，一系列优秀成果陆续问世。谨以宽东教授为例，其“在韩国所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版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题”系列，著作就多达十几种，包括韩文十种，中文两种：
1.《中国古典小说及戏曲研究资料总集》（2011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2.《中国古典小说的国内出版本整理及解题》（2012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3.《韩国所藏中国古典戏曲（弹词、鼓词）版本和解题》（2012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4.《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的版本目录及解题》（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5.《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的版本目录及解题》（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6.《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的版本目录（所藏处别）》（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7.《朝鲜时代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本和翻译本研究》（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8.《韩国所藏稀贵本中国文言小说的介绍和研究》（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9.《中国通俗小说的韩国传入和受容》（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10.《中国戏曲（弹词、鼓词）的韩国传入和受容》（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11.《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版本目录》（与陈文新等合著，201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12.《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版本目录》（与陈文新等合著，201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古典概型论文范文第3篇
作为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一门重要专业课，首先在教学内容上突出了师范性。这是培养中学合格数学师资的基本要求，主要做了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为适应素质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加强了中学数学中概率统计内容的教学，例如古典概型、事件的独立性等。突出了中学数学中概率统计的随机性思想方法的教学。二是为适应教育科研的需要，渗透了教育统计的相关内容，增加了试卷统计分析的基本方法，为学生今后从事教育科研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次在教学内容突出了先进性。先进性是概率统计课程教学改革的根本要求，而目前高师概率统计的教学内容对新知识体现不够，缺乏先进性和时代性。因此，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了统计方法在解决经济中问题的有关内容。第三，突出了本学科的实际应用性。应用性是由这门学科的特点所决定，这门学科可以说是一门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是一种工具和方法。因此，我们调整了教学内容，加大了应用性方面内容的教学，例如用假设检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等。
2.改进了概率统计的教学方法
目前高师概率统计的课堂教学仍在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无视学生的表现和教学效果，教学的目的往往只针对最后的统一考试，教学过程中只是简单地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强调对解题能力的训练，忽视了学生对知识理解和应用的掌握，忽视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我们改进了概率统计的教学方法，首先在概率统计课堂教学中突出了的数学思想的教学。概率统计中的数学思想的教学主要有随机思想、统计调查思想、统计描述思想、统计推断思想等。在概率统计教学过程中，我们注重了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注意了各种统计方法的使用条件及注意事项，而且分析它们与一般的数学思想方法的异同，突出概率统计思想方法的特点。其次在概率统计教学中采用了类比方法进行教学。类比是一种从特殊到特殊的推理，具有推理的猜测性、联系的广泛性、探索性等特点。概率统计中有许多内容可以作类比教学，例如，多维随机变量的教学可与一维随机变量的进行类比，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教学与离散型随机变量进行类比。
3.加强了现代信息技术与课程内容的整合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数学教育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实际课堂教学中，教师们充分利用计算机的优势，使得概率统计这门学科学生学起来更便利，使得课堂更加多样和丰富多彩，现在在我们这个学科的课堂上，计算机已经成为了学习的有力工具。对于概率统计的教学，除了采用多媒体教学之外，还让学生通过数学软件或统计软件，如MatLab、SAS等上机操作实验，体验概率统计的思想，如概率中的蒲丰投针问题、冯-诺依曼用数学程序在计算机上模拟等给我们上机操作提供了有趣的题材。我们在概率统计课堂教学中强调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在教师指导下运用所学的知识和计算机技术，分析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写出分析报告。例如，在回归分析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过程中，通过让学生收集本校大学生学习投入与学业成绩的相关数据，指导学生运用统计软件，建立大学生学习投入与学业成绩之间关系的回归模型。这样做大大提高了实践教学的效果，在实验中，通过动手能帮助学生理解该课程中一些抽象概念和理论，同时利用所学的方法和技巧，让学生独立完成研究型的小课题，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4.改革了考核方法
课程的考核方法是教学中重要的一个环节。现在该课程的考核方式与其他课程基本上类似，期末考试成绩占80%（或70%），平时成绩占20%（或30%）。现行的考核方式不尽合理，不能全面的评价学生的整体成绩，所以我们进行了改进。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多种方式相结合的考核方法。就是将传统的单一闭卷考试方式改为闭卷与开卷相结合、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法。闭卷考试主要考查学生对概率统计概念、理论的掌握程度；开卷考试主要考查学生对概率统计方法的掌握程度，通过设计一些与教学相关的、应用性的综合型案例，采用数学建模的形式，让学生完全自主的运用所学方法去分析、讨论和解决实际问题。平时考核的方式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平时的作业训练、学习小结及撰写课题小论文等。课题小论文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设计一些小课题，通过学生对这些课题的分析、讨论、总结及撰写论文的过程，达到了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促进了自主学习的目的。多样的考核形式，既增强了教师教学的灵活性，又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增加学习的积极性，真正培养了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达到了明显的教学效果。
5.总结
古典概型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 本文以学界对大理地区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成果为对象，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综述，为今后对该地区白族音乐的研究方向理清思路。
一、研究现状
大理是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白族传统音乐种类最为繁多，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归纳为白族民歌、白族曲艺音乐、白族戏曲音乐、白族器乐音乐、白族歌舞音乐、宗教音乐等六大类。①下面笔者分别对这六类音乐艺术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白族民歌
有关大理白族民歌的作品集、论文等，成果丰富、异彩纷呈。主要有:专着《大理白族民歌概述》②、《白族音乐志》③等，论文《白族民间叙事歌的艺术特色》④、《从文化人类学视野看白族民歌》⑤等，这些专着或学术论文⑥的出版及发表，对于白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2.白族曲艺音乐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曲艺音乐是大本曲。关于白族大本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收集、整理、编写的《大本曲音乐》(禾雨编)、《白族大本曲音乐》⑦、《学术史视界中的白族大本曲》⑧等⑨。另外，有关白族大本曲的保护和传承⑩的课题正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也将密切关注其阶段性的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3.白族戏曲音乐
白族古典戏曲名为吹吹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吹吹腔改称白剧。白剧是在白族吹吹腔、大本曲两种声腔系统基础上综合发展而成的地方戏剧。在学术界的研究颇有成果，据笔者目前所见资料，有《白族吹吹腔音乐概述》{11}、《白族吹吹腔唱腔初探》{12}、《白剧音乐的回顾与思考》{13}、《论白族白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14}等文{15}可见。
4.白族器乐音乐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民间乐器当数龙头三弦和唢呐。对于白族代表乐器的研究，目前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如:《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器乐概述》{16}、《白族唢呐与白族民俗活动》{17}、《白族八角鼓的演变》{18}等{19}，这些论文的发表，使学界对于白族乐器及器乐的了解更加深入。
5.白族歌舞音乐
对于白族歌舞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在学术界的关注主要有:《简论白族霸王鞭舞》{20}、《云南白族“霸王鞭舞”传承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21}、《白族霸王鞭舞的文化透析》{22}等{23}。
6.宗教音乐
过去大多数白族人信仰佛教，同时也奉祀“本主”(即历史人物和民间传说故事中的英雄)。与佛教(包括道教、儒教)活动有关的音乐有“洞经音乐”，在本主节活动中主要是邀请白族民间曲艺艺人弹唱大本曲。
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的调查与研究，主要有《大理洞经音乐》{24}、《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25}、《剑川洞经音乐调查》{26}、《略谈白族洞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27}等{28}。其它关于白族宗教音乐研究的成果还有:《白族本主祭祀活动中的音乐文化》{29}、《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30}等{31}。这些研究对于大理白族的宗教音乐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成果综述
纵观上述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存在如下特点:
1.对于白族传统音乐本体研究的成果不足
所谓音乐本体，即指音乐的旋律、曲调、和声、曲式等。在现有研究成果中，这方面的问题非常突出。较多的研究满足于对白族传统音乐中某类音乐或某地区的音乐作泛泛的介绍或基础性的资料梳理工作，没有典型曲例，更没有音乐分析。如果我们对于一些正在面临消失的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始终深入不到音乐本身，不研究音乐，只介绍大概情况，只满足于音乐形态的最表层描述，那么对于该种音乐文化被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及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2.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史料发掘及研究的成果不足
黄翔鹏先生说过:“传统是一条河流。”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在早些年就已经有了不少学术交叉后取得的丰硕成果。但是目前对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对于其历史发展问题关注得非常少，或者说，有关其历史发展的情况多数人云亦云，真正下功夫花时间研究史料的人少之又少。当然，民族音乐学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及特点，但是，如果能意识到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更完善，相信会对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3.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田野调查的“体验性”和“叙事性”研究的成果缺失
目前的民族音乐学对于田野调查的理解，早已不再满足于把“田野”仅仅当作资料收集的场所，而更多的是描述研究者在田野作业中对于“共时”现状描述的“平面史叙述模式”的反省，即追求一种跨文化的理解，希望田野调查后的研究具有更多“体验性”和“叙事性”的表述。这种新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或称观念，在目前的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中显然还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
4.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目前的发展现状研究的成果不足
白族传统音乐和其他的民族音乐一样，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正在经历着从音乐思维方式、传承方式、表达方式和音乐制度、活动场合、传播要求等的具体行为方式和文化方式的改变。那么，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发生这些改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改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甚至还可以由此引申出，我们在当地的中小学及高校的音乐教育中，对白族传统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又有哪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以上种种，都应该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中来。
三、结语
结合白族音乐研究这二十多年的回顾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是白族音乐的探索期，八十年代为白族音乐研究的起步阶段，九十年代是白族音乐研究走向成熟的阶段，二十一世纪以来则是白族音乐研究方法多元化的阶段。这一学术研究上的特征也是与整个现代民族音乐学在中国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是一致的”。{32}二十多年来，正是有了我们许许多多前辈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地为云南大理地区白族传统音乐的挖掘、抢救及理论建设、含辛茹苦、忘我耕耘，才奠定了今日坚实的工作基础。同时，当我们为目前已取得的成果而兴高采烈时，也应关注到这样的现状:不少珍贵的音乐遗产正随着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的改变和一些老艺人的逝去而佚失，因此，我们对民族音乐包括白族音乐的考察、采集、整理、保护等工作远未结束。笔者深信，在扎实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上，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工作会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一样，将迎来硕果累累的明天。
注释:
①杨秀，赵全胜。对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引入本土民族民间音乐教学内容的思考——以大理白族民间音乐引入高校课堂为例[J].人民音乐，2008.
②李晴海.大理白族民歌概述[J].民族音乐，1987，4.
③伍国栋.白族音乐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④赵全胜.白族民间叙事歌的艺术特色[J].音乐探索，2006，3.
⑤冯洋.从文化人类学视野看白族民歌[J].2008年人文社会科学专辑，第34卷.
⑥关于大理白族民歌的研究成果还有:
李晴海.大理白族民歌概述[J].民族音乐，1987，4.
段寿桃.白族打歌及其他[M].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张文，陈瑞鸿主编.石宝山传统白曲集锦[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赵宽仁.白族的音乐[J].人民音乐，1961，11.
李晴海.西山白族风情与“西山白族调”[J].音乐初探，1985，2.
饶峻妮，饶峻姝.略论大理白族情歌中的白由超越性[J].大理学院学报，2009，5.
赵怀仁.论白族民歌曲调的忧伤色彩[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
杨秀.大理白族原生态民歌的音乐特性[J].民族音乐，2008，3.
⑦大理市文联等编.白族大本曲音乐[M].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4.
⑧董秀团.学术史视界中的白族大本曲[J].思想战线，2004，4.
⑨此类成果还包括有:杨亮才.谈白族大本曲[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2.
伊铨.论大本曲之“三腔”白族传统曲艺大本曲的三腔介绍[J].民族音乐，1987.
李晴海.白族民间大本曲概述[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6，4.
丁慧.云南白族大本曲的音乐特征[J].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2009，1.
杨红斌.大理白族民间音乐的类型及表现形式[J].民族音乐，2008，3.
⑩张涛.省级在研课题.白族大本曲的保护和传承.
{11}张绍奎.白族吹吹腔音乐概述[J].民族音乐，1987，2.
{12}寇邦平.白族吹吹腔初探[J].民族艺术研究，1988，5.
{13}李晴海.白剧音乐的回顾与思考[J].民族艺术研究，1989，5.
{14}傅媛蕾.论白族白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15}其他还有:蒋菁.白剧望夫云的音乐成就[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2.
尹铨.白剧音乐发展之我见[J].民族艺术研究，1988，3.
杨晓凡，马永康主编.白剧风采[M].内部资料，2006.
丁慧.云南白剧“吹吹腔”夕与高腔、昆曲的渊源关系[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7，1.
{16}李洋.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器乐概述[J].民族艺术研究，2000，3.
{17}赵全胜.白族唢呐与白族民俗活动[J].大理学院学报，2009，1.
{18}杨红斌.白族八角鼓的演变[J].民族音乐，2008，3.
{19}此类研究还包括:杨育民.大理、洱源地区白族民间唢呐乐曲调式初探.民族音乐，1984，5.
马建强.云龙白族唢呐及其音乐形态探析[J].民族艺术研究，2001，6.
黄锦华.白族唢呐锣鼓乐浅探[J].民族艺术研究，1999，4.
徐傲丹，吴永贵.白族吹打乐探究[J].民族音乐，2008，4.
{20}石裕祖.简论白族霸王鞭舞[J].民族艺术研究，1989，6.
{21}潘晓敏，山雨彤.云南白族“霸王鞭舞”传承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8，2.
{22}孙淼.白族霸王鞭舞的文化透析[J].中华文化画报.
{23}此类成果还包括有:石裕祖.简论白族霸王鞭舞[J].民族艺术研究，1989，6.
羊雪芳.剑川白族民间舞蹈艺术与生活的关系[J].民族艺术研究，1999，5.
聂乾先.关于白族舞蹈——从大型白族歌舞《玉洱银苍》说开去[J].民族艺术研究，2001，1.
聂乾先.“白族打歌《考略》与《质疑》”之我见[J].民族艺术研究，2001，1.
{24}大理市下关文化馆.大理洞经音乐[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25}何显耀.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26}羊雪芳.剑川洞经音乐调查[J].云岭歌声，2003，4.
{27}张文.略谈白族洞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J].音乐探索，2003，1.
{28}还有:罗明辉.关于洞经音乐问题的探讨[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4.
{29}杨明高.白族本主祭祀活动中的音乐文化[J].艺术探索，1997，S1.
{30}周凯模.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J].音乐艺术，2005，1.
{31}此类成果还有:石裕祖.大理地区白族佛教乐舞纵横考[M].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编.云南民族舞蹈论集.1990.
张逾.白族阿吒力佛教乐舞[J]民族艺术，1998，1.
石裕祖.白族巫舞及其流变[J].民族艺术研究，1998，3.
{32}杨曦帆.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白族音乐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09，2.
参考文献
[1]吴学源编着.滇音荟谈——云南民族音乐[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2]田联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3]李晴海.“白族音乐”——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4]萧梅.田野萍踪[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古典概型论文范文第5篇
大要言之， 中国 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二是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三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本文拟探讨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及其基本特征。
在先秦与西汉前期，“文学”一词多有“文章博学”的含义；以之代指 文献 典籍，则往往兼容经传、子史、诗赋等文字写作，与 现代 所谓“文学”的含义相去甚远。反而是“文章”一词，因其原为色彩错杂、花纹斑斓的意思，便被人借以用来特指有文藻的文字写作
[ ① ]
。
到了西汉中后期，尤其是东汉前期，当人们以“文章”与“儒学”、“儒雅”或“儒术”相对称时，“文章”一词就赋予了接近于现代所谓“文学”的含义，确立了独立的意义。如班彪（ 3-54 ）曾上言曰：
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
[ ② ]班固（ 32-92 ）也记载道：
汉之得人，於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 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 以文章 显。
[ ③ ] 按，中宗即汉宣帝刘询（前 91-前49，前74-前49在位），其时是否已将文章与儒学别为二科，暂置不论。但是从上述两条资料可以看出，最晚在班彪、班固生活的年代，即东汉前期，人们已常常明确地将“文章”与“儒学”（或“儒雅”、“儒术”）相对称，这正是范晔（398-445 ）《后汉书》区分《文苑传》与《儒林传》的 历史 依据。东汉前期“文章”已经独立于“儒学”，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一个巨大的飞跃，表现出非常鲜明的文化分类与文类分辨意识
[ ④ ]
。
但是，东汉前期人们所说的“文章”，往往仍然涵括各种文采斐然的文字写作，其内涵与外延仍与今人所说的“文学”有所差异。如《汉书》本传称扬雄（前 53-18 ）：
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司马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
[ ⑤ ]班固认为，扬雄希望“成名于后世”的“文章”，既包括《太玄》、《法言》、《训纂》等经、子、史学术着作，也包括《州箴》、 《反离骚》、《广骚》、《甘泉赋》、《羽猎赋》等文学作品。
而仅指后一意义的“文章”，亦即狭义的“文章”，东汉人习称为“文辞”
[ ⑥ ]
。如《汉书·地理志下》记蜀地风俗，云：
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 ⑦ ]这里所谓“文辞”与“文章”上下互称，皆指经、史、子着述之外的诗赋等文学作品，含有更为纯粹的“文学”意义
[ ⑧ ]
。
上承东汉遗习，下染刘宋时风，范晔在《后汉书·文苑传》中，往往用狭义的“文章”一词，概指传主诗、赋、铭等文体的作品。如云：“能文章，所着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
[ ⑨ ]
“（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即司马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
[ ⑩ ]绾结而言，汉人所谓“文章”盖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文章”略近于今人所说的“文学”。但即使是狭义的“文章”，其中所包含的文体也仍然相当庞杂。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正是在这样一种庞杂的文章体系之内生成的。 二、《诗赋略》与文体分类
中国古代在狭义的文章体系内对各种文体进行分类，肇始于西汉末年刘歆（？ -23 ）的目录学着作《七略》。在《七略》中，《诗赋略》与《六艺略》、《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等相并列，着录的是狭义的“文章”中最纯粹的文学作品——诗与赋。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所收着作分为五类，即：屈原赋类、陆贾赋类、荀卿赋类、杂赋类、歌诗类。在这里，既有赋与诗两种文体的区别 [11] ，又有赋体中四种类型作品的类分。这种两级分类的文体分类 方法 ，不仅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提供了基本的操作范型，也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由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引录《七略》时，在每类之后删除小序，我们已无法确知刘向父子将赋体分为四种类型的依据。但是依据赋体四种类型所着录的作品加以推测，赋分四体应有其内在的形态依据。例如姚振 宗说：
按诗赋略，旧目凡五，一、二、三皆曰赋，盖以体分，四曰杂赋，五曰歌诗。其中颇有类乎总集，亦有似乎别集。 [12]
他认为，四赋的分类乃以文体的体制特征为标准，如屈原赋类“大抵皆楚骚之体”，陆贾赋类“大抵不尽为骚体”，荀卿赋类“大抵皆赋之纤小者”，杂赋类“大抵尤其纤小者” [13] 。刘师培（ 1884-1919 ）则主要从文体的表现方式着眼，说：
班《志》叙诗赋为五种，赋析四类。区析之故，班无明文，校雠之家，亦鲜讨论。今观“主客赋”十二家，皆为总集，萃众作为一编，故姓氏未标。馀均别集。其区为三类者，盖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缘情托兴之作也，体兼比兴，情为里而物为表；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均骋辞之作也，聚事徵材，旨诡而调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类情之作也，侔色揣声，品物毕图，舍文而从质。此古赋区别之大略也。 [14]
与之相类，章炳麟（ 1869-1936 ）也从表现方式着眼，对杂赋以外的三类赋的特征做了更为简要的归纳，说：
《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 [15]
要之，《诗赋略》无论诗赋分体，还是赋分四类，都是以文体自身的形态特征作为分类标准的。虽然上述诸说皆为推测之论，但是无论《诗赋略》文体分类的义例如何，它毕竟是第一次在狭义的文章体系内对不同文体进行直接的分类。在这一意义上，《诗赋略》堪称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的发端，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中具有首创意义。 三、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狭义的文章体系内类分与辨析文体，已经逐渐蔚为 时代 风气，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论着。如曹丕（ 187-226）《典论·论文》、陆机（261-303）《文赋》、虞挚《文章流别论》、李充（生卒年不详，约307-337在世）《翰林论》、任昉（460-508）《文章始》（一名《文章缘起》）、刘勰（466？-539？）《文心雕龙》、萧统《文选》、颜之推（531-590 后）《颜氏家训·文章》等，便是其中的荦荦大者。根据这些论着，我们可以概括出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生成方式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从分类对象来看，“泛文学观”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滋生繁衍的沃壤。
如前所述，汉人所谓“文章”或“文”盖有广、狭二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是如此，这就形成一种“泛文学观”（或称“杂文学观”）。人们普遍认为，文学并非单纯的抒情、辞藻、音韵、修辞之学，而是一种源自宇宙之初，体现 自然 之道，旁及天地万物，使天人相互沟通，使人伦达臻至善的精神文化现象 ：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 [16]
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 [17]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人）惟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18]
逮乎伏犠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 [19]
而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正是由无所不包的“人文”、“文籍”切入，具体化为赋、骚、诗等文体的分类。
正因为“文”或“文章”广之足以容纳所有的文字写作的文本，狭之也可包含所有文学写作的文本，因此，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就必然要求构建一个弹性的框架，可广可狭，可伸可缩，以容纳历代不断滋生繁衍的文体。于是，同一时代的人们对文体的分类往往迥然不同，如同在南朝萧梁时期，萧统《文选》分文体为 39类，刘勰《文心雕龙》分文体为34类，而任昉《文章始》（一名《文章缘起》）论及的文体竟至81类。同一部着作的文体分类也可以采取弹性的框架，如 《文心雕龙》在大体上分文体为 34 类之外，在《杂文》、《书记》两篇中还附列了若干种纷呈杂出的“准文体”。以至于不同时代的文体分类更可以差异甚大， 以历代总集的文体分类为例，如《文选》分文体为39 类 [20] ，《文苑英华》分为 39 类 [21] ，《唐文粹》分为 26 类 [22] ，《宋文鉴》分为 60类，《元文类》分为43类，《文章辨体》分为59 类 [23] ，《明文衡》分为 41类，《文体明辨》分为127 类 [24] ，《明文在》分为 46 类，如此等等。
第二，从分类实践来看，“因文立体”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生成确立的基本路数。
与基于行为方式或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不同，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的生成更多地求助于文章自身的形态及其功能。易言之，在文章体系内，文章自身的形态及其功能成为文体分类的基本依据和标准。所谓“因文立体”，指的就是在文章体系内进行文体分类的具体操作实践中，不是先设定文类的逻辑体系，然后对单篇文章进行“对号入座”式的归类；而是相反，先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自身形态或功能的相似性而得以合并归类，并为之确立“类名”。在中国古代，“因文立体”地辨别区分文体类型，大致有两种略有差异的生成方式。一种是古已有之的文体，后人仿其意而变其辞，乃至辞意皆变，从而生成某种文体类型。例如挚虞论颂体的生成，云：
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 [25]
自有《鲁颂》之后，班固等人多有颂作，“与《鲁颂》体意相类”，唯因“古今之变”而有“文辞之异”，这是颂的正体。至于扬雄《赵充国颂》、傅毅《显宗颂》则“颂而似雅”，马融《广成颂》等又变而为赋，这是颂的变体。无论是正体还是变体，颂体无疑是延续《诗经》之“颂”，在文章体系内生成的文体类型。
“因文立体”地辨别区分文体类型还有 另一种生成方式，这就是 当一部具有典范性的文学作品问世以后，后世作家群起效法，不断复制，从而形成一个形态略同、功能相似的篇章系列，于是一种特殊的文体类型便破土而出了。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中就曾指出：“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例如：
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
《七发》在形态上具有“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的特征，在功能上具有“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的特征，成为前所未有的“独拔而伟丽”的典范性作品。而“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如傅毅《七激》、崔駰《七依》、张衡《七辨》、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等等，纷至沓来，形成一个绵延不绝的篇章序列。“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饰，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魂识。虽始之以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 [26] 于是便七体这种文体类型便蔚为大观了。
第三，从归类 方法 来看，“异中求同”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归纳类从的重要途径。
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文本同而末异”
[27]
，精确地表达了 中国 古人的一种文体观念：所有文体的本源和内质是相同的、一元的，由这相同的、一元的本源和内质，派生出功能各异、形态有别的各种文体。易言之，在终极的意义上，所有文体都来源于一个本体，即刘勰所谓“天地之心”；而文体之所以千姿百态，乃由于不同文体的展现形态及其功能千变万化。因此，在对文体进行区分辨析、分体归类时，中国古人不仅既关注其异，也关注其同，既在同中求异，也在异中求同。于是，“异中求同”便成为使纷繁复杂的众多文体得以归纳类从的必由之途。中国古人对众多文体的归纳类从，主要从文体的本源与文体的特征两方面着眼。
就文体的本源而言，古人认为所有文体均可溯源于五经，或者说正是五经生成了众多的文体。因此以五经为纲，众多文体便可以同类相聚，形成不同的文类序列。如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说：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28]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也说：
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刘勰与颜之推在文体的命名与归类方面虽然多有差异，但以四类文体为一组，分别系之于《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之下，形成井然有序的文类序列，这一本于“宗经”观念的文体分类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此后，如元人郝经（ 1223-1275）整理后汉文章，将58种文体分别纳入“易部”、“书部”、“诗部”、“春秋部”四大类别中，认为：“昊天有四时，圣人有四经，为天地人物无穷之用。后世辞章，皆其波流余裔也。” [29] 明人黄佐 （ 1490-1566 ）编辑《六艺流别》， “采摭汉魏以下诗文，悉以六经统之” [30] ， 以为：“ 圣人删述以垂世者，谓之经；后学传习以修辞者，谓之艺。” [31] 凡此，都表现出由“宗经”观念所派生的文体分类思想。 就文体的特征而言，古人力图以不同的风格特征作为分类标准，将诸多文体归纳成若干种风格类别
[32]
。如曹丕《典论·论文》云：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33]
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种文体，每两种风格相近，可以合为一“科”，于是便形成 四“科”八体的二级文体类目，而“雅”、“理”、“实”、“丽”等风格特征则成为分辨这四“科”的基本分类标准。在《文心雕龙·定势》中，刘勰也从文体风格着眼，将诸多文体归纳为六大部类，说：
是以囊括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 [34]
刘勰认为，相似的文体风格是各部类文体的“本采”（亦即本色），它足以铨别不同部类的文体，使之“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用描述性的语词指称 时代 风格、文体风格、作家风格、作品风格、语言风格，这是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 艺术 风格学的精义要旨。而曹丕、刘勰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着力对不同的文体类型“异中求同”，使具有风格相似性的文体得以归纳类从，构成若干种不同的文类。
总之，“因文立体”是从文章到文体的归纳，“异中求同”进而是从文体到文类的归纳。经过这种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生成过程，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便形成了一个既开放又有序的整体。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家对文体分类的体式与原则、文体排序的规则与体例等，也进行了实践的操作和 理论 的 总结 ，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学思想。关于这些 问题 ，我将另文加以论述。
2004 年10月22 日定稿
[ ① ]
如《史记·儒林传序》引公孙弘言：“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词深厚。”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121，页3119。以下有关“文章”一词的论述，参见兴膳宏：《六朝期における文学観の展开——ジャンル论を中心に》，见其《中国の文学理论》（东京：筑摩书房，1988），页9-17 。 [ ② ]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40上《班彪传》，页1328 。 [ ③ ]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58《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页2634。又见褚少孙补《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引班固语，页2964-2965。《后汉书》卷61《左雄传·论》，亦以“儒学”与“文章”对称，云：“至乃英能承风，俊乂咸事，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页2042 ）。 [ ④ ]
参见郭英德：《〈后汉书〉列传着录文体考述》，载《文史》2002年第3辑，页81-97。逯钦立认为，区别“文笔”与经、史、子等专门着述，始见于王充（27-约97）《论衡·超奇篇》，此后如魏闻人牟《魏敬侯碑阴文》（严可均辑《三国文》作《魏敬侯卫觊碑阴文》），《晋书》卷83《袁乔传》等，皆将注解故训与“文笔”分述。可知区别“文笔”与经、史、子等专门着述的文类分辨意识当起于东汉前期，成于东晋初年。《后汉书》所着录的传主着述情况，似即本于东汉史传。见逯钦立：《说文笔》，逯钦立遗着、吴云整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页322-327 。 [ ⑤ ]
《汉书》，卷87《扬雄传》，页3583 。 [ ⑥ ]
按《史记》卷61《伯夷传》：“余以所闻（许）由、（务）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索隐》按：“盖以由、光义至高，而《诗》、《书》之 文辞遂不少梗概载见，何以如此哉？”（页 2122）然则在西汉时，“文辞”用以指广义的文章，包括经典及注解训诂之类。《史记》卷121《申公传》：“ 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页 3121
）亦可为证。 [ ⑦ ]
《汉书》，卷28《地理志下》，页1645 。 [ ⑧ ]
类似的用例，又见《汉书·刘向传》：“更生（按，指刘向）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 、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 颂 凡数十篇。”（卷 36 ，页1928）《汉书·东方朔传》：“（东方）朔之文辞，此二篇（按，指《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最善。”（卷65， 页 2873 ） 《后汉书·崔瑗传》：“瑗高于 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 卷 52 ，页 1724 ）。郭绍虞说：“至于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的意义者，则称为‘文章’或‘文辞’。”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上卷，页42 。 [ 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