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读书故事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古代读书故事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古代读书故事范文第1篇

众所周知，史学家傅斯年是极力主张“史学即史料学”的。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中曾经讲过：“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辞，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由于“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所以所谓整理史料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这种主张，现在有些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样看待历史学的性质和内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着什么样的历史观去从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认，史料毕竟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假如缺乏这一基础，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将无从说起。傅斯年在这篇文章中还具体归纳列举了“比较不同的史料”的几种主要类型，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这些都是从事一项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问题，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有哪些相关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特点。——所谓“史料学”就是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基础分支学科。

虽然在口头上似乎大家都能够认同史料学的重要性，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却未必都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认识。

譬如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史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现在的大学历史系却很少开设相关的课程，一般是开一门“历史文选”，只是教学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录学知识。这种情况其实由来已久。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诣的蒙元史研究专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当年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训练的情况。他写道，自己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以后，“经常出差来京，学校也附带给我采购书籍的任务。可惜我一点目录学知识也没有，只会买一些一看书名就知其内容的书。经过比现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时间，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北京、北大、上海、江苏国学（今南京）图书馆等书目，才稍稍懂得点按目寻书的知识。为了在书店能随时决断应购何书，就必须熟记书名并知有几种版本及版本优劣等等”（此信公开刊载于《藏书家》第4辑）。北京大学历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然可想而知。几年前，有一位行将退休的老教授，也是毕业于著名学府且供职于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私下向我咨询，谓听说有一部给古代传世文献做提要说明的书，如果书店有的话，让我顺便帮助买一本。——这位老教授想问的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证明类似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周清澍先生说现在的研究生上学时就能具备相关版本目录基础，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经历了长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这些学问是入门的必备知识，于是开宗明义，就把它传授给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只能说他自己的学生有幸，却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一般状况。以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学素养，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不然我们就不会经常看到有一些硕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导，在使用《西汉会要》、《十国春秋》、《续资治通鉴》、《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直至当今生人编纂的《清史编年》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史料价值的著述来作为研究的依据了。

要在学习阶段打好史料学基础，需要有合适的入门书籍。过去有些人是依赖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是它对于现在的初学者来说，显然过于繁难，而且无法利用它来了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适用。清末张之洞撰著的《书目答问》，是专门为指导初学而开列的基本书目，选书虽大体精当，但只列书名，没有作者和内容的介绍，同样不宜于现在的学生用于初学。

民国以来，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入门书籍，但是往往都是只侧重某一个方面，如朱师辙《清代艺文略》，仅成经部，且只叙述清代经学书籍（对于了解清代经学著述，这是一部很好的导读书，遗憾的是流传甚为稀少，现在连专门做清代经学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吕思勉《经子解题》，仅叙述上古经书和诸子书；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谢国桢著《史料学概论》，陈高华等著《中国古代史料学》，黄永年著《唐史史料学》等，都仅仅是从狭义的历史学研究角度选择典籍进行介绍，目前还没有见到质量较高的全面介绍古代史料文献的目录书籍（朱自清《经典常谈》见识通达且文笔流畅，最便初学，遗憾的是当时是为中学生撰写，开列书籍太少，不敷学者入门之用）。最近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可以说是应从和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迫切需要。

《古文献学四讲》是鹭江出版社《名师讲义丛书》中的一种。顾名思义，都是用以教授过学生的讲义。黄永年先生这“四讲”，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和“文史工具书简介”四种讲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随史念海先生读书时，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须去听完黄永年先生开设的上述几门课程。史念海先生当时特别讲到，不听好黄先生这些课程，就无法掌握读书做学问的门径。所以这本《古文献学四讲》都是我听过的课程的讲义，当年油印向学生发放过。黄永年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演讲，授课神色生动，把这些一般人看来枯燥单调的课程讲得妙趣横生，牢牢吸引我如饥似渴地听完了各门课程。后来我能够在学术上尝试着做出一点研究，首先就是依仗这些课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础。由于自己基础较差，许多授课内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记忆，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讲义放在手边，随时翻检查阅，不断加深掌握和理解。现在读到正式出版的讲义，既亲切，又兴奋，引发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这是黄永年先生在授课和治学中一贯强调的基本看法，这也是他教授学生时首先要讲授上述课程的原因。他曾针对时下学术界一些人毫无根基地胡乱著书立说的情况，举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证，撰写过几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还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随笔集《学苑零拾》）。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内容，在史料学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传世文献，强调读常见书；二是要尽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内容和性质；三是要尽可能广博地多了解各类史料的内容和价值。

谈到重视文献资料，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存在两种不同路数。一派特别强调寻找从未被人利用过的资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发现的史料。论者往往引据陈寅恪先生的话，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甚者且谓学术之每一新进展，必定要仰赖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则是强调读传世基本文献，当代著名代表性学者如顾颉刚、余嘉锡等均是如此。据先师史念海先生讲，当年顾颉刚先生向他传授的读书门径，就是以读常见基本史料为正途，要把从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献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作为治学的基本功夫，顾颉刚先生称此为“化腐朽为神奇”。

学术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数，所谓“各遵所闻”，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为其张目，却未必尽合乎陈氏本意。看一看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全在于使用两《唐书》、《通鉴》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陈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别依赖所谓新材料来做学问。陈垣先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由于题目所需，是比较重视某些当时学术界相对生僻的史料的，陈寅恪先生的话出自他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撰写的序言，是否带有某些应酬的成分，恐怕还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研究来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献的基础上重视新出土资料，读常见书而知生僻书，这才是对待史料比较合理的态度。

黄永年先生在治学上是师承上述后一派传统的，所以这部《古文献学四讲》，核心内容是传世基本文献的版本目录。常用文史工具书是读古书、做学问的一般工具，版本学、目录学是讲传世文献自不必说，所谓“碑刻学”，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样是讲述出土碑刻资料，而是讲授宋代以来的碑刻学知识传统，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叠经历代摩挲已成为传世文献组成部分的碑刻资料。黄永年先生在序论中说，他是鉴于时下“碑刻之学中衰”，而“专设碑刻学课程者几无所闻”的情形，才“为研究生开设此课，总结近半个世纪个人业余从事此学之所得，窃欲重振斯道，且使从学者开阔眼界，借免拘墟之诮而已”。可见其志趣与争竞观睹新见石刻碑版资料者亦判然不同，从本质上是把碑刻看作传统目录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来加以阐释的。

黄永年先生本人从青年时期起就收藏善本书籍和碑帖拓本，几十年间所得甚丰，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藏书名家，可是做学问却极力主张以读常见基本史籍为主。黄先生文史兼通，在历史研究方面，更强调要首先花大力气读正史。《古文献学四讲》书后附收了他撰写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词>》和《读唐刘?F墓志》，分别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实例；《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则是其治学经历的简要叙述。在这篇自述性文章里，黄永年先生阐述自己对待史料的原则是，“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他说：“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书的“目录学”讲义部分，他也讲到：“想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学，必须懂得历史，读点史书。而史书中最重要的可作为第一手文献的，要首推这纪传体的《二十四史》。”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即传统所谓正史，这是把读正史置于整个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础地位。重视基础，是为了掌握精髓。读书遵依主从次序，方可避免由终南捷径而堕入旁门左道。这种治学态度，应该是贯穿这部《古文献学四讲》的内在主旨，“四讲”内容的设置，都是服从于这一主张，读者不应只看具体的文献知识而忽略了它。

因为是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录学。此“目录学”既非研究图书编目之书籍分类体系，亦非研究书目分类体系变迁之目录学史，只是介绍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内容构成和史料价值。不过要想在短短十几万字篇幅内，开列出经史子集各类古籍的要目来（如果说可以把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作为选书的基本依据，那么撰写这部“目录学”讲义需要考虑的范围，不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著述，还多出小说戏曲一大门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书目，求全固然甚难，但那是难在花费时间和功夫；而拔萃之难，则需要更高的学术素养，特别是通贯的学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过去一直为学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上。

《古文献学四讲》的“目录学”部分，在继承张氏神髓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今的学术视野和“五四”以来大量全新的学术认识，精心别择各领域内最基本的著述，选书比《书目答问》更精，分类更切合现代学术需要，叙述更注重学术发展的系统性，因此在很大范围内完全可以取代《书目答问》，作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门书目。

由于是入门书籍，要想从每一门类的大量著述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来，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各门古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古文献学四讲》最精彩的地方，是通过简明扼要的叙述，阐明了相关的学术源流，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内容，而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诗、书、礼等经书的类别来划分细目，以此准则来编纂著述总目固无不可，可是像《书目答问》这样的经籍入门书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与其津逮初学的目的不尽相契合了。对此，黄永年先生认为，“我国所谓经学的时代性特别强，不讲清楚各个时代的经学趋向，就无法使人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经学著作”。所以他在讲义中独创一格，按照经学发展的起源、经今古文学、义疏之学、宋元经学、清人经学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分别举述各个时期的经学名著。这样不仅使学生摆脱了目录学学习中孤立地死记书名、作者、内容的枯燥和艰涩，还可以通过目录学的学习，初步了解各类著述背后所相关学术源流。

又如子部书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书目答问》单列“周秦诸子”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本书又将汉代以后的书籍分为“汉魏以下议论”、“理学”和“考证之学”三类，分别予以论列。具体每一类中讲述的内容，也都能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如讲清人考证，先举顾炎武《日知录》发其端绪，以知一代学风之本源；次举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正燮《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以见乾嘉汉学家考证之博大精深；最后以陈??《东塾读书记》殿其尾，以反映考据学适应时代主流学风转移所发生的变化（即陈氏“已不拘乾嘉汉学之传统”）。

其实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的内在意义，正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掌握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作为治学的根基。所以除了如上一些比较系统的讲述安排之外，讲义中随处也都体现出这一思想。如集部讲文章选本，仅列三部书籍，为姚鼐《古文辞类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李兆洛《骈体文钞》。姚鼐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辞类纂》撷历代散体之精粹，自然大多数人都会列举这部书，可是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却一般不会被人想到。黄永年先生这样选择，是因为散文与骈文是古代文体的两大类别，一直相辅并行，不能像现在一般古代文学教科书那样，偏重散文而忽略骈文。事实上在清代桐城派最为盛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能够独擅文坛，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间，也一直有阳湖派与之相颉颃。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对此清楚交待说：“阳湖派之不同于桐城派者，是要兼采骈体使其文字更光辉充实。”由于张、李两家与姚鼐一样是采辑历代代表性文辞，读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领略骈体精华，窥得骈文的流变。初学者胸中蓄此常识，并品味一些经典骈体文章，至少可以免却一谈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家散体古文的陋略，进而还能够明白唐宋以来的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在社会很大一个范围内，始终没有能够撼动骈文固有的位置。

在学术发展的体系当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绍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这些代表性著述来认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在此基础上去采摘利用具体文献的史料价值，我体会这就是这部“目录学”讲义最大的特点和特别值得称道的水平与眼界所在。

本书具体介绍每一种典籍所体现的学术深度，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书籍的类别归属，这是对于书籍基本内容和性质的认识。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册府元龟》。传统目录一向著录此书于类书当中，有人还把它与《太平御览》等并列为宋代“四大类书”。黄永年先生认为它“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会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书类当中。《册府元龟》自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特别是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在《唐会要》及《通典》诸书之下，体例与分类编制政事的会要相同，而与采摘旧事轶闻辞章以供寻章摘句的类书却有很大差别，只不过历朝会要是汇集一代政事，而《册府元龟》是贯穿历代而已。旧时直至《书目答问》的目录，把它划归类书，实在不当；而前述今人水平较高的史料入门书籍如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也都未加深究，仍旧沿袭前人成例，在举述政书要籍时未能列入此书。尽管后来居上，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黄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学术见识。类似的情况还有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本是为接续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保存有丰富的珍贵资料，自然应当一如《文献通考》，列在政书类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时却无端贬斥其为“兔园之策”，降格打入子部类书之存目书籍当中，今此“目录学”讲义也恢复了它的政书地位。

其次是应当尽可能深入地介绍每一种典籍的具体情况，让学生了解到最有价值的学术界研究进展，使其对于每一种文献，都能够获取准确的认识，并从中体会到对待文献典籍，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明白我们对于古代典籍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要养成探究的习惯和态度，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对此予以关注。

在这一方面，黄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对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学者特别是五四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吕思勉、顾颉刚、陈垣、余嘉锡等人的研究，同时也在讲义中讲述了许多自己独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自认定为吴承恩以来，早已成为通行的常识，近年虽有章培恒等人撰文否定的说法，但仍不为一般人所接受。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根据自己的研究，谈到《西游记》最早的百回刻本应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时吴承恩年仅二十出头，根本不可能写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长篇巨制，从而从根本上了当年的观点。

又如关于传世今本《孙子》十三篇的作者问题，旧题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而叶适、全祖望、姚鼐直至钱穆诸人皆怀疑实际出自战国时人，或即出自齐将孙膑之手，而孙武可能是孙膑的本名。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一批同于今本《孙子》的残简，和另外一些未见于今本《孙子》却明确涉及到齐将孙膑的《孙子》残简。今研究者普遍认为后者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并定名为《孙膑兵法》；相应地推论，既然另有《孙膑兵法》，那么今本《孙子》就不可能再是孙膑所作，只能依传统说法，认定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对此，黄永年先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战国的诸子书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数是治其学者所为”。因此，所谓《孙膑兵法》“即使真是孙膑所作，何以能断然说今本《孙子》便是孙武所作，难道不会是战国时另一些兵家所作。何况从《孙膑兵法》内容看也不像是孙膑本人作，其水平也远不如今本《孙子》。再则叶适、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孙子》多处与春秋时情况不符，主张今本为孙武作者并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无法否定），并未能翻掉叶适以来定的案”。所以“现在只能仍旧认为今本《孙子》是战国时的书，作者可能是本名孙武的孙膑，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尽管这样的看法还不能像上面讲的《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作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种最合理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讲授，学生可以学习到对待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方法，摈弃简单的纯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对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评价，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评价，一是我们今天的使用价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区分为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过去的一些评价著述，往往将这几层价值混为一谈，不能切中实际情况。这部“目录学”讲义，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区分和评价。

如题为清人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讲义中评述说：“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较简略，总的质量不算高。”这是对于撰著水平的评价；又说此书“可供阅读而不宜引用”，这是对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的不同评价。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济的《晋略》，水平较高，得要领，有见识，有较高阅读价值，在后人重修的纪传体史书中颇有代表性，所以“目录学”讲义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纪传体史书中列举了它，这样做是着眼于它的著述和阅读价值；但同时黄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书“只是据《晋书》改写，并无史料价值，今天研究两晋史事不宜引用”。

与此相反，有些书从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对于今天的研究确很有史料价值。如《永乐大典》，尽管四库馆臣早已指出其“割裂庞杂，漫无条理”，但现在还是有许多人非要称颂它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百科全书式著述，并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实《永乐大典》从著述角度看是无比荒唐的，纯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风雅的产物，至于借由它保存下来大量明以前史料，那只是我们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价值问题，与《大典》编得好坏，根本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事情。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用很幽默的语言，评价了《永乐大典》的著述价值，说它“是一种将作诗用的每个字注有故实的韵书，加以无限制地扩大而产生的怪物”；由于它的编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绝无阅读价值可言，现在“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辑佚和校勘”。

“目录学”讲义中对于史籍精彩的评价有许多，初学者要想很好地领略这些看法，阅读时胸中首先要区分开这些不同的评价角度。这也是对待所有历史典籍所需要具备的一种眼光。

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领域，在撰写这类文献入门书籍时，如何避免个人的专业色彩，跳开一步，尽可能从一个广博的视角来选择和介绍各种典籍，均衡地体现古代文献自身的内在体系，这对于作者学术视野的宽度是一个考验。而从读者角度来看，只有使用这样的讲义，才能打下宽厚而不是偏狭的文献学基础。

黄永年先生虽然以治史为主业，但是对于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做过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广泛涉猎了经、史、子、集四部以及释、道要籍，所以这部“目录学”讲义并没有过分浓重的历史学色彩，有时甚至会为了整体均衡的需要而舍掉一些重要的历史典籍。例如诗文总集部分讲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经世文编》，这是从文学史角度所作的抉择。因为《明文在》之编选着眼于文辞而《明经世文编》着眼于社会事务。作为初学的入门书籍，整个讲义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只能有所取舍。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阅读这部“目录学”讲义，足以使读者打下广博的文献学基础，获得丰富的文献学素养。——其实这种广度正是学术素养深度的先决条件和它的一个侧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人呼唤学术界要出大师，古代文史学界甚至有人想通过聚集青年精英办培训班的方式来造就养成大师，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大师的评判标准，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只知道自己特别关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献史料而缺乏广博的文献学素养，恐怕是很难称为大师的。

黄永年先生是当今顶尖的古籍版本学家，所以能够在这部篇幅有限的“目录学”讲义中，根据需要，信手拈来，三言两语地讲述出关系到文献实质内容的重要版本问题，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学术水平和深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如经部清人郝义行的《尔雅义疏》，谓此书“最初刻入《皇清经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孙删定的本子，咸丰六年杨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联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学识优于郝，所删定之本实胜过足本”。这与咸丰足本优于道光删定本的通行说法大不相同，这绝不是慑于王念孙大名所做的轻率推断，而是认真比较二者异同后（并撰写过研究文章）得出的结论。讲义中所有的版本讲述，都是这样有特别的考虑和需要，读来精义纷呈，俾益实用。

从以上例证中可以看出，读书需讲究版本恰如选择书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应手地选用得当的版本，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古文献学四讲》中的“版本学”讲义，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入门书籍。

版本学包括版本鉴别与版本史、“版本目录”这两大部分内容。前者讲版刻特点及其变迁，后者讲某一种古籍曾有过哪些版本以及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给初学者开设的课程，前者可以系统讲，而后者则只能开列一些基本书籍，供使用者检阅，没办法也根本没有必要逐一讲解。我过去听黄先生讲课，前后见过繁简程度不同的三个版本的油印讲义，这次收入的是最简单的简本。从目前的实际需要情况来看，选择这个简本作通行的讲义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这个讲义的学习，能够对于版本学知识有个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达不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个别人若想对于版本学知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黄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学》一书即将出版面世，是在当年的繁本讲义基础上又做了新的增订。

这部“版本学”讲义虽然比较简单，却很系统。其中很多问题都是黄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统梳理。如谓明代文学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仿宋浙本字体而又因印刷技术进展而呈规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体，同时由于倡导其事的都是苏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现了地域上以苏州为中心向外传播，刻书者以家刻为主导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辐射的传播扩散方式。又如谓明万历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随着徽商的活动而向南京、杭州等地传播，徽商刻书又常请苏州文人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风行江浙并影响全国。等等。凡此，都是融汇各方面的历史知识来揭示版本学这门看似纯经验学科的内在发展因素。从中可以看出，较诸前人只是一一罗列版刻现象的著述，黄永年先生通过这些紧密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规律性认识，自然已经建立起科学的版本学学科体系。

由于黄永年先生已有数十年的古籍收藏经验，所以他的这部“版本学”讲义，不仅有很好的学科理论建树，还有许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独到见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统，在版刻的字体上各有特点。浙本字体以欧体为主，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其余两个系统，前人普遍说建本多为柳体，蜀本多为颜体，其实多是陈陈相因，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黄永年先生则凭借自己的书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体会，指出建本多为颜体，蜀本是以颜体为主而撇捺长、利带有柳公权的笔意。——第一次讲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体特征。讲义中类似的精彩见解还有许多，如清代前期的写刻本，过去讲版本的人往往称之为软体字，黄永年先生则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如《全唐诗》、《楝亭十二种》，类似法帖中之晋唐人小楷，确实可以称之为软体；另一类如《通志堂经解》、《泽存堂五种》，字体不仅丝毫不软，而且点划方劲，与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处，绝对不能用“软体”来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来越少。学生想学习，老师也不一定会讲。因此印行这部简明扼要且科学系统的讲义，已经是一种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学习文史的学生，能够充分吸收了这部“版本学”讲义所提供的版本学知识，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引述古籍标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乱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学”视作对目录学中石刻史料的特别讲述。讲义分设“绪论”、“分类”、“拓本”、“史料”、“书法”五个专题，进行讲述。“绪论”讲碑刻学发展史、研究对象和领域，以及主要参考书籍和学习方法，其“参考书”部分择取审慎且多精到评语，不仅对于初学者最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时时取以参考。“分类”和“拓本”两个专题是关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识，最俾益实用。其“书法”部分以碑刻为主论述书法渊源流变，发自累年揣摩，故融通畅达，胜义叠出。

“碑刻学”讲义中直接关系到利用碑刻史料从事研究的内容，为其“史料”部分。除论述碑刻记郡望、世系不尽可信，职官、地理对于史书多有订正增补，以及利用碑刻资料抉隐发微最有价值之外，黄永年先生在这一专题下，还针对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书”的“偏见”，特别强调指出：“据碑刻治史事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之严格训练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其实治史者之通识，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史料的通识的基础上，若非熟悉各种史料，岂能做到像黄永年先生这样具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反过来看，我们不妨胡乱猜想，那些过分强调出土文献资料如金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史料价值的学者，会不会是因为对传世基本史料熟悉得还不够十分透彻方才舍本逐末的呢？

由于碑刻之学确实中衰已久，不惟国内，海外也久已无人董理，有日本学者看到80年代的油印本后，即将其译为日文正式刊出，所以它早已是日本学生学习碑刻学的入门书籍。相比之下，此前这份讲义在国内只是于1999年在《新美术》上公开发表过，研究文史的人很少看到，影响还不及日本广泛。相信这次收入《古文献学四讲》，能够很快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古代读书故事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利益输送公司；治理；盈利补偿

一、问题提出

我国证券市场创建初期，由于股市容量小，不能承受大公司上市带来的冲击和压力，许多企业采取分拆上市，分拆上市使得大量与上市公司业务相关的资产留在了母公司，导致上市公司与大股东之间的产业链被人为地分离，带来了很多弊端。近年来，随着国家若干政策法规的陆续出台，证监会于2005年4月29号正式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分置时代到来，目前已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使得非流通股通过向流通股东支付对价的方式获得了流通权，消除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制度缺陷，这有利于促进大股东资产注入的快速发展。许多大股东也纷纷将原分拆上市时剥离的资产注入到其控制的上市公司。但是，由于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较高，大股东可能凭借控制权优势注入劣质资产或虚增注入资产价值以获取私人收益，并对上市公司产生不利影响。证券市场上，大股东滥用控制权以侵害小股东的现象比比皆是。如何有效约束大股东利益输送已引起了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二、利益输送理论分析

（一）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是威尔逊、斯彭斯和泽克豪泽和罗斯等在契约理论基础上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时提出来的。伯利和敏恩斯提出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理论。其后，詹森和麦克林在伯利和敏恩斯的基础上对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何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降低成本，解决委托―问题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和焦点。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理论突破传统理论的研究局限，开始关注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不再局限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冲突以及双方的利益协调机制。这一时期的研究始于人们对伯利和敏恩斯广泛持股假设的质疑。在对公司股权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后发现，即使在美国最大的一批上市公司中，股权相对集中的情况也占相当的比例。股权的集中，导致另一类问题的产生，即控股股东掠夺小股东（Shleifer and Vishny，1997）。股权集中下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问题己取代了股东与经理层间的问题，并成为公司治理中的焦点。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所有权普遍高度集中，“一股独大”的现象严重，中国市场同样存在严重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问题。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阿克尔洛夫在论述“柠檬市场”时提出的，它是指信息在相互对应的经济个体之间呈不均匀、不对称的状态分布，即有些人对某些事情掌握的信息比另外一些人多一些。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在信息链条中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大股东在股票市场中处于强势地位，掌握着绝对的信息优势，而中小股东处于弱势地位，对企业的决策大多只能被动接受。

而在委托―关系中，成本产生的根源即在与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产生损害或侵蚀委托人利益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由此产生成本问题。

（三）控制权收益理论：利益协同效应和壕沟防御效应

对控制权收益的正式研究是从古若丝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8）开始的，他们将公司控制权收益分为控制权的公共收益和控制权的私有收益两方面：一方面，控股股东通过积极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提高公司业绩，所有股东均可按照持股比例获取收益；另一方面则是控股股东通过公司控制权而获得的收益，这部分收益属于控股股东独自享有的，而这部分收益则主要来自于控股股东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侵蚀中小股东利益所得，这种收益就是控制权的私有收益。

（1）利益协同效应（Alignment Effect）。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达到较高的水平时，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较低，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由于其与公司的利益将日趋于一致而随其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减弱。控股股东既有动机去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又有能力对企业管理层施加足够的控制以实现自身利益，使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形成利益协同效应。

（2）壕沟防御效应（Entrenchment Effect）。当控股股东在较低的控股水平上，同时又能控制上市公司时，其控股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较高，控股股东更倾向于通过隐性或显性的方法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从而产生与“利益协同效应”相反的“壕沟防御效应”，降低公司的绩效。

（四）理论综述

总之，委托――关系是大股东利益输送的基础；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信息不对称为大股东利益输送提供了条件；而控制权收益则是大股东利益输送的动力来源。

三、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

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最早发现并系统论述的是约翰逊（Johnson）。约翰逊（2000）用“隧道”（tunneling）一词描述大股东为了自身利益，通过“地下隧道”而将公众公司的资产和利润转移出公司的行为，即企业通过控制人通过各种合法或者非法手段从企业转移资产和利润到自己手中，这种行为往往是对中小股东的一种剥夺。

控股股东的存在，造成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使得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小股东利益成为一种必然。一般来说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益输送有以下几种。

1.股权再融资

股权再融资原本是上市公司为解决经营中资金短缺的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再融资程序简单，监管宽松的条件下，大股东完全可以通过股权再融资进行“圈钱”，然后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将之用于高风险项目或通过利益输送行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完成对小股东的侵害。

2.资产重组

资产重组是指企业资产的拥有者、控制者与企业外部的经济主体进行的，对企业资产的分布状态进行重新组合、调整、配置的过程，或对设在企业资产上的权利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具体包括股权置换和资产置换等方式。大股东完全可以通过非公平的置换价格完成利益输送，比如提高置入资产价格，降低置出资产价格以及其他的恶意并购重组行为。

3.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是指一家公司与其关联人之间的交易。关联交易客观上可能给企业带来或好或坏的影响。从有利的方面讲，交易双方因存在关联关系，可以节约大量商业谈判等方面的交易成本，并可运用行政的力量保证商业合同的优先执行，从而提高交易效率。从不利的方面讲，由于关联交易方可以运用行政力量撮合交易的进行，从而有可能使交易的价格、方式等在非竞争的条件下出现不公正情况，形成对小股东的侵害。

4.选择高管

大股东可以通过选聘高管，从而更加完美的操控上市公司，助其顺利完成利益输送。大股东可以在董事会和管理层安插自己的心腹亲信，如此便可更加便利的控制公司，进而实现利益输送。

5.在职消费

这种情况多指大股东兼任公司高管的情形，在家族企业中比较多见，大股东的在职消费，明显是由全体股东分摊的，却是大股东一人受益，侵占了小股东利益。这些在职消费包括购买高档汽车、装修豪华办公室等。

四、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益输送监管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大股东盈利补偿承诺

为充分保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益，监管部门已在新修订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法律法规中作了一系列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规定，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要求并购重组方对上市公司或者注入资产在达不到盈利预测或者评估目标值时进行补偿的制度安排。如，《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08年）规定，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应当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3年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相关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评估报告中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胡可果，2012）。

（二）会计准则限制

财政部2006年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不仅体现了与国际准则的趋同的特点，而且体系完善。新准则的实施极大的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进一步缩小了会计盈余管理的空间，一定程度上抑制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空间。但新准则仍存在许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已出台的具体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进行不断地补充和修订。

（三）信息披露制度限制

一种有效治理上市公司资产注入等关联交易中的利益输送行为的方法就是让这种行为暴露在众人的监督之下。通过提高资产注入等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和透明度，使财务信息使用者和监管部门更容易“看穿”上市公司利用资产注入进行利益输送，证券市场就会出售其股票，上市公司的股价就会下跌，控股股东的财富就会减少，这种利益输送行为就会逐渐得到抑制。

五、结论

大股东的资产注入行为将显著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股东间利益结构并引起股价剧烈波动，而由于大股东和小股东在信息和能力等方面天然处于不对称的竞争地位，大股东明显占据优势，资产注入过程中的股东利益均衡问题对于小股东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在相当长时期里普遍存在大股东滥用控制权、利益输送的现象，中国证监会在过去几年，一直致力于规范大股东行为。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上市公司因为虚假陈述且被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政府部门正式处理过，投资者才能提讼。其行为即便存在明显不合理或明显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之处，中小投资者所能做的最多就是“用脚投票”。

参考文献：

[1]余明桂，夏新平.控股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问题：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J].管理评论，2007，04.

[2]胡旭阳.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及计量――以我国国有股权转让为例[J].财经论丛，2004，03.

[3]施东晖.上市公司控制权价值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03，06.

[4]郑建明，黎波，朱媚.关联担保、隧道效应与公司价值[J].中国工业经济，2007，05.

古代读书故事范文第3篇

我从电脑里找来了一些名人读书的故事来读。我每读一个故事就感受到一种读书的感觉，但是，每一种感觉我都有一种相同的感觉，那就是非常的艰难。

因为古代这些名人的家庭都不是很富裕，家里买不起书，但是，这些名人还是爱看书。

一本书是什么 ？列宁说：“书籍是巨大的力量”，高尔基说 ：“书记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莎士比亚说：“书记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书是人世间必不可少的东西。”

古代读书故事范文第4篇

一、典故的含义及其“密码性”

所谓典故，是指“用较少的词语拈举特指的古事或古语以表达较多的今意”的一种表现手法。具体说来，典故是指出于古典书籍中的轶事、趣闻、语言，历史人物、传说人物或有出处的诗句、文章。用典分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两种。用事是借用历史故事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包括对现实生活中某些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个人意绪和愿望等等，属于借古抒怀；引用前人诗句，也包括化用前人诗句。用典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引古以说今；二是所引古事古语是特指的，应都有出处；三是词约而意丰。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典故被普遍使用。这既可使诗歌语言精练，又可增加内容的丰富性，表达的生动性和含蓄性，可收到言简意丰、耐人寻味的效果，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但是，因为典故来源于古代典籍，所以它不那么容易被理解，就像电报中的密码一样，需要破译。否则，就会导致对诗意浅薄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我们以李商隐的《华清宫》一诗为例：

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

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

在熟悉这些典故的人看来，这首诗十分“浅近”，但对一个现代读者来说，他除了要了解每个词的“字典意义”之外，还必须了解：“华清恩幸”的故事内容；周幽王宠爱褒姒的故事内容；玄宗于安史之乱时幸蜀的故事内容。此外，还应对中晚唐的历史环境、当时出现的众多咏华清宫、杨贵妃的诗歌等有所了解。要想鉴赏古代诗歌，就必须破译这些“密码”。否则，这些典故就会成为读者的阅读障碍。

二、用典方式

1.引用故事

引用故事，简称用事，是借用历史故事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包括对现实生活中某些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个人的意绪和愿望等等，属于借古抒怀。

引用故事首先包括引用神话故事。如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有“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的诗句，用湘妃和素女这样的神女为乐声感动，来形容李凭的箜篌弹得好；还有“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的诗句，引用女娲炼石补天的传说，进一步形容李凭的箜篌弹得好。

引用故事，还包括引用历史故事。在引用历史故事时，又有明用和暗用之别。明白地指出是何人何事，这是明用。如白居易的《放言五首》第三首中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明白地指出是借用周公和王莽之事来喻今的。暗用历史故事，是指没有明白指出引用了哪个历史故事，让人难以一眼看出。如果读者知道所引用的历史故事，便能读懂语词，反之，便要大伤脑筋，甚至不知所云。如杜甫的《前出塞》第三首中的“功名图麒麟”的诗句，就暗用了汉宣帝刘洵把霍光等十一名功臣画像于麒麟阁的故事。如果不知道这个故事，就颇令人费解了。也有反用历史故事的。如汉文帝刘恒爱贾谊之才，将他从长沙召回，在宣室接见他，这本来是汉文帝惜才的表现。而李商隐却在《贾生》一诗中用“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诗句，讽刺汉文帝不能真正重用贾谊，这是对汉文帝接见贾谊这一典故的反用，李商隐借此来慨叹自己的怀才不遇。

2.点化前人语句

用典的另一种方式是点化前人语句。可以直接引用前人诗句；也可以化用，即将前人的诗句消化后用自己的话写出。有的诗句经点化后，比前人说得更具体、更生动形象。

化用前人的诗文歌赋，也是用典的典型的一种，如王勃在《藤王阁序》中几乎句句用典，增强了文章的文化底蕴；姜夔在《扬州慢》中或明用，或暗用，或化用杜牧的诗，形成了虚实对比，表达了物是人非、今非昔比的凄凉。

如《孟子》的“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杜甫将其点化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仅更生动形象了，也更精警了；有的经点化后，同前人诗文的艺术风格大有不同。

三、典故的使用与诗的意境

典故主要来自古代典籍，它的使用可以瞬时引人遐思，这自然会增加诗的内涵。而它的凝缩性又使它能够以简驭繁，使诗歌达到词约意丰的效果。典故的使用，还可以使诗歌避免直露表达，变得委婉含蓄，进而而达到“曲径通幽”的艺术境界。

如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成功地运用了五个典故：孙权、刘裕、刘义隆、佛狸、廉颇。这些典故都是京口这个地方的历史掌故，诗人借助这些历史事实含蓄自然而又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

古代读书故事范文第5篇

有人说顺境出人才，也有人说逆境出人才，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片面的。因为环境对人杨才与否，只是一个外在因素，人是否成才，决定于每个人的内在因素——即他能否勤奋读书。只有勤奋读书 能出人才。

一个吃不得苦、不能勤奋读书的人，顺境中会沾沾自喜，忘乎所以，自认为天下第一；身处逆境又会一蹶不振，心灰意冷，自诩“看破红尘”。这种人无论身处何境，要想成才都只是一纸空谈。

成材的必由之路只有一条------勤奋读书。古语说的好：“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做舟”。每一个勤奋读书的人不一定都成才，但人才却一定出自勤奋读书。我国古代有很多勤奋读书的故事，例如唐代白居易读书“不遑寝息”，以致“口舌成编”；匡衡“凿壁偷光”，苏秦“引锥刺股”等等，这些古代名家学者勤奋读书的佳话，有力地说明了人才来自勤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