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中国古代诗歌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中国古代诗歌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诗歌鉴赏 诗歌解构 含蓄美

诗歌，是文学艺术的巅峰。中国古代诗歌，更是中国传统文学长廊里面的一株光彩夺目的奇葩。中国古代诗歌，无论就其篇章结构来说，还是究其语言艺术而言，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有着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虽然中国古代诗歌风格不一而足，但是从其构思与语言角度考量，含蓄美都是中国古代诗歌所共同追求的艺术境界。

“含蓄”是诗歌语言的一个基本要求，没有了结构和语言上的含蓄性，诗歌便失去了其特有的韵味，明白如话不是诗，尽收眼底的也肯定不是佳作。真正好的诗歌，应如雾霭笼罩的美景，美就美再若隐若现，欲语还休之间。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这正讲出了诗歌含蓄的妙处。

中国古代诗歌的含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艺术和社会原因。中国古代诗歌流派众多，风格也不一而足,或沉郁顿挫，或一泻千里；或纤浓细腻，或冲淡典雅；或朴实自然，或妍丽华美。然而，无论是何种诗歌，都格外注重“含蓄”二字。因为只有含蓄，才不至于使诗歌味同嚼蜡，中国古代诗歌格外讲究诗歌的“味道”，自然对诗歌的含蓄性要求极严。事实上，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佳作，大抵都是含蓄之作。中国古代诗歌的含蓄除了艺术上的考虑与追求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决定了中国文人的含蓄气质，此外，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文化专制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文人采用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诗歌的含蓄性特点在中国的古代诗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意境的诗，都是有“韵味”的诗。一首诗要有隽永的诗味，就不能只有表象的简单含意，而是要有“韵外之致”，这就是说诗歌一定要含蓄，要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例如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并没有很具体的形象，但因在其中表现了“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无穷时空感，透露出“壮志难酬”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深沉复杂心情，它的韵外之致就非常丰富，令人味之无穷。至于李商隐以《锦瑟》为代表的“无题诗”，如他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更是通过既鲜明又朦胧的意象，曲折地表现了一种深层错综的情思，可算是韵外之致的典型之作了。唐代诗人中另一位诗风以含蓄见长的诗人是杜甫。杜甫诗歌极讲究用字谨严，惜墨如金，含蓄深沉，意在纸外。然而，虽然同为含蓄诗作的代表，杜甫的诗却与李商隐的诗有很大的区别。李诗重在“朦胧”，而杜诗重在“沉郁”。杜甫是一位民族责任感极重的文人，唐朝由盛转衰的点点历史变革，无一不成为他深沉而悲痛的吟咏的对象。他的“三吏”、“三别”、《兵车行》、《北征》、《羌村三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无不激荡着忧民忧国的深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千古传诵的名句是壮甫对野有饿殍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抗议。可见杜诗的沉郁顿挫，是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的生活之中的。而对人民苦难的无限同情，对统治阶级的愤懑，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就成为杜诗沉郁风格的主要内涵。所以，含蓄深沉不仅是形式问题，也是内容问题。它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中所集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情调、风采、氛围和韵味。

含蓄在古人的词作中也得到了集中地展现。如这首李煜的《望江南》：“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此词写江南秋色，游子秋思，境界寥廓，意味深长。而最妙的地方正在与作者没有直抒胸臆，直接写故国之思，而是通过对南国一片芦花，一叶孤舟，一缕笛声这些看似平常的事物的描述，淡淡勾勒出自己满怀无着处的愁绪。愁苦之情不直接说出，反而更显出了愁之深，情之切。含蓄的手法，在这里取到了曲径通幽的艺术效果。再读他的一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此写李煜离情别绪，与词牌《相见欢》成一鲜明对照，从而更加衬托出词人无言之痛：深感方寸已乱，隐忧益深，却无法为他人所理解。其格调哀怨凄婉、清新隽永，令人回味无穷。在豪放派的词作中，也大量使用了含蓄的手法。这并不矛盾：“豪放”是指其意象博大，视野开阔；而其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上则可通过运用含蓄的写法使感情抒发的更加深沉饱满。如这首辛弃疾的《水龙吟》“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衣翠袖，云英雄泪。”其中英雄末路时的凄凉，壮志难酬的抑郁虽没有直接说出，却已溢于纸外。再如这首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作者对腐败朝廷的控诉都转化成了对历史的反思，采用这种含蓄的写法虽然是一定程度上是迫于无奈，却也收到了一种更加悲切深沉的艺术效果。

含蓄手法的运用，大大增加了中国古代诗词的艺术感染力，使得诗词言简意远，余味无穷。我们在鉴赏中国古代诗歌时，一定要注意诗歌含蓄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体味到诗歌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从而更好的理解与欣赏古代诗词，是中国古代诗歌这棵奇葩在我们的心灵原野上绽放出更夺目的光彩。

参考文献：

[1]冯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北京作者出版社1957年版

中国古代诗歌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因素；意象；中国古代诗词

Abstract: Image is a very important concept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m. Image is not only carrier of the poet’s emotions， but also representation of profound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Only when translators go deep into the Chinese culture can he or she translate the images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correctly.

Key words: cultural factor，image，classical Chinese poem

1 引言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古代诗词，这个丰富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受关注的部分，也是“东西方其他民族流连咀嚼、体味这个古老民族悠远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津梁” [1](p.1)。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象，是承载中国深厚文化传统的载体。正确翻译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象，传达意象中蕴涵的深刻文化意蕴，是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目前从文献上看，中国古代诗歌翻译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然而意象中的文化因素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本文拟从文化因素角度看中国古代诗歌翻译，旨在揭示文化因素在中国古代诗歌意象中的体现。

2 关于意象

意象是中国古代诗论中一个固有的概念，从古到今，有不少文艺理论家给出了关于诗歌意象的论述：

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刘勰 《文心雕龙·神思》）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司图空 《诗品·缜密》）

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深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日生思。（《唐音癸签》卷二引王昌龄语）

意象应生和，意象乘曰离。（何景明 《与李空同论诗书》）

所谓意象即是诗人内在之意诉之与外在之象，读者在根据这外在之象试图还原为诗人当时的内在之意。（《十二象》引余光中语）

意象是客观的生活场景和诗人的主观的思想感情相交融，通过审美的创造而以文字表现出来的艺术景象或境界。（《十二象》引李元洛语）

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的主观感情。（袁行霈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意象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意”即诗人的主观感情，二是“象”即客观物象。诗人把他们的感情寄托在客观的物象上，通过描写客观的物象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例如，“美女”这个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并非仅仅是指美人。在《诗经邶风》中有“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的句子，这里的“美人”拓展为一个人心中怀慕的对象。在屈原的《离骚》中，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句子，在这里，屈原把自己比喻成“美人”。所以《乐府诗集》指出：“美人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在这里，“美人”这个意象就有了明确的文学意象。

3 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的文化历史关照

对于中国古代诗词中意象，如果脱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就很难把握和体验其中的含义。例如“杨柳”这个意象。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柳树，但是在他们的语言中，“杨柳”没有意义上的牵连。而在汉语中，由于“柳”与“留”同音，从《诗经》开始就把“杨柳”作为惜别的特征。在《诗经下雅采薇》中，“昔我往也，杨柳依依”，这句话定下了离愁别绪的基调，以后就被历代文人所使用。在王维的《渭城曲》中，有“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千古绝句。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说“风吹柳花满店香”；杜甫《和裴迪送客》说“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在这些诗歌中，杨柳已经不再是普通的植物，而是人们惜别的媒介物。在翻译中，如果把“杨柳”翻译渭 “willow”，这仅仅是做到了语言上的转换，只是在英语中找到了“杨柳”这个词的对应符号，而没有把深层次的文化意义翻译出来。所以钱穆说：“一考中国文字之发展史，其聪慧活泼自然而允贴，即足以象征中国全部文化之意味。”[2](p.3)

4 实例中分析文化因素在意象翻译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象是诗人的匠心与智慧的体现，是诗人凭着审美直觉或灵感在生活中得到的，它凝聚着被人们所默认的某些特定的内涵和情思，是中华民族心理文化结构的物态化，属于中华民族文化象征系统的一部分。以下将通过实例来分析文化因素在中国古典诗词意象中的体现。

（1）a: 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

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

（王昌龄：《西宫秋怨》）

b: The lotus bloom feels shy beside the lady fair，

The breeze across the lake takes fragrance from her hair.

An autumn fun cannot conceal that she is bored.

In vain beneath the moon she’s waiting for her lord.

“秋扇”在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义为，扇子到了秋天就没有用了。在这里比喻妇女因年老色衰而失宠。早在乐府诗中就有：“妾身似秋扇，君恩绝履纂。”在这个译文中将“秋扇”译为“autumn fun”就不能充分传达出诗中这一层文化意义。

转贴于 (2) a: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

(杜牧：《金谷园》)

b: Dusk comes， the east wind blows， and birds pipe forth a mournful sound;

Petals， like nymphs， from balconies， comes tumbling to the ground. [3](p.4)

“坠楼人”指的是西晋富豪石崇的宠妾绿珠。据说绿珠有倾国倾城之貌。孙秀欲占为己有，就派人向石崇讨要，但是遭到石崇的拒绝。因此孙秀假传诏书来捉拿石崇，这时石崇正在楼上举行宴会。绿珠因石崇为自己获罪，说道：“当效死于君前”，然后纵身跳下楼台，香销玉损。在这里诗人用“坠楼人”暗示出美人与花一样，其结局都是悲惨的。译文中用“nymph”这个词来翻译“坠楼人”。而 “nymph” 指的是在希腊罗马神话中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同“绿珠”给读者的印象是两个不同的人物。原诗是一位美貌而忠心的宠妾，而译文却让人联想到像一位雅典娜一样的女神。

又如在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中“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张廷琛等译为：

How is it， when flowers fall，We meet again，Amid these lovely southern scenes? [4](p.96)

在这里“落花”象征李龟年的遭遇，李龟年是颇受王公贵族所喜爱的歌手，然而几十年之后，他却颠沛流离，以卖唱为生。曾经的辉煌就像落花一样随着岁月流逝而不再有。诗人在这里借别人的遭遇来感叹自己的景况。在译文中，没有传达出这一悲凉的色彩，却给人一种老朋友久别重逢的高兴。

(3) a: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

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温庭筠：《商山早行》)

b: Journeyed forth with tender thoughts of home，

At break of day of travelers’ bells are heared.

Behind the thatched inn， crowing cock and setting moon;

Upon the planked bridge， footprints in the frost，

Mountain paths strewn with oak leaves，

Orange blossoms bright against the outpost walls，

Remind me that I dreamt of Du Ling.

There， the wild ducks must be massing on the curving shores. [4](p.51)

这首诗是运用意象叠加的成功典范。“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山路”、“枳花”、“驿墙”这些意象叠加在一起，给读者描绘了一副远行图。游人住在茅店里，听到鸡声，便动身起床，在月色之下赶路。天气凉了，降霜了，游人走在桥上，脚印印在了霜上。山路上铺满了落叶，让游人涌起了一股乡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月”勾起人们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李白在《静夜思》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苏轼在《水调歌头》中说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月”已经打上了深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霜”这个意象带有悲凉的色彩，代表了秋天。在这个译文中，译者把这些意象直译了出来，像原文一样叠加在一起，创造出的意境就逊色了一些，这样诗中的文化意义就有所走失。

从上述这些实例来看，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这个融合了中国古代诗人主观感情的物象，在写入诗中的时候，就融入了诗人从生活中获取的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内涵。而这些意义随着历史的前进就成为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成为了民族的象征。在翻译意象的时候，就必须深入到中国的文化传统的中去，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古代诗词中意象的含义，才能正确翻译出意象的深层意义。

5 结语

本文简单介绍了文化在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翻译中的体现。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色彩纷呈，意义深远，是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翻译中国古代诗歌意象，就必须注意到文化对意象所产生的影响，这样才能真正欣赏意象的含义，准确翻译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 参考文献：

[1] 汪涌毫．骆玉明，中国诗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2]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2002.

中国古代诗歌范文第3篇

本文旨在剖析这些问题并尝试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

一、对高中语文中国古代诗歌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界定

即然文章就是围绕“高中语文中国古代诗歌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进行探究，那么我们首先就对“有效性”进行一个界定。而这个有效性又必须从中国的教育现状出发，那就是既要考虑到应试教育的一面，但同时又不能脱离素质教育这一我们的教育事业所追寻的理想目标。

“名句默写”和“诗歌鉴赏”是高考必考的两个模块，所以，能否在高考中答好这两道题，能否经得起高考这块“试金石”的检验，是衡量高中语文中国古代诗歌课堂教学有效性的重要指标。

而理想的诗歌教育又不仅仅是帮助学生在高考中取得诗歌这一部分的分数，同时它更肩负着培养学生的审美品位、加深学生的文化底蕴、传承民族传统文化这一重要责任。对此，《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中也有明确阐释：

1.培养鉴赏诗歌和散文作品的浓厚兴趣，丰富自己的情感世界，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提高文学修养。

2.阅读古今中外优秀的诗歌、散文作品，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探索作品的丰富意蕴，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用历史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诗文的思想内容，并给予恰当的评价。

3.借助工具书和有关资料，读懂不太艰深的古代诗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古代诗文名篇。学习古代诗词格律基础知识，了解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富文化积累，为形成传统文化的底蕴打下扎实基础。

4.学习鉴赏诗歌、散文的基本方法，初步把握中外诗歌、散文各自的艺术特性，注意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发现作品意蕴，不断获得新的阅读体验。

5.尝试诗歌、散文的创作，组织文学社团，展示成果，交流体会。

所以，这里的“有效性”就包含着两层基本要求：一是不与高考相冲突，并且要有助于得分：二是有助于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帮助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提高文学修养，形成传统文化底蕴，进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的传承者。

二、当前高中语文中国古代诗歌课堂教学中存在的误区

当前诗歌教学中的误区可以简单概括为“走向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唯考试论”、“唯实用论”，在诗歌教学中紧密围绕着高考诗歌题目这一中心，不谈“美”，只谈“分”，结果就是一首首千古传唱的名篇佳作、一朵朵精神之花被肢解为各种题目，诸如“炼字题”、“分析意象题”、“分析表达技巧题”等等，从而使诗歌毫无美感可言，使诗歌教学毫无心灵体验，将感性的东西彻底物化了。

另一个极端就是高举“新课标”、“新课改”的旗帜，对高考、对分数讳莫如深，觉得谈分数、谈答题技巧就是玷污了新课标、亵渎了素质教育。于是，丰富多彩的教学环节、教学活动在课堂上纷纷呈现，老师对答题技巧缄口不言，整个课堂就沦为了学生热烈讨论、展示的舞台。但热闹过后，当学生面对考试题目时却一筹莫展，毫无头绪。

三、高中语文中国古代诗歌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探究

1.如何确保高考时，在“名句默写”和“诗歌鉴赏”两个必考的模块能够拿到较为理想的分数？首先，必须抓好学生的背诵，因为通过背诵就可以解决“名句默写”的问题，而同时，背诵又是诗歌鉴赏的基础和写作素材获取的重要途径。其次，老师还应针对高考中诗歌鉴赏的常见题型，比如“炼字型”、“分析意象型”、“分析表现手法型”、“对比鉴赏型”等，对学生进行专项训练，从而使学生答题时游刃有余，取得较为理想的成绩。

2.如何帮助学生获取审美体验，加深学生的文化底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中关于诗歌的五项要求作为衡量自己课堂环节、课堂行为的重要依据，比照自己的诗歌教学与新课标的吻合度。甚至，我们可以将五项要求中的内容直接转化为我们的具体操作。比如第二条中的“用历史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诗文的思想内容，并给予恰当的评价”，以及第五条中的“尝试诗歌、散文的创作，组织文学社团，展示成果，交流体会”，如果我们能在课堂教学中加以采用，必将拉近学生与中国传统诗歌、传统文化的精神距离，激发学生学习传统诗歌、品味传统文化的极大兴趣。

中国古代诗歌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课程改革；古典文献学；专题讲座；符号学

从教十年，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改革一直在认真尝试推进，面对全新的受众与当今社会的实际需求，如何让这一传统学科再度焕发出迷人的光彩和与时俱进的生命力，近两年来，我在原有教学实践基础上又完成了以下几点创新与完善，现总结如下。

1、古典文献学、考据与校勘基本常识的适当引入

古籍流传既久，其间免不了有许多失真之处。李白《将进酒》明代刊本“天生我才必有用”句，清王琦校勘时已发现“天生我才必有开”等异文，敦煌唐人手抄残本则作“天生吾徒有俊才”，如此脍炙人口的名言到底真伪如何分辨，若不了解一些基本校勘常识，往往会有立说不稳的危险。此外，“窗前明月光”的“床”是指井栏还是胡床？贾岛“僧推月下门”的典故是否仅是美丽故事下掩盖的伪诗？崔颢《登黄鹤楼》的千古名作开篇究竟是“昔人已乘黄鹤去”还是“昔人已乘白云去”？……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文献考据的功用.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上，无论是作者思想探讨、作品美感分析，还是文字结构、内容意旨，都要仰仗精确的校勘。在目前学界日趋浮浅、妄训浪批的现状下，笃实务本的风尚是纠正当今青年学生读古文只求娱乐不求本源的当务之急，就像木匠做工需要锯子、刨刀、斧子等等基本工具一样，要想进入学术殿堂的门庭，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文字、声韵、训诂等功夫缺一不可。在长期的传统教学中，古典文献校勘并非本科生能够接触的学科内容，却又是登堂入室的基石之一。为解决这一悖论，在我的教学实践中，已将此板块有机贯注于日常课堂中，通过化艰涩为简易、变古老为今用、寓趣味于实例等多种方式让学生掌握一些考据校勘的基本常识，以便帮助青年学子在古典文学的海洋遨游时，能脚踏一叶扁舟，气定神闲。

2、系列专题讲座式授课的大胆引入

传统古文课堂的讲授方式是将文学史与作品选分离，分人分时段单独进行讲授，这种体系弊端较为明显：单纯以文学史的前后演进为线索，依次讲述历朝历代文学发展现象，原本鲜活的审美艺术会僵死固化在历史的框架中，文学独立的灵性与价值被削弱；仅是逐篇讲授经典作品，又会因缺乏史之逻辑架构支撑，使学生对文学现象无法获得系统性与整体宏观的认知。为克服上述教学体系缺陷，我尝试开发出“系列专题讲座”的方式，将代表作家或经典创作流派糅合成一个个专题，在此专题下，以文学创作者（人）为核心，有机统摄与之相关的各类文学与文化现象（事），使隶属于同一专题下的各个小板块参差互见，彼此补充――即效仿司马迁《史记》打破编年体、国别体等旧有体例，以人为中心，通过人物生平活动来有机统摄历史事件的“纪传体”体例，取得了较显著的效果。以苏轼为例：作为宋代最杰出的文学大师和文化巨匠，苏轼一人横跨诗、词、文、书法、绘画、禅学等多个领域，按照传统的讲法，可能在讲宋诗时提到他，讲宋词时提到他，讲宋文时还会提到他，但多个板块中提到的同一个人，在创作心态与特色成就上实有一脉贯通之处，这就造成了教学精力与时间的浪费，一分为三，也割裂了一个文人的整体性。故而我将与苏轼相关的所有板块都统摄于以他命名的一个大专题之下，这其中有他的爱情与婚姻、他在禅宗文化上的造诣、他的贬谪历程、他清旷豁达、高风绝尘的人格魅力、他才华横溢、机趣幽默的文化修为等内容，通过上述“知人论世”的系统讲述，再水到渠成将其诗、词、文的创作成就有机嵌入生平经历的娓娓讲述中，这样在无形之中，学生已在趣味盎然的氛围中，完整接受了他在文学与文化上的巨大成就，既不乏味又避免了割裂感。经过多次实践，这种教学的成效非常鲜活而成功，以此方式塑造的文人专题，其人其作之特色，学生都乐于接受，且印象深刻。在专题讲座之外，亦保留传统文学课程设置之所长，另有诸如分体文学史（纵向发展线索）等无法并入上述人物专题讲座的内容设置，正如司马迁在纪传体之外，又设“书”、“表”补充介绍政治、文化等专题一般，以求完成对传统文学与文化经纬交错、立体交叉的全面逻辑架构。

3、西方符号学在古诗文鉴赏中的尝试运用

就中国古典诗歌而言，在语义鉴赏研究中的很多问题，光靠传统语言学、古典文论美学等工具已经不够全面，在当今边缘学科、新兴学科大量涌起的时代，大胆借用起源于西方结构主义的符号学，也许更有助于深刻理性地架构起历来讲究“妙处难与君说”的中国古典文学令人信服的新阐释系统。试看，为何杜甫笔下“香稻啄余鹦鹉粒”的语法倒装就是绝妙佳句，而重新组句后“江南又绿春风岸”就让人感觉啼笑皆非？再者，《周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阐释，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审视，正是我们古人凭直觉领会到的文学作品符解符号具有无限衍义作用的特征表述。此外，古典诗论中 “炼字生佳句“、 “以乐景写哀情”之修辞手法，都属于符号学可以解释的范畴。总之，很多在传统课堂上无法用理性逻辑解析透彻，只能凭借直觉领悟、敏锐语感进行审美感知的古典文学鉴赏对象，在符号学的工具运用下，就多了一种有力的辅助理论支撑，故而在当今中国古代文学课堂上，有必要适度引入西方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对传统教学方式进行与时俱进的，开创性的尝试革新。

通过以上改革手段，可避免在传统教学法中学生只能极端痛苦地死记硬背一肚子文学史理论又很快抛之脑后、两手空空的尴尬，而是将古典文学血肉丰满的生命力通以有温度的方式化到学生心里，使之成为其离开学校后漫漫人生旅途中的一种素养、一种底蕴，滋养心灵、丰厚人生，从而真正实现这门课程在当今的开设目的。

参考文献：

[1]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

[2]黄永武，《中国诗学・考据篇》，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中国古代诗歌范文第5篇

关键词：黑格尔；古代中国哲学；辩证法；西方中心主义；理性至上

中图分类号：B5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177（2020）06-0022-05

17、18世纪时期，由于西方传教士的传播，使得中国文化大规模的被引进欧洲，并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哲学影响，这种影响在法国和德国较为明显。尤其在德国人文科学的影响上，张汝伦教授表示中国哲学的影响应该是放在首位的，中国哲学对德国一些重要哲学家的影响也是一直延续到当代。然而，中国哲学的处境在西方却经历了从积极肯定到全盘被否的转变。

1黑格尔时期的古代中国哲学在西方的处境

在了解黑格尔时期的古代中国哲学在西方的处境之前，有必要先对黑格尔之前受中国哲学影响的几位重要德国哲学家的看法进行简单梳理。黑格尔之所以对中国哲学感兴趣并且进行研究了解，同这些哲学家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最早接触中国哲学思想的哲学家要属莱布尼茨，张汝伦教授称他是欧洲唯一一个真正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人。朱谦之先生表示，莱布尼茨著名的“单子论”，便是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因为中国人是以理为神，这与他的“二元算术”很是相合。根据朱谦之先生的说法，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的宋儒理学是持辩护态度，并且积极推崇的，而他的学生兼继承者沃尔夫也深受其影响，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引发了德国辩证法观念论的正统哲学，他们认为孔子就是一个辩证法、观念论者，观念论实际即是理性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其实是理性主义者，只是这种理性是为道德服务的，帮助一个人的道德水平达到更高尚的层面。可以说，这样的理解与古代中国哲学的特点是相符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开创者康德在早期著作时也多次表示受其老师沃尔夫以及莱布尼茨的影响，为此也很重视对中国哲学的研究。

然而，正是从康德开始，西方对中国哲学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按理说，康德的哲学尤其注重伦理学应该同孔子的儒家学说相契合才是，然而康德却批判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德性的概念，也否定了莱布尼茨-沃尔夫时期对中国人是理性主义者的判断。中国哲学在西方的处境也因此不如先前，莱布尼茨-沃尔夫时期的赞赏态度一去不复返。谢林对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了解应该是比较深的，他甚至可能读过原文翻译过来的资料，但他对中国哲学的态度也是否定的，哪怕费尔巴哈称“谢林的哲学……是移植到日耳曼土地上的古老的东方同一性①。”

到了黑格尔时期，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虽然也进行了许多的研究，但是态度已经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对中国哲学的否定更是达到了极致。即便如此，朱谦之先生说黑格尔“虽否定了东方主义，而实与东方思想有很多的接触，……他表面上虽批判中国，批判孔子，但其观念论辩证法一部分的来源，尚不可不求之于中国”。②尽管黑格尔将中国哲学批判得一无是处，实际上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却含有中国哲学思想，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同莱布尼茨时期发生的辩证法观念论的正统哲学一样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他所研究的中国资料也早已经被融入到了他的哲学中。

当然，黑格尔肯定不会这样认为，否则，中国哲学在黑格尔时期的处境就不会像是低到尘埃里，也不会遭到黑格尔的猛烈抨击，甚至还发出“古代中国无哲学”的论断。这实在是对整个中国哲学思想的一刀切，直接全盘否定。赵敦华教授表示，西方所缔造的这个“古代中国无哲学”就像一道“魔咒”成为一个世界舆论，影响了西方，也深入到了中国学界。①直到现在，仍是为此争论不休，各持己见，至于中国究竟有无哲学？黑格尔为何要这样评价？这其实并不是由黑格尔自己说了算，而是由于他的哲学理解方式导致了他的论断。

2黑格尔对古代中国哲学的评断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庞大的，其中所包含的范围极其宽广。然而，这样一位宽宏伟大的哲学家却在对中国哲学的评价上显得严厉又苛刻。判定“古代中国无哲学”，根本的原因在于黑格尔的哲学理解方式完全与中国哲学相悖。

第一，黑格尔界定的哲学内涵注定他会说“古代中国无哲学”。黑格尔认为，“属于哲学的应是关于实体、普遍的东西、客观的东西的知识，——这种对象只要我思维它、发展它，它就保持其自身的客观性。”②当黑格尔用这样明确的界定来套用中国哲学时，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黑格尔在他的演讲中曾表达过东方人的实体极其不确定，也没有伦理和法律的客观规定。即便是有，黑格尔也不认为有什么用处，因为那是僵化的、静止的、不具有思维。因此，他说：“我们所叫做东方哲学的，更适当地说，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一种宗教的世界观。”③如此一来，整个东方哲学（自然也包含了中国哲学）都被黑格尔归到了宗教思想中，与哲学的关系撇得一清二楚。

第二，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决定了“古代中国无哲学”的观点。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绝对少不了逻辑性和思辨性的，基于此，黑格尔对中国哲学从孔子、《易经》以及道家三部分进行了简单的评述。

首先，黑格尔将孔子的哲学界定为一本关于道德教训的书，类似《论语》这样的书，在他看来，就是一些伦常道德。至于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④黑格尔的这些话，用赵敦华教授的表达就是否定了中国哲学的存在。不仅如此，对于中国人而言，那也是极其难堪的，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地位能排到第一，孔子的儒家学说更是整个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地位尤其坚固。在黑格尔这里，却显得一分不值，原因在于孔子的思想缺少思辨的色彩，不符合辩证法。然而，黑格尔却又称孔子是“世间的智者”。既是智者，那么智者的核心思想岂会如此不堪？古希腊的智者思想在哲学史上的贡献可是不小的。由此可见，黑格尔对孔子本人的评价也是心口不一，实际上，他从心底对孔子学说以及孔子本人都是嗤之以鼻、不以为然的。

其次，黑格尔对易经哲学的论述。他说：“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⑤比如，它记载了关于具有一些图形、符号之类的东西。而这些图形在黑格尔看来是极抽象的范畴，还达到了纯粹思想的意识，令人可惜的是，这样的思想并不深入，仅仅留在了最浅的层面上，虽然有具体的理智规定，但还没有达到概念具体化，因而也不具有思辨的思考。同样，关于符号的意义，黑格尔认为其从抽象过渡到物质的速度也太快，便显得空虚又难以捉摸，其实是浅薄的，并无益于思辨的哲学。因此，他表示从其中“找不到经过思想的必然性证明了的原则。”⑥事实上，缺少了思辨的思考，同孔子学说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算不得哲学的。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用易经来表达中国人的智慧后又进行批判，表面上似乎在称赞中国人的智慧，实则具有暗讽的意味，暗示中国人没有哲学，中国人的思想极其肤浅，根本够不上思辨哲学的标准。然而，黑格尔对《易经》里面应该叫做“爻”的代表形象的直线却错误的称为“卦”，“卦”其实指的是三爻图和六爻图。这种在《易经》中最基本的形象的称谓，黑格尔未能识别，要说他对《易经》有怎样深入的探究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因此，他對易经哲学的评说也是不完全真实的。

最后，黑格尔对道家学派也进行了简单的论述。他说：“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①“是以思辨作为它的特性。”②这样的评述，让我们似乎有种道家学派的思想同黑格尔的思想相共鸣了的感觉，既有理性，又有思辨，岂不正合黑格尔辩证法思想？黑格尔将“道”解释为理性，这个解释显得他对道家很是高看和肯定。但是，也可能黑格尔的这个解释只是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要用什么词才更合适，只好用了理性，黑格尔是个理性至上者，而老子对“道”的解释的意蕴与理性较符合。道家学派认为“道”就是将“无”视为一切事物的起源、最后者、最高者。这样的解释使我们可以将世界的本原看作是“无”，一切开始于“无”，最后又归于“无”，这岂不正是黑格尔的哲学所要表达的理念？只不过这个“无”是“绝对精神”而已。但在黑格尔看来，“道”的概念却是最抽象、最无规定的，它只是一种否定，一种以肯定方式说出的否定。③看上去似乎对“道”的概念进行了确定的解释，实际上这个“无”本身就是不明确的，因此，黑格尔对道家哲学也是也不以为然，持否定态度的。尽管他称老子的《道德经》中有体现真正的思辨哲学，但因为道的概念过于抽象，不符合黑格尔的概念具体化。故而就像张汝伦教授说的，在黑格尔看来，道教与佛教其实都是虚无主义。

第三，黑格尔的理性至上主义和自由意识也判定了“古代中国无哲学”的结果。一方面，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运动着的概念体系，它一直在不断的更新，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展开过程而建构的。④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所体现的辩证逻辑非常强，并且极具理性思维。黑格尔认为哲学就是探究关于理性的东西。在他看来，理性是“世界的灵魂，寓于世界之中，是世界的内在东西，是世界最固有、最深邃的本性，是世界的普遍的东西。”⑤理性是最高的，也是最普遍的，黑格尔认为存在即是合理。理性与存在的相互统一，产生了本体论的基础，服务于思辨逻辑，同时能够帮助黑格尔更好的追寻事物的发展规律，这是辩证法得以存立的根基。但是，中国的哲学体系建构却是完全与此背离的，中国哲学是以关系为开始，以伦常、道德为中心，始终与人相连在一起，教导人向善，但是并不注重思维的思考，而这种教导某种程度来说更像是一种教化，让你这样去行就好，甚至不用问为什么。所以，就算孔子的儒家学说占据了整个封建王朝，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却是“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上规定了的王国。”⑥

另一方面，由于黑格尔将整个东方哲学解读为一种宗教观念，而宗教的观念在黑格尔看来并不具有个体化，虽是在普遍性的因素中，但缺乏自由。黑格尔认为，“人就是自由意志。”⑦在黑格尔的意识里，人们的生活不仅该具有普遍性，也应该拥有自由，这是最基本的权力，也是生活的原则。人如果只有普遍性而没有自由，那么主体是无法有自由意识的，也就无法有思维。然而，对于一个处在封建王朝一切由君王说了算的古代中国，是没有自由可言的。因此，黑格尔形容“在东方只是一个人自由（专制君主），在希腊只有少数人自由，在日尔曼人的生活里，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皆自由，这就是人作为人是自由的。”⑧缺少自由的中国哲学在他的眼中自然就称不上哲学了。

3黑格尔评价古代中国哲学的失误

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黑格尔对于“古代中国无哲学”的评价，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哲学的理解方式。古代中国哲学并不是以实体为开端，也不重在逻辑思辨性，而是以关系为开始，注重天道、伦常等基本范畴。然而，当人们从关系、天道和伦常等基本范畴上敞开哲学大门时，黑格尔的论断就注定产生错误，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

首先，黑格尔哲学观的狭隘性以及局限性注定了他对中国哲学评判的失误。黑格尔的哲学重视辩证逻辑，重视概念具体化，重视思想的思辨性等，从而忽视了从世界存在关系上理解哲学的可能性。然而，从现今看来，关系更能反应世界真实变化的本原。中国哲学就是以关系为开始的，并不以讨论世界本原为目的，重在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人与天等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故而“关系”范畴在如今这样一个呈现一体化趋势的社会里更能够帮助人际关系的协调，社会的稳定，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以及达到更高的创新等等，具有非常积极的哲学意义。假如黑格尔能够将能他的哲学观放得更大更宽更细致，也许他对中国哲学的批判都不会出现了。

其次，黑格尔偏执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理性至上主义的思想必然导致他对中国哲学的评判发生错误。黑格尔明言，“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①在他看来，古希腊的哲学才算是真正哲学的开始，中国哲学不过是一种思想。此外，黑格尔哲学的思维方式是绝对理性的，理性又是至上的。因此，黑格尔这种偏见的直接结果让黑格尔根本不会去深究中国哲学，更不会换种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哲学，反而在心底就已经自我暗示了结论。不单是黑格尔，整个西方界都存在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和偏见，他们这种自我的优越性很难将其他民族尤其是东方哲学看在眼里。

最后，资料的匮乏也导致他对中国哲学的评判产生失误。根据黑格尔的文本得知，他对中国哲学的论述主要是集中在孔子、易经以及道家，并且关于这些部分的论述篇幅也不长，便简单的概括了整个中国哲学，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数不胜数，并不能单单通过孔子、易经或者老子学说就可以述说完整。黑格尔对于法家、墨家等思想都未曾提到，而宋明理学这类极具西方哲学思辨色彩的思想在黑格尔这里似乎也被忽略了。此外，黑格尔对中国哲学有限的了解资料更是翻译过来的二手资料，而不是原文资料，这并不符合研究哲学的严谨性，也不符合黑格尔自身对哲学的严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