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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孝全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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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孝全部故事

二十四孝全部故事范文第1篇

所谓“孝”,就是指孝顺父母。因为,是他们给了我们生存的权利,给了我们人生旅途上的第一次启蒙,是他们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养大成人,是他们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如果说我是一叶扁舟,那么,父母就是一片大海,没有他们的载托,我怎能远航?如果说我是一泓清泉,那么,父母就是一座高山,没有他们的孕育,我又怎么能涓涓流淌?

有人说:“父母便是无私的奉献,全部的给予。”是的,父母对我们倾注了无微不至的关爱,这爱就像紫燕为我们衔来春光,就如涓涓细流滋润我们的心田,就似绿荫为我们遮挡炎日……面对这样无私而伟大的爱,我们也只能用孝心去回报。

在我看来,要想让一个孩子学会孝敬父母,那么,父母首先应该孝顺自己的父母。只有这样,孩子才会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学会孝顺,《二十四孝》中提到的“乳姑不怠”的典故就是这样一个世代相传的孝顺父母的故事。也只有这样,孝文化才会被代代相传。当然,行孝也要讲究方法。早在很久以前,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就对此提出了他的看法。

曾参是孔子的学生,经常听孔子讲孝,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个孝子。有一天,他随父亲到地里耕种,一不小心把一棵瓜秧铲断了,父亲见后拿起棍棒就打他。曾参想到老师的教导,就停下脚步,任由父亲的棍棒落到他身上。孔子听说后,非常生气,得知消息的曾参连忙向孔子解释,说自己正是听了老师的教导,才这样做的。于是,孔子语重心长地给他讲了舜帝的故事:舜的父亲是一个瞎子,脾气也不好,但舜非常孝顺他的父亲。当他父亲要使唤他时,他总是能出现在父亲的面前;当父亲想杀他时,他却总能想办法跑得远远的。舜这样做的结果是既没有使他的父亲犯下不行父道的罪责,又没有丧失孝道。曾参猛然醒悟。所以,行孝亦有道。如果不讲究方法,就像是将一张白纸弄满污垢,甚至会贻笑大方。

“孝”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考证,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孝”字,“孝”是一个会意字,它的意思是小子搀扶着长着长长胡须的老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体家庭的形成,父系家长制的确立,“孝”的观念逐渐形成和发展,孝文化就这样代代相传至今。

二十四孝全部故事范文第2篇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10-0052-04

中华民族乃礼义之邦,自古孝行天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我国老年人口的基数不断增大,而如何解决农村养老的问题亦日益凸显。1999年我国开始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1]2014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亿,该数字约等于整个欧盟的人口总和、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二。[2]20世纪以后欧美发达国家相继进入老龄社会,其主要依赖社会养老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以美国为例,政府以社会资本运作的方式建设独立式住宅、老年公寓、养老院、护理院和老年养生社区等等。我国古代的“养老文明”孕育了人类破解养老问题的“中国路径”――以孝养老。孝道是我国一种古老的养老保险。孝道突出养老为本位,将养老作为家庭的主要职责之一,使老年人得以接受子女的奉养;孝道主张老年人不仅物质上需要帮助,而且精神上要得到慰藉,感情上要有所寄托,从而引导家庭养老实现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的统一;孝道不断地将养老和敬老的观念赋予家庭养老,使得家庭养老从家庭行为转变为社会规范,短期行为变成世代相继。面对当下“老年社会”的浪潮,可通过重构孝道文化以应对农村养老问题,并着力推动传统孝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现代孝道筑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底色。

一、传统孝道以“养老敬老”为基本伦理准则

“孝”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但近年来经济的迅猛发展令家庭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有数亿人离开父母到城市打工,将父母留在农村无人照看。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意味着照顾老人的负担将主要落在独生子女肩上。许多中国家庭面临规模变小及家人分离的状况,正焦虑地寻找新的尽孝方式。在以高度的经济化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中,亟待从社会层面树立传统文化中的孝道,重拾中华传统孝道文化的内在价值。

(一)“孝道”的发端

“孝”是我国古代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也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从词源上考察“孝”,《说文解字》中将“孝”字解读为:善事父母者。“孝”作为一个象形文字,下为“子”,上为“老”,表现出跪拜之“子”的意思,凸显出长幼尊卑的次序和礼节。孝的原始含义是崇拜祖先、孝敬祖先,以祈求祖先对其子孙的庇佑,属于人伦范畴。

首先,孝亲源于人类的天性。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即子女奉养父母是人之天性,孝道是社会的天理法则。“罪莫大于不孝”,“非孝者无亲”。孔子进而指出孝敬父母乃源于天性的五种表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其次,孝亲是一切善德的起点。孔子认为:“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后也;忠,德之正也”。人类的善心、善德和善举可通过多方面行为表现,亦可通过多方途经予以塑造,但是皆从孝的血缘亲情中发轫而来。再者,孝道是教化的根本。素质教育以德育为首,而孝道为德行之根本,所有的思想道德教育皆在此基础上而产生。最后,孝敬不等于盲从。孔子在《孝经?谏诤章》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孔子反对一味盲从,反对愚忠愚孝。主张做父亲的若有能谏诤的儿子,就不会陷于不义的行为之中,作儿子的若看到父亲有不义的行为,就应该直言相劝;为人臣子的若看到君王有不义的行为,就应该进言劝止。上述孝道精髓,充分体现了孔子的辨证思想和民主思想。

(二)孝道的内在价值

传统孝道乃在我国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条件下孕育而生,它是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产物,有着其合理的内核。传统孝道主张养老敬老,孝老敬亲是中国人伦道德的根本。

1“奉先思孝”、善事父母,民以敬老为德。爱敬父母是孝最基本的内容。孝之爱敬,从何而来?《礼记?祭义》有云:“立爱自亲始”,即这种“爱人”之情来源于父母与子女的血缘亲情;是一种出自自然人性,发自子女内心的对父母的亲近、敬重。“善事父母”是孝文化最基本的要求。这首先指“能养之孝”。孔子说“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要求“事父母,能竭其力”;在“能养之孝”的基础上,孔子又提出“敬亲之孝”。他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即是说如果对父母不是由衷地敬爱,那养父母和养牲畜就没有什么差别。在这里,孔子援“敬”入“孝”,拓宽和升华了孝的内容。那么,怎么才算敬养,怎么才算孝子之行呢?《孝经》中提出了“五备”:“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也,然后能事其亲。”“五备”的要义在于要将父母放在心上,以诚敬的心情做好“生、养、死、葬”中的每一件事。这一点实际上为后世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人文关怀”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导民以孝,以孝侍亲,国以敬老为计。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洪荒年代”有过集体养老。“孝之本宜,恐非限于父母,诸父诸祖亦应善事。”社会处于一种原始、初级的集体养老的阶段,抚养老人是全氏族成员的共同责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养老方式由集体养老逐步转变为家庭养老。这首先是因为,物质生活资料有了相对剩余,私有财产的范围逐渐扩大,从而为人们的“亲亲之私”及养老方式变化提供了客观条件。二是由于婚姻家庭形式发生重要变化。人类社会逐渐步入了父系社会时期,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子女受父母抚育照料并有权继承父母的私有财产,同时子女也须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自此,奉养老人的行为落到了个体家庭之中。这种家庭养老模式,对解决古代中国的养老保障问题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与此同时,孝的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转而以“善事父母”为核心内容。

二、新时期农村养老亟待传统孝道的现代转化

面对“老有所养”的问题,我国古代以“导民以孝,以孝侍亲”的孝文化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思想基础,后被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引伸到政治生活中,与礼、义、忠、信并列而成为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孝道与养老”,二者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如何在传统孝道和现代社会政策之间找到融合点,是我们应该理性探讨的问题。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我们民族给出的答案是“导民以孝,以孝侍亲”,以孝文化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思想基础。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应着力推动传统孝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现代孝道筑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

(一)传统孝道转化的现代语境

首先,生产方式的改变引发家庭关系变化。我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生产为基本生产方式,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处理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主要靠经验,而人越老所掌握的知识越多,越值得社会尊重,故而老人在家庭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但在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现代社会,当晚辈的知识结构、资源财富、权力地位都超越长辈时,他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便会加大,而老人们的地位难免会“边缘化”。其次,民主政治取代封建孝治。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要求臣子对自己尽“忠”而鼓吹百姓们行“孝”,“忠孝”也成为当时最高的道德评价标准。而在当今社会中,古时的“父母官”变成了当今的“人民公仆”;那时的“子民”“草民”,而今变成了“公民”“国家的主人”。最后,现代社会生存及养老的压力增大。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增大,子女对父母尽孝的难度提高。大多数家庭人口的“421”倒金字塔结构,使得子女在赡养父母的问题上常常有心无力。凡此种种因素,使得孝道传统日渐失去昔日的约束力,子女们对父母不尽赡养之义务、老而无养、养而不敬的现象屡见不鲜。[3]不少子女在老人还有一点利用价值时,一味索要,无度“啃老”;而老人一旦年高体衰,便视为累赘,甚至虐待或遗弃。传统孝道文化依靠历史的惯性踉跄而行。

然而,孝道养老的延续具备深厚的现实基础。首先,源于情感基础。“养”和“敬”源自人性天良善心,出自人类敬老扶弱本性。对曾经给自己以“身体发肤”,并为后代耗尽生命能量的至亲,予以养敬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只要人类亲子关系存在,此种珍贵的感情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次,基于群众基础。古往今来,孝道文化在国人的心中具有最重的分量。从小到大,由愚而聪,孝道文化在国人的身上留下了最深的烙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中国人的特征、中国的国民文化,“人不能不讲孝,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笃认孝理,愿当孝子,中华民族就是讲孝的民族。”最后,其具备政治基础。政府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并鼓励子女对父母行孝;法律层面上,国家也规定了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以上的诸多因素,皆有利于孝道文化的延续。

(二)孝道的现代性转化

唯有对孝道文化进行现代性阐释,方能实现古代传统到现代规范的转变,使传统孝道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辩证吸纳传统孝道精髓,对于建设当代新孝道,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孝道在不同时期的衍化表现出二重性的特征,应适时地对传统孝伦理的局限进行必要的批判,以适应新时代对新孝道文化的要求。[4]以我国古代的二十四孝图为例,二十四孝是一个故事叙事,只有变成了“二十四孝规范”才是社会公共政策。但用古代孝道规范现代社会的运转一定要慎重。某些故事可以勉强效仿,有些照着做,则会有丢掉性命的危险,更是触犯法律的行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新时代的道德观也需要不断扬弃不断进步,而传承传统文化,更应该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基本辩证方法,方能得其精髓,滋养心灵,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构筑和培育现代美德的公共空间。如全国老龄委公布并倡议的新版“24孝”行动标准,节假日经常与父母共度、亲自给父母做饭、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它剔除了一味顺从、愚孝的封建糟粕,不仅包括“教父母学会上网”“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等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的行动准则,还着重于“支持单身父母再婚”“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等观念的突破和对老年人的心理关怀,因而得到了人们的肯定。[5]弘扬孝道文化,不能食古不化。在价值观日益多元、法治水平日益提升的公民社会,我们更应该注意传统文化与时展的有益对接。

现代孝道体现平等性,父子义务对称,其强调“孝”与“慈”相辅相成,强调两代人平等、自由、民主相处。现代孝道体现情感性,强调给予老人物质生活上的丰富和精神生活的富足。情感性是孝道文化的精髓,应特别注意发挥其优势作用。现代孝道体现时代性,强调互助互利共享。孝道文化在根本上是调整代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它应成为调整青老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的良好黏合剂。青老两代的机会和权利,只有不同时段的各自侧重,并无任何一方的独占或舍弃。

(三)孝道养老是国家养老政策的底色

社会化养老不能取代家庭养老,孝道养老是国家养老政策的底色。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主要存在家庭养老保障模式、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障模式,并且在实践中表现为土地养老、以房养老、保险养老、医养结合等诸多形式。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是生活的寄托之所。以农村土地养老为例,农村的土地除国家所有以外,主要归属农民集体所有,农民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土地使用权。农民依赖土地而生存,能否合理地利用农村土地使用权关乎农民的主要财产收入。然而,家庭承包经营的方式使得土地细碎化,难以形成土地经营的现代化与规模化,加之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尚不健全,降低了农民的财产收入,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妨碍了农村养老制度的良性发展。

究竟应该以上述何种模式为重点和发展方向,目前学界仍存有较大争议。社会养老论者主张限制或控制各地区的制度差异,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一个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的统一的国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计划。家庭养老论者则主张家庭依然是我国养老的基石,应从制度伦理建构入手,建立家庭养老为主其他养老方式为辅的养老保障模式。[6]亦有学者主张,养老要全部推向市场,或者让国家全部包揽。若全部推向市场,老人的心理需求并未得以满足。以“孝道”中的子女给老人端茶倒水为例,通过市场虽然亦能实现,但其难以产生感情满足和精神慰藉的效果。若国家全部包揽,更不现实。据统计,我国老龄人口已达两亿,养老市场资金缺口是22万亿,若国家全力承担,必将是沉重的负荷。[7]个人认为,社会化养老,更多地借助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参与,其根本的目的就是对传统家庭养老的补充或更新,是对功能弱化的传统家庭养老的一种强化,而绝对不是取代家庭养老。目前家庭养老不仅是世界各国通行的主要养老方式,也是大部分老年人意愿和实际的选择。无论采取何种制度安排或规定以构建一个以何种养老方式为主、何种养老方式为辅、何种养老方式为补充的养老保障模式,皆应在弘扬农村孝道文化前提下,实现农村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非正规养老三者的有机结合。古代中国的“养老文明”彰显了人类破解养老问题的“中国路径”,以及这一路径的先进性。天伦之乐具有普适性,无关乎古今中西。同时,天伦之乐也是社会化养老无法取代的。黑格尔认为,古代中国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但是,孝文化在当前农村养老中功能弱化,这突出地表现在尊老养老观念淡化、家庭伦理道德淡化、不尽赡养义务和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等诸多方面。

三、以现代孝道筑强国家养老保障体系

(一)将孝道由家庭伦理提升为社会伦理

无论是家庭养老,还是社会养老,都必须借重现代孝道。我国古代以孝为计破解养老困局,国家以弘扬孝道文化来鼓励家庭成为养老主体。当下传统孝道的价值在市场逻辑等因素之下悄然变化,社会政策与孝道观念不能相互照应。在农村养老的问题上,社会政策与孝道观念需要相互补充,以应对已出现和未来将会出现的各种难题。原为养老理论支柱的孝道文化,现在要从一种家庭伦理上升为一种社会伦理,为养老社会化提供文化支撑,促成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一同协力解决养老困局。这既是一种逻辑的推衍,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老年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重塑传统孝道文化的应用,采取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以孝养老、政府调控、社会力量辅助多条腿走路,积极探索农村养老的非正规制度和正规制度的结合,真正使农村老人老有所养,保证我国农村老人衣食无忧和安度晚年。未来的养老制度体系建设应充分重视现代孝道的导向作用,建立一种以现代孝道为依托,符合中国国民心理需求,满足老年人物质生活、照顾护理、精神慰藉几个方面需求的全面养老保障制度体系。

(二)强化法治意识,为孝立法

孝道在古代属于家庭伦理范畴,而现在发展到了“为孝立法”的阶段。孝亲是人类的天性,但是要自觉地尽孝道义务,尚赖于后天的养成教育和法律的规范。以法助孝是行之有效的道德教化手段,尚需将现代孝道精神贯彻于养老立法之中,使道德和法律相互作用与相辅相成,如韩国颁行《孝行奖励资助法》,而美国法律则通过法定监护人制度保护老人的财产,并使其接受强制医疗。监护人的职责主要包括三方面:财务、个人和医疗,因为这跟老人以及一些有特殊精神病或者其他物理疾病的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8]我国在此方面较为欠缺,现行社会中的大部分敬老院,若欲入院首先被要求体检,长期患病的老人不能入住,精神疾病的老人亦不能入住,即使入院也往往对老人缺乏治疗。我国法律欠缺强制性养老规定,老年人监护监督制度和政府监护制度亦亟待构建。目前在我国,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8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将孝道以法律来约束规范,为年迈的父母维护自己的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目前执行起来仍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新条款的规定较为笼统,对应该如何看望并未做出界定,也未对没有履行法律义务的当事人提出具体的惩罚措施。

(三)在法律范围内赋予老人更多权利

古代在弘扬孝道文化的同时,出台了一些优待礼遇老人的制度,包括对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救济帮助。以古代鸠杖制度为例,鸠杖在先秦时期乃长者地位的象征,汉代时70岁以上的老人持有国家授予的鸠杖,出入官府衙门,不受限制;行走王土,食宿均有照应;做小本营生,一律免税务;身份地位受国家保护,有胆敢欺凌拄鸠杖老人者,以蔑视皇帝罪论处,严重者处以死刑。当尊老爱老慢慢地演变成一种国家制度时,鸠杖成为古代敬老养老的标志。在我国,老年人达到一定年龄时,可以申领到优待证。持有优待证的老年人可在许多方面享受到优惠和照顾,这正如手持鸠杖可享受诸多“特权”。如果说“孝”是中国未来生活的基本价值,还需要在国家政策和社会规则的层面上有所回应,包括每一个立法的改革都应考虑在法律范围内赋予老人更多权利。

二十四孝全部故事范文第3篇

踏着瑞雪,我们来到安顺市西秀区鲍家屯村,探访这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国防大学教授鲍中行出生于此,虽和我们素未谋面,但在电话中说到故乡,他却如数家珍,一口气说了鲍家屯的“五个典范”和“三个活化石”,那份对故乡浓浓的眷恋,让人感动。

在鲍家屯,我们巧遇了寨老鲍中全。他当过村支书,是个文化人,对当地历史文化了如指掌,又热情好客,带着我们边看边讲,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鲍家屯是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调北征南”时,在贵州早期建设的军屯之一,距今有600多年历史。鲍家屯始祖鲍福宝籍贯今安徽歙县,诰封的振威将军,后人评价他“既是带兵打仗的将军,又是水利专家,还是风水学大师”。正是他科学的规划和精巧的设计,600多年来,鲍家屯“屯田戍边”,抵御了匪寇侵扰,发展了农业生产,积淀了历史文化,其家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独一无二

“黔中都江堰”

中国水利历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冯广志曾感叹,鲍家屯的古代水利工程,“构思精巧,布局合理”,堪称“小都江堰”。虽历经600年沧桑,该工程仍很好地发挥着“旱能灌,涝能排”的作用。

它的精妙之处在于,“鱼嘴进水,两腮分流,灌溉防洪,全部自流”。鲍家先祖通过对水文和地理的认真研究分析,在村西头的水仓河上修建了“7”字形水坝。这是古代水利的精华,如同一个鱼头,将来水拦蓄并分流。坝分三段,中间是最高的拦水墙,左边是最矮的泄洪坝,右边是灌溉坝,坝顶开有两个缺口,称为“龙口”,高度低于防洪坝,用于控制下泄流量。泄洪坝以下是古河道,用于排洪。灌溉坝以下是人工河,以及由七道高低不同的水坝和灌溉水渠构成的灌溉系统。拦水墙和与之相连的高两米的“拦马墙”像巨人张开的坚实双臂,把屯中老少赖以生存的千亩良田严严实实挡在身后。平时河水经右坝上的“龙口”,入人工河,经七道水坝调节,自流浇灌高程不同的2300多亩农田。来水稍大,漫过左坝流走。但河水再大也漫不过这精确计算得出的两米高的“巨人臂膀”,就算野马般奔腾咆哮的洪水来袭,撞到它身上都会成为驯服的“小马驹”,摔出些许浪花后,乖乖溜进古河道。由于水坝的高差和龙口的限制,多余的水无法进入人工河。灌溉支渠经过“拦马墙”的地方也都有一道小石门样的“龙口”,精确控制着通过水量。这一切灌溉和防洪过程,都在没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全自动”完成。

我们看到2000多亩土地上绿油油的油菜正茁壮生长,想必“待到山花烂漫时”,这里一片金黄,我们不但要感谢上苍的恩赐,更要感谢先人远见卓识的恩泽。当前“美丽乡村”建设中,我们也要多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特别要兴修水利,农谚道“有收无收在于水”、“兴修水利保丰收”。做事不能急功近利,应该“上善若水”。相信“吃水的”一定会记得“挖井的”!

独具匠心

村落布局

作为军屯,首要任务是防御外敌入侵。鲍家屯的村落布局通过“八卦阵”,巧妙地把居住和军事功能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街巷为阵,屯阵合一”的坚固堡垒,“进可攻,退可守”,还可“诱敌深入,逐个歼灭”。

八座小山就是“外八阵”,八个制高点相互依托、相互协防,成为鲍家屯防御的前沿阵地。如果敌人突破了“外八阵”,等待他们的还有更为棘手的“内八阵”。

首先,想进入军屯就十分困难。四周是高大坚固的石头屯墙,墙上有众多内宽外窄的望口,不时有“明枪暗箭”射出,防不胜防。屯墙上开有大门一道,小门四道。大门由重兵把守,小门实在太小,“牛要过都要斜着角”,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进入军屯大门还有“经典实用”的瓮城,正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屯内建筑也多用石头,家家外墙高耸,户户紧紧相连,望孔密布高墙之上,和屯中八条弯弯曲曲、细细长长的街巷组成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内八阵”。青龙阵、白虎阵、雄狮阵、鹿角阵、火牛阵、长蛇阵、铁马阵、玄武阵,阵阵机关重重,个个杀机四伏。八条街中有四条“死街”,四条“活街”。“死街”就是死胡同,东弯西拐又十分狭窄,勉强够两人擦肩而过。敌人一旦进入,就只能成为各家各户望口中的活靶子,“往前跑,死路一条,往后退,为时已晚”。火牛阵最为精彩,同样是弯弯曲曲,又窄又长的巷子,不过在巷子另一头等待他们的是一群尾巴被点着了火,满眼充血,鼻子喘着粗气,正“有气没处撒”的老水牛。屯中还有一座30米高的碉楼,它是屯中战斗的观察站和指挥中心,其上有对联写到“八阵巷,转弯有数,易进难出,灭匪寇;六层碉,挺拔无双,远观近击,保平安”。经历六百多年的战火洗礼,鲍家屯仍安然无恙,不愧是“大明屯堡第一屯”。

今天,我们的村庄再不用备战迎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了当务之急。但我们也要向古人学习,从他们的智慧中吸取营养。村庄规划要科学实用,功能设施要齐全完备,产业发展要突出特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更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科学规划就要因地制宜、依山顺势,“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少拆房”。

独步千秋

自然风貌

来到鲍家屯,“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犹如世外桃源,远离俗世凡尘。整个屯堡坐北朝南,屯前视野开阔,狮、象二山在远处遥相呼应,星螺山驻守当中山口。清澈的水仓河由西向东缓缓流淌,各种水鸟与鸭鹅一同在河中觅食。千亩良田生机勃勃,顺田间小路穿行,不时惊起肥胖的野鸭从头顶掠过。驿马井、珍珠井、蚱塘河井巧妙地点缀在村庄四周。泉水清澈见底,水量充沛,大旱之年,不曾干涸,成为周边百姓主要饮用水源。珍珠井,冬暖夏凉,寒冬腊月,其上雾气腾腾,似王母瑶池。驻足凝神,“放眼望,青山环绕,云蒸霞蔚;仔细听,虫歌鸟鸣,河水潺潺;深呼吸,空气清冽,泥土芬芳。”不禁想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字字击中心头,真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呐!

鲍中全老人对这里的自然风貌和风水格局尤为推崇。他说600多年来,这里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历代都有朝廷命官”,且年年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恬静,不愁吃穿。

且不说“风水”是否科学,但在满眼雾霾、垃圾遍地、污水四溢的今天,青山绿水、人杰地灵,不正是我们苦苦追求和向往的吗?新农村建设不但要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更要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鲍家屯村口大门上的对联是对我们最好的启迪。上联是“狮象驻门前青山如黛描绘千秋画”,下联是“星螺行海口绿水似弦弹奏万古琴”,横批“天人合一”。

独领

民风民俗

鲍家屯人来自古徽州,历史的浸润让他们完全融入了当地,但不知是对故乡的思念,还是对传统的特意保护,古徽州一些特有的民风民俗在鲍家屯依然保留完好。

抬汪公巡游就是其一,鲍家屯人六百多年来依旧传承着这项隆重的风俗。每年农历正月十七,村中都要举行盛大的抬汪公巡游活动。龙灯彩旗在前,鞭炮锣鼓随后,汪公神像端坐轿上,沿村街巷缓缓巡游,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红红绿绿的彩旗,五彩缤纷的道具,熙熙攘攘的人群,让人眼花缭乱,恍惚来到明朝徽州。

清明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但在鲍家屯又有不同。除了“有320多桌人回乡祭祖”宣读祭文外,最关键的是进行孝文化教育。时逢清明,村里都要把二十四孝和新二十四孝的图片做成展板放在祭祀现场,教育后人感恩始祖。

鲍家屯女姓的服饰,可以说是世界上流行时间最长的“时装”,一穿就是600多年。“头上一个罩罩,耳上两个吊吊,腰上两个扫扫,脚上两个翘翘”,这一身奇异的“明朝时装”穿起来分外妖娆,被称为明朝女性服饰的“活化石”。鲍中全饶有兴致地说,女性戴上玉石梅花管簪,穿上大袖长袍,系上丝绸系腰,套上绣花翘头布鞋,是“远离臃肿,系出苗条”。这身服饰能“机智巧妙地丰乳,恰如其分地瘦身,体贴入微地显臀”,充分体现了女性的“动感美、腰饰美、背影美、曲线美”。现代任何流行服装都不能与之媲美。

用于防身自卫、修身养性的“鲍家拳”和被称为“地戏”的“军傩”,都是有名的“活化石”。

当地为了保护和传承好这些悠久而生动的历史文化,成立了各种协会,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歌唱大赛和服饰大赛,比比“哪位男士军傩唱得最棒,哪位女士服饰扮得最靓”。而比赛的奖品就是这百穿不厌的“明朝时装”。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乡村有了历史才有生命,有了文化才有灵魂,有了代代相传的精神才有我们心灵栖息的家园,才有我们四处寻找的美丽。

独树一帜

民族和谐

1369年,贵州尚未建省,还是一片蛮荒之地。鲍家屯始祖带着兵马,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人生地不熟,山高皇帝远”,要在异族的土地上“养兵、屯田、守土”谈何容易。但是来自徽州的鲍氏先人深明大义,为了边疆稳定极其开明友善。振威将军先与当地杨、王二姓的少数民族头领义结金兰,成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异性兄弟,“永世交好,永不为敌”,为屯田戍边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后相互通婚,让血脉交融。并向当地少数民族传授农耕文化和先进技术,与他们共享水利设施,共同繁衍,一起壮大。

在看到结拜兄弟受到匪徒欺负,鲍家先祖不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还将从不外传的独门绝学“鲍家拳”传授他们,让他们能抵抗侵扰,防御外敌。这一头磕到地上,绝对不输当年的“刘、关、张”,六百多年的兄弟,换来的是世世代代的和谐相伴。鲍、杨、王三位先人结拜之地依稀尚存,这段鲍家屯版的“桃园三结义”还在当地口口相传。

今天,我们依然看到,苗族同胞的土地和鲍家的土地紧紧相连,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享受着古水利的浇灌。鲍家屯中的村民也不再都姓鲍,不再都是汉族,汉苗两家相互流淌着对方的血脉,早已不分你我。在火炉边,和我们一起座谈的汉族村民汪震智的儿媳就是苗族,说起此事,他还颇为骄傲。

二十四孝全部故事范文第4篇

灯笼是耕作之余农人用一双粗笨的手做成的。要破竹裁篾,要凭经验想象扎骨架,然后把照个人喜好调色绘制的花鸟虫鱼故事人物粉纸图贴糊上去。一切皆别于繁重的农活,力气使不来,需要的是良好的耐心和脾性,一堆篾条一叠粉纸才能变成一只活灵活现的灯笼。即使平时用各种不堪入耳的语言辱骂一头懒惰牲畜的急躁农人,面对一堆即将变成灯笼的竹和纸,心性脾气都会变得极好,从不握笔涂文雅诗词的粗笨双手,也能弄几个漂亮灯笼出来。

冬闲扎灯笼的画幅,背景是农家小院。背景里有几棵如炭笔素描的光身子树,树下有三两只杂色母鸡和一只绿尾巴的红公鸡在闲逛,它们让这画面显得有一点杂乱。如果落雪,农人扎灯笼时会落脚在宣纸上,满幅素白里,一只走路觅食的公鸡和一只在农人手里会翻身跳动的灯笼,都会以其红色绿色让画面更有诗意。雪是通人性知人意的,相约从它们居住的地方纷纷前来。起先只均匀落下一些雪粒,打在灯笼上,沙沙地响。当雪粒把最初探路时的莽撞态度摇身变为满天飞舞显惊喜态的雪花时,农人手头的工作已经结束。红绿灯笼被随手挂在雪不能近前的屋檐下,在那里,它们如尚未公演的戏,迎接着雪花拥挤在空中地上的目光。

正月十五是灯笼的节日,灯笼节的夜,若没有雪参加,就会缺少许多情趣和韵味。其实总有雪要来,来看灯,来看挑灯的人。当各家孩子挑着父母为他们点亮的灯笼走出院门时,雪粒就在映着亮光的灯笼上跑出沙沙的脚步声。灯笼在空间里映出一个光的圆,灯笼和挑灯的孩子被黄暖的光浮在中间。雪粒在地上积下薄薄的一层,雪地上留下挑灯孩子错乱的小小鞋印。顺着小小的鞋印,各家父母很容易找到自家的孩子,自家的灯笼。

这时候父母总要站在院外的雪地里,看聚拢在一起的灯,看满街走动的灯。曾经从自己手里成形的灯笼,从别人手里成形的灯笼,都把孩子们的正面照得亮亮的,把背面映照成剪纸一样的影子。灯光下能看见正急急赶下来的雪粒,能听见不远处灯笼上响起的沙沙声。柔和的声音和蒙的色彩,把眼、耳和心变柔和了,变快乐了。

从一个村子里出生,都是一样的灯笼,但因人与人之间心性脾气有细微差别,灯笼色彩浓淡,样子笨巧还是有差别的。在外人眼里,看不出差别。初看只是一团团在雪地里漂浮的亮光,再细心一看,会发现每只灯形状色彩绝不相同。西瓜灯,柿子灯,莲花灯,兔子灯,公鸡灯……有多少只灯就有多少种灯。有的灯只用一种色彩,如柿子灯,浑然一体的大红色,极像秋风中经霜的一只火柿子。也有用红绿双色的,如莲花灯,红的花瓣,绿的缨络,经烛光映照,红的更红,绿的更绿,缨络轻摆,款款如水上仙子,妩媚动人。最复杂的花色,是在方灯笼上用朴素细腻笔法绘制的人物故事,二十四孝故事,村童联手拔萝卜等图案的灯笼在雪地里构成一个个光与色的神话世界。

一只灯笼,如一个亮着灯光的小神仙的家。小神仙的窗外,雪在落着。窗纸上响起的沙沙声,是无数雪粒在灯笼外充满好奇的惊叹声。孩子们挑着灯笼在雪里走动,小神仙们在自己的灯笼房间里安静极了。这一夜天上是没有星星的,因为天上的星星都到灯笼里去了;这一夜打碗碗花牵牛花都不会开放,因为它们的全部色彩都装饰了花灯;这一夜天上的雪将越来越少,它们正相约成群来看灯笼了。这是灯笼的世界,也是扎灯人和他们的孩子心情最软和最柔的时候。

要问这一夜的灯笼亮了多久,雪打灯笼响起的沙沙声持续了多久,谁也说不清。当孩子们把最后一根蜡烛点亮,把灯笼挂在小院里某一处后,他们就睡觉去了。他们入睡不久,大朵大朵迟到的雪花才漫天而来。清晨起来,灯笼成了雪作的灯笼,灯笼里的神仙是不必担心的,它们其实只是农人小小的心愿。这小小心愿要在农人心里积攒一年,到下一个灯笼节才会让灯笼用抒情语言,用雪打灯笼的沙沙响声叙述出来。因为灯笼,因为雪,家乡农历正月十五的夜,是世界上最美的夜,农历正月十五的灯笼节,是世界上最美的节日。

【编后语】冬意渐浓, 树上满目的金黄在风中一片片地铺落到了地上, 踩在脚下沙沙作响。 小时候到了这个季节就该盼着过春节了吧?记忆中最温馨的春节仿佛永远地停留在了童年。鲁迅老先生的“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这句话说得一点都不错,那浓浓的节日气氛早在年前就开始了,家家户户都是提前好多天开始采办年货。终于过年了,贴春联、包饺子、穿新衣、放鞭炮、拜年、吃元宵、看花灯……现在回想起来,儿时的年,过得确实像个年,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开开心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时代的进步,“年”越来越成了记忆里的东西。不知从何时起,年夜饭搬进了大酒店,“伊妹儿”代替了贺年卡,再也没有了往昔的忙忙碌碌,年味渐渐地淡了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淡化的是一种文化,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化。没有了传统的文化底蕴,这年味自然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本期我们推荐给同学们几篇充满着浓郁年味的文章。不同的时代、地域、作家、文字,唯一相通的是文章中那质朴自然的描述方式和浓烈似火的节日气氛。

梁实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为“新月派”成员之一。20世纪40年代以散文小品知名于世,陆续出版《雅舍小品》《雅舍杂文》等近二十本散文集。梁实秋学贯中西,其散文集文人散文与学者散文的特点于一体,内蕴丰盈,行文崇尚简洁,且因洞察人生百态,文章严肃中见幽默,幽默中见文采。《北平年景》是作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怀乡散文代表作,文章朴实无华而又意趣盎然,北平独特的年景,作者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跃然纸上。

汪曾祺是戏剧、小说、散文“三栖”作家。他的作品语言朴素而富有诗意,含蓄蕴藉,耐人咀嚼。他的散文朴素、平实,语言力求自然平淡,而在平淡中又优美含蓄,别有韵味。《故乡的元宵》一文遵循了他散文的一贯风格――求平实,不矫情。他笔下表现的风俗美显得极为详实和生动。

林斤澜以创作短篇小说而闻名,《矮凳桥风情》是其典型的代表作。他的作品被人戏称为“怪味豆”。语言的风格、行文的韵味及人物的刻画都极富个性,常常令人拍案叫绝。《年糕》里的平常人、平常事,在林斤澜的笔下,处处透着质朴与自然。尤其是在炼字上,文中描写捣年糕的那段可见一斑,那“哆哆” 的蒸汽、持捣槌的汉子,被作者描画得生动而传神。

二十四孝全部故事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古代建筑;装饰题材;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1-0027-10

建筑装饰,一直存在于人类的建筑艺术创作活动中,是人类建筑审美语言最直观的物质化表述方式,人们通过雕刻、彩绘、镶嵌、塑造等处理手法赋予建筑外部形貌以独特的美感,以具体而生动的形象题材叙述一个建筑的思想内涵和社会精神。因此,可以说“装饰,不仅赋予建筑以美的外表,更赋予建筑以美的灵魂”。

在世界建筑体系中,中国古代建筑除了在空间、造型、结构、材料等方面显示其独特之外,更以其丰富多样、精巧绚丽的建筑装饰令人惊叹。无论是北京故宫这样庄严雄伟的皇家宫殿,还是远在边陲的云南大理白族民居;无论是繁华都市中商贾云集的会馆,还是偏僻山村里家族祭祖的宗祠,其建筑中的梁、枋、檩、椽、柱、斗棋、门楣、天花、柱础、山墙、屋脊等无不展现出形式各异、绚丽多彩、涵意深刻的装饰。一些国内外建筑学者干脆直言:“中国建筑是装饰性的建筑。”

诚然而言,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风格丰富多变、题材内容多样、处理手法娴熟、色彩绚丽、材料运用广泛以及雕刻工艺精巧等,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的确是独树一帜、赫然超群。它不仅有官式装饰与民间装饰之分别,而且地域性、民族性的个性特征也十分鲜明。与世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建筑装饰不同,中国建筑装饰尤其在题材方面所表述的文化意义更是极为广泛、寓意深长,它涉及社会伦理、宗教、文学、戏曲、绘画、风水、生活等诸多内容,上至天文、下到地理,纵穿历史、横贯江河,既包含严肃的伦理说教和人生哲理的题材、又充满生活情趣、诙谐而活泼的题材,充分体现中国古代建筑所蕴含的多元化文化和深厚的人文精神。

一、装饰题材的发展与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装饰,大概以距今约5000多年的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村女神庙建筑遗址中出现的“彩绘”、“线脚”等为已知最早的建筑装饰实例。比其稍晚的是陕西省临潼县姜寨建筑遗址中龙山文化时期的居室,地面刷饰白灰以求光洁和防潮。

夏商时,因诸事皆“惧鬼崇神”,青铜器装饰采用绳纹、云雷纹、环带纹、夔纹、饕餮纹、象纹、龙纹、凤纹、鹿纹、蚕纹等抽象化的纹样为题材,由此可推当时的建筑装饰题材亦大体相同。根据相关考古发掘资料,此时建筑装饰的部位可能是人们认为建筑中最为瞩目或显著的构件,如大门的兽面铺首、屋面瓦当的装饰等。西周晚期,出现半圆形瓦当,纹饰以素面为多,也有重环纹、纹、回纹、兽面纹和饕餮纹,如陕西宝鸡市扶风召陈村的西周晚期大型建筑基址发掘的半圆瓦当纹饰即是重环纹(图1)。

春秋战国,建筑装饰日益兴起,不仅瓦当有装饰纹样,而且瓦钉上也有,同时装饰题材更加丰富,除云纹、山气纹、星光纹、兽面纹和饕餮纹等纹样外,还出现鸟、鹿、犬等动物图像题材以及文字装饰题材的半瓦当,如:河北燕下都出土的瓦当以饕餮纹和山云纹等装饰题材为多,尚有少量的对鸟纹。再如,临淄齐故城出土的瓦当以太极气树纹(图2)及太极气树双兽纹为多(图3)。此外,建筑山面、梁架和蜀柱等部分构件也开始有了装饰,其中蜀柱的装饰采用了植物题材,如《论语・公治长》所载:“臧文仲居蔡,山节藻税。”与此同时,建筑装饰也逐步形成了比较严格的等级规定,《礼记・明堂位》曰:“山节藻税……天子之庙饰也。”可见,前述文献中“臧文仲”已经逾越制度规定了。东周末年,王朝逐渐衰落,诸侯逾制现象常有发生,正如汉代荀悦《汉纪・文帝纪上》所说:“及至周室道衰,礼法隳坏,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税。”

秦代,沿袭战国阴阳思想的影响,瓦当装饰题材大量运用各种阴阳气旋错行的纹样,如咸阳窑店出土的秦瓦当(图4),其纹饰表述“外部十气纹为十干,左旋;内四阴数右旋 ”。此外,还有表示“八节之气”的瓦当,中乳为阳、八向左旋气纹为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图5)。此外,秦代瓦当装饰还有花蒂纹(如陕西淳化县下常村出土瓦当)、动物交颈纹(如陕西凤翔铁沟村出土瓦当)等。

及至汉代,建筑瓦当的装饰题材发生很大的变化,装饰纹样更加丰富,除初期继承和保留战国至秦代的纹样外出现了新的纹样题材,其中有:神兽、星相、文字、动物、几何图案等(图6、图7)。不仅如此,在宫殿、祀庙和陵寝等重要建筑的铺地砖、空心砖、条砖上还出现了装饰有几何纹、龙纹、文字和建筑图案等题材的模印花纹,反映了汉代建筑砖瓦构件装饰题材的多样性特征(图8、图9)。

汉代的地面建筑虽然存留不多,仅存于世的为分布在四川地区及河南登封一带的石阙、山东地区汉墓的享堂石祠、北京西郊的汉墓墓表以及西安附近的汉代陵墓石像生等,但是从这些遗留建筑和石像生上,依然可见一些地面建筑局部构件装饰题材的运用情况,如四川雅安县高颐墓阙的母阙顶部檐下可分为三个部分,上段饰有以祥瑞神兽、羽人、舞乐等为题材的浮雕石刻,中段则装饰以三朵斗棋以及棋间雕刻舞乐人物,下段四角雕刻力士人物鼎承整个檐部,中间装饰兽面浮雕;此外,母阙的阙身上部则雕刻车骑出行浮雕图案,子阙檐部也饰有斗棋、神兽等(图10)。

汉代地下墓葬建筑中大量画像砖石上的装饰题材更是充分地展现了汉代建筑装饰的社会文化风貌特征,其中既有描绘墓主生前奢华的生活场景,又有表现向往神仙世界的图景,前者如江苏睢宁双沟发现的汉画像石中雕刻墓主的出行、宴饮、舞乐生活等内容(图11);后者如山东沂南汉墓中的门楣石、立柱上装饰题材描绘了传说中的冥界图案,内部石柱、斗棋雕刻成象征羽化成仙的附翼形象(图12)。从中可见,汉代社会不仅追求现实的享乐生活,而且还在独尊儒家文化的同时,依然崇尚先秦的神仙观、阴阳观以及民间流行的五行思想。

根据目前全国发掘出土的汉墓画像石的考古研究资料表明,不同地区汉代画像砖石的装饰题材内容有所差异,河南南阳汉画像石早期题材为建筑、历史故事、星宿图像等,中期题材为宴饮生活、舞乐百戏和出行图等,晚期题材为门吏、动物等(图13)。商丘一带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主要为祥瑞、神仙、辟邪、珍禽异兽等。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比较丰富,主要为生产劳动、现实生活、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祥瑞神兽等(图14)。江苏徐淮扬地区的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主要是神话故事、祥瑞神兽、神仙人物、宴饮出行、舞乐百戏以及建筑形象等。四川地区汉画像石的装饰题材则是生产劳动、宴饮生活、车骑出行、舞乐百戏、历史故事、神话故事、神仙人物等(图15)。陕北地区以绥德为代表,装饰题材则以农牧、畜牧、狩猎等为主,也有一些神仙人物和祥瑞神兽等内容。

综上所述,汉代画像砖石装饰题材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反映现实生活、人物活动和生产劳动等生

动场景为主,同时也有展现神话故事、神仙人物和祥瑞辟邪等寄托精神的画面,由此折射出汉达的社会经济、深邃的文化意识、娴熟的雕刻艺术、先进的模具制作技术以及丰富的生活内容等。

此外,汉代陵墓中随葬的陶楼明器,也非常直接而具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建筑特征,其中不少实例很清晰地呈现了一些建筑部位的装饰形式,不过这些装饰并非是独立的,大都结合建筑构件外露部分进行形状美化的装饰性处理,如屋顶正脊两端做成飞翅状、大门门楣上的门簪做成方形或菱形以及大门上安置铺首的形象(图16)等。但是,陶楼明器上的窗棂却颇具有装饰性,装饰纹样有斜纹格、锁纹、菱花格等(图17)。

魏晋南北朝时,儒学衰落、玄学兴起以及佛教在民间广泛流传,导致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发生巨大转变,另外加上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促使建筑装饰题材出现焕然一新的变化。

一方面,继承和保留了汉代的部分建筑装饰题材,如北齐时期邺城宫殿遗址发掘的云纹、文字、莲瓣、人面瓦等瓦当装饰题材。另一方面,产生了新的装饰题材,如:铜雀台遗址所发掘出的东魏北齐时的“石螭首”建筑装饰构件、兽面铺首、石门墩以及陶制鸱尾,北魏时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石雕柱础(图18),北朝洛阳宫殿脊兽方砖(图19)以及南朝陵墓神道两侧排列着神道柱、天禄、麒麟、辟邪等装饰物,却是这一时期特有的题材造型。此外,还有一些石刻反映的建筑形象中屋脊两端所采用的鸱尾、兽面等构件装饰(图20),则具有厌胜驱邪镇脊的装饰功能。

特别是,由于中原汉文化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和从西域传来的波斯、印度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建筑装饰题材中又出现了莲瓣、缨络、卷草、火焰、飞天、狮子等许多新的外来装饰元素,如河南登封嵩岳寺北魏砖塔,塔身门额做成火焰尖券形,上饰三个莲瓣,券角饰有对称的外券旋纹;塔身转角砌出倚柱,柱头饰火焰宝珠与覆莲,倚柱之间佛龛内外有彩画痕迹;龛下部基座正面两个并列的壶门内各雕一尊狮,立卧各异、造型雄健。

隋唐时期的佛教装饰题材基本承袭了南北朝的内容,但风格更加圆润、饱满和柔美。装饰纹样由单一纹样转向组合纹样,如:卷草凤纹、狮鹿卷草纹、佛像迦陵频加卷草纹。除此而外,还出现了新的纹样形式如:回纹、连珠纹、海石榴凤纹、葡萄纹、团巢纹、宝相花等。而此时的瓦当装饰纹样则与以往不同,也由莲花与连珠两种题材组合而成。

其他建筑装饰题材的变化,如塔门两侧出现持剑武士的雕像、柱础刻覆盆莲花、须弥座束腰转角刻力士人像等,这在河北房山县云居寺小塔、山西平顺县海会院明惠大师塔以及南京栖霞寺塔等建筑中均可见例。另外,在南京栖霞寺塔各层塔檐垂脊端部出现了螭首垂兽的做法;唐代李思训《江帆楼阁图》、五代卫贤《高士图》等一些绘画中的建筑山面则出现了“悬鱼”形象。在唐献陵等墓前神道一侧有“鸵鸟”石刻,这种新的动物题材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北宋商业经济和技术工具发展很快,城市变得空前的繁荣,市民生活多样化,园林、娱乐性建筑大量兴建,风格趋向细致工整,柔美绚丽。此时的建筑装饰,重要建筑除有正脊吻兽外,垂脊上也有垂兽、走兽,而且正脊吻兽一改隋唐“鸱尾”的形象,转变为具象的“龙吻”或“鱼龙兽”。其事例均可从《清明上河图》城楼屋顶、《中兴应桢图》的王府、《文姬归汉图》等大批宋画中的住宅屋顶得以见证。瓦当装饰纹样题材有兽面、花卉、花纹等。此外,北宋建筑中还有以“盘龙”、武将人物等装饰柱子的,前者如太原晋祠圣母殿前檐柱饰雕盘龙;后者如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石雕柱。另,河北省赵县陀罗尼经幢中出现仿写自然山水的须弥山、城阁和狮象等为题材的装饰内容。北宋彩画采用卷草、宝相花等植物题材,其中梁枋端头装饰题材为“如意头”、“云头”和“剑环”等,这些题材应用于官式建筑或其它重要建筑中,并成为《营造法式》规定的彩绘样式。

辽代建筑总体上继承了唐代风格,天花、梁檩枋等构件以飞天、卷草、凤凰和网目纹等为彩画装饰题材,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但建筑外檐装饰题材却有较大变化,如河北蓟县独乐寺山门正脊采用“吻兽”,垂脊走兽四件、嫔伽一件;山西灵丘县觉山寺塔须弥座的束腰部分饰有佛像、力士,平坐栏板以几何纹、莲花等为装饰题材。

元代推崇喇嘛教,由地区带来了一些新的装饰题材,北京居庸关云台基座上的券石和内壁上的天神、金翅鸟、龙、云等装饰纹样,正反映了这一装饰新特征。另外,宫殿建筑采用红色配金龙的方式涂饰柱子,并用毡毯、毛皮和丝质帷幕装饰塔壁,显示了蒙古统治者的生活风习的沿袭和影响。而道教建筑大多以道教人物为题材,在道观大殿墙壁上绘制巨幅的宣教壁画,如山西芮城永乐宫三清殿、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殿、河北曲阳县北岳庙德宁殿等。

明代初期经济尚在恢复期,主要建筑活动为城市建设、海防城堡以及宫殿陵寝等,加上明初令律制度严格,所以建筑装饰发展缓慢。明中叶以后经济繁荣,尤其是江南地区民间建筑活跃,出现了会馆、戏院、旅店等新的公共建筑,建筑装饰活动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各地住宅建筑装饰题材丰富多样,木、砖、石三雕装饰发展起来,同时形成了不同地域的装饰风格。此时,官式建筑装饰趋向程式化,题材固定单一,手法缺少变化;而民间装饰题材内容却极其丰富活泼,有:花鸟鱼虫、山水风物、人物故事、历史典故、戏曲艺文、吉祥文字、伦理教化、祥瑞神兽、琴棋书画、文字四宝、生活场景、风雅器物等,特别是一些建筑物件自身,随着结构功能的退化而逐渐演化为纯装饰性构件,从而成为新的装饰题材。

清代中叶以后,建筑装饰艺术走向堆砌、繁缛、琐碎的风格,但地区性特征更加鲜明,并形成北京、江浙、安徽、广东、福州、山西、云南、新疆、等地区性装饰风格或流派,其中以苏派、徽派、晋派、潮派最为突出。苏派以砖雕见长、徽派以木雕见长、晋派以石雕见长,潮派以灰塑见长;且各派题材特征明显,苏派文儒清雅、徽派商儒兼蓄、晋派尊古重礼、潮派崇礼随俗。此时期建筑装饰题材突显建筑空间内、外有别,相比较而言内檐题材更多样、繁华,外檐则简约、清朗。可以说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的一个集大成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具备了各种装饰题材类型,而且装饰工艺技术、雕刻绘制手法更加多元化,并且与园林、家具、陶瓷器等装饰题材趋于同化。明清后期建筑装饰还受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欧洲大陆新建筑装饰题材、装饰风格和装饰手法的影响。

二、装饰题材的类型构成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极其丰富多样,若仅依据其纹样、图案、功能、内容或装饰部位等某一种进行分类难以涵盖全部,因此,只有综合归纳分类,方可完整表述其类型构成、功能作用、部位特征、思想内容及文化意义。为此,根据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历史发展情况,对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综合划分为:云气星象类、祥瑞类、几何类、文字类、动植物类、神话传说类、生活场景类、历史典故类、历史人物类、宗教类、戏曲类、山水类、器物类、建筑构件类以及其它特殊类型等。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类型如此之多,在世界建筑体系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1 云气星象类:雷云纹、气纹、日月、北斗星相等。

2 祥瑞神兽类:龙、凤、麒麟、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白泽、辟邪、獬豸、天马、天龙、天鹿、夔龙、饕餮、螭、虺、虬、等。

3 几何类:环形纹、锯齿纹、波形纹、折线、曲线、回纹、龟背纹、菱形纹、曲尺纹、编织纹、(万字)纹等。

4 文字类:瓦当、照壁、柱枋、匾额、牌坊、牌楼等上的文字、对联、题字以及与室内装饰结合的字幅。

5 动物类:狮、虎、象、鹿、马、牛、羊、猴、鸡、龟、兔、狗、鼠、猪、鱼、喜鹊、蝙蝠、鸳鸯、锦鸡、鹰、蝉等。

6 植物类:松、竹、梅、兰、菊、牡丹、荷、莲、桔、柿、桃、杏、桐、柳、柏、槐、榆、梓、、茶、水仙、石榴、山茶、灵芝、琵琶、玉兰、海棠、百合、芙蓉、桂花、葵花、腊梅、芭蕉、茉莉、栀子、红蓼、绀蓼、月草、葡萄、芍药、瞿麦、太平花、宝牙花、宝相花、万年青、金盏花、雁来红等。

7 纹样类:卷草纹、流苏纹、冰裂纹、花形纹、回纹等。

8 器物类:琴、棋、书、画、文房四宝、佛八宝、暗八仙、青铜器、玉器、古陶器、古漆器、象牙器、香炉等。

9 历史故事类:二十四孝、负荆请罪、郭子仪拜寿、岳母刺字、桃园三结义、梁山聚义、竹林七贤、文王访贤、木兰从军、杨门女将等。

10 神话传说类:东王公、西王母、蓬莱仙境等。

11 祈福吉祥类:五福捧寿、鲤鱼跳龙门、三羊开泰、凤凰戏牡丹、挂帅封侯、马上平安、麒麟送子、龙凤庆寿、连年有余、喜禄封侯、双嚣临门、喜上眉梢、平升三级、五子登科、六合同喜、连中三元、鹿灵合欢、榴开百子、金玉满堂、春光长寿、平安如意、八仙祝寿、三星高照等。

12 历史典故类:渔樵耕读、凿壁偷光、孟母三迁、胡人驯狮、鹬蚌相争等。

13 宗教类:莲花、飞天、角兽、力神、塔刹、相轮、水烟、日月元光、佛本生故事、八仙过海、刘海戏金蟾等。

14 戏曲类: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戏文场景。

15 建筑构件类:雀替、隔架科、如意斗棋、天花、藻井、盘龙柱、栏杆、门窗花棂、挂落、脊兽、垂柱、悬鱼、惹草、鼓墩、上马石、拴马桩、照壁、须弥座、铺地、景窗等。

以上装饰题材中,云气星象类当为最早产生的装饰题材纹样之一,考古发现在商周建筑的瓦当和其它器物上出现,后来一直延续到汉代。云气纹作为建筑装饰题材,反映了早期人们对宇宙天地本源的认知,“气分天地而后生万物”,以“云气”象征天体宇宙来装饰建筑屋宇的瓦当,可见古人将屋顶比作宇宙天空,其间云气流动,生生不息。

文字类装饰题材,也是使用最早的装饰题材之一。由于汉字具有象形、会意、谐音、转义等特殊意义,加上中国文字自身具有独特的形式美的艺术特征,经后人不断提炼成为中国特有的装饰艺术题材。因此,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常见的装饰题材。

动物类的装饰题材,也是早期比较常见的装饰内容。这恐怕与原始社会游牧狩猎生活密切相关。当时,人们以猎获凶禽猛兽为荣耀,象征男性的勇武和力量,因此部落男子以狩猎技能高低确立社会地位。迄今为止非洲一些部落中男人能否娶妻自立门户,取决于他们捕获猛兽的数量。此外,凶禽猛兽的神化,也许是当时人们认为猛兽具有某种特殊的神奇力量,或是神的化身,所以许多原始部落将其作为自己部落的守护神供奉。随后,人们又以“善恶”将“神兽”社会化,从而产生祥瑞的神兽与恶煞的神兽,分别赋予其“吉凶”不同的代表意义,如:龙、凤、麒麟、鹤、鹿等为祥瑞神兽,而饕餮等为邪恶凶兽。善恶不同,装饰功能与意义也就不一样。后来,人们创造了更多的动物装饰题材,这些题材更多地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祈望,“龙凤呈祥”、“麒麟送子”、“鹤鹿同春”等祝福美好未来的装饰题材应运而生,并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常用装饰内容。“狮”、“象”等动物题材是随佛教传人而出现的新题材,其最初具有宗教意义,后来逐渐融入世俗社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吉祥题材。“狮子”,最受人们喜爱的原因:一是发音与“喜”相谐,二是有镇宅驱邪的心理抚慰作用。

植物类装饰题材,比之动物类题材要略晚一些。西周半瓦当中的树状装饰题材,据考古研究推测为接天地之气的神树。上古人认为高大入云的树木是登天通神的捷径,上接天宇下通黄泉,故为“神木”。因此,西周至汉的瓦当等建筑构件上常见此装饰题材。在早期文学诗歌中常常借用花草咏物寄情,据有关研究统计《诗经》所涉及的植物大致有二百八十种之多。由此可见,植物题材是早期人们在农业生产劳动中借物抒情的对象,是籍以表达和比喻爱恋的人或事物的品行和姿貌等,后来被士大夫文人“格物致志”而比拟道德品行,并逐渐成为建筑装饰的格式化题材,如《离骚》“以盈室兮”,其中“”即苍耳,因长满刺而代喻小人;蕙、兰等则被用来比喻君子。所以古代士大夫文人咏唱的“松、竹、梅、兰、菊”就被以赋予美德的象征而作为建筑装饰常用的题材。

戏曲类装饰题材,是在明代中叶之后才出现的,具有打破严格宗法制度下住宅序列空间的单调沉闷气氛,创造娱乐生活环境的积极作用。同时,透过戏文人物,也赋予一定的伦理教化意义。历史典故类、历史人物类等题材功能,主要为教育族人和子孙如何遵守儒学的修身为人的法则,如何勤劳耕读进身功名、精忠报国、光耀门庭等。祈福吉祥类题材是大众喜见的题材,应用极其广泛,反映古代人们追求家庭和谐、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愿景。

建筑构件类,是中国古代建筑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建筑形式与结构的不断演进与成熟,一些建筑部位在保持原有功能的同时,以自身形态为装饰题材,并针对造型进行恰当的艺术处理,展现其优美的装饰性效果,如江南地区园亭等建筑翼角起翘,以其舒展、柔美的曲线将整个建筑屋顶塑造为“如鸟斯革,如荤斯飞”的形象。而另一些具有结构功能的建筑构件,在建筑不断美化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结构功能,仅保留了构件的基本外形并转变为纯粹的装饰性构件,如“斗棋”构件,就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装饰题材。

三、装饰题材的社会功能与意义

1 社会等级制度的标志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与建筑形制等级相一致,也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一种重要标志。装饰题材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题材内容反映了使用者的身份与社会地位,例如:商周时,兽面铺首是封建社会帝王诸侯建筑正门装饰的象征。魏晋时屋脊饰有鸱尾的门庑以及唐代的乌头门都是当时贵族府邸大门的地位标志;宋金至明清门窗中的“纹隔扇”是官式建筑的装饰形式。明清时,“龙凤”题材是皇家建筑专用的装饰题材。为此,对于建筑装饰题材的使用,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严格的条律规定,如商周时“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尚书・大传》),汉代则“按旧制,三公黄阁听事鸱尾。后主特赐摩诃开黄阁,门施行马,听事寝堂并置鸱尾。”(《陈书・肖摩诃传》),唐代“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乳梁装饰。……庶人所造屋舍,不得过三间四架,不得辄施装饰”(《唐会要》),宋代“凡庶民之家不得施重棋、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宋史・舆服志》),元代

“诸小民房屋,安置鹅项衔脊,有鳞爪瓦兽者,笞三十七,陶人二十七”(《元史・刑法志》),明代“百官第宅,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公侯……屋脊用花样、瓦饰、梁栋、斗棋、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三架,黑油锡环。”(《明史・舆服志》),清代“亲王府制……绘金云雕龙有禁,凡正门殿寝均覆绿琉璃脊,安吻兽门柱丹垩,饰以五彩金云龙纹,禁雕龙首……余各有禁,逾制者罪之”(《大清会典》)。

龙凤图案在建筑装饰中,标志着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有与帝王建筑相关的装饰才能使用。同样是宫殿建筑,主次不同的功能建筑采用的装饰题材也有等级高低之分,如皇家彩画装饰中依据等级分为和玺彩绘、旋子彩绘和苏式彩绘三种形式,其中和玺彩绘等级最高,采用的题材为龙图案,色彩以金色为主。而苏式彩绘等级最低,题材选择比较自由活泼、风格素雅,花鸟鱼虫、村舍山水、人物故事等均可。此外,建筑大门装修中,官式建筑大门可以使用“铺首”、“门钉”、“斗棋”等作为装饰题材,但一般民居住宅严格规定不得使用。因此,民居的大门装饰就显得比较简朴,江南地区的民居大门采用“竹片拼花”构成回形或其它几何图案进行装饰。门簪的雕饰题材,以荷花、葡萄、梅花、牡丹等,根据住宅主人的社会地位等级的高低,而有数量的多寡。

2 社会伦理教化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的另一个社会功能就是“成教化、助人伦”。自汉代开始由于董仲舒推崇儒家思想,汉代帝王独尊儒术,致使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文化充分地浸润了儒家的宗法人伦思想精神,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一直贯穿着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历代统治者大力推崇仁义、孝悌、忠信之类的伦理道德,即“天地之行美也”、“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以纯其美”。尤其是自南宋程朱理学兴起以后,社会进一步崇尚儒家严格宗法礼仪,以儒家的人伦思想教化民众,因此,中国古代建筑更以严谨有序的平面空间布局形态,忠实地体现了这种宗法制度的社会人伦关系,而建筑装饰题材更是充分反映出“家国同构”宗法伦理特征,宣扬封建宗法伦理的“忠孝义节”、反映儒家文化的“二十四孝”、以“松竹梅兰菊”标榜传统文人节气等的装饰题材不断贯穿于各类建筑中,尤其是民居住宅建筑更是突出。山西灵石王家大院高家崖东堡院中,在两侧厢房裙墙的四个转角立石上雕刻着“二十四孝”图面刻画生动,高度位置适合儿童观看,这是王氏宗族作为弘扬孝悌、教育家族子孙孝敬父母长辈的一幅幅生动的教材。另外,牌坊也是古代社会作为旌表“忠孝节义”的纪念性建筑,如贞洁牌坊、孝义牌坊、功德牌坊等,其具有的社会作用就是弘扬儒家所崇尚的社会伦理美德,颂扬妇女、事孝父母、扶贫助弱、精忠报国等功业,教化社会民众识仁义、知廉耻,像这一类装饰性建筑在中国古代城镇村落成为社会最为广泛和普遍的标识。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涉及社会人伦教化装饰题材的还有如“文王访贤”、“孟母三迁”、“竹林七贤”、“三顾茅庐”、“桃园三结义”、“梁山聚义”、“岳母刺字”、“杨门女将”、“木兰从军”等内容。

3 祈福辟邪与禁忌警示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充满了古人祈福求吉的意愿,人们通过美好的题材表达自己对幸福生活、功名前程等寄予极大的希望和追求,如山西灵石县静升古镇文庙前的元代石雕照壁上,雕刻了“鲤鱼跃龙门”的画面场景,以此作为对前来文庙祭祀孔子、祈求功名的学子们的美好祝愿。另外,在居住建筑生活空间中还以间接的方式和形式,借助建筑装饰,以各种题材进行组合构成吉祥的图画,如鹿与荷花、喜鹊与梅花、花瓶与大象、蝙蝠与寿字、凤凰与牡丹等,通过语言谐音转义为“六合同春”、“喜上眉梢”、“太平有象”、“五福捧寿”、“富贵高升”等吉祥成语,从而在心里和精神层面获得幸福的抚慰与喜庆的满足。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民族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也普遍流行着各种禁忌文化,人们出于驱凶求吉、祈求平安幸福等目的,在日常活动中对于居住、出行、生产、营造、商贸、交往等行为进行的场所、时间、环境、对象等,根据社会公认的禁忌法则来判断和确定是否对自己或家人有利和适宜,尤其是对于自己的居住空间和生活环境更是如此,如古人认为住宅方位若有悖于风水、或门窗朝向相对等则是不吉之征兆的禁忌。因此,在营造住宅和装饰建筑时,人们往往选择那些传说中创造的具有超自然力量、并可以寄望保佑自己避受伤害的善良神兽或宗教法器(如阴阳八卦图、佛八宝、道八仙或道八宝)等装饰自己居住空间的关键部位,以求得镇守辟邪、保护宅第安宁的心灵慰藉,常见的事例就是当某民居对着路口或巷道交叉处的墙角被认为是“犯冲”时,房屋的主人就会请人在此树立一块刻有“泰山石敢当”文字的石块作避邪应对处理。此外,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题材还具有警示、告诫和行为拒止等象征意义,如松江方塔园中明代砖雕照壁,原是松江府城隍庙山门外的影壁,其上砖雕题材取自民间传说,说是世间原来有一种贪婪无比的怪物,吃遍人间金银财宝,犹贪心不足,妄想连天上的太阳也吞吃,结果蹈东海而亡。以此题材雕刻装饰,其意义在于警戒世人不可贪得无厌。

四、装饰题材的空间意义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装饰题材的作用不仅仅是修饰建筑空间,有时还对空间具有强化、限定、警示和引导作用。装饰可以通过题材内容赋予建筑空间以某种涵义,尤其是当某一装饰题材已经成为社会共同的、约定俗成的概念或被大众赋予某种特定的文化意义时,那么这一装饰题材在建筑中的运用就会给予空间某种新的诠释语义。比如历代帝王陵墓前的甬道空间,由于安放了石羊、石马、石狮、石人、石阙、石柱等具有特殊含义的装饰物,甬道空间就具有特殊仪式的性质,并被限定作为空间序列的辅助过渡功能,进行仪式活动的人一旦进入这一空间,行为将受到仪礼制度的约束,而上述装饰物则以某题材语义警示和引导从事仪式活动者的行为。再如“照壁”,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最常见的、具有某种风水意义的装饰性建筑,它是构成一定空间围合与限定的重要元素,但若照壁中装饰题材不同,照壁的意义就会不一样,像民宅照壁装饰吉祥花卉的题材,则表示居住空间和谐,给来访者以亲和的空间感。若是佛门照壁,则又装饰“佛”或“南无阿弥陀佛”的文字题材,作为规范佛教信众和香客行为的特殊语言,提醒和告诫众生进入佛门净地,不可妄生杂念。

古代建筑中的牌坊或牌楼,常作为村镇、街巷或建筑群入口的装饰性标志,具有强化和限定入口空间的功能,如安徽皖南棠樾等明清古村落村口的“忠、孝、义、节”牌坊群,既是整个村落人口空间的限定标志,更是社会道德模范的精神标杆,它是封建朝廷对整个村落宗族杰出伦理的表彰,是整个宗族的自豪与骄傲。又如,北京故宫天安门前的华表,又名“望君归”,而门内的华表,又名“望君出”,这内外各一对华表寓意深长,表达对身处太和殿高堂的君王以施政警示,前者寄望君王常出皇城巡访体察天下百姓之疾苦;后者则希望君王外出巡察,不要留恋外面的山水美景,及时回归处理国家朝政。

建筑空间的划分,有时也可通过不同的装饰题材加以区隔。苏州拙政园西园部分的“鸳鸯厅”,就是对内梁架构件采用不同的装饰方法、运用不同的装饰题材,将大厅空间分隔成北南“一阴一阳”两个不同的意向空间,北厅梁架以圆作,南厅梁架以扁作,所谓“一雌一雄”,形同鸳鸯;同时也以“鸳鸯”喻意大厅空间的琴瑟和谐之意。

建筑装饰题材有时却被用来表述非常含蓄的图式语言,暗示某一空间的功能或性质,以告知某一特定部分的社会群体(如乡里、宗族等),提供空间性质和功能的可识别性,防止逾越礼制行为的发生,如浙江永嘉县芙蓉古村内部街巷交叉路口地面铺设了不同的装饰图案题材,挖掘了大小不同形状的池塘,构成“七星八斗”的空间识别系统,使不怀好意的侵入者寻找不到退却之路,从而保障村落整体的安全防御。又如江西吉安钓源古村中某宅第,其院落内部各功能房间门窗小木装修用不同的生肖动物和植物作为装饰题材,标示各房间使用者的性质和空间功能,从而避免非家族成员的冒失误入。类似这样的以装饰题材标识和限定建筑空间的事例,在中国民居住宅建筑中比比皆是。

此外,园林中以文字楹联或匾额题字作为装饰题材的目的和功能,一方面是作为对所属建筑性质和特征标识,另一方面更是促使建筑与园林中的景观及其环境产生联系,激发人对空间景境的审美联想,如苏州网师园的“月到风来”亭中的匾额题字,将亭、池、月、人联系起来,激起人的空间想象力,营造诗情画境般的景观意境,又如拙政园内“与谁同坐轩”之题字,亦为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