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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与电影的内涵关系
美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说人类产生开始就有了美术,它包括了绘画、雕塑、建筑等形式,并通过二维空间或者三维空间来还原瞬间的动作、场景、事件。人们以线条、结构、色彩为基本元素,去通过联想、思考来创作主观或者客观的意境。相比较历史悠久的美术,电影可以算是一门崭新的艺术,从产生至今不过百年历史。电影利用人们视觉残留原理将许多运动镜头进行分解,将这些被分解的画面一一呈现在观众面前,形成运动状态。从本质上来说,电影就是一门动态的艺术,将运动的画面集合,再引入时间,就形成了电影。我们从美术与电影内涵来看,这两者有差别也有联系。美术可以通过特定的媒介材料,来摆脱现实世界中时间性的约束,由于自身具有二维或者三维空间性属性,可以将观赏者引入到脱离作品的意境之中,让美术作品获得了艺术的自由。而电影具有特殊的四维空间属性,可以展现出空间的造型性,也具有时间的流动性特征。这种特殊属性让电影美术设计师们在进行环境设计与布局时,需要以剧本为基础,并且具有深厚的美术设计与造型功底,根据故事情节需要,借助摄像机镜头特点,不断变换角度,帮助导演将电影的主题内容具象化。然而这两者又是相互融合的,它们都具有可视性与相通的造型语言。我们说美术是电影艺术的母体,一切电影创作都要从美术作品中获得营养。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获得成功的影片就是一部优秀的美术作品,例如著名导演张艺谋就偏好于环境形象的美术塑造,他的电影中环境造型经常会给观众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例如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绚烂之极的皇宫建筑、雕栏玉砌等环境造型,对电影的成功起到推动力量。纵观中西方电影史中,美术的造型设计、色彩运用、灯光照明等技法与创作思想都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只有遵循美术中的构图原则、色彩运用原则等理念,才能制作出优美的画面,展现出电影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电影作品都与美术相关联,例如法国早期的电影短片《水浇园丁》、美国电影《超人》、日本动画电影《千与千寻》等都是根据漫画改编的。正是由于两者的亲密关系,使得美术很自然地成为电影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术对电影的作用分析
(一)美术保证了电影形象的艺术性与典型性对于观众来说,看电影接触到最直观的层面就是形象,其中包括有人物形象、动物形象、景物形象等。从这一方面来说,形象是电影艺术中最核心的元素。美好的艺术形象会给观众们留下美好的感受与深刻印象。当一部优秀影片结束后,总会有一些良好的形象印在观众脑海中。例如《十面埋伏》《冰山上的来客》《让子弹飞》《叶问》《风声》《一个都不能少》等众多优秀电影作品,其中典型的艺术形象都会让观众难以忘怀。而这些经典的形象,是导演与电影演员在剧本基础上,对人物形象的美术化“第二次创作”的结果。我们留恋《让子弹飞》中张麻子的英勇果敢,《天下无贼》中傻根的憨厚老实的形象,虽然这些电影中的经典形象都是让演员扮演的,但是当演员开始扮演角色时,导演与化妆师会按照剧本的要求来对演员进行美术处理。否则即使演员演得再好,也不会给观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同一个演员在扮演不同角色后,都会给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例如功夫巨星甄子丹在电影《叶问》与《锦衣卫》中分别扮演的武术名家叶问与锦衣卫青龙的形象,虽然两个人物形象相差甚远,但是都会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受,这就是美术造型的神奇之处。
(二)美术保证了场景空间与服装道具的美感我们看到,在电影创作中,人物形象都是活动在固定的场景空间内。即便是舞台剧,也需要工作人员布置必要的背景与道具,例如下雪的道具景观、屋内的家具摆设、河上的小桥等。许多故事片中,布置场景空间就更加重要了。这些场景空间需要符合角色身份、性格、活动时间及行程变化。通常电影中场景空间的选择、设计、制作是由电影美术师来完成,优秀的电影作品中,人物形象、环境空间、道具等相互配合协调,并融合成一个整体,实现情景交融的审美效果,使观众欣赏电影后感觉真实自然,并且获得美的享受。电影《水浒传》中,场景空间占地共达到650亩,包括了人工建筑、自然环境等。经过导演与美术工作者讨论与协调,根据剧本内容,将实际拍摄场景分成州县区、京城区与梁山区三部分。州县区多数是当时社会中下层环境,例如衙门、牢狱、刑场、街道等,许多古建筑塑造得十分逼真,例如武大郎饼店等建筑古色古香,还原度较高,不但再现了宋朝的社会环境,还给后面故事情节奠定了环境基础。京城区的建筑物相对而言就气势雄伟许多,给高俅、蔡京等皇宫贵族塑造了许多富丽堂皇的活动场景。城楼内外的环境布局设计,是按照宋朝著名风景画家张择端创作的《清明上河图》扩大一定比例建造的,让观众看了电影之后感觉逼真生动。梁山区是选择了依山傍水的环境,再现了小说中水泊梁山的威严气势,分布在不同场地的码头、山寨门、战船等道具都是仿照宋朝样式制作而成,不但逼真还富有艺术性。电影中,所有演员穿着的服装、使用的道具都是由电影美术师按照小说中还原,尤其是服装设计师们将自己的主观情感融入服饰设计中,将大量的灰色系应用在人物服饰之中,可以很好地展现出《清明上河图》中淡雅自然的民众风格。然而电影中李师师与燕青见面的情节中,李师师每次都穿着暖色系的服饰,图案艳丽但是并不浓烈,让观众感受到这个虽然身陷风尘但是内心有情有义的女子气概。
(三)电影中的光影元素运用虽然光影无形,但是我们如果运用得当,就可以获得非常奇妙的艺术效果。电影中的光影效果是电影美术师们巧妙利用人们对于光的敏感度,创设出来的一种意境,渲染出电影整体气氛,调动起观众们不同的情绪感受,进而实现导演的艺术创作目的。尤其在现代电影后期制作中,电影美术师可以通过不断调整光源变化,创设不同的意境,让电影作品的风格产生多元化特点。例如电影《英雄》中,导演张艺谋就用不同的颜色基调来表现故事情节的起伏,如黑、白、红等颜色基调,并通过灰色作为过渡色来达到画面整体色调的优雅素净,而光影的良好运用将电影的色彩、构图与故事情节融合为一体,展现了角色性格,增加了影片的整体艺术效果,也凸显出美术在电影艺术中的重要性。
正是因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中国的动画创作表现出“寓教于乐”的特质,注重动画片对指定受众的教化作用。美国则把动画里的视听元素立足当代、构想未来,用滑稽幽默、精彩绝伦的声画表现当代人的价值观和情感诉求。在《山水情》中,画面中的层峦叠嶂在悠扬的笛声中晕染开来,水墨绘画技法加上民族旋律:渡口、小船、孩童、老翁,民族文化中的传统意象充满了中国式韵味。片中传达出一种承继关系:恩师传授,师徒拜别,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师重教”说。《超能陆战队》则用充气机器人大白与天才少年小宏联手一群小伙伴组建超能战队、一起打击犯罪阴谋的情节设置,表现少年无畏、拯救世界的个人主义英雄观。不同民族文化心理下的创作显示出迥异的艺术风格。
二、空白视野下的写意和直观形象下的写实
1.中国传统绘画讲究布局和留白,画面中的“空白”就是中国画空间中的“气”,是一种幽远的意境。“空白导致了文本的未定性。空白从相互关系中划分出图示和文本观点,同时触发受众的想象活动。”追求写意和力求写实是中美影视创作中最明显的区别,这种写意和写实的对比在动画电影中也能看出。在水墨动画片《山水情》中,画面中大多用寥寥几笔表现河水流动、小船前行,水面远处的山川也是于空白处隐约晕染。这就是特属于中国水墨的空白写意,这种空白更能表现出偶遇于山水间的师徒深厚的情谊。《超能陆战队》镜头里出现的是三维动画人物,尤为注重写实。画面中人物的表情、动作多用特写镜头来表现,因为细节描写才能更直观形象地表现真实。虽然镜头里有些画面很夸张,但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和生活中的现实人物形似,这与《山水情》中的神似截然不同。三、含蓄悠长和率直强烈的情感意蕴表现鉴赏一部影视作品,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是情感意蕴的表达。“情感的重要性不容小觑。视听元素的一些局限性,尤其是缺少现实生活的立体感和生命性,这些缺憾的东西,在情感的衬托和环绕下,才更加贴近生活的真实。”
到了“”期间,体育电影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几乎处于完全停滞的局面。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逐渐形成了变化而多元的电影艺术格局,丰富的体育题材的电影让群众对体育事业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能够凸显出我国积极参与到国际体育事业发展之中,依靠体育来实现外交的策略。这一阶段出现了以《乳燕飞》《沙鸥》《战斗年华》等电影为代表的体育电影,1979年拍摄的《乳燕飞》是为了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的影片,这个作品有着浓郁的青少年生活气息。电影《沙鸥》曾经获得了我国文化部颁发的优秀电影奖,观众们能够从排球运动员沙鸥经历的挫折但不断顽强拼搏的过程中,看到我国民族精神的自强不息。这一阶段的电影《神秘的大佛》开创了我国武术动作片的先河,在随后的类似的体育电影层出不穷。1982年拍摄的电影《少林寺》在我国有着巨大的反响,这让全国人民对于武术的热情重新高涨并增强了关注。在这一时期同样优秀的武术电影还有《武当》《少林寺弟子》等电影。
90年代是体育电影的转型时期,这一阶段的体育电影既要能够顺应政治主流思想的趋势,也要能够顺应市场的需求。1993年的电影《来吧,用脚说话》讲述两个国家足球队的运动员在退役之后训练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故事。1997年的影片《黑眼睛》讲的是盲人运动员丁丽华通过社会的关怀与自身的努力,进而努力拼搏取得了世界残奥会的佳绩。在1999年拍摄的《冰与火》主要是以我国90年代著名的冰上项目运动员叶乔波的典型事迹为创作原型,在电影中展现了运动员面临重重阻碍敢于突破的动人事迹,用自己超出凡人的毅力来投入到比赛与训练之中。这一时期同样优秀的作品还有《我的九月》《挑战》《女足九号》等。
在现代的21世纪,我国的体育电影取材更为广泛,尤其对于体育精神的渲染更加注重,例如《隐形的翅膀》《梦之队》与《闪光的羽毛》等影片。《隐形的翅膀》中讲的是关于残疾运动员励志的故事,在故事中展现出运动员身残志坚,用自信、开朗的性格来积极地面对挫折的人生。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讲的是建国前我国运动员刘长春历经了千辛万苦代表中国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感人故事。在电影《买买提的2008》中讲的是在新疆的一个村落里有许多爱好踢足球的孩子,为了共同的目标“去北京看奥运会”而努力训练足球,这些村民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汇集起来努力建设家乡的故事。
阻碍我国体育电影发展的因素
第一,我国电影市场发展不够活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文化娱乐方式增多,让大众逐渐降低了对电影的关注度。在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变革,我国电影行业发展较慢,因此让电影事业停滞不前。在上个世纪末,我国的多数电影院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也影响了我国电影的生产。随着当代影视技术的发展,创作者对于电影的要求逐渐增加,因此制作的电影场面也越来越大,投入的成本提升,这让小公司都难以承受,导致体育电影数量减少。
第二,创作者对现代体育电影创作思路不够开阔。一直以来,我国的体育电影创作主题都是围绕“体育冠军”而进行的,对于体育运动员的顽强拼搏的精神大加赞扬,对群众的热情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人们的思想开放,我们不能只是局限在这个主题上进行创作,我们应当适应时代的发展,更新思路。
第三,体育节目分散了观众对体育电影的兴趣。现代传媒的发展,让体育节目能够直接报道运动员的事迹,也会注重对心灵的描述,许多手法本应在电影中体现的出现在节目中,因此取代了观众观看体育电影的兴趣。
对发展我国体育电影的思考与对策
第一,突出竞技主题。在当前的体育竞技中的目标是为了能够赢取锦标,因而引来了诸多竞赛、训练、合作等社会内容,与欧洲的社会主流文化精神相吻合。在另一方面,一些社会阶层的群体能够通过竞技体育来建构新的社会结构,而这种新型的结构组织完善了,也可以将社会矛盾转移,而这种竞技体育也能够与民族国家的概念相吻合。由于受到传统电影的概念与社会环境的影响,我国的体育电影并没有将竞技体育作为主体的体系形成。我国体育电影中,除了以《沙鸥》为代表的少数电影,多数体育电影在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上都遭受沦陷的命运,可以说大部分电影都没有机会展现给观众,在艺术价值上乏善可陈。
第二,加强对我国体育电影创作主题思想性的深入挖掘。在创作体育电影中,需要多个角度对于体育活动进行创造,展现事件与人物的真实性,在深层次上揭示体育文化内涵,需要超过传统的体育报道中对于人与事的描写。例如电影《黑眼睛》与《隐形的翅膀》,对主人公的“健全”与“正常”进行着重刻画,我们虽然看到残疾人比正常人在某些方面欠缺,在体育训练中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只要有着健全的心理与正常人的心态,就能够获得成功,而我们在社会中关心残疾人的过程中也要平等”地对待残疾人。在当前我国体育电影中大部分是展现运动员能够勇于拼搏与克服内心恐惧的故事,虽然这种励志主题的电影需要我们大力宣传,但是我们体育电影需要更多展现出一些精彩的方面,例如体育队伍的合作精神、奋发向上的精神等。我们可以将体育作为电影中表现情节与人物命运起伏的手法,主人公能够通过体育活动探寻生命的内涵与价值观,进而吸引观众来热爱体育与生活,对体育电影深层次进行挖掘,是实现体育电影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
第三,提升体育电影制作人员对体育运动自身的驾驭能力。我国的体育电影制作队伍对于体育竞技运动不够熟悉,因此在拍摄电影过程中,对于一些体育项目的驾驭十分生疏,明显抄袭了一些体育电影。不真实的体育场景并不像体育电影,反而类似动画片或者科幻片,这阻碍了观众欣赏电影的质量,让一些体育迷们感到哭笑不得。在近几年,我国的一些体育明显加盟了多部电影的拍摄,也有在自己领域取得成功的明星,例如世界冠军田亮、刘璇等,也有许多没有站在中国体育顶峰的运动员加入到我国的电影行业中来。例如曾经有着十年花样游泳经历的小陶虹,曾在1996年拍摄的影片《黑眼睛》中饰演女主角,她的表演十分出色。由此看来,体育电影的创作人员需要有着良好的体育知识素质,避免闹出笑话,尽最大可能来保障体育电影的质量。同时也要选取有经验的演员,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些演员曾经的经历能够帮助他们对于体育运动的理解,进而实现体育精神的深层次表达。
二次大战之后,美国社会的变化给地下电影类型,或者说个人电影类型,先锋电影类型的形式与发展提供了条件。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民权运动,性革命,麻醉品的侵入和青年人的对社会习俗与主流价值的反叛必须寻找一种艺术形式来渲泄,而个人电影正可以反映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情绪和思想。这些个人地下电影也成为整个社会动荡和不满潮流中的一部分。有些导演有个人的情绪需要诉求和发泄,便运用电影来砸碎传统社会的习俗,语言的障碍,宗教与性事的制约。有些电影仅仅是一些通俗的琐碎的东西,或者是同圈内的艺术而已,但它们所包含的导演个人的艺术思想和对社会的批判还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审查制度的缘故,也因为有可能引起社会公众的反对,大部分地下电影或个人电影不能在电影院放映,只能在私人俱乐部小范围内流传。
由于电影发源于戏剧与摄影,在19世纪末戏剧与摄影都不被认为是美学创作,所以电影也很难归类于美学欣赏的范畴。随着电影摄影机的小型化,人们有可能购买与占有电影摄影机,按自己的美学意愿拍摄与制作电影。地下电影无疑是非常个人化的。正如电影制作人与评论家乔纳斯•梅卡斯说的,这些电影源自拍片人的内心,犹如他们脉搏与心跳,眼睛与手指的延伸。他说,“我们想提醒人们在世界上还有一个称之为家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独处,可以与他爱的人呆在一起,可以独自面对自己的灵魂——这就是家庭电影的含意,也就是我们拍摄电影的视角。”先锋的家庭电影表述个人视野,家庭事件与社区交往的经验。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很难区分职业的与业余的,区分艺术家与个人趣味爱好者。电影成为真正的媒介,在这一媒介中,拥有摄影机的人们不仅生而平等,而且成为事实上的平等。没有人可以说他的梦想好一些,更艺术一些,因为它们是内心的表述,是唯一的,与众不同的,因此也就没有可比性。
在电影评论家看来,这种电影拍摄的民主化理论往往不起作用。有的个人电影极佳,但也有十分无聊和烦人的,有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但也有粗制滥造的。虽然所有的人都可以到新美国电影运动放映室放映自己的电影,但个人电影的良莠还是有区别的,艺术家与业余爱好者还是有区别的。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电影是记录个人经验的手段。如研究地下电影的帕克•泰勒说的,它完成了电影摄影机最被忽视的功能,即侵入并记录禁忌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摄影来说太隐秘了,太震撼人了,太不道德了。70年代的商业性的性电影借鉴了个人电影的这方面的功能。
新美国电影运动艺术家给电影带来了新的目标和期望。他们希冀做其他领域现代艺术家已经尝试做的事情,不仅使人见到形象,还要创造使人看见形象的新的手法。他们要求在现代主义的传统这一问题上,与诗歌、绘画和小说处于平等的地位。电影制作人斯坦•布雷克海奇认为,在电影中有一种追求语言之外的知识的倾向,这种知识基于视觉传播之上,它要求视觉心理的发育。在目前,有很少一部分人继续这一视觉过程,将他们的灵感诉诸于电影经验之中。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由移动的形象构成。布雷克海奇和梅卡斯的观点是相左的。梅卡斯反对现代主义,直接反对布雷克海奇所规范的电影艺术家。梅卡斯说,“我们需要光的艺术。”他要求电影具有让人满足的和自我发展的形象。虽然梅卡斯以拍摄痛苦的与快乐的电影来区分艺术家与业余爱好者,实际上这种区分并不正确。所有新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痛苦的,观者必须经受从眼到脑,再从脑到眼的咀嚼和消化。正基于此,新美国电影的艺术对于有教养的、学识渊博的和有敏锐观察力的观者是一种何等样的满足。在个人电影领域中,从抽象的独自一人完成的电影到商业性故事片,最明显的最具有意义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艺术的,一个是非艺术的。只有艺术才具有力量,无论它描述的是什么主题,它表述的手法是什么,它能给观众一种情绪上的感动。
美国战后的个人电影,本质上是先锋派的艺术。他们的美学传统相互影响,使他们制作的电影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追求艺术的现代主义运动,他们没有钱,却在一项昂贵的媒介——电影中从事自己的事业,所以他们的电影风格是浪漫主义的,电影主题充满了浪漫个人主义。
根据P•亚当•西特尼所著的《幻觉电影:美国先锋派》(1974),许多重要的个人电影是用废弃的胶片和租赁来的摄影机拍摄的,有些杰作由于资金匮乏只好截短。但是,和旧金山北海滩或纽约格林威治村的波希米亚诗人或小说家比较起来,他们却似乎是富豪了。由于资金的缺乏,地下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得不借助于权宜的技术手段,这反而帮助形成了电影的新的美学方向。新美国电影运动从梦幻电影演变到世俗性电影,从迷惘电影演变到神话创作。在60年代,在新美国电影运动中有一股激进的力量与神话创作决裂,便产生了结构主义电影。结构主义电影强调摄影工具优于电影制作人的眼睛,它结束了个人电影的抒情的和神话的形式。
美国早期地下电影的主题和同期的好莱坞主流电影有许多相似之处。新美国电影运动40年代的迷惘电影比同期的好莱坞的幽闭恐怖症的戏剧探索了更深层的、更隐秘的无意识状态。有些最重要的地下电影,如玛雅•德伦的《下午之网》(1943),肯尼思•安杰的《烟花》(1947),格雷戈理•马科波罗斯的《乡下情郎》(1950)的制作多少与好莱坞有关系。德伦的丈夫是好莱坞的职业电影从业人员,安杰在好莱坞当过童星,马科波罗斯在南加州大学电影课程中接受了约瑟夫•冯•斯腾伯格的教育。所谓的迷惘电影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对性的探索,探索者不是一个梦想者就是一个疯狂的处于幻觉中的人。迷惘电影通过梦幻涉及了禁忌的领域,如安杰在《烟花》中描述了同性恋,斯坦•布雷克海奇在《清晨之肉体》(1956)中描述了,德伦在《下午之网》中讨论了对死亡的预感。迷惘电影是唯我主义的电影,表述内心心理。迷惘电影将观众带进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它们否定电影的视觉性质。在50年代末,先锋派电影制作人抛弃了迷惘电影。这可以在斯坦•布雷克海奇的作品中得到印证。布雷克海奇发展了一种新的风格,在这种风格的电影中,视觉动作不是发生在银幕主人公身上,而是发生在电影制作人身上。他创造了一种视觉风格,观者可以运用他的想像力。他认为,作为一个观者,他在理解电影的含义方面和所有的观者是一样的。在放映他的旧日的电影时,他总是强调他不是艺术家,他只是观者之一而已。他的这一立场避免了传统的浪漫主义学派的关于视觉艺术家的权威主义立场,重申社会性是个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主是先锋电影的重要含义。但不是所有地下电影的制作者同意布雷克海奇的观点。有的人则希冀在电影中表述神秘的通神论和神秘主义。对于安杰来说,电影制片人是占星家,他将观众带进神的神秘的境地;对于哈里•史密斯来说,电影制作人是神的使者。他说,他的电影是上帝制作的,他仅仅是媒介而已。所有神话电影的主要思想源自西方的文学传统,布雷克海奇和马科波罗斯都认为自己是创造者而不是中介。安杰的辉煌的电影《愉悦教堂的落成》(1966)从神秘主义者阿莱斯脱•克劳利处获得灵感,哈里•史密斯的《第12》(60年代初)则从犹太神秘主义得到启示,布雷克海奇的《狗星人》(1965)和马科波罗斯的《两次成人》(1963)则取材于经典神话。这些源泉使神话电影的内容具有异乎寻常的深度和丰富性,不再象迷惘电影那么苍白。
电影本身是现代大众文化的新的神话源泉,好莱坞也为神话先锋电影提供灵感。杰克•史密斯的《着火的人》(1963)是对约瑟夫•冯•斯腾伯格30年代电影视觉形象结构的一个评论与赞颂。安杰尔的《天蝎座升起》(1963)是一部公然表述好莱坞神话的电影;它创造了美国摩托车骑手的神话,这个神话不是从经典的或神秘传统汲取源泉,而是从电影制作人的视觉感受汲取源泉。布鲁斯•康纳用好莱坞的旧片剪辑、制作了《一部电影》(1958)、《宇宙线》(1961)。他在电影中用一种复杂的、讽谕的手法将情景处于对比之中,以撩起观者对熟悉的形象的回应,以取得比银幕效果更大的或迥然相反的效果。
最早作个人或地下电影实验的有四位导演:马雅•德伦(《摄影研究》1945)、肯尼思•安杰(《烟花》1947)、柯蒂斯•哈林顿(《在边缘》1949和《断裂的寻觅》1946)、格雷戈里•马科波罗斯(《精神病人》1948)。他们自己出钱摄制影片,影片十分个人化,十分大胆,抒发关于性的梦幻。每一部电影都反映了40年代的不安情绪,40年代的惊惶不安,性自由,政治观点,个人梦幻和对周围世界的批判。在50年代有乔纳斯•梅卡斯,肯尼思•雅各布,罗恩•赖斯,斯坦•布雷克海奇,和玛丽•门肯。60年代出现了布鲁斯•贝利,卡尔•林德,本•凡•米特,和罗伯特•奈尔逊。他们运用电影来表述抽象的美,表述视觉的设计、形式、运动和时空。个人电影拒绝顺应公众趣味,拒绝审片的标准,它们无视现存的习俗,大胆表现疯癫,和。因为导演自己出资,他们无须受电影制片厂控制,可以无视电视生产规则,也不用与脾气大的明星打交道。他们不遵循任何现成的关于主题或摄影技巧的规则。和法国的新浪潮导演一样,这些拍摄非叙事的意象主义电影的美国导演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阐明他们拍片的初衷和想法,表明他们的电影个人的,十分与众不同的,十分稀少的风格。有的导演干脆声言,他们的电影不是为广大观众而拍的,而只是为一小部分精英摄制的。
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个人地下电影要算是肯尼思•安杰尔的《天蝎座升起》(1962-64)。电影的故事、摄影和声道代表了60年代初的个人地下电影。这部电影是一部研究暴力的作品(31分钟长),表现了摩托文化,波普歌曲,和同性恋。对于他来说,这些东西是社会的动力。他的作品表现了青春、死亡和黑色幽默。电影的长处就在于它的剪辑和沙声的配乐。在影片中,青年人穿摩托衫,似乎把它们视作圣品一般。影片映出了闪闪发光的腰带,腰扣,手蜀,头盔,性器官象征物,和纳粹旗帜。在那场全是男性的性聚会上,影片穿插了基督和他的信徒步入耶路撒冷的镜头。主人公“天蝎座”兼有希特勒、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迪安的特点。电影用闪光拍了一张又一张摩托车手的脸,配之以喧闹浮躁的音乐,预示这些摩托车手跨上摩托车正在走向灭亡。公众对这部影片反应强烈,影片对以后的个人地下电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斯坦•布雷克海奇对地下电影类型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拒绝超现实主义和为激动而激动的宗旨,赋予影片以一种个人性。他制作电影描述自己的人生,如《窗户水孩在移动》,描写他的孩子的降生。他最好的电影是《狗星人》(1965),78分钟长,十分复杂,充满了意象。
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是地下电影导演中最为人知的。他的电影流传也较为广泛。他使用了一个女替身制作了《》(1965)和《我的》,在影片中,他表现了同性恋者,男装癖者,街狂,吸毒者。在1966年,他完成了《切尔西的姑娘们》,是个人地下电影中最有名的。这部电影在全美放映,获票房1百万美元。影片3个半小时,其中独白对宗教、社会和作了评论。有的电影评论家赞扬了影片,而有的则给予谴责。而大部分观众认为十分沉闷。美国重要的先锋电影制作人安迪•沃霍尔在60年代中期创立了结构电影,完全摆脱好莱坞电影故事的束缚。沃霍尔的早期电影是对创造性想像问题的回应,是对观众反应的回应。这些问题是由地下迷惘电影过渡到神话电影而造成的。这些电影到底能表述多少电影制作人作为主角、艺术家和神话制造者的想像呢?到底能冲击多少观者的想像力呢?沃霍尔的回答是电影制片人应完全避免起艺术家的作用。在《睡眠》(1963)和《帝国大厦》(1964)中,他将摄影机固定在一个地方,拍摄一个睡眠的人和帝国大厦,让胶卷转动拍摄直到转完为止。然后,装上新的胶卷,再让它转动。《睡眠》放映6小时,目标一直是一个睡着的人,《帝国大厦》放映8小时,目标也一直是帝国大厦。沃霍尔在延续的时间内创造了观众回应的框架。同一形象的长度本身使观者获得新的视觉经验。沃霍尔后来转向叙述人际关系和性格,如《切尔西姑娘们》(1966),它仍然是拍摄固定形象,但已是二个并排的形象。其他电影制作人发展了沃霍尔的结构电影。如迈克尔•斯诺的《波长》(1967)。这是部45分钟长的电影,用缓慢变焦镜头从一个固定位置拍摄的,缓慢移动的变焦镜头成为意识移动的一种比喻。在《中央地区》(1971),斯诺用360度的摇动镜头从一个固定位置拍摄一片荒芜的土地。在这部影片中,他比迷惘电影更深入到自我的内心之中,深入到完全与世不相关的意识之中。
在当时先锋电影流派中还有所谓的图解电影。在图解电影中,摄影机仅仅是一个纪录性的工具。早期在欧洲,汉斯•里克特拍摄了《节奏21》(1921),瓦伊金•埃格林的《对角线的交响乐》(1921-1924)在电影中象动画片似地展现他们的图像,都是静物形象。英国的莱恩•莱创作了《彩盒》(1937),他是第一位抽象电影制作人,在电影胶卷表面直接绘画。于是,动画和在电影胶卷上绘画技术成为先锋电影艺术家们,如哈利•史密的艺术的一部分。图解电影在扩展式电影发展之后才得以发挥其意义深远的作用。对于扩展式电影制作人来说,创造性艺术并不主要靠摄影机和胶片创造出来,而是靠计算机、录像设备和激光创造的。扩展式电影超越单一形象的在一个横向的反射型的屏幕上的放映,而达到新的布景和情景的电影效果,如大大加大的屏幕,垂直屏幕,360度屏幕,电影与戏剧在同一视野中的结合,等等。在有些展览会和迪斯尼乐园中,人们甚至使用空间的三维形象的全息放映技术,以创造最大的幻觉。由于费用昂贵,不易获得所需的技术,在70年代中期扩展式电影仅局限于一小部分人。大部分设备和技术知识由私人公司掌握。先导者,如约翰•惠特尼,斯坦•范德比克和斯科特•巴特利特,都是在公司的资助下完成他们的电影的。如约翰•惠特尼得IBM的帮助,范德比克获贝尔电话公司的资助,巴特利特获准使用加州一家电视台的控制室。巴特利特的杰出的视频电影可以被认为是美国先锋电影制作人的富有代表意义的作品。但传统的关于创造性的概念并不包括电影制作人可以用光笔在计算机显示屏幕上工作,或者可以在录像控制板上混成形象。约翰•惠特尼说,要在计算机上动情地创造性地工作是极其不易的。
到60年代,被认为是的个人地下电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公开放映的机会。而美国公众对此变化也是有心理准备的。由于新浪潮和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侵入,美国观众已变得更为老练,对于不落俗套的手法和对的直率表述也已能平静接受。于是个人地下电影从地下浮到了地上,成为仇人娱乐的一部分,后来又成为好莱坞商业片的一部分。原来正统好莱坞认为、秽语、性幻想和大胆的主题是令人生厌的,而到60年代它们则成为当代大众电影的经常性内容。于是再也没有必要存在地下电影了。先锋的、实验性的和地下电影被容纳进了整个商业电影的体制之中。
根据吉恩•杨布拉德,他在《扩展的电影》(1970)中说,技术可以将艺术家解放出来专心致志于想像性创造。在新的概念性艺术中,艺术家的思想是重要的,而不是他操纵媒介的技术能力。在另一方面,由于电脑能够在诸多的选择中作出自主的决定,它最终将决定艺术作品的结果。
电影一直是大众了解社会与人的行为的信息的主要源泉。它是传播与交往的一个重要的媒介,它理应反映主流的思想和利益。美国电影正是这样做的。然而,美国电影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对美国社会中强大的社会与文化价值提出了挑战,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美国社会各阶层中都有人对美国电影所传达的信息不屑一顾,他们找出电影的毛病,如电影的程式,电影不真实的地方,电影规避的问题,等等。其实这些问题与美国社会中其他信息传播的媒介,如课本、报纸、政治宣言、布道的缺陷是相关联的。问题在于人们对于娱乐、故事、虚构的男女主人公的文化判断。根据罗伯脱•斯克拉,许多美国电影平庸,腐败或者虚假,主要是由于利润动机造成的。谈论改革商业性娱乐而不触及社会思想是短视的。美国电影中有一部分作品,由于它们的质量值得保存与收藏,它们是美国思想、艺术和文化中的瑰宝。
个人电影的兴起其意义是重要的。它表明了电影艺术家的能力,表明他们能够发展一种新的视觉语言,并扩展观众的意识。由于电影设备为更多的人所拥有,吉恩•杨布拉德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的语言,成为未来形象交换的交往方式。他说,通过扩展的电影艺术和技术,我们将在地球上创造天堂。
在理想主义的60年代,电影不仅被视作一种娱乐,而且也被视为一种民主的艺术。先锋派作品,家庭录像片和好莱坞影片都得到同样的重视。但先锋派作品和家庭录像片得到更大的珍惜,因为它们代表一种新的视野,人际的视觉交往的一个新的工具。70年代《大白鲨》和《星球大战》的成功从反面显示了60年代的空虚与苍白。电影制作人开始抛弃60年代的理想主义,认为实验性电影在60年代就结束了,主流电影汲取了它的某些风格上的优点而兀自向前发展了。年轻的一代电影制作人开始从事多种的风格的尝试,有故事片,记录片,并有录像艺术。颇有成就的电影制作人不再按共同的美学标准和风格而依附于一个社团,他们强调在美国社会中正强烈孕育的多元文化的认同。他们可能是女性主义者,同性恋者,非洲裔美国人,印第安人,亚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等等。多元文化的认同是重要的,而他们究竟从事故事片、记录片或录像片创作却并不重要。身份认同本身成为一种风格类型片,它可以集实验主义与现实主义、虚构与写实于一体。身份认同类型片也打开了观众的视野。先锋派类型片将观众和电影制片人看作是先锋的一族,是由先锋的美学观将大家聚集在一起。个人电影也意味着个人的,而不是大众的传媒和交流。虽然身份认同类型片主要描述一个族裔,但它们仍然针对广泛的观众。在70年代末,当好莱坞重整雄风之后,身份认同类型片促使独立电影制作人组织在一起以加强他们在电影文化中的地位。此时,产生了“独立故事片计划”和罗伯脱•雷德福的森德斯学院,帮助独立电影制作人。8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专门放映独立电影制作人的作品的影院。同时,电缆电视和录像带出租商店的出现和繁荣,对电影的需求猛增。好莱坞的年生产量已无法满足它们的需要。于是,发行系统开始发行低廉制作的故事片,以应付市场的增长。在低成本制作的电影中,最佼佼者要算史蒂文•索德伯格的《性、诺言和录像带》(1989),租赁费赚了1千亿美元。墨西哥裔美国电影制作人罗伯脱•罗德里格兹仅花费7千美元拍摄了《流浪乐队》(1992),他自编、自导,自己拍摄,自己剪辑。
在90年代初期,独立制作影片在美国方兴未艾。独立影片制作人制作仿效老的好莱坞的B级电影,加以改造成新的适合有教养的中产阶级观看的电影。少数种裔的电影制片人希冀重蹈前人的足迹获得好莱坞的辉煌。先锋的和个人的电影具有一种无视一切传统和习俗的精神,以追求新的真实的视觉。它们拒绝一切程式的东西,一切传统的美学含意。自70年代以来的先锋和个人电影的成就说明,它们改变了实验电影的精神和思想,为在电影中表现人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图景和可能。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为伊冯娜•雷娜。在60年代,她是一位先锋派的舞蹈演员。她开始时,拍摄短片作为她演出舞蹈时的背景。1972年,她开始独立拍故事片《演员生活》,这是她从事实验艺术、社会抗议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成果。她的女性主义是60年末的社会运动的一个延续,她试图将艺术与政治融合在一起。当男性先锋派人士正进入一个形式主义的解构电影创作时期时,她希冀在电影中表述情感经验,她想直接面对美学的和激进的先锋派人士的性别歧视。雷纳的第二部故事片《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1974)成为后先锋派独立制作影片的开山之作。故事片的主题就是性关系和个人操纵政治的力量。雷纳用音响与形象的并置来表述她的主题。当影片空白时,传来幕外音,而形象出现时,又全然没有音响了。同时,她还使用静景。电影上显现不完整的印刷文字和不完整的幕外音,彩色片与黑白片交叉。这些打破现实主义传统的风格突现了一种关于性关系的悲观观点:既然声响与形象都无法融合,遑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了。在影片中,她使故事人物聆听贝利尼1831年创作的歌剧《梦游女》,梦游女逃避了死亡,而与情人重聚。在以后的创作中,她更趋向现实的视觉风格以表述十分难于表述的主题。《嫉忌女人的男人》(1985)探索当论,如福柯的理论与政治行动,如纽约的阶级和种族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她的《特权》(1990)运用熟悉的记录影片的形式在一部关于妇女年龄老化问题的电影中关注更年期。雷纳认为,她制作电影的目的就是使她的形象服务于情感。她说,《梦游女》最好表述了她的目的:在极端绝望的情景下,仍然存在情感生活。在70年代后期,有一批女独立电影制作人继承了雷纳的衣钵。她们的文化环境断然拒绝60年代。她们的文化环境充满了失望感,朋克和摇滚艺术盛行于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化了,而政治本身却变成了一份闹剧。她们的风格既有虚构叙事的,也有自传性的,散文式的。其代表人物为维维恩•迪克,贝丝•B和苏•弗里德里克。在80年代独立女电影制作人作品包括:利齐•博登的女性主义的政治片《在烈火中诞生》(1983),特林•T•敏花的自传体电影《名字叫越南》(1989)。敏花1970年离开越南,在美国成为一位少数族裔的电影制作人和理论家。
70年代末的非洲裔电影制作人对于好莱坞拍摄挖掘黑人题材的影片的消亡更为关注。好莱坞挖掘黑人题材的影片专事拍摄城区的犯罪与暴力,而很少涉及黑人的日常生活。非洲裔电影制作人反其道而行之,追求社会现实主义。查尔斯•伯内特在1977年拍摄了《羊屠夫》。《羊屠夫》在风格上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黑白影片在开头部分就摄取了在南洛杉矶街上嬉戏的黑人孩子的镜头,这使人想起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在他早期的影片中,伯内特采取了一种道德的立场。他使用的特写镜头往往令人觉得无奈和尴尬。他显示他的人物们的背、脚,或者是从一种冷冰冰的中距离的视角来审视他的人物。他镜头下的人物似乎永远得不到宁静与闲适。伯内特将他镜头中的下层黑人劳动男女比喻为在屠宰场屠杀的羊。伯内特和其他洛杉矶的非洲裔电影制作人被称为“洛杉矶叛逆者”。他们实际上叛逆的是好莱坞的主流电影。这群艺术家包括:埃塞俄比亚移民海尔•格里玛(《树丛妈妈》1976),拉里•克拉克(《过路》1977),比利•伍德伯里(《为他们小小的心灵祝福》1984)。他们完全在主流电影发行渠道之外运作,在博物馆和大学播映他们的作品。80年代后期,伯内特获得资助拍摄《屯愤怒共眠》(1990),得以在主流渠道发行。在这部影片中他将他的视线集中在黑人中产阶级身上。有一天,哈利来到一家富裕的中年的黑人家庭。好客的黑人夫妇收留了他。不料,哈利是一个诱惑者,给这家人带来无穷的麻烦。哈利的形象意在表现即使殷实的非洲裔中产阶级的安全感也是十分脆弱的。但影片的票房价值不高。人们一方面怀疑主流发行渠道是否真正愿意全力发行一部非洲裔人拍摄的电影;另一方面,人们也怀疑黑人观众是否真正喜欢伯内特拍的有社会意义的电影。在“洛杉矶叛逆者”中有一位非洲裔妇女,她的名字叫朱莉•达什。她从纽约来到洛杉矶,就读于美国电影学院。在美国电影学院,达什拍了一部34分钟的黑白故事片《幻觉》(1983)。它描述一个黑人妇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好莱坞工作。她对人充作白人。这是当时最佳的短片之一。达什通过摄影、幻光、布置和服饰将黑与白并置。她甚至还利用音响,在黑人歌唱家录制声音时,在银幕上显现白人演员在用咀唇吟唱。当黑人歌唱家穿着白色的外衣,头上戴着一朵白花坐着时,对比度使人物的影像模糊不清,黑人的身影犹如幻像一般。达什的第一部作品《尘土的女儿》(1992)写的是南卡罗莱纳州和乔治亚州外海岛上的黑人妇女在20世纪初的生活。她希冀由此重现仍然保持非洲传统和文化的黑人社区的生活,在那里,黑人的方言、烹调和社会习俗仍然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侵袭。这是非洲裔妇女制作的第一部由主流商业渠道发行的故事影片。同性恋者制作电影在70年代以及嗣后的岁月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运动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性恋者独立制作电影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儿。早在二次大战之后,在实验电影的运动中,先锋派电影从肯尼思•安杰尔的《烟花》(1947)到安迪•沃霍尔的60年代的电影就在探索个人的与禁忌的主题中涉及了同性恋。虽然放映的范围有限,但同性恋独立电影制作人制作的电影可以达到它们目标的观众,不象非洲裔电影制作人制作的电影很难达到他们心目中的非洲族裔观众。80年代中期,人们对爱滋病的知识的广泛了解,促使人们广泛关注同性恋问题。这时,记录片《哈维•米尔克的时代》(1984)便应运而生。它描述旧金山一位同性恋民选官员哈维•米尔克的生活和死亡。这部由罗伯脱•爱泼斯坦导演的记录片获奥斯卡记录片奖。电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通过专访描绘了米尔克1977年被选为旧金山行政官员的情景。同他一起被选上的有一位华裔,一位黑人妇女,一位白种女性主义性。米尔克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个公开承认同性恋的城市官员。米尔克主持通过了旧金山同性恋权利法案。该城行政官员丹•怀特因此愤而辞职。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希望得到重新任命,但受到了指责,于是对市长乔治•莫斯科恩和米尔克心怀不满,在市政厅开枪杀死了他们。这部记录片帮助开创了一个同性恋独立制片的运动。其中最著名的为珍妮•利文斯顿导演的《巴黎在燃烧》(1990),探索纽约黑人与拉丁裔族的异性模仿欲者的文化;马龙•里格斯导演的《自由之舌》,主要描写他自己作为一个黑人同性恋者的经历(他1994年死于爱滋病);李安导演的《婚宴》(1993),描写一个亚裔与白种男子之间的同性恋关系与中国家庭传统的冲突。
继故事片发展的第2时期、同声的第3时期和1946-1964好莱坞发展的第4时期之后,好莱坞进入了复兴时期。美国电影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发韧是以以下作品为标志的:《邦尼与克莱德》(1967)、《数秒之间》(1966)、《当铺老板》(1965)、《奇爱博士》(1964)、《大卫与丽莎》(1963)、《勇敢的人是孤独的》(1962)、《》(1961)、《精神病患者》(1960)。它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以非主流的异类的反英雄为主角,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腐朽的,无能的。影片都以直露式的描写来处理的冲突和心理问题。它们描述的当代现实生活是吸引人而花哨的。影片往往将笑料与严肃结合在一起。同时,它们出色地运用了最新时代的电影特技,如慢镜头,快速切割,画面与声音的并置以产生讽谕性的效果。
在电影批评家看来,这一时期的电影的主题基本上是性与暴力。虽然电影在历史上一直是在描写性,一直是在描写暴力的,但在如何利用性与暴力的问题上,这一时期的电影是与众不同的。图解式的性事镜头和好莱坞的新的暴力电影,对以往好莱坞的传统的类型电影是采取怀疑态度的,认为它们的过于乐观的结论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无法解决的分裂简单化了。这是一种新的美国电影。新的美国电影的形式是有它的原因的。以往乐于看电影的观众都成为坐在家里看电视的观众了。所以,电影必须寻找新的观众,不是那些偶尔为之的观众,而是每星期都要进电影院的观众。这些观众仍然热爱电影,认为电影对他们社会与休闲经验是重要的,并乐于观看电视不允许播映的只适合成年人的对话与处理。欧洲的新电影改变了美国电影制片人的观念。戈达尔、特吕福和安东尼奥尼对电影新的处理方法征服了新一代的电影制作人和观众。特吕福和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电影赢得了大量的利润。1959-1961对于美国未来的电影来说是重要的,因为人们看到经典性的电影《凝神屏息》、《四百下》、《枪杀那钢琴演奏家》、《奇遇》、《甜蜜的生活》和《广岛,我的爱》。同时,虽然好莱坞主流电影一直在嘲笑地下电影,但地下电影却最终在好莱坞赢得一席之地。地下电影不仅在商业上的成就超过了好莱坞,而且造就了一代年轻的电影观众,他们懂得并接受电影技术上的、视觉刺激上的和手法上的创新。这些热心的年轻的观众正是好莱坞所希冀拥有的。于是,美国电影在精英层发现了它的电影观众。与其拍一部所有的人都喜欢的大众电影,还不如为具有特殊趣味的特殊群体拍摄特殊电影。他们为一些特殊的观众拍摄了一些家庭影片,拍摄了为黑人观众所喜爱的警察—强盗片,为不同性方向的人(同性恋的,对男女两性都有兴趣的和异的)拍摄了电影,并满足了他们的窥私欲。《琼斯小姐心中的魔鬼》(1973)、《深喉》(1972)和《沙中的男孩们》(1971)是三部商业上最为成功的这类故事片。他们甚至还为年轻的半夜看电影的“怪人们”拍摄了特殊的电影,如菲力浦•德•布罗卡的《心中之王》(1966),亚山大罗•乔多罗斯基的《老鼠》(1969),约翰•沃特斯的《粉红的火烈鸟》(1971),吉姆•沙曼的《落基山恐怖片》(1975)和大卫•林奇的《消磁磁头》(1977)。美国电影制片人还将目标定格在诸如亚瑟•佩恩、迈克•尼科尔斯等拍的“艺术电影”上,喜欢艺术电影是一小部分人,也仅仅是电影观众中极小的一部分人。然而,正是这些艺术电影代表了电影艺术,代表了美国电影在其发展的第5个时期的成就。这些艺术电影所描述的性的与社会的价值反映了这一时期美国人一般崇尚的观点。当时,艺术电影的热心观众美国的大学生关于性事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发现肉体快乐构成了他们快乐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并在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之间找到了契合点。亚瑟•佩恩的《邦尼与克莱德》也许是新电影价值的最早的代表。它是继法国的《凝神屏息》和意大利《不设防的城市》之后在美国电影界最具影响的一部电影。其后,它的许多创新成为新电影的规范。在大部分情况下,新电影的主人公是社会的异类,流浪者或者罪犯,这些匪徒之帮却是社会正义的可敬的捍卫者。旧电影里的坏人成了新电影中的好人。在《邦尼和克莱德》之中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谋杀者都是一些具有魅力的、富有同情心的和诙谐的人物。而职业的追逐犯人的人们却是一群毫无幽默感的、非人性的人们。即使在《毕业生》中,一群非职业的追逐罪犯的人也是毫无幽默感,毫无公正和爱心的人。同时,新电影的结局一般是悲剧性的:主人公死亡,而法律战胜了放浪无羁。实际上,善并没有战胜恶,因为法与善往往是相对的。也有反文化的电影结尾是圆满的,快乐的,如《提秤布鲁斯》(1973)。问题并不在于反英雄们都在结局中死亡,因为死亡对于所有的人都是难免的,问题在于这些反英雄们自由自在地生活,放浪不羁,没有任何虚伪之情。然而,尽管时代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变,美国电影仍然不失其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成份,就象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化一样。在电影中,仍然有过着美丽人生的好人,和过着罪恶生活的坏人,即使关于美和恶的概念发生了变化。
新电影并不要求人们认为它是真实的,正相反,它不时宣称自己是人为的,是设造的。新电影的新导演们使用许多电影技术增强电影的情绪,同时也让观众不时明白他们终究是在观看电影,观看虚假的真实。他们使用所有可能的技术,如慢镜头,静止,跳跃式剪辑,将黑白片与彩片混合,等等。这些手法具有极大的感情力量。和电视相比,电影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它的大屏幕具有更大的催眠作用,而它的立体声效果更为真切和有力。电影在放映的过程中不可能有商业广告打断。按电影评论家的话说,电视是一个比电影更为冷峻的媒体,距离观众更远,也就是说,电视与观众的距离感更大。电影的快速剪辑,在时空上快速变换,在内心与现实之间的快速交替更迭,破坏了一般的时空观念,一般的现实与幻想的界限,一般的故事的线性进展。新电影同时也充分利用了音响新技术。按照以往的电影原则,电影往往运用背景音乐以增加镜头的情感力量。在新电影中,很少再有这种背景音乐。如果有音乐,新电影将使观众感到这音乐是来自电影中的无线电或录音机,或者干脆是一种明显与电影情景融合或反衬的音乐。例如,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1979)一开头就使用多尔演唱的《末日》,它一方面与电影开端正好相反,同时又加强了现代启示录的形象效果。在哈斯克尔•韦克斯勒的《酷媒体》(1969)中年会上的爱国讲演和歌曲伴随格兰特公园学生和警察的对峙和骚乱。奥尔特曼的《象我们一样的賊》(1974)使用的声道集中了30年代的无线电广播声,表明30年代的美国生活与无线电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紧密。有的新电影故意扭曲声响,有的则全然沉寂,和歌曲与噪声成一个显明的强烈的对照。摇滚乐和爵士乐作曲家为许多新电影谱曲,最享盛名的乐队演奏这些作品。新电影使用了相当多的摇滚乐,如《逍遥骑手》,马丁•斯科塞斯的《卑贱的街区》(1973),乔治•卢卡斯的《美国人格拉菲蒂》(1973)实际上集中了当时最流行的摇滚乐之大成。这是因为摇滚乐正是新电影年轻观众所喜爱的。斯科塞斯在《好伙计们》(1990)中继续运用摇滚乐作为电影的音响,以表明他的人物的情感世界与社会的特征。
新电影对于风格十分关注,谨慎地选用服装、道具,并注意运用当时的俚语与土语。它们善于用特定的镜头和音响将风格表现出来。新电影的电影导演们喜欢实地拍摄。传统的好莱坞讲究完美——完美无瑕的房间,不均匀的采光,背景的噪声,但新电影却崇尚不完美,不完美的视觉效果,不完美的人的境遇。新浪潮的用光风格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电影摄影师。新电影深受法国、意大利、捷克、英国电影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地下电影和先锋电影的影响。和欧洲电影一样,新美国电影不仅仅是描绘动作,而且描绘动作是如何被感受的。这样,人物变得比情节更重要了,更处于中心的位置了。它们往往描写大的社会与政治问题。然而,不管美国电影是如何被欧化,它们仍然忠于好莱坞的僵硬的类型程式,认为已经被实践证明成功的类型与程式不能轻易放弃。因此,在《邦尼与克莱德》之后仍然产生了一大批描写有同情心的賊的电影;在《狂野的一帮》之后产生了一大批描写老边疆的影片;在《法国贩毒网》之后,产生了一大批描写警察追逐匪徒的影片;在《教父》之后,产生了一大批描写贩毒王国的影片;在《星球大战》之后产生了一大批科幻探险的影片。不管怎么样,新电影是老的类型的后继者,是西部片、匪帮片、警察片、怪人喜剧片类型的后继者。在新电影中,大的分野便是城市片和乡间片。在这两种类型之外还有流浪电影(《逍遥骑手》)恐怖的野外电影(《活死人之夜》1968)和幻想世界电影(《巧克力工厂》1971)。城市电影描述美国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描述冷酷的,虚假的,人工雕塑的城市形象:高耸入云的水泥森林和霓虹灯。它们的主题往往将城市的做作与残酷,乡野的自由自在与开阔无垠作一个对照,如《午夜牛仔》描述一个城市老鼠与乡下老鼠的故事。这些电影显然继承了黑的传统。黑描述的是无法无天,尔虞我诈,而新的好莱坞城市电影描述的则是一幅地狱的图画。汽车在风驰电掣般的追逐中成为了死亡的工具,如彼得•耶茨导演的《布利特》(1968)和威廉•弗里德金导演的《法国贩毒网》(1971)。无论旧金山的噪音,如《对话》还是纽约的景色:烟雾,蒸汽,水泥森林,如马丁•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1976)都描述了城市是如何滋生颠狂和幻想的。和城市电影相关的还有郊区电影,它的形成与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从城市中心逃逸到富裕的郊外同时产生,如《毕业生》,保罗•马祖斯基的《鲍勃、卡罗尔、特德与爱丽斯》(1969),罗梅罗的《死亡的曙光》(1978),保罗•施拉德的《吃软饭的美国人》(1980)。许多郊区电影运用电影中心洛杉矶的郊外作为电影的背景和比喻。和臃肿的旧的城市加以比较,这些新的郊外城镇洁净,空旷,明亮,但它们没有根,没有灵魂,既没有地理上的也没有精神文化上的中心可言。即使这些不直接描写没有人性的城市生活的郊外电影仍然利用曼哈顿的真实背景来表述枪击的场面,如《一千个小丑》(1965)、《你是一个大孩子了》(1966)、《制片人》(1968)、《袭击明斯基家的那夜》(1968)、《小谋杀者》(1971)、《下一站格林威冶村》(1976)和《曼哈顿》(1979)。新的试验性的西部电影,也即与城市电影相对而言的乡下电影,如萨姆•佩金帕的《狂野的一帮》(1969),乔治•罗伊•希尔的《布彻•卡西迪和跳太阳舞的孩子》(1969)和罗伯特•奥尔特曼的《麦凯布和米勒夫人》(1971),表明从原来外向类型已转向内向和感官化。对于新的乡下电影而言,美国广袤的西部,草原和沙漠,河谷和森林,是美国人开拓精神和自由意志的最后疆土了。乡下电影同样需要城市作为反衬,需要城市中的警察、法官、银行家和商人作为狂野的流浪的反衬。《狂野的一帮》和《布彻•卡西迪》都是产生于旧的西部正在衰落、新的西部正在兴起的时期。新的西部遵循的是城市的价值。但这两部电影的主人公都不愿放弃旧的西部的价值,他们宁可选择与时代相悖的生活方式,而不愿选择城市式的体面的生活方式。电影中的连续的慢镜头加强了死亡时刻的氛围,并使这种死亡氛围具有一种抒情的意味。新的西部电影与老的西部电影不同不仅在于它更加残暴,而且将死亡的时刻赋以情感的力量。老的西部电影中的主人公依靠的是马,骑着马儿在空旷的荒野驰骋,但在新的描写西部和乡间犯罪的电影中,主人公驾驶汽车在草原上疯狂作案,如《邦尼与克莱德》、《象我们一样的贼》和特伦斯•马立克的《坏土地》(1973)。在这些类型的电影中,人们看到过去与现在,城市与乡间的对照。邦尼和克莱德的幸福的自由生活与大萧条带来的饥饿和贫困相对照,与破坏了人们生活秩序的政治制度相对照。在《象我们一样的贼》中,鲍伊、梅斯菲尔德和奇克索的幸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与中产阶级令人烦闷的客厅和餐桌生活相对照,与他们的无聊的广播剧相对照,它显示一个有保障的纯物质主义的生活无疑是一种活死人的生活。
新好莱坞电影与老好莱坞电影之间的过渡在70年代表现在一批后现代的电影之中。它们可谓好莱坞类型电影中的类型电影,模仿30、40年代老好莱坞电影的情节结构、风格和演技。在这些电影中最为突出的便算《中国城》(1974)了。这部电影并不是由一个美国人导演的。罗曼•波伦斯基,波伦斯基的妻子,通过对纳粹集中营到曼森的残酷的谋杀的描写,表述了她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这种看法也许并不代表美国人的。电影的编剧是罗伯特•汤。这部电影虽然也讨论30年代的价值,一般认为这种价值较为完美,代表了美国的目的和未来走向,但它反其道而行之,却暴露与鞭挞这种价值的虚伪性。从表面上看,《中国城》是一部侦探片,背景是洛杉矶。影片通过对一系列令人困惑的谋杀和肮脏的的描写直接批判了美国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腐败。摄影的技术很好,镜头给人以很美的感觉,波伦斯基正是通过这些表面的美反衬出深层的令人栗然的丑恶。美国梦原来是权力、与金钱交织在一起的一场噩梦。《中国城》表达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躁动情绪。
新电影不仅在导演手段上创新,而且在运用30年代电影材料和小说的主题与形象上进行创新。30年代电影厂时代的电影主要是室内拍摄,以对话为主,而新电影则走向室外,以真实的背景为主。它们不再强调故事结构,而是强调动作、光线和音乐。最好的新电影每每有一个很好的统一的故事情节和洞察力,在主题的表述上,影片的立场更为隐晦,而摄影的技巧则更为高超和华美。
很多好莱坞复兴时期的电影针砭美国生活中的社会的、道德的、性的与政治的问题,揭穿关于美国的文化神话,这种文化神话在生活中几乎被认为是真理了。这种电影现象是与这一时期美国整个的政治发展趋向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连续数个与社会改革休戚相关的人物——肯尼迪总统、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遭到了暗杀,美国参与了许多人反对的越南战争,在越南的战场上越陷越深,最终又以水门事件而告终。这一切加深了人们对美国政体中最高决策的人们的怀疑和不满。整个时代的情绪:愤懑和怀疑取代了30年代和战时的乐观主义。那些反对美国政体最激烈的青年人正是美国电影的日常的观众。美国电影在这种情况下顺应他们的激进情绪就不足为怪了。
美国先锋电影十分个人化,诗化,制作时不带任何商业目的,在结构、视觉技术方面和理智态度方面取十分进取的、先锋的、革命的态度。它们在50年末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实际上,美国诗化的先锋电影并非是50年代或60年代特有的运动。先锋电影制作传统在20年代就已存在,并受到欧洲先锋派的极大影响。对于先锋电影有3种态度:1.有的批评家认为,它们是一群神经兮兮的人自恋式的视觉成品,与严肃的电影艺术发展无关;2.有人将个人独立制作的先锋电影作为一种技术与技巧的试验地,以备日后主流电影运用。如,慢镜头,镜头重叠,速摇,摇滚乐,计算机图象,断裂画面,等,都是在先锋电影中首先运用而后正式进入主流的;3.有人认为先锋电影是美国电影唯一当之无愧的艺术,因为它们没有商业目的,完全由一个人按自己的美学观点制作,并与现代艺术、现代音乐和现代诗歌同时产生。先锋电影完全关注视觉,也就是说,电影艺术的手段关注如何帮助、扩展和充实一个人正视与观察内心和外在世界的能力。这也是所有现代艺术家追求的目标。美国先锋电影在玛雅•德伦和玛丽•门肯的影响下,由于8mm和16mm胶片的普及,在50年代中期形成一个运动,一大批主要的电影制作人得到承认。约瑟夫•康奈尔在1939年制作了他的第一部先锋电影。在其后,肯尼思•安杰,詹姆斯•布劳顿,玛雅•德伦,柯蒂斯•哈林顿,海•赫希,伊恩•雨果,威拉德•马斯,格雷戈里•马科波罗斯,玛丽•门肯,西德尼•彼得森,詹姆斯•惠特尼和约翰•惠特尼在40年代开始制作先锋电影并一直延续到50年代。约旦•贝尔森,斯坦恩•布雷克海奇,罗伯特•布里尔,雪莉•克拉克,布罗斯•康纳,詹姆斯•杰维斯,肯•雅各布斯,拉里•约里,凯特•克雷恩,彼得•库布外汇券我,克里斯朵夫•麦克莱恩,罗恩•赖斯,哈利•史密斯,杰克•史密斯和斯坦恩•范德比克在50年代制作了他们的处女作。在60年代,又出现了布罗斯•贝利,杰克•钱伯斯,布罗斯•埃尔德等。从50年代起,美国先锋电影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正式的主流类型,社会批评类型,类型,反省类型。当然,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往往重叠。例如一部完全按照视觉要求制作的电影有可能是社会批评性的或反省性的,如罗伯特•布里尔的《詹姆斯城》(1957)和《拳头之战》(1964),一部电影也可能批评主流的价值观,如肯尼斯•安杰尔的《天蝎座升起》(1963),而反省类型的电影往往十分关注视觉技巧。
纯形式的电影在地下先锋电影中继续存在。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约翰•惠特尼的电脑电影,他将不断变化的电影色彩形式与同步的音乐结合在一起,如《目录》(1961)、《排列组合》(1968)、《矩阵》(1971)。惠特尼的电影在对称性的视觉效果上更为精确和数学化,而爵士音乐则更为随意和自由,如詹姆斯•惠特尼的《天青石》(1966)。其他具有主流传统的先锋电影还包括约旦•贝尔森的《曼陀罗》(1953)、《诱惑》(1961)、《再入》(1964)、《现象》(1965)、《萨玛迪》(1967),这些电影运用杂乱的转动的形式来代表曼陀罗,代表精神的不可描述的目标。贝尔森的沉思型的色彩和形式后来被菲利普•考夫曼的《精英之辈》(1983)所用,以显示宇航员视野中的跳动的形象。罗伯特•布里尔的卡通片实际上就是一种空间的跳跃,如《着火》(1961),电影以每秒钟24种不同的形象冲击观者的视觉。斯各特•巴特利特的万花筒式的《奥夫昂》(1967)以眼睛、眼球、鸟和脸演变成万花筒式的形状,不断地使之跳跃变化,并配之以现代音乐。现代音乐则是一组抽象声响如摩擦声,撕纸声,嗡嗡声——的组合。布罗斯•康纳是社会批判电影制作人最诙谐和最有幽默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位编辑。他将现有的电影拷贝组合在一起以达到批判、讽喻的效果。他认为,人本来就有一种谋杀的倾向,对他人和自然谋杀,有一种暴力、侵袭他人的倾向,这种倾向最终是自杀性的,伤害到自己。他最好的电影包括:《一部电影》(1958)、《宇宙之光》(1961)、《报道》(1963-67)、《五个玛里琳》(1965)。在《一部电影》中,他完全使用已有的关于暴力和破坏的拷贝:飞机投扔炸弹,然后中弹焚烧坠下;印第安人和牛仔们的血腥战争;赛车惨烈相撞;大桥塌垮;原子弹爆炸,等等。康纳的电影实质上就是表示电影的功能就是记录灾难。他娴熟地将这些灾难镜头组合成一个富有节奏的影片,使人觉得人仅仅是机器,而这些机器制造死亡和灾难。康纳影响了斯坦利•库布利克。库布利克在他的《奇爱博士》的结尾中将已有的拷贝镜头并置,并配以讽刺性的音乐。斯坦•范德比克的《呼吸死亡》(1963)也同样是讽刺性的。他将拼贴、卡通和他的对一个行将死亡的社会的看法结合在一起。汤姆•德威特的《大气》(1967)是讽喻环境污染的,用肮脏的工厂、烟囱和建筑物来表明空气和大地的污染,用令人窒息的符号来表明城市的污染,最终表明人的思想也被污染而窒息了。这一类的讽刺性的电影还有:詹姆斯•布劳顿的《母亲节》(1948)、《卢尼•汤姆,一个幸福的情人》(1951)、《快乐花园》(1953)、《康》(1968);罗伯特•纳尔逊的《一位黑人母亲的忏悔》(1965)、《哦,该死的西瓜》(1965)、《大金发美人》(1967),等。安迪•沃霍尔制作的《》(1965)和《切尔西姑娘们》(1966)也是喜剧性的。沃霍尔的电影表明地下电影与电影是十分接近的,它们讽刺社会认为是正常的价值观念。肯尼思•安杰尔是好莱坞黄金时期一位经纪人的儿子。他15岁时就制作了《烟花》(1947)。它描写一个孤独的、好色的男孩被海员殴打和,最终他的生殖器讽谕性地变形成一支罗马蜡烛。这电影表达了安杰尔对于成年和受虐狂的看法。安杰尔最重要的作品是《天蝎座升起》,在这部电影中表述了他的拜物教和施虐与受虐狂的思想。它描述一个摩托车手的颠倒情绪,他喜欢镣铐、靴子,皮带,皮衣,夹克衫,崇拜影星马龙•白兰度和摩托车王詹姆斯•迪安,痛恨社会中流行的基督的善的形象,认为它毫无生气。他崇尚残酷。安杰尔用剪辑的希特勒的镜头来表明摩托车手的情绪倾向。摩托车手对健壮男子用具的崇拜实质上是想掩盖他的同性恋倾向。安杰尔运用声道来讽喻性地显示他的个人与自我形象之间的差距。当代的流行摇滚乐充塞了电影的声道,当主人公穿上莱维斯男性衬衣时,电影的配乐响起了《她穿起蓝色的天绒》的歌。安杰尔的这部电影在1965年为纽约州开禁几部起初被认为是猥的电影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也在解散好莱坞电影审查委员会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说明,地下电影是严肃的艺术创作,它一方面为美国电影对猥电影重新定义起了关键的作用,同时对美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 英文版电影;镜子;情象结构
传统意义上的镜子一直充当着某种信息传达的媒介作用,即镜子是一种工具。从洞穴理论到拉康的镜像理论,影视中镜子的艺术价值正在被影视艺术家们重新研究和探索。电影发展到今天,镜子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在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中都有关镜子的镜头。《鸟人》中的艾尔,他伫立在镜子前,照着镜子把自己脸上的绷带狠狠地撕开;《蜘蛛侠》中绿皮在镜子中说话;《天使A》中Angela在走投无路时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眼睛讲出自己的心里话再重新找回自己;《源代码》中柯尔特在列车上被克里斯蒂娜误认为另一个人时惊恐间冲镜子一照,发现自己的样子全变了……
电影中的镜子是一种“情象结构”,通过审美反思运行机制唤醒主体的清醒意识达到镜像与现实均衡的审美目的。进而在电影艺术中升华为艺术境界。
一、英文电影中镜子的艺术价值
影片中的“镜子”作为一种“情象结构”,在其普遍使用的过程前经历了一个由审美定位到定向、定质、定性和定形的漫长的审美经验积累过程。定形完成之后,“镜子”这一特定的“情象结构”在艺术技巧、价值观层面上就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来。
李健夫在《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中说道:“审美印象形成阶段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审美定位以社会生活经验为现实基础。审美定向以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为内在尺度来进行审美选择。审美定质以具体人物事物特征和生活内容为感受基质。审美定性是以审美感受和审美情感倾注对象从而规定审美印象的审美特性。审美定形是审美感受、审美情感与对象特征印象交融而形成较为稳定的情象结构。”[1]镜子在影视作品中的“情象结构”的形成同样经历了以上五个过程。
首先,审美定位,强调艺术家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的积累。镜子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便于导演的观察和体验,通过镜子导演可以亲感和亲知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起对镜子的某种经验结构。这种审美定位的准备和完备是导演在影片中能对镜子运用自如的一个意识基础。
审美定向是在积累了亲感经验后,镜子进入到审美领域,导演开始严肃认真地将镜子划入自己的审美定向选择中来。这一阶段,导演加入自己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审视镜子在电影中带来何种功效。
接着导演确定审美对象的实质,将镜子的本质和特征挖掘出来形成某种独特的映象,比如镜子的明亮、洁净以及与其他同样明亮、洁净的物质相比,镜子所具有的独特的特征,镜子的独特特征背后把镜子蕴涵的东西方文化相联系起来。
“审美定性是情象融合的结果,它意味着审美意象的感受与情感具有特定的、稳定的和具体的性质。”[2]在这里,镜子的明净透亮性质和照出的人物或景物的美、丑、滑稽或是怪诞与情感中的爱照镜子、恨照镜子和怕照镜子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镜子的审美定性结构。
最后,导演还将其进一步完善成较完整较完善的内心创造物,达到最终的定形。也因此,定形后的镜子进一步具有较完善的情象结构的内在意义,即我们所说的艺术价值。镜子成为“情象结构”后,其价值主要突出艺术技巧。
镜子在艺术技巧上的价值包括空间改变和氛围烘托两个方面。许多电影都喜欢用镜子的反射、复制和透亮特征来改变整体的视觉空间感,让整个空间变大变神秘。
镜子在氛围烘托方面,主要是指其在恐怖片中的运用。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的恐怖片中都多次出现过“镜子”意象,如《异度空间》《古镜怪谈》等,尤其在《照出冤灵》一片中,镜子一直贯穿于影片中,影片中第一位被冤灵杀死的女性,她在商场打烊后才收拾东西离开,目的是想顺便窃取商品,她蹑手蹑脚地来到摆放商品的货架前,由于不安就不时地回头看身后的情况,后来直接倒退着走。镜子出场了,先是猛地一回头,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吓了一跳,后来,她跑进洗手间,这时映入观众眼帘的是一面宽大干净的镜子。她还在不时地回头张望,一不小心,把手中的圆形滚动式切刀弄掉了,她弯腰去捡,镜子里的“她”却还站在那里,看着现实中的“她”,当她发现镜子中的异常时,镜子中的“她”用手中的切刀杀死了她。在整个过程中,镜子的出现都起到了烘托恐怖氛围的作用。这一价值作用追溯回去,可以说是由镜子的东方民间文化和西方文化中镜子是两个世界的临界点形成的。
同时,镜子在价值观层面上还具有提升道德境界的作用。镜子的明净、透亮特征和反射功能使得镜子在影片中,特别是在影片结尾中,有重要作用。一个恶人凝视镜中的自己,忽然发觉自己的丑恶,然后定定地思索一番之后,决定重新做人。这样的镜头在电影中比比皆是。这是镜子的明、洁、净对人类美好品质的一种唤起和对精神境界的一种追求。
二、英文电影中镜子对主人公心灵的反射
现代社会人们在各种诱惑中逐渐迷失自我,缺乏对自己内在真实的东西的关注,反而被外在的物质世界不断压制,形成了自我的遗落、自我的迷失和非我压制住了自我等不良现实。
重视人的主体性是审美主体论的一个重要阐释角度。受萨特和尼采的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现代电影特别是美国电影,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人的存在问题,也就是人的主体性问题。“社会生活的系统运动并不是以每一主体的随意发展为依据的。同于社会权利和社会规范总是力求以一定的模式约束众人,特别是社会惰性因素对人心理的影响,往往造成主体变异和主体性异常的现象。”[3]
镜子作为“情象结构”在电影中正是作为自我遗落和自我迷失的镜像出现,警示中引发人们关注和思考人的主体性问题。镜子的本质与目的就是唤醒主体的划分与清醒意识进而达到主体性找寻与均衡的审美目的。以《黑天鹅》为例进行分析。
影片《黑天鹅》是著名导演达伦•阿罗诺夫斯基的新作,片中讲述了一个名叫妮娜的芭蕾舞演员在追求扮演《天鹅湖》领舞的过程中心理上的一系列变化。妮娜是一个小心翼翼控制着自己、懦弱善良的追求完美的女孩子。老师说她只能扮好白天鹅,但是演绎不了黑天鹅的邪恶、诱惑和大胆。
她开始撕掉自己的一块皮,滴血的手却又在镜子中复原。她站在前后两面镜子中量制衣服时,镜中其中的一个自己竟然在不停地抓后背,然后妮娜斜身,镜中的那个“她”突然转过身来。这一切的镜像都在意识着两个“我”的存在和分歧。真正的斗争是在演出当晚,妮娜看到替补演员出现在自己的化妆室里,说她演不好黑天鹅,于是妮娜用撞破的镜片杀死了替补演员。
她彻底释放了另一个我,邪恶占满了整个她,黑天鹅演出成功了。中场休息时替补演员过来贺喜,我们才知道妮娜刺杀的是自己。那场争斗不过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是善的我和恶的我之间的斗争。妮娜忽然清醒,饱含眼泪跳完了白天鹅自杀的舞段,腹部的血也染红了舞裙。演出很成功。影片的最后,妮娜说她感觉到了什么是完美。在这部片子里,镜子的出现从头到尾都伴随着妮娜的两个“我”的斗争。
压抑中的善不是真我,当然释放出的恶也不是真我。影片最后的平静和回归才是真我的状态,也就是妮娜说的完美。不压抑,不偏激。关注自我的真实存在状态才是一个人最好的自我,这是影片告诉我们的,也是导演通过镜子这一“情象结构”向观众所表达的心声。主体性的找寻和平衡才是完美。
三、英文电影中镜子提升电影艺术境界
“情象结构”是一个活动的整体,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当镜子这一“情象结构”进入电影之后,就沿着自己的活动机制开始运转。这一活动机制与过程就是一个审美反思的过程。
所谓审美反思,就是指“艺术家通过审美反思,把自己记忆中珍藏的经历开发出来,重新自觉地生活或体验一次、品味一次,把经历的社会生活世界和内心世界转换为艺术世界”[4]。镜子作为“情象结构”在电影中的整个运行机制里都充满着审美反思这一活动,进而提升了打印的艺术境界,拓展了电影艺术的审美空间和范围。
人总是在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过去,当影片中的主人公,这一艺术形象开始反思时,我们说镜子给了他(她)们进行审美反思的契机和场地。转过来说,镜子的运行机制在影片中具体地表现为个人的审美反思。影片中的主人公在镜子的运行机制中审美反思自己的过去,追求真、善、美。
影片《爱有来生》的结尾,俞飞鸿在镜中看到了上辈子的自己,原来一切的一切只是因为上辈子的那段爱情。镜子穿越了时空,呈现出真爱最美的样子。孟婆汤前的情景,被镜子中上辈子的自己一一带回,这是跨越了轮回的审美反思。这一面镜子的出现,让过去的一切重新被点燃、复活。重新来过,才知道片中的自己和老树下的魂魄有着多么荡气回肠的一段爱情。
镜子的审美反思机制不仅表现在个人上,还表现在对人生和世界的审美反思中,进而达到提升艺术境界的作用。
影片《美国往事》中的“面条”在得知被匪徒追杀时只得离开纽约,35年后他收到的一封来信让他重返纽约。在整部片子中值得注意的是火车站和照镜子。在火车站站台,他从小卖铺走向壁画,在壁画中央的镜子前站住,他看着镜子,35年前,他从这里离开前也在这面镜子前整理仪容。镜子中出现的是35年前的自己。然后空空的镜子,忽然停顿了一下。
镜头转到35年后,“面条”出现在镜中,伴随着影片主题曲《昨天》,“面条”在镜中久久地凝望着镜子中的自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镜子的短暂空白停顿,这里的镜子运用了留白的手法来让观众去帮“面条”进行了一个审美反思。
这35年的风风雨雨和坎坎坷坷全部浓缩在这一瞬间的停留和空白上,引发人去深思。这是一个大的时空转换,在这个镜子参与的转换中,其审美反思的运行正是表现出我们对人生的一种审美反思。一面镜子,隔开又连接起两个时空,也同时连接起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美好的理想世界。
总之,镜子在英文电影作品中的运用和价值处在不断更新和需要被探知的结构中。从“情象结构”入手,通过审美反思的运行机制透过镜子的镜像来反观自我、人生乃至世界,进而达到提升人生的境界和开拓电影的艺术境界。
[参考文献]
[1] 李健夫.文学审美透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2] 钱智民.西方电影对东方文化的融合[J].电影文学,2009(08).
[3] 金丹元.电影美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4] 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