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考察报告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旅行考察报告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旅行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杭州市胜利小学五（2）班 郑雯妤
一、难得的旅游机会
上学期爸爸曾经答应我，如果这学期我考试成绩优秀，他会在暑假里带我出去玩。所以一放假，我就等待这一天能够早一些来到(尽管我考试不是太理想!但是爸爸还是承诺了他的)。可是今年的暑假，爸爸实在太忙，7月份已经过去，眼看希望快变成渺茫，惊喜出现了，因为爸爸在8月初要到海尔公司去讲课。
曾听别人说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如青岛的灯火辉煌”，那里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四季如春；在海边，空气新鲜，人口密度小。对于没有乘过飞机的我那就更向往了!我想，在飞机上滑翔的感觉一定很好，因为在天上飞着看云海我还是第一次呢!说起青岛，那里还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杭州与那儿的温度相差高达13℃至14℃度，现在杭州的夏老虎正在发威，可青岛的夏老虎正在呼呼大睡呢!
二、紧凑的旅游过程
8月4日下午1点半，飞机起飞了，经过短暂的90分钟，3点抵达了美丽的青岛。下午我们被安排在市内参观。8月5日爸爸在酒店会议室参加讲课，我和妈妈在市内闲逛。8月6日早晨仍在酒店培训，下午参观了海尔工业园。8月7日上午赴崂山，游览太清宫、八水河、龙潭瀑等，下午市内游览栈桥、信号山、海水浴场。8月8日上午我们马不停蹄来到威海，下午游览刘公岛，参观海战馆和提督署。8月9日上午游览韩国服装城，下午统一去海滨浴场(游泳)。8月10日上午10点前自由活动，下午返回青岛，3点40分坐飞机返杭，晚上11点30分抵达萧山机场，结束了至今最难以忘怀的美好旅程。
三、旅行中的三起“险事”
“险事”之一：第一次坐飞机。我是第一次坐飞机了，感觉特别兴奋!希望早一点飞上蓝天。盼着，盼着，飞机起飞了，在隆隆的噪声中，飞机上升了，我整个人好像往下坠一样，耳朵难过极了，不过一会儿，飞机便稳定下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降落了，噪音又在耳边想起了，但是我们还是很顺利的到达了青岛。第一次坐飞机给我的感觉是：新鲜中略微有点恐惧!
“险事”之二：第二次飞机。开始的感觉和第一次一样。可是，坐着，坐着，突然机舱内响起了播音员的声音，她说：“因杭州正在下暴雨，所以无法降落，现改降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机降落后，空姐说下面有饭吃，由于我们都没吃东西，所以肚子很饿，可那时上海浦东却下起了阵雨，我们冒雨被赶了下去，可谁知一下去他们却不给我们吃饭，爸爸他们便去闹，还想打报社的电话呢!最后终算吃上了饭，飞机也起飞了，可是到达杭州，那时已晚上11点半，整整飞了8个小时!第二次坐飞机给我的感觉是：恐惧中有些烦恼!
“险事”之三：海滨浴场游泳。那是一个的好晴天，我们——家人来到威海海滨浴场游泳，我们换好游泳衣后，妈妈便在沙滩上晒太阳，我和爸爸便下水游泳，威海的水可真凉啊!下水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凉。我游着，游着，就感觉不太冷了，还有点热，我在水了玩了很长时间，上岸后，我把爸爸埋在沙坑里，作为肌肤保养吧!在美好的游泳中，美中不足的是和我们一起的那位叔叔的脚被海底的不知什么的东西划了很深的二道口子，血流了好多!游泳给我的感觉是：美好中有些遗憾!
旅行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为进一步增强全民档案意识，推动家庭建档工作的深入开展，不断提升家庭文明程度，树立社会和家庭文化新风，加快“中等城市、和谐**”建设进程，按照上级有关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全市精神文明建设为中心，以提高全市公民道德素质，培养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为目标，以增强全民档案意识为主线，引导和帮助广大群众开展家庭建档工作，提升家庭文化品位，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将家庭建档活动融入到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建设中，为建设“中等城市、和谐**”做出贡献。
二、目标任务
重点在全市职工、城镇居民及特殊人群中开展家庭建档工作，力争年底前完成5000户家庭建档任务。
三、家庭档案的范围和分类
家庭成员在从事家庭事务、学习、工作及其他社会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字、音像、实物及其他形式的各类资料均可建档。根据自家的材料存量和内容多少自拟类目，以方便查找利用和安全保存为目的。按内容进行分类，可分为十二类：
（一）各种证件类。主要包括身份证、工作证、学生证、毕业证、结（离）婚证、离（退）休证、下（上）岗证、职称资格评（聘）证书、技术等级证书、聘书、户口簿及家庭成员的其他有关证件。
（二）日常财务类。主要包括存款单、存折、股票、有价证券、保险凭证、借据、经济合同协议书、贵重物品清单、工资卡、家庭经营账目、水、电、暖、煤气费凭证及购置各类物品发票等。
（三）固定财产类。主要包括房屋购买合同及产权证、各种家用电器及设备的使用说明书、电路图、保修单、合格证、维修记录及维修网络点等资料。
（四）医疗保健类。主要包括家庭成员的医疗证、病例卡、诊断书、化验单、体检表、心电图、X光片、医疗处方、住院记录、免疫卡、饮食禁忌等资料。
（五）荣誉成果类。主要包括家庭成员在单位、党政、社团填写表格的复印件，个人简历以及家人的自传、日记、论文、稿件、著作（已发表或未发表的）、发明专利、工艺作品，在工作、学习及各种活动中形成的奖励证书、表彰通报、光荣册、事迹介绍及媒体报道材料等。
（六）社会交往类。主要包括家庭成员的亲朋好友、工作关系、社会关系的名片册、通讯录、书信、贺年卡、生日卡、同学录、来往礼单等。
（七）子女成长类。主要包括子女的出生证、入学证、学习成绩单、录取通知书、毕业证书、获奖证书、要事记录资料等。
（八）家政大事类。主要包括家谱族史、家庭重要变迁，家人生、死、就业、升迁等要事的记录资料等。
（九）旅游考察类。主要包括旅游合同、景点门票、导游图、旅行线路图、游览日程表、往返车（船、机）票、旅游日记、出国护照、考察方案、考察报告等。
（十）服装物品类。主要包括记录家庭成员各种服装、物品的品名、购买时间、品牌、存放位置明细表等。
（十一）照片音像类。主要包括家庭成员在学习、生活及社会活动中的照片、底片，家人婚庆、寿庆、旅游观光、外出考察等活动中形成的录像带、光盘、软盘等。
（十二）实物收藏类。主要包括奖杯、奖牌、金银首饰、名人字画、集邮册、珠宝玉器、古玩、乐器以及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珍贵物品等。
四、方法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11月1日—11月15日）。市档案局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发放宣传单等多种形式，宣传家庭建档的作用、意义及建档知识，宣传家庭建档示范户的先进事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建档意识，提高广大群众参与家庭建档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组织实施阶段（11月16日—12月15日）。1、由市档案局组织召开各乡镇（街道）、各单位专（兼）职档案人员参加的全市家庭建档工作会议，对此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2、由市档案局组织举办家庭建档培训班，提高各单位专（兼）职档案人员业务素质。3、选择适合家庭率先建档。各单位专（兼）职档案人员要率先带头，自建家庭档案，并积极帮助本单位职工建档。**、**街道办事处要组织各居委会进行入户调查，了解适宜建档人群，选准建档突破口，率先建档；市妇联、团市委要组织“双学双比女能手”和“杰出青年”率先建档；市老干部局要侧重在离退休老干部人群中建档；市统计局要侧重在城镇、农村基本生活情况调查户中建档。各单位务于11月25日前将家庭建档名单报市档案局，联系电话：000000。
（三）检查验收阶段（12月16日—12月25日）。市档案局
将对各单位家庭建档情况进行检查验收，确定100个家庭建档示范户，并将结果在全市范围内通报。
五、几点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此次活动涉及范围广、任务重。为确保活动的顺利开展，市成立由市政府副市长冯会章任组长，市精神文明办、档案局、妇联、团市委、老干部局、统计局等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的活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在市档案局，办公室主任由档案局局长姚素云同志担任，具体负责此项活动的业务指导、协调和督导工作。各单位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切实把家庭建档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确保此项工作扎实、有效开展。新晨
旅行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2004年6月，我参加团组赴台湾公务交流，有机会考察了台湾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对福建省如何加快发展旅游业和加强闽台旅游业合作做了一些思考。这里将自己的感想和建议提出来，谨供参考。
一、台湾旅游业发展概况
台湾的旅游业是从1956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发展起来的。近半个世纪来，依次经历了外国人来台观光、民众出岛观光和民众岛内观光三个重点发展阶段，现已实现入境旅游（“境”特指关境，下同）、出境旅游和岛内旅游“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但是，台湾基本上属于旅客产出地区，出境旅客多于入境旅客，观光收益逆差较大。总体而言，台湾旅游业落后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其入境游客接待量占全球出境游客人数的0.33％，观光收益约占全球观光收益的2.5％。目前，台湾正实施“二十一世纪发展观光新战略”，力图打造“观光之岛”，争取一跃成为亚洲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各旅游企业也使出浑身解数“深耕旅游业”，以使台湾旅游业在国际市场上令人耳目一新。
（一）产业地位与产业政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当局首次把旅游业列入九项“施政重点”，标志着旅游业被正式认定为一项产业。但是，台湾长期以来靠发展制造业支撑经济，旅游业实际上一直没能受到充分的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旅游业的产业主导政策，进而影响到旅游业的实际产业地位。近几年，随着制造业向岛外转移和经济的持续低迷，当局才逐渐把目光转移到旅游业上面，扭转以往“以工业经济为帅”，改以“观光产业为主，使观光成为新兴产业的火车头”，出台了“振兴观光五大施政重点”，实施了“观光客倍增计划”（列为“国家”发展十大重点投资计划之一）。为此，当局制定了不少重点扶持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例如，今年开始实施“外籍旅客购物退税”制度，以塑造“购物之岛”新形象，吸引更多的入境游客。
（二）旅游资源开发
台湾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尤以自然旅游资源最为突出，复杂奇特的地貌景观、变化多端的气候和种类繁多的动植物，使得台湾像一座海上大公园，从清代开始便有“八景十二胜”之说。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传统的自然风景区已经无法满足需求，许多主题公园或乐园如剑湖山、九族文化村等相继被开发出来。台湾还日渐重视对人文旅游资源如文物古迹、建筑、民间艺术、民俗风土、特色美食等的开发，使其与自然景观融合一起，充分体现历史价值和人文特色。此外，旅游资源的开发范畴不断向都会景观、工农业生产景观、科技园区、博物馆、展览馆等延伸，极大地丰富了旅游的内容。
台湾在开发旅游资源的同时，较为重视旅游资源的保护问题，如推行“生态保育、环境永续”理念，制定并实施了“观光资源永续发展策略”，辅导旅游业界推广生态旅游，建立观光资源退场与养息机制、观光环境监测机制等，收到较好的效果。
（三）旅游产业发展
台湾旅行社成长的分水岭是当局1979年开放民众出境观光，并于次年开放台湾人民赴大陆观光，旅行社的数量迅速发展，业务经营范围更加扩大。截至2003年，全台湾旅行社共计1923家，从业人员40740人。但台湾的旅行社存在家数多而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的问题。近年来，台湾景气持续低迷，旅行社恶性削价竞争、裁员和减薪频繁，倒闭的也有不少，目前正是重整旅行社行业的时候。
台湾旅游饭店依规模与设备分为国际观光旅馆与一般观光旅馆。截至2003年底，台湾计有国际观光旅馆62家、客房18776间，一般观光旅馆25家、客房3120间。旅馆业平均住房率在60％左右，总营业收入每年约有300多亿元台币，从业人员19853人。近十年来，台湾旅馆业朝向国际化发展，饭店等级不断提高，新建的饭店多是四、五星级的国际观光旅馆，出现了福华、长荣等连锁经营的本岛大型饭店集团。
台湾的旅游景点景区星罗棋布，全岛观光游憩区共计279处，较具代表性的有100处左右。这些景点景区的经营管理因行政体制隶属不同，分为“国家”风景区（12处）“国家”公园（6处）、“国家”森林游乐园（16处）、“国家”农场、自然保留区和保护区以及县、市级风景区等。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山、阳明山、太鲁阁、垦丁、东部海岸等处景区的开发已具有世界级水准。
（四）旅游市场
入境旅游方面，根据台湾观光局公布的统计资料，台湾入境旅游人数1989年突破200万人次，到2002年达到2726411人次，2003年受伊战、SARS疫情影响，入境旅游人数负增长24.5％，说明入境旅游市场增长速度十分缓慢。与亚洲主要旅游目的地如香港、泰国、新加坡、韩国、印尼等相比，到访台湾的国际旅客数明显偏少。例如与香港比较，台湾的面积与人口远多于香港，旅游资源的种类和数量也毫不逊色，但赴台湾的游客仅相当于香港的20％。究其原因，与台湾只满足于民众岛内休闲的功能，长期忽视开发赴台的旅游市场有很大关系。
出境旅游方面，台湾于1979年开放出境观光旅游，到2002年出境旅游人数达到750.7万人次，23年间增长500倍。2000年以来，每年台湾民众出境率超过20％，平均每人出境次数0.4次左右、停留天数约10天。可见相较于成长缓慢的入境旅游，台湾的出境旅游成长却是猛烈的。如此大量的出境情况，造成了每年旅游外汇逆差约23亿美元。由于近年来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和两岸贸易的增长，台湾每年出境旅游人次有近五成前往港澳或经由港澳进入大陆。
台湾岛内旅游市场快速发展，依据台湾观光局2001年的《旅游状况调查》中估算，岛内游客人次为9745万人次，旅游总花费约台币2417亿元，民众出游率为86.1％，平均每人出游5.26次，平均停留天数1.7天，平均到访据点数1.5个，每人每次旅游花费台币2840元。除了平均每人每天花费、停留天数和到访据点数略有降低外，其他指标都是增长的，显示出岛内旅游市场有持续增长的相当潜力。
二、对福建省旅游业发展的几点启示
综观台湾旅游业发展的历程，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当局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发挥较强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1、实施重点扶持措施，为旅游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从2003年开始，当局针对60万公务员实行“国民旅游卡”制度，当年即创造了近800亿元台币的岛内旅游消费额。2、加强行业管理，一方面通过完善旅游业行政管理机构，建立行政管理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体制，另一方面通过法令法规的颁布，加强对旅游企业经营的宏观管理。3、加大资金投入，开发建设旅游资源和接待设施。近年来当局加大对观光巴土路线、环岛列车、旅游资讯服务网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当局还实行公私并进，鼓励民间资本发展旅游业的政策，中长期贷款与投资由当局和公营机构执行，较短期投资则多鼓励私人投资，由旅游管理部门给予辅导。
二是科学规划和精心开发，把旅游资源的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1、科学规划，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当局就邀请国际著名专家来台考察旅游资源，编制了“台湾地区观光事业综合性开发计划”，将全台旅游资源分区分类分级开发与管理。最近又实施了“套装旅游线路整备机制”和“观光资源永续发展策略”，对旅游资源重新进行整合和总体规划，以适应发展入境观光的需要。2、突出文化和生态主题，深度开发各种特色旅游和精品旅游，如银发族之旅、青年旅游。高尔夫球之旅、自驾旅游等“精致之旅”，小火车怀旧之旅、花卉生态农特产之旅、原住民传统祭典之旅、温泉之旅、潜水之旅等主题旅游，提高旅游的品位。3、不断创新，开发工业旅游、农业旅游、修学旅游等新型旅游产品，以适应市场需求多元化、个性化的趋势，旅游产品的种类结构明显优于我省。
三是大力开展宣传促销。当局较重视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宣传和品牌打造，各旅游企业则密切配合，形成高效率的旅游营销网络。促销手段也较为多样化，如制定“国际观光宣传推广计划”，邀请知名媒体、旅游作家与旅游业者赴台考察、采访报道；在机场、车站设置统一识别标志的旅游服务中心，向旅客推介旅游线路、景点；利用国际互联网开展旅游宣传和电子商务，据统计在讲华语的大中华圈内，台湾旅游业的e化率居首位。
四是在加强联合中求发展。近年来，台湾旅游业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强了行业内外部的合作。例如，岛内的航空公司、饭店与旅行社间密切配合，形成共进退的合作伙伴关系。旅游业与其它行业、部门间的联合，则进一步拓宽了市场，产生协同发展的效应。由农业与旅游业有机结合而成的新兴产业———休闲农业就是成功的范例，目前台湾休闲农场每年接待岛内游客达100万人，约占台湾人口的4.4％。
随着福建省委、省政府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构想的提出，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受到高度重视。最近，省委卢展工书记明确指出，今后旅游业发展的思路和目标，要与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相呼应、相衔接，把旅游业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新兴支柱产业来抓。
当前我省旅游业发展的势头很好，存在许多新机遇和有利条件，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如2003年我省接待境外游客人数已被江苏、浙江两省赶上并超过，从长期保持的全国第四位落到第六位。总体上看，我省旅游业的区域竞争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如果用一个产业的综合指标来衡量，我省旅游业的产业结构、产业规模和产业竞争力与一些旅游业发达省份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主要问题是：旅游开发水平低，缺乏大手笔项目和特色鲜明的旅游精品；旅游产品类型单一，满足不了现代游客的多种需求；旅游宣传促销的力度不够，市场知名度不高；旅游企业小、散、弱、差的现象突出，龙头企业寥寥无几；资金投入不足、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从业人员素质偏低等“瓶颈”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我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坚持走政府主导型的旅游发展道路
政府主导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旅游发展道路。针对我省实际，要加快政府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各个旅游重点发展市成立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强化政府对旅游业的领导，解决目前存在的旅游管理条块分割、各为其主、力量分散的问题，形成“政府主导、条块结合、部门联动”的新格局。政府要有重点地加大对旅游业的投入，特别是在旅游重点项目建设和旅游整体形象宣传上要设立专项基金并逐年增加，在旅游公共品建设方面要从财政资金上给予扶持，同时要大力拓宽投融资渠道，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投入旅游业，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建议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旅游企业做大做强，重点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品牌优势的大型旅游集团，真正处理好“政府主导”和“企业主体”二者间的关系。
（二）高标准规划和开发旅游
我省旅游业要以市场和竞争为导向，立足资源优势，突出区域特色，抓好旅游规划和开发两大环节。首先要高标准、高起点规划旅游，着力解决我省规划滞后问题。旅游规划要全省“一盘棋”，各市、县（区）以及重点区域的旅游发展规划要与全省旅游总体规划相衔接，避免各唱各的调，形成协调、完整的旅游规划体系。我省旅游产品开发长期处于低水平、小规模的分散状态，缺乏大型化、综合性、高档次并在全国范围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拳头产品，建议政府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实施旅游精品战略和项目带动战略。具体讲，要适应现代旅游市场要求，重新整合全省的旅游资源，在“三大旅游中心”和“五区两带”有选择地扶持建设一批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真正大手笔的重点旅游项目，力求形成区域性或全国性的品牌，带动我省旅游产品的整体升级换代。要重视旅游的深度开发，突出文化和生态主题，多开发观赏性、娱乐性、参与性兼备的旅游项目；扶持建设一批“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开发适销对路的新型旅游产品，优化我省的旅游产品结构。
（三）充分重视福建旅游业的整体营销
开展区域旅游整体营销是旅游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我省应集中力量宣传福建旅游的整体形象和品牌，提高我省旅游业的知名度。要创新市场促销机制，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推行整体联动营销。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灵活开展旅游促销，不断开拓客源市场，特别要加快旅游业信息化进程，发展旅游电子商务，构建全省统一的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DMS）。建议定期举办中国（厦门）国际旅游节，使之成为宣传推介福建旅游业，对接国内和国际旅游市场的一大平台。
（四）坚持大旅游、大市场和大联合的战略
我省今后要加强景点景区、旅行社、饭店、旅游交通之间的协作，做大旅游产业集群；还要借助旅游业与其它行业的相互合作、渗透，延长产业链，使各种资源产生叠加效应，解决我省旅游“六要素”中购物和娱乐消费偏低的问题，提高旅游经济的综合效益。发展旅游业必须坚持区域联合的战略，拓展省内、省际、国际三大旅游合作圈。首先要在全省建立无障碍旅游区，淡化行政区域界限，实现旅游资源共享，形成统一的大市场。福建旅游业还要逐步联合珠三角、长三角旅游区，并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以提升整个区域的综合竞争力。
三、关于加强闽台旅游业合作的建议
福建与台湾一海之隔，两岸同胞同根同祖，有着割不断的血缘亲情。无论是地理区位还是文化传承、经济贸易联系，福建省都是祖国大陆与台湾联系最密切的省份，这种联系既是闽台旅游合作的基础，也客观上促进了闽台两地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旅游集合体的发展。
正如福建省领导所指出的，对台旅游是福建的突出优势，要把对台旅游放在突出战略位置来抓，建设闽台旅游合作区。加快闽台旅游合作区建设步伐，是对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重大战略举措的呼应，对促进福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实现旅游强省目标，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由于台湾当局未全面开放大陆人士赴台旅游，两岸间也尚未实现直接通航，所以目前的闽台旅游主要以台胞的来闽旅游为主，呈现的是有限的单向旅游特征。但是应该看到，全面开放大陆人士赴台旅游和两岸直航是大势所趋，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在岛内调研时，体会到台湾旅游业者对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有着迫切期待，他们正在积极呼吁台湾当局早日开放大陆居民台湾游，同时也已开始与大陆同行频繁接触，进行先期布局。例如始于1998年、每年举办一届的海峡两岸旅游同业联谊会活动。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台湾业界人士前来参加。因此，我省应对闽台旅游合作区尽早作出实质性的规划、布局和分步骤建设，努力促进闽台旅游业双向互动发展。
闽台旅游业应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交流与合作，形成多元化的区域旅游协作体系，实现两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世界旅游市场中增强区域产业竞争力，达到互利共荣目的。
（一）战略协作
战略协作是闽台旅游合作区的高级形式，是更具长远和实质意义的协作关系。加强闽台旅游业的战略协作，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重点考虑：一是呼应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在全国范围内把福建建设成为对台旅游双向合作的先行区、示范区，台湾同胞赴大陆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以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集散地。二是上承浙苏沪，下连粤港澳，携手海峡对岸，构筑两岸四地区域性旅游合作体，使之成为大中华旅游圈重要的组成板块。三是在WTO关于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框架内，建立大陆与台港澳间旅游资源共享、旅游投资优势整合机制，突破人员进出障碍和贸易壁垒，构筑中国区域自由贸易区，共同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旅游市场激烈竞争的挑战。
（二）资源与产品开发协作
资源与产品开发协作着重体现在联合进行市场调研，深入了解旅游市场需求特征，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开发旅游资源，合作建立适应于多元化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体系。从福建省旅游业发展的角度，为更好地适应变化中的台湾旅游市场的需求，有必要对沿用多年的对台旅游产品进行调整和更新，创造更具吸引力的对台旅游产品体系。一是巩固寻根探亲旅游和宗教旅游名牌产品。通过二度开发深入挖掘资源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来提高产品的文化品位，力求内容更丰富些，形式更活泼些，促销上针对性更强些。二是发展度假旅游产品。近年来，台湾外出旅游者的构成中，度假旅游者的比重逐年上升。要加快武夷山、湄洲岛这两个在台湾有较高知名度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建设步伐，着重建成适合度假的大型休闲娱乐综合配套设施，关键是主题要鲜明，内容要充实，档次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三是开发多元化的对台特色、专项旅游项目，如生态、文化、商务、会展旅游产品和主题公园（乐园），美食、保健、修学、节庆、民间艺术、民俗风情等专题旅游，以适应出游能力强的新一代旅游者的需求。
政府要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引导更多的台资投入到我省旅游业的开发建设中，解决资金短缺的瓶颈问题，同时引进台湾旅游业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经验。
（三）客源市场协作
首先是闽台两地一级客源的互送。按照旅游业发展的规律，周边市场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旅游业要争取的重点。我省总人口数3470多万，台湾（包括金门、马祖等岛屿）总人口数2300多万，两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加上血缘亲情和区位上的临近，十分有利于互为目的地双向旅游流的形成。其次是闽台两地二级客源（主要是入境的境外旅游者）的互送。据统计，台湾近几年每年平均接待境外旅游者240.04万人次，我省接待境外旅游者（不包括台湾同胞）的人数也逐年增加，已接近年接待100万人次。如果能够加强客源的协作，互送游客，对闽台两地来说这一部分是具有相当潜力的客源市场。第三，协作开拓国际客源市场。两地在整合各自旅游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可共同组合、包装整体旅游产品，形成“闽台旅游”品牌，联合开展对国际市场的促销，提高市场占有率。作为第一步，两地可利用各种媒介进行相互间的对等宣传促销，在协作区域内增强影响力，培育市场增长点，在此基础上联手开展针对区域外客源市场的宣传促销，树立旅游合作区的整体形象。
（四）业内交流与协作
一是继续开展闽台旅游互访考察，加强闽台旅游企业界、行业协会间的民间合作，争取互设旅游办事机构。二是成立闽台旅游联谊会，定期在两地间轮办会议，建立稳定的业内联系渠道，达到加强联谊。互通信息、共享资源、促成交易的目的。三是通过国际互联网络，合作建立“闽台旅游资讯网”，互相交换旅游资讯，包括闽台旅游的基础资料、电子地图等，营造共同的宣传平台，为旅游者提供旅游线路交通介绍、酒店预定、票务预定等便捷服务，为今后实现旅游电子交易打好基础。
当前合作的重点应是争取尽早实现福建与金门、马祖和澎湖的海上直航双向旅游，以闽港台旅游合作协议为基础，以每年轮流举办一次的“闽港台旅游推介会”为契机，进行联合促销、互送客源、业内交流等方面的实质性合作。
（作者单位：台盟泉州市委员会）
参考文献：
旅行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职院校;创业教育;实践;思考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9-0205-02
1999年以来高校不断扩大招生规模,2009、2010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进一步增加,2009年是610万,2010年是630万。2009年底到2010年的大学生就业面临着一个比以前更加严峻的形势。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订的大学生就业的指导意见和相关政策中明确指出要鼓励和支持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开展创业教育,提高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技能已经成为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职院校,通过哪些途径开展创业教育,构建哪些平台提高学生的创业技能等等,这些都是摆在高职院校面前的现实课题。本文将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实践为例,对高职院校学生创业教育的开展提出几点思考。
1 将创业内容融入教学体系,在专业课程学习中深化创业教育
1.1 开发多门创业课程
课程学习是学生获取知识和能力的主要途径。学院充分利用宁波“商帮文化”精神和90多年老牌商校底蕴业优势,开发顺应时代要求、结合地方特色的《网店运行实践》、《中小企业经营沙盘实训》、《创业计划书编写实践》、《理财实务》、《宁波帮文化》等5门创业教育公共必修和选修课,通过课程让学生较为系统地了解创业的相关理论知识,使他们逐步有意识地开发自身的创造力,掌握一些启迪自身创业思维、升华自身创业人格、培养自身创业精神、提高自身创业能力的科学原理和方法。
1.2 进行创业教学改革
学院从课程教学改革人手,把创业教育融入职业技术教育教学体系的各个专业教育中,形成从培养目标、人才素质结构,到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实践性教学活动等诸方面全面融合的一体化的新体系。在原有专业教学计划和就业指导课程的基础上,增加创业教育课程。学院EPV中心和市场营销专业联合开发创业项目课程《小企业创办》,通过项目课程的形式对市场营销专业学生进行创业教育,开启了学院用项目化教学把创业教育融入到专业教育中去的先河。
1.3 收集创业典型案例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学院相关部门注意搜集补充有代表性、有说服力的创业案例,并重点编写《工商学子创业之星》案例集,作为教学辅助用书。案例集收集了学院各个专业历届成功的毕业生创业故事,通过对学长学姐成功经验的吸取,各个专业有志创业的学生对自身今后的发展方向会更明确。这些案例的教学使学生在感受身边学长学姐创业精神的同时,更能明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职业选择。
2 开展创业教育学生活动,将创业精神融入到校园文化中去
相对教学而言,第二课堂活动在培养高职学生创业素质与实践能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将创业精神注入校园文化能够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2.1 开展创业宣传
我院利用校内外报纸、期刊、橱窗、海报、广播、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创业典型,弘扬创业精神,改变当代大学生传统的就业观念,改变“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创业观念,树立谁创业谁光荣的意识,营造有利的创业教育校园氛围。通过舆论引导学生感受创业,亲近创业,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观。2009年,由浙江帮你网络有限公司与我院联合举办的“青川创业班”经国家、省、市各级媒体报道后,得到社会和全院师生的高度肯定,在我院刮起一股创业热潮。
2.2 开设创业论坛
我院通过创业专题讲座和进行案例教学,充分利用校内外专家、企业资深人士、校友等资源,为学生组织高质量的创业论坛,营造创业。用他们丰富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激发学生的创业斗志,营造创业有为、创业光荣的校园氛围。尤其是让本校优秀毕业生讲授自己如何创业、如何进行创业项目开发、如何进行管理以及创业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使创业者成为学生所敬慕的社会角色,使学生从中总结他人创业的经验和教训,学到比较务实的知识,增强学生创业的信心和决心,为今后创业打下基础。2010年,07届管理专业毕业生李建辉同学回母校做的《励志照亮人生,创业改变命运》创业专题讲座再次激起了工商学子的创业激情。
2.3 组织创业竞赛
学院结合专业特色通过组织学生开展校内技能运动会、创新成果展、以及参与诸如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网上开店大赛、营销师大赛、管理案例大赛等国内各种创新创业竞赛,既可以让学生在创新创业竞赛中开阔视野、提升素质,集中展示学生的创新成果,又能够通过竞赛让学生体验成功的,科学评价学生的创业能力,让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专项技能和创业知识,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提高学生在社会上的生存能力。2007年我院学生在浙江首届省高职高专挑战杯创新创业竞赛荣获一等奖;2009年我院学生在全国高校首届“创意创新创业”电子商务挑战赛中荣获一等奖。
3 搭建创业实践平台,促使学生在实战中历练创业技能
实践是创业教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对于丰富学生的创业体验、检验创业能力、确立创业方向、提高创业实际本领具有重要的意义。
3.1 建立创业教育基地
学院创业基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为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实验实训室;二是开辟校内创业园。学院在学生宿舍南区有偿提供一些经营场所作为创业教育基地,通过项目申请与答辩的方式确定经营者,让学生完全按照实际运作方式进行经营,自负盈亏,风险自担。目前创业园经营项目涉及驾校培训、快递服务、旅游组织、图书交易、百货经营、票务中介、考证培训等诸多与学生学习、生活相关业务。创业学生从寻找创业商机开始,到制定创业计划、组建创业团队、进行创业融资和创业管理的全过程设计,最终到创业园进行真实经营,学生在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将在这个实践中得到具体的应用和体现。这些实践活动使学生从中体验到了创业的艰辛,激发了学生进一步学习的热情。目前在创业园经营成功的企业如:信息快车道、FFB自由空间、风之旅行社等。学生小老板们创业精神和技能明显高于一般同学,同时经营收入也足够他们支付自己的学习、生活费用。
3.2 推进校外实践
到工厂去“顶岗实习”,到公司去“挂职锻炼”,到小店中去“充当老板”,这是最有效、最重要的创业实践。近年来,学院始终坚持“崇尚实践”的教学理念,与众多家企业建立实践基地,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校企合作。学生通过三至六个月的工学结合,让学生亲身体验到职业岗位对人才素质的具体要求,培养学生的吃苦耐劳精神,树立市场意识,学会做人、做事,尝试进入“职业角色”。2009年,组织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到03届优秀毕业生郭平创建的拍拍网明星网店――宁波招财猪商贸有限公司顶岗客服一职。3个月下来效果理想,已有同学在赚钱效应的感染下开始自己网络创业之旅。
3.3 开展社会调查和考察
调查、考察是一种探究式的实践学习过程,学生从“观察”、“体验”到“亲身参与”,实现了社会实践活动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学院利用暑期社会实践组建调查小组,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考察活动。特别是实地考察一些企业,考察他们创业的基本情况。市场前景、效益分析、员工管理、客源管理等,到用人单位请教他们对人才的要求,倾听企业家谈成功的经历,谈创业的感受等。每人或每个调查小组都要完成一份企业创业的实地考察报告,在做法、经验、教训与体会中,形成自己的创业理念,确立自主创业的方向。2010年学院和宁波远东零点市场研究咨询公司合作,组织学生对宁波市城市文明指数进行测评,提高学生市场调研的实践能力。
4 进一步强化创业教育的思考
4.1 提高认识,促进创业教育全面开展
在全院范围内大力宣传创业教育的意义,使各院系、部门领导层次尽快统一思想,认识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全社会正在形成“国家宏观调控、市场微观调节、个人积极作为”的就业、创业新格局;首先认识到这一点,谁就处于优先地位,谁首先转变观念,谁就在就业、创业中把握主动权。认识到科学研究是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创业教育也同样是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认识到创业教育的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亚于某些科学发现的重要成果。要成立以院领导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由专门的职能机构具体协调和管理,负责落实和实施创业教育的组织和具体实践,将创业教育深入推进到学院教学、管理、科研等各个环节,促使创业项目、创业基地广泛地在各个院系生根、开花、结果。
4.2 成立专职管理机构,整合校内资源
尽快组建创业教育与管理中心,吸纳各院系、部门愿意为创业教育付出力量的教职工兼职参加,加强对外交流,逐步构成软硬学科结合的创业教育与研究团队。从而做好大学生创业服务,帮助学生了解创业政策、信息,选择创业方向,为学生自主创业或从事个体经营活动提供咨询和跟踪服务,帮助学生解决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如资金、技术、人才等),提供创业援助。
4.3 组建学生创业组织,实现自我教育
在学院有关部门的指挥协调下,组建大学生创业协会,使有创业志愿和意向的学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交流组织。让他们可以在组织内讨论有关创业的理论与实践,利用组织的名称对外进行相关专题的交流,甚至于在此基础上组建一定的创业产业,通过实践,锻炼组织成员的创业意识和能力。
4.4 加强教育引导,树立风险意识
创业是一个整合过程。它需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如果没有经验的积累,没有社会的支持,大学生创业实际上是“独木难支”。相对于其他背景的创业者而言,学生最大的劣势就是社会经验的严重缺乏。大学生创业过程中隐藏着各种风险,尤其是他们开创的小企业风险承受能力弱,所以学校应当理解、支持和正确引导学生创业,适当地在平常的教学中向学生渗透一些市场动态、融资、法律等知识,让学生逐渐树立起自己创业风险意识及掌握一些规避技巧。大学生创业时,也应该选择一些低成本、低风险的小项目,改变好高骛远的思路,放下架子,扎实做事。
总之,高职院校开展创业教育必须依托区域优势,将国内外创业教育理论与地方区域文化结合,整合创业教育资源,注重创业教育的本土化;必须加强项层设计,依托专业,点面结合,确立独具区域特色的创业教育模式,突出创业教育的实践性;必须联系学校自身特点与实际,倡导学以致用,构筑符合本校学生特点的创业实践与孵化载体,突出创业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旅行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正 文】
环境史是在战后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由于研究对象非常复杂，环境史的兴起，就为从事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传统上，人文社会科学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则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环境史的出现，则为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成为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复杂的研究对象
对环境史这一领域而言，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环境史学之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环境史学研究对象的两大组成部分——人与自然——都非常复杂。
环境史学中的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他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会属性，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对自然的干预和改造，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决不能恣意妄为，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既然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对自然的态度，人围绕利用自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那么，环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免费论文
环境史学所谓的自然，并非是指整个宇宙和银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壳在内的整个地球，而只是指对人类有意义、与人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义，“地球表面是指从地面向下人类能够穿透，和从地面向上人类通常能够达到的一个圈带”（注：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地球表面通常被人们划分为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这几个圈层相互交接，彼此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物质、能量的交换并不是简单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复合出大量新的物质。既然环境史学家要把自然重新写入历史，那么，他们要认识和了解自然，就应该涉猎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气象科学、水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自然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对局部的人为干预往往会牵一动百，其后果人类根本无法预料。在对待野生动物方面，美国就留下过惨痛的教训。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猎杀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灭绝，而狼则开始以牛羊等家畜为捕食对象，人们则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杀狼群，甚至在国家公园里也没有了狼的踪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们才懂得珍惜，人们渐渐发现了狼的存在对于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可贵。狼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捕杀比它们大得多的草食动物，而且捕杀的往往是老幼病残的动物。对公园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伤害的鹿中，有58％是6岁或年龄更大的鹿，而这个年龄组的鹿只占鹿的总数10％。这个事实说明了，狼所要消灭的正是应该消灭的部分。这些鹿大都已经老了，病残了，丧失繁殖能力了，它们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资源。消灭它们在客观上就是强壮了鹿的种群和保护了鹿的食物资源，对其他的草食动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猎物时，总会剩下骨头等残渣剩屑。而这些也都不会浪费，会成为狐狸、秃鹫、鹰、乌鸦等的食物。没有狼以后，这些动物就很难度过冬天。所以在动物学家的眼里，狼是一种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个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动物。正如美国狼基金会主席阿斯金所说：“黄石公园若没有重要的肉食动物，就像一个钟表没有发条一样。”除此以外，狼的灭绝也导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黄石公园内的野牛，数目就约有3500头，数量已经有点过剩”，它们“经常跑出公园骚扰私人牧场，不仅破坏牧场的围篱，牧场主人更担心野牛身上带有的‘布鲁斯杆菌’影响牲畜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公园管理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以每只20多万美元的价格从加拿大引进了一批灰狼，通过自然的食物链，来达到控制野牛数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国国家公园》，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环境史学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所谓环境问题，是指主要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那些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对自然的了解支离破碎，对人类行为的后果缺乏整体认识有直接关系。人类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往往一叶障目，顾此失彼。美国著名环境问题专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阅读经济学家、林学家、工程师、农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分析报告时，有时很难相信他们所谈的竟是同一个国家。专家们的行动往往都体现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师们接二连三地修建水坝，但却很少注意上游地区的耕作习惯和滥伐林木的情况，而这些会影响河流的含沙量并决定水坝的寿命。农业经济学家利用精细的计算机化的模式去设计远期的地区性粮食生产方案，却没有注意到作为根基的土壤质量的不断恶化和被毁从而频频发生水灾等问题。水源专家在沙漠边缘开凿水井而没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规模，造成过度放牧，并产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须在农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树护林的林业管理员，只受过植物学和造林学方面的训练，而没有在农村社会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种上才几个星期的树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坏。”（注：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丧失——环境压力和世界粮食前景》，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然、社会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往往缺乏认识，这与条块分割的学术体系有很大关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观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而100年以后，英国学者斯诺则提到，西方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化，它们分别以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为代表，这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将人类置于危险的境地，社会在飞速前进，但不知会将人类带往何方。人类内心的困惑、迷茫与紧张就恰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段话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注：狄更斯：《双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人类在战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层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关于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导报》1994年第3期，第40页。）。环境危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使任何单一的传统学科在危机面前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就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必需。恰如有学者指出，“环境问题显然不属于社会科学任何学科独有的研究领域，没有哪一门学科足以为探讨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触交往提供一种恰当的、独一无二的认识论；也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宣称它专以环境问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学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门传统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行政学和地理学。其中每一门都能为某些特点的课题提供线索，此外更有许多广泛的范围，需要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和对话。”（注：萨利·M. 麦吉尔：《环境问题与人文地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页。）
自战后以来，对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发起的一系列跨学科、跨国界的环境研究与教育计划。国际生物学规划(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开始执行，它重在研究各类生物群落的结构功能与开发利用。人与生物圈计划(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大型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它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着重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圈的影响，为改善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供科学依据。其目的在于通过全球性的科学研究、培训及信息交流，为生物圈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各国自然资源的管理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此外，大型的环境跨学科合作项目还包括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环境变迁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计划”(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国际科学联盟委员会(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开始执行，旨在探明全球环境变迁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则力求了解全球环境变迁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关学科的影响
环境史既然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跨学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对环境史的影响就可以等量齐观。相对而言，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就更深刻明显。
生态学作为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影响自不待言。而在美国以外，环境史多脱胎于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至于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则散见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环境史与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的联系，可以参阅梅雪芹等学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经撰文指出，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史虽然都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侧重点及研究角度则存在差异，这几个学科的关键要素分别是“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这种区分“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注：梅雪芹：《环境史学论纲》，《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载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笔者也比较认同上述见解。考虑到学界已有的成果，这里仅简单介绍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对环境史的影响。
环境史之所以要借鉴经济学的成果，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经济学的双重命题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韩德强：《经济学是什么？》，《读书》2001年第2期，第34—35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通过生产、交换及消费同自然发生联系，并以生产和分配为基础形成种种社会关系。围绕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这就使环境史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环境史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还在于经济学和生态学有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从词源上看，经济学和生态学具有共同的希腊语词根oikos，该词根都与“家”有关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园的科学，生态学侧重于家园内部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经济学则处理“家庭中的家务及其日常的活动和管理”（注：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页。）。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一贯强调资源的稀缺和总量有限，这与生态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在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那里，“农业是财富唯一可靠的来源”（注：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而马尔萨斯强调人口对食品供应的无情压力；李嘉图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价值而导致的“停止状态”；杰文斯则担忧燃料耗尽，“在那个时代，经济学曾经有一个绰号，叫‘阴郁科学’”（注：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页。）。从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来看，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经济学，已经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尔曼·戴利认为，人类经济系统是自然经济的一个子系统，所以经济的规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恰如自然系统演化不断趋于稳定，经济的稳定状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尔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
但经济学与生态学对待人类—环境系统的态度有非常明显的差异：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物质财富当作人类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人类征服自然就是实现了人类的使命”，而生态学强调“极限而不是不断增长，强调稳定而不是不断开发”；在时间尺度上，经济学“注重资本的周转，而生态学则要考虑生态系统和有机体的演化”（注：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4页。）；从世界观来说，经济学家往往比较乐观，而生态学家则往往比较悲观。经济学家乐观的理由就在于他们相信市场和科技的力量，他们相信市场会自主调节资源分配，而科技能够不断发现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资源，因此增长没有极限。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他曾经写过一本题为《没有极限的增长》的著作。而生态学家则立足于自然提供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净能力的有限性，认为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
在有关科技作用的现实争论中，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在《自然不可改良》一书中，“巴西环保运动之父”卢岑贝格就大量介绍了他所耳闻目睹的一些争论。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学专家)曾在和一位经济学家谈话时说到：“如果我们科学家必须告诉你们，我们不能简单地发明出你们所要的技术时，您会怎样？”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总是有限度的，与发明并生的还可能有负面问题。但这位经济学家却认为金钱和市场万能，他说：“我会付给您双薪。”还有一次，卢岑贝格在参加有关能源危机的会议时，一位工程师批评环保主义者“对于市场巨大威力一无所知”，这位工程师同时声称，“如果可以卖得好价钱，石油是可以从我们的烟囱和汽车排气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产出来的。”（注：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4页。）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往往在和生态学家的争论中胜出，尽管政府和公众接受了生态学家的一些建议，但前提是不能在经济上付出太大代价。经济增长依然被作为判断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经济学家受到更多拥护的理由还在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强加的代价则主要是未来的”（注：小约翰·B. 科布：《论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张力》，《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环保工作在未来是否能够顺利推进，与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无与强弱有直接关系。在传播和弘扬环境意识方面，在说服公众自觉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来规范言行方面，环境史学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环境史受社会学的影响也很明显。这首先是由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它们“都涉及整个社会和一切人类行为，从这一点看它们必然是知识的伙伴。我们可以视社会学为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着重概括社会结构；历史学是研究不同时期人类社会的科学，着重探讨其间的差异以及各个时期社会的变迁。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变迁寓于结构；结构包含变迁”（注：彼特·勃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渊源》，《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页。）。社会学注重社会调查，较多地依靠社会调查这种手段获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础上，探寻一般规律，提出理论分析模式。这恰恰可以为历史学取长补短。
其次，环境史与社会学的联系，还在于社会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一般地讲，“社会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现实进行宏观(结构的)及微观(社会心理学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对社会的一切体制作出综合性分析。为了对社会诸关系进行整体考察，社会学家必然要对人类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以及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资源之间相互关系提出许多问题”。但社会学的人类中心倾向，又使社会学家往往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良好的调节和适应机制。社会学对这一传统观点的突破，部分体现在社会学内部衍生出的一个新分支，即环境社会学。在环境社会学家看来，至少在当前，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已经趋向于失衡，经济扩张引起的生态破坏还在加剧，解决环境危机，需要人们改变对环境的传统观点（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尔：《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页。）。
再次，社会学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城市环境问题、环境正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环境史的主要内容。社会学家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比如“理科逊在1974年曾对100多家工厂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已经实施污水控制法的企业对环境问题的态度；莫洛奇曾详细考察过巴巴拉纳地区官员和居民对当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应，重点研究许多居民由此产生的‘激进化’倾向”（注：《环境社会学研究纵横谈》，《中国环境报》1988年9月15日。）。而且许多研究报告显示，“种族、民族以及经济地位总是与社区的环境质量密切相关，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少数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注：洪大用：《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观点》，《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第67页。）。可以说，这些调查报告的公布与发表，对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城市环境、环境正义进入环境史学家的视野之后，阶级、种族、性别等分析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环境史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采用，并带来了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融合。
环境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也异常密切。这一点已经为沃斯特、怀特等许多环境史学者所指出（注：唐纳德·沃斯特：《作为自然史的历史：理论与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怀特：《土著印第安人与环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载W. R. 斯瓦格蒂：《学者与印第安人的经历》(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怀特：《环境保护主义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载康韦、凯尼斯顿、马克斯：《土地、空气、火和水：对环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纽约2003年版，引言，第xiv页。）。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注：梁钊韬：《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作用》，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依照这两部分研究内容，它又可以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衍生出考古学、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等次分支学科。“人类学从其形成到现在，经历了以研究进化为主到以研究行为及习俗为主的重心转移”（注：周大鸣：《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在19世纪人类学的形成时期，许多人类学家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长期研究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会。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学逐渐对较复杂的乡民社会产生兴趣”，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视野也开始转向对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鸣：《我们从历史走来》，周大鸣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在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决定论逐渐被或然论所取代，后者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稳定的或动态的关系。这一观点被斯图尔特表达得最为充分。在他看来，环境和文化不是分离的，而是包含着“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谓反馈或互为因果性”，“环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环境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同时，“在反馈关系中环境和文化的相对影响是不同等的”，“有时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有时环境又占上风”（注：唐纳德·L. 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对环境和文化关系的一贯重视，及其或然论主张，使人类学与环境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类学对美国环境史的发展功不可没。首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环境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类学家推动的。尽管美国西部史学家韦布和马林已经开始从环境、生态角度分析历史问题，但这一传统没有能够在美国历史学家中继续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维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发展和完善从生态角度解释文化进化的理论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认为环境史学家应该向人类学家学习。其次，人类学流派众多，其宽广的研究视野对环境史学也有较多的启发。文化生态学强调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着重研究技术、人口、能源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生态人类学家则将生态系统、生境、栖息地、适应等生态学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分析。历史生态学则通过景观变化来重建过去的生态。而人类考古学则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围内人对古代环境的影响，对火的使用、动植物的驯化、城市化、集约化生产、传染病、气候波动和火山爆发的影响等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会和文化生态学对环境史的贡献则在于人种学和历史分析，它研究的问题包括土著的自然观、自然的文化建构、人类影响的第二自然、长期适应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政治和环境正义等许多方面（注：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引言，第xiii-xiv页。）。最后，人类学对扩展美国环境史的研究领域也很有帮助。尽管环境史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一直局限于对资源保护和荒野保护的研究，这与真正的环境史还距离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著作，对环境史学家开阔思路而言，应该有很多帮助。另外，在印第安人与环境这一研究领域，尤以人类学家的贡献最多。
政治学与环境史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环境政治史得以充分体现。美国几乎所有的环境史学家都认为，环境政治史是美国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层面之一。在美国环境史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政治史、环境思想史、自然生态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首先是由于，环境史是在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下直接产生的，所以环保运动本身，以及环保运动的前身，包括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运动，一直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保运动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环境保护主义使环境史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使环境史具有比较明显的文化批判意识。其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在于自然环境与政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个政权要得以稳定，就必须依赖一定的环境基础。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长期急剧恶化，人民衣食无着，那么就很难维系政局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难实现。在历史上，因为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政权和文明毁灭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环境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危，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近年来，环境安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再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因为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国家职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国家服务职能的强化。在环境保护领域，国家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令，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以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暴力冲突新根源的形势面前，在环境外交领域，民族国家在捍卫自身环境权益方面将发挥主要作用。因此，环境运动、环境政策、环境法令、环境外交都特别容易受到环境史学家的关注。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环境史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历史学是一种历时性研究。环境史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内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变化，“可能进行得极其缓慢，甚至难以察觉，但有时又相当突然，会在几年、几个月、几小时或几分钟内发生”。这种突然变化往往很少出自单个的事件，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研究如果不借助于历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学者指出：“求助历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贡献……因为各个系统都处于演变之中，人们对它们的观察便不能只从时间的某一点上着眼，哪怕关于某一系统的演变的大量数据只能在某一特定时刻收集到。只有联系过去的情况，才能对变化进行研究；对于缓慢的演变过程，或其生态系统中的后果要在几个月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要想认识到其影响，就必须从历史着手……研究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但是如果要获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历史。”（注：哈罗德·布鲁克菲尔德：《论人与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页。）
三、史料利用范围
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特点也可以从它所利用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反映出来。所谓史料，是指“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注：李良玉：《史料学片论》，《福建论坛》2000年第5期，第55页。）。依据其表现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为文字与实物两大类。此外，口传史料也是史料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间流传的口头传说和史诗。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利用较多的是文字与实物两类史料。这些史料大大拓宽了传统史料的范畴，反映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美国环境史学家纳什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讲授环境史时，他就认为，景观是一部历史文献，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所以他鼓励学生到野外进行考察（注：纳什：《环境史概况》(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赫伯特·巴斯：《美国史研究概况》(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页。）。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历史上发挥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们必须经常走出议院、育婴室和工厂，出门在田野、森林和开阔地带漫步”（注：唐纳德·沃斯特：《研究环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沃斯特最近还提到：“我总是告诉我的研究生去选择一块地方……然后发掘它的环境历史……去认识它的地质、植被、土壤、气候的类型以及人类到来后的影响。”（注：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11页。）这两位权威学者都意识到，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对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有一句谚语，所谓“行万里路，破万卷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每一个地方，每一处景观，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过去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的环境变迁史。在环境变迁研究中，“断代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各种环境变化过程和环境事件，只有将其置于时间标尺之上才有确切意义，也才能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注：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在实际工作中，树木年轮、孢子花粉是环境史学家从事断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树木年轮学创立于20世纪上半叶，通过树木年轮的宽窄来观察较长时期内影响树木生长的外界因子的变化。年轮是树木生长的“年谱”，“它不只记录了树木自身的年龄，还记载下环境和气候等综合外界因子对树木生长的影响，如光照、水分、温度、土壤条件及生物之间的作用等。现在研究还表明，树木年轮可记录环境污染及大气成分变化、地震、火山爆发等”（注：刘宏颀：《树木年轮——环境气候的档案》，《植物杂志》1993年第4期，第38页。）。因此，树木年轮通常被人们称为过去环境变化的“记录器”（注：马利荣、卜春林：《树木的历史“档案”——年轮》，《科学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页。）。
树木年轮分析的成果在环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国学者通过对巨松的年轮进行分析，发现了美国大平原地区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循环交替，每隔35.7年，这里就会出现持续时间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约每隔55.6年，就会再次发生持续时间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尘暴：农业和社会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页。）。又比如通过分析树木的年轮和过火后树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晓历史上该地发生林火的具体年份。另外，树木的形态也能反映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树冠特别巨大的古树，它所在之处以前应该是草原或比较开阔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区的树木，一般树冠较小，而且集中在树的顶部；那些长出丛丛新枝的树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层中的化石孢粉。孢粉与植物的繁殖有关，每一种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样。由于孢粉外壁坚固，能耐高温高压和强酸强碱，因而孢粉在地层中能完好地保存亿万年之久。同时它体轻量大，在几乎所有地层中都有保存，因此，通过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复各个地质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古地理和古生态（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页。），重现自然的沧桑巨变。孢粉分析已经在考古学中被广泛应用，用于“确定考古遗址各文化层及地层的年代；了解古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历史，人类社会发展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状况，如农作物起源及其扩散”（注：姜钦华：《花粉分析与植硅石分析的结合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页。）。
迄今为止，运用孢粉分析已经取得许多成果。孢粉学为板块构造学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并表明“在侏罗纪以前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仍然一体相连……两大陆块自侏罗纪以后才开始开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欧亚大陆在地质历史上长期分离，直到早第三纪印度板块才与欧亚板块相碰在一起”（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页。）。此外，在发掘美国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萨勒堡垒南约24公里处遗址时，考古学家通过花粉分析，断定该遗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花粉分析结果发现，以藜科和苋属花粉占优势，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层上部显著增加，并在几个层位中发现很多玉米花粉，证明在公元1200年后当地居民由原来的狩猎生活逐步转变为栽培种植的经济”（注：周昆叔、严富华、叶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学中的运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页。）。
除实物史料外，环境史学家利用更多的还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兴叹。美国学者惠特尼将历史生态学的史料分为文献资料、图表资料、统计数据系列、手稿四大类，他列举的资料对环境史学者说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0页。）。
关于美国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记载大量散见于有关的探险日记、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区手册等文献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比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从战后以来，美国学者开始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目（注：罗伯特·唐斯：《美国印象：新大陆的海外来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加罗德·科尔：《美国漫游：从航海发现到现在，报刊游记文章汇编》(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约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观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弗兰克·弗赖德尔：《哈佛美国历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奥拉尔·科德：《游记里的新泽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泽西州梅塔钦1972年版；罗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叙说美国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韦尔：《来自旧边疆的声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费城1949年版。），为使用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
探险日记、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们了解过去的景观，但在利用时，却不能不仔细甄别。因为这些文献有一些缺点：许多叙述相互矛盾，掺杂着大量对自然的偏见。许多新大陆的宣传手册渲染北美大陆的富饶，以吸引移民前来开发北美大陆。许多西去的移民是沿着已经开辟的路线前进，他们沿途所写并不能准确地反映途经地区的全貌。一些来自欧洲开阔地带的移民则夸大了森林的面积。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飓风，但他们究竟是有感于难得一见或是触目皆是，现在则不得而知。
在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博物学者和生态学家留下了许多科学考察报告。早期的博物学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尔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兰(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经意识并记录了拓殖带来的生态变化。在19世纪末生态学出现以后，许多生态学家力争在开发之前将保存尚好的景观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对从事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学考察报告，可以参阅马克斯·迈泽尔：《美国自然史书目：开拓世纪，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纽约1967年版。有关美国各区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态，则可参考埃玛·布朗：《美国东部的落叶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费城1950年版；埃塞尔·米勒：《俄亥俄湾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纽约州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奥尔巴尼1941-1942年版；C. 达林顿：《栽培植物染色体图册》(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伦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书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纽约1955年版；保罗·里泽：《伊利洛伊植被：书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马文·罗伯特、罗纳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关该州植被的研究生论文题录》(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在统计数据系列中，《美国联邦人口统计》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常用的资料。美国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1840年美国第6次人口普查还对各地方县的农林产品输出进行了统计。而从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还统计了单个农场的熟田、荒地、庄稼和家畜的数量。这些资料大都由各州图书馆、档案馆和历史协会保存。从1925年开始，人口普查的间隔由10年缩减至5年，由此就能够提供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此外，从1928年开始，美国林业局周期性地对美国林业资源进行统计，并不断更新。这些数据已经被用来绘制以县为基础的全国树种分布图。
还应该提及的是，美国还保存了比较完整的气象资料。19世纪早期，美国军队军医处就开始记录许多军事据点的气象情况，此后，美国军队管理局开始建立气象站。自1891年以来，美国气象局及后来取代它的联邦海洋与大气监测局，负责搜集全国的气象资料，并逐月发表《气象数据》(Climatological Data)。这些信息为环境史学家重新审视过去提供了参考（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