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结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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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结业论文范文第1篇

高职类教育是我国当前各种教育类型中同社会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这就要求高职类教育应当充分发挥好其社会培训功能，这也成为实现自身内涵建设的重点内容，也能够充分体现出高职类教育在我国教育中的引领作用。然而，遗憾的是大部分的高职类院校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履行这一职责，完成对社会培训的任务，主要表现在在社会各行业的企业中的培训服务力度不够，难以对丰富的教学资源进行利用与共享，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

2针对于产业结构调整高职教育的创新路径

（1）校企合作，培育市场需求的职业人才

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一方面能够实现高职院校学生的顺利高效就业，缓解当前社会上的就业压力，同时还促使高职院校在教学上实现突破，以企业的需求为教学目标与导向，为企业输送大批量的专业技能型人才，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的社会培训功能。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加强实训基地建设的同时引进先进教学设备、优秀师资团队等，从而能够为实现高效率职业教学提供保障，同时，高职院校还要进一步深化同企业之间的关系，明确企业在双方合作中的主体性地位，积极获取企业对高职教育的支持，实现人才质量上的新突破。

（2）发挥高职教育社会培训功能，促进社会全面提升

我国广大高职类院校理应积极构建同相关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用人单位等密切相联的开放式的教育培训机制，保证院校能够充分保证学校各种教学资源的高效利用，为师生教学开设开放灵活的职业类服务培训网络。高职院校的职业类培育要以市场需求为目标导向，将用人单位对于人才的需求条件作为培训的标准与重心，充分借助高职类院校丰富的教学资源优势，为广大社会用人单位培育更多的具有较高专业技能的创新型人才。同时，高职类院校还应当注重对于培训人员综合素养方面的培育如企业理念、团队合作理念以及社交礼仪等，通过专业化的社会职业培训，从而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知识技术以及人力资源的支持，真正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促进高职院校社会培训功能的实现。

（3）注重学生综合素养提升，培育其创新力

语文结业论文范文第2篇

(一)指标设置及数据选取金融资产结构包括金融资产内部结构和金融资产外部结构。其中金融资产内部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货币、证券、保险、债券等各类金融资产在该国或地区金融资产总量中各自占有的比例关系，具体包括货币性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总量、证券类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总量、保险类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总量等指标，衡量的是金融资产多元化的程度。为了反映西部地区金融资产多元化程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金融资产内部结构指标来反映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主要选取的指标有HB、ST、IN。其中，HB=M2/金融资产总额，代表货币资产结构;ST=股票市值总额/银行信贷余额，代表证券资产结构;IN=保费收入总额/金融资产总额，代表保险资产结构。从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看，根据钱纳里的相关理论可知，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出现升级时，第一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或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比重会下降，第二三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或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比重会上升。考虑到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升级更多表现为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的增长。为此，本文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即非农产业占比FN来代表。在数据选取上，本文以1993－2011年间中国西部地区12省市的金融资产结构和产业结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由于1990年12月和1991年6月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才相继成立，1992年以后中国证券市场才有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数据，1993年之前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及股票市值较小。因此，这里将实证样本数据的选取跨度定为1993－2011年，数据来源为该期间西部地区各省市的《城市统计年鉴》、《经济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为了保证各数据序列具有可比性，以1993年为基期，运用1993－2011年间西部地区各省市的CPI指数对相应数据指标序列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数据序列FN、HB、ST、IN分别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货币资产结构指标、证券资产结构指标、保险资产结构指标，其特征值见表1。由表1可见，1993－2011年间，西部地区货币资产结构指标的均值最大，保险资产结构指标的均值最小。货币资产结构指标均值是保险资产结构指标均值的69．833倍，是证券资产结构指标的3．551倍。货币资产在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保险资产发展明显不足。从残差项看，西部地区证券资产结构指标的残差项最大，保险资产结构指标的残差项最小，这和现实情况基本一致。

(二)面板单位根及协整检验在进行面板协整检验和PVAR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先对各数据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这里的序列为面板型数据，运用传统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可能会产生效力偏低的偏误。为此，这里分别采用了LLC、ADF和Fisher－PP三种适用于面板数据序列的方法进行检验，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结果见表2。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1993－2011年间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与产业结构数据序列的水平值都无法完全拒绝“存在单位根”这一原假设，各序列的一阶差分检验值全部可以显著拒绝原假设。因此，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和产业结构指标序列均满足一阶单整，可运用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该期间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这里采用了Pedroni［15］和Johan-sen面板协整两种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中的Pedroni检验结果可见，除PanelPP和GroupPP－Statistic两个指标不显著外，其他指标均显著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这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同时，Fisher检验值也在1%的显著度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所以存在协整关系。

(三)PVAR模型估计Chamberlain开创了基于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以此为基础，DouglasHoltz－Eakin、WhitneyNewey和Harvey［16］建立了如下基于个体固定效应时变系数的PVAR模型和广义距估计(GMM)法。PVAR模型拥有一个前提假设，即每个省市的金融资产结构变量HB、ST、IN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相同的基本结构，这显然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为此，这里把固定效应ηt和时间效应Φt引入模型，分别代表不同省市变量间存在的区域异质性和解释系统变量里的趋势特征，εi，t为白噪声。在有效去除模型中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干扰之后，即可采用GMM估计法来估计PVAR模型参数，具体结果见表4。根据AIC信息准则可得知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为1期。由表4的估计结果可知，西部地区FN对自身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0．923%;对HB在5%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1．448%;对ST在10%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0．581%;对IN有微弱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0．025%，但并不显著。HB对FN在5%水平上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影响度为－0．823%;ST对FN在10%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1．051%;IN对FN具有微弱的反向影响，影响度为－0．051%，并不显著。

二、面板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为了让误差项实现正交，以便克服因误差项相关而对估计效果产生影响，这里采用的方法是Cholesky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分解。由于方程顺序或内生变量顺序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影响Cholesky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分解结果，需要建立相应的置信区间来避免这一问题。为此，本文以GMM方法估计出的系数以及方差—协方差矩阵为基础，采用MonteCarlo模拟实验随机生成大量系数，重复计算变量间的冲击响应，这一过程共进行了500次，用模拟结果所获得的两个标准误差置信区间来评价变量间的冲击响应是否显著。图1给出了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PVAR正交化脉冲响应图，其中横轴为追溯期，这里共考察了6个追溯期;纵轴为其他变量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因变量的响应程度;中间一条曲线为因变量的响应函数线，外侧两条曲线为2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图1中第一行分别是FN对来自HB、ST、IN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情况。由图可见，当HB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FN在即期的响应值为0，随后表现为一种反向效应，这说明1993－2011年间西部地区的货币资产增长并没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究其原因，这或许是因为货币资产的增加意味着社会融资环境变得更加宽松，在融资成本较低的条件下企业缺乏动力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缘故。当ST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FN在即期的响应值为0，之后则呈现为一种正向响应，说明证券资产结构的调整促进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这与证券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相符。当IN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FN的即期响应值为0，之后逐渐呈现为一种反向响应，这或许与西部地区企业效益不高有关。当企业效益较差时，保险资产结构的提升意味着企业将为更多员工投保，或为原有员工增加投保金额，这可能会加重企业负担，在一定时期内不利于企业发展，因此表现出一种微弱的反向响应。图1中第二行分别是HB、ST、IN对FN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从图中可见，当FN产生一个标准信息差冲击时，HB的响应为正向，这说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货币资产结构的提升。这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后，其产出效率更高，企业和居民个人将拥有更多存款和财富，其显现出来的效应就是整个社会的货币资金增加。当FN产生一个标准差信息冲击时，证券资产结构在即期虽然表现为一种微弱的反向响应，但很快转变为一种稳定的正向响应。说明从整体上看，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证券资产的发展。当FN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IN在即期表现为一种正向响应，之后逐渐向0收敛。说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能促进保险资产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这种促进效应还相对较小。为了进一步揭示各变量波动的来源，下面分别从10、20、30个预测期对HB、ST、IN和FN的预测均方误差进行分解，进一步分析HB、ST、IN和FN间冲击作用的具体构成，结果见表5。由方差分解结果可知，在10、20、30个预测期，FN的变动中分别有37．288%、34．513%和34．493%的比例来源于自身，来源于HB的影响分别为17．336%、17．192%和17．178%，来源于ST的影响分别为41．343%、44．947%和44．991%，来源于IN的影响分别为4．033%、3．349%和3．339%。对FN变动影响的大小顺序分别为证券资产结构调整、货币资产结构调整、保险资产结构调整。与此相应，FN对HB的影响分别占到32．369%、34．488%、34．492%，对ST的影响分别为29．191%、34．450%、34．492%，对IN的影响的分别为34．945%、34．498%、34．492%。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升级对证券资产结构调整、货币资产结构调整、保险资产结构调整的影响大小较为接近。

三、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

根据Granger的研究结论，如果两个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存在协整关系，那么这两个变量间至少存在一个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19］。在假设变量已包含全部预测信息的前提下，Granger构建了以下检验模型。该模型主要适用于时间序列数据。Hurlin和Venet认为，当检验对象为既有时间维度特征，又有截面维度特征的面板数据序列(PanelData)时，由于样本量明显增大，自由度提高，解释变量间的共线性程度会降低，基于面板数据序列为基础的模型检验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20］。模型(8)假设变量Y与其自身的过去值以及变量X的过去值相关，如检验结果显示变量X的系数和显著不等于0，则说明系统中仅存在X到Y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9)假设变量X与其自身的过去值以及变量Y的过去值相关，如估计结果显示变量Y的系数和显著不等于0，则说明系统中仅存在Y到X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如果检验结果显示变量X和变量Y都显著不等于0，则说明变量X和变量Y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X是Y的格兰杰原因，Y也是X的格兰杰原因。以上模型中，Δ代表变量的一阶差分，p为变量的滞后期数。如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差分项显著，则说明在短期内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如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误差修正项ecmt－1显著，则说明在在长期内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运用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12省市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的检验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无论是FN与HB、FN与IN，还是FN与ST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ecm均至少在5%水平显著。说明在长期内，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产业结构升级是金融资产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同时，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第二，在短期内，FN和HB、FN和ST、HB与ST之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HB是FN的格兰杰原因，但FN不是HB的格兰杰原因;ST是FN的格兰杰原因，FN不是ST的格兰杰原因。第三，短期内，IN与FN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关系，即FN不是IN的格兰杰原因，IN也不是FN的格兰杰原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语文结业论文范文第3篇

（一）高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意义

大学生毕业以后主要流向企业，这就要求高校文化要面向企业要求，而企业对人才行为的指引一般通过企业文化起作用，因此企业文化对高校文化的发展方向具有引导作用。笔者认为，高校要培养符合企业要求的人才，必须建设能与企业文化对接的高校文化，这是提高大学生就业素质的有效途径，是高校、学生、企业三赢的文化建设模式。

第一，是高校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校的使命是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即要求高校人才必须能够为社会所用。与企业文化对接的高校文化建设能够培养大学生的职业意识，提高其职业实践能力，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高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使高校突破了当今普遍注重理论人才培养的做法，是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上践行了教育改革的要求；通过与企业文化进行有效的互动，促进多元文化融合，充分发挥文化的开放性，提升了高校文化的活力。

第二，提升大学生的人才价值。首先，丰富大学生校园生活，拓宽眼界。与以往的高校文化相比，与企业文化对接的高校文化不仅涉及理论、学术还囊括实践、就业等内容，多元的文化元素丰富了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有助于大学生了解企业、行业、产业发展的有关知识，掌握实践技能。其次，加快大学生身份转换，适应企业节奏。职业型高校文化的教化有助于大学生明确职业生涯规划，加快大学生的身份意识转换，通过专业能力的掌握、职业素质的培养和企业文化的熏陶，实现“校园人”到“企业人”的顺利转型。最后，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激情，鼓舞创新。通过对企业、行业和产业的认识，大学生在发挥能动性过程中会观察、学习、发现，甚至产生新想法、新点子，由此点燃其创业激情，鼓励创新和自主创业。

第三，充实人才供应，降低企业人才培养成本。企业在招聘人才的时候尤其注重人才的实践能力，大学生实践能力的短缺使企业每年实际可选择的人才容量大大减少。职业型高校文化的熏陶有助于大学生明确自身职业生涯规划，有针对性的学习相关的执业实践能力，在校园内就已做好就业准备，具备该领域的就业能力，企业在招聘时便可以容易地找到合适的人才。由于大学生在校园时就已经接触相关企业文化的内容，他们在进入企业后，能够很快适应企业工作氛围，步入工作轨道，企业无须花大力气进行大学生的培训和改造，大大降低了人才的培养成本。

（二）高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可行性

高校文化是一种“理论”的文化，而企业文化则是一种“实践”的文化，二者分属不同领域。作为不同的群体文化，尽管二者在目标、价值观、管理风格、行为特色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6］，但它们在基本形态、形成发展、人才培养方面有着互动融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二者的对接具有明显的可能性［7］。首先，它们同属亚文化，在基本形态上有相同的结构，均可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这种相同的结构为二者的对接打下了天生的匹配度。其次，它们在形成发展上具有相融性，文化在本质上都是开放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存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并与之相融共进的过程。高校文化和企业文化也在不断地产生交流和碰撞，企业的很多成熟先进的理念都引入到了高校当中来，例如管理理念、竞争理念；与此同时，作为人才和知识的密集区，以先进性和创造性为主流特质的高校文化也对社会文化（当中包括企业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辐射作用。这种互相融通的发展过程是二者对接的实践基础。最后，二者有着共同的教化对象。大学生是高校文化和企业文化的教化对象，作用于同一对象的两种文化必然存在诸多共性要求。综合上述基础，建设与企业文化对接的高校文化充满可行性。

二、当前高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主要障碍———高校职业实践文化的缺失

高校文化是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阵地，然而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的高校并未充分利用该阵地来培育大学生的职业实践能力。在高等学校，尤其是综合性研究性大学，支撑整体大学精神的是“学术”，这种学术氛围以科学知识的价值体系为根本归旨，在“学历和知识”上给予了较大重视。长此以往，形成了高校学历本位制的培养模式，学历教育和应试教育成为教育主旋律，高校文化也和实际的社会需求脱节从而走向“书斋化”，成为强调和传达以“学历和知识”为中心的文化，忽视了职业实践文化的建设。这成为当前高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主要障碍。高校的职业实践文化是指高校在文化建设中为了提高学生的职业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就业素质而进行的一种高校分文化建设。当前，高校存在三种不同程度的职业实践文化建设的缺失。

（一）对职业实践文化完全忽略

由于缺乏对职业实践作用的认知或者是由于对学术价值的过高认可，这类高校只强调学术价值，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忽略对大学生职业实践能力的培养，旨在培养“理论型”人才而不是“实践型”人才。其校园文化的主体是以学风建设为中心的知识文化，理论氛围浓厚，校园文化的建设目标是提升高校的学术氛围，文化宣传围绕理论知识展开，未涉及实践能力、职业技能等内容。

（二）对职业实践作用有认识，但是没有落实职业实践文化建设

这类高校对职业实践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知，在价值取向上也提倡“学”“用”并重，但这种认知往往只停留在意识和口号上，在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中，虽然也强调职业实践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并未付诸相关培养和指导措施。校园文化的建设普遍体现为能够对职业实践的重要性进行宣传，却没有职业实践文化建设的实际行动，成为口号式的职业实践文化建设。

（三）职业实践文化建设流于表面

这类高校对职业实践重要性有较多认知，教学过程中重视在学生职业实践能力培养，然而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中有职业实践重要性的相关宣传，也有职业实践文化的相关建设行动，但由于对职业实践内容的认知不全，导致职业实践文化的建设只做到表面的工作，未建立成体系，起不到提高学生职业实践能力的作用。以上三种职业实践文化建设的缺失，不同程度地妨碍了高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拖慢了大学生从“校园人”到“企业人”的转变脚步，拉大了大学生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错位距离。

三、高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途径———建设职业实践文化

针对当前高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主要障碍，高校文化实现与企业文化的对接的突破口是建设职业实践文化。职业实践文化应该和学术文化一样，成为高校文化的重要分文化。

（一）确立定位于服务社会的高校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是文化的内核，是驱动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精神文化建设是高校职业实践文化建设的首要切入点。高校的使命是为社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服务社会应该成为高校职业实践文化的精神文化总体定位。而在具体的精神文化提炼上，高校应该立足自身的办学历史、办学优势和办学特色等的梳理，提炼出符合自身条件的精神文化内容。经过长期的办学积淀，大部分高校会在某一行业树立起教育权威，高校在精神文化乃至整个校园文化的建设上都可以结合该行业特色。在校园精神文化的建构上，使命、校训与名师文化等文化要素形成和成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维系高校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高校在职业实践文化的精神文化建设中，也应着重发挥这些载体的作用。高校职业实践文化的精神文化可以从服务、团队、诚信、时间、质量、客户、创新等职业意识和爱岗敬业、遵纪守法、讲职业道德等职业精神去挖掘。

（二）构建彰显职业特色的高校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文化的外在表现，是精神文化的承载，也是学生感受文化的真实环境，高校的职业实践文化建设要求在高校形象识别系统中彰显实践特性：（1）建设独特的校园“宏观”物态文化。在充分挖掘高校现有景观、雕塑的基础上，重点建设集美观、实用、富有校园文化以及企业文化双重内涵的“宏观”校园文化环境。如有的学校为建设诚信文化，在学校大门左侧设立一块镌刻有“诚”字的巨石，右侧镶嵌一块镌刻有“信”字的白玉，诚石（实）信玉（誉）直观的诠释了学校对于学生“诚信”的职业道德要求。通过具象或者写意的手法，把类似的象征标志融入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中，构建高校“宏观”物态文化。（2）布置专业设施，打造职业实践基地。高校可以通过行业博物馆或陈列馆、企业冠名教室、企业冠名实验室的建设，建设高校与企业的沟通，建设具有职业特点的专业学习环境。通过行业博物馆的建设，大学生可以生动地了解到相关行业发展历史、行业特点以及行业发展动态。而企业冠名实验室可以建设成一个缩影版企业生产车间，提供给大学生一个便捷的职业实践基地。（3）完善“微观”层面物质文化建设。可以在校园内树立有关实践的名言、语录标识；在教室墙上的宣传标语中加入“职场建议”等内容；在校园道路两旁设置鼓励学生的实践和创新的路灯、灯箱；在橱窗栏张贴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行业与专业的发展前沿与趋势、业界用人的最新要求等信息；将优秀校友创业事迹通过校园广播进行宣传等。

（三）建立企业式高校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工具，通过制约人的行为起作用。制度上的相似性能够让大学生在步入企业的短时间内适应企业制度和企业日常工作模式。高校职业实践文化的制度文化建设应该向企业制度标准靠拢。高校可以从制度的内容、形式、执行上去提高高校职业实践文化和企业文化的相容性。内容上，可以预先普及大学生对企业的相关制度的认知，如职业道德的规定；形式上，可以借鉴企业的管理模式，如可引入企业员工绩效管理的KPI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管理，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包括理论考试成绩、课堂出勤率、实操能力、专业素养、课堂创新能力等在内的几个关键性指标，而非仅评一纸试卷评价学习成果；在执行上，通过严格执行来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培养大学生遵守制度的好习惯。

（四）创新学以致用的课程文化

课堂是大学生汲取知识的殿堂，也应该是习得技能的主要校场，职业实践文化的建设离不开课程文化建设。高校的课程文化建设可从四个方面着手：课程设置、师资安排、教学方式、考核体系。（1）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上考虑到企业要求。例如，可以将商务礼仪定为必修课，为学生就业扫清职场礼仪障碍。（2）扎实教师队伍的实践资历。一方面有计划地选派企业实践经历薄弱的教师去企业顶岗，丰富实践资历，提高实践教学水平；另一方面聘请企业专家、社会成功人士为客座教授，定期来校开设专题课程。（3）创新教学方式，让课堂多样化。除了传统教室，企业观摩、跟师学艺、动手操作、专题研修、课题跟踪等实践活动可以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4）考核体系应该纳入技能指标。除了理论知识，考核内容还应该包括操作技能掌握程度。评分标准可以参考行业标准，在考核主体上还可以请企业相关人员直接进行考核。

（五）活跃校企交流的行为文化

行为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动态体现，行为文化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的积极性。高校职业实践文化应该建设“请进来”、“走出去”的活跃行为文化来调动大学生的实践积极性。（1）定期举办各类企业家讲座，介绍企业成长历程、企业家创业事迹、创新技术、行业前沿、管理经验、职场要求等，增强学生的职业感知。（2）与企业合作开展创业类、职业类赛事，调动大学生积极性，培养大学生的团队精神、竞争观念、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帮助他们将理论成果转化为实际项目，树立学生的成就感和职业信心。（3）依托学生社团组织，扩大高校与企业的接触面。发起于学生，面向学生，社团组织是高校活动的活跃主体，积极性强。高校可以通过鼓励学生社团组织多开展丰富多彩的创新和实践活动，对这些活动的开展提供相应的支持，对活动成果进行奖励等多种形式将社团组织发展成践行职业实践文化的重要阵地。

语文结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广告语言；失范；伦理问题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载体，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意识的外在表现形式。语言背后隐藏着许多价值、动机、行为的准则。语言的使用体现着个人或社会的道德意识、道德标准以及道德评价的取向。道德观念需要通过语言才能表达出来，人与人之间道德观念的互动以及社会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变化都离不开语言的传递。语言又是一种社会行为，语言行为需要道德的审视和制约。言语动机的善恶、话语信息的虚实及其社会价值，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言语主体和社会公众的道德评判。一个社会公众的言语素养也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现。

一、广告语言中伦理失范问题的具体表现

广告语言伦理是指关于广告语言在传播过程中所应该遵守的伦理原则和规范，广告语言伦理是广告语言的价值制导，为广告语言在传播过程中的运用提供善的价值坐标。

（一）广告语言的欺骗与误导问题

有些广告刻意隐瞒产品或服务自身的缺陷，有些广告则有意夸大产品或服务的优点和功能，利用产品本身信息与消费者信息之间的不对称，用不完全、不完整的产品信息混淆消费者的判断，诱使消费者购买产品。广告中，尤其是直销广告，通常会夸大产品效果，例如介绍手机的字体如何大，可以语音识别（直接读名字就可以拨打电话），事实上并非如此，致使多数人受骗。名人代言失范广告的情况也慢慢突显出来，名人有广泛的知名度，使企业的产品与名人之间形成了某种联系，该产品的知名度自然会随之扩大。如：“巩俐给希望小学寄三精牌葡萄糖酸钙口服液”，而后发现她并没有捐赠过这种口服液。虚假、夸大、主观的语言是媒体语言失实的表现，失实的大众媒体语言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新闻真实性在浅层意义上是一种业务要求，在深层意义上则应该是一种道德要求。“真”是道德的一个基本范畴，失实的大众媒体语言却与这个最基本的原则背道而驰，完全违背了媒体传播者所应遵循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该类广告是形形，数目惊人，在经济生活中无孔不入，不仅欺骗和误导了消费者和合法的经营者，给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也破坏了公平诚信的伦理规范。

（二）广告语言歧视问题

近年来，广告的语言歧视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广告中的语言歧视是指传媒不能够平等地对待分布于不同社会地位上的人群，对女性形象的扭曲的性别歧视广告是歧视广告中最常见的现象。这类广告扭曲女性形象，既伤害了妇女的自尊心，又会对社会道德造成消极影响。比如太太口服液的广告语中就说到“婚姻出现不信任，因为女人不自信”，广告中出现很多婚姻问题都是女人导致，以此来歪曲女性形象和贡献。歧视是一种个人偏见，是一种不符合伦理道德的态度。带有歧视性的广告语言违背了大众媒体客观性和正义性的角色特征，给弱势群体的心灵带来巨大伤害，也助长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偏见。言语歧视是广告语言伦理背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这些不道德的言语现象是传播者言语行为的实施结果，体现了传播者言语道德意识的淡薄和整个社会言语道德评价的缺失。

（三）广告语言诱发不良价值观的问题

一些广告违背民族传统美德和过分强调物资享受，提倡“享受”、“奢靡”等生活方式诱发不良的价值观。比如近年来，标志着封建没落皇权的人物和事物的名称便卷土重来。乾隆皇帝、慈禧太后、文武百官乐此不疲的推销各类现代商品，不时地看到极其奢侈的皇帝御宴，极其珍贵的朝廷贡品。这些广告刻意复古，宣传了封建社会的帝王权贵，豪门气派，穷奢极欲，男尊女卑以及封建制度的思想，陈腐落后，低调俗气；还有近年来频频的炫富广告，过分宣传享乐主义、贵族化的生活方式，如：“王者气派”、“贵族风范”等，都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区别，人为地夸大社会分化的表现，激发了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阻碍构建和谐社会；再有广告中刮起的送礼风就是物质主义的一种表现，“送礼就送脑白金”，“无“礼”寸步难行”，无疑滋长了金钱万能，，收受贿赂，请客送礼，溜须拍马，不干实事的歪风邪气。

二、广告语言存在伦理失范问题的原因

（一）传播者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

为了吸引受众眼球，广告不得不想法设法在语言方面大做文章，制造新奇、惊悚、低俗的报道，迎合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低级趣味，这样才能赢得更多的受众的目光，才会有更多的广告商愿意掏出更多的钱在此投放广告。当今社会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使得传播媒体重视眼前利益，忽视社会责任，不惜牺牲媒体自身的良知和品味去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用华而不实、粗俗低下的语言来吸引受众的目光。广告语言中的不道德现象的产生与传播体系中的各环节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根本原因还是传播主体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义利观的错误把握，在对义与利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中，倾向于对利的追求，忽视了义的职责。盲目地用各种不道德的言语表达形式去吸引受众的眼球甚至制造受众的需求。

（二）社会环境的影响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一种转型时期，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精神领域，我国社会道德状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出一点是许多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久已习惯的道德信念、善恶标准乃至话语的方式都受到了挑战，有的被冲击乃至颠倒。人们的道德行为表现出现了空前错综复杂的局面，不少人的道德意识也处在极度混乱迷惘的状态。市场经济体制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抬头，腐败现象的增加，地域经济不平衡，一部分人人格、国格的丧失，以及社会道德心理的失衡等等，就使得道德规范失去约束力，给语言文明建设带来了冲击。这种文化影响到了广告的言语行为领域，使得低俗的、撩拨受众欲望的广告语言越来越肆无忌惮。广告传播活动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整体社会道德风尚的影响。社会整体道德环境的滑坡必然会影响到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使传媒道德出现一定程度的滑坡，使广告在传播内容的选择和形式的表达上出现了诸多不道德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广告语言的道德失范。广告语言不道德现象是对不良的社会环境的折射。

（三）法律、法规不完善及监管力度不够

不道德的广告语言的社会控制还比较薄弱，主要是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对于广告语言的道德失范问题，目前我国仍缺乏相应的法律约束，即使有相关的法规，也很难对其把握和控制。我国广告专职监督机构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主，他们往往只注重广告经营的审批和监督，忽视了广告语言方面的监督检查，管理部门对这类问题的检查、监测、查处、追究的力度不够，使得这类问题屡禁不止。

三、加强广告语言伦理建设的具体措施

（一）加强广告行业自律建设

《论语》中曾讲到：“有德者必有言。”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的人，其语言行为也会符合社会的要求。要想使传播的内容符合语言伦理的要求，传播者首先应该具备良好的道德情感。广告主体的道德情感都是通过广告从业人员的道德内化而形成的道德自律产生。广告从业人员还应该具有更高的职业道德水平，在道德行为上具有更鲜明的典范性和社会导向意义。广告从业人员在使用语言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广告语言伦理的基本原则，即遵循对语言文字的使用要采取谨慎的态度，“慎言”是中国自古以来言语行为中的一条重要的伦理规范，它是指言语行为主体要谨慎言辞，即要注意说话的内容、态度、场合、时机，以免造成错误或危害。对于在广告这个特殊的场合传播的语言，就更应该持谨慎的态度。广告传播者对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要字斟句酌，精心挑选和使用，都要注意加强自己语言的规范性，成为语言规范的表率。还要注意语言的文明度，使用真实、公正、健康、有益的语言。总之，广告从业人员要加强自身的言语道德修养，为公众提供一个平衡、健康的话语环境，为整个社会的言语道德水平的提高提供保障。

（二）整治和优化社会道德环境

《论语》中提到过：“邦有道，危言危行”，意思是说，国家太平、社会秩序井然的条件下，人们的言语和其它行为都会正直。可见，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人们言语行为具有熏陶作用。文明先进的社会环境为公众的言语行为提供良好的道德和审美基础。良好的社会环境也会为公众的言语行为秩序，为公众言语交际行为提供积极健康的动机、内容、方式和途径。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为社会整体言语行为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为人们具有良好的言语道德行为提供了保障。社会整体的语言素质的提高又有利于广告语言道德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加强对广告语言的道德评价和监督，从而督促广告语言遵循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广告语言道德水平的提高还依赖于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中的道德失范现象是广告语言道德失范的前提，整治和优化社会道德环境对于提高广告语言道德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整治和优化社会道德环境要求在社会中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积极倡导和推广文明的道德行为，在全社会形成高尚的道德风尚，坚决抵制不道德的行为。向社会成员传递正确的价值导向，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使得人们的道德修养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从而使整个社会道德环境得到优化。语言道德环境是社会道德环境中与广告语言密切相关的部分，整治和优化社会语言道德环境是广告语言伦理建设的重要保障。

（三）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和行政监管力度

法律、法规建设和行政监管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政府部门对广告语言伦理问题的监管主要包括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政府部门的监管具有强制性，容易对这些问题形成威慑，是一种有效的他律手段。伦理毕竟是一种软性的控制手段，它还需要硬性的法律的支撑。法律法规的制定是对广告言语行为及语言内容的管制，是最起码的广告语言道德规范。法律具有强制干预性，能够为纯洁、健康的广告语言环境提供一个外在的保障。除了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外，规范广告语言的不道德现象，还依赖于政府部门对这方面问题的监管。政府部门应充分认识到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加大对广告语言的管制工作。行政部门要明确监管责任分工，把监管责任工作落实到位，这样才能对失职行为形成有效的监管和惩处，才能对广告语言道德的他律起到更好的效果。

总之，广告语言伦理问题虽然只是广告伦理在微观层面的表现，但却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来解决，广告语言伦理的实现要通过媒体行业的自律和整个社会的他律来完成，广告语言伦理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不断加强和完善不断推动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参考文献

语文结业论文范文第5篇

1.1理论模型Farrel于1957年最早提出了随机前沿模型的效率测算方法,该方法反映了最优状态下的投入产出关系，它将生产非效率（即不可能达到生产可能边界）的部分分为随机扰动项（表示统计噪声）和非负随机误差项（表示技术非效率）两部分。

1.2区域生态效率评价的SFA模型构建、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

1.2.1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生态效率要求系统用较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其核心思想是“少投入多产出”。本文采用2002~2011年的各省域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的投入产出数据来分析同期的生态效率，其中产出指标用各省域的经济发展总量-GDP表征；投入指标包括资源消耗和环境投入（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以全社会平均从业人数、耕地面积、能源消费总量、全社会用水总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七个指标衡量。本文研究指标的选取参考了邱寿丰的生态效率指标设计体系，根据指标的科学性，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投入未记入研究范畴。生态效率评价投入产出指标选取见表1。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2002~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中部六省省级统计年鉴；2003年以前的用水总量来源于各省的《水资源公报》；部分缺失数据系折算所得，对结果影响不大。

1.2.2基本模型投入产出函数的形式一般有柯布-道格拉斯和超越对数两种。前者容易计算，但会受到要素间替代弹性不变假定的限制；后者放宽了上述假定，但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根据以往研究结果，柯布-道格拉斯投入产出函数（C-D函数）能够较好地描述与经济总量有关的投入产出问题。因此本文以Battese和Coelli[11]在1992年提出的模型为基础，选取对数形式的C-D函数，建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

1.2.3模型检验结果分析运用Frontier4.1软件，得到模型（3）的估计结果（见表2和表3）。由表2可以看出，LR=59.6131,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模型的误差显著受到技术非效率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使用SFA模型；模型（3）中的σ2和γ的检验显著性水平均高于1%，γ=0.7793,说明在随机误差项中有77.9%来自技术非效率的影响，只有22.1%的影响来自系统误差等外部影响因素，进一步说明了使用SFA方法分析区域生态效率是十分必要的。

1.3评价结果分析由表3可以看出：（1）从总体来看，中部六省这10年的平均生态效率水平偏低，仅为0.6128，说明中部六省实际产出与前沿生产面的差距较大，资源环境利用效率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中部六省应着力转变生产方式，在“节约资源，控制污染”上下功夫，有效提高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2）从各年度来看，无论是中部各个省域的生态效率水平还是六省的平均值都呈现出逐年稳步上升的趋势。中部六省平均生态效率从2002年的0.5503增加到2011年的0.6719，涨幅为22.1%；生态效率涨幅最大的是湖北省，十年间增加了35.2%。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源环境各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在逐年提高，实际产出与前沿面的距离不断缩小。（3）从各省域来看，中部六省域间生态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在逐年缩小。生态效率水平最高的是江西省，2011年达到0.898；河南、安徽、湖南三省居中，2011年生态效率水平在0.6-0.7之间；而生态效率水平较低的是湖北和山西两省，2011年湖北省的评价值仅为0.5657，江西省几乎是它的1.6倍。省域间生态效率的差异呈逐年递减的趋势，2001年中部六省生态效率评价值最高者与最低者相差0.43，到2010年这一数据缩小为0.33。

2中部六省三次产业与生态效率的关联度分析

以往对系统关联因素的分析主要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方差分析等，但这些方法要求数据量大，样本要通过某种统计检验，往往出现量化结果与定性分析结果不符等现象。尤其我国现有统计数据十分有限，灰度大，许多数据无法通过特定统计检验，因此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往往难以凑效。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样本量的多少和样本有无规律都同样适用，可以弥补上述方法的缺陷。

2.1灰色关联度分析原理与方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是对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的定量描述和比较的方法，目的是寻求系统中各要素间的主要关系，找出影响目标值的重要因素，分析和确定要素间的影响程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