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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类教育是我国当前各种教育类型中同社会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这就要求高职类教育应当充分发挥好其社会培训功能,这也成为实现自身内涵建设的重点内容,也能够充分体现出高职类教育在我国教育中的引领作用。然而,遗憾的是大部分的高职类院校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履行这一职责,完成对社会培训的任务,主要表现在在社会各行业的企业中的培训服务力度不够,难以对丰富的教学资源进行利用与共享,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
2针对于产业结构调整高职教育的创新路径
(1)校企合作,培育市场需求的职业人才
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一方面能够实现高职院校学生的顺利高效就业,缓解当前社会上的就业压力,同时还促使高职院校在教学上实现突破,以企业的需求为教学目标与导向,为企业输送大批量的专业技能型人才,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的社会培训功能。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加强实训基地建设的同时引进先进教学设备、优秀师资团队等,从而能够为实现高效率职业教学提供保障,同时,高职院校还要进一步深化同企业之间的关系,明确企业在双方合作中的主体性地位,积极获取企业对高职教育的支持,实现人才质量上的新突破。
(2)发挥高职教育社会培训功能,促进社会全面提升
我国广大高职类院校理应积极构建同相关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用人单位等密切相联的开放式的教育培训机制,保证院校能够充分保证学校各种教学资源的高效利用,为师生教学开设开放灵活的职业类服务培训网络。高职院校的职业类培育要以市场需求为目标导向,将用人单位对于人才的需求条件作为培训的标准与重心,充分借助高职类院校丰富的教学资源优势,为广大社会用人单位培育更多的具有较高专业技能的创新型人才。同时,高职类院校还应当注重对于培训人员综合素养方面的培育如企业理念、团队合作理念以及社交礼仪等,通过专业化的社会职业培训,从而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知识技术以及人力资源的支持,真正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促进高职院校社会培训功能的实现。
(3)注重学生综合素养提升,培育其创新力
(一)指标设置及数据选取金融资产结构包括金融资产内部结构和金融资产外部结构。其中金融资产内部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货币、证券、保险、债券等各类金融资产在该国或地区金融资产总量中各自占有的比例关系,具体包括货币性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总量、证券类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总量、保险类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总量等指标,衡量的是金融资产多元化的程度。为了反映西部地区金融资产多元化程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金融资产内部结构指标来反映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主要选取的指标有HB、ST、IN。其中,HB=M2/金融资产总额,代表货币资产结构;ST=股票市值总额/银行信贷余额,代表证券资产结构;IN=保费收入总额/金融资产总额,代表保险资产结构。从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看,根据钱纳里的相关理论可知,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出现升级时,第一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或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比重会下降,第二三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或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比重会上升。考虑到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升级更多表现为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的增长。为此,本文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即非农产业占比FN来代表。在数据选取上,本文以1993-2011年间中国西部地区12省市的金融资产结构和产业结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由于1990年12月和1991年6月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才相继成立,1992年以后中国证券市场才有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数据,1993年之前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及股票市值较小。因此,这里将实证样本数据的选取跨度定为1993-2011年,数据来源为该期间西部地区各省市的《城市统计年鉴》、《经济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为了保证各数据序列具有可比性,以1993年为基期,运用1993-2011年间西部地区各省市的CPI指数对相应数据指标序列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数据序列FN、HB、ST、IN分别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货币资产结构指标、证券资产结构指标、保险资产结构指标,其特征值见表1。由表1可见,1993-2011年间,西部地区货币资产结构指标的均值最大,保险资产结构指标的均值最小。货币资产结构指标均值是保险资产结构指标均值的69.833倍,是证券资产结构指标的3.551倍。货币资产在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保险资产发展明显不足。从残差项看,西部地区证券资产结构指标的残差项最大,保险资产结构指标的残差项最小,这和现实情况基本一致。
(二)面板单位根及协整检验在进行面板协整检验和PVAR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先对各数据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这里的序列为面板型数据,运用传统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可能会产生效力偏低的偏误。为此,这里分别采用了LLC、ADF和Fisher-PP三种适用于面板数据序列的方法进行检验,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结果见表2。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1993-2011年间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与产业结构数据序列的水平值都无法完全拒绝“存在单位根”这一原假设,各序列的一阶差分检验值全部可以显著拒绝原假设。因此,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和产业结构指标序列均满足一阶单整,可运用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该期间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这里采用了Pedroni[15]和Johan-sen面板协整两种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中的Pedroni检验结果可见,除PanelPP和GroupPP-Statistic两个指标不显著外,其他指标均显著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这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同时,Fisher检验值也在1%的显著度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所以存在协整关系。
(三)PVAR模型估计Chamberlain开创了基于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以此为基础,DouglasHoltz-Eakin、WhitneyNewey和Harvey[16]建立了如下基于个体固定效应时变系数的PVAR模型和广义距估计(GMM)法。PVAR模型拥有一个前提假设,即每个省市的金融资产结构变量HB、ST、IN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相同的基本结构,这显然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为此,这里把固定效应ηt和时间效应Φt引入模型,分别代表不同省市变量间存在的区域异质性和解释系统变量里的趋势特征,εi,t为白噪声。在有效去除模型中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干扰之后,即可采用GMM估计法来估计PVAR模型参数,具体结果见表4。根据AIC信息准则可得知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为1期。由表4的估计结果可知,西部地区FN对自身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0.923%;对HB在5%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1.448%;对ST在10%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0.581%;对IN有微弱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0.025%,但并不显著。HB对FN在5%水平上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影响度为-0.823%;ST对FN在10%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1.051%;IN对FN具有微弱的反向影响,影响度为-0.051%,并不显著。
二、面板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为了让误差项实现正交,以便克服因误差项相关而对估计效果产生影响,这里采用的方法是Cholesky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分解。由于方程顺序或内生变量顺序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影响Cholesky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分解结果,需要建立相应的置信区间来避免这一问题。为此,本文以GMM方法估计出的系数以及方差—协方差矩阵为基础,采用MonteCarlo模拟实验随机生成大量系数,重复计算变量间的冲击响应,这一过程共进行了500次,用模拟结果所获得的两个标准误差置信区间来评价变量间的冲击响应是否显著。图1给出了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PVAR正交化脉冲响应图,其中横轴为追溯期,这里共考察了6个追溯期;纵轴为其他变量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因变量的响应程度;中间一条曲线为因变量的响应函数线,外侧两条曲线为2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图1中第一行分别是FN对来自HB、ST、IN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情况。由图可见,当HB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FN在即期的响应值为0,随后表现为一种反向效应,这说明1993-2011年间西部地区的货币资产增长并没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究其原因,这或许是因为货币资产的增加意味着社会融资环境变得更加宽松,在融资成本较低的条件下企业缺乏动力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缘故。当ST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FN在即期的响应值为0,之后则呈现为一种正向响应,说明证券资产结构的调整促进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这与证券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相符。当IN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FN的即期响应值为0,之后逐渐呈现为一种反向响应,这或许与西部地区企业效益不高有关。当企业效益较差时,保险资产结构的提升意味着企业将为更多员工投保,或为原有员工增加投保金额,这可能会加重企业负担,在一定时期内不利于企业发展,因此表现出一种微弱的反向响应。图1中第二行分别是HB、ST、IN对FN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从图中可见,当FN产生一个标准信息差冲击时,HB的响应为正向,这说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货币资产结构的提升。这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后,其产出效率更高,企业和居民个人将拥有更多存款和财富,其显现出来的效应就是整个社会的货币资金增加。当FN产生一个标准差信息冲击时,证券资产结构在即期虽然表现为一种微弱的反向响应,但很快转变为一种稳定的正向响应。说明从整体上看,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证券资产的发展。当FN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IN在即期表现为一种正向响应,之后逐渐向0收敛。说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能促进保险资产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这种促进效应还相对较小。为了进一步揭示各变量波动的来源,下面分别从10、20、30个预测期对HB、ST、IN和FN的预测均方误差进行分解,进一步分析HB、ST、IN和FN间冲击作用的具体构成,结果见表5。由方差分解结果可知,在10、20、30个预测期,FN的变动中分别有37.288%、34.513%和34.493%的比例来源于自身,来源于HB的影响分别为17.336%、17.192%和17.178%,来源于ST的影响分别为41.343%、44.947%和44.991%,来源于IN的影响分别为4.033%、3.349%和3.339%。对FN变动影响的大小顺序分别为证券资产结构调整、货币资产结构调整、保险资产结构调整。与此相应,FN对HB的影响分别占到32.369%、34.488%、34.492%,对ST的影响分别为29.191%、34.450%、34.492%,对IN的影响的分别为34.945%、34.498%、34.492%。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升级对证券资产结构调整、货币资产结构调整、保险资产结构调整的影响大小较为接近。
三、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
根据Granger的研究结论,如果两个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存在协整关系,那么这两个变量间至少存在一个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19]。在假设变量已包含全部预测信息的前提下,Granger构建了以下检验模型。该模型主要适用于时间序列数据。Hurlin和Venet认为,当检验对象为既有时间维度特征,又有截面维度特征的面板数据序列(PanelData)时,由于样本量明显增大,自由度提高,解释变量间的共线性程度会降低,基于面板数据序列为基础的模型检验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20]。模型(8)假设变量Y与其自身的过去值以及变量X的过去值相关,如检验结果显示变量X的系数和显著不等于0,则说明系统中仅存在X到Y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9)假设变量X与其自身的过去值以及变量Y的过去值相关,如估计结果显示变量Y的系数和显著不等于0,则说明系统中仅存在Y到X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如果检验结果显示变量X和变量Y都显著不等于0,则说明变量X和变量Y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X是Y的格兰杰原因,Y也是X的格兰杰原因。以上模型中,Δ代表变量的一阶差分,p为变量的滞后期数。如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差分项显著,则说明在短期内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如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误差修正项ecmt-1显著,则说明在在长期内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运用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12省市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的检验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无论是FN与HB、FN与IN,还是FN与ST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ecm均至少在5%水平显著。说明在长期内,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产业结构升级是金融资产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同时,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第二,在短期内,FN和HB、FN和ST、HB与ST之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HB是FN的格兰杰原因,但FN不是HB的格兰杰原因;ST是FN的格兰杰原因,FN不是ST的格兰杰原因。第三,短期内,IN与FN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关系,即FN不是IN的格兰杰原因,IN也不是FN的格兰杰原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高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意义
大学生毕业以后主要流向企业,这就要求高校文化要面向企业要求,而企业对人才行为的指引一般通过企业文化起作用,因此企业文化对高校文化的发展方向具有引导作用。笔者认为,高校要培养符合企业要求的人才,必须建设能与企业文化对接的高校文化,这是提高大学生就业素质的有效途径,是高校、学生、企业三赢的文化建设模式。
第一,是高校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校的使命是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即要求高校人才必须能够为社会所用。与企业文化对接的高校文化建设能够培养大学生的职业意识,提高其职业实践能力,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高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使高校突破了当今普遍注重理论人才培养的做法,是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上践行了教育改革的要求;通过与企业文化进行有效的互动,促进多元文化融合,充分发挥文化的开放性,提升了高校文化的活力。
第二,提升大学生的人才价值。首先,丰富大学生校园生活,拓宽眼界。与以往的高校文化相比,与企业文化对接的高校文化不仅涉及理论、学术还囊括实践、就业等内容,多元的文化元素丰富了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有助于大学生了解企业、行业、产业发展的有关知识,掌握实践技能。其次,加快大学生身份转换,适应企业节奏。职业型高校文化的教化有助于大学生明确职业生涯规划,加快大学生的身份意识转换,通过专业能力的掌握、职业素质的培养和企业文化的熏陶,实现“校园人”到“企业人”的顺利转型。最后,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激情,鼓舞创新。通过对企业、行业和产业的认识,大学生在发挥能动性过程中会观察、学习、发现,甚至产生新想法、新点子,由此点燃其创业激情,鼓励创新和自主创业。
第三,充实人才供应,降低企业人才培养成本。企业在招聘人才的时候尤其注重人才的实践能力,大学生实践能力的短缺使企业每年实际可选择的人才容量大大减少。职业型高校文化的熏陶有助于大学生明确自身职业生涯规划,有针对性的学习相关的执业实践能力,在校园内就已做好就业准备,具备该领域的就业能力,企业在招聘时便可以容易地找到合适的人才。由于大学生在校园时就已经接触相关企业文化的内容,他们在进入企业后,能够很快适应企业工作氛围,步入工作轨道,企业无须花大力气进行大学生的培训和改造,大大降低了人才的培养成本。
(二)高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可行性
高校文化是一种“理论”的文化,而企业文化则是一种“实践”的文化,二者分属不同领域。作为不同的群体文化,尽管二者在目标、价值观、管理风格、行为特色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6],但它们在基本形态、形成发展、人才培养方面有着互动融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二者的对接具有明显的可能性[7]。首先,它们同属亚文化,在基本形态上有相同的结构,均可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这种相同的结构为二者的对接打下了天生的匹配度。其次,它们在形成发展上具有相融性,文化在本质上都是开放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存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并与之相融共进的过程。高校文化和企业文化也在不断地产生交流和碰撞,企业的很多成熟先进的理念都引入到了高校当中来,例如管理理念、竞争理念;与此同时,作为人才和知识的密集区,以先进性和创造性为主流特质的高校文化也对社会文化(当中包括企业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辐射作用。这种互相融通的发展过程是二者对接的实践基础。最后,二者有着共同的教化对象。大学生是高校文化和企业文化的教化对象,作用于同一对象的两种文化必然存在诸多共性要求。综合上述基础,建设与企业文化对接的高校文化充满可行性。
二、当前高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主要障碍———高校职业实践文化的缺失
高校文化是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阵地,然而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的高校并未充分利用该阵地来培育大学生的职业实践能力。在高等学校,尤其是综合性研究性大学,支撑整体大学精神的是“学术”,这种学术氛围以科学知识的价值体系为根本归旨,在“学历和知识”上给予了较大重视。长此以往,形成了高校学历本位制的培养模式,学历教育和应试教育成为教育主旋律,高校文化也和实际的社会需求脱节从而走向“书斋化”,成为强调和传达以“学历和知识”为中心的文化,忽视了职业实践文化的建设。这成为当前高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主要障碍。高校的职业实践文化是指高校在文化建设中为了提高学生的职业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就业素质而进行的一种高校分文化建设。当前,高校存在三种不同程度的职业实践文化建设的缺失。
(一)对职业实践文化完全忽略
由于缺乏对职业实践作用的认知或者是由于对学术价值的过高认可,这类高校只强调学术价值,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忽略对大学生职业实践能力的培养,旨在培养“理论型”人才而不是“实践型”人才。其校园文化的主体是以学风建设为中心的知识文化,理论氛围浓厚,校园文化的建设目标是提升高校的学术氛围,文化宣传围绕理论知识展开,未涉及实践能力、职业技能等内容。
(二)对职业实践作用有认识,但是没有落实职业实践文化建设
这类高校对职业实践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知,在价值取向上也提倡“学”“用”并重,但这种认知往往只停留在意识和口号上,在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中,虽然也强调职业实践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并未付诸相关培养和指导措施。校园文化的建设普遍体现为能够对职业实践的重要性进行宣传,却没有职业实践文化建设的实际行动,成为口号式的职业实践文化建设。
(三)职业实践文化建设流于表面
这类高校对职业实践重要性有较多认知,教学过程中重视在学生职业实践能力培养,然而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中有职业实践重要性的相关宣传,也有职业实践文化的相关建设行动,但由于对职业实践内容的认知不全,导致职业实践文化的建设只做到表面的工作,未建立成体系,起不到提高学生职业实践能力的作用。以上三种职业实践文化建设的缺失,不同程度地妨碍了高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拖慢了大学生从“校园人”到“企业人”的转变脚步,拉大了大学生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错位距离。
三、高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途径———建设职业实践文化
针对当前高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主要障碍,高校文化实现与企业文化的对接的突破口是建设职业实践文化。职业实践文化应该和学术文化一样,成为高校文化的重要分文化。
(一)确立定位于服务社会的高校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是文化的内核,是驱动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精神文化建设是高校职业实践文化建设的首要切入点。高校的使命是为社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服务社会应该成为高校职业实践文化的精神文化总体定位。而在具体的精神文化提炼上,高校应该立足自身的办学历史、办学优势和办学特色等的梳理,提炼出符合自身条件的精神文化内容。经过长期的办学积淀,大部分高校会在某一行业树立起教育权威,高校在精神文化乃至整个校园文化的建设上都可以结合该行业特色。在校园精神文化的建构上,使命、校训与名师文化等文化要素形成和成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维系高校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高校在职业实践文化的精神文化建设中,也应着重发挥这些载体的作用。高校职业实践文化的精神文化可以从服务、团队、诚信、时间、质量、客户、创新等职业意识和爱岗敬业、遵纪守法、讲职业道德等职业精神去挖掘。
(二)构建彰显职业特色的高校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文化的外在表现,是精神文化的承载,也是学生感受文化的真实环境,高校的职业实践文化建设要求在高校形象识别系统中彰显实践特性:(1)建设独特的校园“宏观”物态文化。在充分挖掘高校现有景观、雕塑的基础上,重点建设集美观、实用、富有校园文化以及企业文化双重内涵的“宏观”校园文化环境。如有的学校为建设诚信文化,在学校大门左侧设立一块镌刻有“诚”字的巨石,右侧镶嵌一块镌刻有“信”字的白玉,诚石(实)信玉(誉)直观的诠释了学校对于学生“诚信”的职业道德要求。通过具象或者写意的手法,把类似的象征标志融入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中,构建高校“宏观”物态文化。(2)布置专业设施,打造职业实践基地。高校可以通过行业博物馆或陈列馆、企业冠名教室、企业冠名实验室的建设,建设高校与企业的沟通,建设具有职业特点的专业学习环境。通过行业博物馆的建设,大学生可以生动地了解到相关行业发展历史、行业特点以及行业发展动态。而企业冠名实验室可以建设成一个缩影版企业生产车间,提供给大学生一个便捷的职业实践基地。(3)完善“微观”层面物质文化建设。可以在校园内树立有关实践的名言、语录标识;在教室墙上的宣传标语中加入“职场建议”等内容;在校园道路两旁设置鼓励学生的实践和创新的路灯、灯箱;在橱窗栏张贴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行业与专业的发展前沿与趋势、业界用人的最新要求等信息;将优秀校友创业事迹通过校园广播进行宣传等。
(三)建立企业式高校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工具,通过制约人的行为起作用。制度上的相似性能够让大学生在步入企业的短时间内适应企业制度和企业日常工作模式。高校职业实践文化的制度文化建设应该向企业制度标准靠拢。高校可以从制度的内容、形式、执行上去提高高校职业实践文化和企业文化的相容性。内容上,可以预先普及大学生对企业的相关制度的认知,如职业道德的规定;形式上,可以借鉴企业的管理模式,如可引入企业员工绩效管理的KPI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管理,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包括理论考试成绩、课堂出勤率、实操能力、专业素养、课堂创新能力等在内的几个关键性指标,而非仅评一纸试卷评价学习成果;在执行上,通过严格执行来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培养大学生遵守制度的好习惯。
(四)创新学以致用的课程文化
课堂是大学生汲取知识的殿堂,也应该是习得技能的主要校场,职业实践文化的建设离不开课程文化建设。高校的课程文化建设可从四个方面着手:课程设置、师资安排、教学方式、考核体系。(1)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上考虑到企业要求。例如,可以将商务礼仪定为必修课,为学生就业扫清职场礼仪障碍。(2)扎实教师队伍的实践资历。一方面有计划地选派企业实践经历薄弱的教师去企业顶岗,丰富实践资历,提高实践教学水平;另一方面聘请企业专家、社会成功人士为客座教授,定期来校开设专题课程。(3)创新教学方式,让课堂多样化。除了传统教室,企业观摩、跟师学艺、动手操作、专题研修、课题跟踪等实践活动可以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4)考核体系应该纳入技能指标。除了理论知识,考核内容还应该包括操作技能掌握程度。评分标准可以参考行业标准,在考核主体上还可以请企业相关人员直接进行考核。
(五)活跃校企交流的行为文化
行为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动态体现,行为文化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的积极性。高校职业实践文化应该建设“请进来”、“走出去”的活跃行为文化来调动大学生的实践积极性。(1)定期举办各类企业家讲座,介绍企业成长历程、企业家创业事迹、创新技术、行业前沿、管理经验、职场要求等,增强学生的职业感知。(2)与企业合作开展创业类、职业类赛事,调动大学生积极性,培养大学生的团队精神、竞争观念、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帮助他们将理论成果转化为实际项目,树立学生的成就感和职业信心。(3)依托学生社团组织,扩大高校与企业的接触面。发起于学生,面向学生,社团组织是高校活动的活跃主体,积极性强。高校可以通过鼓励学生社团组织多开展丰富多彩的创新和实践活动,对这些活动的开展提供相应的支持,对活动成果进行奖励等多种形式将社团组织发展成践行职业实践文化的重要阵地。
关键词:应用文写作 专业 结合
近年来,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职业能力提出要求,如象山大型模具、机械企业不仅要求学生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还要具备应用文写作能力。由于应用文写作课程自身的局限性,使得该课程成为一种摆设。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某种怪圈——教师厌教,学生厌学。其结果导致有些学生连请假条、借条都不会写。
为了符合中职职业教育的特点和新形势的需要,笔者认为,应用文写作要一改条框教学模式,根据具体文种、不同专业,采用应用文写作与专业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教师设定的逼真的模拟情景中找到契合点,丝丝入扣,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笔者在实践中摸索出以下几条经验,以供大家参考。
一、创设情境,营造氛围
教学情境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根据教学的内容,为落实教学目标所设定的适合学习主体并作用于学习主体,产生一定情感反应,能够使其主动积极建构学习的学习背景、景象和学习活动条件的学习环境。针对应用文枯燥乏味、呆板的课程特性,教师要开动脑筋为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充分利用多媒体及各种道具,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一个真实的情境犹如给学生架起了一座从学校通向社会的桥梁,让学生有机会感受社会、了解社会,并最终走向社会。
二、结合专业,整合模块
以两个专业为例。首先是文秘专业。象山县自从1998年起,年年开办开渔节。开渔节是一张宣传名片,令象山享誉中外。以此为契机,象山近几年又开办了海鲜节,进一步拉动了全县商贸、餐饮、旅游等服务业的发展,销售业绩一片红火。假如你身为政府部门的一名秘书,你应考虑三个阶段的工作。前期工作包括:领导部署工作会议记录、宣传、策划书、计划、拟写邀请函、请柬、往来工作关系函。中期工作:包括开幕的接待、贺词、欢迎辞、记者拟写新闻稿、(招商引资)洽谈。后期工作包括:总结稿、“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的倡议书以及保护海洋资源的公益广告。
其次是建筑监理专业。象山是个建筑大县,建筑企业更是不计其数,像宏润、龙元、华丰这些知名品牌更是享誉国内外。职校的建筑班理所当然成为学校的重点专业,提高本专业的应用文写作能力迫在眉睫。为此教师创设三个情境,施工前要求拟写招标书、投标书、签订建筑施工承包合同;施工过程中要求拟写开工令、工作日志(包括安全日志)、记录(项目例会会议记录,施工技术交底记录)、监理工作的往来联系函、调查报告(工程质量事故调查报告、工程质量监理报告、竣工验收报告);最后是工程竣工总结。
新版的职高教材较之旧版有很大改进,多了一些案例,但是总体来说,条条框框较多,学生能看得懂,但未必会有兴趣学,所以教师要整合模块,将浅显的、熟知的应用文先教,然后与专业相结合,让学生提前感受职场生涯。例如,职业模块第一单元应用文写作是调查报告,第三单元是广告词写作,第四单元是策划书。为了模拟情境的需要,我们可以先安排学习策划书,然后学习写广告词,再学习写调查报告,完全不必拘泥于课本设置的顺序。
三、应用文写作与专业结合的效果
首先,体现了基础课程为专业服务的宗旨。
针对文秘专业的学生,整个教学流程都紧扣专业,体现专业特色。如:贺词、欢迎辞、请柬等。建筑专业包含招标书、合同、开工令、项目例会、会议记录等的写作。这样既帮助学生了解专业知识,同时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又解决原来纸上谈兵、学了就忘的问题。
其次,体现了新课程标准的精神。
发挥全体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人翁精神,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组织能力,让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成为课堂的主人。
最后,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在施教前先将任务布置给学生,这样学生便会查阅资料,翻看书籍,这是一个增长知识、逐渐对专业产生热情的过程。因为每个学生都有各自的任务,为了顾全大局,不失本小组的荣誉,课前他们必须下工夫去查阅资料,向教专业课的教师请教。另外,教师通过视频教学向学生明示建造一座大楼的艰辛,督促学生在校期间要努力,给学生造成如果不努力毕业就无路可走的紧迫感。
参考文献:
关键词:经济发展;商品劳务税;资本积累;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是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主题,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任务更为艰巨,要求也更为迫切。规范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力量来自于市场的价格机制作用,它能够自动地促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政府有责任干预市场运行,而对于以市场为配置资源主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适当干预经济发展的意义则更为重要。
税收是国家对部分产品或国民收入进行的法定分配,它同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的主要工具和为其他财政政策筹资的主要手段。一般说来,现代税收除筹财政资金的基本职能之外,还具有三大经济调节功能,即促进资源有效配置、调节收入合理分配以及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在发达国家,所得税是主体税种,税收政策实施的主要工具都是所得税,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税源构成和征管能力等因素,商品劳务税往往成为主体税种,因而其在税收政策实施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品劳务税是以商品和劳务的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课税体系。它主要包括消费税、销售税、增值税和关税。本文拟对经济发展中的商品劳务税作一理论上的探讨。
一、发展资本积累与商品劳务税
在发展中国家,实际经济增长和在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有着压倒一切的意义,但经济增长要受资本积累规模的约束。因而,如何形成足够的发展资金,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般而论,一国的资本积累有两种来源,一是利用外资,二是动员国内资金,尤其是国内储蓄。国内储蓄包括居民个人储蓄、企业储蓄(税后利润)和政府公共储蓄(主要来源于税收)。税收在调动社会资源用于储蓄、投资方面有两条渠道:一是通过征税筹集财政资金,增加公共储蓄或政府用于公共投资的集中性财力;二是通过制定鼓励储蓄的税收政策,刺激企业和居民个人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扩大私人投资。
在发展经济学的税收政策思路中,一国资本积累水平同税收收入水平相关,也和税制结构选择相关。发展中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税制结构,选择什么税作为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在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看来,首先应服从于扩大和刺激储蓄、促进资本积累的需要。他们的基本主张是,商品劳务税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体税种,对发展资本的筹集发挥主要作用。为此,他们作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商品劳务税的范围主要是指一般销售税、消费税、以及营业税和关税等间接税。从总体上看,这些税收的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较高。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愈低,商品劳务税的比重愈高。据资料显示,在低收入国家,商品劳务税占全部税收总项的比重为41%,而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30.9%,如果将进出口关税并入商品劳务税计算,高收入国家的比重为32.4%,而低收入国家高达71.1%.这表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较高的商品劳务税比重相联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商品劳务税作为主体税种具有稳定的筹资功能和较低的征管成本,但根据税收效率的分析,它会对经济增长和市场机制产生较大的扭曲效应,这就需要适当提高所得税比重,推行商品劳务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
二、优化产业结构与商品劳务税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赫立克和金德尔伯格的理解,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以更多的投入或更高的效率去经营更多的产业,还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量分布的变化。在一国资源量为一定的条件下,通过产业结构变化,优化资源配置,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力量。
考察西方国家10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产业结构变化的长期趋势是:初级产业主导制造业主导服务业主导。而引起或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如同经济发展的动因一样复杂,从外因分析,政府的产业政策及其配套的财政、税收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特别是税收政策在推动一国产业结构形成、发展和优化的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对于商品劳务税来说,它作用的大小是一个理论上和实践中争论颇多的问题,下面我们来作简单探讨。
首先,在讲座经济体制下,商品作价主要采用国家指令性或指导性计划价格,商品劳务税在配合价格调节生产和消费,以促进产业结构化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低税和高税不能直接形成低价和高价,因而商品劳务税对于调节产业结构的功能必将削弱。其次,商品劳务税作为间接税,具有易于转嫁的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间接税的税负转嫁机制将充分发挥其作用,这决定了运用商品劳务税调节产业结构具有不确定性,甚至使政策目标落空。第三,商品劳务税与价格直接关联,其本身会扭曲商品的相对价格,导致消费者剩余损失;扭曲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而导致生产者剩余损失。因而最终不利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第四,商品劳务税还会对产业政策发生扭曲,这突出表现在增值税选型上。以我国为例,在生产型增值税实行统一税率的情况下,加工工业的进税抵扣比重大,税负轻;基础原材料和能源工业的进项税抵扣比重轻,税负重。显然,生产型增值税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产业政策相背离的。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过分强调商品劳务税对于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而应适当弱化。税收对于产业结构的调节应主要依靠所得税优惠来发挥作用,同时适当发挥商品劳务税的辅作用。
三、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与商品劳务税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以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是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总和。在同一个国家,由于地区间劳动素质、资本投入、技术进步、自然资源,地理和交通条件,以及其他社会性、国民性因素的差异,往往使区域间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既有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甚至经济落后地区。税收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如何采取有效的税收政策以及商品劳务税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则值得探讨。这对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般来说,税收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地区总税负水平的轻重,影响本地企业的积累能力;地区税收优惠政策的广度和深度,影响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吸引力;税制结构对地区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这里,我们重点从第三方面分析商品劳务税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地方财力的强弱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来说也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发展中国政府大多选择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税种,这对地方财力有两大好处:第一,这些地区的税源比较充实,税收收入不受企业成本费用高低影响,有利于保证落后地区的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对于增加当地公共积累,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各项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第二,有利于减轻落后地区企业的负担。因为商品劳务税属于间接税,可转嫁税,这样地方政府可以从中取得稳定、可行的收入,同时又将税款转嫁给购买方,经济落后地区将从中受益。
四、收入合理分配与商品劳务税
实现收入合理分配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一国GNP获得增长,但社会分配状况恶化了,低收入阶层较之过去相对乃至绝对贫困,就可能出现有增长、无发展或高增长、低发展的情况。对我国而言,这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根据库兹沓茨的“倒U假说”,收入分配不均是一国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要从根本上消除,只能以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为动力,实现经济结构的变革,但同时政府并非对之无能为力。在政府的各项政策中,以实现收入均等化为目标的税收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税收以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主要包括所得税、商品劳务税、财产税以及社会保险税对转移支付制度的筹资作用。对商品劳务税的调节机制而言,主要是消费税对高收入阶层支付能力的调节。国际通行的商品劳务税主要是增值税和消费税。一般说来,增值税对各类商品和劳务普遍课征,是中性的,因而增值税不论是由企业负担,还是消费者负担,通常都不具备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消费税则不同,只是对某些特殊消费品课征,是非中性的,收入阶层一部分收入在流通领域里就转化用于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
从理论上讲,消费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不象个人所得税那样直接、有效,但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消费税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标或许更切合实际。这是因为:(1)发展中国家一般实行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而消费税又占相当大比例,往往高于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2)征税消费品的选择,一般都是对奢侈品征税或重税、对必需品免税或轻税,这样就把绝大部分税加在高收入阶层身上,因而也具有与所有税相似的累进课税效应。(3)与所得税和财产税相比,消费税税源易控管,逃税难度较大,能够保证政府的分配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同时,由于消费税的非中性特性,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也有负面影响,容易产生“超额负担”。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对此进行效率与公平、增长与效率的权衡。
五、通货膨胀与商品劳务税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巨大的财政赤字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它困扰着这些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如何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家政府所追求的重要政策目标。在20世纪末,从1997年起,“有7个经济本(指日本、墨西哥、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韩国、香港-引者注)经历了与大萧条极为相似的严重经济衰退”,中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因此,治理通货紧缩又成了很多国家当前的经济任务。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同样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主要特征是物价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上升,通货紧缩的主要特征是物价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尽管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通货紧缩往往伴随着经济衰退或是造成经济衰退的重要因素。治理通货紧缩的主要措施是实施和推行扩张性的财政对策、货币政策、相应的产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税收政策方面,目标是刺激消费者需求,除开征利息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财产税之外,还要进一步降低商品劳务税中有关投资和消费的税收,提高投资倾向和消费倾向,以推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
税收政策与通货膨胀问题的相关性有三个方面,即税收收入水平、税制结构和税式支出。对商品劳务税来讲,我们重点分析税收收入水平中增税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增税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消费税实现的。虽然消费税由于转嫁性,在短期内可能会推动商品价格上涨,但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也会抑制需求,从而在较长时期内降低通货膨胀压力。消费税的这种反通货膨胀效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具有一定需求弹性的生活必需品征收一般消费税,二是对部分高消费品征收特别消费税。
六、开放经济与商品劳务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