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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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法论文范文第1篇

二战后，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待外资的态度大体经历了两次转变，即从开放到限制再到自由化。

二战后的最初十年，发展中国家几乎无限制地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投向本国自然资源及关键性产业的开发,以发展民族经济。从上世纪6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转而采取了限制性、甚至歧视性的外资政策，他们既意识到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及可能带来的利益，同时又认为国家对外资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发展，发达国家掀起了投资自由化浪潮，促使发展中国家推行了以国际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逐渐开放国内市场，实行自由化倾向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近年来许多国家均修订了其外资法,扩大了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自由化的程度。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跨国公司异常活跃，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量。各国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增强综合国力，都无不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资的进入，并按着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外资进入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外资政策。②

二、国际投资对国际法原则的深化

（一）国家原则

国家原则既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在国际投资领域内，国家原则具体体现三个方面：

1．自然资源所有权。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原则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确立的重要的国际法原则，它规定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如《关于自然资源永久的决议》、《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特别是《各国经济权利义务》等。

2．经济战略决策权。国家有权确立其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这是国际法上的自决权③的表现。在国际投资领域，国家可以决定鼓励、允许、限制、禁止引入外资的具体行业，并计划引入资金的规模。

3．经济行为管理权。国家不仅在宏观上设计一种制度模式，还在微观上具体进行管理。每个国家有权按照其法律和规定并依照其国家目标和优先次序，对在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外国投资加以管理和行使权力，任何国家不得被迫对国外投资给予优惠待遇。

（二）公平互利原则

公平互利原则是国际经济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在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一原则是我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历来主张的平等互利原则的发展。现代的国际社会，其经济秩序应当从原来的“平等互利”向“公平互利”转化，它应当普通适用于国际投资各种法律关系。④

三、国际投资的国际法规制

国际法上对国际投资行为的规制生具体现为双边投资协定、在世界银行集团和WTO框架下的多边投资法律规则体系和联合国及世界银行所作出的关于国际投济的指导性文件。

1．双边协定。由两个国家对投资问题进行系统的谈判，并将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条约的方式确定下来，是解决国家间投资管制法律规则不一致的良好途径。

2．区域性投资规范。制定区域性国际投资规范的努力早在二战结束即已开始。20世纪8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空前发展，区域国际投资法制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东南亚国家联盟、安第斯集团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亚太经合组织都制定了一些具有一定影响的区域投资法律文件。⑤

3．全球性规范。投资的增长和投资争议的增加使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都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普通性的调整国际投资关系的国际法制度。资本输出国、代表资本输出国利益的国际民间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为此作出了制定国际投资法典，建立多国间投资保证制度，成立解决国际投资争议和国际公约及机构等建议；发展中国家也为此通过七十七国集团提出了《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的方案。

4．世纪贸易组织有关投资的协议。WTO是以多边国际贸易协议为主要内容，以世界贸易组织为组织保障，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后盾的全球性、综合性的国际贸易管理体制，可以成为是多边贸易体制或者是多边协定体制。WTO条约体系主要以调整全球贸易为主要目的，但是鉴于贸易与投资之间密切的联系，故WTO体系实际上又是一个与投资有关的多边协议群。

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投资的协议主要有三个:即《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简称TRIMS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⑥这几个协议成为关于投资的国际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有关国际投资争议的处理

正确处理国际投资争议，是调整国际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措施。有国内法制度，也有国际法制度。在处理投资争议的途径和方法上，有政治手段，也有法律手段，关于解决投资争议的途径，向来有两种手段，即政治的手段与法律的手段，国内解决与国际解决。

（一）投资争议的政治解决

1．斡旋与调停。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投资争议，最常见的是斡旋和调停。在理论上两者虽有区别，但在各国实践及国际惯例上，并不严守其区别，两者的作用已逐渐融合起来。⑦

2．通过外交保护解决争议。通过投资者本国政府行使外交保护权，或同东道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或提起国际诉讼，以求解决投资争议。

(二)投资争议的司法解决

司法解决是指通过法院，运用司法程序予以救济。基于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国内救济原则，关于投资争议在当事人间没有协议采用仲裁解决时，可向当地法院提讼。但国内司法救济不限于此，投资者也可向本国法院或第三国法院申诉。

(三)投资争议的仲裁解决

用仲裁方法解决国际争议，由来已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合理的法律手段。运用仲裁程序解决国际投资争议及其他商事争议，经长期实践，已逐步制度化、国际化。无论是临时仲裁的安排或常设仲裁的制度化，作为一种处理商事及投资争议的法律手段，是使双方得到公平而满意的解决的。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

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也进入了WTO的关注范围。实践中关于投资的争端也会在WTO体系的争端解决机制中解决。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保证着法体系的正常运转，是保障多边贸易体制可靠性和可预见性的核心因素。

WTO争端解决规则具体包括《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及其附件、《关于实施与审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的决定》、《关于服务贸易总协定某些争端解决程序的决定》、《关于按照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定或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五部分处理争端的宣言》，以及WTO各项规定及其配套或附属协定中的有关争端解决的条款。⑧

五、跨国公司对国家的影响

跨国公司在各个领域里向国家的经济发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由于拥有巨大的生产规模和庞大的管理组织体制，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跨国公司在很多行业都占据了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但需要跨国公司的技术，还需要跨国公司的资金。由于跨国公司对技术转移严格而有效的控制，往往使得技术落后的发展中东道国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形成经济依附性发展，削弱了国家的经济。

为了编织一个全球战略网，进一步获得和保障既得利益，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会使得自身的权力越过经济领域，把触角延伸到政治领域，尽量影响政府的相关政策。“跨国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尽量利用接受国给予的经济上和技术上的优待，结果却发展到想方设法来控制其资源、需求和有关知识的地步，这就损害了接受国的。跨国公司还企图以它们的私营企业的权限来取代各国的国家权力对于建设未来社会经济体系而进行的民主管理。”⑨比如1953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帮助伊朗摩萨德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在危地马拉阿目兹政府中担当了重要角色，1973年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中施加了影响，⑩还有最近发生的韩宝事件在韩国掀起的政治经济危机等。这些都表明了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内外最高绝对权力的制约性影响。

虽然跨国公司对国家具有侵蚀作用，也不能片面地夸大其作用。要知道，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虽然非国家行为体或者泛国家行为体异军突起，但是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跨国公司还远远没有得到与之相提并论的资格。国家原则的核心特征，即对内的最高性和对内的独立自主性并未改变。

六、结语

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国际投资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重要途径，是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对国际法体系来说，国际投资有其巨大的积极影响，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只要通过正确的法律法规对其加以引导，则国际投资必将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有利的影响。

注释：

①⑤吕岩峰．国际投资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第147页．

②钟阳胜．跨世纪国际投资与外资政策新变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1)．

③自决权，也称民族自决权，是集体人权的重要表现方式,在美国、苏联等国家的倡导之下,成为一个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术语,有发展中国家载20世纪中期以后广泛实践并获得国际社会认同．．

④韦经建，何志鹏．论国际经济法的公平原则．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3）．

⑥周浩荣．WTO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财经界．2008(2)．

⑦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0页．

⑧汤树梅．国际投资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页．

⑨舒绍福．跨国公司与国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6)．

⑩迟德强．浅析跨国公司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江汉论坛．2007(8)．

参考文献

[1]都亳．论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当代法学．2001(6)．

[2]余劲松．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李玉．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11)．

[4]徐箐．加入WTO与我国外资法的完善．法学．2001(1)．

[5]刘笋．论WTO协定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民商研究．2000(1)．

[6]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苗圃．略论跨国公司对国家的影响．法制与社会．2008(8)．

国际投资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际法；国本主义；人本化；国际投资法

国际法的国本主义传统以为标志，对国际社会进行条块分割，并为国际法体制设定基点及尺度，在全球融合的经济背景下，已无法满足国际法治秩序实现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要求。这不仅推动应然国际法在基本价值取向上突显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利益，向一切以保护人的尊严及权利为宗旨和依归，以自由、平等、人权、正义等价值为目的演进；同时也在实然国际法规范上得到广泛实现，个人的存在与发展得到大量国际法人本规范的确认和保护，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参与国际法形成与运作过程的作用日渐加强，国际法在建立和完善国家间共处与合作的和平发展秩序的基础上更加致力于自身人本秩序的建构，展现出一幅“人本主义”的图景。国际法价值理念的升华和制度结构的重置无疑会向投资领域全面渗透，对新国际投资秩序的构建和完善产生重大影响。

一、国际投资条约人本价值取向的突显

（一）双边投资条约削弱东道国投资管辖权

国际投资的法制化发展在多边立法平台欠缺的情况下首先在双边层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协议的全球性体系迅速扩大，双边投资条约出现了“加速度”发展的态势，一个庞大的双边投资条约网络正在展开。这在全球性、综合性多边投资规则体系几度“流产”的条件下，以国际契约的方式实现促进和保护外资的功能，为投资领域国际法律新秩序的形成提供基础动力。但晚近双边投资条约呈现出高水平的投资自由化规则、强有力的投资保护以及国际化的争端解决程序的发展特点，东道国建立在国际法赋予一国属地管辖权基础上的外资管辖权凸显弱化趋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东道国投资准入决定权受到侵蚀。随着晚近各国以自由化为取向的外资法改革的推广以及具有自由化性质的投资条约实践的普及，投资准入自由化渐趋成为世界性投资立法趋势，无论是世界银行《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南》倡导将开放投资准入作为外资立法目标，还是美式双边条约关于国民待遇适用于投资准入阶段的规定；从《能源条约》关于成员国应当在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给予外资自由准入的软规则，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于外资设立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规定，直至MAI的准入自由化规则，都昭示着各国自主施行投资措施时代的终结，东道国制定限制性投资准入措施的权利不再是本国政府自由决定的事项，而会更多的纳入跨国投资国际法制的约束范围。

2．国家在投资领域中的违约行为上升为国际不法行为的可能性增强。在投资运营的待遇上，依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解释，投资自由化的主要特征和要求所在就是外国投资者待遇标准的提高。“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的引入使投资领域契约责任的承担具备上升为国际责任的便利渠道，外国投资者可据此寻求对抗东道国的特权地位。

3．国家对外资经济的管理职权被架空。在晚近BIT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个重要倾向，就是无论在东道国外资准入的审批程序还是外资的运作过程中，都禁止对投资者施加诸如出口配额、当地成分、技术转让等履行要求作为准入和运营的附加条件，以开放性的准入和运营方式激发投资者的积极性，并防止规避法律现象和腐败行为的滋生和蔓延，这无疑使东道国借助履行要求引导外资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目标的权力受到封杀。

4．国家根据原则所享有的国有化权利遭到剥夺。20世纪90年代，当完全排斥国际规则、固守国家原则的卡沃尔主义在越来越多自由化性质的BIT巨大冲击下行将就木的同时，代表海外投资者利益、以“充分、及时、有效补偿”为核心特征的赫尔补偿原则，却借此获得无限发展的空间，成为对“合法性”征收与国有化措施设置的适用前提，在事实上剥夺了东道国在征收和国有化上的固有权利。这使得经济实力薄弱的国家当全球经济出现全面衰退，需要借此摆脱经济危机并实现对本国经济命脉控制的时候，面临受制于人的危险境地。

（二）社会公益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受到关注

国际投资立法不仅关系到缔约方之间权利义务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同时如果缺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而失去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必将导致全球经济一体化或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在日益高涨的质疑、指责中走向没落。公众对代表自己行使公共权利的政府机构在处理与外国投资者关系中，是否充分考虑环境、健康、公共安全等因素上具有强烈的知情权要求，这促使国际投资条约在投资争端解决程序这一保障条约实施的重要环节上开始涉及透明度问题。

1．在参与投资仲裁程序主体范围上的突破。许多国际投资条约正是因其投资争端的解决在涉及国家公共利益的敏感领域欠缺非国家主体的有效参与而不断遭到社会公众的强烈诟病，透明度成为引发机制无法“取信于民”，产生信任危机的重要根源。众多非政府组织、代表不同领域公共利益的民间团体纷纷以“法庭之友”的身份介入争端解决程序，并以向争端解决机构提供事实信息、法律解释及相关意见的方式对投资争端的解决产生影响。这样，大量投资争端解决实践中对“法庭之友”权利和地位一定程度的确认，迫使国际投资条约为非国家实体介入争端解决程序做出制度安排。

2．国际投资协定的民主化进程加速。对于国际投资条约的缔结者，也是投资争端潜在当事人的非争端缔约方，争端解决机构如何在实践中解释和适用条约内容，关系到确立条约义务是否得以遵守的衡量标准，也成为他们监督和防范外国投资者利用争端解决机制对东道国国家公共利益造成侵害的重要方式。因此，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条约注重对缔约方作为非争端当事方时享有的权利做出精心设计，并在仲裁实践中对上述权利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和完善，以提高国际投资协定实施的民主程度。

二、国际投资立法重心由南北矛盾向公私冲突转化

（一）早期国际投资立法中旗帜鲜明的南北矛盾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东道国基于平等原则对外资拥有绝对的权力，而投资者无法得到任何国际法的保护。作为资本输出国代表投资者利益的发达国家与作为资本输入国代表东道国利益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与对立，双方纷争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对跨国投资的法律保护上，分别代表南北双方立场的“卡尔沃主义”和“赫尔准则”因此产生。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投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发达国家不满足于确保本国海外投资免受东道国侵害，而是进一步谋求发展中国家清除对外国投资的法律限制，力图通过将投资问题国际化，使本国投资者尽量摆脱东道国国内法律管辖，以推进投资自由化；而发展中国家则试图对此进行抵制，并竭力维护其依据国家原则对外国投资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权利，以排除投资母国借国际法干涉东道国内部经济事务。

（二）晚近国际投资立法中复杂多变的公私冲突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投资中的角色改变交相辉映，进一步促进双方在国际投资立法中的相互理解和利益趋同，再加上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而展开异常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保护和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内法律基础设施获得显著改善和提高，南北分歧趋于缩小。而日渐密切的国际交流必然导致日趋完备的国际规则，外国投资者享受到BIT及其他法律文件所赋予的“类宪法”的保障与特权，使得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权利义务极度不平衡，引发外国投资者的私人利益与东道国公共利益之间日显突出的矛盾。同时，国际投资中的人本价值不仅体现在对私主体抗衡国家能力的全面保障及外资的准入和运营各环节歧视性管制的拆除，更意味着挖掘投资活动对社会公众整体利益的激励作用。投资自由化不能以诸如人权、环境以及劳工标准等重要的公共利益为代价，新自由主义的投资制度也必须加以变革，有必要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规制外国投资，以避免重蹈阿根廷与其他拉美国家近年来所遭遇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一个理想的国际投资制度，应当超脱国家间利益的妥协，而在公私主体间寻求利益的平衡点。

国际投资立法争议焦点从“强国”与“弱国”的对立，即“南北矛盾”，转向“国家”对“公司”的对立，即“公私冲突”。这不仅主导着承载各方利益均衡的国际投资规则的形成过程，更重要的是在国际投资法这个国家经济严防死守的领域人本价值取向的彰显。

三、国际投资仲裁多元化挑战国家

在《华盛顿公约》基础上建构起的有节制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为国家与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不断涌现的“公私冲突”提供更加可信和中立的投资争端解决方法。然而，晚近双边投资条约摆脱ICSID仲裁机制的约束，竭力弱化卡沃尔主义所倡导的投资争议当地救济原则，以及东道国法律优先适用处理投资争议的规则，不断推进投资争议国际仲裁的直接性和强制性，形成多元化发展趋势。这触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泛滥成灾，大量临时组建的国际仲裁庭对国家公权力行使的正当性进行一裁终局的判定成为普遍现象。

首先，在投资实体法上，以美式BIT为代表的投资条约通过“投资”及“投资者”范围的广泛界定、投资待遇的模糊规范、间接征收条款内容的不确定性等含义不明的实体法条款，使得范围广泛的“合格投资者”能够动辄主张东道国“措施”违反条约义务，并由此提起国际仲裁请求。晚近国际投资仲裁庭在缺乏适当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演变成为有权裁定东道国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行政法庭和判断东道国司法判决是否体现公平公正的上诉法庭。如自1998年起，美国在NAFTA下，就曾10多次被加拿大投资者提起仲裁，对美国国内立法和政府管理行为的合法性提出挑战，甚至对美国司法体系的公平性产生质疑，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政府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其次，在投资程序法上，作为提交国际仲裁前提条件的国家同意带有更多的强制意味。大量仲裁实践中国家须在签订投资条约时事前概括做出，无需个案逐一、具体同意；仲裁庭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大，缺乏适当监督和纠错机制；在认定“合格投资者”上国籍选择标准的宽泛，为投资者通过改变公司结构的方式选择救济场所，滥用诉讼权利提供可能。这些程序设计所存在的诸多缺陷，加之具有可强制执行性的国际仲裁所涉及的巨额赔偿，无疑给国家的正当行使带来巨大风险。

多元化的国际投资仲裁正从行政、司法、立法三个渠道形成对国家的围攻态势，以体现自由化的国际投资条约为后盾的投资者，获得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各类私方主体在国际贸易体制、国际人权体制及其他国际法律体制内无法获得的挑战国家公权力的权利。

晚近投资自由化措施在国际法上体现出对投资者利益的过度保护，导致投资领域新的不平衡，国家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而国家经济的存在是国际法上人本秩序建构的理论前提，离开以信守国家独立自主，不受他国意志支配为基础的国家间合作，国际法的人本价值无论多么崇高也不能变成现实。因此，为使投资这一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中的行使和维护摆脱现有危机，有效平衡个人投资者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间的矛盾，不能简单强化国家的管理职权，而应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寻求国家经济的理性回归，并对内涵进行合理重构，从而有效抑制人本价值的异化。

注释：

到2007年底，全球有176个国家签订了超过5500项双边投资协定，这个数量正以每年100多项的速度递增。

依据1992年美式BIT范本第2条5款，一缔约国不得对对方缔约国的投资施加履行要求。受美式BIT的影响，NAFTA第1106条第1款禁止一成员国对另一成员国或非成员国的投资施加履行要求，包括在投资的设业、取得、扩展、管理和经营运作方面施加履行要求。ECT和MAI也紧跟美式BIT的步伐，先后作出了直接禁止履行要求的规定。TRIMs协议当中也对产生限制和扭曲货物贸易作用的投资措施及履行要求予以禁止。

DeniseMan-ning-Cabrol,‘TheImminentDeathoftheCairoClauseandtheRebirthoftheCairoPrinciple:EqualityofForeignAandNationalInvestors’,26LawandPolicyofInternationalBusiness1169.1995.

徐泉．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法律规制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

如NAFTA第1127、第1128和第1129条为缔约方设置了就条约解释向仲裁庭提交书面意见和获取仲裁中相关文件的权利。

陈安．国际经济法学专论(下编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16页．

虑及大型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以及它们有资格根据BIT运用国际司法程序对抗东道国政府的事实，可以认为它们在实质上已经具备诉讼、索赔等方面的“权利”，具有一定“”特征。

即使一国加入《华盛顿公约》，它也有权拒绝将某项具体争议提交ICSID仲裁，有权将某类争议排除在可仲裁的范围之外，既为东道国国家的运用保留了一定回旋余地，又在一定范围内为投资者提供强制性国际仲裁的依据。

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起因于国际投资条约的仲裁已超过250个，涉及4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10多个发达国家。其中，阿根廷涉案40多起，墨西哥涉案近20起。SeeUNCTAD,Investor-StateDisputesArisingfromInvestmentTreaties:AReview,NewYorkandGeneva,2005,paras.6-7.

国际投资法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主要研究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概念、内涵、构成要件、及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相关个罪，包括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违法行为

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概念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应有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之分（有学者又把它表述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其实意思一样）。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利益和国家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理制度，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的行为。在立法意义上存在的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存在于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各个阶段，不以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是否规定为转移。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表示的是那些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规的行为应该犯罪化，其标准首先是社会危害性。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则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即凡是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都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唯一标准是刑事违法性，但它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要件

2.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体要件

根据刑法理论的传统定义，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全局上思考刑法中犯罪客体问题，主要是将刑法目的贯穿于整个刑法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犯罪客体论，即“法益说”，认为用“法益”来代替传统定义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更为妥贴，笔者亦表示赞同。

就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它所侵害的法益客观上也存在许多种情况，但是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的客体要件必须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侵害的最根本的法益。这种法益通常易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操作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的侵害或威胁，因而刑法特别予以保护，同时也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方面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学者指出，证券投资基金法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本位性，但本质上都是一部“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因而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应是投资者的财产权利，笔者虽对观点表示赞同，但是考虑到我国的立法体例，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因此可能在立法者看来，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才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

2.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说明此行为的危害性，并为该行为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此外，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相关刑事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特点是外在性，直观性和客观性，不仅直接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对期货管理秩序的严重危害性，从而可以决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客体的存在，而且还是认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人主观方面的客观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具体表现为行为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在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经纪或其他相关活动中，破坏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2.3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要件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概括来讲就是与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的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其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就自然人而言，按其在犯罪活动中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可以分为一般个人主体和特殊个人主体两类。一般个人主体指不具有特殊身份，而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这类主体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领域中并不多，一般指利用证券投资基金这种方式进行贪污、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个人主体主要是特殊个人主体，即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主要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金融机构中从业人员。

单位犯罪多是经济犯罪的一大特点，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不例外。在证券投资基金的实际操作运行中，由于单位比个人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在人才储备、技术占有、信息渠道、公关手段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其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应该说隐蔽性更大，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也比自然人犯罪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单位犯罪应该是我们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预防方面所要针对的重点。要强调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单位主体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其宗旨、目的与法律是相符的，如果是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依相关的司法解释只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谈不上单位犯罪主体。具体而言，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单位犯罪主体包括:

（1）商业银行；

（2）证券交易所；

（3）证券公司；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5）其他金融机构。

2.4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理论界的一般观点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而且主要表现为直接故意。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过失不可能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理由如下：

（1）在我国刑法体系中，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皆属于财产型犯罪，也就是有的学者所指的“贪利性犯罪”，这种犯罪类型是不可能存在过失的心理状态的，因为这类犯罪有其明确的目的，或是为了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是为了减少自身的损失。例如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其犯罪行为的实质就是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

（2）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特殊的精神，说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罪过形式的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考察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刑法条文，可以发现并未规定过失可以构成相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以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而不存在过失。

参考文献

国际投资法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 要:本文以跨国公司与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为论述的主线,分析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认为,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直接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必须进一步引进跨国公司投资,同时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更好地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我国国有企业引进跨国公司投资战略和我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战略。 

 

一、引言 

西方学者对跨国公司的研究是从国际投资开始的,然而,在世界经济史中,国际贸易的历史远比国际投资悠久,国际贸易的理论也比国际投资的理论成熟得多。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有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和被称为“赫—俄—萨模式”(h-o-s model)的要素禀赋理论等比较公认的权威学说,而在国际投资方面的研究则较为薄弱。西方学者通常运用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国际投资现象,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各自的运行机制有所不同,国际贸易理论难以对国际投资做出较为科学的解释。 

二、我国国有企业跨国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海外经营中的问题主要是与企业的内部自身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相联系。这其中企业产权制度不明晰,海外企业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主要原因。 

(一)产权制度不明晰 

目前我国境外企业的管理方式主要实行的是承包经营制度。这本身是在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管理经验相对缺乏,管理机制不完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但问题是这种承包性制度往往建立于并不明晰的产权制度之上,在产权、制度和体制方面的深层次的改革远未到位。 

首先,按常理,境外企业的国有资产理应保值和增值,但从实际情况看,相当一部分境外企业的国有资产不仅没有增值,甚至连保值也未能做到。企业资产管理中存在漏洞,主要有:一些企业的国有资产以个人的名义在当地注册,造成产权关系不明确,给国有资产流失造成隐患。其次,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健全不仅存在于国内母公司,一些企业的境外子公司也沿袭了传统企业的经营机制。在该制度安排下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间的收益权与使用权划分没有得到合理且清晰的界定,进而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企业的管理机制尚未根本改变,国内企业可能过于强调了对海外公司的我国国有企业跨国经营问题研究管理与控制,而海外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与决策权力被大量剥夺;另一方面,对于海外企业的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与业务发展漠不关心,这也直接导致了许多海外企业缺乏国内母公司的相关支持而孤军奋战,海外业务的拓展活动显得后劲不足。同时国内母公司的这种态度在产权制度不明晰的情况下极易造成境外企业管理中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甚至导致管理者设租、寻租与企业资产的海外流失。 

(二)政企不分与所有者主体缺位 

我国国有企业历来是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重点与难点,其关键问题就是政企不分与所有者缺位。应该说,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之间是委托关系,这在产权制度上是相对明晰的。简单来讲就是,机构作为所有者是可以的,但实际操作中管理国有资产的是机构中实实在在的人,而这些人在事实上的责、权、利等方面与其所管理的国有资产并无百分之百的利害关系。这样来看实际上无论是国资委还是财政部充其量也只能还是国有资产的一个人而己,而相应的委托人即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方面仍然处于缺位的状况之中。 

三、推动我国国有企业跨国经营的战略 

(一)提高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企业在一定的外部经济环境下,成功地进行国际生产与经营活动的能力。具体表现为企业能够更有效地从事设计、生产、销售产品和服务,其价格和非价格特性较国外竞争者更具有市场吸引力。我国国有企业必须提高国际竞争力,只有提高国际竞争力,才能更有效的开展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 

(二)把软技术创新作为提高国有企业科技开发能力的突破口 

把软技术作为技术创新的突破口是是因为: 

第一,投资少,风险小。硬技术创新需要的投资较大,潜在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也较大,而软技术创新是对产品本体的延伸部分的创新,投资较少,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也相对较小。 

第二,容易实现技术创新的目标。软技术创新从构思开发到具体实现都是以企业内部为主,只要充分利用企业自身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销售人员、生产人员或其他相关人员的努力,就可以达到技术创新的目标。 

(三)加大国有企业科技开发资源的投入力度 

首先,加大国有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力度。科技开发是高投入、高风险活动,没有较大投入,很难进行创新。其次,建立有效的国有企业内部创新机制。最后,大力培养科技开发人才。科技开发是一个由知识技能的积累到创造性地应用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靠承载知识技能的各种人才来完成的。国有企业为了获得高水平的科技开发人才,一方面要值得投资自己培养,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国有企业需要的各种专业人才,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使他们有用武之地。 

四、结论 

我国国有企业在进行跨国经营之一前,应强化我国国有企业自身素质,明确自身的优势、劣势,克服自身劣势,认真地做好知识准备和相应的人才准备,要全面地熟悉和把握国际惯例以及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产业政策变化以及法律政策等。根据我国国有企业的核心实力来决定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认真开展海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明确投资方向。通盘考虑项目的条件和直接、间接效益,减少盲目行动,规避和减少风险。 

 

参考文献: 

[1] 于颖.浅析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存在问题的成因[j].商场现代化,2007. 

[2] 邵祥林.“走出去”跨国经营一中国经贸强国之路[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3] 中国大企业与世界级企业差距在哪里?[n]人民日报,2005. 

[4] 刃王芳.国有企业经营与管理问题研究[j].机械管理开发,2005. 

国际投资法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 外国直接投资 发展中国家 跨国公司 经济发展

一、全球投资趋势和发展中国家现状

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小幅涨至12.4万亿美元。这种温和的增长，主要归功于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提升。包括市场拓展在内的强健经济基础，稳定的盈利增长和对公司资产的乐观估值，使在发展中经济体进行跨国并购的价值翻倍。外国子公司，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其利润的增加提高了再投资收益。随着更多的国际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以维持成本效益，力图保持在全球生产网络的竞争力。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之间的区域FDI一直在快速增长，到2010年首次吸收了一半以上的FDI流量。在主要新兴地区，如东亚、东南亚和拉丁美洲，都可以看到FDI的强劲攀升。同年，有赖于国际资本市场的改善，盈利能力的提高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健康增长，FDI内流量增长了7%，高达19万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由于相对快速的经济复苏和较为旺盛的内需，FDI内流量增长了12个百分点，为574亿美元。

东亚、南亚、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投资者，同样也是FDI外流量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作为FDI的首要来源，资本流出增量均超过十亿美元，分别达76亿和68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国企业在广泛行业和多个国家，积极收购海外资产，持续他们的抢购风潮，对外总投资量已超过日本。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公司，涉足于其他复苏势头强劲、经济前景上佳的新兴市场的投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在《2011年至2013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WIPS）中声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正成为举足轻重的投资者，而且这种趋势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继续保持。

二、外国直接投资的定义

“投资”作为国际投资法的基本要素，尽管在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公约》（ICSID Convention）为代表的国际投资条约等国际投资法律渊源中，没有得到详细准确地界定，但是学者们一般认为，任何金钱或具有经济价值的其他形式资产的投入，长达不固定期限或五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就是投资。外国投资，狭义来说，则是指在一个国家以外获取资产的行为。这些资产可以是金融资产，如债券，银行存款及股票，也可以是所谓的直接投资，涉及生产资料所有权，如工厂和土地。 拥有控制企业运营的股权，也被视为FDI。

三、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依据

发展中经济体将引进FDI作为发展的一项重点战略，既有宏观经济层面的考量，也有微观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因素。

（一）弥补国内低值储蓄

生产率和生产力低下，反映在国内储蓄上，就是资金匮乏，实际收入水平低，形成“贫穷的恶性循环”。这也是储蓄不足，回流至低实际收入的投资量小的结果。FDI能够提供额外资源，补足国内资金缺口。本国资源与外部资源相结合，可以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促进发展，提高实际收入和就业率，有利于全社会收入的合理分配。因此，FDI在补充国内资源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解决外汇缺乏

不利的贸易条件，支出与经常账户的逆差，出口能力下降，是导致外汇不足的一部分原因。这些原因又都可能源于长时期过低的资本投资。在此种情况下，民众的购买力过小，投资的动机便不复存在。这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第二个层面。在这个阶段，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可以使在发展中经济体投资的微弱诱惑，和在发达经济体中投资的强诱因得到平衡，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超负荷增长。这也是国家依靠出口创汇和资金流动，特别是FDI，通过进口以积累资金的一种方式。

（三）顺应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发展的需要

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的发展，是管理和社会的需求，在短期内不会刺激经济，却有利于经济的长期运行。事实上，社会的基金应该着力刺激经济有创造性的部分。除了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有必要提高作为经济主体的人的质能，并持续推进生产性活动。

（四）满足不同产业的选择偏好和宗旨

鉴于其在GDP中的大比重，须大力支持重要的传统经济部门并予以改造。政府加大对传统经济领域的投资力度，也往往由此背负起沉重包袱。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工业、原材料、农业和采矿业皆隶于此列。困难时期，这些国家必须从质与量方面维持或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以保障或扩大其市场份额。例如，2005-2007年，因为石油需求的增加，竞争日趋激烈，石油出口国不断扩大投资，与其过去在石油市场预定份额的一贯行径背道而驰。市场的快速变化引致的迫切投资需求，往往要通过国内渠道解决。如果工业部门的需求和产量增加，直接或间接地给原材料生产商造成扩资压力，投资融资导致债务增加，为保证国内储蓄，国内或国外市场销售再添负担，而进口增多引发新的外向型依赖。同时，由于竞争激烈，没有足够的利润支持投资，又令债务上涨。在这种情况下，FDI是唯一的出路。

综上，低国内储蓄，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整体失衡，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开发，具有特定需求和社会政治目标的部门，是吸引FDI的四个主要出发点。从更笼统的角度来说，外债也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而特定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以缩小落后差距，降低利率，减少经常账户赤字，抑制国民产值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改变消极影响购买力、有效需求和产量的收入分配不均，提高资本效率。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看，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造成资本稀缺而亟需FDI的表征。

四、FDI作为发展中国家外部资金来源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济复苏倚仗的是结构性（长期）和周期性（短期）相结合的拉动与推动因素。在发展中国家，GDP高增长预示着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周期性拉动），而政策框架则被认为应对未来冲击的韧性更强（结构性拉动），特别是在亚洲地区。量化宽松和利率降低造成发达国家的流动性过剩，驱使其在发展中国家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和回报率展开投资（周期性推动）。虽然FDI引致外部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方兴未艾，鉴于FDI的波动性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相悖离，国家必须慎之又慎。

首先，资本的激增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面临的不稳定性更高，直接对本国货币汇率升值形成压力。发达经济体的低利率环境不能无限期维持。2009年以来，FDI作为资金流入的主要来源，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可不谓是一个昭示着稳定性和对生产性投资长期回报信心的积极信号。不甚乐观的是，本阶段发达经济体对波动性组合和特别像银行贷款这样的其他资本要素风险敞口极大，FDI作用相对不大显著，全球经济复苏因而可能更加脆弱。

其次，近年来FDI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愈发不稳定，尽管它较之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如商业贷款和贸易信贷），波动性比仍然少得多。有人认为，这是其成分更易的反映，例如，从股票转换到债务，其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化更加敏感，由此引发了危机。所以，涉及其他类型资本的FDI稳定性假设，需谨慎处理，尤其是对新兴经济体而言。诸如巴西、韩国和南非等国，都经历了FDI流入量的飙升和狂跌。FDI也很可能包含某些短期剧烈变化的资金流，或称“热钱”。当下，资本流动的稳定性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无论是组合投资，银行贷款，还是FDI，所有外国私人资本流动，都对经济发展大有裨益。因此，考虑到几年前的危机，危机后的经济回升的特质和其固有的脆弱性，应成为发展中国家密切关注的两个议题，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意义便由此凸显。ODA不容易受到震荡波及，但是，发达国家未能实现设定的满足受惠国核心发展需要的目标，ODA的有效性亦已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