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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色革命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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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色革命的诗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唐诗,“红裙”意象,服饰文化

 

《全唐诗》中,“红裙”这一意象共出现15次,自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文人何以如此爱恋“红裙”?红裙在唐代是哪些社会层面女性的装束?看白居易的“红裙明月夜,碧殿早秋时”①、“楼中别曲催离酌,灯下红裙间绿袍”、“几度听鸡歌白日,亦曾骑马咏红裙”、“绛焰灯千炷,红裙妓一行”;万楚的“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杜甫的“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韩愈的“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皇甫松的“晚来弄水船头湿,更脱红裙裹鸭儿”;元稹的“舞旋红裙急,歌垂碧袖长”“红裙委砖阶,玉爪朱橘”……

通观《全唐诗》中涉及“红裙”的诗作,把诗句放回到原诗中,不难发现,唐诗中涉及“红裙”的多是写或者歌妓的,而只有极少的篇目是描写普通民家少女的——

唐代文人阶层与的交游是很平常的事情,他们的社交似乎总离不开妓乐歌舞、红裙侑觞。如白行简的《李娃传》、蒋房的《霍小玉传》都是士子和恋爱作品的典型代表。审视唐诗中含有“红裙”意象的诗篇,从题目看:万楚的《五日观妓》、杜甫《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都是直写或者说是歌妓。从诗歌前后语境看:白居易《杂曲歌辞·小曲新词》“霁色鲜宫殿,秋声脆管弦……红裙明月夜,碧殿早秋时”写的是歌妓。韩愈的《醉赠张秘书》:“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虽得一饷乐,有如聚飞蚊”写的是与歌女畅饮的场面。元稹的:《晚宴湘亭》“舞旋红裙急,歌垂碧袖长”写的是观歌舞妓跳舞夜饮的场景。其《闺晚》“红裙委砖阶……夜色侵洞房”也不是写闺中少女或之怨,这里的洞房乃是青楼妓馆中接待客人的房间。白居易的《江楼宴别》“楼中别曲催离酌,灯下红裙间绿袍。缥缈楚风罗绮薄,铮鏦越调管弦高”乃是与歌女离别夜宴的场面。白居易的“几度听鸡歌白日,亦曾骑马咏红裙。吴娘暮雨萧萧曲,自别江南更不闻”乃是追忆与歌妓美好的往昔,其《山石榴花十二韵》“绛焰灯千炷,红裙妓一行。此时逢国色,何处觅天香”是作者将歌舞妓比作石榴花的咏物之作。李郢的《自水口入茶山》“蒨蒨红裙好女儿,相偎相倚看人时。使君马上应含笑,横把金鞭为咏诗”是写与的缠绵悱恻。韦庄《赠姬人》“莫恨红裙破,休嫌白屋低。请看京与洛,谁在旧香闺?”是写给姬妾的,告诉小妾不要嫌弃自己贫穷,调侃的说出富贵之家大多喜新厌旧的习性。皇甫松的《采莲子二首》“晚来弄水船头湿,更脱红裙裹鸭儿”则是唐诗中极少的用“红裙”写少女的诗篇。

或者歌妓,在现代社会称之为“小姐”,她们真的清一色的都穿红色的裙子么?社会其他阶层的女性就不穿红裙子了么?似乎不是,《红楼梦》中王熙凤初会乡下人刘姥姥时“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②凤姐是荣国府的当家人,自然是贵妇人的装束,可见“红”不仅仅歌妓们的专署。

唐代的经济繁荣,其服饰可谓百花齐放。虽靠出卖色相为生计,却深知服饰的艺术效果,她们在服饰方面更是极尽所能、别具匠心。每个朝代消费时尚流变从的服饰上便可看出,她们的着装常是开一代服饰之先河——是服饰革命的急先锋。所以,她们不可能一色的穿着红色的裙子,那就太雷同、太煞风景了。福建师范大学李连秀在其硕士毕业论文《隋唐五代时期下层妇女的社会生活研究》一文中提及:“白居易《卢侍御小妓乞诗座上留赠》有‘郁金香汗裹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由此可见,盛唐流行红裙之盛。”【1】李连秀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正如古代把妓院称之为“青楼”、“怡红院”、“勾栏”、“烟柳之地”,把称为“红裙女儿”,甚至“红颜知己”一样,把称为“红裙”是文人士子对的一种感性表达或委婉称谓。在语言学中,词有理性意义和色彩意义之分,理性意义如:桌子、椅子、茶杯、妓院、,色彩意义如:“子衿”表男青年、“结绿”表美玉、“勾栏”表妓馆……“神女”、“勾栏美人”都指代。“怡红院”、“红颜”、“红裙女儿”……这些带有“红”字的词似乎更多的与有关系(《红楼梦》中贾宝玉命名之“怡红院”,以及唐宋诗词极少的用“红裙”来指代民家女子的不在此列)。而李连秀的理解就有些狭隘、偏颇,甚至把诗歌理解的太过于僵化、死板了。在中国古代,最初把红这个字用在花上,如张籍的“新红旧紫不相宜,看觉从前两月迟”;因为女儿如花,文人又喜欢把红这个字用在女儿身上。如“ 当户理红妆”③、如王勃的“歌屏朝掩翠、妆镜晚窥红”都是指女性……文人士大夫与的交游甚至相恋,大都建立在尊敬的基础上,所以可能不愿意直呼为妓,而更愿意采取较为委婉的称呼,比如“红颜”、“红裙”、“红裙女儿”这样的字眼儿。

结语:

唐诗中的“红裙”意象,它只是唐诗之沧海一粟,然而却折射着士人阶层的生活状况。研究唐诗中的“红裙”意象,有利于我们走进唐朝士人阶层的生活世界,了解他们和的郊游往来,研究的服饰穿着,更能走进唐代的服饰文化悠悠世界,对现代服饰的研究,也有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八.白居易《杂曲歌辞·小曲新词》,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本文所用唐诗皆出于《全唐诗》,以后援引不再出注。

②【清】曹雪芹《红楼梦》,《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第六回),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③【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木兰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参考文献:

【1】李连秀,隋唐五代时期下层妇女的社会生活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3年

关于红色革命的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朦胧诗 诗歌实验 第三代诗歌

五四,拉开了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序幕。、郭沫若等人做了最初的尝试。之后,湖畔、新月、象征、现代、九叶等流派的诗人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创新,使中国的现代新诗有了一个崭新的发展。

历史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继承延安时期文学的新理念和发展方向,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新时代文学愈来愈进入一个高度极致化写作的红色经典时代。就人的角度而言,这是一个主体或个人普遍沉沦的时期,新诗走进了一条单纯为政治服务的死胡同。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1978年底,中国的新诗迎来了她的新生。崛起的新诗潮,即所谓“朦胧诗”就像一只报春的燕子,飞入了人们的视野。新时期文学最壮观也是最辉煌的一页无疑是“人的归来”,而作为一只春燕的朦胧诗,显然是最早向人们传布了人的主体性复苏的信念。顾城一语道破了这类新诗所蕴含的新质和内在价值:“是因为它出现了‘自我’。在朦胧诗人这里,人从宏大的叙述中脱胎而出,开始被表述为具有独立价值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自我。”也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深情感叹的:“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的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书体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人”终于复归到一个新的主体性时代。

新诗潮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主体性传统,另一方面又是在新的时代中西文化交汇和撞击的环境下产生的。因而它突出体现了启蒙主义关于普遍主体与自由解放的信念与理念,而“主体性”、“人的自由与解放”、“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思想形态,更是贯穿了整个诗歌文本的灵魂和命脉。朦胧诗人们就这样,他们代表着一种时代精神,也代表着一种群体行为。早在朦胧诗的发生成长期,他们就回到了个人,并且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智思考人的价值、意义以及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呼唤人性,呼唤人的独立的价值。他们崇尚自我、理性和思考,他们相信,在一个上帝死了的世界里,人就是一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神。这种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确认,给新歌创作从思想到艺术的解放和创造,均带来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朦胧诗人是以一代人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在诗中的,他们的主体和自我里,也蕴含着极深厚的历史感、使命感和社会意识。因而当他们在为这一代人,为历史、为民族代言和呐喊时,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那种英雄主义精神和崇高感。他们的诗既充满了执着的信念和乐观精神,又充满着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

人的主体性的自觉不仅仅在于一个“大写的人”或普通主体的彰显,更重要的是,它愈来愈向着人的内在现实探索、延伸。朦胧诗人们由此转向内面的生活,开始崇尚生活消融在内心世界的秘密。朦胧诗人的内在化和心灵化倾向,不仅仅是在特定的历史行势下人的主体性觉醒后的必然选择,也不仅仅是接纳了古老的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思想,另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是不可忽略的,这就是现代性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广泛影响。现代主义思潮,诸如法国的象征主义、英美的意象主义诗歌和意识流小说、德国的表现主义文学、法国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他们的主张是:“文学是表现,而不是再现”,因而他们坚持文学的主体性,尤其是内在性,这对朦胧诗的内在性诗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也必然形成了那种内在性的对待自然客体的态度和审美观物方法。朦胧诗人对待自然事物的态度和审美观物方式,显然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和内在化趋势。他们把自然事物拿过来,揉碎,变形和重新组构,创新出一种符合内在性逻辑的不同于客观世界的独特自然。朦胧诗人正是在与自然的对立中争取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且看到了主体对自然的征服,从而建构了一个“向我而来”的,依据主体的“内在原则”而重新安排的艺术世界。最为一种“自然向人生成”而整理内在地拥纳着自然事物的主体性诗学,朦胧诗在艺术上呈现为意象修辞形态,朦胧诗大量运用隐喻或象征的意象及其修辞方式,在其本质上也是倾向于象征主义的。

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新时期文化及其文学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的一种复归、矫正和重建。而朦胧诗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只报春的燕子,其所继承和开启的现代精神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某种经典和范式效应。作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舒婷是一位情感型女诗人,她那种深厚而又强烈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那份沉入生存处境深处而衍生的深沉的焦虑和思考,使她的诗透露着鲜明的理性光亮和主体性色彩。北岛的诗更具有一种经典的主体性形态和启蒙主义倾向。他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和代言者,他的怀疑主义和社会批判指向,是一种神圣理性之光,照亮了人们的生存之路。北岛的作品表达了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和主体意识,因而撼动了整整一代人的灵魂。顾城的诗展现了纯粹的精神世界和童话王国,那同样是基于主体性的觉醒和理性的彰显。

20世纪80年代初叶,“朦胧诗”达到了它的鼎盛期,但在这之后短短的时期里,作为一个流派,朦胧诗却渐趋式微。而诗歌的实验潮流又悄悄地诞生和崛起,以至形成了被人们称为“第三代”或“新生代”的诗歌新潮,实现了对朦胧诗的又一次跨越。

朦胧诗之后,首先不能忘记的是以江河、杨炼为源头的后期朦胧诗和文化诗,它是朦胧诗自身内部的一次深刻而自然的延伸,体现了一种历史文化意识。作为新时期诗歌发展的继续,大学生诗歌就成为“第三代”诗产生的温床,它构成了“第三代诗”的直接背景。实验诗在80年代中期以突进的姿态继续前进,呈现出两种生存形态;其一点以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为前锋的后期朦胧诗或文化诗的凸起和变延。其二是以“他们”、“非非主义”为中心的非文化诗的成长,其中包括反崇高、反意象的“莽汉诗”、“大学生诗歌”以及反技巧、重语言及生命的“海上诗群”等,他们共同汇成了实验诗歌的洪流。朦胧诗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诗人的自我,淡化了诗的政治角色;江河、杨炼对历史感的呼唤和史诗性作品的探求,只不过是这种泛化的政治意识向纵深的延展;然而,在第三代诗人看来,这种对诗的现实政治感、历史感和文化感的强化,都是企图使诗变为抽象理性的载体。这种非诗的因素,正是使诗长期徘徊在诗之外的主要障碍。一场重建诗的本体的革命,便从这里开始了,而“非文化”便是这次诗学革命最灿烂的标志。“第三代”诗人从非文化开始,企图重建一个本体的世界,使之重现人和世界的本来面目。“他们”诗派的“归真反朴”,“非非主义”的“前文化还原”,“反诗”的“不变形描述”,都是向着这一目标的跋涉和探索。他们进行诗体实验,淡化消解文化,使人和诗还原到本真的存在状态,呈现出一种“非文化”的“原在”。“非文化”是第三代诗的总体思想基础,其两大基本标志,是与朦胧诗恰恰完全相反的两个特征,即“非崇高”、“非意象”。

关于红色革命的诗范文第3篇

今年4月,旅居意大利的艺术家林辉华在个展中将一辆红色夏利车放入北京尤伦斯展厅。月底,用脂肪创作“胖汽车”的奥地利艺术家欧文・沃姆也将携作品来尤伦斯,或许,他最有特色的红色胖汽车雕塑将现身。全球艺术家的创作都喜欢跟汽车扯上关系,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共识;玩艺术和造车,形式不同,一样。

这应验了这样一条定律:“一个台格的汽车设计师=30%科学家+30%的艺术家+10%的诗人+10%的商人+10%的推销员+10%的事业家。”他应验了世界著名汽车设计师、法拉利车设计者汤姆・特嘉达所说“汽车设计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汽车就是移动的画布。美国得克萨斯艺术家用汽车上的灰尘作画,他的车也随之成为街头艺术。而纽约出租车顶灯装饰拉斯维加斯公司将出租车项上的商务广告换为西丽・娜莎特、亚历克斯・卡茨、小野洋子等的艺术品。梅赛德斯一奔驰c级轿车就把自己当画布,在北京798艺术区任由艺术家涂抹。MiniCooper也力邀全球艺术家为其彩绘外观。

今年又瞄中美国波普艺术家杰夫・昆斯的宝马,其艺术车最像艺术品,竟先后在法国卢浮宫、伦敦皇家学院等众多博物馆展出。宝马确实开窍早,1975年就请来美国艺术家亚历山大・考尔德创作第一辆艺术车BMW3.0CSL;1990年日本艺术家加山又造为其创作BMW535i艺术车;1995年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尼克创作BMW850Csi艺术车;而1999年美国当代女艺术家珍妮・霍尔泽创作BMW V12LMR艺术车。那些赫赫有名的艺术家如弗兰克・斯特拉、罗伯特・罗森伯格、洛伊・里希滕斯坦i和安迪・沃霍尔都为宝马留下了艺术品。

虽然中国艺术家获此殊荣者少,但汽车的艺术玩家却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喜欢将汽车当成移动的画布,做装置的道具,他们还总是用钢铁、水泥、玻璃钢造车,而更有艺术家,造出了能飙起来的真车。

宋代哥窑法拉利

2009年11月3日,当F1世界七届冠军舒马赫驾着中国艺术家卢昊设计的中国限量版599 GTB Fiorano驶入北京人民视野时,引来一阵围观。披上中国宋代哥窑瓷器开片纹的法拉利,真能飙起来。卢昊告诉《新周刊》:“收藏瓷器的人走近一看才知道是画上去的。”

不管法拉利选择中国艺术家,是看中中国当代艺术的世界地位,还是为了吸引中国市场,但建厂67年的法拉利,终于第一次请来外国艺术家设计车。而这也是卢昊第一次真正做汽车设计。虽然2003年大众邀清过10位艺术家为甲壳虫彩绘,卢昊也在其中,但仅仅在外部绘画,不涉及内部设计。

其实法拉利选中卢昊的前两年,卢昊已购入一辆火红的法拉利F430。即使全球范围,真正购买法拉利的艺术家也不多。在中国,法拉利艺术家车主除了卢昊还有老一代的黄永玉。

“法拉利找设计师先从车主里选。”卢昊说。卢昊1999年参加过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也是2009年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这种经历意大利人十分看重。法拉利看了我所有的作品和履历,当时就跟我说,根据你长期的展览经历,我们选择你进行这次设计。”2009年5月15口,卢昊被正式确定设计法拉利。但他正忙于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事,一时没头绪。“网上看过很多汽车彩绘,非常漂亮,但很花哨。花哨不是我想要的。一天从文化部开完会,在家附近的餐馆看到一个仿哥窑瓷器烟灰缸,灵感下就有了。”卢昊想用淡雅、不特别张扬的传统中国图案体现中国形象。

最初他想用有凹凸感的龙门窑,也想到青花瓷,但拼贴在图案上,感觉生硬,不能和动感的车互相增色。“后来把哥窑放电脑里一试,简直是天作之合,非常符合我的创作主旨。”卢昊说哥窑开片的效果,具有不可预知性,带有中国人贴近自然的感觉。

除了中国瓷,卢昊故意在车身设计两个篆体字“中国”,车内按键、码表、显示屏也用“启动”、“一”、“二”等篆体字替代英文。“法拉利总裁看了5分钟设计稿就拍板通过。”卢昊一点也不担心老外能否看懂篆体。他说老外往中国卖电器时,也没考虑过我们是否看得懂遥控器,他们看不懂仪表盘,自己应该去学中文。

这辆法拉利当晚拍出1798万元人民币,被―上海生意人买走。而拍卖所得用于资助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学生和年轻教师去意大利学习并在法拉利工厂实习。

大唐开元年制真瓷车

卢昊的哥窑瓷是画上去的,艺术家马军则是用真瓷造车。

2002年,马军还是中央美院研二学生,他在北京国际汽车展上看到别克公司专为中国生产的一款红色别克概念车,标价3000万元人民币。“不单是2002年,现在这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价格。这款车的价格以及当时观众围观这辆车时的神情对我触动很大。这个价格像个标尺,使每个看它的人都在心里衡量与它之间的距离。西方的全球化策略即是以物质的品质来限定不同人群的身份。”马军很快在中央美院雕塑系做了行为作品――《一个关于车的泥塑行为》,按1:1比例用泥塑方式临摹这辆“天价车”。

2005年,马军去景德镇考察,发现那里到处都在制作价格低廉的仿古瓷器。马军想:如果把汽车这一来自西方的消费品当成古代瓷器器型来设计会什么样呢?“完全按照中国古代制作陶瓷的规范来实施,分别有主题画面(如:携琴访友、婴戏图、百鸟朝风等)和边角图案(如:宝相花、串枝莲、暗八仙等),施以裂纹、做旧等工艺,使其看上去就像是真的古代瓷器。’马军认为汽车作为西方消费品的代表性符号,不断追求速度和能量的消耗,这和瓷器、瓷器图案传达的平和、中庸、能量守恒这种中国古典哲学倡导的传统价值观形成悖论。他以诙谐的方式表现这种对抗,甚至将车牌处标示成“大元至正年制”等古代计年方式。“这个年款与真正的瓷器历史无关,甚至有的瓷器我题款为‘大唐开元年制’,我希望以此暗示向历史看和向未来看的两个走向,瓷器与汽车的结合提示的即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马军的瓷器车貌似和谐、统一,实则包蕴尴尬、冲突。

每分钟;这部车的喘息频率为22次

喜欢做雕塑的艺术家,大都爱创作汽车作品。前卫艺术家张洹2003年在作品《把根留住》中打造了一辆奔驰,奔驰上还长出一棵树,而以自己为原型的雕塑抱着树亲吻。这件作品2005年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展出,放于停车场旁,不经意者真以为是布满了泥灰的真奔驰。

而今年4月24日的北京国际车展上,艺术家卓凡的装置作品《每分钟:这部车的喘息频率为22次每分钟》将出现在国展登陆大厅。这并不是某汽车品牌的项目,而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分会主办的公益活动“畅想绿色未来”中的作品――启动后在展览现场仿佛不停大口喘息的汽车。

“同人一样,汽车在狂奔时剧烈消耗氧气,我们似乎看到它在长途跋涉后,累趴在那里时的疲倦……”卓凡说。这个作品,曾在台北国际艺术双年展上露面,设定汽车每分钟的呼吸频率,来表达对汽车体能与消耗的看法。

卓凡是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以汽车为主题的作品一直是他近年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内容。卓凡说:“二战之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艺术家都用废弃的金属件做作品,而中央美术学院也有一门金属焊接课程――将金属物件焊接在一起,进行雕塑材料研究。而把雕塑做成活动体,是源自我对金属机械特性的深度理解。确实,金属物件中最出彩的是轴承、齿轮、轴条、连接杠等,而它们的灵魂是可以活动的,而不是一个只为造型而焊接在一起的死铁疙瘩。”卓凡着迷于机械,喜欢在创作中强调金属关节,近年展出的雕塑大都可以活动,而汽车可以看成是活动的“雕塑”之王,无不例外地成为他的创作内容。

“在艺术上,把汽车作为造型语言是不可避免,它在当代太普遍了,而且,它影响了我们,有汽车和没汽车,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不一样。”他很赞同这种说法:“在外星人看来,汽车是地球上的一种横冲直撞的生物,而人仅仅是寄生在汽车中的动物。”卓凡说,从社会批判角度出发,汽车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关注社会诸多问题的艺术表现载体。

也许只有在中国,汽车才不仅仅是工业产品,而被更多地赋予上政治色彩。画了十几年“”大批判的艺术家王广义,2009年将目光转移到中国生产的第一辆汽车“东风一金龙”上。

王广义说“东风一金龙”是中国工业革命时期梦想的产物。“上世纪50年代,工人们为特意手工打造出的唯一一辆镶有金龙的坐驾。很多人都以为这辆车从一开始就叫‘红旗’,当年曾象征性地坐过一次。对于工人而言,他们最初的热情基础是对的崇拜和信仰,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这种崇拜和信仰的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工业革命的热切希望。”

他按原车尺寸大小,用铸铁还原车身,汽车车头同样立了一条中国龙,后面还有当年第一次查看这辆汽车的照片。王广义说:“在今天,我将它以艺术的名义复制出来,以此表达信仰与物质欲望之间的冲突。”

汽车武器

尽管艺术家喜欢将汽车做成雕塑,或用装置手法造车,但是汽车也时常作为现成品,被艺术家直接用到装置中。艺术家达米安・奥特加2002年就拆掉了一辆大众甲壳虫,他将零件重新组合,用钢丝挂在半空,名日《宇宙的东西》。这件2003年参加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并不是奥特加一时冲动。在圣保罗市维拉柴堡垒画廊的展品中,一辆载货卡车同样遭受被奥特加肢解的命运。而本田还受此启发,2006年请来荷兰艺术家保罗・范罗德创作本田一级方程式赛车分解图,将3200个零件浮在空中。目的是想让观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项在技术上最先进的运动中的工程学奥秘”。

2009年卓凡创作的《捷豹一速度》,由汽车零件组合而成,只有头、尾是古典造型的捷豹雕塑,目的是将对机械速度的体验和动物速度想象相结合。而他正在进行的《力度――这部弩车的攻击力为……》则用汽车的大量零件组装成一辆古代造型的弩车。“它很凶猛,可以把汽车当成武器来看,”卓凡说,“它给人的生活有一种美丽的伤害。”

但零部件组合成艺术品,往往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耐心。整车直接当成艺术现成品在中国艺术界更常见。

关于红色革命的诗范文第4篇

作为杂志主持人和诗歌选编、评论家,李少君给人的印象是积极有为,勇于开拓,而且个性鲜明,风格独特。他主编的杂志,深深地介入了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观念的论争,呈现了激烈变动中的当今社会的精神面貌。他的诗歌选编和评论,也积极介入当今诗歌混乱而充满活力的现实,试图影响、推动、并塑造对当今诗歌形态的认识。他宣称古代中国是诗教文化,极力推崇诗在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他宣称现在是新诗发展最好的时期,称赞当今新诗取得的成就。他还以一种浑然无畏的精神,提出了广受非议的“草根写作”和“新红颜写作”的概念。他的这些命名,似乎并非来源于学理深思的周全,而是来源于直觉的敏感与敏锐,内心热情的勇敢与奔放。而思想,就其惊醒人心的根本立意来说,不正是对时代精神的敏感直觉吗?就像有些动物出于本能的敏感,嗅出暴风雨来临之前空气中微妙的气息变化,而预先发出警示声?以直觉与热情的启示来论断,而不是以知识的汇聚与推论来思考,是诗人的天性。诗人的理论自有其非理性或非史实之处,却也有惊人、准确的洞察力量。因此,李少君就其天性来说,更是一个诗人而非评论家。因此,他的主张总是因其强烈、鲜明又留有漏洞而惹人注目、广受争议,完全不像很多评论家,写了很多四平八稳的文章,却没给人留下任何印象。那么,作为诗人的李少君,他当行的诗歌又是怎样的呢?

李少君的诗面目清晰,很容易就能看出其风格与取向。与他的思想评论文章的风格相反,他的诗歌非常沉静,主题单纯,所写几乎都是自然之美或内心(之爱)的微妙,音调和谐,气息徐缓。他诗歌的整个风格可谓温婉柔曼,幽静闲适。在具体写法上,他的诗语言干净,篇幅简洁;没有细密的描写与铺陈,只是用简洁的笔墨把主客融合的基本感受描画出来,留出大量空白,留下意义回荡的空间,使余味悠长;这是一种空灵之诗。总的来讲,他的诗是一种风格鲜明,成熟稳健的诗。它有自己的伦理基础,美学追求,有自己从属的传统谱系。这是一种高度自觉,根植于文化与教养的极为文雅的风格;是一个心智全面成熟的诗人,认识、经历、修养各方面都成熟之后的诗人高度自觉的选择。这种风格尽管有着自己独立的整体面貌,让人可以很容易辨认出来,但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它不激烈、不炫目、不突兀、不喧闹、不极端,它显得温和幽静,偏于保守,是一种单纯的诗。

事实上,这种单纯的诗,在其表面欺骗性的简单之下,隐含着种种复杂的动机与意图。当今时代最风行最喧腾的诗潮,一是那种诉求解放与进步(先锋),追求平民化、本地化与反文化,语言质野粗放(包括粗口)而现实感强烈的宣泄愤怒的诗歌。一是那种相伴于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而来的现代诗歌观念(均自西方来)影响下的诗歌,充满智性的反讽,复杂的隐喻,互文映射和语言游戏的诗。李少君选择写一种极为风雅闲适、山水农业、传统文人色彩很重的诗,显然有别于时代氛围,有点固执,有点危险,有点一意孤行。这种选择事实上也是一种富有批判性和挑战性的表态,因此,在李少君单纯的诗风之下,他的诗和他的评论其实一样激进,一样单刀直入,只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可称之为“保守的激进”。正如他自己说的:“创新有时要从‘复古’开始”①(《诗歌的草根时代》)。当然,在现代诗歌史上,复古是一条始终相伴的路线。比如被视为英美现代诗代表的T·S·艾略特宣称:“政治上,我是个保皇党;宗教上,我是英国教徒;文学上,我是个古典主义者”②。还有帕斯捷尔纳克晚年也一再强调自己的“古典主义”态度。但同样,简单的“复古”旗帜之下,仍掩盖着很多复杂的问题。在李少君的“复古”诗风之下,依然有为什么复古?复什么“古”?如何“复”古?等等问题。我想结合李少君具体的诗歌文本,来分析他诗歌中的复古取向,肯定是一件很有意思、也很能给我们启发的事。

当代诗歌中,可以说一直隐现着一条不太为人注目的“复古路线”。很多诗人在言谈中流露过对中国古诗传统(或文化传统)的追慕、向往与回归的消息。我仅举俩人:萧开愚和柏桦。萧开愚在2002年的《大江南北》发刊词中说:“新诗凝滞,概不通古”。对新诗的写作主张:“一,当代诗;二,通古”。原因是:“百年来,诗家始于学舌,专攻他人语言的局面日趋自然”。目的是:通古可以“维来历中之今日,维群中之我”,可以“重见文章精神”,可以“与其他语文交相惠悦”③。他的文字很古奥,意思很简单:新诗一开始就学外国诗(实际是欧美西方诗),一直学外国诗,未能继承本国古典诗传统,导致成就不高。接续古典(诗)传统才能为当今(的诗)定位,为世界(诗)中的中国(诗)(人群中的我)定位,才能恢复中国诗的精神,与外国诗进行双向互惠交流。柏桦在《水绘仙侣》和解说中,要接续古代中国诗的“逸乐”传统,一种理想的江南风物世界,一种才子佳人神仙眷属的文人生活:有钱,又有闲,又有才华风雅,又有漂亮、温婉、善解人意的女人,又在气候温和、有秀美的人工造就和控制的园林风景。他强调这是一种和“革命美学”,和刻画残酷的社会现实的斗争美学相对立的个人逸乐美学,是大时代之中更真实的个人情怀,个人小日子的美学。柏桦的传统,可谓文人才子“美梦文学”传统,一种个人的自我满足与享乐臆想。而在萧开愚的写作中(从《向杜甫致敬》到《破烂的田野》)体现的是一种儒家精神: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承担(清理外来思想),对国家政治伦理,群体与个人命运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出,同是对传统的回望与致敬,柏桦和萧开愚所针对的现实,所表达的内容却完全不一样。那么,李少君的传统,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统呢?我们来看他的《玉蟾宫前》。

这首诗分两部分:前两节是一幅安宁恬静的田园风景,后一节是看到这风景的描述者(我、诗人、读者)的感受议论。前两节所写让我们既觉惊异、新鲜,又觉得熟悉。惊异来自这境地的真切、清新、安静,与描写这境地的白话语言的表现力:准确,精细,微妙,传神。“一道水槽横在半空”,进入得非常直接,自然,如口头语,下一句“清水自然分流到每一亩水田”也接续得极自然而有韵味。实际上,我们把第一行去掉一个字,第二行去掉四个字,就成了这样:“一道水槽横半空,清水分流水田中”。同样“牛在山坡吃草,鸡在田间啄食/蝴蝶在杜鹃花前流连翩跹”节奏的变化也很好:两个短句,接一个长句。古诗歌行体中,两个五言句,接一个七言句,比如:“山坡牛吃草,田间鸡啄食。杜鹃花前蝴蝶忙”之类。这些都在现代白话文中被融合与自然语气之中。这种惊异又熟悉的感觉最突出的当然是最后两行:“桃花刚刚开过,花瓣已落/枝头结出一个又一个小果”。熟悉是因为这精细入微的观察、语言的传神与诗意完全承接谢灵运的名句:“初篁苞绿籜,新蒲含紫茸”(《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所启动的中国古诗中对植物萌发、生长的细微体察与注目;惊异是桃花落后结小果这印象的鲜明、深刻,还有现代汉语表达此景的从容、自然。第二节写到山下零散的房子,敞开的门,门上的福字。这两节总共写到了水槽,流水,水田,牛,鸡,蝴蝶,杜鹃花,桃树小桃,房子。这是万物生长茂盛的暮春时节,田园风光的一切,就差人出场了。但在第三节,李少君来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让诗中的描述者、观看者(我)出场宣告这田园风光中没有人!——“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人”。因为他要强调的是:“却看到了道德,蕴涵在万物之中/让它们自洽自足,自成秩序”,他突出他看到了道德,秩序,在万物中“自洽自足”。这是他诗歌的目的和终点。我们可以看出他这首诗有两点:一、田园自然风光;二、自足的美好的道德、秩序。

类似的还有《咏三清山》、《黔地》、《贺兰山》等,这些诗在李少君的诗中具有代表性,它显示出李少君所要传承的古典传统既不同于柏桦富裕的才子佳人的逸乐,也不同于萧开愚克制的儒家精神(社会群体关系中的礼义仁智信),而是田园自然,山水自然,以及道家的清静无为、放任自由的道德与秩序。李少君把自然当作他诗歌的核心。他把自然视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价值。在诗集《草根集》的序《在自然的庙堂里》中,他对此有充分的说明。当然李少君的诗歌所写的自然和他所指的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自然,与老子“道法自然”中的自然,所指不一样。老子的自然,显然是一种无形而弥散的至高原则,在道之上的最高之处维系、主导天地的一切存在与运行。而中国古诗中的自然是处于道之下的天地之中的,为人接触、目睹、可知可感的具体、有形之物象,被称之山水自然或田园自然之类。但李少君的敏感无疑抓住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核心。中国古典诗被称为“十诗景”,就是说,十首诗有九首是涉及自然风物的。“借景抒情”,“融情于景”,“一切景语皆情语”,是古代论诗套话。自然之景,在古代中国诗中既是审美对象(其唤醒诗人内心惊叹的形态与变化的新奇之美),更重要的是寄情抒怀的媒介,是抒情的方式。自然之景当然也是论道的场域,但就这点来说,在古诗传统中,并非主流,相反常被批评。东晋玄言诗一直受攻击,累及谢灵运的山水诗的论道结尾,还常受人诟病。实际上谢灵运山水诗更多是以孤独个人的呼吁、呼吁理解与友伴为结尾:“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田园树园激流植援》),“不辞去人远,但恨莫与同。孤游非情欢,赏废理谁通”(《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非为众人说,冀与智者论”(《石门新营所住》),“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登石门最高顶》),“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石门岩上宿》)。王维的山水诗被认为充满禅味,但并未脱离山水形态的准确描摹,只做实写看,佛意于诗意无关紧要。因此,即使是山水田园风景为中国古诗传统,而李少君的解读也实为他自己的发明,这也恰合了他的“创新有时要从‘复古’开始”。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人的活动,休息或劳作,愁苦或欣慰,居中心位置,是写“人在自然村社中的生活(包括交往)”。但李少君的诗,在这些田园自然或山水自然中,宣称“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人”。他的风景中没有人(如这首《玉簪宫前》,《某苏南小镇》,《春》等)或人很小(如《鄱阳湖边》)。他把这人所占的空间腾出来,留给他的“道”。因为对有意识的“复古”主义者,这古典诗境首先是一种价值,一种道。对李少君来说,这种道正是现代社会种种弊端的反面:当今社会形态与价值(城市、工业、)的混乱,压抑,焦躁,污染,异化,空虚,无根。而那个充实、清新、有序、在山水自然中充满生机的农耕村落生活,正是对当今现实的批判。因此,李少君的传统所针对的是现实社会状态。就这一点来说,既不同于柏桦针对的革命美学,也不同于萧开愚针对的新诗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处境。因此,复古也可以是一种激进的现实批判。

在李少君直接追慕古代诗歌精神的诗中,《南山吟》极为突出。这大概是现代汉语写的禅诗中最为奇妙的篇章之一了。“菩提树”,“打坐”,“大境界”,“轮回”,这些词,无疑带着佛教味。第二节白云的变化与循环和时间中的观看者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强烈而恍惚,非常美妙。这种诗,既是作者的经验和领悟,同时很明显又是自觉地归属于一种精神传统,是一首“向传统致敬”的诗。同样,在李少君的诗中,他所强调的自然直接就体现在他诗歌的题材中。他的《玉簪宫前》,《咏三清山》,《南山吟》诗题就有道家味道。还有众多关于时间与地点的诗题(时间与地点正是自然的两大属性),如确定季节与时辰的诗题:《春寒》,《仲夏》,《北国之秋》,《傍晚》;如指定地点的诗题:《南渡江》,《佛山》,《石梅小镇》,《鄱阳湖边》,《青海的草原上》,等等。这些有关时间与地点的诗题,都是即景式的题目(与此相对,有纪事、抒怀等类的题目),也就是与自然面对,在自然之中。这都表明我们前面所提到李少君诗歌在承继传统时的两点价值判断:一是自然,二是自然(自然中的生活)所体现的道德、秩序、善与美等等伦理理想。这可谓他诗歌的出发点,价值与伦理基础。

当然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并不止于伦理价值的阐明,更重要的力量与影响来自其美学风格。这种美学风格当然也更隐蔽而不容易辨识,它完全潜含在诗歌的每一肌理之中。这种美学风格的确定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在众多的传统可能性中,独取此格。当然同时也与个人精神气质、性情有交互关联。李少君诗歌的风格偏于幽深,寂静,如《夜深时》这样的诗:

肥大的叶子落在地上,触目惊心

洁白的玉兰花落在地上,耀眼眩目

这些夜晚遗失的物件

每个人走过,都熟视无睹

这是谁遗失的珍藏?

这些自然的珍稀之物,就这样遗失在路上

竟然无人认领,清风明月不来认领

大地天空也不来认领

这是一种“触目惊心”,几乎让人脱口惊叫,又只能被寂静深深笼罩的诗境。这是心灵上的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应:心被深深的刺中,被如惊雷般的寂静刺中。这么珍贵、华美、灿烂,又这无声无息,这么彻底地不受人注意地独在一隅发生,消逝。这是无人进入之境的清幽和寂寞。这种寂静,孤独,幽深,有些清冷的诗风,不仅体现在他此类有关植物花木的自生自灭的诗之中,甚至也体现在他有发现的欣喜的诗中,如《山中》,这首诗非常清新,但仍是幽秘之境。这是木瓜,芭蕉,槟榔密集,没有行人与车辆的旧公路(废弃了一般),虽然出现了人家(我们前面说过他的诗中经常无人,或人很小),但“门扉紧闭”(人还是没有出现),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即使如同“一枝红杏出墙来”一般,“一枝三角梅探出头来”,热带鲜艳的深红色三角梅应该比南宋的红杏更热烈,但依然让人感到清幽。或者这清幽就来自这无人之境中植物(花)的灿烂与热烈。他的很多诗,都是抒情主人公一个人独自在一种充满意味却始终未有其他人出现的世界中,独自感受。也许是这个特别的“我”总是独自面对世界,独自一人行走、感受,给他的诗这种清幽,寂静之感?比如《偶过古村落》是单独这样一个人,《江南小城》是,《偈语》是,还有很多诗都是。这种幽静不止体现在这自然的描写中,也体现在写“心事”之诗中,心事的寂寞,如《可能性》:

在香榭里大街的长椅上我曾经想过

我一直等下去

会不会等来我的爱人

如今,在故乡的一棵树下我还在想

也许在树下等来爱人的

可能性要大一些

一个孤独的、等待着的人,一个在不同的地方总是在里对自己说话、对自己期望、说着自己的决心的人,当然是孤寂的,清幽的。这个爱人,在心里,是那么的不确定,飘忽不明。这心事当然是难以述说的。即使那些有明确的想念的对象,不确定的“爱人”成为了确定的“你”,如《在江南的青山上》,这种心事还是在自身之中,在自己的心里回旋,并未真正到达远方的“你”那里,还是在想象中对你说,还是止于自己说给自己。

李少君还写有一些极为幽静的居家诗,如《三角梅小院》、《隐居》等,这当然是一种文人趣味很重的诗,写的都是幽居与闲情,按白居易的分法,这些属于“闲适诗”(那两首写年轻女孩的诗该属“感伤诗”)。这种文人诗的自得其乐,与其追求生活的自适与精神文字的传达之快乐,在下面这首《早归人》中表现得更突出:一个诗人直接出现了,出现了他对诗句获得的喜悦:

我在细雨蒙蒙的清晨归来

担心打搅尚在梦中的年迈父母

静静地站在院子里,等候鸟啼天明

想起这么一句诗,兀自微笑

总的来说,李少君的诗,似乎蒙上了一层被薄云过滤后的光,总是有点幽暗,寂静。不是那种特别明亮,开阔,热闹的诗。诗中的情绪总带着寂静,有时是落寞。表面极美之境,也有一种空寂之感,幽深如古寺一般。我觉得他的诗在美学风格上混同了古代风流才子诗歌的纤细柔情,佛道诗歌的幽暗空寂,文人诗歌的闲适自在。他有一首诗《安静》,最后一句是:“全世界,都为他安静下来了”,这好像是他自己诗歌的写照。他一直致力于写出一个“全世界都为他安静下来”的诗歌之境,是不是因为有感于当今世界太嘈杂,当今人们内心太凌乱的一种诉求?他接续的是山水田园诗的传统,这个传统包含着平民化(陶渊明)和贵族化(谢灵运,王维)传统,并演化出一种文人趣味的余流。他为自己的诗确认了“道德与秩序,善与美”的伦理基础,在美学风格上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江南文人才子味很重,有些甜软、温润,也有些绮丽、清新。

对新诗发展的展望、批评与反思中,一直有人提出要接续传统,但这些说法只是说法,因为缺乏成功的例子而没有信服力,让人觉得只是一种空洞的态度,就是郑敏这样的人如此说,也没有人真正当回事,因为不能在实际的写作中体现出传统的话。很多当代诗人表明了他们对古代诗人的追慕,但他们似乎只知道李白、杜甫这些名头大的诗人,在他们的写作中并未表现出对古代诗歌历史细部的、与个人性情相投的深入专注的理解与精神归附。但是变化确实在发生,我前面提到的萧开愚,柏桦,李少君,确实在身体力行。其他还有很多诗人也在这么做。这些实际写作,可能有很多不理想,失败之处,但这加深了我们与古代传统的亲近。我想一大批诗人今天都在默默致力于这一方向,这种努力并不那么轰动,引人注目。这也与我们国家今天在世界上的处境相关:我们要重新审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要在调整中适应这种新的关系。真是难以想象:仅仅二十年前我们的诗歌唯西方是瞻,仅仅十年前我们的诗歌充满反文化腔调,那时难以想象会有人如此标举“复古”旗号。也许今后的十年,当代诗人将极力深入古典诗歌之中,使之现代化,而使新诗历史与古典诗歌历史接合起来。就这点来说,我认为李少君的写作是极为敏感的,探讨他诗歌中的传统影响也非常有意义。

注释:

①李少君,《草根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本文所引李少君诗均出自该书。

关于红色革命的诗范文第5篇

【关键词】保定文学;保定形象;作用;文化

一、引言

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当中保定自古就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保定都是河北地区的政治与、文化与历史中心,同时保定也已经具有了较为悠久的发展历史,在我国国务院所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当中就有保定的名字。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保定地处内陆,在开放程度上与东南沿海地区还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但是保定市也积极的采取各种措施,从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同时提示了保定的形象,当前阶段保定市已经不再仅仅局限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单一形象。保定市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充分抓住了自己的地理位置,稳固了自己“京南第一城”的地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条件之下,保定市积极的将自己融入到北京的经济与文化圈当中,从而实现了经济与文化的快速发展。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虽然保定市已经基本脱离了贫穷落后、文化匮乏的现状,与大部分的内陆城市相比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保定市的形象还可以有进一步的提升。一自古以来保定市都是人杰地灵,曾经出过众多的英雄人物,在文化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特别是在现代文学当中,保定文学一直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些因素都可以提示保定市的城市形象。基于此种情况,在本文当中,P者对保定文学对保定形象的提示进行了必要的研究,同时也给出了具体的提升策略。

二、保定的形象定位科学内涵

形象这一概念虽然自我就有,但是对于形象的概念的阐述则是在近代心理学问世之后才出现的,根据心理学的相关内容,所谓的形象,是指人们在生活当中通过视觉、触觉以及听觉等多种感觉器官所反馈的信息在大脑当中形成的关于某个事物的整体印象,从本质上来说所谓的形象就是各种感觉在心理当中的再现,形象也并不是事物本身容,而是属于人们的一种认知,虽然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形象,但是人们对于形象的认识往往取决于事物本身的内容,此外,人的主观性并不是一种可控的物质,因此,提升保定市的形象只有从保定本身出发,完善自己在形象方面的缺陷,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对保定的形象定位的科学内涵进行科学的分析,现阶段保定形象的科学定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文化体制的革新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当中,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城市的印象不仅仅是城市的基础设施、经济实力等硬性方面,此外,城市的公民素质与文化背景往往对城市的形象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对于保定这种历史名城来说,保定市的文化事业对于其形象的影响就更加强烈,因此,分析保定形象的定位必须要对其文化进行充分的分析。城市的文化发展离不了城市文化体制的保障,当前阶段保定市在文化体制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从而严重的影响了保定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当前阶段,保定文化体制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在于文化资源共享与信息共享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当前阶段,在保定市的文化事业当中,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往往都是各自为政,都仅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无法形成统一发展的格局,例如,文化信息的传播仅仅是在相同行业当中,在文化产业链当中的信息传输途径相对较少,这种现象在政府部门之间的尤为严重,例如,政府不同的部门并没有建立统一的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平台,无法及时的分享各自获取的信息。同时地区分割的现象较为严重,文化在保定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部分地区的文化事业火热开展,但是周边地区却无法享受到文化辐射效应,文化发展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二)融入京津地区的优秀文化,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保定市虽然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但是相对于周边的北京与天津来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北京与天津地区不仅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同时还是我国重要的文化中心,北京与天津在区域优势、人才优势以及文化优势方面相对于保定来说都要优秀的多。因此,保定市可以充分利用北京与天津的优质资源,积极的将自己融入到京津地区的文化当中。从保定市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保定市现已经成为河北省的重要城市,仅仅局限于河北一省对于保定来说已经不能满足其发展的实际需求,因此,保定市需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面向全国发展。此外,北京与天津都已经是国家化的大都市,作为“大北京都市圈”的一个重要成员,保定市应该积极的转变自己的态度,将自己的目光逐渐向国际聚焦,充分利用保定的文学形象与文化事业将自己推向国际,走向世界。

(三)树立以文化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理念

自改革开放之后,保定市积极的采取了各种措施推动了保定市的经济发展,与过去相比,保定市的经济已经有了,现阶段保定市已经建立了新能源、汽车以及传统纺织业在内的多个支柱产业。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保定市的发展基本还是处于一种粗放式的发展状态当中,虽然人后红利的不断褪去,新常态经济形式开始浮出水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定市也面临着重要的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任务,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当中,经济发展对于城市发展以及城市形象提升的作用必然会不断被弱化,基于此种情况,从文化角度出发促进城市的发展是一个新的思路,同时也可以为城市形象的提升开启一个新的增长点。从城市经济发展的本质内含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的经济的最终目标也是实现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城市形象的提升,这一目标与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以及文化产业之间都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城市的智力优势、丰厚的资源优势以及区位优势都是发展文化产业的依托。

三、保定文学的发展与对保定形象的提升作用

(一)保定文学的发展简述

保定在我国的历史当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地位,自古以来就属于燕赵地区的重镇,名人辈出,其中也出现了许多文化名人,如刘禹锡、孙承宗等人都是河北保定人,无数的保定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都留下了浓厚的一笔,也在我国古代文学当中留下了深刻的保定印记。随着时间的发展,在近代文学当中保定文学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爆发之后,作为华北地区重要咽喉的保定,战争非常的激烈,这也促进了许多文学作品的诞生,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以及《铁道游击队》等文学作品都已经被改编成了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随着时间的不断前进,我国的文学主题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定文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当前阶段保定被称为,严肃文学的最后一方净土,同时保定也成为了严肃文学之乡,同时保定在现代诗歌方面也具有较大的发展,先后诞生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如墨刚、任宝常等。当前阶段保定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当中已经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许多人都是通过保定的文学作品以及作家才了解到保定,这充分说明保定文学的发展对于保定形象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保定文学对保定城市的形象提升作用

从上文的论述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前阶段保定文学在我国的文学事业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在这种文学与文化的传播过程当中,保定也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从而为人们在概念当中塑造了保定的城市形象,虽然这种形象是较为虚拟的,但是绝大部分还是属于一种优质的形象,这对于保定来说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此外,随着现代传媒的不断发展,许多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人们通过影视作品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到保定的具体形象与内涵。另一方面,在保定文学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地区在保定都是真实存在的,也已经成为了著名的历史遗迹,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文学传播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吸引一部分读者到保定旅游,在游览的过程当中,游客可以感受到历史遗迹当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并将这种精神深入的引入保定的城市形象当中,并促进了人们对保定形象的认同。

四、充分利用保定文学形象提升保定形象

(一)加强保定文学的创作力度

在我国的文学历史当中,保定文学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保定文学不断繁荣发展,但是在最近几年当中,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点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创作并不会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目前,保定在文学创作方面已经逐渐呈现出不断下滑的现象,基于此种情况,当前阶段保定市必须要加大对文学创作的力度。当前阶段保定籍的作家以及保定文学还具有较为深厚的底蕴,同时保定市还具有较为特殊的文化资源,这对于保定的文学创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保定市必须要充分利用这些Y源鼓励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将保定的形象传播出去。此外,政府部门还需要完善自己的文化创作机制,加大对文学创造的支持力度,如对于部分作家在财政上需要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从而确保作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可以获得一定的价值,保证创作的持续性。此外,还需要加大对文学创作的宣传力度,积极的举办各种推广活动,将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以及作者的创作活动积极的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进行推广,使得文学创作在社会当中具有一定的影响。

(二)充分利用现代媒体进行形象宣传

由于保定市具有较为丰富的形象因素与文学作品,这对于保定市的形象宣传具有非常大的优势。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通过网络可以获得多种丰富多彩的信息,传统的宣传手段已经逐渐无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信息需求,因此,保定市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文学资源,同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网络技术,通过现代媒体积极的进行形象的宣传。首先,保定应该将自己的文学作品与现代化的影视产业相结合,出版影视文化作品。保定作为革命历史传统的红色教育基地, 主要是得益于特殊的历史年代中革命群众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 也是得益于众多革命作家优秀的创作, 以及影视专家的艺术改编和再现。 我们应该弘扬这种革命精神,多出影视文化精品。其次,还可以积极的进行动漫产业的发展,当前阶段动漫作品在我国具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受到各个年龄层的喜爱,同时保定市还拥有动漫产业的环境优势,不仅拥有动漫产业的技术,同时还有动漫产业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保定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还拥有丰富的动漫创作资源,因此,将文学作品与动漫产业相结合对于保定市的形象具有一定的提升作用。最后,在充分利用现代媒体进行宣传的过程当中也不能完全抛弃传统媒体,例如广播电视等,保定可以以保定市广播电视台为阵地,不断增加在河北电视台以及中央电视台的影响力,从而提升保定的城市形象。

(三)大力发展旅游业

在产业结构转型时期,旅游业这种可持续的绿色产业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同时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业的市场也不断提升,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也可以成为保定形象宣传的活广告。保定市作为文物大市,具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时也具有非常多的历史遗迹,这些遗迹都是著名的旅游景点,这些旅游景点为保定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为保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此外,保定在现代革命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始终和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革命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都留在了这个城市, 所以保定市是闻名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保定这种特有的红色文化进一步加强了思想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情怀, 具有很强的政治教育意义。保定市也可以抓住自己在政治教育方面的优势,积极的推广红色旅游业的发展。

五、结语

在我国的文学历史当中,保定文学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意义非凡的文学作品,在这个过程当中,保定文学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同时形成了自己所独有的特色。当前阶段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保定市面临着寻找形象提升的新途径,而作为保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定文学可以为保定形象的提升开辟新的思路。基于此种情况,笔者在本文当中,论述了保定形象的科学定义与保定文学对保定形象提升的积极意义,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如何利用保定文学提升保定形象,希望能对保定市的形象提升工作具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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