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治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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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治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村环境问题；认知误区；农村环境治理；法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12-0081-03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工业化技术向农村生产领域的渗透以及城市污染向农村地区的转移，农民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城市环境趋于好转的同时，农村环境却逐渐恶化，这不仅干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更直接危害农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环境问题没有城乡差别，日益严重的农村环境问题在波及城市环境的同时，更会通过农业食品链条给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隐患。因而，关注农村环境，致力农村环境问题解决，不仅仅是农民的事情，而应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关注。
自上世纪以来，农村环境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受到党和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2008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电话会议，把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放在了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随后国务院在其转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是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是生态建设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现阶段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1]以此为契机，农村环境问题治理得到了国家、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得以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大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一直关注农村环境问题，他们认真调查农村存在的环境问题，仔细分析农村环境问题的成因并具体设计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对策，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体现出来，以供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实践借鉴。
尽管我国政府对农村环境问题高度重视，我国学者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极为关注，但我国的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并未取得实际成效，农村环境问题依然严重，这一切都昭示着我国在农村环境治理环节存在着阻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开展的某种问题，只有找出这一问题并加以解决，才能推动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顺利进行。为此，笔者在概览学者关于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学术文章的同时，又深入苏北农村地区进行调研，对苏北地区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种类及其成因进行了详细了解和深入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地区环境治理工作踟蹰不前的症结所在，那就是无论是我国政府，还是国内学者，其在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环节出现了偏差或错误，没有正确把握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涉及的范围、存在的类型以及产生的根源。为了消除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障碍，有效推动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认真分析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存在的认知误区并及时加以纠正，为此，笔者以在苏北地区农村的实际调研资料为基础，并对照我国学者有关农村环境问题的理解观点，对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环节中存在的关于农村环境问题的认识误区予以具体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纠正对策，以期能扫除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停滞不前的基础，以推动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和农村环境治理目标的最终实现。
二、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误区
由于受到传统环境保护和治理观念的影响，再加上社会各界缺乏对农村及其环境的深入了解，而且在当前“城市中心主义”的模式下，国内民众在用看待城市环境问题的眼光来看待农村环境问题的同时，又把本具有同质性的农村环境问题看作是不同于城市环境问题的异类，在此种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国内民众在理解农村环境时难以避免地会出现认知偏差。具体而言，当前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误区：
1.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范围不全面。由于人类最早接触的环境问题是污染问题，而且长期以来人们所关注的城市环境问题也主要是城市污染问题，再加上农村环境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而获得关注也是因为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因此，我国学者在关注农村环境问题时便将农村环境问题等同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而忽视了农村环境问题所包含的另一重要内容，那就是农村资源和生态的破坏问题。与城市不同，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都直接和自然界发生关系，无论是农民的正常生活，还是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都离不开农业资源的合理维持和农业生态系统的有效维护，一旦农业资源和农村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其给农村乃至城市环境带来的危害并不亚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因此，要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就不仅要关注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还要关注农村资源以及生态保护问题。但事实上，我国民众在关注农村环境问题时，只关注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对农村资源及生态所遭受的破坏问题却少有涉及，反映出我国民众包括学者们目前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范围还比较狭隘，无法认识农村环境问题的全部。
2.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类型不彻底。为了充分认识环境问题，并依据不同环境问题的各自特征采取针对性的解决对策，经过对环境问题的逐步了解，我国学者按照相应的标准对环境问题予以相应分类。如依据人类对环境影响的方式，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破坏问题；按照被影响的环境要素予以分类，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水环境问题、大气环境问题、土壤环境问题以及生物环境问题等。[2]依据上述分类，我国学者对环境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针对性解决措施，这对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分类还无法满足农村环境问题的彻底解决，那就是目前国内民众对面源性环境问题的认识仍然不足，无法满足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所谓面源性环境问题，和点源性环境问题相对，是按照环境问题产生源的确定与否而区分的一对环境类型，其中所谓点源环境问题，是能够具有确定产生源的环境问题，对于此类问题，只要查明该问题的源头并对其源头进行治理，环境问题即可消除。而对于面源性环境问题，由于其产生源无法确定，与点源环境问题有很大区别，而且由于面源性环境问题发现较晚，尽管目前学者对农村面源性的环境问题已有所认知，但还存在一些认知误区。具体而言，当前社会对面源性环境问题的认知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区。首先，我国民众对面源性环境问题分布范围的理解有错误，许多民众认为面源性环境问题只存在于农村，城市里不存在面源性环境问题，甚而有学者把面源性环境问题作为农村环境问题区别于城市环境问题的重要特征加以研究，并主张要创新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来应对农村的面源性环境问题，但事实上是，在我国城市也存在面源性环境问题，其中城市居民生活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就是典型的面源性环境问题；其次，尽管我国国内社会对农村点源环境问题和面源环境问题作了区分，但却没有厘清二者的实质不同，因而在治理面源性环境问题时也没有有效的对策，要么避而不管，要么把点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和面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混为一谈，用点源环境问题的治理模式来处理面源环境问题，从而使农村的面源环境问题无法得到针对性的治理，阻碍了农村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
3.对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认知不准确。针对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国内的学者展开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观点，而且有不少学者的观点具有一致性，看似发现了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但笔者通过对苏北五市农村环境问题的调研，发现上述学者的观点与农村环境问题的现实存在一定偏差，他们并未准确发现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具体而言，当前我国学者对于农村环境问题根源的认知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区。误区之一：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当前许多学者认为农民环境意识不强是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但笔者认为，尽管农民环境意识不强与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有一定的关系，但如果将其归结为农村环境问题存在的根源则实在言过其实，甚而存在错误。为了验证这一问题，笔者对苏北地区农村村民的环境意识进行了问卷调研，在笔者所做的调查问卷中，除了个别村民对农村的环境问题漠不关心之外，大部分村民在表示对过去良好农村环境的怀念和留恋之时，都表达了对当前农村环境问题的忧虑和关注，他们对农村大气、水、土壤以及生物资源发生的不利变化都有切身体会，都有改变当前环境状况的愿望但都苦于无能为力。这一调查结果充分表明了农民的环境意识并不缺失。而近期在浙江、福建以及江苏地区出现的群体性环境事件也直接表明了当地农村居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自身环境权益受侵的焦虑，同时也是对“农民环境意识不强”论的有力反击。由此可见，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并不能作为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也不能寄希望于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上面，因为农民的环境意识本来就不低。误区之二：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众多学者把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作为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认为当前我国环境立法体系中有关农村环境的立法缺失、农村环境执法体系不健全以及农村司法救济途径不通畅是造成农村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诚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城乡差距比较大，在法制建设方面农村地区滞后于城市也并非没有可能，而这对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也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掣肘作用，但是，如把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作为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进行解读，则不仅无法发现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更会将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引向歧途，反而会阻碍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因为农村环境问题的真正原因是城乡二元化模式造成的结果，要想真正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就必须消除城乡二元化模式，在城乡一体化视野下实现对城乡环境的同等保护、同等治理，[3]而那种“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以及对农村环境单独立法”的论调看似对农村地区予以特别优待、特别保护，但实质上依然是在延续着城乡二元论的基调，不仅有害，也无必要。这是因为，首先，从立法层面上讲，由于农村环境问题和城市环境问题并无本质的区别，当前我国的相关环境立法不仅在城市地区可以适用，在农村地区也可以适用，如果立法有缺失的话，也应该是全国层面的缺失，而不会单单是农村地区缺失，因而没有必要单独为农村地区的环境立法；其次，对于农村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建设，目前的机构设置已足以承担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任，如再在乡镇一级设立相应机构，不仅不能实质性地改善农村地区环境执法和司法状况，而且还会增加农村地区环境执法和司法成本，白白浪费国家的执法和司法资源。由此可见，在农村地区，环境问题的处理并非无法可依，而环境执法机构和环境司法机关也并不缺失，反而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影响下，国家的环境保护法律无法在农村地区顺利实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现象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加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应引起国家、社会和学者的关注。
三、我国农村环境问题认知误区的纠正
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误区严重阻碍了国家、社会对农村环境问题的正确认识，导致国家难以针对农村环境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直接影响农村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因此，要想彻底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就必须纠正我国农村环境问题存在的认知误区。
1.全面把握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要解决我国农村环境问题认知范围过窄的问题，就必须全面把握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同城市面临的环境问题不同，农村除了面临来自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工矿企业所带来的污染威胁的同时，还面临着上述环节所带来的资源退化、生态失衡等环境问题，而且由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特殊性，其对资源、生态的依赖性要远大于城市的生产、生活。由此可见，除了污染会对农村的生产、生活活动造成影响之外，农村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农村生态系统的维持平衡对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农村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更应关注农村地区的资源退化和生态失衡问题，而且我们在设计措施来防治工农业生产以及农民生活对农村环境造成的污染的同时，更应关注农村资源以及农村生态系统的保护问题，在设计农村环境保护措施时，要将农村污染防治、农村资源养护以及农村生态保护综合考虑，将三者予以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如此方能有望全面彻底地解决农村环境问题。
2.彻底认知农村环境问题的类型。如文中所言，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类型的认知误区主要存在于公众对农村面源性环境问题的认识层面上，因此，为了彻底厘清农村环境问题的类型，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明确农村面源性环境问题的相关内容。首先，要明确面源性环境问题并不是农村地区特有的环境问题类型，在我国城市也存在面源性的环境问题，只有明确这一点，我们才不会把农村环境问题当作异类而将其孤立于城市环境之外，并且还可以从城市面源性环境治理实践中吸取有益的治理经验。其次，要深刻理解点源性环境问题和面源性环境问题的区别，从理论上讲，任何环境问题都有其产生源，因而从实质上讲面源性环境问题也是点源环境问题，只是由于面源环境问题的产生源具有随机性、移动性，难以查明和确定。另外，还有一些面源性环境问题的产生源单独不能造成环境危害，而是众多面源性环境问题的产生源共同交织作用才造成了环境问题，这都和传统的点源性环境问题有区别，因而在治理面源性环境问题时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传统点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模式中使用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度无法在面源性环境问题领域适用，需要对此种问题单独研究，单独处理。为此，我们可以借鉴城市面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经验，把面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当作公共服务而由国家承担，发挥政府在面源性环境问题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增加国家在面源性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以促进农村面源性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4]
3.正确认识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既不是农民环境意识不高，也不是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全，而是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市和农村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差异所致。在此种结构模式的调控下，我国对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环境实行差别化管理，致使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标准和资金投入都低于城市，农民的合法环境权益也常常受到漠视，我国城市环境逐步改善的同时，农村地区的环境则趋于恶化，并使人产生了“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不全为农村环境问题成因”的假象。[5]因而实事求是地讲，成因与其说是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倒不如说是城乡二元模式下农民合法环境权益被漠视，农民环境知情权、参与权、请求保护权得不到保障的结果；与其说是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倒不如说是城乡二元模式下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地位缺失，致使农村环境保护标准降低、农村环境保护投入不足造成的，甚至在农村个别地区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
因此，要真正消除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彻底解决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的环境问题，就必须要取消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实行城乡一体化建设模式，实现国家对农村、城市环境的一体化考虑和同等保护。具体来说，对于农村地区的点源性环境问题，要严格执行现有的环境保护法规，真正发挥法律的调控作用，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环境权益；而对于农村地区的面源性环境问题，则要增强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主导性作用，增加政府对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并通过政策扶持和财政激励等物质引导措施向农村引入“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生产生活方式，从经济上鼓励农民采取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利用财政支持在农业生产领域大力推广生态有机农业和循环经济模式的应用，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并减少废物向农村环境中的排放，只有如此，才能彻底解决农村地区的面源性环境问题。
结语
由文中的论述可知，要彻底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就要全面理解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彻底把握农村环境问题的类型并准确分析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这样，我们才能针对目前的农村环境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但正如文中所言，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只有废除这一模式，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对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可喜的是，伴随着人们对城乡二元结构弊端的深入认识，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并得到国家政府层面的认可和采纳，目前我国各地都围绕着户籍、经济、环保的城乡一体化问题开展了理论性探讨和实践性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已成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在此背景下，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城乡一体化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让我们看到了彻底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希望。
参考文献：
[1]徐培华，包文兵.当前农村环境整治存在的问题及思考[J].淮海文汇，2012，（1）.
[2]吕忠梅.环境法导论（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7.
[3]晋海.我国城乡环保一体化的制度建构：理念、原则与路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6）.
城市环境治理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 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是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而破解邻避现象的基本思路是消除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上的差异。
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 我国已经明确了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市场化 发展 方向。然而,从国内外实践经验看,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垃圾处理中的邻避现象正日益严重, 并成为了垃圾处理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因此, 开展对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系统研究是极其迫切和必要的。本文以国际上典型的案例为分析载体, 对邻避现象的本质和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以期为我国各级政府寻找破解良策, 为推进和加快垃圾处理产业化进程做一些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一、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内涵与本质
邻避现象的 英文 涵义是“Not In My Back Yard”,简称为“NIMBY”, 即一般所谓的“不要在我家后院”,指的是当国家推行某些对社会整体而言是必要的政策时, 政策的目标地区却强烈反对把当地作为政策目标的草根运动。邻避现象展现出特定的大众自我矛盾的态度: 原则上赞成政府施政的目标, 但该目标的预定地不能与我家“后院”毗邻。邻避现象广泛存在于诸如兴建监狱、 工业 区、游民收容所、核电厂等许多领域。伴随着垃圾处理量的日益增加, 垃圾处理领域中邻避现象也日趋严重。为了解决垃圾问题, 大家都认为政府设置垃圾焚化炉或掩埋场是合理的, 但决不同意把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自家住地的周围, 也就是说,只要别在我居住的周围建设这些设施, 就非常赞同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Fischer,1995) [1]。
同人类与垃圾相伴生一样, 垃圾处理和邻避现象也是共存的。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健康居住环境要求的提高, 邻避事件的发生更是日趋频繁, 几乎成了全球性的难题。上个世纪初, 美国的一些城市( 比如纽约) 为了图省事而将垃圾直接运往别的城市或外州进行填埋, 引起了垃圾接受地居民的强烈反抗,为了积极抵制垃圾运进“自家后院”, 他们有效地组织了“NIMBY”运动。[2]现如今, 在我国的许多大城市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浙江省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张福健认为,“固废填埋场对于地质条件的要求很高, 而且要离居民区一公里以上, 老百姓对此非常的敏感, 填埋场还不能远离危险固废的产生地,所以征地就异常的困难。”这位官员所说的“敏感”实际上就是邻避现象的一种表现。
垃圾处理是随着人口在空间的集聚( 城镇化) 、不可分解垃圾的增多、垃圾数量的巨量增加而逐步凸现的。随着 科学 技术进步, 人类合成了众多诸如塑料之类的不可分解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分解的化合物, 加之人口的空间集聚, 使得在狭小的空间区域产生了密集的垃圾。如此就产生了垃圾的成份和数量远远超出了大 自然 的自我净化能力, 从而出现了垃圾集聚、垃圾围城等非均衡现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尽管资源回收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总体上来看, 垃圾还是一种会给人们带来痛苦感受的“负 经济 品”。垃圾处理能够清洁人们的居住环境、防止病毒、细菌的滋生和扩散, 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 因而是一项价值创造活动, 是 现代 人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
但是, 在现有的经济、技术、 法律 条件下, 垃圾处理过程是一个具有重大外部性的生产活动。本文认为,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的本质正是来源于这种特殊的外部性。在仔细考察垃圾处理中的外部性后发现, 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存在两个层次并且在每个层次上具有完全相反的表现形式。从全社会范围看, 垃圾处理美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而存在正的外部性, 因而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赞同; 从垃圾处理所在地这一狭小的区域范围看, 因为垃圾处理本身存在产生“二次污染”的巨大风险, 因而垃圾处理过程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 因而常常被周围居民所抵制。
因此, 现代社会的垃圾处理模式使得要在某一地点集中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 并存在“ 二次污染”风险, 这一模式实际上是把垃圾对人类造成的危害集中到了某一狭小区域的居民身上, 造成了他们的成本与收益的巨大分离, 是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来了多数人的环境收益。当成本与收益的脱节超出了人们的忍受极限时, 对垃圾处理的抵制就不可避免了, 反抗将随之而起, 从而产生了邻避现象。因此, 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本质可以简单地归纳为, 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二、垃圾处理中产生邻避现象的基本原因
目前, 学术界对于邻避现象的研究较少, 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民主、环境正义等 政治 学、伦 理学 的角度来阐述邻避现象产生的原因。 台湾 的张震东教授在其着作《正义及相关问题》中认为, 民主国家在形式上赋予了自由平等权, 并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但在此社会原则之下却容易形成“多数总是对的”的道德权威, 甚至以多数为名而滥用权力来压制少数, 造成所谓的“多数暴虐”[3]。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Vincent Ostrom) 等人也认为, 相信多数决策原则就必然意味着多数人能够做出决策, 而这种决策是与少数人的利益相悖的。[4]可见, “多数暴虐”实际上是通过现代民主制度, 实现由少数人来承担使得多数人受益的项目的成本和风险。而当这部分人认为这种成本和风险异常大时, 人们所固有的自利倾向将会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反抗。垃圾处理产业中出现的邻避现象正是被有效组织起来的利益受损的“ 少数人” 对这种“多数暴虐”的抗争。台湾东吴大学的陈俊宏认为, 代议制民主制度是邻避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并提出了他认为能够与环境治理等可持续发展政策推行相兼容的审议式民主理论。[5]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出,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 产生邻避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下, 由于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决策原则, 产生了多数人获得的利益却由少数人来承担成本和风险的不对称现象, 而当这种不对称在某种条件下变得不能被少数人所容忍时, 反抗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邻避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生邻避现象的原因也许更加直接和清晰。邻避现象的本质是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在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偏离, 又可以把它分为正常偏离和非正常偏离。非正常偏离是由于人们在认识和观念上的扭曲而导致的, 对于垃圾处理所产生的外部性认识偏差, 它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外部性。正常偏离是指在现代垃圾处理模式下, 人们利益结构的调整未能到位而形成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偏差, 是客观存在的外部性。
( 一) 非正常偏离的原因
具体到垃圾处理产业, 本文认为, 产生非正常偏离的基本原因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1. 人们对于 历史 上曾经出现垃圾危害的恐惧感认识的深入有利于人类更科学地对待和处理垃圾,但是, 认识的深入同样加深了人们对于垃圾处理的恐惧感。在前文提及的纽约、新竹等邻避现象的案例中,都曾经出现过由垃圾处理而造成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的经历。曾经真实存在的对于垃圾危害的认识,加剧了人们对于垃圾的恐惧, 从实践经验看, 不能不说这是垃圾处理产业中引起邻避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垃圾处理的负面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判断。
随着污染控制技术的进步, 垃圾处理过程所产生的二次污染已经获得极大遏制, 能够达到各种环境标准。以垃圾焚烧处理为例, 自从上个世纪90 年代, 在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炉(MSWI)的飞灰中检测出二恶英后, 焚烧排放作为二恶英的环境来源, 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 科学 家的重视。同时, 由于其高毒性特征二恶英也成为环保团体反对垃圾焚烧最有力的证据。但从近一两年检测机构对烟气回收设施完善、设计合理的焚化炉所排放烟灰的检测结果看, 二恶英的排放完全能够达到环保标准。据2004 年9 月14 日《光明日报》报道, “我国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经他们检测的国产立式气旋热解气化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排放仅为0.011 纳克, 是国家标准的五十分之一, 日本及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 且燃烧效果远优于价格昂贵的进口焚烧炉。”[6]
尽管如此, 由于新闻媒介对于日本等国家早期建造的垃圾焚烧工厂排放的二恶英的负面报导, 还是导致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造成二次污染“谈虎色变”, 即存在“负面新闻扭曲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的观念”的现象, 这就是负面新闻的副作用之一。《芝加哥 论坛 报》前任总编辑杰克·威廉·富勒认为,“相对于好事情而言,灾难总是更容易成为某个社区的谈资。麻烦事易唤起一些人的同情心, 而易使另外一些人产生宿命感, 恐惧和愤怒比仁爱具有更大的冲击力。”[7]
( 二) 正常偏离的原因
正常偏离意味着垃圾处理地的居民实际获得的收益少于应该得到的收益, 而实际支付的成本却多于应该支付的成本。根据基本的 经济 学原理, 政府应该通过环境补偿机制对处理点居民所承受的损失进行补偿。根据“成本- 收益”这一基本分析框架, 当获得的补偿等于或超过了所受到的损失时, 集中处理点的居民会接受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例如, 台湾 新竹市市政府执意要在原来掩埋场旧址建设焚化炉, 承诺焚化炉营运后将给周围居民种种回馈, 包括温水游泳池、运动场、社区公园、电费减免和回馈金时, 有些居民和议员就“松口”了。然而, 按照目前的经济、技术水平, 构建完善的环境补偿机制却是极其困难的, 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原因:
城市环境治理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 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是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而破解邻避现象的基本思路是消除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上的差异。
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 我国已经明确了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市场化发展方向。然而，从国内外实践经验看，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垃圾处理中的邻避现象正日益严重， 并成为了垃圾处理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因此， 开展对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系统研究是极其迫切和必要的。本文以国际上典型的案例为分析载体， 对邻避现象的本质和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以期为我国各级政府寻找破解良策， 为推进和加快垃圾处理产业化进程做一些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一、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内涵与本质
邻避现象的英文涵义是“Not In My Back Yard”，简称为“NIMBY”， 即一般所谓的“不要在我家后院”，指的是当国家推行某些对社会整体而言是必要的政策时， 政策的目标地区却强烈反对把当地作为政策目标的草根运动。邻避现象展现出特定的大众自我矛盾的态度: 原则上赞成政府施政的目标， 但该目标的预定地不能与我家“后院”毗邻。邻避现象广泛存在于诸如兴建监狱、工业区、游民收容所、核电厂等许多领域。伴随着垃圾处理量的日益增加， 垃圾处理领域中邻避现象也日趋严重。为了解决垃圾问题， 大家都认为政府设置垃圾焚化炉或掩埋场是合理的， 但决不同意把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自家住地的周围， 也就是说，只要别在我居住的周围建设这些设施， 就非常赞同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Fischer，1995) [1]。
同人类与垃圾相伴生一样， 垃圾处理和邻避现象也是共存的。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健康居住环境要求的提高， 邻避事件的发生更是日趋频繁， 几乎成了全球性的难题。上个世纪初， 美国的一些城市( 比如纽约) 为了图省事而将垃圾直接运往别的城市或外州进行填埋， 引起了垃圾接受地居民的强烈反抗，为了积极抵制垃圾运进“自家后院”， 他们有效地组织了“NIMBY”运动。[2]现如今， 在我国的许多大城市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浙江省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张福健认为，“固废填埋场对于地质条件的要求很高， 而且要离居民区一公里以上， 老百姓对此非常的敏感， 填埋场还不能远离危险固废的产生地，所以征地就异常的困难。”这位官员所说的“敏感”实际上就是邻避现象的一种表现。
垃圾处理是随着人口在空间的集聚( 城镇化) 、不可分解垃圾的增多、垃圾数量的巨量增加而逐步凸现的。随着科学技术进步， 人类合成了众多诸如塑料之类的不可分解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分解的化合物， 加之人口的空间集聚， 使得在狭小的空间区域产生了密集的垃圾。如此就产生了垃圾的成份和数量远远超出了大自然的自我净化能力， 从而出现了垃圾集聚、垃圾围城等非均衡现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尽管资源回收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总体上来看， 垃圾还是一种会给人们带来痛苦感受的“负经济品”。垃圾处理能够清洁人们的居住环境、防止病毒、细菌的滋生和扩散， 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 因而是一项价值创造活动， 是现代人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
但是， 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法律条件下， 垃圾处理过程是一个具有重大外部性的生产活动。本文认为，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的本质正是来源于这种特殊的外部性。在仔细考察垃圾处理中的外部性后发现， 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存在两个层次并且在每个层次上具有完全相反的表现形式。从全社会范围看， 垃圾处理美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而存在正的外部性， 因而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赞同; 从垃圾处理所在地这一狭小的区域范围看， 因为垃圾处理本身存在产生“二次污染”的巨大风险， 因而垃圾处理过程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 因而常常被周围居民所抵制。
因此， 现代社会的垃圾处理模式使得要在某一地点集中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 并存在“ 二次污染”风险， 这一模式实际上是把垃圾对人类造成的危害集中到了某一狭小区域的居民身上， 造成了他们的成本与收益的巨大分离， 是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来了多数人的环境收益。当成本与收益的脱节超出了人们的忍受极限时， 对垃圾处理的抵制就不可避免了， 反抗将随之而起， 从而产生了邻避现象。因此， 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本质可以简单地归纳为， 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二、垃圾处理中产生邻避现象的基本原因
目前， 学术界对于邻避现象的研究较少， 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民主、环境正义等政治学、伦理学的角度来阐述邻避现象产生的原因。台湾的张震东教授在其著作《正义及相关问题》中认为， 民主国家在形式上赋予了自由平等权， 并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但在此社会原则之下却容易形成“多数总是对的”的道德权威， 甚至以多数为名而滥用权力来压制少数， 造成所谓的“多数暴虐”[3]。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Vincent Ostrom) 等人也认为， 相信多数决策原则就必然意味着多数人能够做出决策， 而这种决策是与少数人的利益相悖的。[4]可见， “多数暴虐”实际上是通过现代民主制度， 实现由少数人来承担使得多数人受益的项目的成本和风险。而当这部分人认为这种成本和风险异常大时， 人们所固有的自利倾向将会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反抗。垃圾处理产业中出现的邻避现象正是被有效组织起来的利益受损的“ 少数人” 对这种“多数暴虐”的抗争。台湾东吴大学的陈俊宏认为， 代议制民主制度是邻避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并提出了他认为能够与环境治理等可持续发展政策推行相兼容的审议式民主理论。[5]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出，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 产生邻避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下， 由于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决策原则， 产生了多数人获得的利益却由少数人来承担成本和风险的不对称现象， 而当这种不对称在某种条件下变得不能被少数人所容忍时， 反抗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邻避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生邻避现象的原因也许更加直接和清晰。邻避现象的本质是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在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偏离， 又可以把它分为正常偏离和非正常偏离。非正常偏离是由于人们在认识和观念上的扭曲而导致的， 对于垃圾处理所产生的外部性认识偏差， 它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外部性。正常偏离是指在现代垃圾处理模式下， 人们利益结构的调整未能到位而形成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偏差， 是客观存在的外部性。
( 一) 非正常偏离的原因
具体到垃圾处理产业， 本文认为， 产生非正常偏离的基本原因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1. 人们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垃圾危害的恐惧感认识的深入有利于人类更科学地对待和处理垃圾，但是， 认识的深入同样加深了人们对于垃圾处理的恐惧感。在前文提及的纽约、新竹等邻避现象的案例中，都曾经出现过由垃圾处理而造成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的经历。曾经真实存在的对于垃圾危害的认识，加剧了人们对于垃圾的恐惧， 从实践经验看， 不能不说这是垃圾处理产业中引起邻避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垃圾处理的负面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判断。
随着污染控制技术的进步， 垃圾处理过程所产生的二次污染已经获得极大遏制， 能够达到各种环境标准。以垃圾焚烧处理为例， 自从上个世纪90 年代， 在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炉(MSWI)的飞灰中检测出二恶英后， 焚烧排放作为二恶英的环境来源， 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科学家的重视。同时， 由于其高毒性特征二恶英也成为环保团体反对垃圾焚烧最有力的证据。但从近一两年检测机构对烟气回收设施完善、设计合理的焚化炉所排放烟灰的检测结果看， 二恶英的排放完全能够达到环保标准。据2004 年9 月14 日《光明日报》报道， “我国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经他们检测的国产立式气旋热解气化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排放仅为0.011 纳克， 是国家标准的五十分之一， 日本及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 且燃烧效果远优于价格昂贵的进口焚烧炉。”[6]
尽管如此， 由于新闻媒介对于日本等国家早期建造的垃圾焚烧工厂排放的二恶英的负面报导， 还是导致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造成二次污染“谈虎色变”， 即存在“负面新闻扭曲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的观念”的现象， 这就是负面新闻的副作用之一。《芝加哥论坛报》前任总编辑杰克·威廉·富勒认为，“相对于好事情而言，灾难总是更容易成为某个社区的谈资。麻烦事易唤起一些人的同情心， 而易使另外一些人产生宿命感， 恐惧和愤怒比仁爱具有更大的冲击力。”[7]
( 二) 正常偏离的原因
正常偏离意味着垃圾处理地的居民实际获得的收益少于应该得到的收益， 而实际支付的成本却多于应该支付的成本。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政府应该通过环境补偿机制对处理点居民所承受的损失进行补偿。根据“成本- 收益”这一基本分析框架， 当获得的补偿等于或超过了所受到的损失时， 集中处理点的居民会接受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例如， 台湾新竹市市政府执意要在原来掩埋场旧址建设焚化炉， 承诺焚化炉营运后将给周围居民种种回馈， 包括温水游泳池、运动场、社区公园、电费减免和回馈金时， 有些居民和议员就“松口”了。然而， 按照目前的经济、技术水平， 构建完善的环境补偿机制却是极其困难的， 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原因:
1. 垃圾处理过程造成的“二次污染”的知识并不充分， 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对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二次污染”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样一种渐进的认知过程会在人们头脑中产生“污染严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的思维惯性， 进而导致补偿标准制定过程的复杂化。
2. 环境资源定价的困难性。垃圾处理外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造成环境污染， 减少处理地的环境容量， 必须对遭受损失的环境容量进行补偿。[8]然而， 产权、外部性和环境修复成本的不确定性和事后性都导致了环境容量定价的困难， 进而引起了政府与居民之间在确定环境补偿标准上的巨额议价成本，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环境补偿机制的有效实施。当然，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之外， 在操作层面上， 补偿资金的欠缺也是引致环境补偿机制缺失的重要原因。
三、结论
如果把垃圾处理设施看作人类社会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规范性目标的具体途径，邻避现象反映了这些途径对于人们现有的利益和权利结构的改变。本质上来说，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是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法律、技术条件下， 这种冲突往往会由于人们对垃圾危害认识的深入、负面新闻对于垃圾处理观念的扭曲以及环境补偿机制的缺失而深化和变得更为持久。本文认为， 破解垃圾处理领域存在的邻避现象基本思路是消除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上的差异， 其基本途径在于: 加强社会公众、技术人员和政府官员之间在垃圾处理方面的信息沟通和交流， 在公众中形成客观的垃圾危害观念; 消除负面新闻的观念扭曲效应; 建立和完善对于垃圾处理地居民的环境补偿机制。
参考文献:
[1]Fischer，F.，1995， Hasardous Waste Policy， CommunityMovements and the Politics of Nimby:Participatory Risk Assessmentin the USA and Canada in F.Fischer&M.Black (eds) GreeningEnvironmental Policy:The Politics of a Sustainable Future， ST.Martin’ Press，165- 182.
[2]Michael Valenti， 1995， the early days of incineration，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y95， Vol. 117， Issue 5， p72- 77.
[3]张震东. 托克维尔论民主社会之自由问题， 载于戴华， 郑晓时主编《正义及相关问题》[M]. 台北: 中研院社科所， 1991.
[4]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等. 美国地方政府[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2.
[5]陈俊宏. 永续发展与民主: 审议式民主理论初探[J]. 东吴政治学报， 1998， ( 9) : 85- 122.
[6]我国垃圾焚烧“二恶英”控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N]. 光明日报， 2004- 09- 14.
城市环境治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随着人们对循环经济认识的加深,环境会计已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文章从循环经济视角出发,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模式进行了研究,以期为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为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循环经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和模式
随着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的潮流,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并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推行环境会计、进行其信息披露对于加强我国环境保护,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循环经济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我国在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指出,循环经济是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改变了传统经济“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增长方式,取而代之的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模式,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降低污染排放,实现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良性循环,促进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其重要意义在于: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循环经济可以充分利用资源,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循环经济符合经济全球化和打破国际贸易壁垒的要求;循环经济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能够有效保护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有利于提升社会发展水平。
二、环境会计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作用
(一)环境会计可以客观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
环境会计所提供的信息应该揭示企业对社会的环境责任与义务,评价企业的社会效益,以满足社会各方信息使用者的要求。因为对企业的评价不仅应以企业自身经济效益为准,还必须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考虑其社会效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拉动GDP增长的几乎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由于传统的会计核算未将环境资源的消耗和补偿列入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不能充分反映企业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了GDP的虚增,国民经济的虚假繁荣。环境会计则恰好能弥补传统会计在这方面的缺陷,将涉及资源和环境的经济业务纳入核算对象,将企业在资源循环利用中发生的相关活动及其对企业财务的影响进行充分的揭示,以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
(二)环境会计可以核算循环经济给企业带来的收益
循环经济模式强调对资源的不断循环利用,要求及时提供资源投入、产出、使用效率及环境变化的信息,而传统会计未将环境要素纳入其核算体系,提供的信息无法满足循环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信息的需求。而环境会计最终的目标是要提供并公示这些环境会计信息。循环经济要求将生产出现的废物尽量转化为其他生产的原料,这必然就节约了资金的耗费,而传统会计对此并未过多关注。环境会计则要求核算资源重复利用的成本,其中也就包括了循环经济模式下将产品变为再生资源的支出。同时,由于合理地利用了产品和废弃物,产生了一定的收益,如国家补贴、减少对稀有资源的购买等。
三、循环经济模式下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内容
我国目前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尚未有统一的规定和标准。会计界有的将环境会计信息按传统会计的六要素,即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资本、环境收入、环境费用、环境利润来进行讨论。但其确认、计量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在操作上有相当的难度,可行性较差。借鉴世界各国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结合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应包括能以货币单位计量的环境成本、环境收益以及不能以货币单位计量的环境绩效两个方面,这样便于操作。
(一)货币化信息——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
1.环境成本
关于环境成本的定义,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15次会议认为: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采取或被要求采取措施的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这一定义指出了环境成本的形成来自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据此,我国可以将环境成本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1)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成本,是指为了直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而发生的成本。包括防止公害、保护环境、循环利用资源所发生的成本。(2)生产经营前后过程中发生的成本,是指为了抑制在生产经营之前及之后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而付出的成本,以及为了抑制包装物等的消耗和废弃而付出的成本。主要包括:购买环保设备、环保材料等发生的绿色采购成本;为了降低包装物等造成的不良影响而发生的成本;为了对产品、商品等的回收、循环利用、再商品化及适当处理所发生的成本。(3)环境管理活动中发生的成本,是指在保护环境的管理活动中发生的为了降低不良环境影响所付出的成本以及与社会交流所付出的成本。具体包括:环境管理体系的完善及运行成本;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及环境宣传成本;环境监测成本;环境教育经费;景观维护等改善环境措施而发生的成本。(4)环境保护的研究开发成本,是指用于研究开发的成本中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成本。主要包括:环保产品及增加原产品环保功能的研发成本;材料选择、生产工艺流程设计、环保包装设计的研发成本。(5)社会环保活动中发生的成本,是指在社会活动中发生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成本,这些成本支出虽与生产经营活动没有直接关系,但有助于企业提高社会整体环境保护效益。主要包括:对从事环保工作的社会组织、团体、个人等给予的捐赠、赞助;向当地居民提供环境信息所发生的成本。(6)环境损害成本,是指因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已经给环境造成损害而发生的成本,即企业对环境损害作为补偿和赔付而支出的成本。主要包括:排污费、专项治理费用;赔偿金以及罚金。
2.环境收益
环境收益是指由于企业积极实施各种环保措施并参与环境治理给企业带来的能以货币单位计量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取得的实际收益。主要有:对回收的产品、商品进行处理后得到的有价物的销售收入;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收入;由于采取某种污染控制措施(如购置环保设备、环保技术研究等)而从政府取得的不需要偿还的补助或补贴;国家颁发的对环保作出贡献的奖金;国家拨给企业的用于治理环境的专项资金;接受环境保护方面的捐赠收入。二是费用的节减。主要有: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将会享受到流转税、所得税等税种减免税的优惠政策从而减少了税费支出;资源投入费用的节省。如由于循环利用或有效利用资源引起的原材料费用的节省,由于水的循环利用引起的用水费用的节省等;企业治理环境污染所发生的支出可能会低于过去交纳的排污费、罚款等支出;从金融机构取得低息或无息贷款,从而节约利息支出。
(二)非货币化信息——环境绩效
环境绩效是指企业所做的环境管理工作及其效果。例如,对国家环境法规执行得如何,对环境造成了多大的污染,对环境保护作出了哪些贡献,环境质量有何改善等等,有些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而只能采用某种技术的或实物的计量手段去衡量。
1.环境质量情况
环境质量情况是披露企业环境绩效的最重要的内容。环境质量主要包括以下项目:能源的耗用量;污染物排放量;使用过的产品、容器、包装物等废弃物回收、循环利用情况;主要环境质量指标的达标率;发生的污染事故情况及对环境的危害情况等。2.环境污染治理情况
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造成污染时,自然就要进行污染治理,因此,披露环境污染治理情况也是反映企业环境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项目有:污染治理情况,包括污染治理投资额、项目完成数、污染物处理能力、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行状况等;从事环境治理、检测、研究的机构和人员情况;建立治理污染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的情况;污染物回收利用情况等。
3.环境法规执行情况
我国按照协调发展、预防为主、环境责任和公众参与这四项原则制定了一系列的环保法律、法规。那么企业的执行情况如何也应反映。主要包括:“三同时”制度的遵守情况;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执行情况;环境目标责任制的落实和执行情况;对纳入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的事项、原因、分配的责任指标及其完成情况,以及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排污申报登记、排污许可证的取得情况等。
4.其他
其他还有如企业执行的环境政策、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环境审计情况等等。
四、循环经济模式下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模式
根据上述分析,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可分为货币化信息和非货币化信息,其披露模式就可以从货币化信息披露模式和非货币化信息披露模式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货币化信息的披露模式来源于/
1.在现有财务报告框架内披露
(1)在现有财务报表内披露,但不单独立项。这是将货币化环境会计信息融合到现有财务报表的有关项目之中予以披露,而不单独立项的一种披露模式。我国现行会计制度和实务中采取的就是这种做法。例如,将企业交纳的排污费视同一般费用计入管理费用;用于环境保护的设备列为一般的固定资产,不作特别披露。这种方式下无法体现企业环境管理的状况和水平,而且会使那些注重环境管理的企业因环境支出导致费用增加、净利润减少,挫伤企业的环保积极性。显然,这种做法不能适应环保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并不可取。
(2)在现有财务报表内披露,并单独立项。这是一种把货币化环境会计信息直接添加到现有的会计报表正式项目中予以披露的一种模式。即在现有的会计报表内增加项目,以某种合适的项目名称对货币化环境会计信息进行单独披露。例如,在利润表中增设如排污费、环保研究开发费、政府发放的污染治理补助等专门项目,以反映发生的环境成本以及披露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导致的收益。
(3)在附注中披露。货币化环境会计信息除了可以在财务报表内反映外,还可以在附注中披露,这些补充资料可以是文字的或是数字的,详细的或是简略的,相互连贯的或是独立的。
2.编制单独的环境成本报表和环境收益报表
前两种披露模式都是将环境会计信息与传统的会计信息合并披露,并没有对原有会计报表的模式和结构进行太大的改动,便于操作,易于为会计人员所接受。但是,这种模式容易引起混乱,导致对会计信息的错误理解。因为传统会计信息和环境会计信息所反映的内容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如果将二者合并在一起,使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无法对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作出客观而准确的评价,并降低了环境会计信息的重要性。如在附注中加以说明,等于把环境会计信息置于传统会计信息的附属地位看待,这与目前循环经济对环境信息的需求很不相称。因此,为了强调突出环境会计信息的重要性,便于环境会计信息使用者一目了然地了解到与环境问题有关的货币化信息,企业可以编制单独的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报表,单独披露在环境方面的耗费和收益。
(二)非货币化信息的披露模式
由于环境绩效信息主要以非货币性信息为主,而且环境科学方面的技术指标值非常专业,因此一般应以编制单独的环境绩效报告为宜,使环境绩效的披露更加集中、全面和系统。在编制初期,为易于操作,不妨先以文字、图形、表格和实物数量、技术指标等为主;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环境绩效报告应以列示一系列环境技术和经济技术指标为主,并逐步过渡成为一种通用、正规、严谨的信息报告工具,以便同时满足多方面的信息需求,使企业对外披露的环境信息能够发挥最大程度的效用。
基于以上分析,在环境会计实施初期,以及环境问题并不突出的行业,利用现有的披露形式(不单独立项的做法除外)予以披露是可行的,但是随着环境会计理论与实践的逐步成熟,特别是在环境问题突出的行业里,最终还是应该编制独立的、通用的环境会计报告书。
在借鉴国外环境会计理论的基础上,我国一定能够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使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为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而有效的服务。
【参考文献】
[1]冯之俊.循环经济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
城市环境治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态环境；生态设计；景观；绿化
从古到今人类都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进行城市建设。但人类对城市的需求不仅局限在物质上，还会对城市的环境提出更多层面的要求。城市空间发展要源于自然生态的视角：城市空间发展不是人工环境不断侵占自然生态空间的过程，而应是与自然协同演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运动迅速展开，城市面积快速扩张。多年的快速城市化之后，种种城市顽疾已经成为发展的桎梏，大地自然系统在城市化过程中遭到彻底的摧残。城市扩张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必须的，但自然系统是负荷量是有限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威胁到整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务院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未来15年以防治各类污染为重点环境保护目标。要求各地各部门必须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痛下决心解决环境问题，建设人类和自然相利共生的城市，即人与自然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虽然城市生态问题的迫切性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但由于缺乏现实的实施手段和管理体制，生态理念还很难真正落实到现实的发展计划中去。因此，改变城市扩展的运营模式和空间格局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一、城市生态设计理念
伴随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MAB计划的提出，许多国家先后开展了城市生态系统方面的研究。保护环境、改善城市生态状况的思想引入城市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并对未来园林发展的规划设想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景观行业发达的国家，生态主义设计早已不是停留在论文和图纸上的空谈，倡导能源与物质的循环利用，发展可持续的生态处理技术思想贯穿于整个设计的始终。对生态的追求与对功能和形式的追求同等重要，有时甚至超越后两者，占据首位。国内城市范畴的景观规划还相当落后，仍停留在传统的追求空间视觉效果的形式层次，生态原则只在城市的绿地系统规划中得到少许应用。
生态设计定义：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都称为生态设计。这种协调意味着设计应尊重物种多样性，减少对资源的剥夺，保持营养和水循环，维持植物生境和动物栖息地的质量，以改善人居环境及生态系统的健康。生态设计将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重视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摒弃了掠夺式开发的弊病，达到人与自然共生的理想。
二、城市生态敏感区
鉴于城市处于快速拓展阶段，特别是建设需要大量土地资源，为了保障其建设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应对城市空间作生态敏感性分析，并划分出不敏感区作为城市优先发展区用地。
生态敏感性分析通过对城市化特别敏感的自然生态因子加以叠加，用以界定易受人类损伤的敏感地带，加以控制保护。一般从饮用水资源、自然生态要素的人文价值、生态资产、工程地质情况等指标进行处理分析。根据生态敏感性程度，将市区划分为生态最敏感区、敏感区、低敏感区和不敏感区4种类型。空间落实如下：
生态最敏感区主要分布在山脉、河流水系的两侧。该区生态敏感性很高，外来干扰不仅对其自身影响反应剧烈，甚至有可能波及其他地区，对整个生态系统带来破坏，故应属重点生态保护区，城市发展过程中应重点考虑与该区的关系。
敏感区分布在山体边缘地带、建成湖泊湿地地区以及老城中心。该区生态敏感性较强（包括历史文化因子的敏感性），对维护最敏感区的功能以及整体生态效果起重要作用，故开发建设亦应慎重。
低敏感区以大片农田景观为主，少部分为城区内历史文化保护地段或文物密集区，该区不宜强度开发，而应作为大地园林化的主要构成成分或历史文化控制建设地段。
不敏感区主要分布在城市周边县城区一带，是城市发展的良好用地。
三、生态的绿化
随着环境资源被不断开发利用，经济的高度增长，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局部地区后工业社会的逐渐到来，利用绿化技术对受损环境与被破坏环境进行生态与景观恢复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
生态处理手法是值得大力推广运用的，但以为设计人造的绿色空间，植林挖池就具有生态效益，未免是将复杂的生态系统简单化了。从表象上看，城市景观大都体现了绿色的主题，但绿色的不一定是生态的，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形成和保持的景观效果并不是生态意义上的“绿色”。自然有其演变和更新的规律，站在生态的角度上看，自然群落比人工群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充分利用乡土植物种类，尊重场地的自然再生植被，为自然再生过程提供条件或是充分利用基址上的原有植被，发挥自然系统的能动性，这才是绿色生态设计。
（一）屋顶生态绿化
在建筑密集的城市环境中，屋顶生态绿化作为一个比较有效的空间绿化手段，常常出现在高密度的建筑群中。屋顶绿化对建筑本身的承载力和防渗透要求相对较高，因此，一般建筑只能栽植浅根系易于生长的花灌木及地被。但基本上只是的达到了绿化的效果，在生态多样性方面太过单一了。值得我们考虑的是如何更高效的发挥生态绿化的作用，建立生态多样性空中绿化。
韩国环境部《建设高效率的生物栖息空间》项目之一“天空乐园”——把建设生物栖息场所的市内生态公园的概念引申到屋顶绿化中。把空间分为“野生绿地”、“灌木丛”、“湿地”等，并种植了八十多种植物。屋顶小生态系统建设后，高为12层的建筑，取暖能源减少了14%，空调使用减少了13%.建设两年后屋顶小生态系统植物种类达到了150种，昆虫种类达到了二十多种，鱼类、两栖类、鸟类生存环境优化。由此看来，在屋顶上建设生物栖息空间，给城市带来了生态环境的多样化。
（二）依据潜在植被理论进行恢复树种规划
城市发展在基础建设和道路建设中几乎不可避免对自然植物群落的破坏。依据潜在植被理论进行恢复被破坏的植物群落系统，其在绿量和生物多样性比自然再生的恢复速度快很多城市发展在基础建设和道路建设中几乎不可避免对自然植物群落的破坏。依据潜在植被理论进行恢复被破坏的植物群落系统，其在绿量和生物多样性比自然再生的恢复速度快很多。
城市发展在基础建设和道路建设中几乎不可避免对自然植物群落的破坏。依据潜在植被理论进行恢复被破坏的植物群落系统，其在绿量和生物多样性比自然再生的恢复速度快很多。
绿化树种规划的方针：
1.以当地景观与植被构成为主的乡土群落为复原目的；
2.早期形成绿量的速生树种的落叶树（先驱种）与远期形成景观的常绿树按一定比例搭配。
首先通过调查当地周围的自然植被，在土壤贫瘠的条件下，生长发育着的稳定的树种规划为远期构成树林群落的树种。其次选用当地的速生树种，利用速生树种确保绿化初期的绿量，并为慢生树种提供夏季遮荫。并根据对当地自然植被林缘树种的调查研究，在林地边缘选择适当的抗性强的树种栽植。
从效果来看，而采取这种生态恢复绿化方法仅需用4～5年的时间，即与其周围没有遭到破坏的植被在绿量方面达到了基本的一致。比任植物自由萌发与生长快几十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植物群落的构造发生相应的变化，动植物种类也开始自然增加。为保障远期形成景观的常绿树健康地生长，必须对恢复地植被进行适当的养护管理及对早期形成绿量的速生树种（先驱种）进行移植。
四、城市特殊地区更新
生态学的引入使景观设计的思想和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变，甚至改变了景观的形象。充分利用场地原有的建筑和设施，赋予新的使用功能。再生原料支撑的材料，将场地的材料循环使用，最大限度的发挥材料的潜力，减少生产、加工而消耗的能源，减少施工废弃物等。今天，景观设计师面对的基址是越来越多的那些看起来毫无利用价值的废弃地和被生产破坏的区域。更多的是为我们的城市治疗疮疤，用景观的方式来修复城市的肌肤，促进城市各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德国埃姆舍公园（IBAEmscherPark）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设计者巧妙的利用旧工业区原有的采矿基地和大量建筑，改建成公园休闲、娱乐的场所。不仅尽可能的保留了原有的工业设施作为地区的历史延续，并有效的节约了资源，同时创造了独特的工业景观。这项环境和生态综合整治工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由于工业衰落带来的环境、就业和经济发展等诸多难题，并赋予旧工业基地新的生机。
俞孔坚教授主持设计的中山岐江公园，也是典型的充分利用原场地的造船厂房及机器设备作为景观的组成部分。对工厂的原有设施加以提炼和修饰，使其赋予新的审美和使用功能，并引发游客对历史的回顾和思索。
五、水环境治理与保护
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可持续性是生态设计的重点。生态水环境终目标是使流入自然流域的水实现污水“零排放”。城市里一般污水都被收集到污水处理厂，处理之后再排回河道中。但水处理厂的排水一般为三级排放，仍然携带大量污染物质，所以排放到自然河道仍然是超V类水体，易引发诸多问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会上，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根据去年的检查，我们国家600多个城市中间有230多个城市的污水处理率等于零。也就是说，这些城市的污水是直接排放的，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而且也使水的循环利用在这些城市受阻。为了扭转该现状，根据生态设计理念在规划中，我们应分考虑了污水治理、中水回用、雨水收集回用以及水质保持的问题。
（一）综合形的生态处理方法
污水处理厂的排水推荐采用一些先进的生态污水处理措施，如太阳能水生物污水处理系统（SAS），处理后将清洁的水回用当地的生产。中水和雨水集中净化处理可利用城市林地作为生态过滤系统，同时加速水的蒸腾和下渗，保障了水系统的循环，并且可创造出一个非常适合植物生长的环境。这种设计理念有多方面益处：它首先解决了水资源不足的问题；给当地提供了清洁的淡水资源；回灌了土地，补充了地下水资源；进入河流的水质达标，确保河水恢复为奔流的河流，而不是一条排污的渠道。一方面提高了水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通过生态恢复手段维持水循环过程，以便持续地获得可供利用的水。
（二）湿地
湿地作为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区域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珍稀物种资源以及调节气候、蓄洪防旱、水质净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天然的生物基因库和人类文明的摇篮。
湿地具有巨大的净化、降解有毒物质的能力。试验表明，湿地对采油污水中油的净化率可达80%以上，对落地原油和钻井泥浆的净化作用也十分明显。此外，湿地的功能还表现在供给水源、重要物种栖息地、动植物产品的开发、科学研究、文化教育、旅游和休闲等方面。因此，利用各类湿地来构筑城市的生态系统，投入最少，养护费用最低，却能为城市带来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三）人工浮岛
浮岛是在池塘中放入浮体，并在浮体上种植植物来净化水质的一种人工制造的“岛”。在浮体上种植亲水性植物，不但可以净化水质，给生物提供栖息场所，而且还具有美化环境的功能。日本约在30年前着手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并成立专门的机构，并利用人工浮岛技术净化水质、创造生物的声息空间、改善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