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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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专科范文第1篇

“项目孵化”――研究性学习和科技创新辅导能力培训

“项目孵化”是最早开发的教师培训项目，特邀高等学校和国家科研院所的教授专家担任指导教师。

培训目标：在科技专家的指导下，通过模拟研究性学习和科技创新项目的实施过程和交流总结自身指导中学生开展科技项目研究的实践，强化高中教师的科学素养和科学观念，使其初步具备指导研究性学习和科技创新活动辅导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转变教育教学观念，增强对教育工作和教师职业与使命的理解。

培训内容：由教育观念、学科发展动态、科研能力训练等3部分组成。其中科研能力训练是重点，占2/3的培训课时，包括科技项目选题、撰写开题报告、撰写科技论文、论文答辩与评价4个模块。

培训方式：注重师生互动、民主参与、重在实践；所有学员按学科分班、班内分组，以小组为基本学习单位；广泛采用个人作业、小组讨论、大组交流、集体报告、教师点评、案例分析、情景模拟、个人总结等合作学习的方式。

培训学科和时间：培训一般设数学、物理与工程、化学、生物（动物和植物）、计算机、地球空间科学、环境科学等7个科目；时间分短期（1周集中面授）和长期（2年3轮，面授+网络跟踪指导）2种；每年暑假由科教中心与相关省市科协和教育行政部门合作举办。

“聚焦课堂”――新课改背景下教师执教能力培训

“聚焦课堂”是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教师培训项目，聘请上海市各学科优秀特级教师、参与国家课标研制的专家、社科专家、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等为指导专家。

培训目标：旨在帮助教师理解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探讨新课程背景下的“好课标准”，解决与课堂教学相关的各种具体问题，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执教能力。

培训内容：突出和教师日常工作的相关度，强调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整个培训周期设计为2年3轮。其中首轮为1周左右的集中培训，主要解决教师对课标和教材的理解和教学设计问题；第2轮为定期的分片区研讨，主要通过听随堂课和课后的交流研讨，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个别化的诊断和点拨；第3轮则是在一所具体的学校开展“同课异构”的教学研讨活动，由不同地区的不同教师“同备一节课、共上一堂课”，在真实的课堂上“以课会友”相互切磋。

培训方法：整个设计依据教师学习成长、观念转变和能力提升的规律，一方面遵循由感性到理性、由宏观到具体、循序渐进的认识规律，通过层层递进的情境设置，帮助学员有层次地转变和提升；另一方面通过提供一种相对比较长期的跟踪指导，为一线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持续有力的支持。

培训学科：面向高中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体育、美术等各学科的教师；以学校为单位提出申请，每学期由科教中心统一安排培训计划。

“通用技术”――课程开设能力培训

“通用技术”是课题组针对普通高中增设通用技术课后学校相关师资和设备严重匮乏等问题而开发的教师培训项目，特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担任指导教师。

培训目标：帮助学员充分认识高中开设通用技术课程的重要性，提高其对通用技术课本质、内容和特点的认识，了解通用技术课的教学、评价和考核等基本方法，强化教学实务训练，提升学员的教学能力，促进学员间的交流和沟通，拓宽教学视野，为其进一步交流搭建平台。

培训内容：针对困扰学校课程开设中的问题和教师的实际需要，培训主要设计了技术教育的本质与内容、产品设计流程和原则、技术课的评价与考核、通用技术实验室建设和课程开发、实地考察等5个模块的教学内容。

培训方法：主要采用专家引领、实践操作、学员互动、教学观摩、自制教具、参观访问等方式。

培训学科和时间：培训对象主要是在普通高中担任通用技术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每次培训为期1周；由省市教育部门提出申请，与科教中心合作举办。

培训特点

和教育系统常规的高中教师培训相比，科教中心组织的教师培训项目有以下一些主要特点：

专家团队层次高、阵容强

秉持“科教合作”的理念，借助华东师大的教育科学研究优势、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的科技专家资源和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改革先行起步的经验基础，科教中心把一大批学有专长、经验丰富、热心科学教育事业的教授、专家、特级教师等组织起来。他们中有科技专家30多人、中学特级教师近40人、教育科学工作者20多人、人文社科学者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10多人。这些专家不仅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很高的学术造诣、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在与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合作中，逐步熟悉了教师培训工作，了解了培训规律和方法技巧（如培训环节设计、课堂气氛调动、培训节奏把握、现场控制、即兴点评等），成为目前国内难觅的高层次、多学科的优秀指导专家团队。

特别强调培训的有效性

“有效性”是培训项目的生命，它从3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所有的培训项目在内容设计上都非常强调针对性，事先都会通过问卷调查和教师访谈等方式，了解和掌握教师的需求和困惑，在培训课程与教师的日常工作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从而激发教师的学习兴趣，真正从“要我学”变为“我要学”。二是根据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所有的培训都以工作坊（workshops）为主要形式，大量采取案例分析、模拟学习、课堂讨论、小组合作、全班交流、学术报告或讲座等方法，重在创设情境，强调教师的参与和投入，以促使教师在与他人充分互动的过程中，积极参与相关问题的界定、分析与解决。三是考虑到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涉及个人教育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系统的艰苦转换过程，要让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不断学习和持续改革的动力，必须有外部指导力量的持续跟进支持，一些培训项目都逐步发展为2年3轮的设计周期。对培训有效性的强调，使科教中心组织的培训活动得到了教师们“累，但值”的共同评价，每次培训结束时学员评价满意率均在95%以上。

注意发挥培训学员的辐射作用

由于科教中心自身的培训能力有限，如何让优质培训资源产生更大的辐射效应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作为一个高校科研机构，科教中心一直主动寻求与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合作，注意将自己的培训活动与教育实践工作者的需求对接。科教中心举办的培训活动一般都会要求培训单位推选骨干教师参与；培训结束后也会要求学员返校后通过“全校汇报”、“教研组活动”、“上示范课”、“校本同课异构”、“教学竞赛”、本校和本地区“聚焦课堂”等多种方式，积极辐射培训成效，努力将参训学员的个人收获变成整个教研组乃至全校、全地区教师的集体共享。

华中师范大学专科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民工 就业区域 代际差异 二元Logistic模型

引言

农民工即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地域特征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数量、从事的行业、及工作的情况。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集中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区域自身，如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收入差距、制度等因素的研究较多。例如，佟文英（2003）指出，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地区间的经济差别是人力资源区域流动的主要动力，劳动者一般倾向于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我国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中西部内陆地区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流动。陆慧、李东（2008）利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了各因素对苏北地区劳动力区域流动的影响，认为经济发展速度、人均收入对该地区劳动力区域流动有反向作用，即经济发展速度越快，人均收入越高，对该地区劳动力流入的阻碍就越大。蔡（2000）研究了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的发展战略以及户籍制度安排限制了潜在的转移行为，制度障碍对劳动力区域流动的阻碍依然存在。蔡、都阳、王美艳（2003）指出，我国严格的户籍制度是阻碍城乡劳动力区域流动的重要制度性因素。肖严华（2007）通过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多重分割及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指出，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模式和保障水平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阻碍人口的跨城乡区域流动，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各区域的负担不公平，加剧了地区差距，进而阻碍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并指出，我国城乡及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导致我国大规模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从而使我国人口流动呈现出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到东部的特征。

也有学者从微观角度对劳动力区域流动进行了分析，例如赵耀辉（1997）利用四川省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发现农村外出劳动力多为年轻、未婚、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作用非常显著。刘金海（2005）基于湖北山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认为，区域差距直接影响着农民的就业行业和经济收入，乡村农民的非农就业格局可以反映我国经济格局、行业布局和发展重点。赵力涛（2006）研究认为，教育促进了农民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教育收益率升高的重要机制归因于从低收入的农业部门向高收入的非农业部门流动，教育程度高的人在获得非农就业机会方面有明显优势。丁孟春、李泓欣（2009）从吉林省返乡农民工创业现状出发，分析了吉林省返乡农民工创业过程中存在的创业方式、资金短缺和自身素质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王春超（2010）基于珠三角的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四座典型城市实地调查数据，重点研究了农民工个人基本特征、个人经济特征、家庭人口特征、企业工作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对农民工流动就业行为倾向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个人基本特征中的年龄、婚姻状况等变量、个体经济特征中的名义工资、实际工资水平、储蓄比等变量，家庭人口因素中向家庭汇款数额、子女是否随迁等变量多种因素对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倾向具有显著影响。罗琼（2013）在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返乡的形势下，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地区政策环境、地区经济环境等创业影响因素，并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以上研究，以江西省为例，从农民工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角度分析江西省两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数据来源与样本统计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0年10月江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选取了江西省具有代表性的12个县，每个县150份样本数据，共得到样本1800份。参照目前大多数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本文把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视为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在全部1800份有效问卷中，老生代农民工有815人，占样本总数的45.28%，新生代农民工有985份，占样本总数的54.72%。

（二）江西省农民工就业区域总体分析

对于农民工的就业区域选择总体状况，如表1所示，老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省内的人数为186人，所占比例达到22.8%；选择在江西省外的人数为629人，所占比例达77.2%。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江西省内的人数为256人，所占比例为26.0%，选择在省外的人数为729人，所占比例达74.0%。

（三）不同特征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的代际差异分析

1.性别与就业区域的交互分析。如表2所示，对老生代农民工而言，男性就业选择省外的比重为61.7%，比女性的38.3%高出23.4个百分点。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有56.4%的男性选择省外就业，女性这一比例为43.6%。从上可知，就男性而言，老生代农民工选择省外就业的比例要大于新生代农民工。

2.文化程度与就业区域的交互分析。两代农民工在文化程度上出现了较大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老生代农民工，其中，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重显著高于老生代农民工。就就业区域选择省内而言，老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大多数为初中及以下文化，其比例为94.2%，大学专科及以上的比例仅为1%，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则多为初中及高中文化，其比例到达75.7%，大学专科及以上的比例为15.6%；就就业区域选择省外而言，两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与省内趋势相似（见表3）。

3.婚姻状况与就业区域的交互分析。就就业区域选择省内而言，多数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省内就业，其比例为62.5%，而这一比例对老生代而言只有3.8%；就就业区域选择省外而言，未婚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省外就业的比例为57.3%，而老生代的未婚比例仅为6.8%，两者差异也很大（见表4）。

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计量分析

（一）变量说明及模型构建

本文选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的影响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是一种对因变量数据假设要求不高，并可以用来预测具有二分类因变量的统计方法。农民工就业区域分为省内和省外两个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pi 为因变量为1的概率，β0、β1、β2…βi为自变量x的系数。因变量设置为二元选择变量，就业区域选择在江西省内的为0，在江西省外的为1；自变量是两代农民工个体特征和社会特征相关变量，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社会特征变量包括户籍人口数、户籍19岁及以下人数和住房间数（见表5）。

（二）实证分析

考虑到两代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因此将老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分别构建模型进行分析，并进行对比，其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

根据模型结果可以看出：

1.年龄。年龄对老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分别在10%和1%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对老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具有负向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具有正向影响。老生代农民工经历丰富，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下降，同时对家庭的归属感，使得他们倾向于离家近的地方工作，因此，年龄越大的老生代农民工选择在省内就业的可能性越大。而新生代农民工年纪轻，精力旺盛，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外界充满向往，正处于事业创造期，他们更多倾向于到省外较发达的地区就业，增加实践经验，增长见识，学习新的知识技能，且省外就业机会多、选择多、工资相对省内高，因此，年龄越大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省外就业的可能性相对更大。

2.性别。性别对老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5%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省外就业的可能性更大。较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男性的抱负更大、责任更重，因此，男性农民工在选择更多的省外就业的意愿更大，而女性由于个人自身因素或心理因素，更倾向于在省内就业。

3.文化程度。文化程度对老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1%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老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单一，多是集中于小学和初中水平，对就业区域选择影响不明显。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更为多元化，虽然初中水平的较多，但以逐渐向高中发展，大学专科及以上的人数也逐步增加，文化程度的多样化影响到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的选择，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省内就业的可能性越大。可能的原因是，文化程度不同，他们就业选择的方向也不同，文化程度越高，选择机会越多，可能越是倾向于选择更为适合自己的工作，相对于省外就业较高的竞争压力，他们更愿意在就业竞争压力较小的省内就业，且他们多是在省内学校读书，人力资源或社会网络更为丰富，具有生源地的优势，更有思想觉悟高、抱负大的人，要留在自己家乡，回报社会，为家乡的建设贡献自己力量。总之，文化程度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机会和资源更多的省内就业。

4.婚姻状况。婚姻状况对老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10%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5%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老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显示，有配偶者达到90%以上，相对于无配偶老生代农民工来说，婚后子女多，家庭责任重。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显示，有60%左右未婚，40%左右已婚，具有可比性，结果显示，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省外的可能性越大，已婚的则选择在省内就业的可能性大。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婚龄时间不长，孩子年龄尚且年幼，为了照顾家庭，并顾及孩子抚养和上学的问题，他们更加倾向于选择离家近的地方就近工作。而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自由，负担较轻，需要顾虑的问题少。

5.户籍人口数。户籍人口数对老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1%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影响不显著。户籍人口数越多的老生代农民工选择在省内就业的可能性更大。户籍人口数多的老生代农民，意味着家庭责任重，不管是要赡养老人还是抚育孩子，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在省内就业，工作的同时以便于照顾家庭。

6.户籍19岁及以下人数。户籍19岁及以下人数对老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10%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老生代农民工户籍19岁及以下人数多为1人或2人，所占比例分别为43.7%和37.8%，总计高达81.5%，老生代农民工年龄偏大，相应子女年龄较大，加之兄弟姐妹多，可以相互照看，父母外出可以较为放心。此外，子女年龄19岁及以下意味着成长和教育支出最多的阶段，老生代需要争取更多收入来支付这些费用，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工资更高的省外，选择在省外就业的可能性更大。

7.住房间数。住房间数对老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在5%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影响不显著。住房间数反映了家庭生活水平，住房间数越多，说明生活水平较高，有闲置的资金来改善家庭居住状况、提高生活水平。老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多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等重体力行业，而女性从事于餐饮、零售等服务业的体力劳动，就江西省而言，省份不发达，相较于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省内的就业领域较窄，选择较少且工资不高，而在省外发达地区，工资普遍比省内高，老生代农民工将多年在外打工的工资带回家中，改善居住条件。同时，这也激励他们更愿意在省外就业获得高工资，因此，住房间数越多，老生代农民工选择在省外就业的可能性越大。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因为年纪轻，缺乏资本积累，还没有挣足够的钱来改善居住状况，住房也多是由父母出资建造，因此，家庭住房间数不能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状况。

结论

本文在2010年10月江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回归方法分析了两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的影响因素。通过模型的变量值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对于老生代来说，年龄越大、户籍人口数越多选择省内就业的可能性越大，户籍19岁及以下人数越多、住房间数越多选择省外就业的可能性越大，性别、文化程度对老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文化程度越高选择省内就业的可能性越大，男性、年龄越大、未婚的选择省外就业的可能性更大，户籍人口数、住房间数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影响不显著。

无论是老生代还是新生代，有配偶者比无配偶者省内就业可能性大。文化程度、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区域选择，年龄、户籍人口数、婚姻状况和家庭生活状况影响着老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区域选择。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一些政策启示，如对倾向于省内就业的两代农民工提供多渠道就业创业机会，进一步为文化程度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省内创业创造良好、宽松的环境，以创业带动就业。例如浙江省安吉县投入数百万元，创办了“淘宝网”农村创业基地，以此引领农村劳动力走网络创业之路。又如针对年龄大、已婚的老生代农民工进行实用技能培训难的问题，地方政府农民工就业指导部门要开发多种方式方法来促进农民工与企业之间的沟通。不过本文只是简单的讨论了农民工个体因素及其家庭因素对其就业区域选择的影响，没有涉及到政府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劳动力市场需求、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这些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具有影响，进而影响农民工就业区域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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