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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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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社会论文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一)很多学校没有有效地将社会责任感培养融入到历史教学中

很多学校和教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是认识不够深刻、没有很好地付诸实践。历史课上,教师只是单纯讲解历史知识,而且关注点放在新课程标准上,忽略了将社会责任感与历史结合起来讲解,导致历史学科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的优势无法发挥。

(二)历史教学与社会生活脱节

学习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镜、以史为鉴。所以中学历史教师在讲课时,应该将历史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让学生从中感悟并学习在面对社会责任的问题时,应该如何做,促进自身修养和行为的进步。然而现实生活中,为了节省时间,历史教师只是讲解历史知识,忽略将历史教学与社会生活相结合。

二、如何加强历史教学中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一)强化学生对社会责任感的认知

总的来说,历史教师可以从三个方面强化学生对社会责任感的认知:言语引导、典型示范和制度规范。言语引导。历史教师可以通过讲道理引导学生,使学生明辨是非黑白,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当然,历史教师需要结合时展、学生需求,有针对性、有目的地进行言语引导,告诉他们什么是真善美,唤起他们善良的本性,从根本上认识什么是社会责任感,承担社会责任。典型示范。历史教师可以通过讲解历史事件,剖析历史人物内心情感、优秀品质,强化学生对社会责任感的认知。初中阶段学生的自主意识还没有完全形成,教师的有力引导是关键。在历史教学过程中,首先教师要树立一个高素质、高社会责任感的形象,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对社会责任感的认知。制度规范。有纪律,才能有标准,才能有保障。学校制定科学、合理的行为规范,一方面是强制性地约束学生行为,但是更重要的是希望学生能够从中深刻认识社会责任。初中生正处于青春叛逆期,自觉性不强,自主性缺乏,科学合理地行为规范能够给他们帮助。

(二)激发学生社会责任感

初中生的情感波动比较大,教师要善于引导,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并让他们牢记在心。在历史教学中,教师首先可通过教学方式多样化吸引学生注意力,要利用现有资源,并不断寻找新资源。传统的课本、习题册是基础,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设备给学生播放相关视频、影音,加深学生对社会责任感的认知,激发学生社会责任感。其次在教学中应注意学生主体性的发挥,这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或小组讨论来实现。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能够让学生独立思考,将历史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明白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促使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感。最后教师可以适当地推荐一些爱国主义教育片或是书籍,让学生有选择地了解,帮助学生树立社会责任观。有时候给予学生适当的自学空间,反倒会促使他们对课堂上学习的知识理解更透彻。

(三)培养学生社会行为能力

对社会责任感有了充分认识,充分激发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最关键的就是让学生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将理论付诸实践。教师可以组织一些志愿活动,像在重大的历史纪念日,向路人或是小学生宣传纪念日的由来和故事;每个人轮流做值日,让学生明白什么是集体荣誉;参观烈士陵园或是历史博物馆。把学生从课堂上带进社会,让他们在社会这个大家庭中感受什么是真正的社会责任,从而学习并践行。

三、结语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发展;理论依据;时代背景;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6-0061-05

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发展的理论依据与背景条件问题的研究,早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前后就有不少文章问世,其主要观点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三大方面:一是历史背景论[1];二是理论依据说[2];三是理论来源说[3]。以上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缺乏系统研究,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两阶段论是直接的思想来源值得探讨;同时多数是以党的十五大为研究基础,就此而言,其发展的历史背景条件研究还应当深化。2007年党的十七大前后又发表了不少有启发性的文章,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理论源头说[4];二是提出依据说[5]。需要指出的是,理论源头说仍是从一个侧面研究,提出依据说虽然系统,但缺乏论述。正是基于此,笔者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发展的理论依据与背景条件作一再论识。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的思想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新的思想都是从已有的思想出发的。就此而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思想理论来源。主要有四个来源: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分阶段发展论。马、恩认为,未来的社会是分阶段发展的。他们早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和《资本论》中就表明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是有阶段的,即“高级的新形态”和“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他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明确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分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称低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6],从而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学说。这无疑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探索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处的阶段,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此,笔者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马、恩的上述论断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与后来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起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有着极大差距的。同时,他们只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作了原则性的分析,并没有论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因此,马、恩的“未来社会是分阶段发展的”科学论断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原则,但不是直接思想来源。

其次是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分阶段发展论。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促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列宁在新的实践中,一方面运用马、恩的分阶段发展方法论原则,强调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将要经历“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另一方面又依据俄国社会主义的实际,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可分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7]。无疑,列宁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当然,由于列宁并没有说明当时的俄国社会主义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上,因而也就没有论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问题。同时,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斯大林犯了超越发展阶段错误,过早地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并举起了“世界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8]160。历史表明,斯大林的超越发展论断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

再次是思想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基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在革命时期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解决如何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供了理论来源和实践参照。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反复思考,在1960年前后提出了分两个阶段用一百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9]116;“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9]301社会主义发展两个阶段论是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总结和重要的理论贡献,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的直接思想来源。诚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时代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此外,这种渊源还突出地体现在思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政治理论渊源,即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路线、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最后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理论,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有着极大的差异。怎样把二者融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融合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有着充分的体现,即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的务实观与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深厚的渊源。具体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使用“小康”一词作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就是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小康”是古代儒家提出的仅次于“大同”社会的一种理想社会模式。邓小平将之注入时代内涵,用“小康之家”来说明当代中国在解决了温饱后的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这种表述不仅形象生动,而且极具感染力。把几千年来人们追求的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社会,一下子改造成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可以实现的阶段性的奋斗目标。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的历史时代条件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0],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实践关系上的同一性。很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解决问题的条件已经形成或者至少正在形成之中,问题才能解决。就此而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时代背景:

首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心东移。西方近代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指出,人类历史发展是通过一系列“世界历史民族”来实现的,“世界历史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将影响到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在这一特定意义上,尽管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世界上多数国家是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中,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中,则无疑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时代到来。就此而言,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创建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心必然且只能在西方。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的现象而存在,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会超越国界,由此导致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首先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有可能是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在一个或几个东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历史的发展印证了这一论断。19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的缓和与东方社会革命的兴起,促使马、恩在其晚年注意和预见到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途径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和形成了东方社会发展途径特殊性的理论。对于俄国,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论证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不能用来论证俄国问题;对于中国,他们断言闭关锁国、停滞不前的封建专制政体必将解体,中国的民主革命必将胜利。这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心已开始由西向东移。正是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心东移的考虑,在俄国,列宁指出:“历史走着奇怪的道路;领导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光荣落到了落后国家的身上。”[11]315在中国,认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2]。由此可说,在东方落后国家,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就步入社会主义,必然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问题突现出来。列宁的社会主义发展历史阶段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和社会主义发展两个阶段论就是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次是俄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国情。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恩,在蓬勃发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注意并认识到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途径、道路有其特殊性(即社会主义发展途径、道路)。这一认识启示人们:东方国家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的社会发展途径,应选择同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发展途径。

列宁依据俄国的特殊国情,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论断。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中,基于苏俄的特殊国情(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小农经济为主,相对于西欧发达国家有其特殊性),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苏俄社会主义发展途径的特殊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就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1]163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又先后指出,俄国是一个小农在经济上占优势的国家,不承认这个现实,盲目地反对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经济错误;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3]370;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13]372。由此可说,“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是列宁基于俄国的特殊国情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和邓小平等立足中国国情得出的科学结论。在革命时期,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和特点,设想将来实现社会主义必定是一个长期艰苦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他先是针对一穷二白和饱经战争创伤的旧中国,提出了过渡阶段理论。接着他针对苏共的教训又号召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14]经过“”和“化运动”的挫折后,他认识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要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党这一原本正确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在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科学分析我国国情: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但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另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15]。为此,他强调指出,这些特点决定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必须从这些特点出发。依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并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的继任者和在不同时期里,不仅都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还不断地科学分析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

再次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局限的暴露。列宁曾提出并论述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但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犯了超越发展阶段错误,既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又对共产国际阵营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历史地说,“斯大林模式”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有其合理性和成功的一面,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其局限也渐渐暴露出来,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形而上学地把马、恩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见,误解成永恒的终极真理,忽视了其相对性的一面。二是时空错位地将马、恩关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设想,搬到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三是主次颠倒地夸大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革命的作用。四是主观地扭曲了马、恩社会主义“同时胜利论”与列宁“一国胜利论”的关系,即把“一国胜利论”曲解为“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五是没有深刻认识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开放性的一面,大力推行闭关自守的“地域性共产主义”。总起来讲,“斯大林模式”的局限就是在本质上脱离了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实际,形成了超越其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观空想,因而对其局限的扬弃,就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根据与实践基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我们党以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历史根据,以新中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实践为实践基础。就此而言,的两个阶段论,是以苏俄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借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探索历史经验的总结、实践活动的接力和思想理论的深化。

首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根据。客观地讲,列宁的“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论和的“两个历史阶段”论,都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遗憾的是,在苏联,不仅列宁的实践过于短促,而且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又急于宣布苏联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巨大损失;在中国,原本正确的“初期阶段”的认识,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反而刮起“共产风”,以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误入歧途。前人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对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历史定位,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中国形成发展的历史根据。

先是以苏俄经验教训为鉴,提出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实践基础。列宁面对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强调了“过渡时期”的必要性,告诫不能急于求成地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并首次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既继承了马、恩、列的光辉思想,认同共产主义分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认定“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苏联还没有实现而应当在将来实现的东西”[8]108;又过早地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举起了世界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历史表明,斯大林的论断超越了苏联社会主义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据此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实践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苏联的教训告诫人们,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国情和判断其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如果脱离实际超越历史阶段,就会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巨大的损失。正是基于此,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强调指出,要把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五十年不行,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在实践中,以苏俄的经验教训为鉴,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此而言,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论,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的理论源头。

后是邓小平深刻总结中外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由于历史的原因,以为代表的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1956年党的前后,曾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16]1960年前后,他又提出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这说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探索的认识是比较正确的,但当时由于对经济发展规律和国情认识不深刻,对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在1958年相继发动“”和“化运动”,刮起“共产风”。也由于1957年夏季,少数分子趁整风运动向党进攻,加之国际上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使对国内外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否定了党的正确判断,重新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间的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后来随着“左”的倾向发展,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做法,引发了十年“”动乱,几乎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由此可以说,出现这样严重错误的根源,在于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作了错误的判断。正如邓小平所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7]这一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认识和判断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既要考虑生产关系,更要遵循“经济上的成熟程度”。基于此认识,邓小平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提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

其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发展的实践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等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提出和丰富发展起来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必须要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此,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命题;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根据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并由此确立了“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经过党的第二、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经过10年的奋斗,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之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95年提前5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随后又于1997年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均GDP接近800美元,已逐步迈入小康生活,初步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在这一背景下,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在党的十五大上,不仅对21世纪上半个世纪发展战略划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个10年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第二个10年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而且还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特征,制定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而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际,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进一步大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得到显著增强,人们生活水平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基本达到小康生活,并已逐步迈入全面小康征程。对此,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再次是改革开放30的伟大实践印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正确性。赋予一个理论体系以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归根结底是由历史进程的实践来决定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着中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地发展起来: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从脱离实际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397983亿元(比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了近110倍,按不变价格计算增幅2069.4%),跃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的总量比重10.48%;2011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6万亿美元(比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了近150倍),跃居世界第一位;人民生活明显改善,2011年我国人均GDP突破3万元(比1978年的381元增加了80倍,按不变价格计算增幅1471.6%),小康程度超过8成[18];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更为主要的是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30多年历史进程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举世瞩目伟大成就,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认识和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对此,党的第四代领导人于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上强调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不发达的状态,仍然带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仍然是中国的最大实际。为此,科学发展观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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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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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3.

[13]列 宁.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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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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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何成学,朱新玲.从中国特色革命理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02-203.

Review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Age Background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Theory

He Chengxue

(Party School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Committee of C.P.C., Nanning, Guangxi, 530021)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邓小平理论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充满无限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在现时代的深刻体现和典型展示。它对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前进,具有久远性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充满无限生命力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以它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为指导,探索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的伟大科学成果,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在当代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典型的体现,它的跨世纪的时代价值首先就在于此。  

依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研究不同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问题,由此形成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依据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矛盾和欧洲工人运动的特点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的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地总结、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新规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发展途径,并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创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风格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总之,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部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和不同历史阶段的新发展,生动活泼地创造着和延续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  

由于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僵化观念和体制的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特性遭受了严重的制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所以会出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长达20年“左”的错误这样的曲折,原因固然有众多方面,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关乎全局的原因,就是脱离已经变化了的时代特点和各国的具体实际,抽象地谈论、搬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理论原则或具体结论,严重地扭曲、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从而导致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期待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强烈反差,导致企图超越现实条件加快社会主义过渡进程,导致一系列急于求成的建设路线和政策,乃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陷入了迷惘和困惑。  

严重的教训启示我们:要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现实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作用,必须面向新的时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深入研究现实社会主义面临的新情况和呈现出的新特点。邓小平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的伟大科学成果,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在当代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典型的体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世界格局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新科技革命和高科技的广泛应用给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以至向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二是世界性战争失去了全面爆发的客观条件,和平与发展逐步代替战争与革命而成为时代的主潮流,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三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内在危机的反省和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经验某种程度的借鉴,实施了若干改革与调整措施,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具体运作中出现了与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许多不同的特点;四是50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逐步解体,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实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如此种种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新变化,如果固守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具体结论和基本原则,则很难作出清晰的梳理和正确的判断,以致不得不陷入迷惘和困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敢于直面新时代,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以寻求社会主义新的生路。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方面,邓小平非常重视对冷战之后世界新格局的梳理和时代新主题的揭示,透过纷纭芜杂的国际事务现象,抓住世界格局新变化的本质,寻求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契机和基点。由此精辟地指出:当代世界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格局,给中国带来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不仅提供了加快发展的宝贵时间,而且扩大了对外开放的空间。考虑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问题,必须始终立足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另一方面,邓小平非常重视从时代变化的高度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深刻的总结,从中透析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问题,梳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思路。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只能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不断总结人民群众把社会主义理想具体化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上述两个方面——提炼时代主题,总结根本经验,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问题。自然,它所产生的伟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就在既适应时代特征、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起点和层面上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从根本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是当今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对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必然具有长久性的指导作用和时代价值。  

21世纪的时代主题所以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取决于这样几个内在因素:其一,随着世界民主独立力量的发展,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将不复存在,世界政治多极化格局将愈益凸现,并且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是制约新的世界大战的最重要因素。人类在多极化格局中将赢得更多的和平环境和发展机遇。其二,随着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追求发展特别是寻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人类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将面临着更多的发展课题。其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质的飞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无可回避地必须调整现存的生产关系乃至政治上层建筑,否则难以生存。改革和调整将继续成为21世纪世界发展中的主潮流。人类在改革与调整潮流中将创造更多的相互开放、共同发展的机遇。总之,21世纪的世界,将是沿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断前进的世界。处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切重大战略问题,只能以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为指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生机勃勃向前发展的最根本保证。  

邓小平理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是对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系统揭示。这些基本规律理论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由此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这是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最重大贡献,是20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最重要成果。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精辟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论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既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最重要观点,又是形成邓小平理论整个科学体系的基石。按照邓小平和党的十五大的科学预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起码到21世纪中叶,我们都必须致力于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因此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既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价值定位,又是邓小平理论的时代价值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结束,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不会过时的。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邓小平理论不仅指导着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且对于解决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必将继续发挥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五大正是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出发,来设计21世纪初叶乃至更长时间中国社会主义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的。第一,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点出发”。这一论断,为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排除各种干扰,保持清醒头脑,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根本方向。第二,十五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从9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概括,由此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一论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和更加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三,十五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作出了进一步科学、准确的揭示,明确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将“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论断,为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供了根本依据。第四,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系统揭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及其各方面之间的有机统一。这一论断,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各个方面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了,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基本思路。第五,十五大报告依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的概括,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由此提出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新的突破,必须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一论断,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乃至顺利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以上五个主要方面的理论成就,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坚持和发展,这种发展和升华,为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邓小平理论系统揭示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由此形成的基本理论观点,不仅是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前进道路上现实问题的根本依据,而且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战略性指导作用。  

——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归根到底依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神圣使命的实现,离不开一个基本的前提,这就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发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廓清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不仅是我们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问题上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思想理论武器,而且是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坚持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思想理论指南。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坚定科学社会主义信念。而要科学地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关键还是在于以邓小平理论作指导,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所以需要改革,归根到底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很不完善,还存在着种种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因素。正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出发,邓小平精辟指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党的十五大坚持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实际问题出发,对我国跨世纪改革事业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其中最突出之处是把深化所有制领域的改革作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作为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新突破的“突破口”。作这样的认识和部署,根本依据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而公有制经济不可能大而又公、纯而又纯,它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两个主要方面——公有资产占优势既要有量的优势更重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在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一系列新的突破的同时,还必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此种种重要观点,都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它是继续推进21世纪各项改革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逐步形成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逐步确立,归根到底来源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由于是初级阶段,因而不可能一下子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由于是社会主义,因而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同时加强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克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总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运作机制有机地结合起业,在社会主义主干上嫁接现代市场经济机制,这是一个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不仅仅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效发展生产力的基本途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形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报告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关键。  

——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论。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全面发展问题上的创造性贡献在于,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出发,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内容构成和实现途径,从而把全面发展由一种长远的价值目标转变为现实的建设实践。首先,邓小平理论指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是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精神文明、高度民主政治的有机统一,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决定的。这就要求在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人的素质建设和自由发展,建设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无论是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必须要有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作为载体和保证,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追求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其次,邓小平理论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包括实行富民政策、通过发展教育提高人的素质、培育“四有”新人等等,这样就把作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核心内容的人的发展,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学说获得了现实的实现和科学的拓展。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是更加走向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发展,必须更加坚持和实践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思想,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全面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有效途径。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时代内涵,凝聚着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面伟大旗帜,在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进程中必将继续发挥指引方向的作用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邓小平理论所以具有超越世纪的时代价值,归根到底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是确保中国社会主义方向和前途的伟大旗帜。  

首先,邓小平理论,是科学地总结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本质上指明了和保证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方向。  

把生产力的基础作用与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起点上有机地统一起来,并始终不渝地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大鲜明特色,也是邓小平理论成为亿万人民共同旗帜的深刻社会原因。一方面,邓小平始终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本质和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另一方面,邓小平一贯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表现在改革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并实际地转化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邓小平对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给予了非同寻常的重视。他非常善于概括人民群众的新鲜经验,并将之上升到理论上来指导实践,根据人民群众的主体愿望和实践指向,敏锐地捕捉和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契机,不失时机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邓小平这种坚定而科学的群众路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胜利前进,无疑具有方向性指导意义。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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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陆贾;新语;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史学思想属性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56-03

陆贾,约前240~前170,西汉初年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事迹主要保留在《史记》和《汉书》的本传中,而其思想则存现于《新语》一书中。陆贾在西汉初总结秦灭亡教训,为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理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陆贾作为汉初的重要思想家,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本文主要对21世纪以来关于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进行梳理。纵观21世纪以来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关于陆贾《新语》的思想倾向及归属主要分为: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和史学思想属性。以下我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哲学思想属性

(一)儒家

徐复观把陆贾思想归为新儒家,他的《两汉思想史》中《汉初的启蒙思想家――陆贾》对其进行了专篇的论述,并从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汉代经学的发端、西汉知识分子的尊经“而其端,实自陆贾发之”。

张立文在《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中说:“儒家学说在秦王朝统治时期受到打击,在汉初又受制于黄老之学,但其势力却处于上升阶段。综观西汉初年的儒学,有三种发展倾向:1.侧重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发展先秦儒学理论,这种倾向以陆贾、贾谊为代表。……”

金春峰的《两汉思想史》中谈到汉初儒家思想的崛起时提到“汉初儒家复起的代表人物,是陆贾、贾谊、韩婴等人。他们宣扬儒家的仁义德治……”。金春峰还论述了虽然汉初黄老思想具有深刻影响,但是陆贾的思想主线以及著作的主要内容并不属于黄老思想,而是适应时代性的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了重新解读的儒家思想。于迎春在《秦汉士史》中也从儒学的角度对陆贾进行了相关的论述。

除了以上对陆贾和《新语》研究的专书,单篇专门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是琳琅满目。

刘德贵在《汉初儒学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总结了陆贾等学者的思想属性的新的共同特征,并得出如下结论:陆贾等人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兼收并蓄各家思想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文中指出:“《新语》的中心思想就是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

李禹阶对陆贾和《新语》的研究贡献颇大,成绩卓著。他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对西汉王朝封建政治哲学本体论“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理论渊源进行了探索,提出汉初思想家陆贾以五经为本,并结合当时汉初王朝的实际,对先秦诸子学说进行了新的改造,运用了儒学的“天道”观的方式对“君道”的制约意义进行了新的论证。另外,他在《陆贾新“无为”论探析》及《论陆贾的“礼”、“法”思想》中也论述到陆贾思想对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的重要影响,并指出陆贾是汉代国家思想中政治、法律伦理化的肇始者。除此之外,李禹阶撰写的《陆贾新儒学的文化独尊思想》,从哲学方面进行解读并将陆贾的思想归为新儒家。

高伟洁的《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一文,论述了通过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导致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进而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等基本方向,使儒学经汉儒改造后成为新儒学。

任怀国在《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中论述了陆贾适应汉初的社会现实情况,着重于解决社会生活实际问题,在结合道、法等思想精华的同时调整了传统儒家思想,重新进行了阐释。作者指出:“在儒学的这一转变中,人们较多注意的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实则这种改造在汉初即已开始,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儒生――陆贾,便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先驱。”

胡兴华《从〈新语〉的天道观看陆贾思想的源流与归属》一文通过对陆贾“天道观”的论述,指出“汉初陆贾、贾谊等人所强调的已不是孔孟所代表的原始儒家,而是以荀子为代表的融合了法、道、阴阳各家之长的新形态的儒家思想”。孙宇男的《陆贾的天道观论略》也是从“天道观”的论述中得出陆贾思想属于儒家思想。

徐平华《陆贾无为思想的属性辨析及其价值》一文运用了全新的视角,和传统认为“无为”属于道家思想的观点正好相反,而是从无为的角度论证陆贾的思想属于儒家。并得出陆贾的无为属于儒家的“道德导向无为”,源自儒家的仁义。

胡蝶所写的《陆贾的儒学思想及其治国理念》一文,从陆贾的思想特点和“仁义之治”及“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分析了陆贾的儒学精神。

郭延成《试析西汉前期儒学攀升的原因》从儒学思想体系不断融入的新活力、统治思想的新转化以及儒学社会阶级基础的扩大等三个方面阐述了“陆贾思想的支点、基干和结构毫无疑问是属于儒家的”,“两汉儒学开山鼻祖非陆贾莫属”。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的大部分都是基于其仁义德治的思想。

(二)道家

和上述诸多学者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不同,部分学者把其归于道家思想。

肖父的《中国哲学史》一书认为陆贾强调统治者在政治方面要顺其自然,他所坚持的“无为”是直接承袭于老子的“无为而治”,奠定了自己“新道家的特殊地位”。

熊铁基在《秦汉新道家》中认为,《新语》的指导思想显然是道家思想,……把‘道法自然’的思想创造性地用之于人生和政治,是新道家的主要特点,《新语》正是有这样的特点。因此,《新语》是汉初新道家的代表作。因此,“应该说陆贾是汉初新道家的一位杰出代表”。

于斌的文章《论汉初道家治国思想的勃兴与衰落》指出,陆贾思想带有鲜明的道家思想的色彩,这从其总结秦代亡国的教训并提出新的建设国家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文中同时指出:“陆贾运用道家思想对秦亡的教训作了很好的总结和诠释,并且提出了以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为主导的治国方针。”因此说应当把陆贾归于道家人物。

阮忠《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擅变》一文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分析论证,指出陆贾属于道家思想。因为社会主导文化思潮是在“清静无为”的旗帜之下充满极端仁爱的新道学。而这在刘邦时期已经萌芽,陆贾即是典型代表之一。

高华平的《道家文化与两汉文论》一文从汉初哲学思想、帝王的官方哲学、文人学士的个人情趣、以及陆贾的《新语》来论证了陆贾的思想属于道家思想,也可称之为新道家。

李库的《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指出黄老思想指导了西汉前期的主要政治活动,黄老“无为”政治在当时适应社会实际情况,取得了成功,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而这些消极影响也是由于黄老思想的影响。

总之,把陆贾《新语》归于道家思想,大部分是基于其对道家无为思想的继承发展。

综上所述,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哲学思想属性,主要是基于其对先秦诸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二、政治思想属性

唐国军《汉代学者对先秦典籍改造的目的及原则》从“典籍改造对政治理论选择的依违性”、“两汉学者的典籍改造与先秦传统文本的经典化”、“汉代对先秦典籍改造的基本原则”等角度提出了不同于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新观点,指出“至今仍在学者中就其学派归属问题争论不休,有言(新)道家者(如熊铁基先生),有言儒家者(传统说法),有言杂家者(如胡适之先生)。依笔者的认识,陆贾所开出的政治药方不是儒家,不是道家,也不能归并为杂家,而是‘因世而权行’的开放政治思想。”并最终得出两汉学者对先秦典籍的“改造的最后结局就是以儒术(而非原始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诸子百家之学大整合后国家政治学理论――中国传统政治学的诞生”。

陈倩《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指出陆贾的思想是一种社会控制思想,因为陆贾所作《新语》,他是以统治集团的成员的身份,从刘邦的角度,以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为目的而寻找的新的治国思想和理念,以达到维护大一统的统治以及安邦定国的目的。另外,陈倩《陆贾思想研究》在《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结合社会学理论“从政治家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角度,反映出陆贾在刘邦时期的思想不是从学术派别继承角度,而是从统治政治的角度来构筑自己的思想”。

蔡志军《论陆贾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主义特色》探索了作为汉初的政治思想家通过对秦王朝暴政反思而提出了仁义之治和无为之治,并充分体现了民本主义的特色。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政治思想属性,大部分是基于陆贾是从统治国家政治的角度以及汉初社会的实际情况来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

三、史学思想属性

汪高鑫《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一文把《新语》作为一部历史著述进行分析,对陆贾丰富的历史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很明确地把陆贾归为史学家,《新语》归为史学著作。

“秦后史学的创立,陆贾居有第一功。”文章还对李禹阶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中提出的“陆贾提出的‘性与天道’蕴涵着‘天人感应论’”的观点用历史学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陆贾的历史观是把人看做历史的主体。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史学思想属性,是基于陆贾对历史的认识和借鉴的角度。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的界定以哲学思想属性为多,而哲学思想方面又以儒家思想为多。同时,学者在政治和史学思想属性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说明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研究正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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